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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寒冬，徐向前率领红军攀鸟道，履冰雪，战风寒，翻越过人迹罕至的大巴山，直下通江县城。接着，兵分3路展开：徐向前率十一、十二师西进巴中；陈昌浩、王树声率七十三师北取南江；王宏坤率十师东向万源。
张国焘率总部及后方机关坐镇通江及苦草坝。一月之内，红军连战皆捷，共歼敌3个团，溃敌8个团，占据通江、南江、巴中三座县城及周围大片地区。
在共产党员张逸民影响下，南江北部的土著武装任玮璋部2000余人，起义参加了红军。“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大巴山下一派天翻地覆的景象。人们纷纷传说着：“红军好厉害哟！”“龟孙子田冬瓜①快垮杆喽！”
“红军不拿百姓一针一线，对穷人像兄弟一样哟！”“红军首领是哪一个？”
“说是有个徐向前！”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己平蜀未平”。四川，历史上就是封建统治者最难控制的地方。孙中山高举义旗，号召推翻清政府，四川人民率先响应，发起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促进了辛亥革命的爆发。然而，这场革命，只把清朝皇帝赶跑了，人民的斗争果实，被大地主、大军阀侵吞，实际上以失败而告终。四川境内，“诸侯”蜂起，连年混战。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和中央军鞭长莫及。只得暂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容忍所谓“川人治川”和军阀割据的现状。红军人川前，全省分别为刘文辉、刘湘、田颂尧、邓锡侯、杨森、李家钰、罗泽州、刘存厚等军阀分割控制。1932年10月，一心想当“四川王”的刘湘，同刘文辉展开争夺成都的大混战，全省大小军阀多被卷人。
12月间，“二刘之战”再次爆发。以川北为大本营的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站在刘湘一边，倾其主力30个团西出成都参战，后方仅有10几个团防守。
红军一举进据通南巴，就是利用了这个有利时机。
通南巴地区，位于川陕边。背靠巴山天险，俯视川东盆地，层峦叠嶂，林木际天，河川纵横，土地肥沃，地势险峻，南低北高，进可攻，退可守。
当红军翻越风雪大巴山的时候，徐向前知道四川军阀正在混战，进军川北，有可乘之隙。但是，红军能不能在这里站得住脚，搞块根据地，他还吃不准。
入川一个多月，他跋山涉水，多方调查，初步掌握了川北的敌情、民情、出产及山形地貌，深感进军通南巴是着好棋，只要政策对头，把群众发动起来，红军就一定能够立脚生根，创造红彤彤的新天地。
川北人民在田颂尧的残酷统治下，长年挣扎在饥寒交迫、水深火热的境况中。军阀混战，更给群众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正如一首民谣倾诉的：“军阀梳子梳，豪绅蓖子蓖，甲长牌头刀子剃，收款委员来剥皮。”军阀加在人民头上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仅田赋税一项，就已收到五、六十年以后了。贩卖鸦片烟，是四川军阀的生财之道，巴中一带又适宜种鸦片。田颂尧命令农民将大片良田变为烟田，以供其盘剥和挥霍，川北成了兵匪为患，烟毒遍地，民不聊生的人间地狱。群众曾奋起抗捐税，闹公堂，吃“大户”，盼“共产”。对此，成都的一个报刊也直认不讳：“政治的腐败登峰造极，军官的蛮横亦是不可多见的。一方面要扩充军队以购买装备，一方面要堆集财富，在此两种欲望之下，便只有尽其剥削人民的能事，设立种种的苛捐杂税，田赋一年征收十年、二十年，都是极平常的，于是人民生产力经营力低①当地人民称呼军阀田颂尧的绰号。
落了，农村开始崩溃，军人还是安然地剥索，于是农民逃荒，土地荒芜。这样一个背景，便正是共产党蔓延滋生的佳地。“①红四方面军入川，田颂尧继续在成都参加混战。他在川北一角割地称雄，从未和红军较量过，认为乘虚而入的红军，不过是些东流西窜的”残匪“，就更不放在眼里了。追击红军的胡宗南、刘茂恩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要从陕南入川”进剿“，田颂尧怕请神容易送神难，拒绝他们进来。盘踞宣汉、达县的老牌军阀刘存厚，忧心忡忡，致信田颂尧示意他罢战成都，回兵”剿赤“。田颂尧满不在乎地回信说：”区区之灾，何以老师费心！“他的如意算盘是，待成都之战取胜后，再搬师”回剿“，通南巴仍是田家的天下。徐向前后来回忆说：当时，蒋介石和四川军阀之间，四川军阀本身之间，都有矛盾。我们利用这种矛盾，一是四川军阀正在成都混战，盘踞川北的田颂尧出兵参战，后方空虚，首尾难顾。二是四川军阀历来割地自雄，不愿意让蒋介石的势力进川。所以，追击我们的刘茂恩部已经从陕南进万源，又退回去了；胡宗南部已经从汉中进到川陕交界的地方，爬上了巴山，但四川军阀也没有让他们进川。假定那时没有四川军阀的混战的局面，我军入川，他们就会一致对付我们，红军处境就困难得多嘛！假定那时四川军阀和蒋介石之间没有矛盾，蒋介石就可以从汉中调部队过来，两边一压，我们不仅很难进川，就是进去了也不容易站稳脚跟。①红军总部设在通江县城，徐向前和前线指挥部住巴中。部队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转战，有了落脚地，有了粮食吃，有了衣服穿，涤尽满身征尘，面貌焕然一新。战士们兴高采烈地说：”红军就是离不开山，离了大别山，到了大巴山。“
“有山就有红军，通南巴可真是落脚的好地方！”
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决定：抓紧时机，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建立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并充分做好迎击敌人进攻的准备工作。徐向前根据周围的敌情，将三个师部署于巴中、南江一线，对付田颂尧的反扑；以一个师部署于通江及其以东地区，牵制刘存厚部，并保障战略后方的安全；另以少许兵力监视陕南的敌人。
川北没有经受大革命洗礼，共产党的活动一直处于薄弱状态，群众对共产党知之甚少。红军新来乍到，要立脚生根，关键在于发动群众。徐向前和陈昌浩要求各部队组成工作队，分片包干，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各级红色政权和群众组织。徐向前在一次干部会上说：“天下穷人是一家，群众对你有了‘一家人’的感情，才能相信你的宣传，跟你闹革命，否则，雷打他也不会动弹的。要使群众相信，红军就是穿上军装、拿起武器的穷人，是穷苦人自己的队伍，是全心全意帮助穷人翻身解放的。”工作队的干部、战士按照徐总指挥的指示，深入到老乡家里，什么脏活累活都干，很快就打破外地人同本地人、军队同老百姓之间的界限。农民渴求土地和粮食。
“打倒土豪劣绅”、“土地归农民所有”、“破仓分粮”、“平分土地”等口号，有极大的动员力、号召力。有了红军撑腰，“精巴子”们敢于起来向地主老财讨还血泪债了。土豪劣绅丧尽往日的威风，被农民踩到脚下。每次开仓分粮，就像赶集似的，从四面八方涌来衣衫褴褛的人群，互相诉说着红①《复兴月刊》第三卷第六、七期合刊：《川军剿匪之经过》。
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257页。
军的恩德，欢天喜地，领回了分得的粮食、财物。1933年2月中旬，在通江县城召开了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大会宣布以《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为根本大法，通过了《川陕省苏维埃临时组织法大纲》，正式成立了省工农民主政府，将现有地区划为红江、赤江、赤北、南江、巴中五县和巴中特别市及陕南特区，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机构。赤卫队、儿童团、宣传队、俱乐部、洗衣队、缝纫队、运输队、代耕队、耕牛农具合作社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从县城到乡村，结成一张纵横交织的巨网，把大多数贫苦农民团结和组织起来。依靠这些组织，红军的粮食、兵员、服装、运输等问题，都较好地得到解决。少数地主武装的叛乱活动，也及时被粉碎了。川北妇女勤劳而勇敢，是一支革命生力军。徐向前率红军刚翻过大巴山，就见打赤脚的女孩子跑来，主动给部队带路。田野里、山坡上，见到的多是妇女在劳动，砍柴、背粮、挑粪、耕田。有些妇女身后背着娃娃，照样干活。妇女们挣扎在水深火热中，流行的说法是：“马有笼头猪有圈，婆娘有个男子汉。”
“只有男州，没有女县。”她们不仅受军阀、地主、官吏的剥削压迫，而且受夫权的统治。男子大都染有抽鸦片的恶习，“瘾君子”的劲头上来，卖儿、卖女、典妻，使妇女的命运更为悲惨。红军来了，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规定妇女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使她们见到了天日。第一次省工农代表大会，就有30多名妇女代表出席，有11名被选进省苏维埃机构工作。广大妇女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踊跃参加妇女委员会，参加红军。方面军组建了妇女独立营（后改编为独立团），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唯一正规妇女武装队伍。
川北的土匪很多，啸聚在高山密林间，打家劫舍，绑架杀人，群众恨之入骨，叫他们“棒老二”。红军入川后他们与逃进山林的恶霸地主、散兵游勇狼狈为奸，经常偷袭红军，残害革命群众。各种封建会道门组织也在土豪劣绅的操纵下，发展会员，囤集枪支，伺机发动叛乱。巴中有个“盖天党”，会员达2000多人。徐向前、陈昌浩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令各部队剿灭土匪，解散会道门组织，一批土匪和会道门头目、骨干，被活捉公审。群众高兴地说：“有红军在，我们再也不怕‘棒老二’了！”
为了分化敌人，红军总部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的名义，致书刘湘、杨森、刘存厚等人，提出互不侵犯。陕南的孙蔚如部是西北军的，与蒋介石有矛盾，与川军井水不犯河水，是红军的重要争取对象。红军总部曾派出徐一新等去陕南与孙蔚如谈判，双方达成互不侵犯默约。
2月的川北，春意盎然。葱绿的群山，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清新气息。“爆竹一声除旧岁”，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来临了。通南巴的人民在欢庆翻身解放的节日里，自编自唱一首山歌：
红军同志来这方，夺回了地夺回了田。
半夜三更出太阳。夺回了房产夺回了权。
一打虎，二打狼，穷人从此伸腰杆，
穷人掌印坐天堂，有吃有穿比蜜甜。
昂首阔步挺腰杆，锄头下面开金花，
压迫剥削一扫光，锄头下面长粮棉。
财主见了把头低，大爹干活哼小调，
老爷见了躲一旁，婆婆走路像风旋。
乾坤扭转来，这场喜事是谁办？
世道变了样，巴山来了徐向前。
节日对于徐向前己几乎是陌生的了。多年戎马生活，使他从未安安静静地过一次新春佳节。无忧无虑、无牵无挂欢度春节的情景，只保留在对童年生活的回忆里。春节，他正在巴中县城的一座房舍里，全神贯注地思考着对付敌人反扑的作战计划。外面的节日气氛，像是与他无缘。几名参谋不声不响下棋、看书，谁也不去干扰总指挥。谁都知道总指挥的习惯：在他集中精力思考作战计划时，最需要的是沉静。只有电台工作人员送来电报，才能暂时打断他的沉思。
入川以来，徐向前不断考察通南巴的地形，地图上的一些山岳、河川、隘路、村庄，都深深留在他的记忆中。如果敌人发起进攻，采取什么作战方针？主力向哪里集中？决战的战场选在什么地方？如何组织反攻？都是他日夜思索着的问题。
红军总指挥部电台室，也弥漫着紧张、严肃的工作气氛。电台是红军的耳目，首脑机关的神经中枢。早在1931年，党中央就从上海派了受过专门训练的宋侃夫、王子纲、徐一新、蔡威等到鄂豫皖苏区，组成了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小组。当时红军没有电讯器材，主要靠从敌人手里缴获：有时也通过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从城市里购买。徐向前异常重视电台工作的建设，规定各部队缴获的电讯器材一律上交总指挥部。他经常同电台工作人员吃、住、行军在一起，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特别是在艰难的西征转移途中，他十分注意电台小组的安全，选最好的马给他们用，突围时派部队保护他们，被敌人切断时无论如何也要先把他们接应回来。现在电台小组探知田颂尧即将回师进击通南巴的信息，正不分昼夜侦听敌人电讯联络，分析敌人的种种动向，随时向总指挥部传递。从情报获悉，四川军阀的成都混战暂告结束，蒋介石任命田颂尧为川陕“剿匪”督办。田颂尧宣誓就职后，委任二十九军副军长孙震为“前敌总指挥”，主力部队开始东调。军情越来越紧急了。方面军总部决定在通江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商讨粉碎敌人进攻的对策。
徐向前总指挥带上参谋和警卫人员，翻山越岭，从巴中赶到了通江。通江是座一面傍水、三面临山的小县城。人口不多，只有几百户人家，远不及人烟稠密、商业兴隆的巴中县城那样繁华、热闹。在城里有座小巧玲珑的公园，红军来到后命名为“列宁公园”。站在公园的小山包上，就能俯瞰县城的全貌。尽管这里十分偏僻，交通不便，但却有座修筑得相当坚固、讲究的天主教堂，矗立在县城中心，与一些破旧不堪的民房成了鲜明对照。离教堂不远，是座颇具规模的孔庙，正殿和两厢的偏殿足能容纳四五百人。西北军委和方面军总部的办公机关就设在教堂和孔庙里。
军事会议在列宁公园张国焘的办公地点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曾中生、周纯全、傅钟等人。表面看来，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是三巨头：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但实际上，大权在握的是张、陈二人，张国焘有中央代表、西北军委主席、中华苏维埃副主席的身份，一贯搞家长制统治。陈昌浩虽然最年轻，但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活跃人物。他能写能讲，又是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说话很有份量，有时连张国焘也不得不让他几分。有一次，陈昌浩签署布告，把自己的大名写在前面，张国焘名列第二。张国焘看后自然不舒服，但又不便质问陈昌浩，曾私下对别人念叨：“是军委主席大还是总政委大？这样签署布告行吗？”平时，陈昌浩拿定主意要干的事，张国焘一般都同意，如果徐向前持不同意见，他们就两票对一票，使徐向前孤掌难鸣。但是，张国焘和陈昌浩对徐向前的军事才华又不能不倚重和依赖。只是在政治方面，很少要徐向前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徐向前分工管作战，大部分时间在前线，因这次要确定抗击敌人的战略方针和部署，张国焘才要他赶回后方参加会议。
从实际出发，规定战略战役方针和战术原则，是徐向前用兵的重要特点之二。他在发言中首先分析了周围的敌情、川北的地形特点和敌人可能进攻的主要方向，建议以“收紧阵地”、“决战防御”的方针打破敌人的围攻。
即先以少许兵力，卡住山险隘路狭谷，凭险坚守，节节抗击，逐次向心退却，诱敌深入，消耗和疲惫敌人；待敌人兵力分散、疲劳沮丧攻势衰竭时，我军再举行反攻，重点突破，两翼迂回，一举歼敌。针对有的人留恋以往的战法的思想情绪，徐向前说：“这与鄂豫皖不同，那里的情形适合打运动战，搞”围点打援“，搞远距离奔袭，这里就得靠阵地战和运动战相结合，要搞新的打法。我们的退却是为了反攻，退却的终点要看情况而定，必要时准备放弃通江，但是绝不能离开根据地，退到巴山以北去。”
他的发言，引起了热烈讨论，许多人深信徐向前的指挥才能。完全同意这一新的作战方针。会议确定作战事宜由徐向前负责，政治动员、群众工作、后方工作、肃反工作、支前工作由张国焘、陈昌浩、周纯全等人负责。
会后，徐向前即返抵巴中前线，向各师进行具体部署。
2月18日，坐镇阆中的田颂尧令孙震率主力38个团共6万余人。分左中右3路向通南巴进击。这就是田颂尧的“三路围攻”。大巴山下，响起了雷雨交加般的枪炮声。
敌人的战役企图是：以前敌总指挥孙震亲自率领的左纵队17个团为主攻力量，直扑南江，进而沿巴山南麓猛插猛进，切断红军西突的道路；以中纵队的10个团和右纵队的11个团为助攻力量，分别进击巴中、通江；再以南面的杨森部和东面的刘存厚部相机配合，从而将红军消灭在大巴山下，至少是压回陕南境内。这是田颂尧、孙震根据蒋介石“着重左翼，防匪西窜”的指令制定的计划。蒋介石认为，只要红军被压到大巴山以北。他即可动用嫡系部队胡宗南、刘茂恩部继续追剿，将红军一网打尽。
徐向前总指挥将红七十三师、十一师扼守于北起南江的三江坝，南至巴中的曾口场一线，抗击敌左纵队；十二师屏障于巴中至通江以南，对付敌之中、右纵队和杨森部；十师置于通江以东，抵御刘存厚部，形成扇形运动防御阵势。鉴于敌军来势凶猛，兵力雄厚，他要求各部队充分利用有利地形，依托工事，发扬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硬着头皮顶住，在战役的第一阶段争取以少量兵力，大量消耗敌人。
南江的木门、长池、三江坝，是敌人的主突方向。敌人的大部队，黑压压地密集冲锋，企图强行从这里突破。“我军当时兵未齐集，只以四团不足，战敌二十四团于长池、木门、三江坝一带者十日十夜。侯家梁第一仗，我三十二团一团灭黄振贵部三团，缴获七百余枪，机关枪二、迫击炮二、俘虏五百，敌跳岩死伤几千人。二战于高壁集，溃敌何瞻如部三团。三战于中魁山，敌王（铭章）、何（瞻如）、黄（振贵）三部六团密集而进，敌死伤奇大，数上两千。四战于青岗梁，董（衡之）师之五、六两团全溃乱，缴获甚多。”
①仅10天时间，红军即歼敌左纵队5000余人。
与此同时，向巴中、通江方向进击的敌人也遭到红军的顽强阻击。
3月8日，红十一师阵地八庙垭失守。八庙垭是南江至巴中间的重要防地，徐向前总指挥得知后，天不亮就从巴中赶到那里，组织部队反击，采取正面攻击和两翼迂回的战法，一举歼敌1个团零1个营，毙敌团长何济民及代理团长何柱，夺回了八庙垭。此后，因敌攻势越来越猛，徐总命令全线部队边打边撤，逐次“收紧阵地”，至3月18日，先后放弃了南江、巴中两县城，将防线收缩到北起贵门关，南沿官路口、观光山、大明垭、杀牛坪、得胜山，东向麻石场，北经龙凤场抵竹峪关一线，与敌成对峙状态。徐向前率前指移驻通江城。
4月下旬，敌人再次发起全线进攻，徐向前指挥红军灭敌一部后，于4月29日又主动撤离通江县城，收紧阵地于平溪坝、鹰龙山、鸡子顶、九子坡一线。川北的地势，南低而北高，愈是向北，山势愈陡险，愈利于我军坚守。
像鹰龙山、鸡子顶、九子坡等要点，山险路隘林密，摆上几个连的兵力，就能顶住整团、整旅敌人的进攻。徐向前利用有利的地势，以少量兵力配以地方武装，坚守前沿阵地，消耗敌人，而将主力红军集中到方圆不及百里的空山坝地区，待机反攻。田颂尧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消灭红军“不过①陈昌浩：《红四方面军斗争史略》（1933年7月）。
指顾间事“，于是一面抽回一部分兵力去成都平原继续参加军阀混战；一面令左纵队的13个团孤军冒进，进入空山坝以南的余家湾、柳林坝地区，企图一举消灭红军，”竟其全功“。东部之敌刘存厚本是虚张声势配合，这时见红军一退再退，也趁火打劫，赶紧派出8个团进占空山坝以东的竹峪关。这些昏头胀脑的军阀，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没想到徐向前为他们失败的命运已作了巧妙的安排。徐向前和他的总指挥部，此时正设在空山坝的半山腰里。
空山坝是巴山南麓一座海拔2500多公尺的高山。半山坡上有几间破旧的茅草房屋，隐蔽在茂林修竹之中。徐向前、张国焘、陈昌浩就住在这里。连日来，徐总几乎没安安稳稳睡一夜，他一直在考虑反攻的时机和部署。旷日持久的防御战，固然使田颂尧付出了上万人的伤亡，达到了红军消耗、疲惫、分散敌人兵力的目的，但是，红军自身的困难也与日俱增。战略退却已到无路可退的终点，阵地已收到无法再收的地步。苦草坝、泥溪场的南大门鸡子顶、九子坡一线，如被敌突破，红军就有丧失战略后方的危险。时值青黄不接的季节，粮食奇缺，部队一天吃不上一顿稀饭，靠野菜、蚕豆充饥。武器、弹药有耗无补，医药极端缺乏，伤病员得不到及时治疗，数量不断增加。要打破这些困难，唯一的办法就是及早反攻。徐向前和方面军其他领导人多次研究，他认为敌左纵队已经孤军深入到深山狭谷地带，供应困难，士气沮丧，我军利用有利地形围歼冒进之敌是有相当把握的。于是确定了立即全歼敌左纵队的反攻部署。
兵不厌诈。为造成敌人的错觉，并解除翼侧刘存厚部的威胁，徐总首先派一部兵力东出，突袭竹峪关，将刘敌的八个团打得落花流水。同时令王树声率七十三师，死死顶住敌左纵队的进攻，为反攻争取时间。接着，在空山坝召开军事会议，部署总反攻。田颂尧的前敌总指挥孙震被红军的“示形于东”所迷惑，以为红军主力东移，遂令左纵队发起更加猛烈的进攻，企图进占空山坝地区。
徐向前主持了空山坝的军事会议。各师的主要领导干部，均出席了会议。
程世才在《空山坝大捷》①一文中，记述了这次开会的情形：“会议还没开始，徐总指挥拖着沉重的步伐在屋内踱来踱去，手拿着旱烟袋，慢慢地吸着，有时抬头看看墙上的标图，有时低头思考着什么，间或同干部们谈几句话，了解一下部队的情况。钟表的指针刚刚指到五时，他立即走到墙上挂着的那张用红蓝颜色标示的密密层层纵横交错的地图跟前，问道：‘这张图大家都看过了吧？’‘看过了。’同志们回答。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分兵把守，这样就会造成不利的形势，使苏区广大人民继续遭受军阀地主蹂躏；另一条道路就是在一个方向上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主力一部，而后乘胜追击，粉碎敌人围攻……。’这时，一位参谋走来让总指挥去接紧急电话。“
“徐总指挥回到原来的位置，眼光凝注地望着前面，会场又宁静下来。
他用清晰、明确的声调说：“刚才是七十三师师指挥所打来的电话，说敌人还是采取人海战术，集中攻击我小坎子阵地，我军伤亡不小。小坎子是通向空山坝的咽喉，万一丢失，就会影响全线反攻。因此，我命令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坚持到反攻开始。‘”徐总指挥冷静地考虑了到会每一个同志的意见①见《艰苦的历程》，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381页。
后，立即作出了决定：集中七十三师和十一师全部，分别担任左右两翼的主攻任务；十师的1个团在中间，十二师1个团为预备队，十师一部继续阻击竹峪关的敌人，十二师一部钳制德汉城方向的杨森部队。
“原定后天开始行动，现在决定提早到明天拂晓。”
5月20日晚，各部队开始行动。红十一师担任从空山坝以北向敌左侧迂回、断敌退路的任务，徐向前亲自带着这支部队向敌后穿插。为全师开路的先锋部队是红三十三团。指战员们冒着瓢泼大雨，披荆斩棘，从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中前进。红军在这样恶劣气候条件下迂回包抄，是完全出乎敌人意料的。
为了争取时间接近敌人，徐向前和后续部队以惊人的毅力急进在崎岖泥泞的山路和枝蔓杂错的密林中。他们浑身被雨浇得透湿，身上被划破的伤口与泥污混在一起。徐总的偏头痛发作了，腿也好像不听使唤，步伐越来越沉重。他间或在大树边上靠一靠，一会儿，便又柱着棍子，加入急行军的行列。
5月21日上午，部队陆续到达阵地，筑起了工事。这时，红军右翼纵队也完成了迂回任务，敌左纵队的13个团全被包围在柳林坝、余家湾地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下午4时，徐总发出总攻击令。红军像饿虎扑羊似的向川军扑去。敌总指挥孙震发现四面八方都有红军，才慌了手脚，赶忙突围逃命。这里的地形本来不适于大部队运动，翻过一岭又是一岭，走出一谷又是一谷，山险隘路一旦被截断，插翅也难逃。徐向前已将一部兵力卡住垭口、谷口，以大部兵力向敌猛烈穿插，分割围歼。
经3昼夜激战，红军全歼敌7个团，溃敌6个团，敌左纵队被彻底摧垮。
可惜红军在余家湾以西的大两路口配置兵力不足，被孙震率一部夺路而逃。
敌中纵队和右纵队见左纵队溃败，吓得抱头鼠窜。徐总令部队沿南江方向和通江、巴中方向猛打穷追，扩张战果。
四川军阀最重保存实力，惯打滑头仗。溃败时，官兵往往把枪支、弹药、银元、衣物等沿途丢弃，让敌方去拣，以便自己争取时间逃命。这次溃逃，敌又玩出边跑边丢财物的花招。但是，徐向前指挥的红军军纪严明，这一招毫无用处。各追击部队根据徐总的命令，一律不去打扫战场，猛追快进，消灭敌人。川军从未见过如此凶猛的追击战术，大批大批当了俘虏。红军一鼓作气，直趋广元、苍溪、仪陇附近，沿途共俘敌6000余人。至6月中旬，反三路围攻战役胜利结束，历时4个月的战役战斗，红军先后共毙伤敌1.4万余人，俘敌旅参谋长李汉城以下万余人，把田颂尧多年积蓄起来的兵力搞掉近二分之一。以通南巴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扩展到3万平方公里，人口逾200万，进入一个巩固和发展的新阶段。
红军粉碎田颂尧的3路围攻，震动了川军，鼓舞了人民，方面军猛烈扩展达4万人。6月底，徐向前、陈昌浩在旺苍县的木门场召开了军事会议。
会上，由徐向前总结了反3路围攻的经验，并提出摆在红军面前的中心任务是：整编队伍，加强训练，提高战斗素质，为粉碎敌人的新围攻和发展川陕根据地，做好充分准备。会后，红四方面军再次进行整编，由原来的4个师扩编为4个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兼总政治部主任），副总指挥王树声，政治部副主任傅钟、曾传六。红十师改为四军，军长王宏坤，政委周纯全，政治部主任徐立清，共3师8个团；红十一师改编为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委李先念，参谋主任文建武，政治部主任张成台，共3师8个团：红十二师改编为九军，军长何畏，政委詹才芳，副军长许世友，参谋主任王学礼，政治部主任王新亭，共两师6个团；红七十三师改编为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兼），政委张广才，政治部主任黄超，共3师7个团。方面军直属机关有参谋处、总经理部、总医院、彭杨学校和警卫一团、二团、妇女独立营等单位。
木门会议后，红军各部队掀起了大练兵的热潮。练兵，是徐向前历来重视的。从在鄂豫皖苏区起，红四方面军就形成了平时练兵和战地练兵相结合，走到哪里练到哪里的苦练传统。徐向前常说：红军打仗主要靠有生力量，我们的有生力量就是人，是有高度阶级觉悟和杀敌本领的指战员。只有平素勤练、严练、苦练的部队，到了战场上才能以小的代价争取大的胜利。他根据川北的地形特点和作战对象，提出大练兵运动的主要训练内容是：（1）各级指挥员的组织指挥能力；（2）河川战斗、山地战斗和夜间战斗的演练；（3）
四大技术（射击、投弹、劈刺、土工作业）的训练；（4）政治教育和纪律教育。他要求通过大练兵，把部队的军政素质大大提高一步，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这时，正当酷暑季节。徐向前经常带上参谋人员，头顶烈日，跋山涉水，去各部队检查训练情况。有时，还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跟部队一道夜练。
他发现有些干部只顾完成训练任务，对卫生工作不注意，部队中患疟疾、疥疮、痢疾、烂脚病、日射病的人不断增加，当即指示部队：在完成训练任务的同时，大力开展卫生工作。他还亲自写了《简略卫生常识》一文，提出防治常见病、传染病的一些具体措施，如不吃或少吃凉拌生菜，吃要洗净；饭要做熟，剩饭、剩菜要加热消毒，腐烂变质的食物不要吃；天天要洗脚、擦澡；常剪指甲，常理发；到了宿营地要挖厕所，不随地大小便；衣服常洗，被褥常晒等。
军阀田颂尧在川北勒令群众种植鸦片，每年收税达20万银洋。结果，造成了三多：种鸦片的多，吸鸦片的多，迷信鸦片的多。男女老少，不论生大病小病，都靠吸鸦片治疗。敬神敬祖。也把鸦片当供品，庙里的菩萨、土地老爷，嘴上抹的尽是烟膏子。人们说笑话：川北连老鼠都想抽大烟！大量新兵入伍，其中抽大烟的不少。这是红军入川后遇到的一个特殊问题。刚入川时，不准抽大烟者参军，扩红数量受很大限制；后改为先入伍后戒烟的办法，才解决了兵员补充问题。反3路围攻后，成千上万的贫苦农民参加红军，大多染有抽鸦片的恶习。部队不仅无法进行正常训练，且屡有败坏纪律的现象发生。方面军总部和地方政府相配合，在军内军外开展广泛的禁吸鸦片烟的运动。徐向前和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宣传吸鸦片的害处，严禁吸毒、贩毒，推广戒烟的经验；政治机关专门编出教材，发到连队，教育和鼓励新战士戒烟；医务部门制造了戒烟药丸，供应部队。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红军战士中的吸毒者才终于绝迹。
最令徐向前头疼的是“肃反”。反3路围攻期间，张国焘借口部队“不纯”，进行大“肃反”，名单由他和陈昌浩及保卫局掌握，说抓谁就抓谁。
有许多英勇作战的指战员被诬为“反革命”，被抓被杀。有的部队一个山头守不住，指挥员就成了“反革命”，关押起来，严刑逼供，株连一大片，杀头的杀头，罚苦工的罚苦工。红九军二十三团政治委员陈海松年仅20岁，作战勇敢，是个优秀干部，也被保卫局列入黑名单，要抓起来。徐向前得知后气愤地给陈昌浩打电话：“同志，你们想干什么？我们的部队从鄂豫皖打到四川，是拼命过来的，哪来那么多‘反革命’嘛！现在弄得人心惶惶，仗还打不打呀？命还要不要呀？”由于他的力争，保护了陈海松等人。李先念在十一师，也没照保卫局的黑名单抓人，保护了不少同志。在木门会议上，大家对“肃反”意见极大，迫使张国焘、陈昌浩停止了“肃反”。但是，仅仅过了个把月，张国焘便以反对“右派”和“托陈取消派”的名义，又一次掀起了“肃反”的浪潮。
这次“肃反”，张国焘主要矛头指向小河口会议期间批评过他的曾中生等一批领导骨干。诬蔑曾中生是“右派”，“与托陈派、改组派、AB团、第三党联合起来，形成小组织的活动”，先后秘密逮捕了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等高级干部。张国焘亲自出马审讯。
徐向前听说曾中生被捕的消息后，极为震惊，打电话问陈昌浩：“逮捕曾中生有什么根据？我对曾中生是了解的，党中央也了解他，绝对不是反革命，不能这样对待他！”陈昌浩支吾搪塞，说：“这是张主席决定的，不过是‘审查审查’罢了。”
曾中生被关押审讯期间，正气凛然，一直坚持同张国焘斗争，拒绝写所谓承认“错误”的“自首书”。他身陷牢狱，心在军中，奋笔疾书了著名的《与“剿赤”军作战要诀》。对四川的敌情、地形、敌人作战特点和红军战斗要领作了通俗的阐述，成为红四方面军的重要军事教材之一。长征途中，曾中生终于被张国焘秘密杀害。这次“肃反”，旷继勋、余笃三等领导人和不少曾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的干部、战士被处决，四川白区党组织派来川陕苏区的200多名党团员，几乎全被杀光。按照张国焘手里的“黑名单”，还包括部队的一些师、团、营长，但因徐向前、李先念及各军主要领导干部坚决抵制，且部队又将担负新的作战任务，这些“黑名单”上的人才得以幸免。
作为一路红军的统帅，徐向前总指挥时时注视着战局的发展变化。在红四方面军全军大练兵中，他每日想的，是下一步怎么办？大练兵运动后期，他更集中全力计划外线出击和进一步扩展根据地。他认为当时的客观形势，利于红军发起外线进攻。一方面，川陕苏区经过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第二届工农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土地革命、镇压反革命的开展，红色政权愈加巩固；红军经过扩编和训练，战斗力明显加强。另一方面，苏区周围的田颂尧、杨森、刘存厚等几股军阀慑于红军威力，躲进老窝各保自己；而东南部实力最雄厚的刘湘，正忙于“安川”大业，与刘文辉争雄，暂还顾不上回头对付红军。这样，红军趁势出击，对敌各个击破，进一步扩大根据地，解决苏区财力物力的困难，这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于是，徐向前接连指挥了3个战役：第一个是攻打田颂尧部的仪陇、南部战役。
根据地缺盐，是个大问题。由于敌人严密封锁，食盐运不进来，军民没有盐巴吃，一两盐巴值一块光洋，昂贵到那么个程度也不容易买到。徐向前建议首先发起攻打田颂尧部的战役，占领南部境内的盐井，解决食盐问题。
经方面军领导磋商取得一致意见后，即作出了战役部署：以四军牵制仪陇以东的杨森部、刘存厚部；以三十军、三十一军各一部西向嘉陵江边的广元、苍溪、间中进逼，牵制西敌；而以九军全部去担任主攻仪陇、南部的任务。
8月12日，徐向前命令部队出击。经半个月的时间，九军克仪陇全县及嘉陵江以东南部地区，占领了100多口盐井，胜利实现了战役企图。同时，三十一军和三十军分别进占了广元、昭化、苍溪、间中的一部分地区。共歼敌3000余人，缴枪千余支。大片盐井开工生产后，基本解决了根据地的缺盐问题。
第二个是营山、渠县战役。
营山、渠县位于川陕苏区以南，是杨森的防地。杨森早年毕业于四川陆军讲武堂，原系刘湘为首的速成系势力的重要人物之一。依靠刘湘的赏识和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扶助，不断擢升，爬上了二十军军长和四川军务督办、省长的宝座。1925年，发动“统一之战”，妄图吞并全川，被刘湘等军阀联军打败，只身逃往汉口。后公开向吴佩孚宣誓“效忠”，借助吴的力量回川，收拾残部，重整旗鼓，占领了广安、岳池、南充、营山、渠县一带。在他的防区里，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每月收进的税款达52万元之多，供其任意挥霍。红军入川后曾致函希望他与红军共同对付其他军阀，但杨森未予理睬，反而派兵进攻红军。红军反三路围攻胜利后，杨森为保存地盘和实力，一面派出代表与红军谈判，向红军提供情报和医药等，要求“互不侵犯”；一面在军内和防区加紧防共、清共，各地设立“清共委员会”，强化保甲组织，大肆逮捕和处决共产党嫌疑分子，口号是“宁枉杀一百，不走漏一个”。当时，杨森二十军前哨据点已伸进巴中以南的玉山场、鼎山场，突出于仪陇和江口中间。在红军根据地要向西南、东南发展的情况下，它就像个拳头从正南抵住红军胸部，极大限制红军的回旋余地。而在敌人新的围攻到来时，它又像把尖刀，可直插巴中、南江，危及红军腹心地带。
徐向前总指挥从战略全局着眼，主张发起营山、渠县战役，坚决斩断杨森伸进来的这只拳头。但是，当他将战役计划提交方面军其他领导人讨论时，负责掌握同杨森秘密谈判的张国焘、陈昌浩才告知他，红军己同杨森有“互不侵犯”的口头协定。徐向前认为，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和杨森开谈判，而在于对这个反复无常的军阀究竟怎么看，认为红军没有必要被杨森的某些口头保证捆住手脚。他分析了打和不打杨森的利弊关系后指出：打是上策，不打是下策，如果杨森同意红军改造他的部队，真心实意和红军联合，有那样的把握，当然可以不打，但这种把握是不存在的。陈昌浩支持徐向前的意见，主张打。张国焘也未反对。打杨森的决心就这样定下了。
杨森的二十军辖6个混成旅，共2万余人。兵力从巴中县属的玉山场、鼎山场起，由北而南，沿蓬安、营山、渠县、南充，直至岳池、广安一线，利用山险要隘，梯次配置，易守而难攻。徐向前的决心和战役部署是：出敌不意，中央突破，两翼迂回，首先歼灭其突出部玉山场、鼎山场之第三混成旅；进而乘胜向纵深发展，力争消灭营山、渠县的两个混成旅。攻击部队由九军、三十军及四军一部组成。
9月22日，大雨滂沦。徐向前选择了这一敌人意想不到的时机，命令九军和四军十一师连夜从东西两侧向敌迂回，配合正面的三十军待次日拂晓发起攻击。部队虽然有不少新兵，但经过3个月的训练和仪南战役的实战锻炼，已经掌握了复杂地形和恶劣气候条件下的野战本领。尽管大雨如注、山高路滑，又是夜行军，但各部队均能神速、隐蔽地按时到达指定地点。23日拂晓前，三十军从正面突击，九军和四军一部从背后突击，将玉山场、鼎山场之敌打得不知所措，乱成了一团，不到两天，就解决了战斗。杨森手忙脚乱，赶忙增兵营山、渠县、蓬安防堵；同时接连发电刘湘告急求援。徐向前亲率部队冒雨前进，向纵深突击。29日，攻下渠县城北之险要据点楼佛寺，杨家寨；30日，克达县的石河桥；10月3日，解放营山；6日，占领蓬安对面的周口。是役历时半个月，共歼杨森部3000余人，缴枪2500余支，根据地向南扩展百余里，有90多万人民群众得到了解放。
第三个是攻打刘存厚的战役。
金色的10月，秋风送爽，稻米飘香。川陕苏区的人民群众喜盈盈地，一庆胜利，二庆丰收，掀起踊跃缴纳公粮的热潮。大路小路上，肩挑背背的男女老少络绎不绝，把一担担、一篓篓的稻谷，送交政府和红军。徐向前和随从人员，正向通江以南的得胜山进发，准备召开军事会议，部署攻打刘存厚的战役行动。刘存厚是一个老牌军阀，老百姓称他“瘟牛”，盘踞在宣汉、达县（绥定）、万源、城口一带，共有15个团，约2万余人。在长达300余里的防地里，兵力呈一线式配备，分兵把口，后方空虚。在得胜山军事会议上，徐向前总指挥确定了奇袭刘存厚的战役部署：先以一部兵力沿嘉陵江东岸积极佯动，造成西进的态势，麻痹刘存厚；以主力十余个团秘密向东线集结，出敌不意，发起攻击。战法是中央突破，两翼迂回，争取将敌一网打尽。
各部队开始行动后，刘存厚真的误以为红军在西线攻打田颂尧和杨森了，悠闲自得，没多少戒意。10月17日拂晓前徐向前下达攻击令，红军突然出现在东线，分左中右3路纵队打向刘存厚的腹地。敌人遭此突然袭击，全线崩溃。红军19日克宣汉，20日克达县。当红军先头部队抵达县城郊时，刘存厚还在府中饮酒扶乩，听到枪响，才知红军兵临城下，惶惶然带上家眷细软，出城逃命去了。21日红军又克万源，刘存厚的独立王国遂告覆灭。
徐向前于20日抵宣汉后，与陈昌浩接见了川东游击军派来的联络代表，对他们主动配合红军作战表示敬意，并立即派出九军副军长许世友率一部兵力急赴宣汉以东的南坝场增援，协助川东游击军和群众解决围在该地的溃敌约8个团。在南坝场附近徐向前会见了王维舟，随后即率四军一部向南猛追敌主力部队廖雨宸部。
川东游击军是1931年夏由中共四川省委派王维舟去宣达地区组织起来的。那里是王维舟的家乡，又是他长期从事地下活动的地方，以前发动过两次游击战争，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游击军成立后，在中共川东军委和梁（山）
达（县）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曾不断给刘存厚部以打击，在梁山万里槽、宣汉南坝场、达县蒲家场等地创建了数块游击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入川后，王维舟曾派人去通南巴联系，因沿途敌人警戒森严，派出的人有去无回，未能如愿。这次红军发起宣达战役，王维舟得到信息后，召集紧急会议，连夜部署，发动附近的数万农民拿着鸟枪、大刀、梭镖、扁担参战。许世友率九军一部抵南坝场与川东游击军会师后，依靠广大群众的有力配合，将敌8个团全部击溃。月底，在宣汉召开群众大会，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三十三军。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治委员，罗南辉任副军长。川东游击军与红军会师，在宣汉城西门外广场上召开了数万人的群众大会。“大会上群情激动，全体游击队员兴高采烈，几十里外的群众都赶来庆祝。大会之后，宣汉全城如同过年一般，到处红旗飘扬，家家张灯结彩，鞭炮声不绝，群众自发的欢迎活动延续了三天三夜。”①正当宣达地区喜庆解放的时候，徐向前总指挥率军像疾风扫落叶似的，一气将溃敌赶到了开江、开县地区。宣达战役仅用了11天的时间，将敌6个团全部或大部歼灭，生俘敌旅长以下官兵4000余人，缴枪8000余支，子弹500余万发，银元百余万，棉布20万匹，棉衣2万余套，还有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厂、造币厂及库存的大批粮食等物资。这是红四方面军人川以来的一次特大收获。
三次进攻战役的胜利，使川陕根据地进入鼎盛时期。红四方面军扩展到近8万人，根据地达4.2万余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余万。根据地西抵嘉陵江东岸，东至万源、城口，南达营山、渠县及开江、开县地区，全川军阀为之震动。蒋介石气急败坏，电责“陆军第二十三军军长刘存厚御匪无方，轻弃防地，着即褫职听候查办”。并令就职不久的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迅速纠合各路军阀全力“剿赤”，如有“剿匪”不力者，将严惩不贷。
在川陕边，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风暴，就要来临了。
①王维舟：《我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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