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七章 救亡运动高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第三节 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

　　一、“一二·九”运动

　　1935年，以华北事变开始的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深入，使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中国面临着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严重危险。

　　在这民族危亡的时刻，北平的爱国学生深感“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们满腔怒火，首先发出抗日救亡的怒吼。中共中央北方局积极支持和领导了学生的爱国运动。1935年夏，外患猖獗，黄河又泛滥成灾，难民流离失所。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根据北方局和河北省委发动群众救灾的指示，通过北平民族武装自卫会，于9月间发动成立了北平大中学校水灾救济会，带领学生开展救济募捐和宣传活动，团结广大学生，以合法活动开展抗日救亡斗争。此时，河北省委将中共北平市工委改为中共北平临时市委，并派省委特派员李常青兼任书记，他与彭涛、周小舟等人，积极领导发动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水灾救济会的基础上，于11月18日成立了领导学生爱国运动的统一组织北平大中学生联合会，彭涛任党团书记。

　　12月3日，北平学联召开代表大会，决定联合北平各大中学校进行请愿示威，反对“华北自治”和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12月6日，在学联的发动下，平津15个大中学校联合发出通电，反对“防共自治”，呼吁政府动员抵抗日本的侵略。经过深入发动，北平学联决定于12月9日发动全市学生进行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日本侵略的大请愿。

　　12月9日，被长期压抑的抗日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北平各大中学校的爱国学生6000余人涌上街头，奔向新华门，向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请愿。愤怒的学生振膏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5省自治!”“打倒汉好卖国贼!”“立即停止内战!”这呼声划破了笼罩在古城上空的乌云，喊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心声，请愿群众代表向国民党政府提出6项要求：

　　(1)反对华北自治及其类似组织;

　　(2)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

　　(3)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

　　(4)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

　　(5)不得任意逮捕人民;

　　(6)立即释放被捕学生。

　　当天，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西单时，遇到国民党军警的阻拦和野蛮镇压，100余人受伤，30余人被捕，但爱国学生并没有因此而被吓倒，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反而激发了学生们的坚强斗志。第2天，北平学联决定各校学生举行总罢课，积极酝酿和准备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日救亡怒潮，席卷了整个北平城。

　　12月14日报载，国民党政府在日本的压力下，打算于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中共北平党组织决定在这一天举行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

　　12月16日清晨，北平各校学生从四面八方涌向天桥，在天桥举行了3万多人的市民大会。大会通过了组织民众，共同抗敌，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等决议案。会后举行数万人的示威游行，国民党政府再次调动军警镇压，被大刀砍伤、刺伤及被棍棒打伤的有400多人，被捕30余人。

　　北平爱国学生“一二·九”、“一二·一六”示威游行，立即得到全国各地的广泛响应，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的热潮。天津爱国学生12月18日举行示威游行，19日起实行罢课。上海爱国学生和文化、教育各界以及广大工人、群众，于12月24日举行全市示威游行。南京、杭州、武汉、广州、开封、济南、太原等城市，爱国学生纷纷举行示威游行、请愿和罢课，支持北平学生的爱国斗争。

　　“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世界各地，海外侨胞深感振奋，立即向国内各校学生组织发出电函，赞扬学生的革命精神，誓为学生的后盾。

　　“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发生的，共产党给学生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毛泽东于1939年12月9日在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4周年大会上的讲演中指出：“毫无疑义。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

　　首先是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给了青年学生一个明确的政治方针;

　　其次是红军到了陕北，配合了北方的救亡运动;

　　再次是共产党北方局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

　　这样，才使一二·九运动发生，并使之在全国各阶层开展起来，形成了全民族救亡运动的巨大政治力量。青年学生好比是一二·九运动的柴火，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差用火一点。点火的人是谁呢?就是共产党。”[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1039年12月9日。]

　　毛泽东还指出：一二·九运动，“轰动了全国。它配合着红军的北上抗日行动，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使抗日运动成为全国的运动，所以，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1939年12月9日。]

　　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

　　在“一二·九”、“一二·一六”示威游行后，学生运动面临“向何处去”这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12月20日，中国共产党通过共青团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同胞宣言》，号召青年学生“把反日救国运动扩大起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唤起他们救国的觉悟，推动他们建立救国的组织。进一步建立各地各界救亡大会和全国救亡大会，实行全民抗日救国大联合，和实行全国各界同胞武装扩日的共同战斗!”[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597页。]

　　《宣言》给学生运动指出了正确的发展方向;1935年12月26日，在北平成立了平津学生联合会。随后，平津学联组织了南下扩大宣传团，并组成以彭涛为党团书记的扩大宣传团党团，领导全团的工作。扩大宣传团下设4个团，共约500人。1936年1月初，4个团的学生出发，他们冒着刺骨的严寒，沿途每到一处，都召开大会进行演讲，张贴和散发传单，唱救亡歌曲，演出《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救亡戏剧，对当地农民和中小学师生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并帮助他们组织抗日救国会等叉国团体。

　　宣传团员们在斗争中深感团结起来的必要，要求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战斗团体，并提出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6年2月1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平师范大学举行成立大会，通过了“成立宣言”。民先队在救亡运动中迅速发展，到当年暑假，北平民先队员已发展到1200多人。后来，全国各地有30多个城市建立了民先队;在法国巴黎、日本东京以及缅甸等地也有了民先队组织。1937年2月6日，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下，召开了民先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总队部，由李昌任总队长。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抗日救国的先进青年的群众性组织，它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产生，肩负着民族解放的使命，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团结了广大的爱国青年，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它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抗日爱国青年的纽带。从此以后，大批革命学生不断地深入农村，参加各种抗日斗争，团结、影响和教育广大爱国青年参加抗日救亡，走上知识分子与广大工农相结合的正确道路。

　　在平津学生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农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的前后，上海、济南、杭州、武汉等地的学生也组织了宣传团，深入农村扩大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惊恐，国民党政府于1936年2月20日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竭力镇压爱国学生的救亡运动。随之，各地爱国学生遭到了残酷打击和迫害，救亡运动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进入低潮。

　　在学生运动处于严重困难的时刻，中共中央北方局加强了对救亡运动的领导，于4月间派林枫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李葆华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

　　北平市委先后建立了工委、农委、文委、学委和5个区委。1936年五六月间，对党员和民先队骨干分子进行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加强了对区委和各党支部的领导，多数大学和部分中学建立了党支部，学生党员发展到4百多人。

　　在“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推动下，参加抗日救亡的各界各派的联合，迅速向全国规模发展。继1936年1月华北学生联合会、上海各界救国会成立后，各地先后成立了各界救国会。l月29日，西北工农商学兵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在瓦窑堡召开，到会苏区和白区代表共140余人，决定在西北各省开展广大的抗日数国运动，普遍组织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5月31日至6月1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主要领导人有：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沙千里等全国知名人士。大会通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文件，作为各党各派共同抗日的基本纲领草案。大会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胡愈之等40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等14人为常务委员。救国会是以爱国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力骨干，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抗日救国阵线组织。

　　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联名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要求国民党联合红军共同抗日，指出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对敌人有利，表示坚决站在救亡阵线的立场，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而奋斗。他们的主张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

　　1936年8月，南京各界救国会成立，简称“南救”。接着，在香港成立救国会华南区总部，简称“南总”。某他各地，包括海外华侨，也纷纷建立救国会。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和抗日救亡团体的成立，救亡刊物大批涌现。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救亡刊物达千余种。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每期发售达15万份以上。

　　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使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惧，遂于11月23日凌晨逮捕了全国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7人，史称“七君子事件”。这一事件震动了全国，各方面人士纷纷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6月下旬，宋庆龄、何香凝以及胡愈之等16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并发表宣言。提出如爱国有罪，愿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如爱国无罪，则与他们同享自由。7月5日，宋庆龄等亲往苏州，到关押“七君子”的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请求入狱。

　　由于沈钧儒等7人的坚决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声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被迫于7月31日释放了“七君子”。

　　在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中，文化界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的领导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简称“文总”)等左翼文化团体，积极投入文化战线的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3天，“左联”领导人鲁迅在《答文化新闻社问》中，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反动面目。接着，“左联”发表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及劳动大众的文化组织书》，抗议日本的侵略，呼吁国际社会的支援，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日。“左联”出版《萌芽》、《前哨》、《北斗》、《文化月报》等刊物，宣传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从事马克思主义论著和外国进步文艺的翻译介绍。爱国文艺工作者创作了一大批抗日文艺作品，如阳翰笙的小说《义勇军》、肖红的小说《生死场》、萧军的小说《八月的乡村》、文芜的小说《咆哮了的许家屯》、田汉的剧作《乱钟》、蒲风的诗《我迎着风狂和雨暴》、陈鲤庭、崔鬼的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聂耳的《大路歌》、孙慎的《救亡进行曲》、麦新的《大刀进行曲》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下的悲惨遭遇，教育人民奋起抵抗，不当亡国奴。尤其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曾传遍祖国各地，以其强烈的感染力，激励全中国人民起来抗争：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前进!

　　在华北事变后，不同阶层和派别的文艺工作者，纷纷表示要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为了建立文艺战线的抗日统一战线、1936年初，“左联”自动解散。

　　10月1日，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21位文艺界新旧各派领导人，在共同签署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中，明确提出：“在文学上，我们不强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国上，我们应团结一致以求行动之更有力”。“为民族利益计，我们又甚盼民族解放的文学或爱国文学在全国各处风起云涌，以鼓励民气”。[《文学》第7卷第4号，1936年10月1日。]

　　《宣言》的发表，促进了文艺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使文化界的团结和战斗力进一步增强。10月19日，鲁迅不幸因病逝世，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了唁电，高度赞扬鲁迅的丰功伟绩。

　　22日，宋床龄、蔡元培、沈钧儒等著名人士参加了上海数万群众为悼念鲁迅的送葬。队伍行进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高唱救亡歌曲。这次送葬实际上成为学习鲁迅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动员人们献身抗日斗争的救亡示威大游行。

　　三、绥远军民抗日和全国援绥运动(参见附图13)

　　1936年春，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伪满军侵占中国察北6县，同时，日本侵略军派遣大量日军军官担任伪军部队的训练和作战指挥，补给伪军大批军需品。令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部驻嘉卜寺，李守信部驻张北及庙滩，王英部驻尚义，伪蒙古军第7师驻百灵庙，并抽调伪满骑兵5000人由热河东部开驻察北多伦、平定堡地区，企图集中兵力侵占绥远。

　　1936年6月，日本派其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访问”绥远。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在省政府接见了板垣。板垣征四郎对傅恭维一番后，即要傅“改善”日、华关系，并说大日本帝国将给予全力支持。

　　傅正告板垣说：华北是中国的领土，绝不许任何人出来搞一个独立局面。内蒙和绥远都是中国的领土，不许任何人来分割独立，也不许任何人来侵占蹂躏。[《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支出版社，1987年版，第691页。]

　　板垣的离间阴谋未能得逞，第二天扫兴而去。

　　1936年8月7日，伪蒙军李守信部约两万人进犯绥东陶林。10日，日军由热河开抵张北。8月14日，毛泽东致函傅作义，指出：“迩者李守信卓什海[卓什海即卓特巴札普，当时任伪蒙古军副司令。]向绥进迫，德王不啻溥仪，蒙古傀儡国之出演，咄咄逼人。日本帝国主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他还指出，“近日红军渐次集中，力量加厚，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页。]

　　毛泽东还希望能互派代表，速定抗日救亡大计。傅作义得此信后，更加坚定抗日救亡的决心。

　　15日，伪军进犯集宁，遭到傅作义部的坚决反击。

　　1936年11月5日，日本侵略者在嘉卜寺召开侵绥军事会议。决定集中兵力向绥东进犯，企图侵占红格尔图后，直迫绥远省会归绥。

　　傅作义侦得上述情况后，决心奋起抗击侵略者。他对各界人士发表谈话，表示伪蒙军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指挥下，妄图进犯绥蒙边疆，我们自应不计任何牺牲，坚决进行反击。同时，傅作义密召骑兵第1师师长彭毓斌、步兵第218旅旅长董其武到绥面授机宜，任彭毓斌为前方总指挥、董其武为副总指挥，秘密快速集结兵力。

　　1936年11月15日晨，日伪军5000余人，在野炮、装甲车、飞机掩护下，向红格尔图中国守军阵地猛烈攻击，守军英勇抗击，军民戮力同心，战斗情绪高涨。

　　16～18日，日伪军连续猛攻，均未得逞。

　　当战斗激烈进行时，傅作义亲往集宁前线指挥，令董其武亲率所部，突袭日伪军。

　　11月19日晨2时，董指挥3个步兵团、l 个骑兵团及炮兵营等部，围歼日伪军。敌仓卒应战，激战至拂晓，狼狈溃退。红格尔图战役自11月13日开始至19日结束，战斗7昼夜，打退了日伪军的进攻，摧毁了田中隆吉和王英的指挥所，缴获大量军用物资。王英连自己乘坐的马车也未及带走。

　　红格尔图战役后，日伪深恐华军捣毁其伪政权，除派王英部进占大庙，增强百灵庙外围防御力量外，并令伪蒙军第7师在百灵庙构筑工事，积极备战。决定再增派日本军官200余人，补充各伪军部队任指导官。另外，还拟抽调伪满及日军一部，由赤峰开往多伦、商都、百灵庙等地，待机进犯绥东、绥北。

　　傅作义得知敌人的企图，决定在敌伪发动进犯前，以远距离奔袭战术，先发制人，出敌不意，将百灵庙收复，以毁其巢穴，破坏其狂妄计划，保卫国土。傅在归绥新城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决定，集中3个骑兵团、3个步兵团及炮兵、装甲车分队一部，由骑兵第2师师长孙长胜、步兵第211旅旅长孙兰峰，分别任前敌正副总指挥，进行收复百灵庙的战役。会后，各参战部队即向百灵庙以南35公里的二分子镇附近集结。11月23日夜，各部队官兵斗志昂扬，冒着-20℃以下的气温和没膝的积雪，开进至敌军阵地前沿，于24日零时开始攻击。由于傅部行动秘密，日伪军事前毫无察觉，听见枪声大作，才慌乱进行抵抗。

　　正当进攻部队向纵深突击时，日本特务机关长胜岛角芳亲自拔刀督战，并向女儿山阵地增加轻重机枪10余挺，以猛烈火力，阻止突击部队前进。前敌总指挥部为争取拂晓前歼灭该敌，避免天明后敌地面和空中增援赶到，即令山炮营向前推进，集中火力摧毁女儿山敌机枪阵地，装甲车掩护步兵攻击前进。敌阵地不久即被摧毁，装甲车及步兵由东南土山口冲入，骑兵团亦攻占北山，控制了飞机场，并将敌后路切断。此时，伪蒙军官兵20余人，在战场起义，调转枪口向日军指挥官射击。胜岛角芳和伪蒙军师长穆克登室见大势已去，慌忙乘汽车逃窜。攻击部队乘敌混乱，展开分割包围。

　　激战至24日上午，全歼日伪军，收复了百灵庙，共毙敌300余人，其中日军20余人，伤敌600余人，俘敌4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

　　12月3日，日伪军集中4000余人反攻百灵庙被击溃，毙伤日伪军500余人，俘敌200余人，并击毙其副司令雷中田。12月9日，收复日伪军进犯百灵庙的根据地大庙，至此，百灵庙战役全部结束。12月17日，匪首王英部所属安华亭、王子修两旅长率部反正。

　　收复百灵庙的消息传到全国各地，各报纸纷纷刊发号外。人心振奋，万众欢腾，各地人民发起了援绥抗日运动。国内外向绥远前方抗日将士祝贺与慰问的电信，如雪片飞来。北平、上海、天津、西安、武汉等大城市的人民团体代表，携带慰问品和捐款，到前方慰劳军队。南京救国会，推动国民党政府中的上层人士如孙科、张继等发起援绥抗日运动，于是在南京召开了各界人士参加的援绥大会，大会通过成立“首都各界援绥后援会。”这次大会使南京的救国运动出现了新高潮。

　　11月21日，红军领袖毛泽东、朱德在发给傅作义将军的贺电中说：“足下孤军抗日，迭获胜利，日伪军不能越雷池一步，消息传来，全国欢腾，足下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为中国军人争一口气”。[《红色中华》1936年11月23日。] 中国共产党还派包括南汉宸在内的代表团等，赴绥慰问。全国各界给前线部队捐赠的慰问金共20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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