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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土集战斗之前，1947年8月24日，毛泽东就已致电陈毅、粟裕，把他们所率领的华东野战军西兵团（将包括一、三、四、六、八、十、特纵7个纵队以及中原野战军的第十一纵队）的作战范围规定为“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在庆贺沙土集大胜利的电报上，中共中央更明确地指示要求陈、粟率部“在黄河淮河运河平汉之间创造巩固根据地”，以“协助刘邓、陈谢创造鄂豫皖与鄂豫陕两大根据地，协助饶、黎、谭保卫山东根据地，协助苏中苏北恢复根据地”。中央认为这是一个“伟大任务”，“你们处在上述四大根据地之中间地带，你们的胜利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接着在9月22日的电报上，中央又在组织建制和领导关系上重新作了区分：陈、粟西兵团改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归）晋冀鲁豫中央局领导。现辖之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八、第十纵队外，王秉璋纵队（即中野第十一纵队）划归陈、粟辖。
陈、粟、张（云逸）、邓（子恢）同志为晋冀鲁豫中央局委员。邓小平仍为中原局书记兼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薄一波为晋冀鲁豫中央局第一副书记井代理书记，陈毅为该局第二副书记。陈、粟代表该局指导黄河以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淮河以北之党政军民工作，以利直接支援前线；张、邓代表该局指导渤海地区工作（渤海暂时划归晋冀鲁豫领导）。
晋冀鲁豫中央局负责统筹刘邓、陈粟两野战军及陈谢兵团的后勤供给。
目前除供应刘邓、陈谢两军不放松外，应将供应陈粟野战军工作放在紧要地位。
华东野战东兵团改为华东野战兵团，由许（世友）谭（震林）指导，受华东局直接领导。辖第二、七、九、十二纵队。
但是中央这个电报所作的规定后来有一部分并没有实行。渤海地区没有暂归晋冀鲁豫。10月16、21、24日，陈、粟报中央并邯郸局、华东局的3个电报依然自称“华野”。
当然，规定的任务是很好执行了的。
首先，是扫灭敌人保安团队，扫除国民党反动政权。陈毅十六七年前就有在中央苏区内扫除白色堡垒的经验，深知在豫皖苏新区消灭反动地主武装，在挺进初期来说，甚至比歼灭敌人正规军还重要。陈毅、粟裕用善于运动战的华野一、四、六纵以及第三、第八纵队分区横扫，长途奔袭，有时一夜行军100多里，突袭一个县城。
可怜保安团队怎能抵挡天外飞来的头等主力军，不到一个月，华野在陇海路南连下10余城，豫皖苏地区各县国民党地方团队3万多，被消灭了三分之一。进入12月，这3万多地方团队，基本上都被扫灭。各级国民党的政权也就土崩瓦解。
其次，是较普遍地发动了群众，宣传了土改，分配浮财，并在原来的蒋管区建立了部分人民政权。陈毅原以为豫皖苏地区是抗战中期新四军第四师反摩擦反扫荡失利而放弃的地区，群众受了敌顽的摧残当较难发动，不料大军一到，群众热情欢迎，而且踊跃参军。虽然当时因为基层政权匆匆建立，干部人数又少，新来乍到，开展土地改革为时实在过早，因而中共豫皖苏区党委领导的土改工作只能是大轰大嗡。部队与地方执行的“开仓济贫”往往打击面过大，侵犯了中农与工商业者的利益。但是，军队和地方协力工作，毕竟给广大群众以获得土地的希望，为建设根据地和准备大战役的战场打下了基矗野战军因匆忙分兵外线出击雨季行军而疲病减员，此时也得到大批兵员物资的补充，恢复了体力，并减轻了老解放区的负担。这些，为嗣后的一系列胜利的战役增添了有利因素。
第三，是加强了组织建设，调整了关系，更有力地支援了战争。
陈、粟率部到豫皖苏不久，即明确“以实行土改和建设财粮为中心任务”，并抽派刘瑞龙、杨一辰、向明等重要党政财经干部到豫皖苏工作，加强和建立了以吴芝圃、张国华为首的豫皖苏区党委、政府和军区。到11月初已建立了25个县政府、6个专员公署。把陇海路南20里至30里一带地区划归路北的冀鲁豫统管，以求统一陇海路的破袭与开辟。特别是与薄一波为首的邯郸（晋冀鲁豫）局建立了关系，使陈粟大军得到强大的支援。从此，陈粟大军的补充除大量取给于敌方外，炮弹、医药仍主要取给于山东，而粮食、兵员、民工、被服与经费，主要来自晋冀鲁豫。
陈毅子1947年11月上旬离开华野司令部（当时陇海铁路的大破击已布置好，即将全线展开）去邯郸，就是去和薄一波等商讨大军的供应的。
1947年11月上旬到1948年1月上旬，整两个月的时间，陈毅一直在途中，乘坐着七十四师已故师长张灵甫的黑皮篷黑喷漆的军用吉普，后面还挂了个拖斗（内铺卧具，夜间行车时可睡觉），带着一辆工作人员警卫人员乘坐的大卡车，在黄河南北简陋公路的尘灰中颠簸。他们从九女集起程，经华野指挥部的后方机关驻地朝城，再经阳谷、聊城、惠民，16日听康生汇报山东情况，18日重新上路，经临清、威县、永年到邯郸市。出邯郸进入山区，于11月24日黄昏到达晋冀鲁豫中央局所在地冶陶。薄一波等热情接待，打着马灯亲自郊迎。商谈时，陈毅考虑到晋冀鲁豫要供给刘邓、陈谢、陈粟，有时还要供应西北野战军，困难很大，因而代表野战军提出的清单数字不是“狮子大开口”。薄一波也对华野的需要很重视，答应得爽快，于是彼此满意。在冶陶停留时，朱德、刘少奇得知陈毅已到邯郸，打电话要陈毅去西柏坡汇报华东野战军情况。陈毅乃于12月初离邯郸局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工委）。陈毅汇报后，刘少奇、朱德告诉他，中共中央在陕北杨家沟召开十二月会议，早就准备让他去参加，现又来电报邀他即去。于是陈毅遣回了自己的车子。改乘中工委提供的汽车出发，经五台，到代县，然后过雁门关出长城，越管涔山，再入长城，经神池、兴县到黄河。这一段崎岖山路，正逢大雪，一再受阻，多日无法前进，有时改骑马匹，有时还得下马爬山。待到过黄河，经佳县、米脂到达杨家沟时，已是1948年1月7日了，中央十二月会议已在12月28日结束。这时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高干会议（亦即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正在召开。1月10日，陈毅应邀向高干会作了华东部队情况的报告。
这一路，陈毅的心情比较复杂，主要是振奋，却也有疑虑。
于全国的战局，他满怀信心，认为胜利在望。11月9日他在给华东随营学校作反攻形势的讲话时，具体分析了各战场的情况，作出判断：“照这个趋势下去，战争会很快解决，很快结束；不会到10年、5年，而只要1年、2年至多3年。”这表明，在他到陕北见到毛泽东，听毛泽东谈全国胜利之前，他已经有了正确的预计。
就在这种胜利在望的心情中，他到处被欢迎作报告：邯郸局、晋察冀、晋绥、西北局??他当时“身价”相当高。2年多前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他作为新四军代军长，他的报告就排在毛、刘、朱、周、彭（德怀，代表八路军）之后，居第6位。这次一路行来，他又是胜军之将——解放战争第一年战果最大的华东野战军的司令员，当然大可言勇了。
他的报告确实与众不同，丰富、深刻而生动。这主要是因为他有20年的实际战争经验和军事理论思考。1927年起他就先后伴随毛泽东、朱德进行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的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的探讨。从主力红军的游击性运动战，直到此时的大量歼灭敌人的运动战和攻坚战；从井冈山的军事方针的争论，直到1945年他为朱德起草军事报告提出“毛泽东军事学派”的观念：陈毅确有第一等的优越条件来理论联系亲身实践地谈毛泽东军事思想。
所以陈毅在外地的第一个报告，便是在邯郸局谈毛泽东军事思想。那天是1947年11月25日，听众是土地会议的参加者，听众中还有陈毅的老战友贺怡。陈毅古今中外，引证历史，分析现实，抓住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这个核心，从战略战役战术技术战勤等各方面论证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学习和运用的伟大意义。如此着重地提出“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毛主席的军事学”、“毛主席有关战争理论的问题”，并给予比较系统的阐述，当时是不多见的。
陈毅此后所作的报告都是有关华东野战军自卫战争一年来的情况。陈毅报告中总结得最好的是在战争初期如何“抛出空间，换取时间”，执行诱敌深入，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略方针。他的论点是唯物辩证的。既要反对保守地方不愿集中的地方主义，又要反对不顾地方坚持的高度集中主义。在集中的进度与程度上，也是既不集中过晚过少，又不宜集中过早过多，要做到兼顾主力歼敌与地方坚持。对于解放区的城市，则是既反对拼命死守，又反对不战就逃，以利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并掩护地方撤退和主力集中。在过分性急要求决战的问题上，则既强调战争的长期性，反对拼命主义的决战，又强调每次歼灭战都是部分的决战。执行此方针最要反对的是逃跑主义，因为逃跑主义者还有理论：蒋占区不能坚持，蒋介石比日军有社会基矗所以陈毅与华东领导者们既从行政上阻止逃跑，组织和督促撤逃者回原地坚持斗争，又分析了反动派在共产党的斗争揭露与自身的横行暴虐之下已失去了包括大部分地主富农在内的民心。对毛泽东的歼灭战战略方针的运用执行能作如此全面的分析，只有陈毅、粟裕这样的负战争重任的实践家和战略家才能做到。
此外，陈毅在他的几个报告中有3个很值得注意的要点：一是战役组织实施中采取以强劲主力对敌重兵集团实行纵深楔入，分割包围，并钻隙挖心，打掉其指挥部的战法；二是指出我军战略的先进与战术技术的落后；三是反复强调既要支援战争又要爱护民力，要科学地组织后勤工作。这在山东作战时陈毅就已有联系战略全局的讲话。此次在邯郸，他从薄一波和地方干部那里更多地了解到华北解放区的沉重负担，因而每次报告都要讲到。
这样豪情激越，纵目中华的陈毅，还能有所疑虑吗？陈毅1947年一路北上，所见所闻所遇是不能不令人惊动的，以至他在1948年元旦到晋绥，觉得有必要把使他惊动和警惕的情况和问题用电报告诉粟裕、陈士集、唐亮，以免犯右倾的错误。（在华东，有人爱在背后告陈毅的状）这就是1948年1月陈毅“对华野部队（粟陈唐）整党的建议”。“建议”中说：“??土地会议后整党放在第一位。整党以来短短的二三个月很快发现在我各级党委内纯良分子甚少，一般为地主富农分子所窃据，或直接间接为地主富农所掌握，至少是地主富农思想处于统治地位。在晋冀鲁豫??一般估计该区50万党员至少20万应清洗。”
陈毅1月的“建议”，显然是受到了当时的一些地区“搬石头”的影响，因而提出的建议就过分强调出身成份，过分强调“组织解决和纪律制裁”。
陈、粟部队1948年1、2月份的“贫雇农当家”等过“左”的做法，和陈毅这份“建议”不会没有关系。这和1948年4月华野一兵团高干会议反军阀主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大会对各种不良倾向作了严格批判，但没有伤一个人，没有处分一个同志”（陈毅总结），恰好成为鲜明的对照。而陈毅4月主持高干会议之所以和1月判然不同，正是1948年1月上旬到了杨家沟，受到了中央十二月会议反“左”的启迪，并与毛泽东、周恩来一起“评衡左右费思量”的结果。
陈毅一路的生活也不自在。在雁门关虽有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周士第带一个团前来迎接，但这还是在“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时候，广大地方干部正在被“搬石头”。1948年6月陈毅在宝丰向中原干部传达时回忆说：“有些地方土改整党过左，几个县政府被解散，县长县书记都押起来，以致有几个县饭都吃不到。因为县政府揭了底，打垮了，没有人负责。”“今天是贫雇（农）当权，成立主席团时，选出了一个火夫，一个马夫，一个奶妈。那些部长、厅长、委员、科长都傻了眼。会场里贴着‘贫农席’、‘雇农席’、‘王八旦席’，入会场时，贫农入贫农席，雇农人雇农席，有些人既非贫农，又非雇农，无处去坐，他们就讲‘你为什么不坐，你们还客气，要整党，要革命，就是革你的命。你们回去把你们所有的表、笔、皮袍，全部集中大礼堂，我们要分浮财！’并且强迫他们去坐‘王八旦席’。更恶劣的是当奶妈的也不带孩子了，反过来说：‘你给我弄饭吃，现在你要为人民服务’。火夫也不做饭了，‘你们厅长来给我做饭’。马夫也不喂马了，这是彻底的翻身。”
陈毅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与生活环境中行路的。当时正逢大雪，“雪拥兰关马不前”，陈毅行行止止，除了惕然地写了给粟、陈、唐关于华东部队整党工作的建议之外，又写了《大雪过雁门关》、《神池岢岚道中》：昨日过雁门，今日越管涔。
冽风吹裘薄，积雪照夜明。
在海拔2400公尺以上的管涔山区的雪夜，冽风吹得皮大衣也薄如罗缟倒是真的。然而“左”的冰雪能否照明，却属疑问。真正使陈毅心明眼亮、胸襟一畅的，还是杨家沟的晴空。
陈毅到达杨家沟时，“十二月会议”已结束了一个星期。中央办公厅安排陈毅住在小招待所。这是一幢平房，紧靠毛泽东、周恩来两家住的那个院子，从雕花门楼出入来往很方便。
毛泽东当即把“十二月会议”的全部文件和记录交给他看。其中主要的当然是毛泽东所作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陈毅吞读之下，顿觉心胸开朗，急欲一吐肺腑之言。
中央办公厅为替陈毅“接风洗尘”，特地通过贺龙的部队从黄河东边搞了鱼来。有肉有鱼，在当时的陕北算是盛筵了。毛、周、任、彭、贺都出席奉陪。谁料一到席前，陈毅突然大笑道：“这里都是王八蛋席啊！没有一个贫雇农！”众皆愕然。陈毅乃将一路所遇的“左”的现象如实道来。陈毅后来在宝丰向中原干部传达时说：“我到陕北会见毛主席和中央许多同志时，那时他们正在作这个决议（纠正左倾机会主义的决议，后以任弼时讲话形式发表），我也起了一点作用——把沿途所见报告了一番??作了一次新闻记者。”
陈毅“小住杨沟”最有意义的事是和毛泽东促膝长谈，在毛泽东无拘无束的畅谈中，深入领会十二月会议的精神实质、背景奥妙。陈毅自己已经能够预见1年2年最多3年取得解放全国的胜利，因而与毛泽东大有共同语言。
但是听毛泽东详细谈来，却又不能不佩服这位领袖所虑之深，所谋之远。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除了“左”倾盲动、发昏做梦，从来没有说过已可夺取全国胜利，只说局部的胜利。即使在日寇投降之日，毛泽东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正视着强大的国内敌人，不提全国胜利。即使在1946年11月21日，毛、周、刘作出了全国人心向我及“蒋军必败”的判断，作出了可以争取在3至5年之内打倒蒋介石的历史性判断，也还是作了最困难打15年的准备。只有到如今，战争第一年的内线歼灭战方针完全成功，战争第二年的外线出击，把战争负担加到蒋介石身上的战略也已肯定成功，才宣布将要夺得全国胜利。这就显出这一判断的充分有把握和极为慎重。这才是全局驾驭者的风度。
从外线出击以来，一直到1948年元旦在晋绥作长篇报告，陈毅一直在讲反攻，为反攻的真实性和胜利辩护。而毛泽东12月25日的报告开宗明义的最先两句，却是“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反攻”与“进攻”，一字之差，一般人读来不会注意，陈毅却眼前一亮，立刻想起关于“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讨论。当年有的同志主张改为“我必自卫”。毛泽东说“不，一定要‘犯人’。”如今，反攻还可以理解为打到自卫战争爆发前的位置，进攻就不再有限度了。毛泽东交谈中幽默地表示：去年8、9月中央只说反攻，反不过去还可以退回来。现在刘、邓和你们反出去站住了，不会被赶回来了，我们才决心说：进攻。
胜利在望，毛泽东却仍然慎重，即使在党内也只是讲“准备在几年内取得全国的胜利”，具体一点，则估计5年，从1946年7月算起的5年。这主要是为了防止产生速胜论，防止对困难和意外事件估计不足，骄傲轻敌盲动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曲折。仅此一端，也使陈毅感到毛泽东毕竟比自己老练沉稳，因而反倒能使人对胜利信心更足。
对陈毅启示最大的是毛泽东从战略谈胜利的战争理论，陈毅惊叹说“这是古今中外没有人讲过的”。这一内容，后来成为陈毅在宝丰向中原的县团以上干部传达的极为精彩的主要部分。这军事理论的具体阐明，还解决了陈毅他们的一个疑问。陈毅在宝丰传达时说：“我们（华野司令部及六纵）在渤海曾要求一个礼拜的时间作些准备工作，中央不准，连电要我们赶快过河。
到聊城后，我们要求停3天，解决给养问题弹药问题，并安置一下伤病员，中央急电催我们过河??当时真是火烧屁股追的紧。现在我们才懂得了这是事关战争成败。”
陈毅他们在山东和豫皖苏时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央在1947年夏秋来电常常表扬西北野战军？连同“火烧屁股”催过黄河一起看来，好象中央对华野领导颇有不满，特意抬西北压华东似的。这次陈毅到杨家沟，正好西北野战军召开高于（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就让陈毅去参加，并作华东野战军情况的报告。陈毅看了前几天的几个报告，先后出席了10次会议，他在西北野战军会议上的报告就和以前的报告有所不同。陈毅真诚地说了西北野战军艰苦奋斗的许多优点，并说“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对我帮助也很大。”
陈毅回华野后，在4月5日的濮阳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说：“西北野战军是作战条件最苦的一个野战军，麦面有一年多没有吃到了，小米也很难吃到，主要是吃黑豆，过去是喂马的马料，有时还要吃野菜吃糠。??他们每打一仗每门山炮只准打5发炮弹，迫击炮每门只能配5发到15发炮弹（华东每门山炮过去300发炮弹，每门迫击炮200发，外线出击后炮弹少了。山炮每门150发，迫击炮100发，就感觉不能打仗了），他们听了我的报告，说你们这样大的家务，给我们可以打一年，??西北野战军最苦，特别他们人数不多，炮弹很少，可是面对的敌人只是比华东战场中原战场少一些，一共30多个旅。这次在宜川战役一下歼灭敌人5个旅，创造了西北战场的空前大捷，而且在两年战争中在全国战场也是不多见的大捷。值得我们学习。”
陈毅所说的这些话，对于打仗虽好但纪律不太好、浪费严重而且“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华野一兵团来说，针对性无疑是很强的。
从1948年1月18日开始，毛泽东召集了一月中央会议，经常参加开会的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贺龙、陆定一。在1月18日下午，会议原则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一月决定，发中工委征求意见，准备修改后半公开发表（即《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1月19日下午3时开始，陈毅向会议汇报华东野战军的情况，共讲9个问题，全面而详荆经过1月20日11时开始的会议，1月21日下午4时开始的会议，才汇报完毕。9个问题为：（一）到山东时期问题；（二）和平时期；（三）执行中央战略方针及经验；（四）战役经验；（五）战术与战斗技术；（六）政治工作；（七）供给卫生工作；（八）部队现状；（九）部队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次汇报的基本内容和一路所作报告相似。但是陈毅有机会把许多问题特别是人事问题摆到中央的桌面上，说明底细，沟通意见，是很大的收获。
陈毅的一系列观点和做法，都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和理解。
有一个极端机密的战略问题却是不能在会议上谈的，即使是在这样的内层会议上；而只能由极少几个直接有关的，要决策和执行的高级负责人来研究。摆在陈毅面前的，正是一个事关战争全局而又应由他和粟裕全力承担的大问题——向江南作战略跃进的问题。这无疑是毛泽东电召陈毅到陕北，需要面谈的最重要的绝密问题之一。
派野战军主力纵队跃进到江南的方案，最早形成在电文中为1947年7月23日毛泽东亲自为中央拟发的电报，那是作为整个战略反攻全盘计划的一翼加以布置的。这电报命令刘、邓即日南下建立大别山根据地，并预示陈赓兵团8月下旬出豫西建立鄂豫陕根据地，陈（士榘）、唐（亮）来往陇海南北机动。而叶（飞）、陶（勇）两纵出闽浙赣：第一步至鲁西南，第二步至皖西建立临时根据地，第三步相机渡江至皖南建立第二临时根据地，第四步至闽浙赣根据地。电报还规定：两广纵队受叶、陶指挥随行，还考虑组织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由邓子恢、张鼎丞、曾山前往主持。
陈、粟对这方案是认真对待的。他们在1947年9月17日向中央报告华野西兵团状况时，在电文中：“如中央最近期内，准备以一、四、六纵队向长江以南出动时，则拟将一、四纵开（黄）河北整补1个月，待机南下，执行新任务。如无此必要，则拟将两纵分到西南方面，执行游击任务，自求整补。”
中央收到此电后5天，经研究，由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周恩来亲拟复电：“??半年内，不拟派一、四纵去江南。??”半年以后又将如何呢？1947年10月15日毛泽东在给陈、粟的电报中指示：“战局可能发展得快，6个月内（10月至3月）你们各纵在河淮之间作战??6个月后（约在明年4月）你们需准备以一个或两个纵队出皖浙赣（不是去浙赣）边区，那时拟以刘、邓方面派一个、两个纵队，出湘鄂赣边区。”
“哪些可以实行，哪些与情况不符，不能实行，表示你们具体意见。”
11月20日，陈、粟向中央军委发报，如实汇报了部队进入豫皖苏情况：部队南下后，脱离后方，无休息整顿，连续作战，艰苦疲劳，情绪受影响。
打了几个胜仗后逐渐好转。但部队水土不服，患南方疾病多，且缺乏药物治疗，伤病员安置无安全保障等困难，严重存在，从而影响指战员决心与信心。
有的部队风闻要南渡长江，也有不安心现地工作的。
毛泽东在8天后复电粟裕，并转告（预计已首途去邯郸的）陈毅：“??在明年8月以前，不准备派主力部队渡江，各部均要在现地安心工作与作战，仅准备在明年8月以后，派一部分部队渡江南进，究派何部，临时决定。”
正当此时，刘、邓已直捣长江边的望江地区，控制长江北岸300余里。
蒋介石害怕解放军渡江，立即宣布从九江至汉口各口岸同时戒严，派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亲率军舰至九江组织护航。又令国防部长白崇禧立即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统揽豫、皖、赣、湘、鄂5省军政大权，搞“总体战”，并指挥33个旅，加紧对大别山的“围剿”，以防解放军渡江，并争夺大别山，保住中原。
战略进攻形势很好，但斗争尖锐。中原有国民党五军、十八军等蒋系头等主力，七军、四十八军等桂系精悍主力，逐鹿甚难。此时，似乎亟需派一精锐兵团再次向长江以南作战略跃进，牵动和改变全国战局。
此次一路去陕北，陈毅已得到毛泽东电示“8月以后派一部分部队渡江南进”，便在他所到之处的报告中一再说到“今年到一定时期，我们组织强大的兵团渡江过长江”，“秋天大进军到长江以南”（陈毅在晋绥的报告）；甚至带着些理想色彩地说：“今年秋天能组织100万兵力渡过长江，今年就能结束战争”（陈毅在晋冀鲁豫军区的报告）。
可见，陈毅是热烈主张把解放战争第三年（1948年7月中旬起）上半年战略重点放在跃进江南的行动上的。
这样，陈毅在毛泽东与他密商这重大问题时，当然会由衷地赞成渡江跃进的方针。
1948年1月27日，中央军委给粟裕发出电报指示：“关于由你统率叶、王、陶3纵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问题，我们与陈毅同志研究有3个方案”，在具体地叙述了三个方案的渡江地点、时间并作了分析之后，电报说：“以上3案各有优劣，请你熟筹见复，至于你率3纵渡江以后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敌20至30个旅回防江南。你们以七八万人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应使休息时间多于行军作战时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到达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疲于奔命。渡江地点似以钜砂、宜昌附近，宜都、江陵附近，石首、监利附近，此地渡口进入湘西为较宜。
由洪湖、沔阳地区渡江至鄂南，敌似更不及料，亦可考虑。
此事只先由前委几个同志及叶、王、陶作极机密讨论，不让他人知道。”
这个电报发出后，陈毅原打算在2月1日离杨家沟东返，但粟裕的复电在1月31日就出乎预料之快地来到了，于是陈毅又留几天参加研究和布置。
粟裕的电报说已与陈、唐详细研究，并把叶、王、陶3个纵队的现状详细作了报告，感到无论在兵员补充、干部选配、物资装备等均很不足，特别是部队的整党整军、思想工作方面都还很差，均需时间，所以最近即行出动比较困难。因此建议两个方案：一是即将叶、王、陶纵调到陇海路附近继续休整一个半月，到3月下旬出动；二是叶、王、陶纵仍照目前部署南下参加一二个战役，3月中旬起休整一个半月或两个月，到5月中旬出动。
粟裕还建议：将目前在中原的3支野战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取忽集忽散（要有突然性）的战法，于3个地区寻机歼敌，争取在短期内打几个歼灭战，取得较大胜利。如果我军再能在数量及技术上对敌人取得优势，则战局的发展可以急转直下，也将推进政治局势的迅速变化。①对于渡江路线，粟裕提出两个方案：一是由武汉以西渡江，好处是江面狭小，易于渡过，易于阻击蒋军兵舰，缺点是到闽浙赣远，一路去要减员一半。
二是从湖口当涂之间甚或南京至江阴之间采取宽正面的分路与分梯队的偷渡，缺点是江面宽防御严，好处是江南江北我群众基础好，叶、王、陶纵的干部熟悉，渡江后主力向浙赣沿线及闽赣腹地挺进亦可调动敌人。
中央军委接电后就和陈毅一起深入研究。显然，从调动中原敌军主力去江南的意图考虑，向蒋介石的要害地区出击是最有效的。整整一夭半后，中央军委2月1日午夜复电粟，并致刘、邓及饶、邓（子恢）：“1月31日午电悉。
1.完全同意第一方案叶、王、陶3纵队即开陇海线附近再休整一个半月下旬出动。3万新兵中以两万补充叶、王、陶3纵。渡江路线争取走湖口当涂间及南京江阴之间。渡江方法采宽正面分路及分梯队偷渡。望加紧布置水上及两岸工作。
①粟裕在探讨渡江问题时插入这样一段，正好表明他对战略重点应放在“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的倾向。
2.三、八、十、十一等4纵集中配合刘邓、陈谢两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忽集忽分战法机动歼敌。
电报并说：“陈（毅）日内动身东返。”
为了及时调动敌人，减轻大别山的负担，毛泽东还和陈毅联名给华东局发去一个电报：“现在南线最紧，战场仍在大别山”。要华东局考虑：许世友仍留山东，由韦国清率部南下苏北，开辟一个重要战场，调动敌在大别山的部分兵力东移。
1948年2月2日，中央办公厅为陈毅饯行。
当时，毛泽东亲笔写了一个手令面交陈毅。手令内容是任命陈毅为东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为东南野战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又兼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飞为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第二兵团领导干部名单另定）粟裕为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金明为副书记。
这样，渡江跃进的战略方针和方案就正式确定下来。
毛泽东显然对陈毅在思想、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的表现很感满意，故委派陈毅在归途中有向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简称中央后委）、晋察冀、中工委、华东局、邯郸（晋冀鲁豫）局传达中央十二月会议及一月会议的精神的任务。毛泽东特意说明：十二月会议反“左”，中央不打算以中央文件形式发表，而是以任弼时讲话形式发表，这是为了保护士改的积极性，不致造成泼冷水。但党内的传达仍很重要。
毛泽东还说：“这些日子我们已经谈得很多了，你们作战是可以放心的，从山东转入外线前的几个仗没有打好，不伤大体。别的没有什么大问题，今后要讲究政策，整顿纪律，各级干部要重视政策，不要胡来。回去代我问候同志们好，问候华东部队全体指战员好！”
2月4日，陈毅东返。
陈毅在杨家沟整整住了一个月，“小住杨沟一月长，评衡‘左’右费思量。”收获很大。
陈毅经过中央后委，作了几天停留。“我过三交，参加后委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有王明、谢（觉哉）吴（玉章）老、赵林参加。他们中后委同意毛主席和中央的意见和指示。??对贸易、过左、贯彻土改等问题，已根据中央会议精神有新的部署??”。这是陈毅到达晋察冀后在2月21日给中央写的报告。下文就是他参预协调内部关系的一些情况和进展，以及他“经过调查后”提出的意见。他的意见还能力一些领导干部所接受。据陪同邓颖超在三交的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说：幸亏陈毅来传达了中央指示，不然许多搞土改的干部继续挨整，就被打得一塌糊涂了。
陈毅路过兴县时，更是喜气洋洋。同样是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周士第带部队来接，但地方的气氛不同了。“左”的寒气开始消退，干部们和群众一同活跃起来。当时正届阴历戊子年春节（大年初一是2月10日）。当地有过年娶亲、一场酒筵办两件事的风俗，沿途处处挂灯结彩、唢呐笙箫。
陈毅本当一处一处去传达。但是中共中央工委决定在3月召开重要会议，陈毅便可在会上一并传达。这次会议是个大动作。华东、晋察冀、晋冀鲁豫3个中央局的负责人饶漱石、聂荣臻、薄一波，以及滕代远、廖鲁言、黄敬、蔡树藩、康生等都参加。已到邯郸休养的李先念就代表中原局到会。
中工委刘少奇、朱德、董必武、柯庆施等出席。这次会议要研究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战略区合并为华北区，准备成立华北人民政府，这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雏形；还要讨论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草案，这更是带有政纲性质的文件。会议意义重大。
陈毅给会议带来中央十二月会议、一月会议的精神和毛泽东的许多重要指示，非常及时。3月2日，会议的第一天，在刘少奇主持下，陈毅作了详尽的传达。
陈毅的传达既集中突出他讲透了两个主要问题，胜利与反“左”；又讲得全面妥当。这正是“评衡左右费思量”的结果，更反映他此时和毛泽东的思想更为一致。陈毅说：1947年9月土地会议决定整顿队伍，通过土地法大纲及其后的轰轰烈烈的运动，正是中国革命的主流。这样一整，面目为之一新，彻底地反掉了右，必须依靠这一主流正派，才能达到革命的胜利。中央无论如何支持这一主流。但主流东向中引起3个浪花。一是侵犯中农，二是对中小资产阶级采取冒险，三是踢开三三制（按：不再要党外人士参加政权）。
晋绥蔡家崖共90多户定了21户地主、富农，而且不让中农参加农代会。毛泽东说：“这在我看来真是惊心动魄！”我们只有两个朋友——中小资产阶级及中农，对中农如此，这就是根本“左”的表现。土改整党是主流向东，保障胜利。但是3个浪花不堵就会泛滥，妨碍主流的前进。陈毅特别强调了毛泽东的名言，我们不怕美援，只怕“左援”。对于蒋政权，美援已被证明是无法挽救其灭亡的；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一任“左”的错误泛滥，失去民心，那倒是对蒋介石最有力的援助。
从陈毅的传达中，还可听到毛泽东和陈毅研究新区土改的声音，从而透露了毛泽东的根据不同地区，采取不同土改办法的思想；在新区可先实行减租减息。“过去我们的减租减息是争取了地、富的左翼，中立了地、富之一部，打击了地、富之右翼。减租减息之妙即在于此。这一经验即应拿到新区中去应用，一定有成绩。”后来，在1948年5月25日正式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1948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中，就向全党明确了新解放区先不搞土地改革而先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全国解放后，这一政策便普遍适用于大半个中国。
陈毅在关于军事问题的传达中谈了4个问题。耐人寻味的是这4个问题都是他自己和华东野战军其他领导人已经提出或开始解决的：第一是今后作战中对于几个军的集团进攻及对于重点设防的城市如何打。陈毅在去陕北一路的4个报告中都介绍了华野打破敌重兵集团进攻的经验。在给中央的汇报中也作了分析。
第二是军队在营以上各级成立党委，恢复古田会议的党的领导制度，实行党委统一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陈毅在西北野战军高干会议的报告中就介绍了华野“最近我们恢复了党委会”的经验。
第三是加强政治工作，进行土改政策、城市政策、军事政策教育，加强部队政策观念和纪律性，担负起战斗队兼工作队的任务。
第四是后勤工作建设，需要有战争观念与群众观点之结合，亦即支前与生产之结合。
后两个问题也是陈毅几个月来反复演讲和汇报的。从这里可以看出，陈毅向中央汇报的情况、经验和问题，已经交融汇合到中央军委的指导思想中去了。
这一次在中工委召开的3月会议上的传达是向全党的很大一部分阐述中央有关全国胜利的政治纲领。同样的内容将更详细生动地传达到解放战争最前线的中原。担负这样的使命发挥这样的作用，在陈毅一生中也是极少有的。
中工委会议从3月2日到3月27日。陈毅于4月初回到已在黄河北岸濮阳的华东野战军司令部。这时，一个重要会议已在濮阳召开。
这个会议正式称为中共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但也称为一、四、六纵队高于会议，一兵团高干会议。“从3月起至5月底止”，包括兵团纵队联席会议24天，各纵队与师的联席会议12天，在陈毅作了初步总结后大家又在团以上干部会上分头讨论政策，直到5月29日正式通过陈毅起草的《华野前委扩大会对第一兵团部队工作展开反军阀主义倾向的决议》。
这在华东野战军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动作。这是华野一兵团一次划时代的思想整顿。
一、四、六纵队解放战争以来连打大胜仗，缴获大，俘虏多，受表扬歌颂多。部队的战士大部分已是解放成份，而各级指挥员的骄傲自满有所发展。
部队行军相遇互问，“哪一部分？”“七战七捷！”“天下第一团！”加以对纪律问题疏忽，战斗频繁，没有时间整顿干部思想，部队中破坏纪律、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本位主义、贪污浪费的倾向愈趋严重。一、四纵队从鲁南突围后雨季跋涉鲁西南，某些村子群众骂有的部队是“三子部队”（一到宿营地就抢房子、打枣子、抓鸡子）。陈毅报告形容地方控告信“如雪片飞来”。陈毅1948年1月从晋绥写给华野的整党工作的建议也指出整顿思想整顿纪律过去虽一再进行“仅仅涉及皮毛”、“未达到根本纠正”，因而建议“以2个月至3个月进行整党工作”。
中央军委对此也极为关切，特别因为一兵团即将南渡长江进行无后方作战，政策纪律执行的好坏，关系部队生死存亡。军委1948年3月12日指示华野一兵团各纵队应严格整饬纪律。“必须进行一番普遍深入的教育，严格整饬，做出决定，使各级领导干部及各级党委直到支部认识此问题的严重性，必须负起责任，教育和领导全体指战员保证出动后不仅在作战上而且在执行党的一切政策上树立人民解放军的模范。”
陈毅1月写建议时，受当时地方上整党工作的影响，强调的是“进行挖根工作”，“集中力量打击地富思想及其代表分子”，“用组织解决和纪律制裁”。而3月份开始整训和开会时，却已明确主题是反对军阀主义倾向，“使用自我批评的武器”，“把政治民主运动发展了一步”。这充分说明这次会议的方针正确，而且具有很高的建军思想水平。
中国共产党内很少有人象陈毅那么清楚：人民军队建军之初就和军阀主义的影响作深刻的斗争。在中国，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准确地说就是封建买办资产阶级的军阀主义路线。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当前部队中并没有军阀主义倾向的代表人物，但是军阀主义倾向的影响却在军民、军地、官兵、上下级、同级、军政以及前后方等关系中或多或少地普遍存在。抓住反对军阀主义倾向来整顿军队的共产党组织，是抓对了。而由陈毅来传达这次到中央的有关情况和意见（4月5日），并作内容丰富的总结，起草决议，也是最为适当和有效的。
陈毅的总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军队中党委领导的论述。从红四军“七大”开始到中央“九月来信”，到古田会议决议，关于党在军队中的领导体制和领导作风，陈毅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李立三等反复争论、探讨，互补短长，而以毛泽东的思想为主形成了古田会议决议。陈毅谒诚拥护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以及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他此后曾一再宣传论述。但古田会议决议并没有恃别注意防止党内家长制的严重化，经过红四方面军及新四军的历史教训，陈毅对于党委书记的地位、作用和作风有了更深入具体的认识。他在这次总结中（在华东野战军普遍恢复了党委领导的情况下），用3000多字的篇幅来全面地、充满辩证精神地分析了党委领导（决议中也写了近千字）。特别是对党委书记，他写了“不要认为非通过我的意见不可，那样就会变成党内家长制。”“不要什么事都要照自己的意见办，更不要以为不照自己意见办事就是反党”。他同时也充分论述了党委内部“自觉培养一个中心”的重要性和党委书记坚持自己的正确的原则性意见并善于吸收意见的重要性。才从毛泽东那里回来的陈毅，态度鲜明地提出“党内家长制”的问题，正好说明当时以毛泽东为中心的党中央，其政治生活是正常的。的确，在处理粟裕对渡江战略的不同意见时，毛泽东充分表现了最高水平的军事民主。
在举行前委扩大会的同时，粟裕个人采取了一个大动作，一个最终把1948年的南线作战重点从渡江跃进完全转为“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的大动作。
中央军委对一兵团渡长江跃进江南的战略行动是十分重视的。1948年2月下旬，决定一兵团开赴黄河以北濮阳地区休整补充二三个月，以免在黄河以南鲁西南地区休整要受国民党主力整编第五师等部的袭扰，并决定晋冀鲁豫十一纵和华野十纵掩护后方拨给的大量新战士到达后留在平汉路以东机动作战，以掩护一兵团整训。这样，粟裕才能率一兵团在濮阳地区热火朝天地作各种准备，华野前委才得以从3月到5月召开前委扩大会反对军阀主义倾向，进行空前的思想整顿。
4月4日，中央军委直接发电报给东南分局的领导人粟裕、金明、叶飞，要求一、四、六纵队休整到5月15日为止，5月15日以后，部队出动南下。
中央军委并且指示中野：“你们新行动方向是豫西南、鄂西、豫西北及整个汉水流域，歼灭分散之敌，调动平汉线以东之敌向平汉线以西，以利粟兵团行动。”
毛泽东是非常钟爱渡江跃进的战略计划的，且有军事理论的分析。后来陈毅在5月14日向华野干部传达毛泽东对时局与工作方针的报告时曾阐明：毛泽东的战略先是内线歼敌，再就是转入外线作战。毛泽东认为“转入外线又有两个方式，一为北伐军方式，背靠后方，逐步前进；一为跃进方式的前进，超越敌人。有阵地的前进是很合理想的，但依据我军性格，应采取跃进式的。这是由于我军依靠农村，装备不如敌，攻坚条件不好，与有帝国主义援助的敌人作战等条件决定的。应承认跃进是主要办法，要避开自己短处，发挥自己长处。”
的确，毛泽东的这种跃进方式，在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壮举中获得了伟大的成功。以此为主要的一击，使全国解放区的形势大大改观，各战场的胜利大大发展，以致扭转了蒋介石的反革命的车轮，使之走向灭亡。
1948年的渡江跃进，则预期必将促使蒋介石统治迅速走向崩溃。
这样有理论阐明有实践依据的布置周详的重大战略决策，由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主席亲自主持，并经和陈毅、粟裕反复商议，最后同意了粟裕自己提出的具体实施方案的战略行动，还可能对之持异议吗？
然而粟裕在两个月中逐渐对渡江跃进的利害作出了一系列新的分析判断。
主要在于对部队与作战无比熟悉。这是长期持续对部队实行全局性实兵指挥的粟裕过人的优长。一兵团的3个纵队，和华野其他主力一样，经过近两年胜利的解放战争，已逐渐成为火力装备不下于蒋军头等主力的部队。今后要攻克敌重点设防的城市，必须有这种部队，在野战中，与迅速构成防御阵地的蒋军作战，也需要强大火力才能迅速有效地大量歼敌，并需要大兵团协同作战才能歼灭旅、师以至兵团建制的敌军。（而解放战争作战基本经验正是只有成建制地歼灭敌军主力，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第一要旨）这样的部队和作战，对战争的贡献极大，而消耗粮食、弹药、兵员及其他战争物资也极大。这些虽可以部分地取给于敌方敌区，事实上也如此做到了，但其大部还是需要取给于解放区的后方。刘邓、陈粟、陈谢三军，目前实际上是半后方作战，还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靠晋冀鲁豫和山东的支援，才能逐鹿中原，争取在统一指挥协同作战中打大歼灭战。粟裕1948年1月31日复中央电中的有关段落充分说明他对于3军配合打几个大歼灭战是有信心有把握的。
粟裕还有20多年的作战经历，积聚的经验教训很丰富。他担任参谋长的红十军团的覆灭，他担任司令员兼政委的苏浙军区部队天目山作战的绝粮，以及刘、邓跃进大别山几乎丢弃全部重装备，使他明白10余万人跃进长江以南作完全没有后方的作战，必然会丢弃全部重装备；减员一半（伤亡、伤员无法收容与归队、逃亡失散）；火力减弱与伤员、弹药的极大困难使指挥员难以捕捉战机和坚持歼敌；粮食严重困难和“与民争食”使大部队（不是小游击队）难以立足。
粟裕了解敌人。解放军以一个兵团渡江，蒋介石不会调整编第五师、整编第十一师等机械化重装备的主力部队，放弃重武器到江南水网地区寻解放军作战，也不会让战斗力很强的广西部队第七军、第四十八军回江南，以免“放虎归山”。如此，则调动中原敌军到江南的意图只可能做到调动若干二三等部队，于大局没有决定作用。
陈毅传达中说到，中央的意图是“变江南为中原，变中原为华北，胜利就来了。”粟裕却感到若不能在中原先打几个歼灭战，大量消灭敌主力，就急忙跃进江南，则江南在无后方的半游击性作战中，未必能迅速变成半后方大兵团作战的中原，而中原敌人能够重点防御、机动增援，在解放军分兵江南主力削弱的情况下，也不大可能迅速变成巩固的华北。跃进大别山和中原，确实是避我之短扬我之长。而跃进江南，对一兵团这样一个于重装备运用已很熟练，围歼敌人能力很强的部队来说，却反是丢弃其所长。把跃进江南，边打边走，要付出的5万人的损失用在中原作战，完全可能消灭蒋军好几个整编师。减轻老解放区负担，避免后方崩溃的战略任务既已由于出击中原而完成，就没有必要放弃集中主力在中原歼敌的机会而急于跃进江南。
在扩大会的间隙，粟裕把自己的想法向陈毅作了汇报。
陈毅大感意外。这种改变中央战略方针而牵动全局的意见，其严重性是显而易见的。亲身参与这一战略方案的制定并和毛泽东的军事性格相当一致的陈毅一时难以接受。但是，一次次促膝交谈使陈毅进入深思。以善下快棋著称的陈毅，几天之内，常常举棋不定，心不在“马”。
陈毅的军事想象力虽丰富，他却也有很具体的实践经验，足以体会粟裕的深思。1940年5月2日他不是早就和粟裕联名致电中央反对项英“长征闽浙”并列举了好几个无后方的长征作战损失严重的历史事实吗？1947年7月华野匆促分兵，雨季行军作战，远离后方的几个纵队每纵损失数千人至万余人，内线作战的纵队却因兵力不足而南麻、临朐均未得手，这些事实更在眼前。而集中2个以上的战略单位的兵力，在强有力的统一指挥下，能较前成倍地歼灭敌军，不是在1946年秋天起就在陈毅力主之下以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的辉煌胜利作了证明吗？
陈毅是个善于坚持自己意见也善于放弃自己意见以服从事实服从真理的人。他开始被说服，并欣赏起粟裕的这种置个人得失于不顾、大胆直陈的勇气来。陈毅明确表示：粟裕的建议很重要，他鼓励粟裕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告。
粟裕的思虑特别周密。他首先向刘、邓报告，他深知刘、邓的意见和支持的重要。4月16日，他以长近1300字的电报把意见陈述给刘、邓。“请钧座予指正”。
4月18日，粟裕又以个人名义向“中工委并请转中央军委”发出电报，电报首先说明经陈毅等“鼓励勇气”，才“斗胆直呈”。电文长近3000字，除上述意见外，更增加了对淮河到长江间派出数路强有力的游击兵团，对江南苏浙皖赣闽及湘黔派出多路坚强的远殖游击队等具体意见。同时，还说明“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决不松懈”。
同日，如所期望的，刘、邓发电报给军委及陈、粟，表示：“照现在的情况看来，我们耽心的是过江很少把握。”“如果过江与自身准备尚不充分，则以迟出几个月为好（先派多支小部队去）。??如果粟部迟出，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半后方作战情况下多歼灭些敌人，而后再出，亦属稳妥，亦可打开中原战局。”
刘、邓十分敏锐，在两天后，召集陈士榘、唐亮、陈赓等商讨作战时，进一步明确：敌目前在淮河以北机动作战者为9个师，而我方野战部队为20万人，如果粟兵团加入中原作战则为28万人，实力可大大超过敌人。如能寻机歼敌两三个师，即可完全掌握主动。”
毛泽东1948年4月13日深夜，到达晋察冀军区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
还在东行途中，毛泽东已电告中工委，要通知陈毅、粟裕到中央来研究战略行动问题。
毛泽东收到粟裕的电报后，亲自拟电文：“为商量行动问题”，请陈、粟于4月25日至4月31日数日内，同来平山中工委开会。4月21日发出此电。
陈毅当时正主持华野一兵团高干会议反军阀主义倾向，要作报告，并组织下一步的政策讨论。事关华野全部队，不能无人主持，故陈、粟于4月22日急电中央，请求由粟裕于4月24日作完报告后即北来，陈毅不北上。
但是中央军委于同日（22日）电陈、粟：“请你们两人提前于卯感（4月27日）赶到中工委会晤。”
于是，陈毅、粟裕于23日电复中央：“拟于明晚及后天白天作一天半报告，传达中央指示及政策，并布置分组讨论，使会议不间断。我们两人于有（25日）晚即动身北来。”
陈毅并不知道此次毛泽东一定要他去，还因为要调动他的工作。他也不知道中原对他的“企图”。
早在1948年2月，刘、邓鉴于中原广大地区的财政经济问题严重，如豫皖苏地区，“至今毫无建树，也没有干部，对今后大军供应已无办法。而沙河北岸已有灾民200余万。”国民党的“法币”不断贬值，而解放区发行的钞票与“法币”的比值还不断下降，农民损失惨重。部队的供给纷乱，浪费严重。如不迅速纠正，“则军队供应与人民生活均将产生严重危机。”因此，刘、邓希望中共中央调一位对土地改革与财经工作富有经验的大员到中原。
“建议邓子恢同志统一主持中原各区、首先是3部分野战军的财经事宜。”
并于4月2日再度报中央并致陈、粟：“仍切望子恢同志来加强中原局领导，主持地方工作和财经工作。”
在得知毛泽东已到阜平，陈毅已回华野，特别是他们自己同意了粟裕率部迟出留中原作战的建议后，刘、邓来了一相应的大动作：发电中央请调陈毅到中原工作。刘、邓称：中原局辖区甚大，领导力量极嫌薄弱，3部分野战军在20万人以上，如粟裕迟出，则达30万。军区武装约为20万人，亦须统一指挥及供应。因此，建议：（一）以陈毅同志为中原局第一副书记。（二）组织中原军区。刘、邓对陈毅到中原后的军职，提出3个方案：一、以陈毅力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中原野战军司令员；二、陈毅为军区与野战军第二政委；三、陈毅作军区第二政委兼野战军政委。刘、邓还建议：“不管那种形式，陈毅同志华野职务不变。”
在此电报中，刘、邓还表示：小平必以极大精力主持党政，刘、陈主持军事，子恢能来任第二副书记颇好，主持运购，对许多困难问题更易解决。
毛泽东接到电报后立即批示：“朱、刘、周与陈、粟、薄（一波）、李（先念）商复。”中央也电告刘、邓：“陈、粟二人日内可到阜平和我们会商行动问题及你们提出的中原机构组织问题。”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会合一起，中央会议有许多重大问题要研究。如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关于在今年冬季召开二中全会问题??华野一兵团的行动问题也列在议程。讨论时，陈、粟、雹李参加。
敢于实事求是地提出与中央战略行动方案不同的意见的将领是大智大勇的，而善于实事求是地采纳部属不同意见的最高统帅更是大智大勇的，毛泽东采纳了粟裕的意见正说明当时党内军内的高度民主。这是革命战争得以迅速胜利的重要保证。
会议在倾听粟裕的意见后，决定：华野应继续依托中原、华东两解放区，会同中野作战；同意一兵团在整训结束以后，4到8个月内，暂不向江南作战略机动，先加入中原作战，以便集中力量，歼灭敌人，粉碎敌人在中原的防御体系。5月5日，中央把这一决定电告了刘、邓和华东局。在讨论的过程中，刘、邓向中央表示支持粟裕意见的4月18日电当然也起了作用。后来，彭德怀曾在5月21日电毛泽东对全军各战场的作战提出建议，其中指出：从目前情况看，粟裕部按原计划渡江问题值得考虑。不如先不渡江，而集中五六个纵队出中原作战以求打开豫鄂皖局面。
经过后来战役的实践，证明“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是更有利的。而渡江也就成为“百万雄师”从江阴到武汉全线渡江了。
关于陈毅调中原的问题，中共中央也已开始研究。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粟裕向毛泽东力陈“华东离不开陈军长”。刘、邓则在5月5日又一次致电中央：中原局面太大，情况复杂。现在中原局的能力实难胜任??因此再作如下建议：（一）请彭真同志任第一书记，陈毅、小平分任第二、第三书记。
（二）陈毅兼军区第二司令员兼野战军司令员。
（三）粟裕如暂留中原，则兼军区副司令员及野战军副司令员。
正是此时，中央会议已基本确定了中原的干部配备。等到会议结束，5月9日，中央、军委才给刘、邓复示，慰勉有加：“在中央会议上，陈、粟、先念关于中原情况均有详细报告。一年来，你们率先深入敌区，展开全国进攻的胜利局势，虽部队本身稍有削弱，但艰苦任务的坚决执行，我们正以你们为模范，要求全党全军均向蒋管区，将战争引向更深远的敌后??会议详情，托陈毅同志面告。陈毅大约于辰哿（5月20日）开完一、四、六纵队团以上干部会后，即将偕同子恢经太岳转往豫西与你们会晤??”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华北、中原两解放区的辖区和人逊的通电。其中对中原的决定如下：“除华中解放区现辖境地外，凡陇海以南，长江以北，直到川陕边区均属中原解放区。中原中央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李先念、宋任穷、粟裕、李雪峰、陈赓、张际春、谢富治、刘子久12同志为委员。
“刘伯承为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陈毅为军区及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李先念为军区及野战军第二副司令员。陈毅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及政委??”这是一个很大的动作。从此，南线形成一个指挥中心，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的协同配合进入新的更高的水平。
四、五月间接连发生的大动作反映着全党全军争取全国胜利的蓬勃生气和巨大努力。
新任的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陈毅和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于1948年5月11日陪同来华东野战军视察工作的朱德总司令到达濮阳。
到濮阳的第二天，陈毅就把华野消灭整编七十四师缴获的该师师长张灵甫的勃朗宁手枪和铝合金制折叠桌椅奉赠给总司令（这套桌椅朱德一直保存，直到1976年6月他逝世前20天，才亲自批示捐赠给平山西柏坡革命博物馆展出）。
朱德在濮阳期间，听取了一纵司令员叶飞、六纵司令员王必成、特纵司令员陈锐霆的汇报，并与一兵团的师以上干部逐个谈了话，还先后出席了一兵团直属队的欢迎会、一兵团的团以上干部欢迎大会和一兵团连、排、班及士兵代表会议，都作了讲话和报告。
在团以上干部会上，陈毅作了《向朱总司令员学习》的讲话。朱德作了部队建设和作战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最突出的内容是“钓大鱼打五军”。当时华野一兵团最强的对手之一是整编第五师（习惯称为第五军），朱德教导部队用“钓鱼战术”即把钓竿摆来摆去迂回曲折地摆布强敌，使其疲劳而围歼之。
5月18日朱德离濮阳。5月21日，中央军委电促陈毅尽可能迅速和邓子恢及大批干部去中原。但军委随即又来电告陈毅：军委后勤部长杨立三要来濮阳协助精简整顿华野庞大的后方机构，要陈毅、邓子恢等杨立三到达，共同研究好处理方案后，再行西去。
华野后方的问题确实相当复杂，潴集了7万人。其中地富分子、贪污腐化分子、怕死避战分子为数不少。陈毅在杨家沟、西柏坡都作为重要问题向中央作了汇报，自己也初步布置了整顿工作。杨立三于5月25日到达。陈毅、邓子恢和杨立三研究了整顿精简方案，建议杨立三同粟裕到朝城去具体安排。
杨立三临行，陈毅托他把缴获的交直流电两用的收音机一架带去中央送给“恩来、小超”，并附一信说：“此美国新出品、许昌战斗缴获品，你们有电灯，利用其开动起来十分好，两夫妇可以在屋内跳舞。”也就是在这信内，却写着：“明日即西去，毫无企图留部队之意，并望将来能随军入川”。
此信是陈毅5月29日亲笔，“临行清理”在华野的“行李”，铝合金桌椅给了朱德，收音机送与恩来，这轻装“西去”的调子颇有某种抒情意味。
此信周恩来阅后，特意亲笔批转毛、刘、朱、任传阅。他们都圈阅了，不知是谁还在“毫无企图留部队之意”这一句的旁边用毛笔划粗杠一道以示值得重视。
陈毅、邓子恢一行，带着数名随员和精干的警卫部队，乘坐吉普车、救护车和几辆大卡车，在5月30日黄昏出发，经馆陶渡口，过邯郸，越太行山。
刘、邓对陈毅、邓子恢的到来非常重视，早已派陈赓率警卫部队专程到太行山南部的晋城迎候。过黄河，到洛阳，又有中野各纵队的负责人齐集到此迎接，并陪同陈毅、邓子恢看了当地著名的豫剧。陈赓还陪同陈毅视察了20多天前陈谢兵团和华野三、八纵队解放洛阳时战斗最激烈的地区，汇报了对洛阳进行步炮协同攻坚作战的经验。
陈赓的介绍使陈毅对攻坚作战的弹药消耗特别是炮弹消耗的巨大数字印象更加深刻。陈毅强烈地联想到那没有桥、没有大型渡船、只有人力绞渡的卫河馆陶渡口，在那里他们受阻，陈毅渡过河去，而邓子恢因身体不好乘坐的救护车却迟迟不能过渡。陈毅更强烈地联想到险峻的太行山中那狭窄、崎岖而破烂的公路和公路下时常可见的汽车残骸，这可是华北大后方为前线运输弹药、粮食、被服等等的主要交通干线之一啊！按照3部分野战军统一指挥打大歼灭战的战略意图，今后的战役将动辄一二十万人，现在的这种后勤运输条件怎能适应！更多更复杂的后方支前的问题，从山东起就思考、实践，取得了经验，经过豫皖苏、邯郸、阜平、杨家沟、西柏坡的宣讲、汇报、探讨，如今在陈毅头脑中得到了解决。他充分认识这里主要是“战争经济学”的问题，即在战争中如何兼顾人民生产需要和军队作战需要的战略性问题，在战争中如何讲求经济核算和价值规律的问题，他连夜找日本留学生邓子恢商讨，结果是英雄所见略同。他俩从半夜直谈到凌晨，陈毅决心给中央写一个意见书。非常工于计算的邓子恢赞同：“你来起草，我也签名。”
陈毅开始起草电报，题为《支前与生产结合经验介绍》，报中央军委并致华北局。
陈毅从运输问题入手，因为这是耗费民力最大的事。过去军队装备差、人数少，又是分散游击。而今起了基本变化，有些野战军的装备并不亚于精锐蒋军，战争又是高度集中，几十万人在一地作战，粮弹消耗、缴获及伤员之多，史所罕见。但解放军缺乏火车、汽车及交通干线，即使有一部分，也损坏严重，效率很低。军运主要靠马车、牛车、独轮车以至驴驮、担挑，伤员靠担架。解放战争初期是动员临时民夫，但战役连续，常常头一个战役的民夫复员，而后一个战役的民夫未及赶上，造成催逼争吵，影响团结，影响战争。后采用半年为期的常用民夫制，于作战需要较好，耗费民力却更大。
名为半年，集中开进、复员回乡，路途中即耗费两个月。一辆小车载粮200斤，路途远时，推车拉车的人吃粮和送粮不相上下。北方农民不习惯抬担架，一付担架要8个人轮两班抬。再加战争需要急如星火，地方政府只好预作准备，一批民工未回，另一批已集中，有的地区甚至集中几千几万民工待命。
由于大批劳力离乡或冻结，严重妨碍生产，出现了毁大车、杀牲口以避出差的现象。陈毅在电报中概述了这些情况，写道：“劳民伤财，妨碍生产，莫此为甚，至今思之，极为痛心。”
“主要是部队没有自己的辎重兵编制所致。”因而陈毅在1947年夏秋间，即令华野所有部队试行运输兵和担架兵的编制，随队行动，随时调用，熟练本职，必要时可用于作战。如无特殊情况，部队基本上可不再调民工到一、二线使用，相当地节省了民力。这在战争的总成本核算中是很划得来的。
陈毅写道：“因此，我们建议军委，严令部队建立此种辎重兵编制。”
华东部队在陈毅、邓子恢等的主持下，为减轻人民负担，鼓励群众的积极性，改善军运、军需的质量，已经突破了军事需要无偿征调的框框，试行了运送弹药、伤员、包制军鞋等均用付给报酬的办法，效果很好。过去摊派得来的“拥军鞋”3天就破的现象大为减少。故陈毅建议军委“将此包干制与军鞋定购制普遍施用于各解放区。”在最易于“竭泽而渔”、厉行“军事共产主义”的阶级大决战时期，陈毅、邓子恢能尊重生产力和价值规律，提倡经济核算，这是难能可贵和发人深省的。
陈毅还建议充分利用缴获的汽车，培训驾驶员。“1辆10轮大卡车相当于300辆牛车的运输量”，修整公路，分段设公路局，建汽油站、电话站，并及早建立炼油厂等等。
这份电报，实际上是我军现代化后勤建设的倡议书。发报日期是1948年6月12日。署名：陈毅、邓子恢。
中央和军委于6月24日联名电复陈毅、邓子恢：“??关于支前勤务中建立担架辎重兵编制，采用按劳记工包运制，按件计工定购制及统一管理汽车和公路等建议，甚好。”“我们正在计议实施计划，议走后当通令实行。”
在华北的徐向前阅后致电军委：“??野战部队组织辎重部队，担架部队很需要，既可省民力，又便于管理。”
不久，全军遵照军委指示，都开始建立辎重部队和担架队；邯郸到洛阳的公路等运输命脉，也组建、修筑，逐步改善。
陈毅、邓子恢一行，于1948年6月14日下午，到达河南省宝丰县西北商酒务地区皂角树村。这是当时中原军区的驻地。刘伯承、邓小平亲自到村外热烈欢迎。陈毅与刘、邓自从1945年8月25日由延安飞抵山西黎城随即分道以来，虽然电报联系、作战配合十分密切，却近2年没有会面。阔别重逢，百事兴隆，他们昼夜畅谈。6月17日起，就由陈毅向中原野战军机关和附近驻军的团以上干部传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自1947年12月以来的一系列指示和方针政策。刘、邓给予陈毅最充分的时间，刘伯承介绍陈毅时称他是“军委代表”。此次传达连续进行了整整3天，为近年来陈毅作报告时间最长的一次，报告的内容也最全面、丰富、深刻和生动。传中央之檄，刘、邓给了陈毅发挥其记忆力、理解力、雄辩力的最佳条件。这次传达，对中原广大干部思想和工作的提高是很有稗益的。
陈毅的传达报告中，讲得最为透彻、最有军事理论深度的是和中原野战军关系最密切的外线作战问题。
毛泽东是从战略高度透视这个问题的：“缴获多少这是战役问题、战术问题。自然我们党若不能缴获俘虏大批敌人、马匹、武器，便不能壮大自己。
可是，如果死看这一点，就以为满足，不去解决战略问题，也是要失败的。
战略是能否在战争中掌握主动，是把战争引向什么方向。”
陈毅红军时期就深通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诱敌深入，放敌人到苏区内部来打，决不只是布阵伏兵的战役问题，而是人民战争性质的战略问题。敌军强过我军，我军必须加上苏区群众的力量，才能压倒敌人的优势。解放战争第一年也是如此，蒋军在数量、装备、技术上优胜于我，我军采取内线作战，使蒋军陷入人民战争的大海，我军以空间换取敌军的有生力量，掌握着主动，削弱了蒋军，壮大了自己。
但是蒋介石这个人懂得战略。蒋介石的战略方针是无论如何把战争摆到解放区。他懂得把战争引向何方主要是个吃饭问题也就是经济问题。蒋介石把他的蒋管区看守起来不受战争影响，或出得很少；把我们一百多万军队，他的二三百万军队一起堆到解放区，加上民夫，双方五六百万人，吃它三年五载，不愁解放区不垮。你能俘虏他的兵。可是俘虏也要吃你的。小米没有了，棉花没有了，壮丁也没有了。毛主席讲：假使我们不出击，刘、邓在鲁西南打了那样的胜仗，仍旧撤到黄河北休整补充，当然不会有跃进大别山的损失。可是人家就要继续过河。刘、邓不出击，山东的部队也不能够出来。
敌人仍在你解放区打，一直打到现在（指1947年12月底），我们的解放区一定要垮。西北首先要垮台，逼迫我西北的野战军退过黄河。不是敌人厉害，而是没有饭吃。山东也一定不能坚持。关内解放区一垮，就只剩东北了。毛主席讲：“如果照去年八、九月西北和山东的情形，战争能否支持，任何人没有把握。”所以去年七、八月无论如何要转入战略进攻。当时敌人的兵团都摆在黄河边，屁股后面很宽。我们一进攻，敌人被迫来一个大转身，但是来不及，蒋介石手忙脚乱。这对老解放区是一个极大的帮助。军事上转变了战局，政治上稳定了人心，经济上也具有积极的意义，敌人退了，地方安定下来，老百姓都回来开始生产。战争形势就大变了。
陈毅用他从山东到陕北的亲身经历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的经济危机。
最大的问题是经济问题，毛主席当时说：战争的负担放在我们身上，战争一定失败；由蒋介石担负，蒋介石就必然失败。毛主席在给刘、邓的指示中说：“蒋介石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是要把全国战争的负担加到解放区身上，达到彻底破坏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我们的战略就是要尽量破坏蒋介石的战略方针，把战争引向蒋管区，使蒋介石担负全部战争负担，达到解放战争的胜利。
“这是战略上的胜利，再加上战术上战役上的胜利，我们一定能打胜。如果不考虑战争消耗，不考虑几百万人的吃饭穿衣，就不是战略家——这是古今中外没有人讲过的。毛主席讲了这句话。
陈毅还传达了毛泽东所说有了解放战争第二年战略进攻的伟大胜利才敢讲夺取全国胜利，这是对刘邓大军千里跃进所作的高度评价。陈毅还说：跃进大别山取得的在新区如何建设解放区的全面经验直到中原局的“六六指示”，对于下一步的战略行动和在全国各地争取作战和建设的胜利，是无价之宝。
在这样高瞻远瞩的战略宏图前面，外线出击的3部分野战军所受的损失就有“一本万利”之感。“我们丢了的是几门大炮，得到的却是整个中国。”
有的干部诙谐他说。
这样，陈毅所传达的胜利的前景和第三年的方针：“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的精神①以及一系列的政策策略，就更显得有理有据，可信可行。
① 1948年5月14日，陈毅、粟裕致中共华东局，中原局的电报中，曾传达了这三条方针。
陈毅一到中原，就加入了解放战争南线的协调和指挥的中枢，和刘、邓一起，在中央军委的统一指挥下组织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
5月31日，粟裕率一兵团渡黄河南下。此时，华野的三、八、十纵也逐渐向东靠拢。以歼灭整编第五师为主要目标的大战役正在企划。
为配合华野作战，刘、邓已在6月13日向中野部队下达了襄（阳）樊（城）战役的基本命令。此战展开，必能调动张轸、胡琏两个兵团往西。
粟裕根据敌情变化，筹划了“攻其必救”的豫东战役。即以攻克河南省会开封迫使五军或其他部队救援再加歼灭。粟裕报军委并刘、陈、邓。军委同意。刘、陈、邓亦同意，并指示战役第一步以歼开封之敌为主，乃决定停止襄樊作战，组织中野主力牵制南面敌人。
华野攻克开封后，继续转兵睢杞以围歼区寿年兵团。蒋介石急令各方增援，除邱清泉的整编第五师、黄百韬的整编第二十五师和胡琏的整编第十八军等主力驰援，企图以7个兵团之众向华野合击，在豫东决战以“肃清中原”。
粟裕切望中野阻击北上之敌。
刘、陈原拟在中野四纵驻地召开团以上干部会，接电后即与邓商定：停开干部会，立即出动6个纵队配合歼灭区兵团。以一部监视十八军，并主动攻击北进之吴兵团。刘、陈、邓并于6月29日组成前进指挥所亲赴前线指挥。
此战确有决战性质。一兵团不渡江而集中兵力歼敌重兵于3大铁路之间四方驰援之地。能否办到，在此一举。而增援敌军有五大主力之二的整编第五师和整编第十一师；还有黄百韬部与桂军，亦属悍将强兵。
华野第三、八、十纵阻击敌邱清泉兵团十分顽强。中野部队对吴绍周兵团进攻，给予重大杀伤，迫使张轸急调十八军折向西平与吴兵团靠拢。接着，中野又于7月5日突然将前进中的胡、吴两兵团割裂，并将吴兵团的1个师和胡兵团的3个师分割于商水地区，有效地迟滞了敌人。直到粟裕来电报告已歼灭区寿年兵团，部队并已北移，刘、陈、邓才率前指返回宝丰。
刘、陈、邓在一起，对中原地区全军的战力了解更全面。豫东激战之时，刘、陈、邓判断可能是打襄樊的更好时机，乃留下主力第六纵队，并作了与桐柏军区部队及陕南第十二旅共同攻取襄樊的部署。就在华野歼灭区寿年兵团部的7月2日，乘蒋军几个野战兵团陷于豫东之际，突然攻占老河口，既而攻击襄樊。7月16日，战役胜利结束，全歼敌2万余人，活捉国民党特务头子、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康泽。
豫东与襄樊两战役，不到1个月共歼敌12万余人，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再次攻破，成为中原战局转变的关键。两大野战平仕一个团结战斗的指挥中枢统一协调下直接配合作战，其优越性和潜力明显可见。只有如此，才能歼灭敌重兵集团。
但是，两大野战军直接配合作战，也不都是凯歌和颂歌。和中野干部们坦荡相处、融洽无间的陈毅，可以听到“不见外”的反映。中野干部谈到华野部队总的来说印象是很好。然而也有一些具体意见。除了说华野西兵团个别部队“骄横”之外，有两点意见特别引起陈毅注意：一是华野负责人（以“军事观察家”名义）对豫东战役的评论中，对于中野部队在南线牵制胡琏、吴绍周两兵团，在西线牵制郑州敌人的作用未具体提到，显得对中野的作用认识不足。
二是华野参谋长陈士榘在和陈度一起指挥了洛阳战斗后在中野营以上干部会总结经验之时，很好地强调了火力的配系，但据反映过分夸大了炮火作用。这就会影响部队依赖炮火，炮弹少就信心不足，同时会造成不知节省炮弹的毛玻陈士榘谈用炮一事，颇有戏剧性。陈士榘对于炮特别有战斗感情。他1939年曾向彭德怀借1门炮25发炮弹，结果打了3炮解决问题。1发炮弹打到山上敌人堆中，敌人跑了，占了阵地。追到城根，敌人又跑了，进城缴了几百发炮弹还给彭。1943年用炮百米抵近日军碉堡打， 1炮就把碉堡打哑了。
战后他亲自去里边看，碉堡完整的，3个爬在枪眼上射击的敌人，下肢还在，上身全掀到后墙去了。这次打洛阳他掌握着那么多炮，又是和善于连续爆破、城市攻坚的部队配合，真是兵家一大快事。最后他把山炮、105榴弹炮都推到前面抵近射击，这次洛阳攻坚用兵不多，发展顺利，步炮协同作用甚大。
陈士榘作总结报告时，却忽略了一个问题：中原野战军坚决执行中央赋于的伟大战略任务，冲破层层强敌在道道大河上的封锁拦袭，不得不把重武器埋弃在大雨泥泞之中。对于合同战术家刘伯承，这是多么痛心的事！中野指战员目前还在为此焦虑呢！没有足够的炮火掩护，中野作战增加困难、增加伤亡。有的战斗经验差的部队，还因此影响胜利信心。所以那次陈士榘讲完，天已黑了，刘伯承还叫大家不要走。刘伯承接着报告，批评了部队里光靠大炮的心理，强调了过去作战中摔了多少手榴弹。
所以陈毅注意这些问题，并不仅仅是为了具体宣传报导、战术技术，而主要是重视感情，珍爱阶级战友的革命情谊。
陈毅于1948年7月24日电粟、陈（士榘）并报中央，在肯定成绩和良好反映的同时，鲜明地批评了这些情况，“在雨季整训中希望注意上述问题的检讨。”
粟、陈（士榘）、唐（亮）很快于7月28日电复“陈军长，并报军委”，表示“完全接受并进行检讨。”并向刘、邓以及各兄弟部队表示歉意。陈士榘也表示“讲后当时自己也有体会”，“是有毛病的”。并且步炮协同在华野来说“缺点甚至错误是很多的，希望各方多加指示”。粟、陈、唐还具体地分析了步炮协同的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作了研究和解释。
陈毅的这种在野战军之间开展批评的做法，只有处于他的地位才能顺理成章地做好，也只有他这种光明磊落的人物才能做好。这样做了，对于防止骄傲，增强团结，深入研究战术均有好处。特别是对华野领导，他们是在敌军云集、军委考虑“目前打很大规模的歼灭战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故须避免”的指示下（军委1948年6月22日电）主动提出歼灭区寿年兵团方案的，更需要适时提醒：千万要戒骄戒躁。
陈毅到中原，当然远不止“传檄”，也远不止协调，而是有大量工作要做的。首先，5月21日中央催他“尽可能迅速偕同子恢及大批干部去豫西和刘、邓会面”，就是要他们“建立中原军区及中原局经常工作”的。
原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斗争尖锐艰苦，后来又分兵作战，再后会合豫西，军情紧急，游动不定，中原局及中原军区的机构及经常工作都来不及建设。此次粟裕原准备南下，华北与山东集中了1.4万干部，本拟渡江南下，沿途建立地委县委分区武装的。现今一分为二，粟裕带7000人到豫皖苏和淮南，陈毅、邓子恢带7000人到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中原幅员辽阔，人口4500万，要从上而下建立地方与军区的各级党组织、建立地方武装，7000人远远不够，何况经过精简，后来实有的只剩4700人。中原局领导研究决定成立两所培训干部的学校：一是中原军政大学，由刘伯承任校长兼政委，培养军队干部；一是中原大学，由陈毅任筹备委员会主任。
这个中原大学也很有水平。河南省会开封解放，河南省的一些高等学府如河南大学、中原工学院、焦作工学院及开封部分学校的进步师生便在蒋军尚未重占开封之时投奔解放区。到达豫西的有300余人，其中包括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嵇文甫、经济系主任王毅斋、教授罗继武等。接待他们，做他们的工作，投笔从戎的刘、陈、邓当然都是工作的能手。
7月份是忙碌的。陈毅回到宝丰，就接待这批学界朋友，还给大家作了《来解放区的学习与工作问题》的报告。那4700多干部从黄河北走了两个月终于到达。他们中不少人思想问题复杂，有的是被作为“地富分子”清出来的，包袱更重。陈毅是“带”他们同来的，义不容辞，现身说法，在中原局欢迎外来干部大会上以中原局第二书记兼外来干部的意味深长的身份给他们讲话。
7月份还有另一种团结工作。襄樊战斗俘虏的国民党十五绥靖区副司令写信一纸，逞称“伯承、仲弘兄”，要求见面，参谋们不知“仲弘”是谁，陈毅说“是鄙人”，接过一看，正是川军者友、成都同学郭勋祺。于是刘、陈两次宴请，郭勋祺表示愧悔，晤谈甚为相得。这是布置川军联络工作的好渠道，陈毅当然也要化些精力，直到送郭勋祺登上归途。
7月份忙碌，8月份陈毅的担子更重了，因为第一书记邓小平于7月25日启程去河北平山，向中央汇报中原详细情况和经验，参加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中原局的日常工作，就由第二书记陈毅来主持。8月1日至8日，陈毅、刘伯承、邓子恢、张际春等组织领导了中原局暨中原军区县团以上干部的整风整党运动；由陈毅向到会干部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自1947年12月以来的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和指示，还谈了中原新区建设诸问题。陈毅还专门向军队干部作了《部队党在整训中的任务》的报告。会议结束时，陈毅作了总结性发言。
陈毅还有他军事工作方面的具体分工，主管中原军区的工作。中原军区新建不久，各级机构不全，人员缺乏，而要担负起广大中原维护政权、发展地方武装、剿灭匪特、扩充新兵等任务。鄂豫皖3省地主武装和散匪很多，河南尤甚。陈毅是共产党最老的省军区司令之一，对付反动匪恃是行家。中原野战军司令部驻皂角树村，为了防空，刘、陈、邓住在村边上，屋后便是旷野，当然设有哨兵。没想到这一哨岗还两次黑夜遭袭击，抢枪支，第三次竟枪击哨兵，打碎膝盖骨。当时陈毅已到，亲自调查，限令7天破案。在军民协同下，第4天即将首恶捉获，判处枪决。自此当地即告平靖。
方城县县长被匪特绑到
南阳杀害。陈毅立即和刘伯承研究决定，令二纵对方城一带的土顽进剿。二纵彻底消灭了保安旅及敌第九师一部，当地政情很快好转。
陈毅用很大精力组建和加强各地的军区地方部队。鄂豫、皖西、豫皖苏、豫西、江汉、桐柏、陕南等各军区都进行了组建和整顿。军区地方部队迅速发展，对中原解放区的开拓与巩固起了很大作用。
9月12日陈毅写给毛泽东的中原综合报告，原该由邓小平写。“小平7月北去，我们托其面达”。7月份的报告没有写。此次9月份的综合报告，就汇报了5、6、7、8四个月中原的情况和政策转变。陈毅代替邓小平主持中原局日常工作。虽然繁忙，但事情是顺利的。因为经过中央十二月会议的贯彻，全解放区的“左”的偏向日益纠正。中原局在中央指示下，总结进入新区以来的工作，得到了许多新的收获。特别是邓小平主持写成的《六六指示》，明确了新区暂不搞土改，而是实行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等新政策，使工作的局面明显好转。许多个广阔无敌的中心区在中原大地上出现了。豫西20县无敌踪；豫皖苏的恢复尤为重要，因为这是津浦、陇海、平汉3大干线之间的中心地区，又靠近蒋介石军事主于所在的徐州、蚌埠、南京之线，是我军进行大战役用武之地。一年前的打土豪、分浮财，开仓放粮，走马点火，以粮换菜等做法，无论在大别山或在豫皖苏都严重影响了生产，而现在农民已纷纷回来买牲口，积极生产；知识分子开始接近共产党，逃亡地主也开始回家。
豫皖一带，历来军阀混战，兵匪如毛，抗战时“水旱蝗汤（恩伯）”，民不聊生。群众反映：20年来从未如此安定。
陈毅在报告中对今后的工作方针，野战军状况，地方建设，财经、文教等工作，都作了分析，指出了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
报告结尾概括的话则是一个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兼军事家在伟大决战前夕最切中时局的判断：“中原局面，已具备了初步根据地，正走向足以应付大规模作战的条件。”
8月16日，刘、陈接到中央军委来电：“9月华野攻济打援是一次严重作战，需要你们有力的配合”。其所以严重，是粟裕计划，既攻城，又打援。
历来兵家多攻城阻援，或围城打援。攻城打援则须用不足总兵力一半来攻克城市，而以超过一半的兵力来歼灭援军。何况所“攻”的是王耀武统兵10万固守的坚城：而要“打”的援敌是五大主力之一第五军为骨干的17万国民党正规军。
刘、陈积极寻觅战机，陈兵宛（南阳）确（确山）之线，准备以6个纵队出击，致使中原南部的国民党军不敢行动。
在豫东大捷的声威之下，以五军为主力的邱清泉兵团，竟连日在陇海路商邱一带逡巡不前，眼望着北方津浦路两侧华野的8个打援纵队，不敢冒然进击。济南战役于9月16日至24日以实现“扫开济南府，活捉王耀武”，全歼守敌10万的大胜结束。
在济南战地，粟裕与张震等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向。9月24日，粟裕报中央军委、华东局、中原局：建议进行淮海战役。
军委和刘、陈都很快复电同意。后来，毛泽东所拟《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中非常符合实际情况地指出：“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百韬）兵团于新安镇、运河之线为目标”。但此时的方案，还是“小淮海战役”的方案，目标只是两淮与海州一带之敌。
而两大野战军密切配合的指挥机构的组成，两大野战军负责人求歼更大重兵集团早日解放全国的战略意愿，以及他们之间的信任和友爱，都在促成“大淮海”。
军委10月11日在《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指示的“望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即速部署攻击郑徐线，牵制孙元良兵团”初步为组成更大战役准备了条件。而刘、陈、邓（邓当时已回中原）协同打大仗的态度更积极。
他们决定的部署是：刘伯承坐镇豫西，指挥中野二、六纵队和地方武装在江汉、桐柏等地区分散歼敌，以牵制吸引黄维、张淦等兵团尽可能远离东线战场，并以陕南部队伪装主力，以使敌人误认为刘伯承率中野主力仍在豫西；陈毅、邓小平则率中野一、三、四、九等4个纵队，并有豫西、豫皖苏部队及华北十四纵配合，东进直指郑州，这种宽广近2000里的战略与战役的积极配合，实属罕见！
有了这样的基础，中央军委才可能在10月22日的电报中指出：目前态势极好，白崇禧所属的黄维、张淦两兵团已被中野第二、第六、第十纵队吸引到桐山区，在相当时间内不可能进到黄泛区以威胁徐州地区我军的行动。
这样，就有利于我中野主力在攻夺郑州以后，以一部，或大部、或全部向东行动??以主力在邱、李两兵团大量向东增援黄百韬的时候，举行徐蚌作战，“相机攻取宿县、蚌埠”，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破毁津浦路，使敌人交通断绝，陷敌刘峙（按：徐州“剿总”）全军于孤立地位。
中央的这一指示，显然已含有辽沈战役的“关门打狗”的意图，但能否肯定，能否实现，还要看两大野战军的主观努力。
10月22日，郑州守敌1万余弃城北窜，为中野全歼。陈、邓报军委：待打下开封后，即“出商邱或直出徐蚌??协同华野作战。”24日，开封守敌东逃。陈、邓于解放开封后，率4个纵队向商邱继而向永城、毫州、涡阳机动位置集结。
10月31日，华野发动淮海战役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粟裕向中央军委、陈邓、华东局和中原局作了报告，并提出：“此次战役规模甚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中央军委决定，本战役由陈、邓统一指挥。陈、邓复电：“本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惟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向多直接指挥。”显然，上下关系融洽，处置恰当。
11月3日，刘伯承、邓子恢、李达向军委和陈、邓建议首先截断徐、宿间铁路线、造成我军会攻徐州的态势。粟裕、张震等也在11月7日、8日报军委、陈、邓等，建议：在战役第一阶段即破坏徐蚌段，“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以便在江北大量歼敌主力。
毛泽东于11月9日电复粟裕、张震并告陈邓、华东局、中原局：“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3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供给。”
军委统帅部和南线3个指挥部：陈、邓、刘、邓、李、粟、谭、张，目标一致，“大淮海战役”的格局形成了。
截断徐蚌的具体责任落到陈、邓肩上。中央军委、毛泽东从11月9日至11日，连续在6个电报中强调要占领宿县、截断徐蚌。其中10日2时和3时连发两电给陈、邓：“你们务须不顾一切，集中4个纵队全力攻取宿县”，“你们应集全力（包括三、广两纵）攻取宿县??断敌退路，愈快愈好，至要至盼。”
刘伯承、粟裕的建议中，都没有提出“攻取宿县”。宿县是津浦线上敌军主要兵站，堆积大量弹药物资，有重兵坚城和铁甲列车、装甲车守卫，并不比省会易打，铁路沿线敌增援又便，故而最初都未把攻取宿县作为主要目标。
接受军委任务后，陈毅即与华野联系调拨重炮及炮弹。有华野力量可以就近调用，陈毅对此战信心特强。在敌人缩守城内、中野三纵总攻前夕，陈毅主动给攻城指挥员打电话予以炮兵支援，送去出人意料之多的大炮与炮弹，主攻方向东门便又增加榴弹炮6门。
11月15日，宿县全部解放。
毛泽东对于此战评价甚高，在11月23日“庆祝你们歼灭黄百韬兵团10个师的伟大胜利”的电文中，说“在战役发起前，我们已估计到第一阶段可能消灭敌人18个师，但对隔断徐、蚌，使徐敌完全孤立这一点，那时我们尚不敢作这种估计。这种形势的造成，主观上是因为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会合并攻占宿县”。两大野战军会合的威力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歼灭强大的黄维兵团时表现得更为明显。有恃无恐，调动及时，先是中野顽强阻击黄维兵团，有力地保障了华野最后消灭黄百韬；继而中野有华野作依托，大无畏地以几乎相等的兵力包围12万现代化装备包括头等主力第十八军在内的黄维兵团。战役第二阶段以围歼黄维兵团为主要目标，这是刘、陈、邓组成的淮海战役总前委的决策而经中央军委批准的。
在此之前，攻克宿具之次日，11月16日，中央军委判定当前的淮海战役已成为南线的战略决战。“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故而电令“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5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
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常委“临机处置”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决心围歼黄维兵团。当时，中央军委曾考虑，华野在歼灭黄百韬兵团之后，继续诱歼邱清泉、李弥兵团一部。
但刘、陈、邓考虑到华野主力血战歼灭黄百韬兵团后，疲劳伤亡，不宜续歼比黄百韬兵团更强的邱、李两兵团，邱、李两部又畏歼不肯分兵轻进。南战场的黄维在刘汝明、李延年等部的策应下急进，若不及时围歼任其进抵津浦与刘、李会合，便成大患。而此时黄维劳师远征，孤军突进，正是歼击良机。
至于兵力火器的对比，陈毅对重武器不足的中野敢于围歼人数与己接近的美制机械化强敌，是很感动和钦佩的。他心里也有底。既然邓小平一再表明“破釜沉舟”，不怕“倾家荡产”，哪怕中野部队打光，也要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那未他陈毅“腰缠万贯”，只要中野需要，他当然要人有人，要炮有炮。
经过多次磋商，最后中央军委定下了战役第二阶段歼灭黄维兵团的任务。
战场也有喜剧。在中野围歼黄维兵团的后期，各纵队伤亡颇多，敌人凭“汽车城”等坚固阵地顽抗时，华野继派出第七纵队之后，又派第三、第十三纵队和鲁中南纵队及特种兵纵队的两个炮团加入歼黄作战，而带队的指挥员又是善于用炮爱好谈炮的陈士榘。
围歼黄维期间陈毅有两个重要指示。一个是给华野司令部转华野特纵司令员陈锐霆的：“中野为了跃进大别山把重武器丢了。这次打黄维，一定要把华野主要的炮兵全部拉上去，保证战斗胜利。”并要陈锐霆亲去南坪集联系。另一个指示是：“黄维兵团的全部装备都给中野。”陈士榘在包围圈的东边，指挥中野六纵、华野三纵等主力参加总攻。迫击炮以上的火炮齐袭，榴弹炮20多门，炮火打死3000多敌人。黄维兵团最后试图分散突围全部就歼时，陈士柒、陈锐霆都接到陈毅指示：黄维兵团的东西华野部队一律不准拿，华野各纵队战斗结束后即时归建。于是陈锐霆这位原定负责打扫战场的华野战地司令只得“两袖清风”而回。
毛泽东后来说，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
其所以能如此，主因之一是统一团结。
还在围歼黄维时的12月12日，军委来电指示：在黄维兵团歼灭后，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讨战役结束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
因为此时徐州的杜聿明集团邱、李、孙3个兵团向西南突围被华野追击包围在永城之野，孙元良兵团已被歼，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疯狂突击未能破围，已成瓮中之鳖。蒋介石调白崇禧的部队救援，白迟迟不应。淮海全胜已成定局，下一步是渡江作战了。军委将渡江作战方针的初步意见提交总前委讨论。此电报机密度极高，只发刘、陈、邓，并责成小平在开会时给粟、谭一阅，阅后焚毁。中央的方针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华野、中野同时休整，同时举行渡江作战，“渡江以后，华野、中野协力经营东南，包括皖南、苏南，浙江、福建两省，江西一部”。12月15日，黄维兵团就歼。17日，军委电示：“拟请伯承、陈毅2同志偕来中央一商。”当日晚，刘、陈、邓驱车去华野指挥所。淮海总前委第一次举行全体会议，议题却是渡江。19日，刘、陈北上，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平山西柏村已是1948年底，刘、陈参加了1948年1月6日至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自此两会起，陈毅主要精力便集中用于渡江作战，尤其因为粟裕全力从事淮海实战指挥两个多月，积劳致病，陈毅经中央同意，返回华东。而且淮海全胜，中原大定，今后中野也将在华东作战，陈毅成为“主人”，更增忙碌。陈毅从中央南返，1月22日在徐州附近与粟裕会面，同去贾汪参加华野前委扩大会。25日陈毅为前委扩大会作了总结报告。26日即赶往商丘会见邓小平。陈、邓决定立即召开高干会议。
从1月29日（农历元旦）下午起，以3天时间由陈毅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与毛泽东主席指示，组织讨论，并作出决议上报中央。在此期间，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中野改编为第二野战军，下辖第三、第四、第五兵团共9个军和1个特种兵纵队。部队发展到28万。华野改编为第三野战军，陈毅仍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谭震林为第一副政委，下辖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兵团，共15个军1个特种兵纵队，58万人。
陈、邓在高干会议后，又在2月8日召开总前委会议，中原局的负责人都参加，具体研究了渡江的问题、渡江的部署，拟采取5个兵团从江阴扬中、南京东西、芜湖东西、铜陵贵池、安庆东西，一线展开、同期渡江的战法。
中野的另两个兵团以1个军进至黄梅宿松望江段佯动，5个军作为总预备队紧随最先突破部队渡江钳制。这种一线展开同期渡江的部署后来没有很大变化，为以后《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奠定了基矗渡江时间初定3月底，雨季未来，春汛未发。但时间问题后来几经变化，颇有学问。
2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虚参加华东局为委员。此时，刘伯承由石家庄到了商邱，刘、陈、邓会商后，陈毅于13日赴徐州，再次召开三野前委扩大会。接着，按中央指示，华东局、华东军区机构也移驻徐州，和总前委、三野前委在一起布置南进渡江。刘、邓、饶、粟、谭等也来到徐州。
三野前委扩大会于2月18日开始。19日，陈毅作了党的新区政策的报告。当晚，他和谭震林召集了军以上干部会议，制订了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预备命令。
3月5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开幕。刘伯承因刚从中央回二野，便留在商丘主持渡江准备工作。粟裕因病在济南住院。陈毅便与邓、谭、饶等出席。毛泽东在大会上的报告，实际上是一部人民中国的建国大纲。其中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的论断，使陈毅感慨万端。讨论中他慨然表示：“我的意见自己准备搞城市。”而且选定了当时中国和亚州最大的城市——上海。其实，此时毛泽东主席已个别征求过他的意见，担任上海市市长如何？他还提出意见，主要的一条是希望中央象当年全党抢东北一样重视接管上海。
二中全会闭会的次日，中央召集了安排人事的座谈会。邓小平受中央委托，提出经过酝酿的华东人事安排。
中共中央华东局：以邓小平、刘伯承、饶漱石、陈毅、康生、张鼎丞、曾山、张云逸、谭震林、粟裕、张际春、宋任穷、陈赓、刘晓、刘长胜、曾镜冰、舒同等17人为委员。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
中共上海市委：由饶漱石、陈毅、刘晓、刘长胜、曾山、刘少文、陈赓、潘汉年、宋时轮、郭化若、李士英等11人为委员，饶为书记。
上海市政府：市长陈毅、副市长曾山、潘汉年及一位非党人士（后为盛丕华）。
华东军区：司令员刘伯承、陈毅、粟裕，政委邓小平、饶漱石、谭震林。
尽管作了种种组织安排，然而渡江作战以及陈毅曾在抗战胜利后一再提及的“收京入沪”，还是要由总前委这个无私无畏统一团结的班子来继续指挥。这一着毛泽东是看准了的。
固然根据各方面的情报判断，美国在解放军渡江时出大兵干涉的可能性不大，但也不能不防。二、三两大野战军并肩直插东南，就含有准备在必要时与头号帝国主义迎头冲撞之意。这就必须指挥者既有胆略又能把渡江战役组织指挥得周密灵活，使军队强渡天堑的损失尽可能小，而渡江后消灭的敌军尽可能多。越能如此，则南中国解放越快，人民遭害越少，美国出兵的可能性也就越校陈、邓、谭在西柏坡期间，毛泽东又专门同他们一起研究了渡江作战问题，定下了4月10日为发起时间。
3月21日起，三野前指、总前委、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的人员便分批乘火车南下，进驻蚌埠南郊孙家圩子。总前委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便在这大半是土墙茅舍的西孙家圩诞生。
总前委在此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初步确定的基本内容是：第二、第三野战军全部于4月15日开始渡江。二野的第三、四、五兵团为西突击集团，由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指挥，在湖口至枞阳之间渡江；三野之七、九兵团为中突击集团，由谭震林指挥，在枞阳以东至和县金河口之间渡江；三野之八、十兵团为东突击集团，由粟裕、张震指挥，在金河口至江阴之间渡江。
渡江成功后，中、东两路统归粟裕指挥。这次战役的关键在于中、东两路渡江后迅速东西对进，对南京、镇江、芜湖地区的大量守敌进行钳形合围。会议还强调，也要考虑到敌人固守江防，或在我渡江收缩集结兵力以攻击我一路的可能，作发生严重战斗的准备。渡江影响国际视听及动向，力求稳健是必要的。
参谋处将会议纪要整理成《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经邓、陈审阅并由邓小平修改定稿，于4月1日送中央，4月3日被批准。
4月1日，邓、陈率新组成的精干指挥部去合肥东南瑶岗村。各突击集团指挥部也分赴桐城、无为、泰州。
但是，渡江的日期，以及对南京政府的态度却颇费斟酌，这些问题，在指挥中枢的陈毅是有责任多作考虑的。
不久之后，由于在北平举行的和平谈判有进展，国民党有签字的可能，如能签字，则战斗渡江可成为和平渡江，意义很大。但中央军委估计渡江时间必将因此而推迟半个月至一个月，即从总前委拟定的4月15日推迟到4月底至5月初。中央军委电询总前委：这样推迟，有何不利？
渡江时机，这正是陈毅着重要掌握好的主要环节之一。他立即搜集各方意见。并亲自作调查。意见都相当严峻：二野：长江水势4月末5月初将加速上涨，南风大起，雨多流急浪大。
目前粮食已成困难。
三野：4月下旬起开始雨季，江水日涨，现有船只三分之二为内河船，江中行驶困难，雨季稻田放水，部队展开不易。粮草困难。
总前委本身调查的结果是：5月的水比7、8月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渡江将发生极大困难。现百万大军拥挤江边，过久推迟，将不得不后撤以就粮草。签字之事。亦应设想敌人翻脸。
于是，总前委建议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
中央军委在坚持政治斗争必需，又充分考虑渡江客观情况之下，于4月15日电示总前委：“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渡江推迟22日渡江。”“假定政治上有必要，还须准备再推迟7天时间”。
军委在电文中还提到：“你们下达推迟渡江的命令时，不要说是为了谈判，而要说是为了友军尚未完成渡江准备工作，以免松懈士气。”
邓、陈却有不同态度。他们以总前委名义给两个野战军和各兵团党委作了指示。完全不回避“为了谈判”，而是正面说清楚渡江与谈判的关系。这是一篇充分相信干部并致力提高觉悟的好文章。确是邓小平、陈毅的风格。
“此次我军推迟一星期渡江，完全是政治上和军事上所必须采取的步骤。但因此也容易产生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的危险。因此你们必须在师以上干部中说明下列诸点：（一）和平谈判颇有进展，有可能在最近签订协定。此种协定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投降，故于全局和人民有利。
（二）我们渡江，应站在政治上最有利的地位的基础上进行渡江，就是说，如果谈判破裂，责在对方；如果协定签字对方不执行或拖延执行时间，其责任亦在对方。我们在谈判结束（破裂或成立协定）之后渡江，则是理直气壮的，而且当我们在政治上做到这一步时，敌人内部将更加瓦解，好战分子内部更加孤立混乱，不仅争取了主和派，还可能分化一部分主战派。全国人民必更拥护我们，届时无论和平渡江或者战斗渡江都更有利。
（三）要估计到现在国民党军队大部分还握在蒋介石死党手上，即使签了协定，他们都还有继续抵抗的可能，所以我们一切应从战斗渡江出发。而且因为敌人必然利用此时间加强其沿江军事准备，故我们亦应利用此时间更充分的进行军事准备。如果放松了自己的战斗准备，那不仅错误，而且是危险的。
（四）如果政治上需要时，还可能再一次推迟几天。所以在部队中要一面防止急性病，一面防止战斗意志的松懈。
（五）大家最担心季节和江水问题，中央对此亦极重视。计算时间。本（4）月底以前，江水尚不致有大变化。
（六）时间推迟的另一大问题是粮食、柴草、油、盐，各兵团必须具体计算，拟出办法，望告我们以凭解决。
（七）在延长渡江的时间内，中心工作仍应放在加强战斗准备，但亦可利用此时间传达二中全会决议。此点请各党委自行斟酌决定。”
这电文是4月12日下达并报军委的。军委于4月14日复示说：“总前委4月12日指示电甚好。请二野、三野照此指示向师以上干部着重说明推迟渡江时间的理由，加强战斗准备工作，并多筹粮草油盐。”
渡江时间，又经过多次反复商量，军委终于在4月18日9时作出了决定：“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4月20日开始攻击，22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
渡江战役的许多部队是在4月21日晚启渡的。那是在国民党于20日晚拒绝在协定上签字之后。但是，这里还有个陈毅经手的插曲。有些部队的任务是20日晚先开始攻击，21日才大举渡江。4月18日，陈毅接到九兵团政委郭化若给总前委的电报：“昨夜宋（时轮）到前方（临江坝附近之神塘河）和聂（凤智）成（钩）及各师研究后，拟于20日夜与打黑沙洲（按：是江心的敌前哨阵地）同时全部渡江，如此较有把握。因如果先一天打黑沙洲，则更引起敌之注意，次晚渡江更不易取得突然性。”
4小时后，邓、陈以总前委名义复示：“只要有可能就可以这样做。总之，整个战役从20日晚开始后就一直打下去，能先过江就该先过江，不必等齐。因为全长1000余公里的战线上完全等齐是不可能的。但你们仍应审慎考虑，防止下面轻敌。”
实事求是，积极而稳妥。总前委负责人机断同意，中突击集团七、九兵团的二十四军、二十七军（附九九师）、二十五军同于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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