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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到鄂西1927年11月初，贺龙到了上海。中共中央为贺龙安排了秘密住处，和周逸群住在一起。
贺龙住下不久，就见到了周恩来。他看见周恩来身体虽很消瘦却比以前健康，感到十分欣慰。他对周恩来说：“部队打散了，我贺龙一个人来见你，真是不甘心哪！”周恩来安慰他说：“贺龙同志，现在国民党悬赏10万大洋捉你，你的头很值钱哟。”贺龙说：“我这颗头早交给党喽！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跟着党走！”周恩来告诉贺龙说，中共中央已经对他的工作作了考虑，让他到苏联去学习军事，同去的还有林伯渠和刘伯承。贺龙表示服从组织的安排。
11月16日，一个共产党秘密机关被敌人破获，敌人知道贺龙到了上海，下令严密搜查。贺龙只得停止一切活动，严密隐蔽起来。第二天，刘伯承、林伯渠登船走了，贺龙未能成行，在中共中央机关等了十几天，仍然走不成。
在这段时间里，贺龙反复考虑自己以后如何行动有利，他想，既然去不了苏联，就去搞红军吧。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周逸群，请周逸群向周恩来报告。贺龙后来回忆，南昌起义失败后，自己有一股不服气思想，不相信就打不赢蒋介石，所以就想回湘鄂西建立武装，以为总会搞起来的。过了几天，周恩来再次会见贺龙。贺龙又向他谈了自己要去湘鄂西搞武装斗争的想法，并说：“从武汉到湘西沿长江一带的车湾、藕池、新堤、调关的驻军，有些是我过去的部属。
长江两岸土匪多得很，大多数是被逼上梁山的穷苦农民，是可以收编改造的。
湘西是我的家乡，我从民国五年开始就在那里拖队伍，和北洋军阀打了10年仗，我人熟地熟，干起暴动来更方便，有成功的把握。”
周恩来问：“一路上的安全，你有几分把握？”贺龙说：“问题不大，上了船我自己当心点，到了汉口，我就能活动了。沿长江走水路回去，我有把握，你难道忘了，我叫贺龙，龙归大海嘛！”两人哈哈大笑。
1928年1月6日，在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上周恩来把贺龙的要求提了出来，并且详细介绍了贺龙的历史，分析了贺龙的情况。共产国际代表当即表示不赞成。这位外国人担心贺龙“回去要变成军阀”。周恩来却坚持认为贺龙应该去湘西，到那里可以充分发挥他的作用。1月8日，中共中央常委会研究两湖暴动问题。周恩来再次提出贺龙的要求和自己的看法。最后，中共中央常委同意了贺龙回湘西搞武装斗争的要求。
临行之前，周恩来请贺龙、周逸群吃饭。他告诉贺龙：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中共湘西北特委，由郭亮任书记，贺龙、周逸群、徐特立、柳克明为委员，负责发展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还告诉贺龙、周逸群，到了汉口便与湖北省委书记郭亮联系，接头地点是谢弄北里17号。
1928年1月中旬，贺龙、周逸群等离开上海去武汉。
贺龙剃掉了蓄留多年的短胡子，身穿水獭领皮大衣，头戴海龙帽子，围着宽羊毛围巾，戴着深茶色水晶眼镜，打扮成一个大资本家的模样。周逸群打扮得像个管帐先生。卢冬生和曾在叶挺邵队里当过团长的史庶元（施元）、原第二十军第一师警卫营营长膝树云等也都化了装。他们在敌人军警宪特严密搜查下上了船。在船上，一个国民党特务看贺龙象个大阔老，缠着要和他打麻将牌，想从他身上捞上一笔外财。虽然贺龙他们总共只有50元旅费，贺龙仍从容地坐下来，笑着说：“好，好，闲着解闷么！”一场牌打下来，贺龙反而赢了这个特务几十元。这场麻将，使特务认定贺龙是个阔老无疑。一路上反而少了不少麻烦。贺龙一行，到了汉口，找到谢弄北里，没有用接头暗语，就闯了进去。郭亮的爱人看见贺龙他们这副打扮，以为是来了特务。
这时，从后屋出来一个人，看见贺龙，怔了一下，连忙立正敬礼，兴奋他说：“啊呀，总指挥，你怎么来了？”
此人是叶挺原来的副官长刘鸣先，和贺龙是熟悉的。这样，他们与武汉的中共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和湖北省委书记郭亮见了面。
此时，中共湖北省委正准备在武汉组织年关暴动。原计划由贺龙以前下属的团长蔡申熙担任总指挥。贺龙来了，中共湖北省委要贺龙担任暴动总指挥。在研究暴动的安排时，贺龙说，要接受南昌暴动千里远征的教训。武汉暴动成功当然很好，若是失败，就立刻把暴动武装拖出去，江北的到污阳会师，长江以南的拉到湘东，和农村暴动结合起来。会上还研究了关于发展游击队，发展党等事宜。
不料农历腊月23日，即1928年1月15日，武汉国民党特务机关破获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一个印刷所，搞到了省委暴动计划，省委书记郭亮租的房子，是由这个印刷所出的铺保。郭亮、贺龙、周逸群等因而迅速转移。武汉当局为了防备暴动，立即调动部队加强戒备，还派人沿街叫喊：“共产党要暴动了！”形势突变，暴动计划己无法实施。这时恰巧贺锦斋派人来给中共湖北省委送黄金，贺龙见到来人，得知贺锦斋在洪湖藕池一带打游击，已经拉起了一支有100余人枪的农民武装，近日，他们抄了一家银号，搞到1000多两黄金，派专人送来汉口。知道了这个情况，贺龙、周逸群决定立即去洪湖。贺龙一行10余人，携带短枪5支，包了一只小汽船，由水路离开武汉。
船到鹦鹉洲，敌人乘小船来检查，帐房先生给敌人塞了点钱，敌人见钱眼开，立刻放行了。行至新堤（今洪湖县治），当地驻军戒备森严。贺龙派人了解附近敌情，得知观音洲只有敌人的一支团防队伍， 10几个人， 10条枪。
贺龙问周逸群：“把枪搞来如何？”周逸群有点犹豫他说：“只有几支短枪，行吗？”贺龙朝周逸群笑笑说：“有短枪就能搞到长枪。”船靠了岸，贺龙、周逸群等人迳直朝观音洲团防队部走去。团防队长以为是大官来视察，急忙吹哨紧急集合，列队欢迎。贺龙走到团防队长面前抓住他的手，摘下墨镜，说：“认得吗？我是贺龙，特来向你借枪。”团防队长吓得跪了下来。有个团防队员企图开枪，卢冬生一枪将他打倒，其他人一拥而上，把团防士兵手中的6支汉阳造步枪，4支驳壳枪夺在手中。
贺龙说：“给他开张借条，就说我贺龙借到队长大人10支枪，200发子弹。”
1月19日，贺龙一行乘船到了监利县的反嘴（当时属岳阳）。只见江北岸有几间草屋，江边和屋前站着许多人，在向船只招手叫喊。
贺龙一挥手说：“迎上去！我们手里有枪喽，还怕什么？只是不要先开枪。”
船靠近岸，一个魁梧的汉子飞也似地跳上船，一把抱住贺龙，激动万分他说：“云卿啊，大哥啊，总指挥啊，我晓得你是任凭什么敌人也打不死的！”他又扑向周逸群，紧紧握住他的手说：“逸群哪，周主任，我们是三辈子缘份哪，又重逢喽！”说完，朝岸边那一群人挥臂大喊着：“我们的总指挥来喽！”
他就是贺锦斋。
这意外的会合，使岸上、船上的人全都欢呼起来。贺锦斋的队伍大概有一百七八十人，有几个人还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战士。贺龙很激动，挥舞双手，大声他说：“我们又见面了！千转万转又转到一起来了。当年，我们有两万人，可惜被敌人打垮了，这算不了什么。你们干得好啊，比我贺龙还干得早，有成绩。从今天起，我们一起干，我加入你们的行列，要不要我啊？”。
人们欢呼起来，报以热烈的掌声。
贺龙一行上了岸，坐下来以后，贺龙问周逸群：“我们先在这里搞起来，如何？”贺锦斋说：“我们不是已经搞起来了吗？”贺龙说：“你只搞了一半，拉了队伍，没搞暴动。”贺锦斋不明白，他抄了银号，抄了大土豪的家，给省委送了3次钱，还不是暴动？贺龙说：“问问逸群就搞明白喽。”周逸群告诉贺锦斋，中共中央‘八七’会议以后，中央给湖南、湖北都发了指示，11月中共中央又作出决议，要求进一步在乡村大大发展游击战争，杀尽土豪劣绅，烧大地主的房子，分配土地，分地主的东西，捣毁与没收政府的征收机关，停止缴纳一切田租捐税，废除一切债务，等等。周逸群说：“锦斋呀，你们搞得虽然不错，可还算不上真正的暴动。”
贺锦斋摇摇头说：“杀尽土豪劣绅，烧地主的房子？房子是一条街、一大片，你烧大地主的，就烧不到老百姓的吗？”
当时，贺龙、周逸群并没有认识到这是些“左”的政策，在执行时是会遇到问题的。贺锦斋这样一说，他们有些犹豫了。周逸群说，他要先调查一下。
于是，他们决定，在农历大年初一，先去向当地贫苦农民和渔民拜年，做调查工作。
正月初一一大早，贺龙、周逸群、贺锦斋带了一些粮食、银元、挨家挨户去向穷苦人家拜年。人们悄悄地向他们反映：这儿有个大土豪李振涛和土匪勾搭在一起，绑票勒索，奸淫掠抢，无恶不作，老百姓深受其害。
贺龙听了怒气冲冲他说：“给这个大土豪拜年去！”带着近百人来到李振涛家。
见到李振涛，贺龙脸色一沉说：“我是贺龙。”李振涛吓得变了脸色，扭头就跑。贺龙拔出手枪连打两下，李振涛应声倒地。
周逸群走进堂屋，看见屋里摆着一面大鼓。他找到笔墨，在鼓面上写下了一行大字：“杀尽天下土豪劣绅”。落款是：贺龙。
贺龙率领的武装从此展开了打击土豪劣绅的斗争。他们打出第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活动于荆江两岸。但是，他们还没和中国共产党在当地的党组织联系上。
有一天，贺龙和卢冬生正站在江边，一只小船靠近了岸，从船上跳下一个人，急急忙忙地向他们奔来。这个人边跑边叫着：“总指挥，我可找到您了。”
贺龙认识这个人，是1917年初，贺龙离湘援鄂，参加护法战争时加入他领导的部队的。只是名字记不起来了。
那人告诉贺龙，“四一二”事变以后，他们组织了10来个共产党员拖了几条枪搞暴动，找过石首中心县委，可是，县委不承认他们。
贺龙说：“你立刻再去告诉中心县委，就说我贺龙在这里！”
“好！”那人很快便走了。
就这样，贺龙、周逸群与石首中心县委、鄂中特委以及鄂中、鄂西的几支暴动武装取得了联系。1月底，吴仙舟领导的石首游击队、肖人谷领导的鄂中游击队与贺龙在下车湾会师。由于中共湘西北特委成员郭亮、徐特立、柳克明另有任务未到，书记由周逸群担任。贺龙、周逸群与中共鄂中特委书记娄敏修、委员肖人谷、邓赤中，中共石首中心县委书记李兆龙，中共监利县委书记熊传藻等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将鄂中、石首游击队与贺锦斋领导的武装合编为3个大队，仍用第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番号，由贺龙任总指挥，贺锦斋任军长，原第二十军营长膝树云为第一大队长，原第十一军的团长史庶元为第二大队长，肖人谷为第三大队长。任务是消灭对农民协会和广大群众危害最大的土匪和土豪劣绅，发动长江两岸农民进一步掀起暴动浪潮。
贺龙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这时，打土豪的方法还很简单，因为受到对白色恐怖的报复情绪影响和盲动主义的指导，施行的政策也有错误。大致的情况是，看那家屋子阔气，就搞那家，然后把没收的财产分给群众。开始，群众不敢要，游击队就沿街贴标语，把东西撒在城镇外面，由群众去捡。后来，许多人才敢来领。老百姓很奇怪，说红军也穿便衣，和土匪一样打扮，可是不要钱，打土豪劣绅，向着穷人。那时正是‘左’倾盲动主义高潮时期，做群众工作，找农民谈话，组织农民协会，受批评；杀土豪，烧他们的房子，受表扬。”事实确实如此， 1927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致两湖省委信中就有这样的指示：“在乡村中大大发展游击战争，杀尽土豪劣绅、烧大地主的房子，分地主的东西??”因此，贺龙、周逸群在鄂西暴动中也提出过“杀三万地主”的口号，尽管事实上并没有办到。
在贺龙指挥下，第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在石首、华容、监利地区经过10多天战斗，攻克了上车湾、朱河、砖桥、长冈庙、调弦口等市镇，消灭了大批土匪及团防武装，缴枪百余支。在车湾一带，有一个从四川过来的浑名张烟灰的大土匪头子，手下有100多人，七八十支枪。贺锦斋初建武装时，与此人有过联系，但未能合作。贺龙计划利用这个关系把张烟灰弄来，搞掉这股土匪，为民除害。张烟灰如期而至，贺龙、周逸群、贺锦斋亲自迎接，请他吸鸦片烟以示礼遇。张烟灰身带两支驳壳枪，警惕性颇高，是个有经验的匪首。贺龙和他谈论起四川一些有名的将领，对他说：“我就是贺龙，不要把我认错喽！”张烟灰知道面前的这人是在四川、贵州、湖南、湖北负有盛名的贺龙，狂妄态度有所收敛。贺龙以看看他的手枪好坏为名，收了他的枪。
卢冬生马上将他击毙。群匪无首，顿作鸟兽散。不久，贺龙又率部缴了国民党一个骑兵团的五六十支枪。第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发展到五六百人，成为洪湖地区最大的革命武装。他们的行动，鼓舞了遭受残酷镇压的工农群众，有力地配合了南县、华容、石首、江陵、公安、监利、污阳等县的武装暴动。
在这些暴动中产生了陈香波领导的江陵游击队，屈阳春领导的另一支石首游击队，加上已有的沔阳游击队和邹资生领导的公安游击队，鄂西、鄂中和洞庭湖北岸地区的游击武装有了一定的力量。
2月中旬，第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应中共石首中心县委的请求，攻打监利县城。战前，侦察不实，以为城内敌人不多，战斗开始后才发现守军有两个团。革命军以寡敌众，奋勇攻城，伤亡很大。大队长滕树云、史庶元负伤。
贺龙、周逸群亲率士兵冲锋，也未成功。敌人的军舰开来支援守军，炮击不停，造成很大威胁，工农革命军被迫撤退。战斗结束以后，贺龙、周逸群在石首县焦山河召集湘西北特委和游击队领导人开会，研究今后的行动。在上山（去湘鄂边）还是下湖（留在洪湖地区）问题上，意见不一。有人认为，各路游击队都是由当地农民组成的，许多人不愿远离本乡本土，贺龙应当留在鄂西领导武装斗争。而贺龙、周逸群认为，在上海，中共中央交给他们的任务是到湘西北开展工作。那里的反动统治，相对来说，比中心区域薄弱，贺龙又熟悉那里的情况，有相当的号召力，更易于发展革命武装。考虑到这些因素，贺龙、周逸群决定，把洪湖地区所有部队交给中共石首中心县委和中共鄂中特委领导，贺、周与贺锦斋带少数人前往湘西北执行中央赋予的任务。留在鄂西的武装要发展游击战争，恢复地方党组织，相机消灭敌人。待湘西北武装及鄂西武装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在公安、松滋一带会师，拓展更大的局面。2月20日，贺龙、周逸群、贺锦斋、卢冬生和中共石首中心县委宣传部长李良耀等10余人，踏上了去湘西的征途。
贺龙一行在去湘西北的途中，经过许多市镇，发现都驻有国民党军，巡查很严，给他们带来了不少困难。为了避免冲突，许多地方都要绕道走。但是，从鄂西到湘西，也有不少驻军和团防武装的首领是贺龙当年的部下，有些人对贺龙仍然十分崇拜。
听说贺龙来湘西，有的就准备带着队伍前来投奔。对沿途是否扩大武装的问题，贺龙和周逸群作过认真研究，认为如果收留这些队伍，虽可增加人枪扩大影响，但要筹粮、筹款，一路上又大都是贫困山区，将会遇到不少困难。
而且这些队伍成份复杂。不进行彻底改造，恐怕难于顺利带到湘西。所以，他们决定不接受要求收编的队伍，以便及早赶到桑植，在乡亲的帮助下，组织自己的队伍。
一天，贺龙一行走到湖南浩县境内的一个小村子里。正准备吃饭休息，忽然听见村里人声嘈杂，鸡飞狗叫，像是有军队进村了，人们都掏出了武器。
贺龙摆摆手说：“莫急，先搞清楚再讲，我去看看。”贺锦斋和卢冬生拦住他说：“我们去，你树大招风。”贺龙笑着说：“在这块地方，我当过镇守使，树大招风不假，树大也能顶风呢！”便大步走出门去。
出门不远，贺龙就看见二三十个当兵的在抓老百姓的鸡鸭。一个当官模样的人发现了贺龙，愣了一会，忽然跑过来，毕恭毕敬地朝他立正敬礼。贺龙问：“你是干什么的？”那人回答：“报告镇守使，我是排长。队伍没得人发饷，我带着兄弟们想搞点子吃喝。”贺龙皱起眉头说：“我就住在这里，你们给我放哨，要保证我的安全。”排长连忙称是。贺龙又说：“听着，不准祸害贫苦百姓，等我们走后，你可以在村子里挑个土豪劣绅大户搞他一票嘛，搞些钱财分给弟兄们。”
排长喜出望外，连忙把队伍安排在村子四处，布置了明岗暗哨。他自己持枪站在贺龙住的屋门外。贺龙一行吃过饭，又睡了午觉，才离开村子。
到了石门，贺龙得知这里的共产党组织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中共县委军事部长罗效之带队伍叛变了，余下的少数武装由曾庆轩带领在南乡坚持斗争。路过江垭，贺龙见到了徐小桐；在竹叶坪，见到了钟慎吾。他们都是贺龙过去的部下，现在也都拥有武装，要求加入贺龙的队伍。贺龙一一劝阻，答应以后再来寻找他们，一起干革命。钟慎吾告诉贺龙，返回桑植时不要走空壳树，因为当年拖枪逃走的第二十军营长陈策勋正率领队伍住在那里。接受他的建议，贺龙一行绕路于2月28日到达阔别己久的家乡桑植县洪家关。
他的一些亲属和老部下各自都拥有武装。这些武装的情况十分复杂：有的是在北伐时期队伍整编时，遣散回乡后又拉起队伍等待时机的；有的是在汪精卫叛变前夕，贺龙的大姐贺英察觉到时局要变，在武汉买了枪回家乡，由她组织起来，准备和敌人对抗的；有的是随贺龙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拖枪返回家乡准备和敌人继续斗争的；也有少数是多年来就在洪家关一带称雄称霸的。他们各自为政，谁也管不了谁。这一带贫穷落后，筹粮弄钱都十分困难，为了各自的生存，常常发生利害冲突，矛盾不断发展，目前正在酝酿互相火并。
贺龙走到离洪家关15里的地方，得到了这一消息。他连忙派人送信，让他们不要轻举妄动，等贺龙回来解决。这些武装的头领都服从了。
贺龙赶到以后，将他们召集在一起说：“退下子弹，再不许打了，都跟我干革命。我把话讲明白，这次回乡，是干共产党，干工农革命军，干土地革命，推翻蒋介石、汪精卫，打倒反动政府。我们南昌暴动的队伍在广东被打散了，我就不服气，你们呢？”人们嚷了起来：“哪个龟儿子才服气，我们打不垮这些家伙才有鬼！”贺龙说：“对啊，咱们的队伍几起几落，总是会搞起来的。不过，这次与过去大不相同，我们搞的是为工农打天下的革命军，想跟着我贺龙升官发财做不到，要吃苦！哪个不想干，就讲清楚，我绝不阻拦，可有一条，不准和反对派搅在一起反对革命。”
大家都表示愿意跟着贺龙干革命。
贺龙指着周逸群说：“你们都认识周主任，他是共产党，我贺龙也是共产党，你们的师长贺锦斋也是共产党，就请逸群同志给你们上上课，讲讲共产党闹革命的道理。”
当夜，中共湘西北特委决定组成中共桑植县委，李良耀任书记。第二天，贺龙率领刚建立的工农革命军占领了桑植城。不到1个月的时间，贺龙召集到的武装己有3000多人。他们高举工农革命的大旗，开始了发动群众，打土豪，建立革命政权的工作。
4月初，贺龙前往湖北鹤峰县筹款，国民党军大举来犯。工农革命军刚刚组成，初次在一起作战，贺龙又不在，没有坚强统一的指挥，几次战斗失利，便大部溃散了，贺龙与周逸群也失掉了联系。周逸群转往鄂西地区开辟工作。贺龙在桑植、鹤峰边境收集失散的队伍。到5月初，他又集合了三四百人。
初战失利的根本原因是这支队伍在政治上很脆弱。他们虽然名为革命军，但对革命还没有真正的认识。他们只服从贺龙，相互间行动不协调，甚至互不信任，作战一失利，便溃散了。贺龙将失散人员重新聚合起来以后，彼此又互相埋怨。贺龙说：“莫怨这个怨那个，我们再打一仗嘛，看看谁行！”他派出的侦察人员了解到占据桑植的一个辎重连正在撤离桑植。这个连是敌军的后卫，在桑植抢掠的财物大都由它携带。贺龙决定给予打击。听说要打仗，人们都兴奋起来。
贺锦斋建议：“打埋伏吧！辎重连有油水，会有保护的，不会只是1个连。”贺龙说：“对头。我们埋伏在小埠头，打伏击。大家要清楚，如今，我们不是家大业大两万人的第二十军，是三四百人的小队伍。我们每个同志都是干革命的本钱，要尽量减少伤亡。”贺龙慎重、周密地对战斗作了布置。
敌人认为贺龙的部队刚刚被打垮，不会有什么严重情况，便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贺龙给他们安排的口袋。
一个冲锋，全歼了这个辎重连，还打死了敌人的旅参谋长，缴获了许多物资、弹药，重新占领了洪家关。这次战斗之后，失散人员又回来一批，并有新的队伍来参加，工农革命军又有了1500余人。
7月，中共湘西特委代表陈协平来到桑植，带来了中共湖南省委指示。
省委决定将湘西北特委撤销，并入湘西特委；在部队中成立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领导红军及红军所在地区地方党的工作；前委由贺龙、陈协平、李良耀、贺锦斋、张一鸣等组成，贺龙为书记。工农革命军定名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黄鳌任参谋长。下属第一师（七八百人）和由文南浦、贺桂如、贺佩卿等领导的几个支队（共700来人）。第一师师长贺锦斋，党代表张一鸣。
中共湘鄂两省党组织在短短几个月里，陆续向红四军派来了一些领导骨干。其中有临澧县委书记汪毅夫、慈利县委书记邓侠清、湘西特委委员张一鸣、曾参加南昌起义的第二十军的团长刘达五、罗统一、黄埔第一期毕业、曾任北伐军第二军政治部秘书、湖南省军委主席的黄鳌等。他们的到来，给了贺龙有力的支持，对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和建设起了重大作用。
红四军的组成，初步统一了部队编制，但成分复杂、思想仍然混乱。不少人对革命认识十分模糊，甚至毫无认识；有的对党的某些政策不满；有的想跟随贺龙升官发财；有的甚至想拖队伍去当山大王，等等。对于搞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和工农红军，无论是贺龙还是一些老党员，也都是一个新的课题。除了中共中央那些正确或不正确的指示之外，没有现成的办法可以遵循。前委委员、师长贺锦斋对中共中央制定的某些政策认识不清，也讲了一些与之相悖的话。贺龙与前委决定对红四军进行思想整顿。在前委会议上，严肃批评了贺锦斋，并给予适当的党内处分。这样，不仅使贺锦斋认识了错误，也教育了部队。与此同时，贺龙和前委还决定：“（1）原有的部队必须渐进的予以彻底改造，加紧下级干部和士兵训练工作，同时吸收进步的士兵为党的中坚分子；（2）扩大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发动广大的农民起来斗争。”①整顿工作刚刚开始，前委和贺龙就接到中共湖南省委和中共湘西特委的指示，要红四军到石门县活动，配合石门、临澧、澧县、桃源地区的斗争，特别是支持石门南乡的暴动。石门县的暴动武装曾经具有相当规模和声势，但在大批敌军“清剿”下，已于7月间失败了，共产党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
而这些情况，湖南省委及湘西特委并不了解，所以仍要求贺龙率红四军去石门。
贺龙率红四军于8月25日进抵石门北乡磨岗隘，会见了石门中共组织的负责人，听他们介绍了当地情况，决定首先恢复和发展北乡党组织，发动农民暴动，在磨岗隘、渫阳一带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而联合附近各县武装力量夺取石门，再向常德、桃源发展。遗憾的是，这个计划与石门及附近几县的实际情况仍不相适应。西北乡的中共党组织几乎不起作用，红四军连向导都找不到，对敌情也不了解。恰在此时，湘西特委机关遭到破坏，特委委员蔡以诚等被捕，供出了湘西特委“最近决定由贺龙割据石门，向临澧县发展，联络南（县）、华（容）、安（乡）3县同时向常德进攻”的计划。于是，湖南敌人集中3个师和几个县的团防武装开赴石门进攻红四军。这样严重的敌情，省委、特委都未通知贺龙，使红四军陷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红四军先在磨岗隘附近开展工作。9月5日，奔袭澧县大堰挡、王家厂，消灭了当地团防武装和税务机关，召开群众大会，处决反动头目，焚烧债券地契，将财物分给贫苦农民。7日返回渫阳，便遭到第十四军教导旅李云杰部袭击。红四军在对敌情毫无所知的情况下，仓促应战失利，参谋长黄鳌牺牲。红四军退到泥沙镇，9日清晨，又遭敌军袭击，部队伤亡很大，师长贺锦斋牺牲。经敌人两次袭击，全军仅余200余人，由贺龙率领西撤，9月底，转移至湖北鹤峰县堰垭附近的大山中。洪家关一带的后方基地被敌军侵占，红四军的人员补充、物资供应都发生了极大的困难。时已初冬，天气寒冷，红四军处在高寒山区，仍然身穿单衣，连贺龙也没有可换的衣裳。部队缺粮少医，生活极其艰难。一些人悄悄地逃走了，部队减员至100余人。这时的① 1928年9月贺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红四军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了。
在这危急时刻，贺龙的大姐贺英带着一批粮食、棉花、衣服、药材和子弹赶来了。
见到大姐，贺龙百感交集，难过他说：“半年多，我把队伍组织起来，垮掉了，又组织起来，又垮掉了。如今，这个队伍不是我贺龙的，是党的。
我们这个队伍是党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啊！我贺龙是党的湘西前敌委员会书记啊！肩膀上的担子重，我挑得起，只是许多政策我搞不清楚，怕给党带来损失哪。”贺英说：“你搞的是共产党，你组织起的队伍，就要发展党员、团员，要他们懂得革命道理，这才能打不垮、拖不烂嘛！过去，人家跟着你，为的是当官、发财，虽然你是实行三民主义的，他们发不了多少财，可总有个薪饷埃如今，没得薪饷发，没得官好升，他们投你图个什么？如果不让他们懂得革命道理，哪能稳得住？还不是五根手指抓豆子，抓一把，撒一把？”
几十年后，贺龙回忆这次和贺英的谈话时说：“石门垮后比较苦，我身上的衣服都换不下来??脑子也清醒了些，个人英雄的骄傲劲儿也减少了一些。我把廖卓然、陈协平、张一鸣等召集在一起找我姐姐谈。我姐姐说要好好整顿队伍，就整了3个月，共编成9个班，每个班都有党员、团员。”
在整顿中，贺龙又遣散了一些年大体弱和政治上不坚定的人。红四军只剩下了91人， 72支枪。一些老党员、老干部，像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营长、连长当了排长、班长；有些大革命时期担任过县委书记的人，当了班长、战士。人数虽少，但都甘心为革命献出一切。他们不考虑职位高低，不计较待遇厚薄，一心为革命，一心为工农翻身解放，有坚定的信念，又有丰富的战斗经验，部队中也形成了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从此，红四军便成了一支拖不烂打不垮的武装。因此，这次整顿，可以说是红四军建军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在红四军整顿期间，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受湘西和鄂西两个特委委托，负责领导红四军和湘鄂边地方党，更名为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贺龙任书记，张一鸣、陈协平、李良耀、汪毅夫、罗统一为委员。
1928年11月中旬，前委得到中共施鹤部委报告说：部委在咸丰、利川一带“神兵”中的工作颇有成效。前委同时发现敌军有向红四军进攻的迹象。
为了发展武装、创造根据地、避开大股敌军的进攻，贺龙和前委决定：红四军到宣恩、咸丰、利川地区活动；留贺英所部在原地坚持斗争；派中共湘西特委委员汪毅夫到鹤峰县邬阳关联系由共产党员陈宗瑜领导的以伐木、烧炭工人为骨干的“神兵”，动员他们参加红四军。
11月底，贺龙率红四军到达宣恩、咸丰、利川一带以后，才了解到中共施鹤部委有名无实。部委书记杨维藩在黑洞“神兵”王锡九部当了第一师师长，但并未开展党的活动和政治工作。这一带的“神兵”有10多万人，而杨维藩所在的第一师只有五六十人。绝大部分“神兵”为地主豪绅所控制。以红四军的这点力量，要想在这里掌握“神兵”、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很校贺龙早年曾来往于这个地区，对这里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他决定对各股“神兵”的情况作进一步调查，然后利用矛盾，加以分化，同时在“神兵”中进行深入的宣传工作，灌输阶级观念，孤立“神兵”头领，争取扩大红军，然后返回鹤峰、桑植地区，再图发展。
经过半个月的工作，红四军争取了“神兵”中的贫苦农民二三百人。12月中旬，贺龙率部向东转移，顺势袭占了建始县城，接着又在前往邬阳关的途中消灭了两处团防武装。三次战斗，共歼敌100余人，缴枪100余支，扩大了红军的影响，沿途还吸收了一部分贫苦农民参加红军。
12月31日，贺龙率红四军在邬阳关与陈宗瑜领导的武装300余人会合，实力进一步得到了加强。1929年1月8日，蒋介石与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准备开战，施鹤地区国民党军主力他调。贺龙乘虚攻占了鹤峰县城及周围市镇，击毙县长，消灭了部分团防武装。
红四军占领鹤峰以后，前委和贺龙立即着手建立根据地的工作。1929年1月13日，在县城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中共鹤峰县委和鹤峰县苏维埃政府，以吴锡（主席）、汪毅夫、陈宗瑜等7人为工农兵代表；公布了《苏维埃政纲》和《耕田农有法令》，取消苛捐杂税，焚烧地主田契文约，展开了地方工作。至3月，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已在广大农村中普遍展开，并准备分配土地。党、团组织、农民协会以及群众武装——农民警卫团也逐渐建立起来。鹤峰县成为湘鄂西第一个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根据地。
在开辟和建设鹤峰根据地期间，贺龙收到了中共中央1928年10月4日写的《中央给贺龙同志信》。信中传达了中共“六大”精神，对红四军不屈不挠的英勇奋斗给了充分肯定，同时提出：“??你们现在的实力并不很强，而龙兄在那里的目标太大，徒引起敌人联合猛力的向你们进攻，若龙兄仍不脱开，减小目标，这部分实力恐终久不能保存而要被敌人消灭。中央现在很希望龙兄来中央帮助中央军事工作，务望接信后，即在你们现在的群众中选出一位在群众中有相当信仰能作指挥工作的，代替你的工作，同时，中央可即派一军事工作同志来任参谋帮助他计划及一切，龙兄即刻启程前来中央是为至要。”
这是中共中央对处在斗争第一线而且有很大影响的领导同志的关怀，但是，因为贺龙在湘鄂西地区和红四军中有着崇高威望，对这里的民情、地形极为熟悉，与当地群众有着广泛的联系，他在这里的领导工作很难由别人代替。所以，湘鄂西前委于1929年3月8日向中共中央提出：“云卿同志因红军无人负责及路途阻隔之故，暂难来中央工作，这并不是云卿不愿来沪，实在是事实的困难。”中央同意了湘鄂西前委的意见。
接到中共中央的来信以后红四军在堰坯、红土坪等地进行了整训，传达和学习中共“六大”决议。依据中央“六大”精神，结合红四军中存在的不良倾向，开展了反对军阀主义和“拖队”思想的教育；开始按照官兵一致的原则建立民主制度，要求多用会议形式研究和解决问题，以克服单纯命令行事的作风；整顿了党的组织，建立了比较健全的政治机关，加强了政治工作和对党员的经常教育。同时，红四军又进行了整编，人员已达1000余，枪300余支，其中包括以陈宗瑜为大队长的红色“神兵”特科大队。保留这种“神兵”形式的武装，在湘鄂边这个比较落后的地区与有封建迷信思想的土著武装作战，有其特殊的作用。这也是贺龙的一个创举。
红四军占领鹤峰全境，轰轰烈烈地开展根据地建设的工作，群众组织纷纷建立，工农群众积极参加土地革命，使周围各县国民党当局惊恐不已，纷纷向长沙、武汉报警。桑植县代理县长向湖南省政府发出电报说：“贺匪剽悍，全湘著名，职县团防虽多??自守力尚不足，恳速派雄师，歼灭巨匪。”
湖北清乡督办电告湖南省主席说：“贺龙用兵多诈，出没无常，非双方兜击，不足以绝根株。”两湖当局乃令施鹤7属①清乡司令和桑植、石门两县团防联合进剿红四军。利川、来凤、咸丰3县团防畏贺龙声威，借口路远没有派兵。
发动围攻的是鹤峰团防头目、湘鄂西民团联防总指挥王文轩，桑植团防刘子维、向凤翔，五峰团防孙峻峰等部，及恩施、建始几支团防共3000余人。他们分数路合击鹤峰，企图夺取县城，围歼只有1000余人的红四军。
红四军前委立即研究对策。贺龙认为，敌人以优势兵力对我进行包围，如果分兵防堵必然被动。他提出由农民警卫团节节抗击桑植等县团防，红四军全力打击王文轩部。贺龙说：“王文轩这个人我很熟，当年还是朋友呢。
我和顽固派打仗，他保持中立，态度还说得过去。去年回桑植，他曾给过我钱和粮食。革命一深入，我们搞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他这个大地主、大民团头子变脸了，成了反共的先锋官。立场不同，好朋友拔刀相见的事，我经历得太多了。他号称总指挥，有权号令各路团防，消灭他这一股，别的敌人必定惊慌失措，没得咒念。这些反动头子是从来不会齐心协力的。”于是，前委决定红四军全部在县城以东10余公里的张家坪伏击王文轩部。这次伏击打得非常成功，击毙了王文轩，消灭其下属官兵数百人。接着，贺龙又率部击溃了恩施县的团防，其他团防队闻风而逃，鹤峰境内再无故踪。
贺龙决定乘胜向桑植一带发展。4月上旬，红四军进到龙潭坪一带，6月上旬攻占县城，立即在桑植境内开展地方工作，发动群众，建立各种革命群众组织，消灭反动地方武装，扩大红军，进行根据地各项建设。经过1个多月的努力，桑植、鹤峰两县根据地连成一片。湘鄂边根据地初步形成，红四军扩大到3000余人。
1929年6月底，湖南警备军第一军军长陈渠珍令其下属向子云部从永顺①指恩施地区的恩施、建始、利川、宣恩、来凤、咸丰、鹤峰7县。
向桑植进攻，企图在工农政权还没有完全巩固的时候一举摧毁之。
得知这个情况，贺龙写了一封信给向子云，叫他不要进攻，“来则送礼而已”。可是，向子云认为去年贺龙在桑植“闹红”时， 3000多人的红军经不住1个旅的攻击，现在贺龙的红军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照样经不住正规部队打。他将贺龙的劝告置之脑后，派团长周寒之带领两个半营向桑植进犯。
贺龙命令红四军主力到桑植南岔渡口埋伏进来，派几支小部队边打边跑诱敌追赶，又把南岔渡口船只放到西岸，让向部过河。当时，一些经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的老战士都习惯猛打猛冲，认为一步一步后撤是丢人的。贺龙提醒他们：情况千变万化，打仗也不能一成不变。现在红军人少，枪支弹药更少，就要打巧仗。既能歼灭敌人，又少受损失，才是一个好指挥员。贺龙说：“敌人以为我们兵不强，将不勇，不经打，他们占桑植城很容易。好嘛，就让这帮家伙放开胆子往里闯。我们一步一步后退，就显出个不经打的样子，这有什么，最后是我们吃掉他嘛！”
果然，周寒之带了1000多人边打边追到南岔渡口，看见渡口的船只仍在，以为贺龙部队已经溃不成军，急忙下令抢渡过河，迅速夺取桑植县城。
可是，周寒之的部队刚渡过河，便遭到红四军主力猛烈袭击，顿时大乱，随即被歼。周寒之本人也被击毙。红四军在贺龙指挥下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7月中旬，向子云带领两千余人和部分团防再犯桑植。贺龙决定将他们放进县城，尔后反击。红四军撤退之前，拆去了桑植部分城墙，烧毁城门，使之不利敌人固守。红四军主力隐蔽在城北梅家山、八斗溪、白家冲一带；一部分隐蔽在西界、茅岩准备断敌退路。15日早晨，向子云的特务营从赤溪渡口渡过澧水，9时左右进入桑植县城，后续部队逐次渡河跟进。贺龙抓住敌人逐次进兵的弱点，向城内之敌发起进攻。四团攻东门，一团攻西门，二团、独立团直插汪家坪，截断城内敌军退路并阻击其后续部队。向子云部突遭猛烈冲击，乱成一团。进入城内的特务营大部被歼，后续敌军急忙抢占高地，企图顽抗。红四军乘胜猛攻，并以一部兵力击敌侧背。向子云部溃不成军，仓惶撤向渡口，企图渡河逃走。赤溪渡口一带河床狭窄，水势湍急，又逢上游暴雨，河水猛涨，船只己被红军撤去，敌人无法过河，被压缩在河滩上，大部缴械投降，一部随向子云泅水逃跑，多数溺死在江中。向子云的尸体一直漂流到了津市，脖子上还挂着驳壳枪。赤溪之战，红四军歼灭敌军2000余人、缴枪1000余支，取得了建军以来的空前胜利。
南岔，赤溪两战两胜，巩固了新建立的根据地，鼓舞和教育了群众，也推动了根据地的建设工作。
由于群众踊跃参军和补充了少数俘虏，红四军又进行了一次整编。营以下单位都设立了专职政治干部，连队建立了共产党支部和士兵委员会。为培养干部，从军队和地方选调一批学员成立了军事政治训练班，由曾在南昌起义时担任团长、在海陆丰暴动时担任过师长的中共湘西特委委员董朗主持。
南岔，赤溪战斗的胜利，说明红四军有了长足进步。贺龙在总结作战经验教训时说：“我们三千，他们三千，我们把他们吃得光光的，只伤亡几十个同志，这种仗很合算罗！”
大家纷纷说：“你指挥得好啊！”
贺龙摇摇头说：“错了！一年前，在家门口，我们三千，他们三千，仗打下来，我们散完了，后来，又扩充到1500多人，石门两仗一打，只剩下一二百人，我贺龙连件换洗衣裳都搞没了。这一败一胜，说明了什么？第一条，我们红军变了，已经有了党的坚强领导，再也打不散，打不烂了；第二条，我们每个班都有了党团员，团结一班人，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我们红军就成了铁军、钢军；第三条，我们建立了工农政权苏维埃政府，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援，我们生了根啦！再嘛，你们大家齐心协力，你们指挥得不错，会打机灵仗了。我贺龙算什么？一枪没放，一个俘虏没抓到，大不了是出了些点子嘛！”
8月，贺龙为了扩大根据地，打击最反动的敌人，率领红四军进攻大庸县西教乡。
西教乡是桑植到大庸的必经之地，也是著名天险。这里的大地主熊相熙拥有一支300多支枪的武装，筑有坚固的寨堡，几十年在这一带称王称霸。
他勾结、支持、收留坚决反共的地主团防武装，无恶不作，成为桑（植）鹤（峰）根据地巩固和扩大的严重障碍。由于湘西众多的土著武装首脑大多与贺龙有些历史渊源，贺龙回到湘西后，为了不树敌过多，以利于革命武装和根据地的创建，与一些土著武装首领有过联络，并且区别情况，团结友好的，争取中间的，打击反动的，收到过很好的效果。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这些土著武装的头目，多数站到了反共反人民的一边。熊相熙则起着更恶劣的作用。所以，攻打西教乡的政治意义，实际上大于军事意义，也是一次正确的策略运用。
8月7日，贺龙率红四军发起进攻。贺龙还约来他的旧部下、当时隶属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的吴玉霖团助攻。这种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调动国民党的部队来攻打反动土著武装的作法，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经过6天6夜苦战，到8月13日晨，红四军攻下了全部寨子。
熊相熙率残部退往大庸、慈利交界地区。红四军又于8月下旬攻取了慈利重镇江垭、九溪等地。当地团防纷纷逃窜。
由于贺龙打击了最反动的地方势力，大庸、慈利的许多土著武装首领或表示不与贺龙为敌，或愿让出“防地”，或派人前来修好。贺龙进攻西教乡，打击熊相熙，达到了巩固根据地的目的。
这时，贺龙得悉驻常德、桃源一带的第五十二师有纠集陈渠珍及湘西各县团防大举进犯湘鄂边根据地的企图，桑植一些村镇的反动残余势力也乘红四军主力出击的机会，发动骚乱，杀害区乡政府及农民协会的干部。因此，贺龙率部返回根据地，巩固后方，准备反围攻。红四军回到桑植后，立即镇压叛乱，并利用战斗间隙进行休整、训练。贺龙派前委委员李良耀、张一鸣、陈昌厚、郭天民等一批老党员深入农村，协助县委整顿地方工作，清洗一些混人革命组织中的坏分子，撤换一批不称职的工作人员，指导和协助地方党组织发展党员，健全党的基层组织，加强对党员和干部的政策教育，向人民群众广泛宣传土地革命，发动群众全面参加根据地的建设。经过一系列工作，根据地内部更趋稳定，出现了新的面貌。
1929年9月，贺龙与军部军政训练班教员、共产党员蹇先任结婚。
9月，蒋介石与张发奎之间发生了战争，双方军队纷纷向澧县、石门、常德等地集中。第五十二师第一五四旅和湘西几支团防武装逼近桑植。贺龙决定避开强敌，苏区党、政、军组织及革命家属转移至桑植北部，待查明敌情之后，再机动作战，收复桑植。当红四军向北转移时，由于侦察失误和等候己暗自脱离革命的一支小部队，延误了行动时间，在樟耳坪遭到袭击，伤亡三四百人，加上部分人员失散、逃跑，减员近千人，被迫撤到鹤峰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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