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久未露面的张铁安突然来到公馆看我，还带了一盒精美点心。他假惺惺地"关切"了我伤口治疗情况后，讨好地说道："宫下太君觉得刘先生前途无量，不知刘先生对未来有何打算?"

　　我一听就知他是来探口信的，便假意随口答道："现在还能有什么打算?只能一切听你们摆布。"

　　他的嘴角拂出一丝笑意说："太君希望您能利用自己的声望，在冀东地区担任点职务。 "

　　"我已被俘，早已谈不上什么声望，但有一条，我决不做不是人做得的事。"

　　他好像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接着露骨地说："先是当个联络专员，以后再同北边八路军联络。"

　　"你这是劝我降日当汉奸!白日做梦。你告诉宫下，不论任何情况，我都是一个中国人。今虽被俘，但我的立场决不改变!你好好想想，甘心为鬼子效劳，能有什么好下场?小日本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张铁安呆坐了一会儿，无言以对便怏怏而去。我不屑地看着他离开，这些无耻之徒，到什么时候仍不死心，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过了几天，敌人又正式把我送到唐山川上宪兵队，单独关押在一间小铁屋里，门口派了两个穿便服的宪兵日夜监视，不许自由活动，实行单独隔离。在我的东面有一大屋，关有几十个带脚镣手铐的"政治犯"，我能看见他们的出入走动。而关押我的这一间小屋，却无人能知。我在这里又受到了"特殊"待遇。我同日本宪兵一块吃饭，连我所用的被褥枕头，都全是新的绸缎料子，好似新婚用的嫁妆。不用说，这是敌人精心设计的想对我进行政治诱降的一种手，妄图以此软化我的斗志。其实，这不过是枉费心机罢了。岂不知，我早已做了第三次赴死的准备，随时准备牺牲自己，还会在乎你们这些糖衣炮弹吗?

　　当川上大尉来到我的囚房问有什么需要时，我大声说道："把我送回到俘虏营里去，别在这儿给我演戏，宪兵队这地方我知道进来就别想出去了，记住，你们不会从我这儿捞到任何东西的。"川上理屈词穷，勉强地说："这是上边的命令，我可以向上反映你的要求，但无权改变。"

　　负责主要监视我的是宪兵中尉青柳，懂点中文，会说几句中国话，每天都会来囚室巡视。我要求读书看报他不答应，问我要看什么书，我说：《三国演义》。鬼子说，不行，可以给《红楼梦》一类文艺小说看。于是我开始在牢房内看《红楼梦》打发时间，几天也无人提审。连我自己都没想到，自己会在监狱读名著，这种经历的学习真算得上一奇了。

　　由于我的牢房离办公室较近，敌人严刑拷打政治犯时都能听到那些惨叫声。一次，敌人用假枪毙的办法来恐吓一名政治犯，正巧从我牢房边路过，能十分清晰的听到枪响。

　　"法西斯，你们这帮畜生。"我用手砸破门上玻璃，抗议着。看守我的两个鬼子，虽面带愠色，却无可奈何。第二天，青柳就来囚室警告说："刘桑，你的别管这些事。"

　　在 宪兵队关押期间，除了川上和青柳外，其他日本特务一概不能与我接触，也不许到单独囚禁我的牢房来巡视。每日饭食由两个鬼子轮流取送，在牢房就餐，连大小便都有人跟随，我穿一身八路军的棉服，与其他人犯有所区别。所以每日外出大小便时，总是引起东边大屋内政治犯的关注，但谁也无法得知我是何人。我也不知这里被关押的任何一个政治犯的名字，均相互隔绝，听不到一丝外界的消息。

　　元旦之夜，宪兵队内部举行欢宴，青柳来通知我一同到办公室，参加庆祝活动。我事先一无所知，难以有何表示，只能跟着他走。当我在青柳引导下迈入会场，立即引起在场人员的注目，使我十分不安。从我身上的八路军军服来看，他们已知我是被俘人员。川上队长用日语讲道："今天参加元旦迎新晚宴的，有一位外宾，他就是刘先生。"于是鬼子的目光一齐向我射来。

　　这时我才明白上当了，这是敌人有意让我公开露面，造成我已投降的假相。这是个已经设好的局就等着我跳。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可怎么办?有了，装病。我立即站起告诉青柳，说我头有些痛，不能久待，要求他把我送回囚室，弄得敌人措手不及，难以阻止，大厅内瞬间一片喧哗。我内心非常明白，这是敌人故意给我制造的令我十分被动而又不易澄清的极坏影响，我只能用实际行动解这个套。

　　经此一事，我对敌特的一举一动更加警惕，以免上当受骗，造成难以挽回的错误。我虽身为俘虏，不能自主，但凡事更需谨慎，防止敌人用我被俘做文章，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自己的清白气节。

　　回到囚室后，我虽假装病痛离席，但心中极为郁闷，饭是一口也吃不下去。军人生来为战胜，而自己却成了战俘，在日本宪兵队一个人过年。根据地的同志们此时一定很快乐地扭秧歌、敲大鼓，我可能很难再见到这样的场面了。那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新年过后的一月中旬，宫下又来到囚室，他面带笑容假惺惺地对我说："新年好刘先生，我的上司十分敬佩你的为人，如此年轻又身负重任，大有希望，前程无量。如能同我们合作，将来必大有作为。我的上司让我同你商量一下，请刘先生谈谈你所领导的各方关系。若能坦诚相谈，皇军可以改变一下你目前的状况。给你自由的生活环境，你以为如何?"我一听，十分明白，鬼子终于使出最后一招了，要我交出地下组织，出卖同志。

　　我压下火，眼睛直瞪着宫下说："你们对我优待的最终目的就是想要这个吧。我说过，我是共产党八路军，绝不会向你们交出我的地下组织。收起你们的那套'怀柔政策'，你们这些把戏对那些经不起考验的软骨头或许有用，就像你们向我宣扬的那个向你们投诚的姓戴的女人，那是我们队伍中的败类。可我刘某人早已领教了，请向你的上司报告，我已下定决心，宁可牺牲自己，也不出卖同志，绝不叛变，死也不当汉奸。这就是我的态度。"

　　我喘了口气，加重语气继续说："我再说一遍，你们从我身上捞不到一根稻草，我决不会出卖我的同志，也决不会让你们从我口中得到任何一个地下工作者的任何情况。我决不做可耻的叛徒，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宫下又碰了钉子，难以施展其诱降阴谋，十分狼狈地说："我们的目的是为刘先生的个人前途着想。你的态度，我们是清楚的，只是看到刘先生如此年轻有为，就这样轻易放弃了自己的美好前程，很是可惜!这几个月来，我们一直把你当成朋友，看在朋友面子上，说说我们的一些想法，供刘先生慢慢考虑，别无他意，我看暂先谈到这，来日方长，以后再多交流。请刘先生深思，深思。"说完，便匆匆离去。

　　经过这番谈话，我感到敌人已等不及了，他们迫不及待要我交出地下关系，目的是想对我东北及平津地下组织进行彻底破坏。我必须改变斗争策略，不能长期这么生硬的对峙。如我坚决拒供，敌人必改变目前的软手段，改为严刑逼供，决不会放过我，现在已处于决定命运的十字路口，必须速下决心，虽处逆境，切不可等闲视之。如能虚实结合，扰乱敌人，自己就是死也无遗憾了。

　　果然不出所料，一周之后，宫下又来了，开口就说："刘先生考虑好了吗?现在可不可以谈谈啊!"我佯装不解其意，反问了一句："谈什么?"宫下也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地说："谈谈你们的地下关系。"

　　简单拒绝，绝非上策，知己知彼，先试试敌人的口气，再灵活应对。我先生硬地回答："休想，这办不到。"接着又把语气降了下来，对宫下说："请你想想，我决不叛党，不可能向你们交出我的 地下关系。即便我向你讲了，你又能相信吗?"

　　没想到，宫下对我的"转变"立刻产生了兴趣，马上缓和态度说："我相信刘先生的为人，言而有信。如果刘先生愿意诚心向我 们谈谈，我们一定会相信的。"

　　我马上明白了敌人的意图，让我开口，诱我上套，既然这样，将计就计，正好可以骗鬼子一把。于是我用稍微随和的态度说："如果我讲了你们就信，给我以自由，那我倒可以考虑。但现在不行，因为要谈的内容，我得认真地好好想想，怎样才能谈清楚，使你满意，得允许我慢慢想好再谈。等几天吧，给我点时间怎么样?"

　　宫下当即表示："完全可以。"我遂说："我负重伤出院后，记忆力减弱，现在尚未完全恢复，让我慢慢想好之后再谈。"宫下马上回答："很好，请刘先生好好休息，考虑成熟了，咱们再谈!"宫下带着几分得意告辞而去。

　　宫下走后，我艰难地思考着。智斗到了白热化阶段，不亚于跟鬼子在战场上拼刺刀。战场上迎着机枪冲锋也就是一瞬间的事，而隐蔽战线却是要求谨慎的勇敢，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我首先回忆在延安保卫干部训练班，陈云同志以 20 世纪 30 年代初自己在上海的经历为例讲道：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地下工作，随时都有可能被捕，所以要有思想准备，我们要学会应付各种复杂情况，善于应付敌人的阴谋诡计，保存好自己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徐特立同志说："不论环境条件如何恶劣，都必须坚定信心，宁可牺牲自己，也决不能背叛组织、暴露党的秘密，更不能出卖同志、充当叛徒，做那最可耻的人。"

　　我又想起潘汉年和刘鼎同志话语：被捕后要学会在法庭上、在监狱里同敌人作殊死斗争，善于用狡猾的手段对付敌人，当敌人没有充分掌握确凿证据时，机智地采取假供、乱供，来应付敌人的审问。在不暴露组织秘密，不出卖同志的前提下，可以采用一切特殊方法，同敌人进行斗争，这是一种"以特制特"的特殊斗争手段。

　　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在坚持原则保守机密的前提下，采取如下策略：(一)以假乱真，欺骗敌人;(二)借机除奸，借刀杀人;(三)掩护同志。总之，就是欺骗敌人保存组织。当我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后，心里坦然了许多，十分自信地准备同敌人进行最后的较量。一旦敌特信以为真，便可以改善处境，伺机逃脱;假若敌人不信，任敌人摆布，也无非一死，这有何难，现今身陷囹圄，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死而无憾矣。我紧张地思索着，编造着"口供"，刚愈合的伤口也隐隐作痛起来。

　　仅过了三天，宫下带着翻译又来到我的牢房，装模作样的"问寒问暖"后，张口就直奔主题："刘先生想好了吧!今天我们可以开诚布公地谈谈了!"

　　我欲擒故纵，佯做若有所思地回答："想了两天，大体上我还是能记得的，都可以谈，能否令你们满意，我就无法知道，能否相信全凭你们对我的信任了。我谈之前，必须声明两点。第一，今天我所谈的只是现在仍能记得的那些主要的关系，而不是全部。你知道，我在东北及华北有许多关系，不可能完全记得。我现在只能记得的大概有三十多个重要关系，其他的关系由于记忆力不太好，难以谈得全面。这点，请你们理解。第二，我谈之后，你们能否全部找到这些关系，我不敢保证。因为我被俘的消息，他们早已知道，而且你们又在华北各大报上公开发表了。为了安全，他们肯定会立即转移，我的上级也会通知他们尽快撤退，防止意外，免遭破坏。这是很自然的，你们比我更清楚。如果你们找不到他们，别怪我不 老实交待。"

　　我之所以这么声明，目的有二。其一，当时我无法知道敌人已掌握了多少情况，令我最担心的是，所有情报关系，我都给钟子云同志抄了一份交他保存。不知他是否脱险，还是牺牲了?那一份材料，他是否烧毁?因此，我有意让敌人向我暗示，他们可曾缴获这些重要的材料;一旦被敌缴获，我就十分被动。这么说，可以防止敌人再追查。其二，为了防止敌人一旦认真查找，会说我谈的不是真的，达不到欺骗敌人的目的。若敌人一旦发觉有诈，必将对我采取新的更为严厉的刑讯逼供。这我亦早有思想准备，作了最坏的打算。骗敌不成，必遭敌害，杀身成仁，在所难免。为了保全地下工作同志的安全，我牺牲自己，是光荣的、值得的。

　　当我作了上述声明后，宫下赶紧点头说："我们相信刘先生的人格和真实态度，君无戏言，今天谈话后，我们会保障刘先生的安全与健康!必将改善对你的安排，并且考虑今后的前途，请刘先生尽管放心。"

　　当敌人这样表示之后，我开始按事先预设好的思路，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他们认真地听讲，记得当时并无笔录，但未想他们进行了秘密录音。后来在"文革"期间，审查组从沈阳关东军特务机关查找到我的完整档案，十分详尽，一边中文，一边日文，一大本子，并让我核定。审查人员当场向我宣读了一下，问我是否属实，我如实向组织说明，这不是笔录，也不是我的原话，但大意基本属实。由此可见，敌人是有备而来，以隐秘的方式记录。说实话，日本的情报机关确是强劲的对手，认真、严谨，很多人都是中国通。

　　现在我还能清楚地记得我向敌人"交出"的所谓地下工作关系，大约有 30 多个，分以下几部分：第一部分，我先把东北情报网中大连、长春、哈尔滨、沈阳、吉林、锦州等大中城市的地下关系，一共编造了 15 个，完全是虚构的，并无一个真的。藏不如放，最好的伪装就是不伪装。这一部分是我用看似最核心机密的信息探取敌人态度的第一步。为了让敌人相信，我对每个"关系"都交待得很具体、很完整。一般都是有其姓名、住址、代号、派出或建立关系的时间、联络方法、联络人的名字及其具体任务，以及已经起的作用和今后主要任务等。当我看到宫下的脸部略微抽搐时，我知道自己赢了开局。这些无异于重磅炸弹，或许在他看来，"满洲"是日军在中国的最坚强堡垒，没想到延安的触角已伸到了那里。虽然如此详尽，但毕竟是以假乱真，我党派往东北的地下关系，直到日本投降时，也安全无损。

　　第二部分，是关内秦皇岛、山海关、唐山、天津、北平等地下关系，我清楚这一部分是糊弄不了。谍不厌诈，我讲的"事实"，内容是假中藏真，虚中有实。我"交代"的这部分多是些敌人的铁杆汉奸或我方叛徒，目的是一旦敌人相信，就可假敌之手，为我除害。我内心一阵狂跳，能置人于死地，还是反被人置就看这下子了。我就算干不掉敌人也要保护同志，先从有把握的开始吧。

　　在鬼子眼里，用中国人打中国人再好不过了。可有的中国人对日军并不死心塌地。报仇的机会到了，我充分利用敌人对伪军不信任这一心理，首先"供出"伪军团长张爱仁。借刀杀人，我假说张爱仁表面上向敌投降，实则仍与我秘密联系，并向我表示，愿长期潜伏，等待时机，反戈一击，为国效力。

　　为了使宫下确信无疑，我有意制造了一些假情报，佯称我们还秘密在侯庄大乡长侯清波家中接头，他保证暗中发展爱国军官，准备反攻，挺进东北，收复失地，并派江东回冀东与我秘密联络(实际上江东叛变后被我抓获)，而我声称江东是张爱仁的心腹，同我保持特殊的关系。

　　"照您的说法，张团长还和你有联系。"宫下盯着我的眼睛盘问道。"是的，不信可以叫张团长与我见面。"我平静地答道。张是我手下败将，败军之将不言勇，就冲着这一条，鬼子不怀疑他就不错了，我说的一部分确实存在，正好添上这把火。当 1945 年 3 月中旬，我逃出牢笼在军区见到李运昌同志时，即汇报此事。李司令员说："你假供后，日军把张扣押，后送东北劳改，你为我滦东地区开展工作除了一大害呵。这种丧尽良心，甘心效忠日寇之徒，假敌之手而除之是完全可以的。"

　　"刘桑，你的继续。""有件事不知该不该讲。"我面露几分"尴尬"。"不要有顾虑，刘桑。"宫下宽慰道。"秦皇岛日本宪兵队长武田跟我们有些生意上的来往，是我们的老主顾了。"

　　我这么说是因为日军除了使用军事进攻外，也善用经济封锁，因此绝不容忍同"匪"通商。而武田所封锁的辖区内时有类似事发生，正好扣在武田的头上。宫下怔了一下!

　　"真的?"宫下满腹怀疑地问。

　　敌人上钩了，我又正色地说："我们经常用烟土交换药品，这事只有赵濯华、张化东和我三人知晓。因为赵濯华的警卫员，是我们一起从平北调到冀东的，他被俘后，武田队长让其贩卖鸦片，来掩护他的真实目的，因此我们就用这条线与武田队长保持秘密合作。"

　　我说完后，宫下脸都变了。这样的事出在"皇军"身上实在有损荣誉。后来，武田果然以私通八路罪名判刑十年，被押送回国。此人对我敌区工作危害极大，对我在秦皇岛、北戴河、海阳镇、山海关的十多个地下关系，大肆破坏，杀害很多我地下情报人员，我借机佯称武田是我们内线，使敌确信，除一大害。

　　见我如此"坦诚"，宫下十分满意。我又"承认"唐山市新民学会会长张铁安是我的内线。我为了工作需要，有意让他对日服务，暗里同意长期埋伏，发展地下关系，并向我提供敌伪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的重要情报资料，所以他可以随时进入我区，直接由我联系。为了发展上层关系，我特许他可以用我的名义向有关人员联络，保证立功受奖，并不以汉奸论处。

　　我之所以有意讲他，是由于此人为两面派，既是日本特务走狗，又同我们有关系，他到冀东同我见过面，应该算一个地下关系。但此人极不可靠，我从唐山市情报站长张家声同志口中得知，张铁安对抗日不是真心，而是为自己留条后路，故同我搭上关系后，仍对日寇效忠，是典型的脚踏两只船、墙头草类型。我被俘后他出卖了我，告诉宫下、川上，我就是"刘杰"。在川上公馆，他名义上是来探视，实际上是受日寇之命，奉旨劝降。

　　我借张曾探视过我这一有利机会，向敌方有意提供一些使敌人难以查明的张和我秘密联系的行踪。"好的，我们会和张先生谈谈的。"宫下自语道。从宫下表情看，敌人只对张产生怀疑。事不过三，锄奸已完成，敌变我变，接下来得保护同志了。

　　唐山伪市长袁轨，原是北平日本特高科长，是一个受到日特重用的汉奸，因破坏我共产党地下组织及国民党潜伏工作人员有功，格外受到重用，提升为唐山市伪市长。假中有真的时候到了，"袁市长是我们的统战关系，一般派其视察员张家声与我取得联系，我们曾在丰润县秘密会面。你们在冀东的兵力自 1942 年增兵不少，主要是从关东军抽调的对吧?"

　　"你这些都是过时的情报了。"宫下站了起来，面带得意之色。其实，我这样假供目的为了掩护我地下工作者张家声同志的工作，要让敌人相信张的确是在给我方提供假情报。张家声是我党的党员，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曾掩护冀东党委书记李楚离等领导同志在天津、塘沽一带进行地下活动，后被敌捕，出狱后仍与组织取得联系。他是李楚离同志交我使用的重要地下工作干部，并经组织同意，秘密委任为唐山情报站长，由我直接单线领导。他曾同我秘密见面。我被俘后，敌对张有怀疑，为使张家声免遭危险，我故意主动向敌供出。

　　当时宫下一听张家声的名字，十分惊讶，马上反问我："他不是共产党员、你们的地下工作干部吗?"我立即正色回答："他是共产党员，但被捕后叛变了，是一个叛徒。你们知道，降将可纳，叛将难容，我们党是不会放过叛徒的，正因他是共产党，袁轨市长利用他同我联系，以便取得信任，而且让他直接与我见面。"我正可借此使张仍能留在袁轨身边，便于继续发挥作用。　当我被假释后住在1420 部队特务杨博民家时，张家声同志主动与我见面，我及时告他，敌人已知道他与我有过接触，我亦正面告敌确有此事，但他是受袁轨委托见我的。说他被敌逮捕过，有问题，不能重用，其目的是让张有所准备，以便应付敌人查问。事实上，当我脱险后，张家声同志仍留在唐山，并未受到任何威胁。

　　就这样，我不动声色地整整谈了一个上午，完成了一幕难以想象的假戏真演。宫下认为我讲得很具体，很真实，至少听起来疑虑不多，而我的目的就是要敌人上当。我下定决心，宁可牺牲自己，也决不让我的这些从事地下工作的战友和同志牺牲。万一敌人不信，查出漏洞，我自当英勇就义。只要能保护好组织，牺牲我一个人算不了什么。因此，当我坦然讲完不卑不亢地对宫下说："今天就谈这些，其他情况，我脑子很乱，记不得了，请宫下先生谅解， 如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以后再谈好了。"

　　此时，宫下很高兴，嘴角挂着几丝满意的微笑说："很好，就谈到这里，谢谢刘先生的合作，我衷心佩服刘先生，不愧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朋友，希望今后合作愉快。我会向上司认真报告。刘先生如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尽可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力办到，决不使刘先生失望。"

　　我告诉宫下："我已答应了你们的要求，那你们对我不应再以政治人犯对待，让我作为一个被俘军人继续养伤，别无他求。"

　　宫下说："好的，一定!请刘先生耐心休养，回去我们好生研究，商量出一个好的办法再告诉刘先生。不过，我乘今天有机会想问，刘先生是否愿意到日本东京参观访问，或者到平津一带走走看看?"

　　我一听明白了，敌人仍在按既定阴谋，诱我投敌，先让我公开露面，表示已经投靠日本，然后一步一步把我拉进他们设计好的圈套，无非是让我公开出来充当日寇的帮凶，当个名符其实的汉奸。"我现在身为战俘，重伤在身，尚未康复，且精神不佳，思虑不安，无心外出，只盼早日恢复健康，恢复自由，谢谢宫下先生的好意。"　我以此婉言谢绝敌特的诱惑，决不上当。宫下一听，无计可施，只好起身告辞。当敌人走后，我思绪万千：下一步敌人又要耍什么花 招，又会出什么诡计，自己该如何同敌继续周旋?

　　宫下同我谈话后，川上队长对我的管理逐步有所改变，两个穿便服的宪兵看守对我的态度也较前客气了些，每次都礼貌的称呼我为刘先生，目光中也少了几丝凶狠。负责看守的青柳也不断来囚房同我聊天，对我讲些所谓的内部新闻，不料竟从青柳口中听到了杨家铺包围战的真正原因。原来是因为他们事先得到了准确可靠的情报。

　　我故意反问，是你们的情报线报的?只听他洋洋得意地说："10 月 15 日夜，我们在铁路边抓到了你们丁振军书记的一个侦察班班长，从他身上搜到他送给路北丰润境内何家营一带参加三级干部会议的重要情报，于是 16 日我们便秘密集结日军战斗力较强而且装备先进的独八旅团，没有使用伪军，决定 16 日晚间行动，从唐山、丰润、昌黎等地分头向北挺进，准备一举歼灭李运昌的首脑机关。未料行至左家坞一带已发现有大批八路军，于是提前接火，打了一场遭遇战。只用了一天时间就取得了全面胜利。"没想到谜底就这样在对手那里被解开。

　　青柳还向我透露 1420 部队(实乃关东军特务机关华北特别先遣队的代号)长官对我很"器重"，希望我抓住机会好好干一番大事业，前途一定光明。而且说我如此年轻有能力，尚未结婚，完全可以到日本或平津选一个年轻貌美的日本姑娘做妻子，那有多好。

　　我说："你们这些话，对我无用。"

　　他奸笑着又改口说："不喜欢日本姑娘，那可以找一个中国美女陪伴。平津、唐山一带，国色天香随处可见，需要时，我们可助君一臂之力。"

　　我简单干脆地说："现在没这心情，我们八路军干部，不会考虑这些小事的!"总之，敌人不断试探，以美女、地位、名利勾引，想让我为他们"效劳"，出卖良心。"你们要明白，我是被你们打伤、满身流血在昏迷不省人事状态下，又被老百姓用担架抬到左家坞据点的。不管你们说什么，我都无法忘记!"

　　在青柳看来，这样的辩论，虽无助改变我的抗日意志，却正符合他们预计的我正处于某种矛盾动摇心态。他以长者口吻劝说道："刘先生还年轻，太幼稚，以后会慢慢明白的。"

　　没过几天，青柳到我牢房送来两大本敌人整理的冀东地区党政军的资料，从军区到各县、区都有。我翻了几页，明白这是敌人收集的情报资料，让我阅读，指出有无错误。粗略看内容极不准确，如：敌人称周文彬是冀东党委书记，李运昌是组织部长，李楚离是宣传部长等。我对青柳说："你是知道的，我们情报部门直接与延安总部联系，不与地方发生关系，这是我们内部的规定，所以提不出什么意见。"然后就退回去了。敌人的如意算盘又一次落空了。

　　敌人走后，我静候敌特动向。大约在 1945 年 1 月底，宫下同我在牢中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正式告诉我，他的上司已同意改变我的处境，现正寻找合适地方，请稍等几天。我知敌人将改变对我的监管方式，软禁可能性极大，估计只能获得极小的活动范围。

　　一场"以特制特"的零和博弈结束了，在这场事关生死的对弈中，我以假乱真，虚虚实实，模糊扰乱了敌人的视线，保存了自己，除掉了敌人，为将来的斗争争取了有利的条件。

　　(摘选自金城出版社出版的《红色特工忆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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