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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和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几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共同挑起了整军建军的重担。1977年，在叶剑英副主席主持下，军委组成了若干委员会，分头梳理各方面的问题。徐向前被任命为军委战略委员会主任。1978年3月，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11月，又任军委武装力量委员会主任。
徐向前虽已年高，一种神圣的责任感，使他壮心不已。他不顾年老、体弱、多病，倾心尽力投入国防现代化的建设。
明确战略方针和战区作战任务，是军队建设中的头等大事。1978年1月，徐向前主持召开了小型作战会议，重新审核制定作战方针。在此之前，总参作战部做了充分的准备。会议开了3天，对方案进行了认真研究，并取得一致的意见。方案修改后，经由徐向前审核，报请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
根据军委制定的作战方针和作战部署，各军区重新研究、制定了本战区的作战预案，报到军委。徐向前完成这件大事后，给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的信中说：“我的使命完成了。”
1978年10月，越南悍然出兵入侵柬埔寨，并在中国的广西、云南边境屡屡制造事端，侵扰中国边境，杀边民，毁房屋。为支援柬埔寨人民的抗越斗争，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中共中央决策，在适当时机，对越南侵略军实施惩罚性的反击。党中央深思熟虑，既要达到惩罚之目的，又要把战争限制在有限范围内，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身为国防部长的徐向前，参与了作战方案的拟定，对作战方案字斟句酌，一丝不苟进行审查。战斗打响后。
不断听取作战部门的汇报，注意研究战场态势，关注部队的开进情况，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自卫反击作战共进行18天，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我军胜利完成预定计划后主动后撤。在自卫还击作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徐向前受邓小平委托，在三座门主持会议，听取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关于对越作战情况调查的汇报。对越作战的胜利表明，人民解放军不愧为能征善战的伟大的人民军队。作战中涌现出的大批战斗英雄、人民功臣，创造了动天地、泣鬼神的光辉业绩。中共中央和军委其他领导人都对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给予了高度评价。党和国家一些领导人在北京亲切接见了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英模报告团，并题词以示褒奖。徐向前的题词是：“为祖国而战的英雄们功勋永存！”
1978年底，中共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作出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伟大决策，开始了振兴中华的新时期。出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军队高级将领，对军队如何实行战略性转变，如何搞好军委工作，有一些议论。副总参谋长杨勇对徐向前说，现在下面都有一些意见，是不是开个会，请大家谈一谈。徐向前也有这样的想法。于是他向邓小平副主席建议，趁各大军区负责人在京的机会，利用几天时间，开个座谈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帮助军委搞好工作。邓副主席表示完全同意，并指示，会议由徐帅主持。座谈会于12月20日开始，跨了年度，1979年1月3日结束。邓小平、徐向前分别在会上讲了话。
邓小平在讲话中，号召大家畅所欲言，献计献策。在谈到部队机构臃肿的问题时，他幽默他说：“我倒希望大家这样放‘炮’，那样放‘炮’，能够放一个‘炮’放得很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推他来当老帅。”徐向前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明确指出，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剑英、邓小平副主席的讲话是正确的。那次会议确定的方针原则。要继续贯彻执行。对邓副主席讲的机构臃肿问题，应有组织的专门进行研究，痛下决心来解决。徐向前还对领导班子的建设问题，教育训练和管理问题，加强政治工作问题等，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原则性意见。
会后，各总部、各军区围绕解决部队机构臃肿这一老大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1980年3月，军委决定召开军委常委扩大会议，集中讨论军队的精简整编问题。邓小平副主席再次批示，会议由徐帅主持。
这次军委常委扩大会议，在徐向前主持下，抓住对军队现代化建设有关键意义的精简整编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充分的讨论，抓住了要害。会议讨论把军队员额压缩50万，报中央后，确定再压缩50万。在压缩定额的同时，对总部和大军区的机构进行调整。将军委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合并到总参，各成为总参的一个部；铁道兵和铁道部合并；各军区的炮、装、工相应地合并到军区司令部。会议还对精简后干部的安置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会议开得很成功。徐向前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强调说：“在座的都是老同志，六十岁以下的不多，但大家壮心不已，都有一股劲，有信心，都想把军队建设搞上去。所以尽管军队的问题成堆成山，只要有这股劲，我相信是能够把我们军队搞好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点，1982年，中央军委正式批准了精简整编方案。邓小平副主席在批示中说：“这是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方案，现在可以作为第一步实行，以后还得研究。”作为第一步，把军队员额压缩100万，无疑是一项重大决策，任务是相当艰巨的。全军指战员从大局出发，团结一致，坚决完成军委确定的精简任务。这就为进一步“消肿”，为1985年进一步把军队员额再压缩100万，奠定了基础。
国防部长徐向前把主要精力放在军队建设上。他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的工作范围不仅在军队。他出席了中央政治局及中央的历次会议，参与了中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1979年9月，他还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第四届全国运动会上致闭幕词。
从1978年到1980年，在徐向前任国防部长近3年时间里，他先后会见外国军事代表团、知名人士、记者等达21次。
1978年会见了英国国防参谋长卡梅伦元帅、联邦德国前国防军总监德。梅齐埃、联邦德国前陆军总监施内茨、墨西哥国防部长加尔万，出席了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访华招待会。
1979年，会见了法国国防安全委员会代表团，主持了欢迎喀麦隆军事代表团的宴会，会见了卢旺达军事代表团、英国皇家国防研究学院代表团、孟加拉军事代表团、泰国国防部长西提、土耳其军事学院代表团、南斯拉夫老战士协会代表团，出席欢迎苏丹第一副总统哈利勒的宴会并拜会哈利勒。
1980年，接待美国国防部长布朗一行；参加党政军领导接见第34届军体理事会的各国代表，并以国防部的名义，举行欢迎宴会，致祝酒词；会见并宴请英国国防大臣皮姆；会见比利时总长贡捷中将率领的军事代表团、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第一副部长白鹤林中将率领的友好参观团以及意大利记者等。
在这些会见和谈话中，徐向前纵论国际战略，谈论维护世界和平的前景，宣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就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他为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世界各国军队及人民的友谊，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世界各国的国防部长中，徐向前资格最老，被称为当代世界老一代军事家中仅有的国防部长。一些外国代表团在会见徐向前时，在友好态度上更添几分敬重。
有的人对能会见这样一位国内外有名的军事家，视为荣幸。1981年6月，徐向前己辞去国防部长职务，泰国元帅巴博访华，在会见国家领导人之后，要求一定要同中国的元帅会晤。根据有关部门的安排，徐向前会见并宴请了他。
打破干部职务终身制，让位、让贤是一件大事。是关系革命是否后继有人，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徐向前深刻了解它的深远意义，衷心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干部年轻化的方针。1980年，他主动向中共中央请求辞去一切职务。在1980年8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他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以后又辞去了国防部长。他以让位、让贤的实际行动，为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推进干部年轻化，作出了表率。
徐向前作为邓小平的助手之一，为军队走上现代化建设的轨道，耗费了心血。他比邓小平大两岁，同属中国革命的第一代人。他们性格，也许差异很大，但在作风正、不信邪这一点上，却有共同之处。在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军区，徐向前较长期作过刘伯承、邓小平的助手，他们配合默契，关系十分融洽。徐向前钦佩邓小平的远见卓识，聪颖智慧。邓小平深知徐向前是一位勤于思考，胸中有大主意的人，因而尊重他、信任他，多次委以重任。1979年12月14日，邓小平还冒着寒风，亲赴徐向前住地，共同商谈军委工作的大计。1976年，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全国人民心系邓小平，徐向前对邓小平也极为关心。1976年底，邓小平患病，虽然此时“四人帮”己粉碎了，但还在“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徐向前忧心如焚，亲自打电话给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要他马上安排邓小平住院治疗。陈锡联是徐向前的老部下，对他是很尊重的。陈锡联告诉徐帅，叶帅也来过电话，已经作了安排。
徐向前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邓小平手术后，徐向前又抱病前去探望。两位老战友的心，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风雨，贴得更近了。徐向前极力支持邓小平重新工作，他很赞成叶剑英的话，“邓小平是不授衔的老帅，是老帅的领班。”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几年里，特别是在徐向前任国防部长期间，他对军队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意见。从战略到战术，从理论到实践，从军事工作到政治工作、后勤工作，从编制装备到人才培养，他以自己深沉思考的建议和著作，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宝库。
战略家们有战略家的思维方式和胸怀。徐向前首先在两大战略问题上，向中央提供了有重要价值的意见。一是外交战略，即国际战略格局；二是战争与和平，即对战争形势的估量问题。
在七十年代，中共中央提出“一条线”战略。徐向前感到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说，还是从中国的国际地位及所发挥的作用来说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他注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不断翻阅了大量资料，观察几年，认为有必要重新研讨中国的外交战略问题。于是，在华国锋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他明确表示，不赞成“一条线”的战略。但当时还是“按既定方针办”
的时期，徐向前的意见没有引起重视。
1983年6月18日，徐向前在和胡启立、杨德中谈话中再次提出，不赞成“一条线”的战略，请他们转告中央。徐向前说：“我不是随便提出的，这几年，我翻了一些资料，一直考虑这个问题，今天你来了，谈谈我的看法，供中央参考。”徐向前的意见整理成参阅件，报告了中央。中共中央对徐向前的意见十分重视。不久，邓小平派姬鹏飞当面向徐向前通报了中央关于对美关系问题的考虑，征求他的意见。
中共中央经过精心研究之后，作出了调整外交路线的决定。
邓小平先在会见外宾的谈话中作了表述。1985年6月4日，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又作了明确的阐述，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有个最重要的改变，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路线。我们有一段时间搞了个‘一条线’，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改变到我们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这个改变。关系十分重大，是有利于和平、有利于制约战争的战略性的改变。”6月17日，陈云到徐向前住地，两位老革命家谈到中国的外交路线，认识完全一致。陈云高兴他说：“我们是不谋而合啊！”
对战争形势如何估计，是制定国防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在这个问题上，中共中央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
解放战争初期，在“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
的论调甚嚣尘上的时候，毛泽东对战争形势的分析是冷静、正确的。他说：“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①基于这种分析，才敢于以坚决的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战略进攻，“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才敢于在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时候，断然派出志愿军入朝参战，迫使美帝国主义在板门店停战谈判。
五十年代后期，中共中央对战争形势的分析有了发展，认为世界大战不①毛泽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第1080页。
可避免，战争的危险日益加剧，强调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这方面虽有美帝国主义的反华叫嚣，中苏关系日趋紧张的客观因素，但主要原因是把战争爆发的危险性看过了头。此后，弓弦只张不弛，越绷越紧。“太张必缺”。长期把许多人力、物力、财力投到准备打大仗上去，严重地拖了经济建设的后腿，影响了国防现代化的进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以休养生息。显然，上述对战争形势的分析及其政策，和党的总方针是不相适应的。1979年，在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提出战争能否延缓，究竟能延缓多久的问题。徐向前也谈到，军队按照中央的决策，也有转移的问题。但那时，基本上还是强调要有战争的准备。后来，中央和军委领导人关于战争延缓的可能性就讲得更多了。邓小平1980年讲5年打不起来。到1984年，在军委座谈会上又说：“仗打不起来这个话，我们多次讲过，过去讲十年，现在过了几年，还可以说十年。”徐向前十分赞同邓小平的分析。1980年4月5日，他在全军后勤部长会议上讲话指出：“依我看，打局部战争是可能的，打核战争、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比较小。还可以争取三年、五年、甚至十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和平环境。”1982年，他在听取杨得志总长和张震副总长的汇报时，又指出：“现在国际环境对我们有利，我们看近期内不会有进攻中国的战争。”
经过几年的观察、分析，军委主席邓小平在1985年6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了全面、深刻的论述，提出了新的论断：“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但毕竟和平力量的发展，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发展。根据以上这些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我们希望能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至少在本世纪内，不要发生世界战争。这是可能的，不是空话。”
中共中央关于外交战略和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转变，是伟大的战略性转变。这一转变决策，集中了包括徐向前在内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智慧。
科学的编制出战斗力。编制，是军队的组成形式，是军队总体力量的组织、协调、合成与发挥。徐向前十分强调编制的科学性。他在1980年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指出：“一般他说，军队的现代化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武器装备，这是物质基础：二是人，就是能使用现代化武器的人，这里面包括干部的培养训练、部队的教育训练；三是把人组织起来，把人和武器结合起来，这就要有科学的编制体制。无非这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组织编制搞得好，打起仗来指挥才能灵便。”
1980年1月22日，徐向前把总参主管军务编制的副总长刘华清及有关部门领导，请到家中，专门谈军队的编制问题。徐向前首先强调，搞编制，总的要求是简便、迅速、确实可靠。接着指出，搞编制要从实际出发。既要考虑自己的特点，又要考虑人家的特点，“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还要考虑战区的特点，根据不同的地形，不同的作战对象，采取不同的编制，一个模子不行。例如，坦克，开阔地应多放一些，特别是敌人可能空降的要害地区要多配。山地放那么多，用处不大。徐向前指出，平时编制要为战时服务。
现代战争打起来是很快的，突然袭击，海上、空中、地上、地下一齐来。是立体战争。敌人的编制、兵力部署，都是展开的，说来就来，并不像过去打仗那样，要哀的美敦书啦，动员令啦什么的。所以，我们的编制也要为战时服务。平时要编好，共同训练，人要熟悉，临时编不行。平时不搞好，打起仗来就乱糟糟的。徐向前还指出，指挥体制改革，要讲合成。不管叫军也好，叫集团军也好，部队编制是要合成的。坦克师、炮兵师，除军区控制一点外，多数要编到军里去。徐向前一再强调，总部、军兵种机构的设置，要从有利于打仗考虑，比例要合理。搞军务编制的人要独立思考，不能迁就照顾。徐向前最后强调，编制就是法规，编制发下去，就是法律。军务部门要坚持编制，要把关，不能无政府主义。否则，有编制等于无编制，只能增加混乱。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确有不合理的地方，再适当调整，以求完善。武器装备现代化，是国防现代化的核心。徐向前在1979年为《红旗》杂志撰写的《为国防现代化而努力奋斗》一文中说：“现代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和广泛应用，引起了武器装备的巨大变革，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成为国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改善和发展我军的武器装备，我们必须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研究探讨进行国防现代化建设应当遵循的方针和原则。”同时又指出：“我国目前还是一个经济和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国家，而国防现代化又离不开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它归根到底是以国民经济为基础的。因此，我们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必须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要首先保证国民经济有一个高速度的发展。如果盲目追求国防建设的大规模、高速度，势必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损害国防工业的基础，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徐向前特别强调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他认为，中国装备落后，技术也落后，美国国防部长布朗说中国落后15年，不是没有道理。所以中国要利用对外开放的有利时机，千方百计引进先进技术。但是，基点应该放在自力更生上。中国这样大的国家，这样多的军队，装备不能靠花钱买，主要靠自己造。
徐向前十分重视国防科研工作。他同刘华清等谈话时指出，宁肯装备少一点，也要把科研生产搞上去。解放以后，中国培养了大批科研技术人员，有了一支可观的科研队伍。关键是要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大力加强新式武器的研制和新技术的开发。1978年，徐向前亲赴南口靶场，观看红箭73的打靶试验。试验是成功的，但其中有一发弹壳后座，从主席台旁呼啸而过。
参试人员在惶恐之余，深为愧疚。徐向前代表军委，肯定了他们的试验。给参试人员以极大的鼓励。1980年3月2日，他又去南苑机场观看一种新式飞机定型表演。当时，正值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领导来京参加军委常委扩大会议。将领们苔聚北京，全体出席观看表演，盛况空前。
1982年元旦前夕，徐向前致信主管国防科工委工作的张爱萍，再次谈到空军飞机的研制问题。信中说：“我总希望看到新的一代飞机的产生。1980年，我观看了XX飞机的表演。我总觉得。这种飞机虽然还存在许多问题，但有些性能还是不错的。搞一个型号不容易，不要轻易否定它，况且，现在也没有新的、更好的产品可以代替。空军和航空工业部要采取合作的态度，协力攻关，切望XX能成为新的一代，这一代搞好，再研究新的一代，一代一代研究发展，这才是唯一的出路，靠买飞机是没有希望的。”字字句句，浸透了老帅对国防科研事业的热情关怀，体现了老一辈军事家想看到新一代国产飞机的迫切心情。他还主张，一种新的产品研制出来之后，不要一下子大量生产。应保留生产线，腾出钱来，再搞新的，保证军队装备不断更新换代。
他主张，改革装备管理体制，要统一管理，反对多头领导，以免相互扯皮。
人才是建军之本。徐向前一向爱兵爱将，惜才爱才。他当过教师，人过黄埔，还当过抗大的校长，十分懂得培训干部的重要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几年，他讲得多的，也是人才问题。1984年8月，他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的《思想战线》杂志发表《重视知识，尊重人才，加速我军建设》的文章，①是他关于人才问题的重要著作。他在文中说：“‘人是创业之本’。
对军队来说，人才是建军之本。“”‘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至理名言。没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没有现代科学知识，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要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人去研制，去掌握；军队的改革，军队的各项工作的创新和发展，都必须靠有觉悟、有知识、有文化、有才能的人。“”军队各项工作的改革，首先要从重视知识、尊重人才、选贤任能着手，一定要彻底打破那一套‘左’的东西的束缚，树立新的、正确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点。“
他十分重视院校的战略作用。他说：“重视知识，尊重人才，院校要作表率。军队院校是人才聚集的地方，不是说‘院校是集体干部部’嘛，这个集体干部部，一是要选好学员，经过培养、训练，使他们真正成为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一代新人；二是要发现人才中的尖子，提出大胆破格使用的意见。”1981年，他就提出，“干部一定要经院校培养，不经过院校培养，不能提为干部。”当时这样提出问题，有些人感到，似乎生硬了一些。刚开始实行的时候，部队基层干部出现了一些缺额，部队中不少人，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嗷嗷叫了一阵子。徐向前听到了这些反映，仍强调机关干部下基层，咬紧牙关顶住，硬是不松口，经过几年的努力，形成了制度，形成了习惯，再也没有人叫了。徐向前还强调，院校要实行三级制。初级院校，要使干部具备一个军官必备的素质，是打基础的；中级院校，要使干部具备指挥战役战斗的本领；高级指挥院校，着重研究战略，把干部培养成一个合格的战略指挥员。
徐向前积极倡导和支持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他经常强调，要用先进军事理论武装指挥员的头脑。他说：“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现代军事科学就是战斗力。”1980年11月3日，他在同军事科学院《军事学术》杂志编辑部的负责人谈话时，引用恩格斯的话说：“革命将以现代的军事手段和现代的军事学术来与现代的军事手段和现代的军事学术作战。”“不能只看到武器装备的重要，看不到军事理论的重要。掌握和运用先进的军事理论，即使武器装备是劣势，也可以战胜武器装备优势的敌人。没有正确的军事理论指导，战时就可能打烂仗，平时部队教育训练的质量就提不高，发展武器装备也会走弯路，强大的战斗力就建设不起来。”
研究外军资料，研究中国的军事历史，是徐向前热心的事。他熟读孙子兵法，讲话时，不必翻书，常常顺口引诵，恰到好处。他要求一个指挥员既要研究敌人，也要研究自己，做到知己知彼。还要求研究历史，做到古为今用。1978年，中央军委根据邓小平、徐向前的意见发了一号文件，批准军事科学院将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翻译出版。这部巨著的翻译出版工作完成时，徐向前十分欣喜，立即写信向军事科学院外军部祝贺。对辛勤劳动的外军部工作人员给以勉励，使他们很受感动。1981年3月，军事学院外军教研室主任给徐向前写信，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情况。他阅后批转军委办公会议研究。并批示，“二次大战史的研究工作，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除了进①此文新华社发通稿，《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一些省市报纸都转载。
行理论方面的研究外，很需要从战争中学习。和苏、美、英等许多国家相比，我们在这方面比较薄弱，现在开始初见成效，应继续予以重视。请召集有关同志研究。提出加强二次大战史研究的意见，并请在组织上予以落实。“在徐向前的关怀下，军事学院编撰出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填补了中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的空白。
后勤保障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徐向前多次和后勤部长洪学智亲切谈话，并亲自到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上讲话，对后勤保障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深刻的阐述。他指出：看到福州军区报告反映，后勤干部似乎比别人低一等，这是一种错误观念。打仗，没有后勤工作寸步难行。别看飞机多、坦克多、大炮多，没有汽油，就不如一根木头棒棒好，木头棒棒还可把人砍死。斯大林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有时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是做后勤工作。“你们觉得后勤干部比人家低，我看你们还比人家高呢。”本来，一些后勤干部心有怨气，工作辛辛苦苦，但似乎比军事、政治干部低一截。
听了涂帅这番话，心里感到很温暖。1981年11月，徐向前又在对后勤部长会议的指示中，号召大家都来关心后勤，促进后勤现代化建设。
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文化大革命”中，军队破坏最大的要数政治工作。所以，徐向前不断地强调加强和改进军队的政治工作。1979年，他在《为实现国防现代化而努力奋斗》一文中说：“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军的政治工作必须加强，不能削弱。为适应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要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威力。”“政治工作要像过去战争年代保证完成战斗任务一样，贯穿到军队建设的各方面工作中去，并适应现代化建设的新情况，改进政治工作的作风和方法，做到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把政治工作做得更加切合实际，生动活泼，坚强有力，扎实有效。要充分调动全军指战员钻研国防现代化的积极性、创造性，培养他们高度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团结一致，同心协力，艰苦奋斗，把工作做得好上加好，不断提高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水平，这样，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支伟大的人民军队，必将更加无敌于天下。”
1980年，徐向前在接见总政治部领导人时指出：“政治工作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密切联系实际，要研究新情况，研究工作对象的新特点。机关、学校、医院，海军、空军和特种兵部队，边海防部队等等各有自己的不同特点，政治工作要根据不同部队、不同特点来做，不要一般化。政治工作要同业务工作结合，政治干部也要学点军事，学点技术知识。这样才能把政治工作更好地贯穿到业务中去。要正确的认识和处理红与专的关系，引导人们向又红又专的方向努力。”“总之，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必须坚持，又要根据新情况加以发展，有些不适合新情况的做法，要实事求是地加以改变。”
1986年，在纪念长征胜利50周年的时候，徐向前又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谈精神力量问题。他说：“‘长征精神’是什么？主要就是革命英雄主义、集体主义、乐观主义的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牺牲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往无前、百折不挠、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而战的献身精神。这种精神力量，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来源于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来源于党的经常教育和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这是历史上的任何军队都无法比拟的。马克思说过：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红军有了坚强的精神支柱，就能化为强大的战斗力，就永远拖不垮，打不烂，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到底。”“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伟大的精神，产生伟大的军队、伟大的战士、伟大的奇迹。”
“兵民是胜利之本。”从1963年起，徐向前分管民兵工作。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11月，又重新担任军委武装力量委员会主任。前后分管民兵工作10几年，对民兵工作、对后备力量的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回忆录中，以大量篇幅、浓重的笔墨，论述了民兵的支前作用。他常常把战斗的胜利，首先归功于人民支前。
“文化大革命”中民兵组织受到破坏，个别的甚至成了“四人帮”的御用工具。粉碎“四人帮”后，徐向前大力抓了民兵组织的整顿、恢复、调整和改革工作。1979年6月，在中共兰州军区第五次代表大会的简报，陕西省军区、山西晋东南军分区的情况反映中，都讲到民兵组织太臃肿，迫切要求“消肿”，对民兵组织体制进行改革。徐向前阅后批示：“这些意见都是好意，也确实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动员部准备召集各军区有关同志研究一下，提出一些办好民兵的办法，很好。”8月，总参动员部提出了《关于调整改革民兵组织体制的意见》，徐向前阅后致信张才千、刘华清并曹宇光，指出：因为涉及到和过去中央的发文不一致的地方，先整简要报告，呈中央原则批示后，再写成详细文件分送各大军区、省军区、少数县的武装部征求意见。
明年适当时候再开民兵委员会。
根据徐向前的指示，报请军委办公会议同意，总参、总政于1980年4月，下发了《关于调查研究民兵组织调整改革问题的通知》，提出了缩小组建民兵的范围、压缩参加民兵的年龄、简化民兵组织层次、提高民兵的质量的初步设想。12月20日，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总参、总政又提出了《关于调整民兵组织问题的报告》。1981年3月，中共中央十一号文件批转了这个报告。“报告”提出了实行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制度。规定了农村、城市厂矿企业等单位的民兵组织规模，并将原规定分编普通民兵、基于民兵、武装基干民兵三种，简化为普通民兵和基干民兵两种组织。取消县编民兵师、公社编民兵团的规定。民兵总人数比原来减少了一半。随后，民兵工作又提出了“减少数量，提高质量。抓好重点，打好基础”的十六字方针。在民兵工作不断整顿和改革中，徐向前倾注了心血。
思考，深沉的思考，徐向前在思考中善于抓住新时期建军的矛盾和问题，及时提出意见。八十年代初，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民兵的地位和作用，不少人一度有些模糊认识，有的地方甚至把民兵工作放到可有可无、近乎取消的位置。报刊文章的宣传也减少了。于是外电评论说，中国放弃人民战争了。针对这种情况，徐向前在《中国日报》发表了《人民战争是克敌制胜的法宝》一文，专门论述人民战争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文章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响。外电评论说，看了这位元帅的文章，中国人民战争的思想没有变，没有放弃。1983年7月，徐向前在为傅秋涛主编的《中国民兵》一书题词中说：“民兵是党领导下的群众武装组织，在历次革命战争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还是要打人民战争，民兵仍发挥重要作用，进一步加强民兵建设，是我军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他在为《当代中国民兵》撰写的序言中又说，“民兵是巩固国防的战略力量”，“人民战争永远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
一位革命家、军事家，无不具有其特殊的性格、特别的品质。徐向前的特殊品质、人生的信条是什么呢？1984年元旦，他在广州休息时，给工作人员的赠言中，写了这样几句话：“人之贵在于行，行之贵在于果，大小事皆然。”文字不多，言简意赅。勾划出一个少空谈、重行动，言行一致的生动形象。徐向前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说到做到，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
战争年代，官兵同住一间房，同吃一锅饭，军官把马让给伤、病员骑，官兵一致，情同手足。新中国成立后，能否继续保持这种官兵一致的传统作风，能否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这对一个执政党、一支胜利之师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曾告诫全党：要警惕“功臣自居的情绪”和“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要知道“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①徐向前以他的实际行动，实践着这些要求。
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40多年和平时期，徐向前始终保持着共产主义战士艰苦奋斗的本色。
六十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民勒紧腰带过日子。最困难的时候，机关干部粮食定量不够吃，常吃一些代食品，徐向前怀着沉重的心情，和全国人民一样度难关。他经常让管理人员给他弄代食品吃。管理人员从老帅健康着想，有时想买点肉食，他总是严肃他说：“全国人民都很困难，毛主席和周总理带头不吃肉，我能吃得下吗？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要时刻想着人民，想着部队，不能有丝毫特殊啊！”
10年、20年又过去了，徐向前元帅艰苦朴素的作风始终没有变。直到八十年代，他80高龄之后，对节约一滴水、一滴油、一度电都给以关注。他常常提醒工作人员关灯节电，节约用水。听说家中有的人洗澡时水龙头总是开着，他都提出干涉。他自己穿着朴素，虽然不再是土布、粗布，但也是穿涤卡布居多。1983年，他在北戴河登舰艇视察海军部队时，穿的是一件褪了色的灰涤卡上衣。海军干部战士看了十分感动他说：“元帅穿的就是这样啊！”
其实，那还是比较好的一身衣服，平时在家里穿得更差。衣服的袖口、领口，常常缝了又缝，补了又补。解放战争时，他亲手织的一件粗糙的毛线背心，解放后一直穿了10几年。一床被面，直到洗破了才同意换下。他个人穿着不讲究好坏，但在北京市支援灾区募捐时，他却要选出自己好的单衣、棉衣、棉裤捐献。他习惯粗茶淡饭，每周都要吃上一两餐莜麦面、窝窝头之类。还一直保持着吃野菜的习惯。随着季节，什么柳树叶啦，榆钱、榆叶啦，萝卜缨、马齿菜等等，都是他常吃的。他常说，吃一点野菜，一可以壮筋骨，二可以不忘本。他住的房子，陈设很简单，修缮房屋，必须经他批准，严禁铺张浪费。墙壁多少年没有刷了，已经变了颜色，房修部门提出贴墙纸、粉刷，他不同意。会客室里的沙发，还是1962年配发的，横木已断了，修了多次，服务处要更新，他也不同意。沙发套补了好几块补丁，直到1985年，实在不能用了，才同意换新的。他平时很少外出，车子不能随便动用，更不能出私①《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出版，第1329页。
车、办私事。他的夫人黄杰，是1928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文化大革命”
前在纺织部工作，一直乘公共汽车上下班。熟悉的人总说，这些事，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但真正实行起来，特别是几十年坚持不懈，对一位功高位尊的元帅来说，更是难能可贵的。
徐向前对部下一向是“教之严，爱之深”。他的一些老部下。都记得那样一件事：1948年，运城战役之后，一个士兵因为不愿离开家乡，开了小差，以后又回到了部队。他的连长对他采取了不能容忍的污辱性惩罚。徐向前知道后，很生气，指示政治部抓住典型，对部队进行一次纪律教育、爱兵教育。他在讲话中说：“干部首先是士兵的同志，是士兵的师长，是士兵的表率，是士兵的知心朋友。然后，你才能把士兵带好，才能使各个出身不同、性格不同的战士，变成一个战斗的整体，部队才能有真正的战斗力。”那位连长受了处分，他本人和全体干部、战士都受到了深刻教育。以后开小差的人，大大减少了。
徐向前80多岁高龄，对士兵仍然一往情深。冬天，他亲自到警卫班的宿舍，摸摸被子厚不厚，暖气热不热。当他知道战士们睡觉有些冷，指示服务处，给战士宿舍增加暖气片。节假日，他派人把水果、月饼等送到战士们手中，共度佳节。刚入伍不久的新战士，看到德高望重的老帅这样关心战士，激动得夜不能眠。原警卫班班长袁满囤为抢救落水群众不幸牺牲。徐帅十分沉痛，指示部队要向他学习，并亲笔题写了“优秀警卫战士袁满囤烈士”的墓碑。袁满囤烈士的妹妹到北京接过哥哥的枪，参军入伍后，徐帅在住所亲切地接见她，鼓励她学习哥哥一心为人民的精神，沿着烈士的道路不断前进，并在她的笔记本上亲笔题词：“做一个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英勇战士”。
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有一批干部、战士致伤致残。国务院下发的有关文件中规定各地对伤残战士“酌情安排工作”。有些地区把残废军人当成包袱，没有安排他们工作，使一些伤残军人生活无着。《解放军报》内部简报反映了昆明街头残废军人佩带勋章乞讨。徐帅看后心情十分沉重，当即提出：干部战士战斗中负伤致残，战后给予妥善安置，这是我们的光荣传统，但从最近一些反映来看，有些地方的安置工作很不得力，影响军心。
请军委办公会议研究，并请总参谋长杨得志在中央书记处开会时严肃提出。
军队要求不要太高，但地方上一定要负责安置好。可否拨专款解决，专款专用，请参酌。杨得志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宣读了徐帅的这番话，经中央书记处讨论，国务院重新下发文件，规定对残废军人“一定要安排工作”。“酌情”和“一定”虽只两字之差，却关系着残废军人的一生，也体现了老帅对战士的深切关怀。
在徐向前的身上，融合着军事家的威严和长者的慈爱。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体会尤深。工作人员来自不同的岗位，有的20几年，有的10几年，和他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把工作人员的长处、困难都记在心里，处处给以关照，使大家感到温暖。在老帅的严格要求下，秘书和工作人员都养成了良好的作风。1986年，徐向前85岁寿辰。因为逢“五”，大家都想为老人家祝寿。但是他早在生日的一个月前就明令：谢绝一切祝寿的要求。于是，大家提出，在他生日那天，请老帅和大家合影留念。他同意了大家的要求。在合影之后，小护士们要求老帅和他们单个合影。老帅应允后，还特别点名要同跟随自己多年的司机、炊事员、管理员单独合影。
徐帅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亲如一家，对街道居民睦如乡亲。他每次见到居民委员会的人，总说：“我也是柳荫街的居民嘛！”柳荫街的军民共建活动，他积极支持。连续四年中，作过多次指示，会见过参加军民共建的军队和地方的代表。柳荫街为有这样一户居民而感到自豪。他题写了《柳荫军民文明街》街名。在徐向前的关怀、支持下，柳荫街的军民共建活动取得了显著成绩。1984年国庆35周年游行活动，群众特地把徐向前书写的“柳荫军民文明街”七个大字刻上大彩车。原来治安状况不是很好的柳荫街道，20名“浪子”回了头，孤寡老人进了街道的敬老院，老有所养。百分之七十的家庭，被评为“五好家庭”。在纪念徐帅题词两周年的大会上，北京市委负责人赞扬柳荫军民共建的成绩，说在徐帅直接关怀下的柳荫街，是北京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面旗帜”。
在战争年代，徐向前领兵转战过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太行山、沂蒙山区，他时刻怀念着那里的人民，眷念着长眠在那里的战友。
在祁连山下的大沙漠里，掩埋着成千上万西路军将士忠骨。徐向前常常怀念那些革命烈土，永不忘怀那悲壮的征程。他在《历史的回顾》中，详细记述了那次奉命远征和西路军英雄的功勋；他常常思念着那些流落在异乡的西路军战士。他听说，有一位流落的红军女战士，在衣食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默默地存交党费，一分、两分、一角、两角，到1984年竟存了400多元，交出时钱币都变黄陈旧了。徐向前认为这400元党费，是一个红军老战士对党的金子般赤诚的心。当伍修权、王定国等深入甘肃，调查西路军流落老红军情况返北京后，向中央写了报告，徐向前看后十分关心。在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和总政治部、民政部共同商定下，作出了对西路军流落老红军的照顾办法。
1985年，甘肃省委提出在张掖地区修建西路军纪念馆，徐向前认为西路军将士是英勇杀敌的英雄，应该为他们立碑，为他们写传，把他们的名字铭刻在党史、战史上。他满怀深情地作了指示：“我的意见可以建一纪念馆，但以力求节约为好。”李先念、胡耀邦都同意他的意见。徐向前常说：“我们这些人是幸存者，有许多战友牺牲了，如果他们不牺牲，元帅、将军应该是他们。”他怀念那些牺牲的战友，对他们的后代倾注了深沉的爱。许继慎是徐向前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同学，在鄂豫皖苏区任过红一军军长、红四军师长。
全国解放后，徐向前打听过许继慎的后代的下落，但毫无结果。有一年，许继慎的儿子许民庆突然到北京找徐帅。徐帅当时身体不好，立即派秘书去见他，并给他送去路费、生活费。当时许继慎的家乡没有承认许继慎为烈士，家属也没有享受烈属待遇。徐向前当即给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写信，说明许继慎是肃反中被错杀的革命干部，要关照他的后代。万里接信后，妥善地作了安排。此后，安徽六安县为许继慎建立了纪念碑。许民庆也受到了照顾。
蔡威，红四方面军三局局长，红四方面军无线电通信和侦听工作的创始人，牺牲在长征路上。宋侃夫、王子纲、马文波写信给徐向前，说蔡威的家乡不晓得蔡威是烈士，要求在党史人物志列上蔡威的名字。徐向前把信批给王兆国，并说：“蔡威同志是一位优秀的红军干部，在破译工作方面是有独特建树的，他的遗属理应享受烈属待遇，请中办告福建阅办。”李荣桂，曾任红一师政委（徐向前当时任师长），在肃反中被张国焘错误杀害。在延安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时，已为其平反昭雪。但“文化大革命”中，又被诬为“叛徒”。他的女儿李小坦，在安徽林学院任蚕桑系副主任，因此受牵连。
1986年，李小坦致信徐帅，反映了这一情况。徐帅便给林学院组织部门去函，证明李荣桂的情况。安徽省委组织部又来信调查，徐帅再次写信作了证明，李荣桂的历史问题才获解决。
徐向前常向秘书和一些老干部说，该证明的一定要证明，我们要对烈士负责，也要对他们的后代负责。
大山赋予了徐向前满身征尘，大山锤炼了他刚毅的性格。全国解放以后，他念念不忘山区来的乡亲。
湖北红安县的县长来了，四川巴中县的副县长来了，河南信阳地委、新县县委的干部来了。他们带来了一代老人的述说，带来了山区人民的痛苦、渴望和追求。徐帅接见他们，就像见到了故乡人，问寒问暖，问长问短，问得那样仔细，听得那样认真。山区人民的进步，他高兴，山区人民的困难，他关心。一次，信阳地委、新县县委的负责人来谈老区情况，秘书知道徐帅身体不大好，劝他稍坐一会，早点休息。徐帅摆摆手说：“我正想听听他们的意见，了解一下老区的情况。”地委、县委的领导人为了不增加老帅的烦恼，把困难忍在心里，主要汇报取得的成绩。当时，有个年轻干部坦率地向老帅汇报了家乡的困难，人民的艰辛。
“老帅，你还记得七里坪吗？”七里坪，红四方面军的诞生地，当年的总指挥焉能忘记？
“我陪着新华社记者到那里作过调查。那里的人民苦啊！解放这么多年，没有多大变化，缺衣少被的现象很普遍，甚至确有几个人共有一条裤的。一个姓王的人家，全家七口人，只有六个碗！”年轻干部连珠炮似地说着。
徐向前听到这里，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了。之后一连几天，他都心情沉重，不住地念叨：“解放这么多年，愧对老区人民啊！”从此以后，他禁止为他祝寿。一说祝寿，他就说：“老区有的地方七个人才六个碗呀！我们还过什么生日哟！”
1982年，陈兰和邓六金带着老一辈人对老区人民的关怀，走遍了江西、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她们看到了老区人民的新的风貌，也如实地向中央反映了老区人民的实际困难。徐帅看了她们的报告后，向中央写了《关于请关注老区建设的意见》。他写道：“看了陈兰、邓六金同志的考察报告，这两位大姐不辞劳苦，深入老区考察，精神可嘉。我也听到一些写战史到老区搞调查的同志谈过老区的情况。
这些地区的人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有过重大的贡献。这些山区洒满了革命烈士的鲜血，到处都掩埋着烈士的尸骨。没有这些穷山沟和穷山沟的人民，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建国三十三周年了，虽然党和人民政府采取过不少措施，对老区有过不少帮助，但许多地方没有什么变化，有的地方变化不大，甚至个别地区的群众连裤于都穿不上。有些老红军生活无着，无人照料。看了这些情况，我心里很难过，感到愧对于老区人民，愧对于革命先烈。吁请中央关注老区的建设。建议中央书记处、国务院派人对井冈山、大别山、湘西、四川、陕北等经济上贫穷落后的革命老根据地作些系统的调查。尔后，专门开一次会议，研究制定尽快改变老区面貌的措施。“
徐帅在报告中还提出了四条具体建议：（一）各地党委应该派最优秀、最得力的干部到老革命根据地工作，下定决心同老区人民一道，奋斗它五年、十年，改变山区的落后面貌。
（二）对老区援助的重点，应放在帮助他们提高生产自救的能力上，帮助他们创造发展生产的条件。否则，年年救济，年年贫穷，几十年贫穷落后的面貌不得改变。人民政府各部门要为老区人民着想，千方百计支援他们一些技术、设备，在这方面花点钱是完全应该的。
（三）进一步落实各项经济政策。发掘和利用山区的自然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靠山吃山，向山要钱，向山要宝。据我所知，像大别山区种茶、桐油树、漆树，植树造林等等，都是有条件的。在政策上，政府应尽可能地给他们优惠。我看到陈丕显、周子健、白如冰等同志都有一些调查报告，提出了一些好的意见，请予以重视。
（四）请各地认真检查一下优抚工作，特别要注意调查少数老红军的情况，像宿县、涡阳县那样，妥善安排他们的晚年，使他们生活有依靠，病了有人管。逢年过节也不要忘记他们，使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中共中央很重视徐向前的报告，印发给中央、国务院各领导人参考。不久，国务院成立了支援老、少、边、穷地区办公室，统一部署帮助老区人民脱贫的工作。1986年，在北京还召开了开发大别山区的动员大会。
人民的元帅，心里装着人民。他为国防建设呕心沥血，他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也是徐向前晚年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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