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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正式开幕。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47人，列席15人。人数几乎相当于前一段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者的两倍。由于出席会议的人员增加，会场从西餐厅移到庐山人民剧院。会议开始，毛泽东作长篇讲话。他先讲了八届八中全会的议程，议程有两个：一、修改1959年生产指标。这个问题比较简单，由于1959年的生产指标无法完成已成定局，毛泽东说，武汉六中全会决定的今年指标，上海七中全会时有人主张改，多数人不同意。看来当时改也改不彻底。今年还有5个月，改了好。高指标是自己定的，自己造的菩萨自己拜，现在还得自己打破。
全会对1959年生产指标进行了调整，钢产量由原来的1800万吨，降为1200万吨，粮食产量由原定1.05万亿斤，降为5500亿斤。
二、路线问题。这是此次中央全会的主题。毛泽东说：上庐山后，有部分人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说不敢讲话，有压力。当时摸不着头脑，不知所说的不民主是什么事。前半个月是“神仙会”，没有紧张局势。后来才了解，有些人所以觉得没有自由，是认为松松垮垮不过瘾。他们要求一种紧张局势，要求有批评总路线的自由，就是要攻击总路线，破坏总路线，以批评去年为主，也批评今年的工作。说去年的工作都做坏了。57年不是有人要求大民主、大鸣、大放、大辩论吗？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我说过，危险无非是：一、世界大战；二、党的分裂。当时还没有明显的迹象。现在有这种迹象了。
毛泽东讲到要允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他说：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给犯错误的同志一条出路，允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继续革命，不要象《阿Q正传》上的赵太爷不准阿Q革命。
上山讲了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后来“问题不少”一句出了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反了九个月的“左”倾，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了，而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共产风，三级所有制，落实指标等问题，还有没有？基本上不是这方面的问题，而是指标越落越低，越少越好。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的领导机关、向人民事业猖狂进攻的问题。错误、缺点确实多，已经改了，但那不算数。他们抓住那么些东西，来攻击总路线，想把路线引导到错误方面去。此话是否说得对，请大家讨论。
根据毛泽东讲话，当前的问题不再是反“左” ，而是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的猖狂进攻。由此，批判彭德怀等人的问题从思想认识升级到路线斗争的新高度。
最初，到会人员划分为6个小组，彭德怀仍在第四组，大约在8月7日以后，又将6个小组合并成为3个“临时小组”即以第二组，第四组和第五组为基础，每组扩大为50来人。彭德怀在四组，组员有一半是军队的干部，红三军团的老干部几乎都在这个组。张闻天、周小舟在第二组。黄克诚在第五组。各组分别对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进行批判。批判的内容已经不只是彭德怀的那封信，而是向纵横方向延伸开去
——对彭德怀7月14日的信、张闻天7月21日的发言，以及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等人在会议期间的发言、插话，和一切被认为有问题的言论进行深入揭发、批判；
——追查“军事俱乐部”所有成员在庐山会议期间及庐山会议以前彼此间的交往和谈话内容，让他们交代“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名单、纲领、活动计划等；
——清算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几十年来在党内历次斗争中所犯的“路线错误”，查所谓“历史根源”与“社会根源”，从批判对形势认识上的“右倾机会主义”进入对个人历史的清算。从8月3日到8月10日的小组会发言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部分彭德怀的老同事、老部下的发言。彭德怀既然已被说成是“军事俱乐部”的首领，他的老同事、老部下自然就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使他们不得不发言表示同彭德怀划清界线，但他们又无法一下子改变彭德怀在心目中的形象，于是，会上就出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发言：
——彭德怀同志是我的老上级，我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有13年。总的印象是好的。觉得他对党忠诚，是毛主席的好助手，对敌斗争勇敢，对革命有贡献，生活很简朴。当然，对他那一套待人粗暴、领导不民主、工作方法简单、主观、不听人家意见，也深有感觉。对彭德怀同志的看法，对我来说，这次是换了一个脑筋。如不参加这次会议，凭我的思想水平，政治嗅觉，是看不出彭德怀同志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的。……
——我是1949年8月才认识彭德怀同志的。未认识前，听人说彭总很厉害，爱骂人。过去也听到过关于华北座谈会的一些情况，对他印象不那么好。认识他以后，又感到他坦白直爽，艰苦朴素，常讲军队要加强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要加强政治工作，实行群众路线，发扬民主等等，因此，对他的印象是又怕他，又尊敬他。
——我从很小参加革命，一参军就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我很尊重他，怕他，又不大怕他。挨过他不少骂，对他的作风有意见。去年军委扩大会议，我指名贴了他的大字报，后来他还说，我给他提的意见是善意的。……
——彭德怀同志是有功劳的。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西北战场上，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以少胜多，取得了伟大胜利。我认为他是一个民族英雄。……
在彭德怀已经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批判会上政治压力猛烈增强的情况下，竟还有那么多的人对彭德怀的个人品德，革命功绩，思想，工作和生活作风，讲了那么多赞美之词，这说明几十年革命烈火在人们心目中铸就的彭德怀的形象，不是用几次会议批判所能毁掉的。
毛泽东没有参加分组会议。他注视着从各种渠道传来的人们的思想动向，通过对文件和下面上送材料的批示，指导会议的发展。
在这些批示的引导下，形成一个批判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高潮。
一位出席过庐山会议的干部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有一天，我刚好坐在彭德怀的身后，我前面就是他那宽阔厚实的背影。彭总静静地坐着，很少说话。他轻轻摇一把葵扇，仔细听所有的发言，却并不为自己辩白。只是有时对某些事实作必要的说明。他有惊人的记忆力，二三十年前的事，即使细微末节，都记得清楚。他身旁的方凳上，搁着一只大茶杯，茶水喝完之后，用三个指头把绿莹莹的龙井茶叶捞出来，放在咀里，慢慢地嚼着。”在所有的揭发和批判中，使彭德怀气恼的是所谓他在“党内历次路线斗争中的严重错误”。在他看来，党内几十年的斗争历史，是非大体是清楚的。但有些发言者不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谈历史，而是让历史为当前的某种政治需要服务，把他在历史上的一些过失，都和“一贯反对毛主席”这样一个压倒一切的罪名联系起来，这是彭德怀无论如何也难以想通的。
批判会上还不乏颠倒黑白的发言。比如，艰苦朴素，清正廉洁，是全党全军皆知的彭德怀的优秀品德。全国解放后，彭德怀虽身居高位，从不多用公家一分钱，曾多次要求取消对他外出乘铁路公务车、住高级宾馆等特殊照顾，过普通人的生活。他对各省竞相给中央领导人修高级宾馆更为反感，认为这样搞下去我们会脱离群众，会亡党亡国的。
然而现在，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却被林彪诬为“伪君子”,“伪装朴素”。对此，他在“笔记”中愤愤写道：“平江起义到解放战争结束，我家十余口人，流浪乞讨，全无任何顾及，40年如一日，这不是什么可以伪装得了的。”
彭德怀面对着会上来自各方面的批判、揭发，除必要的说明外他下决心不作任何解释。他已清楚地意识到，会议的目的是要把他搞臭，要彻底肃清他在全党全军中的影响。
“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彭德怀在“笔记”中写道：“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实际的夸大检讨。”8月6日，彭德怀在小组会上作检讨，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的检讨不是最后一次。”他清楚更严酷的批斗还在后面。他的检讨尽量跟上大家批判的调子。关于7月14日的那封信，他承认“这是路线性质的错误。”“不管我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是从右的立场出发。”他不承认他的信是反对毛泽东的，但谈到信的内容时他说“实质上是向广大干部泼了冷水，向几亿人民泼了冷水，对毛泽东同志作了错误的批评。”他承认在几次路线斗争中都犯有错误。谈到犯错误的原因，彭德怀说主要是旧思想没有得到彻底改造，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无产阶级思想没有很好树立起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地盘据在我的头脑里，使自己在革命的重要关头，往往不能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而发生动摇。
毛泽东和林彪在常委会上指责他“有野心”、“是野心家”，他只作了委婉的否认。他说：“我有个人英雄主义，它给革命的危害很大。特别是在高级干部身上，个人英雄主义这种毒素，遇到适宜的条件和气候，很容易发展成个人野心，招致党的分化，给革命造成重撕失。”
8月7日上午，毛泽东找彭德怀谈话，重复了他在常委会上对彭德怀的批评。谈完，彭德怀提出，根据这次会议给予他的批评，他不愿再做军事工作了。
毛泽东说：“这几天我也在考虑这件事。”
当天晚上，彭德怀便授意秘书代他起草了一个给中央的报告，请求辞去国防部长的职务，以及撤销中央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彭德怀说：
“不当国防部长，我早就有这个意思，这次能辞掉，我是很愿意的。”
彭德怀一面起草自己的书面检讨，一面对身边工作人员说：“黄克诚这个参谋长也不能干了，这对军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有些工作可能要中断。现在把几个主要条令都算搞出来了，如果再过几年，能把战史、军史都搞出来那就好了”。“我国的民兵制度是有历史传统的，是一种强大的战略后备力量。这几年已经摸索到了适合国家经济建设情况的组织形式，假使因为我的问题把它废弛了，可太可惜了。”
彭德怀对人民解放军有深厚的感情，他与这支军队一起出生入死，历尽艰险，共同战斗了30多个年头，现在，他不得不怀着痛苦的心情离开它。
在8月10日的批判中，周小舟、周惠和李锐在黄克诚住所议论说毛泽东到了“斯大林晚年”等问题，被追了出来。“秀才”们的议论对本来已很激烈的八届八中全会，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批斗进一步升级。这种情况可以从毛泽东在8月11日中央全会上的一席讲话中看出来。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从世界观、方法论谈起。说历来犯错误的都是唯我主义，极端唯心主义，他不指名的批评彭德怀等人说：30几年，阶级立场没有变过来，总是格格不入。这些同志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格参加党的。经验主义、教条主义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同共产党员的称号不符，是无产阶级的敌人。
毛泽东说，高饶事件，有的人是保护过关，是高彭联盟，还是彭高联盟？组织派别，进行分裂活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所有问题，其实是鸡毛蒜皮。说共产风，浮夸风吹遍全国，至少国防部、外交部、湖南省三个地方没有吹遍。浮夸风吹一吹极有好处。风总是要吹的，吹一吹可以教育全党全民。
毛泽东继续讲下去，说到犯错误的人有两重性：革命，反动，说完全不革命不是事实。
最后毛泽东说：31年的关系，难道庐山就此分手，不应当分手。欢迎最近几天同志们的进步。
随后，即宣布散会。
在8月13日的全体会议上，彭德怀作了一次比较系统的检讨，几天来会议上对他的批评（包括毛泽东那些极尖锐的批评）, 他基本上都接受下来。
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举行全体会议。到会的中央委员，每人收到两份刚刚印好的文件。一份是《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另一份是《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这天全体会议的主要议程是通过这两个决议。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大约有4500字，共分5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说彭德怀问题严重性和危害。“在我们党内出现了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大、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这个进攻出现在国内外反动势力向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加紧进攻的时候，“在这样一个时机，来自党内特别是来自党中央内部的进攻，显然比来自党外的进攻更危险”。
第二部分是说彭德怀问题的由来和性质。说彭德怀的《意见书》和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纲领，其实质是：“煽动党内的有右倾思想的分子、对党不满的分子、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起来响应国内外反动派的污蔑，向党的总路线，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 “不是个别性质的错误，而是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土义性质的右倾机会土义路线的错误”。
第三部分是说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活动，是有计划、有目的、有准备、有组织的活动。“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的继续和发展”。还说彭德怀“闹独立土国”, “最不民主，最专制气对下粗暴、专横，“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说他“恶毒攻击和污蔑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以及中央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说他“封官许愿”, “拉拉扯扯”, “挑拨离间”, “造谣扯谎”“进行宗派主义分裂党的活动”。由于他在军队中的地位，“也由于他伪装爽直、伪装朴素的手法”，他能迷惑而且已经迷惑了一些人，这“对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前途是有很大危险性的”。因此，“揭露这个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的真面目，制止他的反党分裂活动，就不能不成为党和所有忠于党、忠于人民解放军、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的重要任务”。
第四部分是说彭德怀犯错误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根源。说彭德怀本质土是民主革命中参加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代表。挂着马列主义招牌，“实质上一脑子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资产阶级的极端虚伪的所谓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并且还有某些封建残余思想”, “是资产阶级的经验主义和唯我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的思想方法”，说彭德怀是带着“入股”的思想参加党和军队的。并说“在党的历史的几个重大关头”，如立三路线、两次王明路线、高饶反党事件，彭德怀都站在错误路线方面，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以后，“他在大部分时期仍然反对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并且在党和军队内进行活动”。
第五部分是说对彭德怀等人的处理。说鉴于彭德怀做过一些有益于革命的工作，鉴于“他有革命和反动的两面性”鉴于他表示愿意改正自己的错误，全会本着团结——批评或斗争——团结的方针，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在他“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条件下，继续同他保持同志的团结”，对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采取同样的方针。“当然，把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完全必要的”。但可保留他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以观后效”。
这个“决议”显然是对彭德怀等几个人很不公正的处理。同一天，毛泽东在一个材料上写过一段著名的指示，对庐山会议的性质作了最后结论：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在这里，毛泽东把庐山会议中党内不同思想的矛盾，直接看成了阶级斗争。这个观点，可以说是造成庐山这场悲剧的主要原囚。
8月19日，彭德怀回到北京，准备参加军委扩大会议，接受新的一轮批判。
以贯彻庐山会议精神为主旨的军委扩大会议，于1959 年8月18日在北京召开。开会的通知是在8月11日庐山会议结束以前发出的。为了在军队系统最大限度地肃清彭德怀的影响，这次军委会议扩大的范围是空前的：大军区领导除留一名值班外，全部参加；省军区司令员、政委和野战军军长、政委全部参加。此外，全军师以上单位各派两名正职干部参加。实际到会人数为1070人。
会议前10天是听取关于庐山会议情况的传达，阅读会议主要文件。从8月29日起，把原来的15个小组改编为两个综合组，彭德怀、黄克诚二人各参加一个组，接受批判。
彭德怀参加的第一组，会场设在中南海怀仁堂。
在传达庐山会议情况时，军队的高级干部，听到了过去从未听到过的令人心悸的话，诸如毛泽东说的，“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气“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许多人怀疑自己的听觉出了毛病，他们怎么也不能把这个“反党”的罪名和自己心目中那个刚正无私的彭老总联系起来。
会议对彭德怀揭发和批判的问题是极其广泛的，从平江起义的思想动机到庐山上书的政治目的；从抗日战争战略方针的贯彻执行到1958年炮击金门时的组织指挥；从红一、三军团的关系问题到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活动等等，无一不加以追查和批判。
以后，彭德怀在其《自述》中，是这样记述当时的情况和自己心情的：“在会议的发展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我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实际的夸大检讨。唯有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逼迫现象，特别在军委扩大会议期间（8月下旬至9月上旬），这种现象尤为严重。不供出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就给加上不老实、不坦白、狡猾等罪名。有一次，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时，有一小批同志大呼口号：‘你快交代呀！'‘不要再欺骗我们了！’逼得我气急了。我说，‘开除我的党籍，拉我去枪毙了吧，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嘛！’有几个同志说我‘太顽固’,‘太不严肃’。其实，在庐山会议结束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30年来的影响肃清、搞臭。这样做，对保证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的进一步巩固，是有好处的。我就是持着这个态度，赶回北京来作检讨的。但是我不能乱供什么‘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等，那样做，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
接替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的林彪主持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一次又一次把会场上的斗争引向白热化。
9月3日上午和下午，集中追查彭德怀的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这本来是一个并不存在的问题，但因为它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最先提出来的，彭德怀不得不耐心对待。包括一些人提出来的十分幼稚可笑的问题，他都一一认真作答。
会议开始刚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彭德怀解释说：“这是毛主席8月2日在给张闻天同志的信上首先提出来的，说‘怎么搞的，你跑到军事俱乐部去了’，并没有具体指出还有什么人。其实，‘军事俱乐部’组织是没有的，只是我们几个对问题的认识上观点比较一致，事先并没有什么策划。”
毛泽东提出的“军事俱乐部”问题，其实也仅仅是根据下面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
那是7月23日，晚上，周小舟、周惠和李锐对毛泽东批评彭德怀的讲话，左思右想搞不通。周小舟建议去找黄老谈谈。黄克诚接到周小舟等要来谈话的电话，考虑当时气氛非常敏感，去找他谈话不太适宜，劝他们暂时不要来。可他们还是坚持来了。在交谈中，他们越谈情绪越激动，特别是周小舟说现在毛泽东好象“斯大林的晚年”，要人家敢想、敢说，等人家说了真心话又抓住狠批，“这不是钓鱼吗！”
黄克诚理解他们的心情，他不赞成毛泽东对彭德怀那封信的处理方法。但经验告诉他，在当前情况下，任何感情用事都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所以，他十分克制，一直在设法降温，“你们不要激动嘛！事情总会弄明白的。……主席不会错的。……”正在这时，彭德怀推开房门进来了。他手里拿着一份西藏军区发来的等待答复的电报，他必须和黄克诚研究一下。彭德怀的突然出现，使在座的周小舟等感到意外，黄克诚也觉得有些突然。
大家站起来为彭德怀让座。周小舟愤愤地说：“彭总啊，我们离右派只有30公里了！”
看到他们那样激动，彭德怀反倒平静下来，他安慰大家说：“30公里也不要紧嘛，……通过批评、讨论，把一些模糊观点弄清楚也是好的。”
他们看到彭德怀手上的电报，连忙告退。
彭德怀和黄克诚研究了给西藏军区增派车辆之事，各人抑制住感情，不敢再谈什么，毛泽东的讲话使庐山的气氛变得仿佛一点火星就会引爆，在这种情况下他俩单独在一起显然不合时宜。彭德怀赶快回到自己的住室。
谁也没有料到周小舟等人从黄克诚房里出来的时候，被人碰到，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去了，这就成了后来追查彭德怀、黄克诚“军事俱乐部”的重要根据。
彭德怀讲“军事俱乐部”是没有的，这是真话，但是有人一定要他交代“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等等。在轮番追逼之下，彭德怀气愤地说：“如果有这个俱乐部，那就是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四个人，其他再没有了。”
“你敢说真的没有了？”
“没有了。”彭德怀说：“因为他们谁也不愿意来报名嘛！”全场大哗，人们批评彭德怀“不严肃”, “不老实”。一阵狂风暴雨的批判过去之后，彭德怀解释说：“不实事求是，多讲一些有什么好处！”对于所谓“军事俱乐部”问题的追查、批判，在会上多“顶牛”，毫无进展。
除“军事俱乐部”外，军委扩大会议上追查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所谓彭德怀“里通外国”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上只是有个别人拐弯抹角地暗示过，“彭德怀同志前不久访问了东欧各国，上山后急于发难，是不是有什么背景？”并没有人正式提出来。在军委扩大会议开始阶段，也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到9月1日，在一次大会上，有人把“里通外国”作为彭德怀一大“罪状”突然提了出来，又一次在会上掀起了“高潮”。
彭德怀深知这个问题的政治份量，他不能不严肃对待。他要求批判者拿出事实来。
围绕这个问题，会议用了两天的时间进行揭发和追查。揭发者说彭德怀“里通外国”的主要根据，是他在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出访期间，曾与赫鲁晓夫有过接触，受过他的单独接见。彭德怀详细地讲述了出访期间他与赫鲁晓夫几次礼节性会见的经过，并详细提供了每次会见的时间、地点、陪同人员和翻译人员名单。他说：“我根本不懂外语，同外国人任何谈话都要经过别人的翻译，要里通外国，我怎么去密谈？”
在对这个问题的批判和追查过程中，彭德怀心情是坦然的，他清楚批判实际上是对一个幻影开战。然而他又是十分痛苦的；这样凭空的诬陷，使他感情上受到极大伤害。正象他事后所说：“为了把我搞臭，竟然把这样丑恶的罪名加在我的头上，使我难过极了。”
军委扩大会议对所谓“里通外国”问题的批判，采用所谓会上揭发与会外调查互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会上，人们提出疑问，重要的疑问一提出，便立即派人向外事工作会议进行了解、核查（批判张闻天的外事工作会议，与军委扩大会同时进行），或立即向有关驻外使馆发电报要求提供证明。工作极其深入、细致、周密、快速。但是直到会议结束，仍无所获。
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上还提出了彭、黄搞宗派分裂活动，“挑拨一、三军团关系”的问题。
在8月28日的综合小组联席会议上，有人说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进行改编以后，一方面军改为陕甘支队，一、三两个军团编为两师。因一军团干部较多，就抽了两个人到三军团去参加领导工作。部队向陕北进军途中，有些意志薄弱的干部战士，经不起艰苦环境的考验，到了汉族居民地区，乘机开小差脱离了部队。当时，后有追兵前有敌军堵截，红军处境危急。为了迅速制止部队逃亡的恶劣倾向，三军团曾以叛变革命的名义处决了个别逃跑的干部。以致部队上下议论纷纷，怀疑这是一军团派到三军团的领导干部干的，刚经过整编的一、三军团关系变得很紧张，出现了不团结的倾向。
原二军团的黄克诚，当时是陕甘支队第二师政治部的裁判所长，处决人的事都是要经过他的。现在要清算破坏红军团结的“罪行”，当然算帐首先就算到他的头上。发言人指责黄克诚是破坏一、三军团团结搞宗派分裂活动的“罪魁祸首”。
就在揭发人慷慨激昂发言的时候，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突然站起来说道：“你瞎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红军离开哈达辅以后，是我带着一个营在后面担任收容任务。你所说的处决卫生部的那个杨兴仁，根本就不是黄克诚同志决定的，而是上边给我的命令，我敢不执行吗？这事××同志都知道嘛！”
钟伟这个发言，引起会场一阵议论，立即遭到“围攻”。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综合小组在追逼了上述几个问题之后，从9月5日开始，又被划分为5个小组。除第五小组外，其他4个小组都分别交代了任务：第一小组负责清查邓华的问题。因为开会期间有人给大会主席递了条子，说邓华与彭德怀关系密切。第二小组负责清查万毅的问题。因为7月22日在庐山开会时，他曾发言表示同意彭德怀的意见书。第三小组负责清查洪学智的问题。因为他与黄克诚个人关系较深，与彭德怀关系也很密切，会议期间对彭德怀、黄克诚的问题揭发又很少。第四小组就是负责清查钟伟的问题，要查他为什么为彭德怀、黄克诚打掩护、“解围”。9月9日，彭德怀得知军委扩大会议即将结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违心地说，“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进行了彻底地揭发和批判，消除了制造党内分裂的一个隐患，这是党的伟大胜利，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我诚恳地感谢你和其他同志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并且表示，“今后必须下很大功夫，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来改造自己的思想，保证晚年不再做危害党和人民的事情。为此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请允许我学习或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
毛泽东收到这封信，立即与彭德怀通了电话，说是要把他的信转发全党，并且批示：“此件印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印发在北京开会的军事、外事会议各同志。”在下面写道：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德怀同志对于他自己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工作分配的建议，我以为基本上是适当的。读几年书极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作观察和调查、研究工作，则是很好的。此事中央将同德怀同志商量，作出适当的决定。
9月12日，彭德怀向大会送去一份自己的书面检讨，检讨仍然是本着“只要不违背党和人民的利益，要什么给什么”的精神作出的。实际上是把别人强加给他的东西加以归纳整理，上送了事。
军委扩大会议宣告胜利结束。至此，彭德怀将近3个月来接受批判的日子告一段落。他决心结束他30多年的军事生涯。他决心去过一种名副其实的平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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