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章抗战的号角吹响了

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革命根据地周围的情势稍形平静，朱德获得了一次学习和休整的机会。这在他长期的戎马生涯中是很难得的。他阅读了许多马列著作和历史著作，回顾并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参加“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研究会”，在红军大学教授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

这时全国的局势发展得很快。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又把侵略势力迅速伸向华北，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国内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年十二月九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要求抗日救国的群众运动新高潮，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在决议中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的变化”，“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并且指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在内部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表明国共关系在严重民族危机下已发生重大变化。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时，日本侵略者指挥的伪蒙军正向绥远大举进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奋起抗击，取得了重大胜利。十一月二十日，朱德同毛泽东联名致电傅作义，称赞他“孤军抗战，迭获胜利，日伪军不能越雷池一步。”“吾人深信，吾人现所努力之停止内战，抗日救国之行动，必能对于足下之抗日义举，遥为声援。”同月月底，朱德率领红军总部抵达陕北保安县，同中共中央会合。十二月一日，毛泽东、朱德等暨全体红军发表《致蒋介石书》，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争取和团结东北军、西北军共同抗日的工作这时正在顺利开展。十二月十二日，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发生。主张抗日、反对“剿共”的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前去催逼他们“剿共”的蒋介石，对他实行“兵谏”。几天后，蒋介石向前去看望他的周恩来当面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①。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基本上实现了国内和平。中华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

但是，形势的发展并不那么一帆风顺。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却遭到蒋的软禁。国民党中央军顾祝同部正准备从潼关向西安推进。大局一时还没有完全明朗。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说：“现在是抗日不抗日的问题，应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反对内战”②。二月一日，朱德以红军总司令名义向红色中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明确表示：“红军之主张完全与全国人民一致，用全力谋国内各党派、各军队之联合，共同向着中华民族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而不愿自相残杀之内战再延一时一刻也”。他要求蒋介石和国民党将领遵守原已许诺的“国内和平之新政策及撤乓之命令”，并声明已“将红军各部队停止于苏区边境，对苏区邻近之各国民革命军部队不加以任何攻击，确守互不侵犯原则。不论过去曾否与红军敌对之部队，一律以友军看待，静待联合抗日局面之成立。”③当时，国民党正准备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为了促成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中共中央在二月十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四项保证是，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保证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经过激烈的争论，在二月二十一日通过了一项事实上接受中国共产党提议的决议案，在国共合作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号召全党“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五月二日至十四日，在延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为苏区代表会议）。朱德在会上发言，指出：“现在是红军新阶段”，“自‘九一八’事变后，红军即发表愿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抗日的协定，获得了很多人的同情。现在最主要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的任务是联合全国力量打日本。”为了实现这个转变，“对于友军工作与群众工作，不要用老一套[方法]，对友军要开诚布公，影响他们、推动他们抗日；对于群众工作，要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要把门打开。”④将要到来的全国抗战会是一场怎样的战争？中国共产党在对日作战中应该采取怎样的战略战术？朱德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

他强调指出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群众力量的组织动员问题，说：“据我们的经验与估计来看，抗日战争不是一年半载与一两次战争就能解决的。战争的时间必会长久，战线必定会很宽。那么我们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就是预备军的动员如何，预备军的组织如何。”因此，他强调：“首先应争取民主制度的实现。否则一切全是空的。”“必须改善群众的生活，才能增强抗日的力量。”⑤他认为游击战争将在未来的抗日战争中起重要的作用，指出：“游击战争是抗战的一个力量”；“党校与红大要加强训练游击战争的干部，以后要派一批干部到地方去当教师，游击队的队长、政委主要要从当地创造”，“在游击战争的实践中是可以培养出这方面的干部的。”他还指出：“在没有大山的地区也可以依靠群众，利用村庄、地沟、山边等有利地形打游击。有把握的就打，没有把握的就不打。最要紧的是要争取最大多数群众。”他总结了过去军队工作中的两个教训：“一是大革命时代的教训，只做上层工作；一是大革命以后，只做下层工作、破坏工作。现在，我们要打入进去，上层、下层都要做工作，不做破坏工作，只准备进行争龋”⑥六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军委组织了一个军事研究委员会，“目的在于提高红军军事学识，总结国内战争的宝贵经验与学习新的军事知识，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民族革命战争；其重要任务在于研究对日抗战、目前军事教育、国内战争经验教训各项问题，并拟具体意见提交执行机关。”⑦这个委员会由朱德、毛泽东、林彪，萧劲光、李德五人组成，朱德任主任。

这个时期，朱德和红军其他领导人为了实现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作了大量的研究和教育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后来，朱德说：“当我们由内战进入抗战时，面对着的敌人是日本军队，我们便不固执内战的经验，而是加以必要的改变和提高，充分研究敌情来下决心，来决定战法。”

⑧一九三八年发表的朱德的重要著作《论抗日游击战争》反映了他在这段时间里研究的成果。这部著作对抗战初期敌后像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的抗日游击队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知道再不抗日不行了。但是，要抗日就要联共，对这一点他仍很犹豫，国内团结的形势仍蒙着一层阴影。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三日，朱德接见前来延安访问的美国学者T·A·彼森时指出：“中国要打败日本，必须靠全国的工人为农民的力量。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开展这场群众运动。因此，南京必须跟我们合作。这场战争必定是一场总体战，甚至全中国四万万人都不够。国民党如果以为只要用它的精锐正规军再加上西方帝国主义的援助就行了，那它是打错了算盘。那它是不明白，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是不能打败现代化的日本军队的，只有群众性的人民抗战才能打赢这场战争。”⑨尽管蒋介石还在犹豫，日本军国主义者全面侵略中国、“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的“根本国策”己定。六月三十日，日本近卫文麿担任首相后，就采纳扩大侵华战争的建议。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夜，驻北平的日军制造借口，向驻守北平西南郊宛平县城的中国军队突然发动进攻，中国驻军奋起还击。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

抗日战争的号炮响了，中华民族的神圣抗战从此开始。

卢沟桥事变在全国人民中立刻掀起了新的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的热潮。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站在这个爱国运动的最前列。七月八日，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卢沟桥发表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同日，朱德、毛泽东和其他红军将领联名致电驻守在平津一带的第二十九军领导人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冯治安，指出：“日寇进攻，全国震愤，卢沟桥之役，二十九军英勇抵抗，全国闻风，愿为后盾。敢乞策励全军，为保卫平津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不让日寇侵占祖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红军将士，义愤填胸，准备随时调动，追随贵军，与日寇决一死战。”⑩通电发出后，红军立即从事开赴抗日前线的行动准备。七月十一日，驻在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的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电请中共中央先派先遣师东开河北，援助二十九军抗战。同天，毛泽东、朱德就这个问题致电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甲、中日战争有扩大之势，已由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向蒋交涉红军调赴河北应战。第一步拟派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各改为团，加上骑兵团，编成一个小师先行派去，主力编成后去。请即令二十八军、三十二军两部加以训练，准备从他军补给该先去部队子弹；二十七军即开洛川，暂维交通。乙、红大增加抗日课程，准备派出。”(11)十三日，毛泽东、朱德召开延安市共产党员和各机关工作人员紧急会议，号召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战前线”去。

十四日，毛泽东、朱德电令红军各部：限十天内完成各项抗日准备工作，听候出动命令。并要叶剑英通过西安行营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己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惟红军特长在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最好与长于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并愿意一部深入敌后打其后方。”(12)同一天，朱德为红军奔赴抗日前线题写下了誓词：“日本强盗夺我东三省，复图占外蒙，又侵我华北，非灭亡我全国不止。

我辈皆黄帝子孙，华族胄裔，生当其时，身负干戈，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何以为人！我们誓率全体红军，联合友军，即日开赴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天职！”(12)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送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国共合作的三项基本政治纲领，即：团结抗日，实现民主，改善民生。朱德写了《实行对日抗战》的文章。他针对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大时所说的：“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指出，“和平已到了绝望时期，国难已到了最后关头！现在，摆在我们每个中华儿女、黄帝子孙面前的问题，只有对日本强盗实行抗战，从二十九军的抗战走向全国人民上下一致的抗战，抗战到底！”这篇文章在《解放》周刊第一卷第十二期上发表。

十八日，朱德离开延安，前往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所在地——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准备开赴抗日前线。二十二日，抵达云阳。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进一步扩大，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但他这时还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幻想，仍希望把卢沟桥事变限制在“地方事件”的范围内解决。但日本侵略者毫不讼手，更加咄咄逼人。同月二十七日，日本陆相杉山元在特别议会上发表演说，称：“军部已决意向前进行，克服一切困难，俾能达到膺惩华军，令其失去战斗精神之目的以前，亦决不罢手。”第二天拂晓，日军猛攻二十九军阵地，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和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先后殉国。这时，增援的侵华日军陆续抵达华北。二十九日和三十日，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全国震动。

华北战局日益严重，国民党政府同日本进行的谈判已难继续下去，蒋介石要求红军迅速改编，出动抗日。七月二十八日，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周恩来、博古、林伯渠返回延安，同中共中央书记处商议红军改编出动抗日事宜，决定主力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四万五千人，上设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第二天，正在云阳的朱德、彭德怀致电蒋介石，表示“德等改编完成，待命出动，誓以热血为国效死。”

八月初，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去南京共商国防问题。中共中央决定派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前去。六日，朱德和周恩来从云阳抵达西安，会同己在西安的叶剑英在九日同机飞抵南京。

十一日，朱德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上发言，系统地论述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他指出：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在正面集中兵力太多，必受损失，必须到敌人的侧翼活动。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我们则应离开交通线，进行运动战，在运动中杀伤敌人。敌人占领我大片领土后，我们要深入敌后作战。目前用兵方向主要是华北，但从目前情况判断，敌人必然会进攻上海，以吸引我国兵力。在抗战中应该加强政治工作，发动民众甚为重要，在战区应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地把民众组织起来。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游击队在敌后积极活动，敌人就不得不派兵守卫其后方，这就牵制了它的大量兵力。他还建议开办游击训练班，使国民党的军队亦能逐步学会游击战争。(14)当时，蒋介石虽然希望红军早日参战；但仍在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上设置种种障碍，不肯承认红军的独立地位。他坚持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分别直属行营，分割使用，不成立统一的指挥机关，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这样的要求，自然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无法接受的。

正当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八月十三日，恰如朱德两天前所预料的那样，日军突然向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战火燃烧到南京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蒋介石看到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已难避免，不得不放弃原来对红军的无理要求，同意在红军改编后设立统一的指挥机关——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由朱德、彭德怀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并在二十二日正式发表这项任命。一个月后，拖延已久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由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公布，蒋介石同时发表谈话，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

由于在主要问题上己同国民党当局达成协议，为了早日完成红军改编，出动抗日，朱德决定提前离开南京回到陕西。八月十六日，朱德、周恩来、叶剑英致电洛甫、毛泽东，报告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除初步商定红军开赴前方的行动路线外，国民党当局同意每月发给军饷五十万元，另拨开拔费二十万元及一批物资。电文的最后提到：“朱于本日乘车回陕，叶仍留京进行各种联络及交涉补充款等事宜。”

八月十九日，朱德回到云阳镇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加紧进行红军改编工作。第二天，他和彭德怀率全体指战员发布《留别西北同胞书》，说明：“敝军要与相聚八个月的父老兄弟姊妹们暂且告别。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使西北兄弟父老姊妹不做亡国奴，敝军要走上抗日前线去。要以我们的头颅和热血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把汉奸铲除干净，那时再回来与我们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相见，过快活的太平日子。”

同时，发布为东下抗日告同胞书，表示，“我们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命上前线去，我们抱定了最大的决心，要为民族的生存流到最后一滴血，不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卖国贼完全肃清，决不停止。”

还发布告抗日友军将士书，指出：

“我们和你们同是黄帝子孙，同是中华军人，同是患难中的朋友。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胜利，要不做亡国奴，只有亲密团结起来，结成铁的长城。”

在华北战局危急的情况下，八路军不等改编全部就绪，就开始出动。八月二十二日，原红一方面军为主编成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作为抗日的先遣队，第一批从陕西三原出发，经韩城县芝川镇渡黄河，沿同蒲铁路北上。

朱德在对红军的改编和出动迅速作了部署后，就赶到洛川县冯家村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洛川会议是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举行的第一次重要会议。它从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共开了三天，着重讨论了抗日战争中的作战方针问题、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朱德在这次会议上作了多次发言，主张早上前线，谨慎用兵，广泛发动游击战争。

在军事问题上，朱德主张，对红军的使用“应是积极的、向前的、发展的。估计日本[军队]是外国军队，便利我们的行动。只有积极的活动，才能发展抗战。出动不能停顿太久，不要让人家（指国民党军队）败了，不好。”

(15)“持久战单凭消耗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不能速决。持久战，主要是发动广大群众，军事上是发动广大游击战争。”他认为要在“国民党军队还能抵抗时，及早布置工作”，但“即使友军都退下来，而我们也能在华北支持。”

“日军武器比较好，但战斗经验缺乏，有可能打垮一些，捉一些。并且在群众方面、地利方面，白军作战都要失掉一些效用，[红军则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华北方面地势上也有可能发展游击战争。”因此，“争取群众工作，首先争取[华北]这一万万人”；“我们重心争取在太行山及其以东。”

(16)“局势变化，可能我们有一部去绥东。”(17)整个来说，“应估计到我们能牵制敌人，起伟大作用。”(18)他还要求，在红军出动后，后方也要动员起来，支援前线。

关于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他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应该“争取独立性，我们是主导体。”(19)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要处理好，“我们要谨防扒手！但过分防了也会限制自己。看清楚，我们自有办法。”(20)在洛川会议结束后的一次座谈会上他又说：从边区到国民党统治区去工作的同志，“自己要有阶级觉悟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否则，糊里糊涂[会]被人吸引[过去]”；“个别[同志]是应警觉，酒色财气、富贵功名的难关要打破??有了革命的环境、革命的理论、革命的阶级，我们是能争取吸引国民党的胜利。”

(21)他号召大家发扬红军吃苦耐劳的长处，做好工作。

在洛川会议上，决定改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朱德等十一人组成，毛泽东任书记，朱德、周恩来任副书记。(22)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八月二十五日正式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南京已开始对日抗战，国共两党合作初步成功。为着实现共产党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红军改名之保证，使红军成为抗日民族战争的模范，推动这一抗战，成为全民族的抗日革命战争，以争取最后的彻底胜利。特依据与国民党及南京政治谈判结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将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总政治部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第一军团、十五军团及七[十]四师合编为陆军一一五师。以林彪为该师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周昆为参谋长，罗荣桓为该师政训处主任，萧华副主任。二方面军、二十八军、二十七军等部，合编为陆军第一百二十师。以贺龙为师长，萧克为副师长，周士梯[第]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训处主任，甘泗淇副主任。第四方面军及二十七军（原文如此））、二十九师、三十军等部，改编为第一百二十九师。以刘伯承为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倪志亮为参谋长，张浩为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以上之改编后人员委任照前总命令行之。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应完成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此外，以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不含七六九团）为骨干，组成留守部队，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九月，萧劲光任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统一领导和指挥后方留守部队。

为了保证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主力开赴抗战前线情况下，中央决定前方设党的军委分会，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九人组织之。以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受中央军委统辖。”各师成立军政委员会，受军委分会统辖。(23)八月二十九日，朱德、彭德怀向全国发表就任八路军总指挥和副总指挥的通电，称：“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兹幸国共两党重趋团结，坚决抗战，众志成城”，表示愿“追随全国友军之后，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24)二十六日，他们又签发《八路军总指挥部布告》：本军奉命抗日为求民族生存拥护中央领导驱逐日寇出境团结全国各界联合法苏美英保卫中华领土收复失地完整实行统一战线抗日救国纲领本军纪律严明买卖照常公平禁止拉夫拉车禁止侵犯百姓凡属中华同胞一律保护认真汉奸敌探间谍严办决不容情望我国人奋起共负救亡责任抗日战争胜利大家共享太平这时，日军增援部队已从国内源源开到，以平、津地区为出发点，沿平绥、平汉、津浦三条铁路线向华北发起新的进攻。由于形势紧急，除已提前出发的第一一五师外，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又在八月三十日向中共中央建议第一二○师和一二九师于九月初出动。当时山西地处华北抗日前线。八路军从陕北东出抗日，必须首先进入山西。山西地方实力派首领阎锡山同中国共产党已初步建立起合作抗日的关系。因此，由彭德怀陪同周恩来先去山西，安排八路军开赴前线的有关事宜。

九月二日，第一二○师在陕西富平县庄里镇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朱德在会上讲话，号召全体指战员到敌人后方去，把华北广大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开展游击战争，坚持持久战；并要求大家英勇作战，严守纪律，誓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三日，该师整装出发，继第一一五师开赴华北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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