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章胜利前夕

从一九四二年春天起，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一次整风运动。

这次整风运动，实际上是一次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整顿全党作风的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经走过一条曲折前进的道路。其中，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损害最多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队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党批判并纠正了王明的错误。但由于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内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方法的高度对造成过去党内历次“左”倾和右倾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所以，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常存在一些分歧。这个问题不解决，党的团结和战斗力必然会受到影响。

中共七大迁延多年未开，除战争环境的客观困难以外，党内对过去历史经验认识没有统一是一个重要原因。一九三八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论政策》的党内指示，指出土地革命后期产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不但在抗日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

这个指示、事实上指明了王明在土地革命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讲演，尖锐地批评那种“不愿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的“主观主义的作风”，主张将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毛泽东还主持编辑党的历史文件《六大以来》，供高级干部学习。这部书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正式出版。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至十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检讨党在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强调：“主要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他说：主观主义的特征是“不切实际，按心里想的去办。”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应该“从实际出发，解决中国间题。”并且指出“六中全会对主观主义是打击，但未引起一般的注意，主观主义遗毒仍存在。”①会议着重批判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上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会议的第二天，朱德发言批判了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他指出：过去上级党组织要求红军攻打中心城市，要求打长沙、打袁州、打赣州、打黄肢等，都是主观主义的表现。他特别提到，当时受中共中央完全信任、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完全不顾红军的传统和组织系统，独断地组织红军乱打气，他不是以老部队为基础扩大红军，而是随便组织新部队，所谓扩大百万红军，这些新部队不能打仗，长征时，大多在路上散掉了。他批评：长征是一种搬家式的长征，事前一切准备工作都不通过我（朱德当时是中革军委主席）。长征前期，李德只是领着部队沿途逃跑，不敢同湖南军队打。他分析主观主义的原因是一些知识分子不懂实际情形，拿着马列主义当招牌，随便批评坚持正确主张的老干部。他强调，不切合实际的理论，便是不正确的理论。做什么事情总要从实际出发，就是战斗条令也要根据战场情况灵活运用，不顾实际是不能正确解决问题的。他还谈到一九三五年在川西北同张国焘的斗争。张国焘独断专行，硬说党委会委员要服从书记，也就是西北局委员要服从他张国焘。朱德针锋相对地提出，书记要服从委员会的决议，否则书记便要取消资格。他说，这是组织原则问题，他就是用这个原则说服大家，同张国焘斗争。关于宗派主义问题，朱德指出，军队中宗派主义的表现主要是不敢用新干部，尤其是知识分子干部，不敢利用俘虏，不打破这种思想，不但部队难以发展，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三三制等都无法实行。②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以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方法，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中共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高级组的成员，全国以三百人为限，其中延安占三分之一，外地占三分之二。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关于高级军事干部学习的决定》，决定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之下，设立军事高级学习组，以朱德为组长，叶剑英为副组长。这以后，朱德一直领导着军事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特别是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基本上统一了认识后，全党整风的条件就渐次成熟了。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八日，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反对党八股》的演说。这两个演说，标志着延安整风已由高级领导干部学习的准备时期转入普遍发动全党学习的阶段。全党整风从此开始。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毛泽东主持的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开幕，朱德参加了这次座谈会。毛泽东在座谈会上首先发言，发言内容就是后来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引言部分。朱德也发了言。他热情歌颂中国共产党和在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伟大功绩，勉励大家创作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为工农兵服务；同时，批评了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一些错误思想。有一位作家自视太高，瞧不起工农兵群众，宣称自己不但要做中国的第一个作家，而且还要做世界的第一个作家，针对这种思想，朱德指出：一个人不要眼睛长得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是自封的，都要由工农兵批准才行！有的作家感到在延安怀才不遇，没有受到更大的重视，借用唐朝著名诗人李白的两句后来发泄不满说：“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③意思是说在延安这个地方没有知人善任的韩荆州。朱德批评说，你到哪里去找韩荆州？在我们这个时代，韩荆州就在工农兵当中，只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才能结识许许多多的韩荆州。还有些作家不愿写歌颂八路军、新四军的作品，朱德说：八路军和新四军为了国家民族流血牺牲，有功又有德，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在这次文艺座谈会上还发生了革命作家要不要经过思想转变的争论。朱德说：哪里不要转变啊！

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并且举自己的经历作为例子说：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的，我只是为无产阶级打仗，拼命做事。还有些作家嫌延安的生活太苦，朱德针对他们的这种思想状况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延安的生活比起我们从前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已经是天堂了。外面大城市吃的、住的、穿的东西比延安好；但是，那里再好，是人家的；延安的东西再不好，是我们自己的啊！④朱德的这次讲话，在延安文艺工作者中引起很大的震动。

这个座谈会在一个月内开了三次。五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作了结论，成为长期来指引文艺工作者走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的重要文献。

五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总学习委员会领导整风学习，并决定延长学习时间。各单位的整风学习热烈地开展起来，上级机关也加强对下级机关的检查和帮助。七月份，朱德率领检查组对留守兵团的工作作了检查。他代表中共中央军委对检查结果作了结论，肯定留守兵团在保卫边区、整训部队以及生产建设工作中是有成绩的，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对地方党和政府不注意团结和不够尊重，对军民关系注意不够；有些干部总想扩大队伍，打出去发展，把留守边区看成是暂时的，因此，对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重要指示压下不好好讨论；对生产建设工作不够积极。朱德分析他们思想上的毛病，指出：你们从主观出发，等到主观与客观有了矛盾，还硬要按主观行事，这就是主观主义思想方法在你们身上的表现。做事情要搞出成绩来，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要把握住正确的思想方法，老老实实，按规矩办事，把一切私念去掉，真正为党、为阶级忠实工作。他还批评他们中有的人脱离群众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指出：我们在工作中即使有所成就，那也是阶级的事业，不是个人的业绩。必须看得起群众的力量，看得起最笨的人。世界上的一切大事，常常是那些老老实实的人干出来的；要干成功点事业，也只有老老实实才行。⑤整风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朱德在各种会议上引导和启发广大干部、党员提高认识。他在军事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教条主义对革命的危害和有人争当领袖的问题。他说：要想作成几件事，只有老老实实，实事求是，这是八路军的传统方法。他批评有些人刚念了几天书，背了几条原则，就自高自大，以为是万能，毫不虚心，这是不好的，结果一定是害自己、害别人、害革命。他指出，有些人脱离群众，只知道处处卖弄教条，搬运走不通的最高原则，那样是会把事情弄坏的。有些人，开口闭口社会主义原理原则，结果不少事情就是他们弄坏的；他们对世界各国的事都懂（自然也是皮毛的），就是眼前的实际实事他不懂。他还说：有的人时时刻刻想做领袖。领袖是群众封的，不是自己想于就能干的。⑥中共中央西北局举行的高级干部会议，自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开幕到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结束，开了将近三个月。会议以整风的精神，总结陕甘宁边区的历史经验，批评了工作中的各种错误倾向，会议期间，朱德多次前去讲话。

十二月四日，他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在过去犯的主要错误”，“就是‘左’的幼稚病，在中国很长一个时候犯的就是这个东西”，“这一次清算了一下，很好”，分清了路线是非，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他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错误的东西过去能统治得那样久呢？他指出：这是因为大多数同志学习马列主义不够，分不情真假马列主义。同时，中国又非常需要马列主义，因此，当错误路线打着马列主义旗号时，大家就相信了。所以，今后必须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使那些冒充的马列主义、假招牌的马列主义非收起来不可，没有办法作怪。他进一步指出，过去“左”倾机会主义是一种幼稚病，但又不简单是一个幼稚病的问题，还因为有些人力了争当领袖而要推翻已有的领袖，都想当中国的列宁。但是，我们党在二十多年奋斗中已经产生了自己的领袖，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这是在历史过程中锻炼出来的，不但在中国，而且世界上都承认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所以，我看有些人不要再争了，还是坦坦白白、诚诚恳恳地作一点工作，能作什么就作什么，叫作什么就作什么，这样，最后或许能成为一个领袖人物也很难说。

朱德在这次会上还谈了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他指出：过去我们党也是一元化的，不过因为领袖犯错误，一元化就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现在路线正确了，以后我们党要在毛主席领导下实行一元化。他说：“服从组织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机械的，一个是自觉的。”“如果自觉的话，对的要服从；不对的要讨论执行，再向上申诉抗议，提出问题来，但组织原则一定要服从，过去我们的军队就是这样的。”他还说：在我国，党是有威信的，军队也有威信，就是政府威信差一些，这与历史情况有关，在革命中先有党，然后党与群众结合，发动群众搞暴动。暴动成功后，就组织军队，然后才搞政权。

有很多地方是军队去了才组织政权的，因此，有人就有点看不起政权；但这是不正确的，军队以后一定要尊重政府。⑦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闭幕，朱德再次前去讲话。他肯定这次会议开得很好，特别是解决了党政军民的一元化领导问题，他说：解决这个问题，军队同志一定要下决心，因为对军队的同志不少人是惹不起的，军队的干部不应该单是一个指挥员，而且应该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要遵守纪律，听从党的指挥，服从政府的法令，倾听群众的呼声，向群众学习”⑧西北局高干会议结束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把整风运动再延长一年；同时，提出审查干部、肃清内奸的问题，认为：“一年的经验证明：整风不但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好方法，而且是发现内好与肃清内奸的最好方法。”⑨开始时，审干肃反工作进行得还比较正常，但从七月康生在延安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发动“抢救运动”后，情况就很不正常了。从国民党统治区或沦陷区来延安参加革命的人，很多被怀疑为“失足者”或“内奸分子”。

这时，朱德根据“首长负责，亲自动手”的精神，领导着军委系统的整风审干工作。当“抢救运动”在延安各单位盛行，普遍发生乱批、乱斗、乱打人的情况时，他强调对人的处理要慎重，要严肃、认真、稳重、严格地掌握党的政策、不错批、错斗一个好人。

当时，军委系统中有一些人看到其他单位搞得轰轰烈烈，也跃跃欲试。

军委机关有一个高级参谋室，成员大多是原国民党部队的高级将领，后来到延安投身革命，很多人历史复杂，人们自然把眼睛盯上了他们。有一个高级参谋名叫白天，曾在国民党部队中担任过参谋长，更是引人注目。有人怀疑他是混进来的军统特务，提出要批斗他。朱德派人了解白天的全部历史，认为这种怀疑没有根据，不同意进行批斗。他指示高参室的领导人一定要好好掌握党的政策，不能乱来。这时，几个高参精神上都感到压力很大，对写自传更是顾虑重重。朱德找他们谈心，勉励他们消除顾虑，实事求是地向党交心。受到一部分人严重怀疑的那个白天，不仅思想负担很重，而且也感到很委屈，写了三首诗贴在自己住的窑洞门口，表示自己投靠共产党是为了革命，不是为了当官，也不是特务。朱德看后，和了他三首诗，表示欢迎他投身革命。白天看到朱德信任他，关怀他，原有的顾虑和委屈情绪就消除了大半，重新调动起工作积极性。⑩别人看到朱总司令对白天采取这种态度，也不再提批斗的事了。

据有的老同志回忆，由于朱德的领导，在当时“抢救运动”盛极一时的情况下，军委机关的“抢救运动”只搞了一个晚上。(11)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点名批判王明在抗战以来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说：抗战以后的王明路线表现在几个问题上，如不要领导权、投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大堆统一(12)等等。

只要谁放手发展自己的力量，他就说你破坏统一战线，我有些不高兴。他不要政权，忽视八路军，忽视游击战争，对自己看不起，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就是靠游击战争来发展自己的力量。相反，他对蒋介石看得起，把他看得又大又好，说成是“中国唯一”、“雄才大略”。对小党派他也看不起，这样就把统一战线统光了。在党内，王明目无中央，以代表国际来指挥中央自居，对书记处闹独立性，在党内关系上采取一打一拉的手法。“总之，对外一切服从，对内独立自主。”在群众工作方面则硬搬西欧的一套。朱德尖锐地指出：“我们的革命家务，他也没有出过力。搞掉革命的家务，当然不伤心。结果只有跑到大资产阶级营垒去，可惜蒋介石太蠢了，不要他！”

朱德还把抗战初期的王明同陈独秀相比较，指出：他们的相同点是：第一，不要领导权，不要武装，把革命领导权送给资产阶级；第二，看不见自己的力量，而把资产阶级的力量看得太大；第三，看不起游击战争；第四，就是怕统一战线破裂；第五，对资产阶级不要批评、不要斗争，只要团结。

王明和陈独秀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有共产国际做招牌，穿上马列主义的外衣把人吓住了；第二，新陈独秀主义是法西斯时代的产物，有法西斯的色彩。(13)接着，中共中央领导广大党员干部全面地深入研究了王明的机会主义错误。在此基础上，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在延安召开。

这次会议进行了十一个月，深入地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和路线、政策问题，分清是非，统一认识，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重要文件，为中共七大的胜利召开作了极重要的准备。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四项决议：（一）全会以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五人为主席团，毛泽东为中央主席和主席团主席；（二）全会的任务是准备七大及处理日常工作，全会期间，书记处和政治局停止工作（由主席团代行它们的职权）；（三）同意毛泽东所提出的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六项意见；（四）七大议事日程。(14)在整风运动进行的这个时期内，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极大变化：法西斯德国在同盟国军队的强大反攻中节节败退，已陷入困境；在太平洋战场上，盟军也取得很大胜利，日军的败象已日益明显；在中国战场上，日军兵力严重不足，而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渡过抗战中最困难的时期后，力量更加壮大，普遍展开了攻势作战。抗日战争的胜利已经不远了。朱德密切注视着形势的发展，进行指导，号召八路军、新四军积极准备反攻。他说：仗打了七、八年了，世界上和我们一起打仗的同盟国越来越多。我们的部队很勇敢，再加上技术，就能天下无敌，要积极准备反攻，把八路军、新四军造成最模范的军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5)美国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这时也有所改善。当时担任中、英缅战区参谋长和美军司令的约瑟夫·华伦·史迪威将军和在中国的谢伟思等一批正直的美国外交官，对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无能不满，认为中共是抗日的新的政治力量。为了在中国战场上对日军发动反攻，他们主张同中共领导的军队合作。

当时到延安采访的外国记者很多。一九四四年夏天，美军观察小组又来到延安进一步了解情况，沟通联系。这个观察小组曾派人到朱德领导的军委高参室和作战部帮助做技术工作。有一个美军中士描图员是大学生，天天前来帮助标图。在工作中，他了解到朱德的许多革命事迹，非常钦佩。当他将要离开延安时，提出希望能得到一张朱德的照片。军委机关工作人员向朱德汇报后，朱德满足了他这个要求，还送给他一块当地自织的绒布，使这位中士非常高兴。(16)其他到延安采访或工作过的国际友人，对朱德也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英国记者根瑟·斯坦因写道：“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将军，兵士们敬爱那个六十岁(17)的老农民，象父亲一样。他宽阔的面孔焕发着一种不可抗拒的热烈与乐观，他有力的握手唤起人们的信心。

我所发现的，随处都自发表现出来的士兵与人民的爱戴和信赖中，他同毛泽东实际上是同等的。

朱德和毛泽东一样，穿着没有徽章而对于各阶级都同样的军装，各处走着，不带卫兵或秘书。”(18)爱泼斯坦谈到对朱德的印象时说：“五十八岁的朱德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满头浓密的黑头发，面部宽阔，两眼炯炯有神。他身材健壮，步履稳健，他的直率使见到他的人一下想起了亚布拉罕·林肯的主要特征。从他的外表一点都看不出他是一个勇猛善战的指挥员和身经百战的战略家。相反，他看上去象一位普通的父亲，在于完一天艰苦而又个人满意的工作之后，回到家中，解开钮扣斜靠在椅子上休息，谈起话来面带安详的微笑，充满成熟而叉淳朴的智慧。这种智慧来自他长期熟悉的生活，并己与他自身融为一体。”(19)美国记者约翰·罗德里克写道：“我首次拜会朱德，是一九四五年在中国西北的延安。作为共产主义军队的总司令，他在‘枣园’的生活是极之俭朴的。他当时约六十岁.就好象一位慈样的祖父一样，他亲切的脸孔，时常挂着笑容，使最怀批评性的访客也会消除敌意和顾虑。

在那个年代里，他成为共产主义中国的发言人，接待外国记者、来访的外交官和几乎所有到延安去的人，而且都是持之以同等的幽默感和耐性。当他笑的时候、向朋友递香烟的时候，表现出来的礼貌，都使人感到一阵阵温暖，冒出很强的感染力。”(20)以上几个外国人对朱德的印象很相似，反映了朱德的特点。可是，不久史迪威同蒋介石的矛盾尖锐起来。在蒋介石的坚持下，美国政府宣布召回史迪威，改派赫尔利为美国总统特使前来中国，并且很快就全力支持蒋介石。

随后，美国驻延安的观察小组成员谢伟恩等也被召回国。史迪威在离开中国前，给朱德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亲爱的朱德将军：由于我已被解除在中国战区的职务，我谨向您，共产党武装部队首脑，为我们今后不能在对日作战中同您合作深表遗憾。您在对我们共同的敌人作战中发展了卓越的部队，我曾期望与您联合作战，但现在此事已成泡影。祝您战斗顺利并取得胜利。我谨向您致意。

真挚的J·w·史迪威美国将军”

这封信的原件已经遗失，但它的留底仍保存在美国陆军部档案中。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三日，史迪威病逝。十四日，朱德致电史迪威夫人吊唁，电文说：“史迪威将军的死，不但使美国丧失一个伟大的将军，而且使中国人民丧失一个伟大的朋友。中国人民将永远记得他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和他为建立美国公正对华政策的奋斗，并相信他的愿望终将实现。”(21)当历史进入一九四五年时，抗战胜利已经在望，这时，延安正在准备召开七大，在这里集中了大批干部。朱德向中央提议：七大要早开，开了，人好出去工作。各地的历史问题讨论可以先搞个草案，交七大参考，有些争论也容易解决。总之要早点出去，要赶上苏联参战，要有精神准备。对蒋介石谈判也要有精神准备。(22)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推迟多次举行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开幕。朱德在开幕典礼上讲话。他说：二十五年来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中国人民大众的党，受到中国人民爱护的党。我们党一开始就作武装斗争，一直没有离开过武装斗争，这是我们党的一个特点。因此，尽管中国的封建势力要杀我们，外国的帝国主义同样要杀我们。很多时间敌人宣布我们的党已经没有了，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我们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更壮大了。

在我们党发展的道路上，充满了激烈的斗争，这些斗争锻炼了我们的同志，同时在这个斗争中间创造了我们的领袖毛泽东。他指出：在今后的斗争中仍有许多障碍，要打破这些障碍，就要靠我们武装同志及全体同志的工作。他说：毛主席那一天讲过，我们不想等到儿子一代才取得胜利，我们这一代人就要取得胜利，我们一定要胜利！朱德的讲话博得全场代表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四月二十五日，朱德向大会作题为《论解放区战撤的军事报告。这个报告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特别是抗日战争的经验，指出“解放区的战争是伟大的真正全面的人民战争”，论述了解放区战场创造、发展、壮大的历程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分析了抗日战争中国民党的反人民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和共产党的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是两条不同的军事路线”，并从建军原则、兵役制度、养兵、带兵、练兵、用兵、政治工作、军队指挥等方面，对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作了详细的阐述。他指出：解放区军队今后的中心战略任务，是准备“实行从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现在已临到在实际工作上逐渐地去准备实现的时机了。我们全军干部必须善于在思想上、工作上准备实行这种转变，以迎接这抗日大反攻的战斗。”(23)在中共七大举行的日子里，德国法西斯在五月八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欧战结束。十一日，朱德和林伯渠等欢宴苏、美、英等国盟友，庆祝同盟国在欧洲战场上的胜利。在席间，朱德致词说：欧洲战场的胜利不仅是苏、美、英三盟国的胜利，也是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全世界人民民主的胜利。德国无条件投降以后，在东方只剩下一个法西斯日本，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和力量，配合同盟国击败日军。(24)五月三十日，朱德在七大上作关于军事问题讨论的结论，对代表们在讨论军事报告时提出的关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百团大战，反攻的军事转变，对敌、伪、友、顽军队工作以及军事干部等问题，作了解答。他强调说：“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人民需要武装斗争，中国农民多，武装就是农民武装，武装在农民里面才能产生出来，这就叫土地革命。关于土地革命的思想也可以说大部分是毛主席的思想产生出来的。”

他指出无产阶级的领导对这个军队的重要性。朱德说：这个军队同以往军队的不同在于它“来自人民，取自人民，依靠人民打仗。”因为这些，也就发生了战略战术的不同。他认为，毛主席的这种军事思想，经过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两个阶段，现在已经是成熟了。(25)六月九日大会选举中央委员时，朱德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六月十一日，中共七大闭幕。朱德在闭幕式上讲话说明这次代表大会的重大历史意义，指出，“我们以后的问题，就是团结全党争取胜利。”他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认为：“胜利是可以得到的，”“只要我们的党团结一致，争取广大群众，一定会胜利的。”他还说到：这一次选举，军队里的负责同志当选的相当多，所以，有些同志担心将来会不会以军治党？这个事情，请同志们放心。因为我们党不是才发展起来的，又经过了整风，又有毛主席的路线，是不可能发生这种问题的。抗战八年来，我们军队是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的。另外，我们军事干部在各方面一定要无条件去服从党。我初加入共产党的时候，就宣誓服从党。因为我是军人，应无条件的服从党，直到现在还是这样。现在这些军事干部都是党培养成的，我们每一个军事干部都一定要服从党。“我们的军事干部离开了党，那他就一样也做不成，一样也做不了，一切问题要靠党。”(26)六月十九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朱德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书记处共有五个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成熟的领导核心。由这五人组成的核心，领导着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直到新中国成立的初期。

中共七大闭幕后不久，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朱德兴奋地看到：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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