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六章 日本加紧蚕食华北、内蒙，中华民族危机加深

　　第三节 日本对华北的经济掠夺

　　一、对华北的经济调查

　　日本在侵占和掠夺东北大批的资源财富后，并未感到满足，正如战犯重光葵战后所供认，日本在夺取了东北之后立即从经济资源着眼转向华北进行扩张。[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中译本，第64页。]

　　为了对华北实施经济掠夺，日本首先进行经济情报方面的刺探和搜集，满铁是领头的执行机构。早在1933年11月，满铁就制定了《华北经济调整计划》和《对华北经济调查机关设立案》，准备在天津、青岛、上海等地设立满铁经济调查会的分会，在北平、山海关或滦县、张家口、太原、济南、烟台、南京、汉口、香港及广州设立派驻机构。其调查目标有开滦煤矿、井陉煤矿、山西矿业、山东煤矿等矿产资源，冀东地区工业及整个华北地区经济资源(包括棉、麻、羊毛、面粉、烟草、木材、药品等)以及交通状况，还计划摸清伪“满”对华北的贸易及关税，各国在华北的利权及投资等问题。

　　1934年3月和6月，满铁两次派理事十河信二到中国“考察”。在其“考察”基础上，十河提出了一份对中国、特别是对华北实行经济扩张的实施方案。其要点是，由满铁在华北设立运输公司，或与中国“合办”运输公司，经营中国国有铁路的普通业务，另设对华投资公司，负责与中国交涉促进两国贸易及开展金融业务。这就是后来组建兴中公司的基本指导思想。同时还计划将北宁线(北平——沈阳)延长至山西，以便于山西煤炭外运。

　　1934年10月，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制定了《华北重要资源调查之方针及要领》，其中提出：要“助长帝国发展对华经济，使战时我国国际资源易于补充，同时扶植和增强帝国在华北的经济势力并促成日、满、华北经济圈”。[〔日〕近代日本研究会：《东亚与日本》，山川出版社，1980年版，第161～162页。] 将对华北资源的掠夺提高到战略地位，还规定了对华北调查事项及其细目。

　　为达上述目的，日本作了一系列的组织准备。满铁根据军部要求，在满铁经济会内增设了第六部，下设综合班与基础调查班，专门负责收集和调查华北的经济情报。又在满铁总务部内新设东亚科，在天津设事务所，在察绥两省设调查所，扩张满铁在华北的地盘。驻天津的日本驻屯军设置了经济科和经济顾问部，大藏省增设了“东亚经济调查科”，等等。这些组织在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支持下，对华北地区经济资源、政治制度、社会人情及风俗习惯等方面进行无孔不入的侵略性调查。这种调查本身，就是对华主权的粗暴践踏。

　　1935年，随着其分离华北政策的形成，日本在华北的非法调查亦加紧进行。7月7日，以满铁总务部东亚科长内海治为团长的华北事业经济调查团一行7人，由长春抵达天津。该团预定在平、津、冀、晋、察、鲁、绥等地，有计划地搜集贸易、金融、纺织、农业、铁路、矿山、制铁等方面的情报。

　　同时，为加强统一协调，满铁对华北的经济调查被纳入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的总体计划之下。其大规模的调查活动自1935年10月至1937年1月，时间长达一年之久，先后动用380余人，耗资54万日元。其调查手段，多是在各地日军的武力支持下，采取收买、诱骗或恐吓等各种间谍式作法，收集大量的第一手的资料数据。对华北的煤、铁、石油等矿业资源，电气事业与制造业的原料及其发展前景，铁路的运输能力与港湾关系，港口与运河水运等诸方面，都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整理出了85册调查报告书。例如，矿业班先后调查了华北的金、煤、铅、铜、铬等26种矿藏，159家矿山的各方面数据。[浅田乔二编：《日本帝国主义下的中国》，乐游书房，1981年版，第25页。]

　　满铁在天津设立的事务所，伙同日军特务机关对华北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测量。其调查的主要活动有：对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辖滦县、乐亭等13县进行了详细调查，写出了《冀东地区13县实态调查报告书(绝密)》，数量达14本。同时，向济南、张家口、太原等日军特务机关派遣金融财政方面的人员，参与对各地财政经济的调查及阴谋活动，还通过在各地的驻员搜集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等各种情报。

　　日本通过满铁、驻军等各种组织以公开的和隐蔽的，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对华北经济情报的攫取，具有范围广、规模大、具体细致而密级甚高的特点。依据上述调查，为日本军部和政府制定新的侵略政策提出了建议和参考，例如会田勉写出《华北大观》，声称：华北对于日本真可谓是“生命线”，不仅“政治上要稳定，经济上也应协作开发。”[会出勉：《华北大观》，早稻田出版部，1937年版，第314页。]

　　兴中公司这一类侵略机构，也是在满铁调查基础上，以满铁人士十河信二为首组建的殖民机构。

　　二、对华北的经济掠夺

　　(一)经济掠夺计划

　　近代以来日本的对外战争，始终以领土扩张和经济掠夺作为主要目的。

　　日本推行其华北扩张政策更是如此，其各种纲领方案，几乎都强调了华北的“军需资源”对于日本的重要性与迫切性。1935年7月，中国驻屯军制定《关于华北新政权产生之相应经济开发指导案》，提出“应利用一切机会，促进对交通、资源及金融等方面的投资”。[满铁调查部：《中国经济开发方策及调查资料(中国·立案调查书类·?编1卷之2)》1937年，第97页。]

　　7月2日，日本关东军、“满铁”和伪满财政部、实业部在长春召开联席会议，制定了掠夺华北资源的具体大纲，其主内容有：

　　“(一)为开发华北工业、商业、矿业等，特设立大投资公司作总括的投资。该公司为纯粹的金融机关，满铁、东拓当然参加，同时广泛地纠合日本内地的资本。

　　(二)以该公司为母体，依产业不同设立各事业公司。各事业公司作为中日合办，日本方面现金出资，中国方面现物出资，而对现在营业中的合办公司，予以改组扩充。

　　(三)考虑到华北资源及产业的现状，公司的工作首先从矿产业、交通业、贸易及棉花栽培入手。

　　(四)矿业中最重要的是煤，因此以山东矿业公司为煤矿公司的母体而从事发展。

　　(五)交通是经济开发的基础，维持治安的动脉，所以全力以赴开发察哈尔、山西及其他未开发的地区，方法是扩充东方旅行社，考虑在中国领土内敷设铁路。

　　(六)九·一八事变后，以满洲、蒙古为背景的华北贸易日趋衰落。今后应当努力复活各该地贸易，谋求天津及其他贸易都市的繁荣。

　　(七)以满铁公司在山东的棉花栽培为基础，逐渐发展到使日本的棉花能够自给。”[《华北中日“经济提携”》，《申报月刊》第4卷第3号。]

　　7月17日，关东军在其长春的司令部召开会议，进一步策划掠夺华北经济资源的具体办法，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和各参谋以及土肥原、仪我睛义、花谷正筹各地特务机关长，驻华大使馆武官高桥坦、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等均出席，会议决定了以下五项：

　　“(一)建立中、日、‘满’三国经济合作的常设机关。

　　(二)开发范围暂以河北省为中心，逐渐向其他各省发展，

　　(三)为了金融流通顺利，第一步应先开发矿业、棉业等经济资源。

　　(四)满铁应与各种商业公司密切联络与合作，并促各界有力者奋起。

　　(五)为注视华北当局的动向，关东军与平津驻军应密切合作，今后应不断召开会议，以资联络。”[《外交评论》第6卷第2期。]

　　为使掠夺华北经济资源计划更加完善，关东军在会后又与满铁公司反复进行磋商，满铁公司主张，在对华北经济进行基本调查的基础上，确定各项计划，并设立港湾委员会、交通委员会、华北经济调查委员会，经协商，双方意见趋向一致，都主张先利交通，然后开展其它各种事业。其要点如下：

　　(一)铁路建设计划：满铁想尽快在华北建成的路线，第一是沧石铁路，第二是彰(安阳)济(南)铁路，其目的在联络平汉与津浦二线，使其横断华北。

　　(二)海港建设计划：第一想利用青岛与秦皇岛原有海港，以运销山西和绥远的煤，察哈尔的铁以及山东的棉花，第二想开设大沽港，使其能容八千吨以上的巨轮出入，成为冀、晋、绥、察各省资源的最大吞吐港;扩建塘沽港，使之能容三千吨位的船舶自由出入。

　　(三)开发农业经济计划，在华北各处设立农事试验场，并向天津及其他各地派遣若干农业指导员，确保农产品购销，保障日本所需的棉花、羊毛等类产品等。

　　(二)掠夺华北资源

　　日本掠夺华北资源的重要目的，是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及更大范围的扩张和进攻英、美、苏的战争作准备。矿产是日本掠夺的重点。华北煤矿储量居全国之首，质量亦为上乘，多为炼焦用煤及无烟煤;铁矿不但储量丰富且品位很高，含铁量达50%以上，宜于直接冶铁。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在华的掠夺性投资发展极快，其重点在于华北。以1936年为例，日本在华矿业投资支配资产额为2090.7万元，其中华北2078.9万元，占99%，在华北矿业投资中，又主要集中于煤、铁、金矿各业，投资额达1976.9万元。投资方式中，合办投资额量大，达1318.4万元，约占67%，其次是贷款，为338.5万元，约占17%，直接投资只占16%左右。[〔日〕东亚研究所：《日本的对华投资》上，原书房，1974年复刻版，第208～210页。]

　　在矿业中，煤炭又占主要地位。1936年日本向中国煤业投资总额达2108.7万元，其中华北地区为1853.2万元，占近88%。[〔日〕东亚研究所：《日本的对华投资》上，原书房，1974年版，第208～210页。]

　　在合资矿业中，日方占有统治地位，在一些煤、铁等重要行业的中日合办公司中，日方自不待言占有垄断地位。同欧美相比，1936年日本在华北等关内地区投资达3484.6万美元，超过了历来在华经济势力最大的英国。[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58页。]

　　日本对煤铁等矿，采取盗匪式的直接夺取，如“柳江煤矿”年产量在25万吨左右，被“日本泰记公司”仰仗关东军的势力，以半抢半买的形式霸占。

　　棉花是日本掠夺的又一重点。日本国内很少种植棉花，其纺织业所需棉花的98%依靠进口。中国华北各省均适于种植棉花，产量很大。1933年仅从天津出口的棉花，价额即达1980余万元。日本自侵入华北即开始夺取华北的棉花产地，日本驻天津领事馆在天津设立所谓“华北农场试验所”，在南开八里台设场植棉，并利用汉奸转手，以中国人名义偷买中国土地。冀东伪政权更划定通县、丰润、玉田、迁安、滦县、香河、遵化、抚宁、昌黎等县的几万顷土地，为日本“兴中公司”试验植棉的农场。于是“华北棉花公司”、“通县棉花试验所”、“东亚棉花协会”等掠夺华北棉花的组织纷纷建立。

　　同时，6家日本纱商也成立了“棉花协会”和“棉花交易所”，以便控制华北的棉花产地和棉花市场。

　　“兴中公司”则拟定华北种棉的5年计划，企图独霸华北的棉产。

　　棉纺业也是日本垄断的重点。“九·一八”事变之后，由于日本向华北侵略扩张的战略需要，以及华北棉花得天独厚，量大质优，因而，贪婪的日本财阀将纺织资本急剧转向华北。日本以收买、吞并或新设厂的办法，排斥华资企业。自1935年至1937年间，天津原有7家较大的华资公司被日资吞并4家，占天津纱绽总数70%以上。[高村直助：《近代日本的棉业与中国》，东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18页。]

　　到1937年初，日本在天津纺织厂已有10家，纱绽177000枚，织机数千架，而华资只有5家，纱绽71000枚，织机310架。[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533页。]

　　华北的另一个纺织业中心青岛更为日资所统治。从整个华北的纺织业看，日本的扩张是十分惊人的，1932年华北纺织业集中地河北、山东两省，纺织锭数华商有374980锭，占50.63%，日资365580锭，占49.37%，到1936年，华商纺织下降至242456锭，仅占26.02%，而日商纺织猛升至689202锭，占73.98%。[高村直助：《近代日本的棉业与中国》，第220页。]

　　按计划，日本还将新设若干厂房和织机，其规模将赶上中国最大的纺织中心上海。

　　日本对华北其他物资的掠夺，亦不遗余力。如对渤海湾头白河两岸著名的长芦盐，日本政府决定由其专卖局统制进口。冀东地区丰富的高矾粘土，是炼铝和生产耐火材料的重要原料。兴中公司和日军特务机关与冀东伪政权相勾结，最后将59处矿区攫为己有。此外，还积极掠夺内蒙的羊毛等物资。

　　(三)控制华北交通命脉

　　交通运输业的控制也是日本侵略者十分重视的。在铁路方面，1936年日资向华北铁路投资的贷款，本息累计达8733.25万元。[东亚研究所：《日本的对华投资》上，原书房，1974年版，第494～496页。]

　　除上述修筑沧石、彰济铁路外，还打算修筑连结东北、华北和西北的蒙古铁路。在海港方面，日本不但充分利用了原有青岛、秦皇岛等口岸，还计划扩建塘沽等港口。[《外交评论》第6卷第2期。]

　　在航空业方面，1936年6月，日本曾在天津李明庄强行占地13333.4公亩，修建了大机场，用作华北航运中心。10月，日本逼迫宋哲元与日驻天津总领事堀内干城签订了《中日华北航空协定》，合办“惠通航空公司”，资本为450万元，日方投资250万元。公司总部设在天津，董事会7人，日本占4人，航线5条：北京——锦州、天津——大连、天津——张家口、北京——沈阳、天津——热河。各线均与日满航线联结。[东亚研究所：《日本的对华投资》上，第556～559页。]

　　从此，日本逐渐掌握了华北地区的陆、海、空交通命脉。

　　(四)建立经济掠夺机构——兴中公司

　　日本为实施经济侵略，兴办名目繁多的公司，并渗透到华北所有的工商业。在天津设立的几家大公司有“中日实业公司”、“输入联合会”、“满津贸易公司”、“兴发祥公司”(此公司后并入“兴中公司”)等。还利用旧官僚，组织“东亚经济协会”、“华北经济委员会”、“东亚通惠贸易公司”、“河北经济协会”等等，从事各种搜刮。其中，规模最大、掠夺最多的要数“兴中公司”。

　　兴中公司筹建子1935年初，8月2日由日本政府批准，于该年12月20日在大连正式召开了成立大会。兴中公司是日本分离华北政策的直接产物，是日本实施经济侵略大肆掠夺华北资源的重要机关。兴中公司成立时，名义资本为1000万日元，由“满铁”承担70%，其余招中日商股。其总公司设大连，分设子公司于天津、上海、东京。其营业目的，名义上规定为中、日、“满”之间相互贸易及关于中、“满”小企业的投资及斡旋介绍等业务，实际上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入，经济掠夺不择手段。如兴中公司收买了天津市新公司，于1936年8月20日创立“中日合办天津电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海河建成3万千瓦的大型发电站，垄断了天津地区的电力供应。1936年以后兴中公司又合并了山海关、秦皇岛、昌黎、滦县、唐山、芦台、通县等7家电灯公司，创设了冀东电业股份公司。随后还收买了北平电力公司、北平华商电灯公司的股票。[依田熹家：《日中战争史资料》(占领地统治·1·)，1975年版，第414页。]

　　其成立后的10个月，资本额便由1000万日元猛增至1亿日元。[《银行周报》卷20第40期。]

　　该公司一方面是满铁的子公司，它在华北的活动，是满铁势力在华北的扩大。但兴中公司在财务上接受日本大藏省的监督，其章程、董事人权以及对华通商政策需经日本外务省指导。这又充分说明，兴中公司是一个日本的国策公司，它推行日本的经济侵略政策，是日本在华北的经济代行机构。

　　兴中公司以这种满铁子公司与国家国策公司的一身二任的形式，不但联结了日本的军部与财阀，而且勾通了日本作为宗主国与海外殖民地的联系。通过兴中公司这条巨大的吸血管，吮吸华北的富源，从经济上全面地推行其侵略华北的政策。

　　三、“自主币制”、走私与特别关税

　　金融财政领域，也是日本对华经济掠夺的另一个重要侧面。

　　(一)“自主币制”

　　30年代初期，资本主义各国竞相寻找摆脱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出路。英、日等国先后放弃金本位制，实行货币贬值政策，筑起保护性的货币壁垒，以此向海外倾销商品，并防止外国商品侵入。1934年5月，美国政府通过《白银法案》，抬高银价，在国内外大量收购白银，从此向银币国家倾销商品。

　　中国当时是最大的用银国，由于美国收购白银，中国的银币便象潮水一样涌入美国市场，从而造成国内严重的通货不足，带来经济萎缩。南京政府曾于1934年10月设置银输出税和平衡税等项目，力图阻止白银外流，但没有效果，财政情况日见险恶。

　　中国政府迫于财政危机而筹划币制改革，并向各国借款。英国在华的投资大大超过美国，英国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便积极帮助南京政府进行市制改革。1935年9月，英国政府派李滋罗斯(Frederick Leith Ross)为英国首席顾问来到中国。李滋罗斯考虑到当时英国和日本之间的特殊关系，曾多次征询日方意见，并于1935年6月启程离开伦敦后，取道加拿大先到日本访问，试图争取日方对于援华的协调。

　　日本对于中国的市制改革的态度，取决于日本总的对华战略。削弱中国是日本的既定方针，因此，对于中国的币制改革，日本蛮横地加以反对。当李滋罗斯来华之际，日本外务省玩弄外交手法，宣称：“日本是稳定东亚的力量，稳定东亚应以日本为中心而加以遂行。”在此前提之下，日本表示“尊重英国的正当权益”。[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第122页。] 明白地警告英国，不要侵犯日本在东亚的霸主地位。

　　李滋罗斯访问日木之后，认为已经得到了日本的谅解。于1935年9月21日抵达上海，经过同南京财政要员的协商，英国政府宣布对华贷款1000万英镑，期限35年，年息5分，以作为财政整顿和实行新币制的准备金。经过一系列准备，国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样熙于11月3日正式宣布中国开始币制改革。其主要内容是：废止银本位制，采用纸币流通制;以中央、中国、交通(后来加上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为法币;各种公私款项只许用法币结算支付;禁止白银流通，白银收归国有;现有流通白银及银币可按规定换领法币，以后又规定与英镑美元等外币的汇价，由指定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经出版社，1985年版，第76页。]

　　这次币制改革实现了以四大家族为中心的官僚资本对全国金融财政的统制，国民党政府可以通过大量发行纸币，加重财政赤字，从人民手中汲榨财富。但是，市制改革使中国货币得到统一，在客观上加强了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有利于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

　　币制改革纯属中国的内政问题，日本军部、政府各方面却纷纷发表声明，并采取反对和阻止活动。

　　1935年11月8日，日本驻华使馆武官矶谷廉介要求日本政府明确表示实行阻挠币制改革的方针，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满洲报》1935年11月11日。] 9日，日本外务省发表谈话，指责中国币制改革事先未与日方“协议”并取得合作，同时对英国对华借款表示“始终持反对之态度”。[〔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1840—1945)》(下)，第308页。]

　　同日，日本驻华武官高桥坦对宋哲元威胁说：“白银国有与现银集中上海，是陷华北经济于绝境，并阻碍日本利益。如贵方不能自动防止，则日本将以实力期其实现。”[〔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0册，中央日报译印，1977年版，第73页。]

　　配合其外交方面的声明，日本加紧在华北各地实行所谓“自主”货币制度，以对抗和破坏国民党政府的市制改革。其主要方案曾议定出：“1、全票方案，2、满洲国国币方案，3、华北统一银行券方案”，[〔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第124页。] 等几种方案。

　　1935年12月8日，曾策划伪满币制方案的伪满财政部总务司长星野直树，在《中国币制改革与我国策的确立》一文中声称：“中国此次币制改革虽在政治上引起了国内和国际重大危机，但在技术上却不得不承认它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他向关东军建议，日方表面上与法市保持联系，但应进行“华北自主币制”。[〔日〕野泽丰：《中国的币制改革与国防关系》，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版，第251页。]

　　随后，日本陆军省拟定了《华北币制改革指导要领》，其基本方针是：“华北币制在形式上虽需要使之同中国一般市制建立相当的联系，但应迅速排除来自华中、华南方面实质的支配关系，并进而吸收利用其资金”，把以中国新币制为基准的“一种日金汇兑本位”作为本位货币。[〔日〕野泽丰：《中国的币制改革与国防关系》，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版，第284～285页。]

　　1935年12月10日，华北日军制订了《华北自主币制施行计划纲领案》，提出在华北设立新的金融中枢，使之与华中、华南金融相分离;建立“华北公库”为唯一通货发行机关并驱逐法币，由华北自治政权与民间银行、钱庄集资1亿元，首先发行额1.33亿元;由银钱业和商界的亲日分子任公库首脑，顾问及科级职员由日本人担任。1936年2月22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提出了上项计划纲领的修正案，对华北币制独立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如货币取10进位，计纸币5种，铜币4种，共9种;华北公库理事会由理事长(总裁)、理事(副总裁)、各分库理事会代表，银钱业公会和商会代表等组成;在冀察经济委员会下设公库准备委员会。当冀察政务委员会建立之后，由日军松室孝良少将胁迫，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于1936年5月由河北省银行在法币之外印发纸币。

　　1937年3月，伪冀东银行也发行若干面额的纸币及辅币。日本的“自主”币制活动，虽然没有完全得到推行，但亦严重地干扰了中国的币制改革与经济发展，为其对华北实行经济掠夺起到重要的配合作用。

　　(二)白银走私与武装走私

　　从日本进行的白银走私问题，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日本蓄意破坏中国金融财政的险恶用心。在市制改革之前，日本一直在唆使日本及朝鲜浪人在华北各地掀起挤兑银元的风潮。

　　1935年4月14日至5月25日，天津的中央、中国、交通等银行兑出白银达1682103元，北平的交通银行自1935年6月6日至29日这20余天内兑出1629600元，使库存银元降到最低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交通银行档案。]

　　而这些银元几乎全部落到伪满及日本手中。其挤兑的主要办法是，用中国、交通、河北等三行的1150元钞票购兑中国银元1000元，之后运到关外售与日本人专设的收购中国银元的机构。

　　用其他钞票也可以购兑中国银元，其价格是，以日本银行钞2050元，或朝鲜金票1400元，或满洲洋票1300元购买中国三行钞票1000元，再以之购兑中国银元偷运关外。就这样，有限的中国银元就被日本人用无限的纸币套购而去。[《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30册。]

　　此举既可以毫不费力地塞满日本的腰包，又可以削弱中国的金融财政，这就是日本使劲地破坏中国市制改革的要害所在。

　　1935年5月22日，河北省政府在给南京国民党当局的呈文中说，每日密送到关(山海关)的白银约十五六万元，北平、天津各居五分之二。[《于学忠转报华北白银走私情形呈行政院文》，《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

　　以此而计，中方每月外流白银约400万元。仅1935年四五月间，秦皇岛海关缉拿到的走私白银总额达177900元之多。[千家驹：《中国经济的挣扎》、(《中国国民经济》)。]

　　其余未能缉获的，其数目更是惊人。

　　金融是国家经济的命脉，由于日本所策划的阴谋，平、津两地库存白银几乎被汇兑一空，中国银根吃紧，同时又纸币贬值。带来物价上涨，工商业停滞，经济崩溃。这正是日本所希望发生的混乱局面，它便于日本进一步在中国翻云复雨，巧取豪夺，策划自治，吞并领土。

　　除上述白银走私外，日本还进行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武装走私活动，对华北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这种走私活动随着其在华北的政治军事扩张加剧，从隐蔽的小规模的，发展到公开的集团性的武装走私。

　　“走私”一词的本来含义是秘密输售货物，逃避交纳合法捐税。而日本所进行的走私，是以其军事力量和不平等条约为背景，对中国实行强迫的、公开的、大规模的、不平等的商品输售活动，其实质无异于强制掠夺。当时在长城一线，满载各种商品的马车几十辆为一队，连同其武装护卫数百人一伙，从伪“满洲国”通过长城各缺口浩浩荡荡进入华北。1935年8月到1936年4月，自冀东远往天津的走私物品有：人造丝89617包(4033745公斤)，卷烟纸6171包(1183836公斤)，布匹12131包，白糖479296包(43136640公斤)，杂货11052包;其中1936年4月19日起一周内由天津运出的私货就有人造丝1862包(830790公斤)，白糖41171包(3705390公斤)，卷烟纸245包(15239公斤)等。[《银行周报》卷20第20期。]

　　这些武装走私队以武力抗拒中方的陆海缉私人员，而日本政府与军部更以外交手段保护走私，并对中国施加外交压力，横加勒索。日本方面还以“协助缉私”为名，派出宪兵警察非法进驻北平、天津、唐山、滦县、昌黎等站，“检查”来往客人，严重干扰中国方面的正常缉私业务，侵犯中国的主权。

　　当时，处于伪满和冀东之间的“中国方面的税收机关，其职能处于停止状态。”[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第243页。]

　　日本在华北走私，使中国的民族工商业遭受严重打击，其中受害最大的是制糖业与人造丝业，以糖业来说，1935年一般市价白糖每担22元，红糖每担18元，然而私货却只要12元或10元左右。因此津浦、陇海两路遂全为私糖所侵夺。上海糖商60余家，因私糖盛行而受之损失已达1000万元以上，广东糖因华北私货充斥，在5月初就停止装运，并一半停工，到中旬以后，广东糖厂一竟因私货压迫及原料不足而全部歇业。至于人造丝业，1934年上海人造丝匹头厂家有21家，丝织机2万部，因私货倾销影响，1935年已仅余六七家，织机三四千部。其他如纺织业、面粉业、卷烟业、火柴业等，无一不受到走私的危害。尤其是华北工业的中心区天津各厂不是关门倒闭就是被日商所收买。总之民族工业没有一样不受私货打击。

　　(三)冀东特别关税

　　日本还公开以不平等的法定手段，保护其输出商品免征或减征关税，冀东特别关税就是一例。日本在冀东订立相当于关税1/4以下的低税率的“输入税”，变相承认日方利用南大寺、北戴河、留守营、昌黎、秦皇岛等地进行不平等贸易。1936年2月，冀东伪政权颁发所谓《沿海输入货物登陆查验暂行规则》和《查验费征收细则》，规定在登岸时只缴纳一笔远低于中国海关关税的查验费(亦称特别关税)后，即可合法运往各地。

　　伪冀东特别关租与中国关税之比较

货物

冀东特别关税（元）

中国关税（元）

砂糖135斤/包

4～5

9.8

方糖100斤/箱

6～10

20

人造丝100磅/包

20～40

120

干贝100斤/包

15～20

40

　　注：其他货物所缴特别关税额约为中国关税的1/4)

　　在冀东伪政权特别关税的庇护下，走私货物大量涌入中国市场，据日文资料记载：“以往在高关税桎梏下的输入品，以人造丝、砂糖为主，现在能一起向天津输送。因之天津的人货量以惊人的数额上升，人造丝、砂糖犹如洪水一般。估计3月下半月的入货量是：砂糖五六万包，人造丝六七万包。

　　这些优良廉价的日本货冲破冀东关税堤坝，如同怒涛涌入中国各地，现已南下运至上海方面，以致给中国市场一大冲击，遂成为最近哄动一时的问题。”[〔日〕《现代史资料》8，第153～154页。]

　　日本还把《塘沽协定》所规定的非武装区延伸到海上。日本海军否认按国际惯例中方所应有的3海里之内的领海权，蛮横禁止中国海关缉私船只的通行，完全剥夺了中国海关缉私权力。中国无论在陆上和海上都无法行使主权，而日本走私集团则恣意妄行，旁若无人，甚至常以200吨位以上的大船满载货物往来于大连和冀东海岸。

　　日本的武装走私使中国遭受了巨大财政损失。据南京政府向日本政府所提出的抗议书中指出：“综计自上年(1935年)8月至本年(1936)4月中国海关税收(指华北各关而言)因日鲜浪人走私所受的损失共在2500万元，而本年(1936)4月起私货运入更加突飞猛进，仅一个月期间关税损失共达800万元之巨”。[《东方杂志》卷33，第13号。]

　　关税是中国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约占税收总额的70%左右，而进口税收又是关税中最主要的项目。关税收入的大幅度减少，极大地加剧了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困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税收负担。中国的国力进一步被日本削弱。

　　日本的野蛮走私及不平等贸易遭受中国和各国的抗议，在强大舆论压力之下，经过中方反复交涉，日本在其“特殊贸易”的规模上，表面曾有所收敛，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放弃破坏中国财政金融这一经济战略方针。从经济上掠夺和控制中国，以弥补日本资源和国力不足，这是日本侵华政策的根本目的之一，也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并使战争不断升级的基本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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