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章 工作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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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些中国人看来，1976年是天崩地的一年。3月，颗巨大的流星在吉林省上空爆炸，曳光如雨，落石倾盆，覆盖了500平方英里的土地。7月，20世纪最具毁灭性的大地震毁灭了唐，24万人丧生。

政坛上也同样发生了剧变。1月8日，周恩来在与癌症进行了长期斗争后逝世，150万群众排成长队目送他的灵柩远去。8个月后，9月9日午夜过10分，伟大舵手毛泽东去世，享年83岁。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举国上下佩戴着黑纱和白花，发自内心的悲痛使人们涕泪滂沱。不过，他们也不安地期待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在毛泽东去世后的几小时内，中国的高级领导人以各种组合聚会，寻求联盟，筹谋划策。尽管毛任命华国锋做他的接班人，但以毛的遗孀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试图通过败坏华的名声来维护自己的权力。作为回应，华国锋与党内及军队稳健派领导人结成联盟。10月6日，华批准采取协同行动，逮捕“人帮”的各个成员，同时占领了国家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社。“四人帮”的暴政终于走到了尽头。

但某些极左分子拒绝承认北京的新领导层。他们中的很多人集中在上海——“四人帮”的权力大本营。这些造反派拥武装民兵，有3万多人的兵力和8万件武器。他们征用当地媒体喉舌，以阻断任何来自首都的消息传播。但最终未能与中央政府对抗。

党中央指派了一个14人的“工作组”到上海恢复秩序。成员中有时年50岁的江泽民，他对此颇感意外。但江是个当然的候选人，因为他对这座城市的工业和企业非常熟悉。江对领受这一任务心情复杂，但别无选择。他很高兴与妻儿团圆，这份工作充满利益争斗和暗藏的陷阱，看起来更像是他事业的中断而不是提升。江悄悄地征求汪道涵的建议，但因为汪还没有恢复职务，他很谨慎，没有说多少话。

江泽民的任务是重新振兴这座城市的工业和交通，这以前是被“四人帮”及其党羽控制的。在这座他曾经抗议国民党的城市，江现在拥有了决定成千上万人命运的权力。这是项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很多人成了清洗的牺牲品，另一些人则得到了本不应得的工作。对每个案例都需要进行严密的审查。

江泽民以有组织、有条理的方式辅以自己的政经验开展工作。江的第一个行动是把关键人物官复原职，并将许多非法任命的人员罢免。他瞄准了那些抵触情绪最为严重的企业，派出忠诚于中央政府的工作小组接管。“四人帮”的追随者不是被逮捕就是被审查。考虑到变化太突然可能会引起混乱，江慢慢地复在“文革”中被废除的高效管理制度。他还为工人们设立了有限的激励机制，并恢了一些常识性的规矩，例如重工业工种的工人要穿粗帆布工作服而不是革命服装。

作为工作组的一员，按级别给江配备了汽车和司机，不过这种特权引起了他的不安。江一家人继续住在他们的旧公寓楼里，周围全是普通工人的简易住所。他对批评很敏感，不想让孩子们盯着他的车看，也不想让他的邻居在背后议论。江让他的司机在离家几条马路之外就把他放下，这样他就可以像他人一样走完剩余的路程。

工作组大获成功。江在上海待了一年返回北京后，江重续一机部外事局局长的职务。不过，此后的几年颇令人失望。那是个政治过渡期。尽管“四人帮”受到审判，但整个国家似乎停滞不前。1977年8月（译注：指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被选为党主席的华国锋，拒绝进行任何变革。他以“两个凡是”而闻名：“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江泽民很不适应这保守的环境。第二年，两个副部级的职位与他擦肩而过。那么多的干部获得平反，使所有重要职位上都充斥着候选人。江民在52岁的时候处于事业危机之中。江考虑过离开政府到大学任教，10多年后他又考虑过这一变动。

幸运的是，变革出现了。在毛去世后，邓小平在他第二次被清洗后再度复出，成为华国锋领导下4个副主席之一。邓小平时来运转，江泽民也有了好运。尽管他们当时还不知道，邓和江的领导地位将会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

作为对华的“两个凡是”的回应，邓小平针锋相对地强调了“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前者是对毛原有的思想更为理性的解释，这一思想在20年之久的意识形态狂热中长期休眠。后者引起了一场全国性的讨论。邓的这两句有力的格言向毛所坚持的主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中的最高仲裁者——发起了挑战。所有人都知道新思维已在酝酿之中。

“我有幸参与了现代最重要的文章之一的起草。”滕文生回忆道。它的题目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邓小平为1978年11月至12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准备的发言。邓亲自准备了提纲，胡乔木参与了修改。这文章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摆脱旧的教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打破了所有阶层完全平等这一神圣的教条。滕文生回忆，他当时想，“这是非常有勇气的”。邓的文章给在12月晚些时候举行的关键的中央委员会全会定下了调子。这次会议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并永远改变这个国家。

好时机一下就来了。1978年下半年，江泽民长期的良师益友汪道涵重返政治舞台。在作为低级官员过多年磨炼和苦干之后，汪终于在党内得到平反，并恢复了他以前的职务，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负责对外经济关系的副部长。

对汪道涵来说，这是个漫长创痛不断的阶段——13年，更像一个历史期——在此期间，江尽力帮助他的朋友。汪的子患肾衰竭已有多年，于1965年去世。在她去世前，江泽民和他的妻子经常去汪的家里看她；江永远忘不了这位病情已到晚期的女同志，他的前上级，在20世纪50代初的时候是如何给他忠告、给他抚慰的。

在动荡的年代，两个家庭始终保着联系。在汪道涵被清洗与罢黜之后，江泽民在武汉，江的妻子在上海给了汪的女儿以庇护。这不是没有危险的，因为任何与已被罢黜的汪的触，都会给那些想打倒江的人以方便的借口。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汪道涵回到北京，过着平静的生活。江经常与他见面。这仍是危险的，因为汪的职务还未恢复。

“我们只是老朋友，”汪回忆道，“当然，我们会谈到政治——我们都知道，‘四人帮’必须清除，中国需要新的领导人——但我们也谈论世界经济、 现代技术，还有文学。江跟我说起莎士比亚的伟大剧作（我有很多时间，所以读了许多书）我很欣赏江知识的渊博。即便在最困难的时期，他也热衷于学习。”

在毁灭性的唐山大地震后，尽管“四人帮”仍然大权在握，江还是搬到了汪的家中。汪解释说：“北京仍然能感到余震，住在高楼上的人们感到十分紧张。很多人在寻找低层房屋作为临时避难所。江和他的母亲到我家住了几天。当时，她和江住在一座高层公寓楼的三层。我常去看望他们。江的母亲做的扬州菜非常好，对我就像对待她儿子一样。每次去，她都要烧她最拿手的菜，如‘煮干丝’和有网球这么大、和蔬菜炖在一起的‘狮子头’。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喜爱读书，特别是中国古典小说。她很喜欢讨论小说中的人。”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国家从困顿中摆脱出来。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受到批判，华本人按当时流行的做法进行了自我批评。过渡期结束了，邓小平接掌了权力。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邓将会组织并推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突进性增长。

毛是理想主义者而邓是现实主义者。邓曾有名言云：“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在中国，精妙的言辞能传递深远的含义，没有人会忽视其中务实的信息，没有人会忽略邓令人难忘的“白猫黑猫论”所比喻的两种经济体制，即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

邓小平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成为中共产党的新宣言，党的任务几乎从一夜之间由阶级斗争变为经济发展。在各项改革中，政府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欢迎外国（贸易和投资）机构参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政府还开始逐步地开放中国社会，慢慢放开个人自由。“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成为邓的发展计划的基石。从此以后，经济目标实与否将成为衡量成功还是失败的标准。增长与发展这一可量化的检验指标将决定政策与事业的升与降。邓说：“不改革，就只有死路一。”

邓恢复了家庭农场（译注：指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引入市场经济，鼓励消费品的生产，并促进了同韩国、新加坡、日本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的贸易。他还开始挑战意识形态的教条。北京发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学习文件，并在全社会范围内鼓励讨论。任何一个人的思想——无论是毛泽东的、马克思的，甚至是邓小平的——再也不会被盲目并无条件地接受了。

此后，邓又宣告说，党应当停止讨论某项策是“姓‘社’还是姓‘资’”，几十年来这一直是政策能否被接受的试金石。他还宣布市场经济并不一定意味着资本主义。他的意思是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不能照搬到20世纪的中国。邓个耳朵的听力几乎全部丧失了，但他的幽默感丝毫没有受损，他就自己偏离“严格的”马克主义开玩笑说：“马克思坐在天堂里，很强大。他看着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不大喜欢。所以他惩罚我，让我成了聋子。”

1978年10月，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两个月，在安徽农村腹地一个叫小岗的村子里，18个赤贫的农民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与会人各家全已濒临饥饿，于是大家达成共识：在共有制的集体体系内再也活不下去了，遂决定把公社大田分到每个家庭，由各户承包，“家庭承包责任制”由产生。各自独立经营，可以使农民保留自己的劳动成果，而他们迅即获得成功的消息旋即引起邓小平的注意，并有助于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

1998年秋，在“家庭承包制”实行20周年之际，江主席亲临小岗。今日的小村已拥有水泥公路、砖房、现代化校舍和碟状卫星接收电视天线。江主席看到了当年那份合同的影印件，上面摁的是真正蘸血的手印。江朗声念出那些走投无路之下决心辟出一条新路的词句：“…将来要是成功，我们不再向国要钱要粮。要是不成功，我们这当干部的愿意坐牢杀头，［我们］向活下去的人托付［受惩罚的人的］遗孤，请抚养他们到18岁。”江称赞这“生动又简明的”语言，并与当年那些农民合，农民们你争我抢，尽量想跟中国的领袖靠得近一些。

1979年1月，中国和美国重新建立了外交关系。几个星期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款待正式到访的邓小平及夫人，这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访美。美国人对中国的观感开始改变。人们说，邓这个戴上牛仔帽的小子是美国方面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

1979年4月，邓小平提议建立“经济特区”，鼓励外国投资者在特区内设厂，生产并出口消费品。最初的经济特区位于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以福建省的厦门，它们将成为改革的样板和象征。中国国务院设立了两个部级机构来贯彻实施邓的改革（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国投资管委员会）。两个委员会由同一个人任主任——一位老革命、国务院副总理谷牧。

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讲话说：“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要不拘一格地发现和提拔有前途的中青年干部。”他提倡“四个转变”，以产生新一代的共产党领导人员，要寻求“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人才。

听了邓的指示后，已完全恢复权力的汪道涵找到谷牧，推荐江泽民在新成立的委员会中担任高级职务。（汪本人刚被委以中国最重要的职位之一：上海市市长。）谷牧在20纪50年代当过上海市委副书记，他记起了过去的江，并任命他为两个委员会的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

经过4年蛰伏之后，54岁的江终于成了副部长。在几周之内，江以无投票权代表的身份列席了人大常委会的一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有关建立经济特区的简要报告。江还首次被选举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政协代表着中的各界别、各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民主党派，它们组成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统一战线”。

江以后将把经济特区称作全国其余地区的“排头兵”、“窗口”和“试验田”。他在建立特区中分管的工作是保持经济展与社会稳定平衡。他必须鼓励外国投资，同时又要确保任何经济改革都不会危及社会主义的稳定或威胁党的领导权。政府希望经济特区能成为外国资金、物资和专项技术——而不是外国意识形态——流入的通道。为这一目的，经济特区将使用铁丝网和警犬以跟国内其他地区完全隔开。

1980年秋，主管特区工作的委员会奉命组织一次由联合国资助的旅行，考察12个国家的主要进出口中心和自由贸易区。江泽民被任命为代团团长。代表团由10名中国人和一个联邦德国的向导组成，包括几个特区的市委书记和来自各部委的各类技术和法律专家。

在新加坡，对代表团的接待并不怎么友好，比如，不允许他们进入一家飞机零部件制造厂的生产区。第二天早上，在向坚持说英语的新加坡官员抱怨时，江发现翻译有点儿跟不上，于是江亲自承担了全部的翻译工作。身为代表团团长，这是极不寻常的。江对这些新加坡华人官员不说中文感到不太高兴，所以在下午的会上他坚要求他们说中文。结果讨论才变得较有收获。

代表团在40天里走访了东南亚、北美和欧洲，最后在日瓦——江在那里简要地向联合国官员介绍了情况——结束行程。“江的报告有外交策略，”代表团成员、厦门市委书记陆自奋回忆说，“事实是除了我们在新加坡的会谈，整个行程一无所获。在其他任何地方，会谈都缺乏实质性内容。尽管如此，江泽民宣传中国新经济改革政策的工作仍是非常出色的。后来，是江推动了在厦门开辟2.5平方公里的经济特区的最终决策。在所有的经济特区，中央、省及市政府对控制权都有不同意见。”

陆补充说：“江是一个务实的专家。整个行程中，他非常投入，诸事亲自操劳，没有一点高级干部的架子。”

尽管在国待过相当长时间，江还是对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感到震惊。他指定新加坡的巨龙工业园区和爱尔兰的香农自由贸易区作为中国可能学习的榜样，并有了如何组建特区的构想。

代表团返回以后，江泽民和他的小组准备了一份开拓性的报告。虑到“文化大革命”的梦魇仍历历在目，报告中的建议确实是大胆的。其中包括的政策有允许地方政府授权减免税收、转让土地和保留外汇等。另外，报告建议允许外资企业按其自身意愿雇用和解聘工人。对一个共产党国家来说，这些都是激进的观点，只有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才有权批准。 江向全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了这一提案，并成功地使人大有条件地同意推行该计划。（他在人大的发言得到了好评，被称作雄辩幽默、有表现力和逻辑性强。）虽然提案不是一致通过，而且江被告经济特区将接受监督，但这一决议无疑是个历史性的突破——无论是对江个人而言还是对国家来说。他不再是个技术官员，而已经跃到政策制订的最前沿：江泽民已经成为邓氏改革的早期贯彻者，并成为代表中央政府在圳作出实质性决策的第一人。他说：“经济特区的所有项目都应着眼于长远，并且与国际标准接轨。”江泽民现在已是日后被称作“邓小平理论”的理念的拥护者。这一角色将对他十分有利。

1982年的一天，在一次会议结束的时候，江泽民走向张爱萍将军，当时的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他们以前见过几次面，但这一次江有件个人的事情。

“您还记得江上青吗？”江泽民问。

“当然记得，我们是好朋友。很可，他英年早逝！”

江泽民说：“他是我的养父。”

“真的？”张萍大吃一惊，“怎么以前没听你说过？”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

“这么多年来，我还一直打听寻找上青的亲属，没想到你就是他的儿子！”

“他牺牲时我才13岁。”江泽民补充说。

张爱萍喜不自胜，问了许多上青亲属的情况。

随后江泽民提出了他的请求。“当地政府想为我父亲立个墓碑，我想请您题字。”

当天，张爱萍就书写了“江上青同志之墓”这7个字。墓碑的背面是逝者的同志所写的墓志铭。这时距他牺牲已43年。

1982年3月，江任副主任的两个委员会同其他几个与经济相关的部委一起合并成为一个新的大部，被称为对外经济贸易部。当时唯一的女副总理陈慕华被任命为部长。当她宣布她的高级班子成员时，江泽民的名字不其列。不过，这一次，他已有了两个强有力的支持者——国务院的牧和上海市长汪道涵。江又一次从好时机中受益：国务院刚刚决定批准建立一个新的电子工业部。

1982年5月，江泽民被任命为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这是个重要的提升。

1982年9月，邓小平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致开幕词，题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义”，从此以后这就成为定义中国改革计划的词组。邓认为，马列理论必须适应中国的文化，这也是江后来进一步展的主题。对西方人来说，邓的革似乎是试探性的蹒跚学步，但在中国，这些改革却被视为大胆而影响深远。

就在这次党代会上，江泽民成为中央委员会——制订政策并选举产生政治局——的第210名委员。通过进入中国政治权力的核心，江已经越过了成为高级职务候选人的最后一个障碍。他几乎完全符合当时的四项标准：出身革家庭，做过30年有知识的管理人员，又是几个领域的专家，而且只有56岁，相对来说仍属年轻

当江第一次出席党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坐到座位上的时候，他环顾四周，感到非常地亲切自然。他认识许多中央委员，包括几名在上海地下党时期的同事。一些老一辈的领导同他的养父江上青共同战斗过，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了江的支持者，尤其是张爱萍将军。江最近的领导是副总理谷牧，谷还是中央书记处成员，这是个管理党务的机构。

当时，崇尚消费的观念开始出现，电子工业必须努力满足新的需求。据说在毛时代，大城市里结婚的年轻人希望拥有的是自行车、手表、电扇和收音机，到邓时代希望拥有的是彩色电视机、录像机、洗衣机和冰箱。为了迎接挑，江自学了电子学速成课程，阅读书籍和论文，听取技术汇报，同专家交流。后来有一次在记者招待会上，当被问他有何爱好时，江回答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喜欢读书。我阅读与我工作有关的东西：一是机械，二是电子。”1983年6月，江第二次出访美国，在参观麻省理工学院时，江感觉就好像走进了科学天堂。江后来留恋地说，假如自己走的是另一条生活道路，他倒愿意读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

作为电子工业部的代表，江副部长曾会见各家科技公司的人，其中就有惠普。江跟惠普签署了建立一家合资企业的协议，这是中国最早的合资企业之一。他访美的最后一站是旧金山，在那里中国惠的总裁刘池宁（音译）博士提出由他做东，请代表团吃一次中式晚餐。江的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在整个访问期间因吃不惯西餐，一直留在自己房内，错过了多次会谈。（刘博士的家常便饭中的面条产生了效果，让这个人在回国之前有了精神。）

刘去机场迎接代表，在驾车去他家的路上他告诉江泽民，除了中式晚餐外他还安排了一个庆典。

“庆典？”江问，“庆祝什么？”

“庆祝什么？”刘反问道，“你开玩笑吗？当然是为了你被提升为电子工业部部长。”

“你从哪里听说的？”江大吃一惊，问道。他当时并未料到这次提升，也没接到正式的通知。 刘说刚从朋友那里听说，江泽民进入电子工业部还不到一年，就被任命为部长。江问他是否能半路上停一下，给旧金山的中领事馆打个电话，核实一下这消息。他有些担心，尽管没有流露出来如果没有真的得到提升，他当然不想去参加庆典。在消息得到证实后，他高兴地参加了宴会，享受了献给他的一只大蛋糕。江泽民现在是个正部长了。

在此期间，江泽民见到罗纳尔德·里根总统，江抱怨美国限制向中国出售某种电子技术。

“我们担心你们把它用于军事目的。”里根说。

“那为什么你们卖小麦给我们？”江微笑着反驳说，“我们用供养我们的士兵。”里根和江一起欢快地大笑起来。

尽管自大学毕业以来，技术变化很大，但江了解的电子知识足以发现需求和机遇。在解释自己的背景时，江说：“我的经历涉及工程、电子和电力工业还有进出口行业。”江学习任何科目从不面面俱到，但他掌握的知识足以使他了解要做什么和应该让谁去做。正如他所指出的：“在工作中学习是我的习惯。”

在电子工业部，江泽民负责近1400家企业，近4000座工厂，其中很多是军工厂。有7.5万部属员工和近300万下属工厂工人在他的管理之下。他的任务是带领中国在计算机技术和电子消费品方面赶上时代的最新发展步伐。这是个艰巨的任务。江说：“严格地说，中国在工业制造方面落后于世界15年，在基础科学和技术上落后近10年。”工厂处于混乱状态，企业不能满足大规模生产的需要；电子产品的进口额是出口额的5倍。

在1983年8月的一次采访中，江坦率地谈到这些问题。他说：“我们的生产水平，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乃至我们电子工业的经济效益，都是非常低下的。我们的科学研究落后，新产品的研制周期过长。况且，我们的工厂布局分散，既不能开展专门的大规模生产，也没有统一的协调。这些状况都不能适应这一行业的求。”

部长职务也有令人不快的一面。1982年11月，江对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深圳分公司大规模走私案件进行了调查，该案涉及上万台电视机和其他电子消费品，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起走私案件。《人民日报就此发表社论，题目是《提高警惕，推进严打斗争》。这是净化的一个创举，也是江与腐败所作的持久而令人恼怒的斗争的第一仗。

就在江泽民刚被任命为电子工业部部长后，两个朋友又恢复了联系。沈永言说：“江对于电子产品在商业和国防应用领域中不断增长的重要性感到兴奋，并对把中国带到世界级水准的长期挑战感到兴奋。”

泽民的老同学王慧炯也指出了一些变化。他回忆说：“我可以看出江变得更成熟了。他仍然出去买东西，自己买菜过着普通的生活——他的确喜采购，他认为这有利于了解物价。但他变得更为谨慎。坦率地说，以前他是行动至上，不冲动，却咄咄逼人。如今他的言行变得更加深思熟虑。”

尽管责任重大，江泽民仍努力留出时间给家庭。他的姐姐江泽芬在“反右运动”中遭受的创伤仍在逐步恢复中，江便邀请姐姐搬到他家里来。“我弟弟经常晚下班回家，”江泽芬回忆说，“一般都是在我们家吃完饭几个小时后。当我问他想吃什么的时候他通常要的是一碗面条。对他而言，工作就是一切。他生活很简朴。”

1982年，江泽慧被任命为安徽农学院林业系副主任（译注：原文如此，但江泽慧的简历中写的是党总支副书记，后来升为书记），她匆匆忙忙跑到北京去告诉江泽民。“‘文革’期间我在农场工作了整整10年，”江泽慧就事论事地说，“对我的提升，我感到自豪，我得赶快告诉三哥，给他一个惊喜。”在中国公务员体制中，她的新职务相当于县级干部或部里的处长。听到这个好消息，江泽民拥抱了他的妹妹以示祝贺，然后，给了她一些兄长式的建议。江说：“你现在是个县级领导了，我想赠你一副对联，以示鼓励。”

对联是一种两行的工整对句，每行包括5至7个中国字，用以激励或指导。江泽民给他妹妹的对联写的是关诸葛亮的内容。诸葛亮生活在3世纪，被认为是中国最伟大的军事战略家。

一边写着“攻心”。——意即“努力赢得人心”。

另一边写着“审势”。——意即“判断时机”，换句话说就是估计形势。

江泽慧说，“我认真思考了这副对联的含意，以及它同我当时状况的联系。既然我成了一名主要干部，三哥在劝我要学会如何管理人。他希望我成为一个能把大家结到一起的得力领导者。办事得体和判断准确也很重要。”

1983年年底，江的中国电子工业抢救与发展计划在国务院获得通过。该计划要建立一个工业基地，到2000年争取年产值比1980年增长8倍；削减收音机和黑白电视机的产量，大电话和彩色电视机的生产；以现行的国际标准取代过时的苏联标准。

在计划实施过程中，江把计算机和集成电路列为优先发展的项目，强调其军事用途。电子工业要制造出中国的导弹和卫星，这是江很乐接受的责任。这关系到民族的自豪和国防。1984年4月，长征3号火箭成功地将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发射到太空。中国成为第五个能够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的国家。江亲临发射现场，并受到政治局和国务院的祝贺。

“在江泽民成为副部长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立目标和任务。”1984年调到电子工业部的曾培炎回忆说，“那时，很多企业都是重复建设的，而且位于山区（这是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因担心苏联进攻而作的安排）。江多次到这些工厂视察，包括利用他自己的‘节假’时间。我们有个口号：‘把研发生产结合起来。’”

“江早就预见到软件是未来发展的关键，”曾培炎补充说，“据我所知，他是中国第一个谈论‘知识生产’的人。他意识到通过教育和再培训提高人员素质的必要性。每年他都把电子工业领域的200到300名各级领导召到北京。他喜欢与科家和工程师在一起，其中有些人甚至成了他的朋友。”

江泽民经常与上级部门沟通。他给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写报告，宣传加速电子工业的发展以支持中国的“四个现化”。江指出，“电子”行业已经转变为“微电子”行业，尤其是为了支持计算机和电讯技术。受到他与惠普公司在1983年建立的合资企业的鼓舞，他在1984年举办了多次国际会议。

虽然江承诺的电子大革命没能在他领导期间发生——多年后他承认，中国的电子工业的发展“没能跟我原来的期望相一致”——他的成就包括使苦苦挣扎的军工厂成功地转轨为欣欣向荣的消费品生产者。他也获得了国际经验。

在邓小平改革的推动下，中国终于走出了“文革”的长期阴影。1984年是人民共和国国庆35周年，当时人们是如此乐观，10月的节庆成了盛大的庆典。在天安门场上，学生们打出写有邓的名字的横幅向他表示问候——“小平，你好！”表达了普通中人感觉到的同他们最高领袖之间的亲密关系。在毛泽东时代，这种亲切态度是不可想像的，这显示了一种新的、更为自由的环境。

更为宽松的环境符合江泽民直率、谦逊的风格。为了让受尊敬的元老陈云了解最新技术，江带了很多道具。他用集成电路板、微处理器和一台用于观察电路板和微处理器的显微镜，帮助陈了解电子革命的含义，江还始至说着老人的上海乡音。威望大概仅次于邓小平的陈云，不仅赞赏江泽民掌握最新技术，还赞赏江善解人意，没有令他对不熟悉的东西感到不自在。

《人民日报》就这次会面发表了一条重要报道，文章描绘江既有技术敏锐性又有传统的尊老品格。这篇文章的分目的是为了表明由面向西方的知识分子创造出的技术进步，与工农大众的革命并不发生矛盾。

为了表现自己日益增长的政治悟性，江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呼吁要团结在胡耀邦总书记的周围。此时，泽民已开始推行党路线，而不仅仅是支持党的路线。江通过公开自己的鲜明观点——文章是他个人忠诚的象征——来确立自己的正统性。

1984年10月，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关于改革的决议，强调经济增长，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决议中庄严地载入了邓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观点，这个前瞻性的提法最早是邓于1982年就阐述过的，此后一直指导着改革实践。这是个里程碑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再相互矛盾。新的纲领断言，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经阶段。从现在起，中国的社会主义将是以公有制为其产业基础的市场经济。这是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新阐释，并且成为日后改革的理论指导方针。

同年，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思想——为解决台湾问题而设计——成为法律。外交政策也开始发生变化。中国政府放弃了单纯反对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做法，采取维护中国独立及和平、追求国家主动权的更为和谐统一的政策。

汪道涵的上海市长任期将于1985年届满，北京方面在物色他的接班人。不管是什么原因——有人说是汪年纪偏大，领导缺乏活力，另一人将此归咎于缺少中央政府的支持，上海这一中国最重要的商业中心没有繁荣起来

“我当然参加了让谁来接替我任上海市长的讨论，”汪道涵回忆说，“副总理万里来征求我的意见。他提出好几个极有竞争力的人选。我推荐了江。”

汪道涵告诫江，不要期待桂冠。据说，他告诉江，做上海市长就像是当总务科的“总管”。江回答说：“当1200万人民的总管，我感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由于对他的任命仍属保密，江借机开始重新熟悉这个他热爱的城市。尽管他仍承担着部长的职责，他已开始考虑上海。说他穿上了退休人员的衣服作为伪装，然后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市内到处走动，从他曾经学习过的校园到他在游行时曾走过的街道，再到他工作过的工厂。他随处可见的都只是上海没落的辉煌。环顾城市四周，破旧的危房以及残缺不全的基础设施让江泽民感到吃惊——他决心让它旧貌换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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