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章 第三次反“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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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来得非常快，甚至超出了红军原来的预料。第二次“围剿”在五月底刚被打破，第三次反“围剿”在七月初便开始了，中间相隔只有一个月，没有给红军留下多少休整和补充的时间。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三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三届五中全会，着重讨论。

“剿共”问题。会后不久，蒋介石就在六月二十一日带着美国、日本、德国的军事顾问到南昌召开军事会议，具体部署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蒋介石认为，前两次“围剿”的失败，主要原因是参加“围剿”的部队都不是他的嫡系部队，所以“围剿”不力。这次他下决心增调五个嫡系师到江西，担任“围剿”主力。他们是：陈诚的第十四师、罗卓英的第十一师、赵观涛的第六师、蒋鼎文的第九师、卫立煌的第十师，共计十万人，加上第二次“围剿”失败后留在中央苏区周围的非嫡系部队等，总兵力达二十三个师又三个旅，共计三十万人。蒋介石亲自担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任前线总司令。蒋、何都坐镇南昌指挥。

蒋介石对这次“围剿”非常自信。他认为以三十万装备精良的大军消灭三万装备很差的红军是有把握的。他表示：“这次‘围剿，如不获全胜，死也不回南京。”①又说：“限三月之内‘肃清’江西共军，如不成功则成仁；如不获胜，自刎首级”②。

由于有前两次“围剿”失败的教训，第三次“围剿”在许多方面都有改变。因为“围剿”兵力的增加和蒋介石的自信，在战略方针上把“步步为营”又改为“长驱直入”，在进攻部署上，把“围剿”军分为“进剿”部队和“驻剿”部队两部分。“进剿”部队担任“长驱直入”的任务，寻找红军主力作战；“驻剿”部队担任在己占领的地区修筑工事，作为“进剿”部队的依托，并就地“清剿”，巩固已占领地区。在行动上，把以一个师为一路独立行动，改为以两、三个师为一路，互相策应，避免被红军各个击破。对苏区，实行杀光、烧光、抢光，企图使红军失去生存的条件。

第三次“围剿”来得那样快，那样突然，而红军各部还处在分散状态，主力远在闽西和闽西北地区，这对红军自然是很不利的。六月二十日到二十二日，朱德出席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在南丰康都召开的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着重分析了当前的军事形势，讨论第三次反“围剿”的战场选在什么地方的问题。认为从当前敌人的态势来看，这一次“围剿”不大可能只集中一路进攻，很可能分成几路从不同的方向齐头并进，夹攻红军。但不管他们分几路进攻，红军仍应该“诱敌深入”，把他们引到赣南中央苏区腹地来打。朱德后来说：“我们知道这一次比第一、二两次更困难了，知道硬打是不行的。”③因此，红军把未来的第三次反“围剿”的战场预定在赣南的兴国、雩都、宁都、瑞金地区。

七月一日，蒋介石正式下达进攻命令。三十万国民党军队分成左翼集团军和右翼集团军，以急风骤雨之势向中央苏区“长驱直入”。何应钦兼任左翼集团军总司令，指挥朱绍良的第三军团、蒋鼎文的第四军团、赵观涛的第一路进击军、陈诚的第二路进击军，共七个师的兵力，由南城、南丰方面向广昌、石城、宁都猛攻，企图寻找红军主力决战；陈铭枢任右翼集团军总司令，指挥蒋光鼐的第一军团、孙连仲的第二军团、上官云相的第三路进击军，共七个师的兵力，分别由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一线，向富田、东固、崇贤、沙溪、莲塘、宁都等地深入，实行“进剿”和“清剿”。他们的总的战略意图，是想把红军驱赶到赣江边而一举歼灭。

这次大举进犯虽然来得很快，很突然，但朱德、毛泽东仍旧沉着镇静地应付。他们当机立断，决定按照“诱敌深入”的方针，一边指挥留驻赣南的部分红军，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开展游击战争，牵制“进剿”军的前进；一边指挥正在闽西和闽西北地区的红军主力，迅速收拢部队，回师赣南，诱敌深入到兴国、雩都、宁都、瑞金预定的作战地区，相机转入反攻，以打破第三次“围剿”。

仅有三万多人的红军，在没有得到必要休整的情况下，要打破超过自己十倍的三十万敌军的大规模“围剿”，这是一个多么艰巨的任务！朱德十分清楚，要胜利地完成这一艰巨任务，除了确定正确的作战方针之外，还必须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提高军队的素质，强调集中指挥和统一训练，以增强红军的战斗能力。他撰写了《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一文，分别在七月七日和七月十四日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战斗》第二期和第三期上连载。

朱德在文章中指出，在当前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创造铁的红军是目前党的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怎样创造铁的红军呢？朱德提出了六个基本条件：第一，“确定红军的阶级性。”文章中说：“红军是工农的军队，也可以说是一切劳苦群众的军队。”

第二，“无条件地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文章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和中国工农红军成长的过程来论述：“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工农红军只有在共产党正确领导之下才能够完成它的历史的伟大任务。”并且指出：“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经过红军中的政治委员与政治机关（政治部及政治处）实行它的领导作用。”

第三，“政治训练的重要。”文章中说：“红军的政治训练是启发和提高指挥员战斗员的无产阶级的觉悟。使他们认清本阶级的利益，努力于本阶级的政治任务，与敌人作决死的斗争，去达到消灭敌人、解放本阶级的目的。”

第四，“军事技术的提高。”朱德一向重视不断提高红军的军事技术。

他在文章中说：“中国的新式武器来自各国，类型也日益复杂化。因此，红军在战术方面必须超过敌人，在技术方面必须努力学习使用新式武器的知识，以便我们从敌人中间得到新式武器时，一到手就知道如何使用。”

第五，“自觉地遵守铁的纪律。”文章中说：“自觉地遵守纪律的精神的养成和提高，就是使各个指挥员战斗员的忠实勇敢，服从纪律，汇合成为全军的忠实勇敢，服从纪律。有了这样自觉地遵守纪律的红军，就是铁的红军。”

第六，“要有集中的指挥和统一的训练。”朱德指出：“要使红军的行动，在任何情况之下，有最大限度的集中性，去消灭它的阶级敌人的武装。”

④

正当国民党军队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规模空前的进攻的时候，朱德发表这篇论文，对提高红一方面军乃至整个红军的作战能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它对以后红军的建设也有很大的意义。

国民党军队的行动很快。七月上旬，何应钦指挥左翼集团军日益逼近红一方面军总部驻地福建建宁。然而，他们并不知道红军的主力所在。何应钦错误地判断红军主力已由闽赣边界向广昌、石城、宁都转移，命令军队继续向南推进，于七月中旬先后进占广昌、宁都，结果并没有找到红军主力，扑了个空。接着，他又错误地判断红军主力可能在宁都西北地区，命令军队奔向这一地区，又扑了空。陈铬枢指挥右翼集团军按计划向富田、东固、宁都一带推进。当时天气炎热，他们进入苏区后，因地形不熟和到处受到袭扰，又找不到红军主力作战，东奔西突，陷入狼狈的困境。朱德曾这样描写道：“他们追着追着，天天爬山，还没接火，已经不知累死热死好些了。”⑤这时，如果红军主力从闽西和闽西北驻地直接插向预定的作战地区宁都、兴国一带，将同敌军主力相遇，对红军是不利的。毛泽东、朱德和临时总前委决定“避敌主力，打其虚弱”，采劝磨盘战术”，向南实行千里大迂回，绕过敌军进攻的锋芒，从中央苏区南部插入敌人背后。朱德通俗他说：“我们的方法，就是先躲开他（敌人），疲劳他，等他疲劳不堪了，再开始打。”⑥七月十日前后，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军主力和总司令部，由闽西、闽西北驻地出发，从敌人的左侧，沿闽赣边界的武夷山脉向南急进。盛夏季节，烈日当空，气候闷热。再加上缺少粮食，吃饭极度困难，每天只能以稀饭充饥。但是，红军依然精神振奋地向中央苏区南部进发。

七月中旬的一天，朱德率领队伍由广昌的尖峰向石城、瑞金方向前进，路经北坑时见到当地的游击队员热情地前来相迎。“朱总司令从马背上跳下来，走到大家面前，用关切的口吻告诉他们：敌人许克祥师的部队已经从南丰出发，尾随我们。他们的前头部队已经到了尖峰的黎花山一带。我们部队按照毛委员的决定，要甩开这里的敌人，转到后面去消灭他们。说到这里，朱总司令关切地叮嘱游击队员们：你们要提高警惕，坚持斗争！说完，矫健地跨上座骑，朝大家挥挥手，带领部队继续前进。”⑦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军队伍，在连续十几天的急行军中，经安远、宁化、长廷瑞金等地，绕道千里，于七月二十二日，到达零都北面的银坑地区，隐蔽在深山峡谷中。在这里同红三军主力、红三十五军和由广西转战到江西中央苏区的红七军会合。朱德、毛泽东率部在银坑地区休整了几天并观察了敌军动向后，于七月二十八日又率部向西北方向转移，来到兴国北部的高兴圩。部队在这里一面休整，一面准备转入反攻，并进行了战前的政治动员。

不久，国民党军队已发现红军主力在兴国集中，并错误地判断红军主力有西渡赣江的意图，便集中九个师的兵力，分几路向兴国猛扑过来，企图围歼红军主力于赣江东岸。

形势险恶，红军应该从哪里突破敌军的围攻？朱德、毛泽东在率部到达高兴圩的当天，立刻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作战方针。会议决定：“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⑧按照这一作战方针，朱德、毛泽东于七月三十一日向全军发出命令：“本方面军以绕入敌背捣其后路，使敌动摇震恐，然后消灭其大部队之企图，决先夺取富田、新安。”⑨并命令红一、红三两军团，于八月二日夜间开始向富田、新安发起进攻。进军途中，得知红军的行动意图已被敌军发现，陈诚的第十四师、罗卓英的第十一师已抢在红军前头进占富田。这两个师是蒋介石的精锐主力，战斗力强。为了“避敌主力，打其虚弱”，朱德、毛泽东立刻改变原定计划，命令部队停止前进，迅速返回高兴圩，再寻歼敌机会。

这时，国民党各路军队云集在兴国及其周围地区，将红军包围得严严实实，使红军处在北、东、南三面受敌和西临赣江的极端危急的局面下。兴国县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失陷，只剩丁高兴圩及其周围几十里地方留在红军的控制下。怎样击破敌人的严密包围圈，成为放在朱德、毛泽东面前的严重课题。

朱德、毛泽东对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认为陈诚的第二路进击军、蒋光鼐的第一军团、赵观涛的第一路进击军和蒋鼎文的第四军团，多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战斗力强，不易击破；而正在由龙冈向良村、莲塘进犯的上官云相的第三路进击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战斗力较弱，容易被击破。

根据“避实就虚”的原则，他们立刻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以部分红军会同地方部队和赤卫队，伪装红军主力，向西佯动，示形于敌，把战斗力较强的陈诚、赵观涛、蒋鼎文各部吸引到赣江边去；把蒋光鼐、蔡廷锴部牵制在兴国北面。出其不意地集中红军主力从中间突破包围圈，迎击正向兴国东部的良村、莲塘进犯的上官云相部，取胜后相机扩大战果，各个击破敌人。

八月五日晚，朱德、毛泽东趁赵观涛部和陈诚部被部分红军向西吸引到赣江边的万安、良口地区的机会，率领红军主力在夜幕掩护下，从崇贤和兴国两地敌军之间仅二十公里的空隙中，冒着绵绵细雨，踏着打滑的山间小路，悄悄地翻越陡壁悬崖，沿着深壑峡谷，迅速地向东穿插。朱德不时地站在三岔路口，关照指战员们不要拥挤，告诉大家要一个一个地跟着走。经过一夜又半天的急行军，于次日午时到达莲塘，部队隐蔽在莲塘附近的吴公山上的密林中。

红军主力刚到莲塘，获悉上官云相的第三路进击军已进到莲塘以北十五公里的良村，它的前卫部队第四十六师第二旅已进到莲塘附近，同红三军团的警戒部队接触。朱德、毛泽东判明，这是各路“进剿”军中战斗力较弱的一路，又是北方军队，不善于南方的山地作战，决定迅速歼灭该敌。

朱德深知，这是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第一仗。能否打好，对以后的战斗关系极大。为了有把握地打胜这一仗，他到莲塘后没有休息，就登上莲塘附近的大窝峡，打开军用地图，手举望远镜，向对方来路十万洲、半经方向的狭长深谷盼望，仔细观察敌军动向，并向当地群众详细了解这里的地形情况。

在弄清敌情和周围地形后，朱德还和毛泽东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战前动员，并指挥部队于当晚隐蔽进入阵地。

部队进入阵地后，“朱德同志亦亲临督战，在阵地上对战士们说：”敌人出了告示，谁先拿下莲塘，就奖给二十万元。你们怕不怕呀？’‘不怕！’战士们回答十分响亮。朱德同志笑道：‘对啰，别看他们叫得凶，明天早上四点钟就缴他们的枪啰！’”⑩八月七日拂晓，朱德、毛泽东趁敌不备，下达了攻击命令。前敌指挥彭德怀立刻指挥各路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上官云相部发起总攻。红军指战员迅速冲下山岗，同敌军展开白刃战。只用了两个小时就结束战斗，全歼上官云相的第四十六师第二旅和由良村派来的一个侦察营，击毙第二旅旅长谭子钧。上官云相只带了两三个参谋副官和几个马弁逃回龙冈。这次战斗打得如此神速，上官云相部被打得晕头转向。有个俘虏说：“昨天通报还说你们被蒋光鼐、蔡廷锴围在高兴圩，那晓得今天你们却在这里包围了我们！”

(11)

接着，朱德、毛泽东指挥红军挥戈北向，乘胜进取良村。朱德带领一个警卫排向良村插去。在途中同正由良村增援莲塘的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一个旅遭遇。按预定计划，红四军应该抢先占领路旁的山头，但他们没有按时到达，所以被郝部抢先占领了。朱德到达山脚下时，才发现这个情况。当时，他身边只有几个参谋人员和一个警卫排，立刻投入战斗，坚持到大部队赶到后，经过激战，歼敌一个团，击毙旅长张銮诏，残敌向良村溃退。朱德、毛泽东指挥部队追到良村，将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包围起来，发起猛攻，又歼敌一部。在追击时，击毙第五十四师副师长魏我威、参谋长刘家滇。上官云相和郝梦龄只得夺路向龙冈逃去。良村战斗只用了几个小时，就胜利结束了。

莲塘、良村战斗胜利后，红军指战员的斗志更加高昂，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却一落千丈。朱德、毛泽东决定发扬红军连续作战的传统，乘胜北进，再歼龙冈敌军。这时，龙冈驻军有周浑元的第五师四个团，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两个团，还有从莲塘、良村溃退去的约两个团，共八个团的兵力，八月八日午后二时，朱德、毛泽东命令红一方面军于九日拂晓向龙冈发起总攻击。

当部队行进时，在途中得知龙冈守军已有准备，在驻地周围修起许多坚固工事，又获悉毛炳文的第八师刚刚从君埠、南陵地区撤回黄陂。朱德、毛泽东立刻果断地改变原来计划，不去龙冈，出其不意地改去黄陂攻打立足未稳的毛炳文师。

为了打好这一仗，朱德、毛泽东在君埠召开战前动员大会，并做了周密部署：以红三军佯攻龙冈，牵制周浑元师，转移敌军的注意力，麻痹黄陂的毛炳文师；红军主力却转而向东，突然进攻黄肢，打他个措手不及，朱德、毛泽东随即率领红军主力向黄陂急迸。经过三天急行军，子八月十一日清晨赶到黄肢附近，将总部指挥所设在城江山上的松林里。红四军、红十二军担任主攻，从黄陂南侧攻击；红三军团、红七军向黄陂东侧迂回，断敌后路，阻击东面增援之敌。

各路红军进入阵地后，很快同毛炳文师接上了火。当天中午，突然下起倾盆大雨。朱德、毛泽东指挥各路红军攻进黄陂街，歼敌两个团。毛炳文率余部向洛口、宁都突围。红军乘胜追击二十余里，又歼敌约两个团。当天下午，战斗胜利结束。

这次战斗打得干脆利落，时间不长，缴获颇多，第二天，方面军总政治部发出的《黄陂战斗捷报》中说：“三次战争，我红军于八月七日，在良村、莲塘消灭敌人之第三路进击军两师，取得第一步胜利后，接着于八月十一日，在黄陂击溃敌之毛炳文师全部，缴得步枪三千五百余支，手花机枪、水旱机关百余挺，无线电机一架，其他军用品无算，俘虏官兵六千余人。黄陂战争，我军开始猛攻，只一个钟头即将敌师全部打败。”(12)从八月七日至十一日，红一方面军在五天内连续打了莲塘、良村、黄陂三个胜仗，共歼敌万余人。

在黄陂战斗中，从毛炳文的师部缴获一份第六师师长赵观涛和第十师师长卫立煌发出的紧急电报，称这两个师已向黄陂地区开来，现已进到离黄肢仅十公里的砍柴冈。毛泽东、朱德根据这份紧急电报和其他有关情报分析：国民党“进剿”军主力被部分红军向西引到赣江边后，并未找到红军主力，已发现中了红军的调虎离山计。莲塘、良村两次战斗后，他们又发现红军主力已在东面黄陂一带集结，并估计有北上进攻临川的意图，于是，蒋介石、何应钦便命令敌军主力第一路进击军、第二路进击军和第一军团掉头向东，向黄陂地区猛扑过来，企图集中优势兵力，围歼红军主力于这一地区。

毛泽东、朱德断定敌军主力很快就会到来，红军不宜在黄陂久侍，命令部队于当夜立刻离开黄陂，向君埠地区隐蔽集中，休整待机。果然，第二天（八月十二日）赵观涛的第六师、卫立煌的第十师、许克祥的第二十四师和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就气势汹汹地进占黄陂。因为红军主力已经转移，他们又扑了个空。接着，国民党其他部队也很快从四面八方向黄陂、君埠开来，从东、南、北三面对红军主力形成密集的大包围，准备进行决战。

这时，红军的处境是第一次反“围剿”以来最危险的时刻。如果决策和指挥稍有失误，便会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失。八月十三日晚，朱德和毛泽东在君埠一座家庙里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如何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出席会议的人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认为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应该避免同超过红军数倍的敌军决战，需要用一部分兵力牵制敌军，掩护红军主力悄悄西进，回到兴国的北部和西部隐蔽待机。

会后，朱德、毛泽东计对蒋介石、何应钦害怕红军北攻临川的心理，命令红十二军伪装红军主力向乐安佯动，井指示他们要白天行军，大造声势，故意暴露在敌军面前，使他们造成错觉，误认为红军主力真的要北攻临川，吸引他们向东北方向调动。

八月十五日夜间，在红十二军佯动的掩护下，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军主力悄悄地由君埠地区向西急进，迎着正由西向东开进的敌军，从蒋光鼎的第一军团和陈诚的第二路进击军两部之间仅十公里的夹缝中穿插过去，突破重围，他们借着星光，翻山越岭，攀藤附葛，沿着崎岖的山间小道，蜿蜒西进。

在整个夜行军中，朱德始终手拿指南针，走在队伍的前头。经过一夜的急行军，终于跳出敌军的包围圈，到达兴国东北部的白石、枫边地区，隐蔽在深山密林中，一边休整，一边静观敌军动向。后来，朱德谈起这次突围的情景时说：“我们在敌人两路夹攻，不到二十里宽的区域中转移出去，进退自如，打得相当巧妙；这都是由于群众条件优越，将敌人‘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弄得敌人疲惫不堪。”(13)红军主力在白石、枫边休整期间，朱德出席中央局和总前委会议。为了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技能，朱德特别强调思想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训练。为了密切军民关系，他亲自带领红军指战员帮助驻地群众割禾、挑水、劈柴??。驻地群众见到这种情景深受感动，自发地组织起慰劳队、洗衣队，用最好的食物慰劳红军，帮助红军洗缝衣服，站岗放哨，盘查行人，封锁消息。这种鱼水般的军民关系，成为一道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经过半个月的休整，红军的政治素质和作战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而国民党军队却丝毫未觉察。

为了掩护红军主力向西转移，向北洋动的红十二军在军长罗炳辉、政委谭震林率领下，相机攻占了乐安县城。这下，蒋介石、何应钦更以为这一支确是红军主力，并错误地判断红军主力将进攻临川，急令卫立煌的第十师由黄陂速回临川，又令赵观涛的第六师、罗卓英的第十一师、陈诚的第十四师等部由黄陂、君埠地区向北追击红十二军，准备决战。红十二军趁此紧紧地牵住敌军主力，专走险路。红军携带的是轻武器，行动起来非常灵活。国民党军队携带了许多重武器，行动十分不便，被拖了半个月，弄得饥疲不堪，士气沮丧，最后还是没能找到红军主力决战。

到八月底，蒋介石、何应钦才发现又中了红军的调虎离山计，急令“进剿”军主力掉头向西，再到兴国北部地区寻找红军主力决战。这时.国民党军队已陷入饥饿疲惫的困境，红军却已养精蓄锐，休整了半个月。为了继续调动敌军西进，进一步疲劳他们，寻找更加有利的战机，九月初，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军主力再向西转移到兴国、赣县、泰和、万安之间的山区，隐蔽集结。国民党“迸剿”军主力回头开到兴国北部时，又扑了个空。

由于毛泽东、朱德的巧妙指挥，进入中央苏区已两个月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东碰西撞，多次扑空，始终没有找到红军主力实行决战，陷入进退维谷之中。再加上苏区的坚壁清野，游击队、赤卫队的随处袭击，把进犯军搞得精疲力竭，士气低落，已无力再同红军作战。国民党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官陈铭枢也叹息道：“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14)这时，反蒋的两广当局正向湖南进兵，也对蒋介石构成威胁。这样，蒋介石不得不结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下令各路军队撤退。

朱德，毛泽东得知国民党军队撤退的消息后，认为这是对他们进行袭击的好机会。这时，蒋鼎文的第九师、韩德勤的第五十二师、蒋光鼐的第六十师和第六十一师，正由兴国经高兴圩、老营盘向泰和、吉安撤退。朱德。毛泽东准备抓住这一时机，出其不意地先消灭正在运动中的蒋鼎文师和蒋光鼐的两个师，然后相机扩大战果。

九月六日晚，朱德、毛泽东命令部队分左、中、右三路，向高兴圩、老营盘疾驰。当天晚上，各路红军进入阵地。

次日拂晓，战斗打响了，红三军和独立第五师，首先抢占蒋鼎文师北撤时必经的黄土拗，切断了他的先头旅同后续部队的联络，从北、南、西三面包围这个先头旅，发起猛攻。下午二时左右，全歼这个先头旅，俘敌二千余人，缴获各种枪枝二千余件，迫击炮十门。

同一天，朱德、毛泽东又指挥红三军团、红四军、红三十五军，向高兴圩的蒋光鼐的两个师发起攻击。这一次战斗没有取得胜利。在历时两天的激战中，虽然毙伤蒋部二千余人，但因为战斗力较强的蒋部已先占据有利地形和红军兵力不够集中，战斗打成对峙局面，红军的伤亡同敌军几乎相等。朱德在总结这次战斗的经验教训时，曾这样说过：“这一仗打得不好，确是骄做一点。当时，大家都很高兴打。其实那计划是错了的。因为他们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同时，又不可能完全消灭他。”“如果当时不打蒋，蔡，专打蒋鼎文的部队，可能缴到更多的枪。”他又说：“凡是高兴的、着急中决定的事情，总是有问题的。”(15)最后，朱德、毛泽东指挥部队主动撤出战斗。

国民党军队在老营盘、高兴圩战斗中受到红军的严重打击后，不敢再经这条路北撤，改变了撤退路线。朱德、毛泽东在九月十一日午后九时，命令红军主力向东急进，进行追击。十五日拂晓，红军主力赶到东固以南的方石岭、张家背附近，抢先控制有利地形。韩德勤师的六个团和蒋鼎文师的一个炮兵团进入红军的伏击圈。朱德、毛泽东乘其不备，指挥部队发起攻击，将他们全部歼灭。韩德勤被俘后，扮成士兵混在俘虏中逃走。这次战斗共歼敌五千余人，缴获各种枪枝四千五百余件。

这次战斗结束后，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在指挥部队转移时不幸遇敌机轰炸牺牲。朱德痛惜他说：“我们有名的一个军长黄公略，被飞机击死。黄同志是智勇双全的人材，是我们顶大的损失。”(16)在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朱德、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实行“诱敌深入”和“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先后进行了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六次战斗。其中除高兴圩战斗打成平手外，其他五次战斗都取得很大胜利，共击溃敌军七个师，歼敌三万余人，缴获各种武器二万余件。蒋介石亲自指挥三十万敌军同朱德、毛泽东领导的三万红军较量了两个半月，最后仍以失败告终。蒋介石“三个月消灭共军”的誓言，再次破产。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出现了有利于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大发展的新形势。首先，国民党各路军队已退出中央苏区，转入守势，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难以再集中兵力发动新的“围剿”。第二，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民族矛盾开始激化，民众对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极为不满。九月二十五日，朱德、毛泽东等联名发表《中国工农红军就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责问：“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已经占据了满洲最重要的一切城市，用枪炮炸弹屠杀着满洲劳苦的工农群众与兵土，把满洲已经完全看做是他们的殖民地了。请问：国民党的军阀们怎样实行着他们‘保国卫民，的责任呢？”(17)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救亡，反对蒋介石对外退让、对内镇压的声浪日益高涨。第三，各派新军阀之间的矛盾，尤其是两广当局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更趋发展。第四，国民党军队退出中央苏区后，苏区内的地主武装因失去靠山而恐慌不安。这些，都为红军的扩大和根据地的发展造成了有利条件。

九月二十三日，朱德、毛泽东命令全军主力向福建的长汀转移。命令中指出：“方面军决开到福建去工作筹款，并定于二十五日由现在地（莲塘、龙冈头、长信、水头庄之线）分七天行程（第五天休息一天）开到汀州城集中。”(18)十月二日，朱德率领方面军总部抵达长停红军在长汀经过短暂休整后，分兵波浪式地向闽西、闽西北和赣南、赣西南的广大地区展开工作，主要任务是：筹措给养，整训部队，扩大红军，拔掉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开拓新的根据地，将赣南和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动群众，恢复和建立党、团组织，建立红色政权，发展地方武装等。在这些任务中，很重要的一项是拔掉革命根据地内部残留的一些由地主武装控制的上围于。朱德、毛泽东于十月十四日发出训令说：“土围子炮楼是土豪最后营垒，不消灭这一最后营垒，许多的农民群众还是不敢起来，为要肃清赤白对立，夺取广大群众，并捉得土豪筹得款子，必定要完全消灭土围子炮楼。”(19)在朱德、毛泽东领导下，红一方面军经过四个月的努力，取得很大成绩。

先后攻克会昌、寻乌、安远、石城等县城，井在长廷雩都、武平等县开展工作，共拔掉几百个地主武装长期盘踞的土围子，使长期被分割的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范围扩展到三十个县境，面积达五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二百五十万，同时，在新占领和重新收复的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或恢复了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分配了土地，动员了一万二千名群众参加红军。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达到全盛时期。

取得这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的最基本的经验是什么？朱德作过这样的概括：“一、二、三次反‘围剿’，是中国很好的革命战争经验。主要一点是在于依靠群众。三次反‘围剿’，我们都是为了群众，又很好地依靠了群众。当时我们只有五万人，三万支枪，粉碎了几十万敌人的三次‘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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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结束后，毛泽东和朱德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共同创立的基本作战原则已经形成。这些作战原则，对以后的中国革命战争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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