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八章 日本对东北的殖民统治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第三节 东北抗日联军组成，抗日游击战争进入高潮

　　随着东北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给全东北的抗日游击队提出了加强联合，统一编制，统一指挥的客观要求。

　　1935年6月3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经中共吉东特委发来《给满洲负责同志秘密指示信》(以下简称“六三”指示信)及其它指导性文件。[“六三”指示信的主导思想与随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八一宣言”的精神是一致的。它们都是在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一策略转变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 “八一宣言”号召在全国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成全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和全国的国防政府;“六三”指示信提出了在东北地区扩大反日游击运动和实行以党领导的游击队为中心，普遍地与各种反日队伍建立统一战线，以及成立抗日联军一类组织，统一游击队的领导与指挥等问题。同年秋冬之际，中共东北各地组织普遍贯彻了“八一宣言”和“六三”指示信精神，对东北全民反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

　　1935年10月25日，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组织条例》。

　　1936年初，又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编制系统暂行条例草案》和《为建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2月10日，再以杨靖宇等人的名义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指出：“现在全中国正走向‘组织国防政府，建立全国抗日联军，实行全国总动员，对日抗战’”，“我们东北人民革命军……一律改组军队建制为东北抗日联军”，“同时欢迎目前东北各反日武装军队之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组织”。[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169页。]

　　上述文件的发表，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奠定了思想、组织基础。

　　1936年2月至1937年10月，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其它抗日武装先后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1至第11军。随着抗日联军队伍的发展壮大，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开始进入高潮阶段。但是就在这个时候(1936年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却撤销了中共满洲省委，将抗联各军分属于新成立的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南满省委和吉东省委领导。致使正在成长壮大中的东北抗日联军缺乏统一的领导核心和统一的指挥机构，而仍处于分散独立作战状态，这不能不对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东北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使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殖民统治受到严重威胁。

　　1936年4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和伪满洲国军政部制定了一个所谓《三年治安肃正计划》，企图在三年内彻底消灭东北抗日联军。伪满各省和各军管区、警备区以至各县，都按照这个计划分别作出年度和阶段“讨伐”计划。

　　日伪军在进行频繁“讨伐”的同时，还加紧推行各种殖民统治措施，给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带来了严重的困难。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东北人民支援下的东北抗日联军，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在反“讨伐”中不断成长壮大，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和游击根据地，也随之不断发展与扩大。

　　1934年下半年以后，由于中共中央上海执行局遭破坏，苏区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开始长征，中共满洲省委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中断。共产国际决定，从1935年夏起，由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中共清洲省委和东北各地抗日武装力量。

　　一、中共南满省委成立，东北抗联第1、第2军和第1路军组成，东南满地区抗日游击故争达到高潮

　　(一)东北抗联第1、第2军和第1路军编成，中共南满省委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

　　1936年春，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和东北地区抗日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同年7月，中共南满第二次代表会上正式宣布)，杨靖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安光勋(后叛变)任参谋长，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两个师，5个团和1个教导团，约3000人，序列如下：

　　第1师

　　师长兼政治委员：程斌　 参谋长：李敏焕　 政治部主任：胡国臣

　　第2师

　　师长兼政治委员：曹国安　参谋长：李希敏　 政治部主任：全光

　　军直教导团

　　抗联第1军编成前后，正值日伪军开始推行《治安肃正三年计划》与对“东边道进行独立大讨伐”之时。第1军决定，以第2师留在金川老区坚持内线斗争，军长杨靖宇率军部和第1师到外线去打击敌人。

　　1936年初，杨靖宇率军主力转战于通化、辑安(今集安)、兴京(今新宾)、桓仁等地，取得了痛歼伪军“东边道讨伐司令”邵本良部的重大胜利。

　　2月27日，杨靖宇指挥军部教导团袭击了伪军邵本良部驻通化热水河子的一个团，歼敌60多人，缴枪50多支。随后继续南下，邵本良图谋报复，从4月12日开始，纠集1000余人日夜追击，妄图一口吞掉第1军军部。杨靖宇决心采用疲劳战术，诱敌深入，敌疲我打，歼其一部。于是转锋西向，出辑安，牵着邵本良伪军在通化、桓仁、兴京、宽甸等地兜圈子，历时18天，拖得敌人疲惫不堪。4月30日，杨靖宇率军部教导团与第1师会合后，进至本溪县赛马集山区，在梨树甸子的夹砬子沟，利用狭窄山路设伏，布成口袋阵。

　　当邵本良带领伪军钻进“口袋”时，伏击部队齐向敌群冲杀，经4小时激战，歼灭邵部1个营，缴获迫击炮1门，机枪4挺，长短枪100余支。邵本良被击伤后，带领残部逃脱。此后，杨靖宇又指挥所部在通化四道江附近，袭击了由沈阳伤愈返回八道江的邵本良及其率领的运输车队，击毙日本指导官英俊志雄，毙伤俘敌50余名，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和其它军用物资。邵本良再次化装逃脱，但已失去了日本主子的信任，以后被日籍医生毒死在沈阳陆军医院。第1军外线部队痛歼伪军邵本良部的胜利，鼓舞了在金川地区坚持内线斗争的部队。经过内线和外线相互配合斗争，终于打破了日伪军的春季大“讨伐”。在反“讨伐”中，第1军不仅扩大了游击区，而且部队也得到发展。

　　当年5月，在辽宁兴京一带新建了第3师，师长王仁斋，政委周建华，辖两个团。第3师成立后，即以兴京、清原为中心开展游击活动。同月，第1军外线部队返回金川地区休整。此时全军已发展到6000余人。

　　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

　　1936年3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按照“八一宣言”的精神和《统一军队建制宣言》的要求，在安图县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军长王德泰，政治委员魏拯民，参谋长刘汉兴，政治部主任李学忠，下辖3个师，7个团和1个教导团，共2000余人，序列如下：

　　第1师

　　师长：安奉学　 政治委员：周树东　 参谋长：朴得范　政治部主任：吕伯歧

　　第2师

　　师长：史忠恒(陈翰章代)　政治委员：王润成? 参谋长：陈翰章

　　第3师

　　师长兼政治委员：曹亚范

　　军直教导团

　　同抗联第1军一样，抗联第2军成立之时，适逢日伪军对东满疯狂“讨伐”之际。为破坏敌人的企图，扩大游击区，第2军决定兵分两路开展游击活动：一路由王德泰、魏拯民率领第1、第3师西进安图、抚松、桦甸、濛江、长白等县，发展长白山游击区，并与第1军相呼应;另一路由王润成、陈翰章率领第2师北上宁安、敦化、额穆一带，与第5军共同活动，西进部队为了迷惑敌人，自奶头山出发后，先向西北开进，于1936年4月间进入敦化、桦甸县境。以围点打援再攻城的战术，先派少数兵力围攻桦甸东部重镇大蒲柴河据点，而将主力埋伏于敦化至大蒲柴河之间公路的寒葱岭。在此歼灭从敦化来援之敌200余人后，又乘胜将大蒲柴河攻克。然后，部队折向西南，于5月间到达抚松县境，又连续与日伪军进行了10余次战斗，均获得胜利。北上部队在安图县境与第5军会合后，分成三部分活动：一部在穆棱地区中东铁路两侧活动;一部向额穆以西分散游击;一部返回汪清、珲春老区坚持斗争。北上部队在转战中，先后在宁安的团山子、镜泊湖的南湖头和敦化的小荒沟等地，共歼灭日伪军300余人。

　　经过3个多月的机动作战，第2军西进、北上部队打破了敌人的春季“讨伐”，完成了开辟安图、抚松、濛江、临江、长白等县和重建宁安镜泊湖南湖头游击根据地的任务，全军发展到5000余人，尤其是第3师又扩建了第3、第9两个团。

　　抗联第1路军组成和中共南满省委建立

　　1936年7月，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兼人民革命军第2军政委魏拯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归国后，即率部来到南满游击区，同杨靖字一起召开了中共东、南满特委和第1、第2军主要领导干部联席会议，即金川河里会议。会上，魏拯民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关于撤销满洲省委、以游击区建立省委及编成“路”军的指示，讨论了抗联第1、第2军的任务和党的工作问题。

　　会议决定将抗联第1、第2军合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l 路军，建立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总司令部。第1路军下辖第1、第2两个军，共6个师，即第1军的第1、第2、第3师，第2军的第1第2、第3师改称第4、第5、第6师。第1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副总司令王德泰，政治部主任魏拯民。

　　会议还决定将中共南满特委和东满特委合并组成中共南满省委，统一领导第1路军和东、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由魏拯民任省委书记，杨靖宇、王德泰等11人为委员。会议还研究确定了第1路军的活动方针和任务。决定以第1军军部率第1、第3师执行西征辽西、热河的任务，求得同关内红军部队特别是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以第2军军部率第4、第6师在原第1军游击区内，协同第2师坚持斗争。并开辟长白山游击很据地，以牵制敌人，策应西征;第5师仍留在东满和绥宁地区，配合第5军行动。

　　(二)第1路军西征东战，东南满抗日游击战争进入高潮

　　第1军西征辽西、热河

　　根据金川河里会议的决定，为配合红军北上抗日，打通与中共中央和关内人民抗日武装的联系，改变东北抗日联军独立作战的局面，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抗联第1路军第1军，奉命于1936年6月和11月先后组织了两次西征。6月28日，由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率领第1师主力自和尚帽子一带出发。计划从本溪、凤城之间插入辽阳附近，越过南满铁路和辽河，直抵辽西、热河地区。经过数日连续夜行军，西征部队迅速抵达岫岩北部山区。日军发觉第1军的西征意图后，立即从沈阳、辽阳、海城等地调集重兵，跟踪追击，四面包围，第1师部队前进受阻。为了争取主动，该部于7月15日回师摩天岭，设伏于各主要峰道，勒马待机。中午时分，当尾追的驻连山关日本守备队进入大榆树沟后，西征部队突然发起攻击，当场击毙日军队长今田上尉以下30余人。

　　下午又与追兵激战数次，再消灭敌人数十名，摩天岭战斗后，第1军西征部队被迫陆续回师，途中屡遭敌之尾追和截击，部队伤亡较大，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于途中病亡。

　　10月，西征部队返回宽甸地区休整。同年11月，第1路军总部吸取第1军第1师西征的经验教训，决定将第1军第3师全部改为骑兵，乘敌人集中兵力讨伐第1军活动地区和辽河封冻之机，从北路再次西征。

　　11月下旬，第3师部队在师长王仁斋、政委周建华率领下，从兴京县境出发，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过清原，越铁岭。横跨南满铁路，于12月下旬抵达辽河东岸。不料此时辽河尚未封冻，又找不到渡船，部队被阻于东岸。

　　在敌迫兵将至的情况下，第3师部队只好绕道回师，折返清原。途中部队遭到很大损失，师长、政委先后牺牲。至此，第1军西征任务暂告停止。第1军两次西征取得了摩天岭等战斗的胜利，扩大了抗联活动区域和政治影响，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又远离游击区，缺少群众配合，在敌重兵追堵下，不得不半途折返。它说明，在抗联力量比较弱小的情况下，企图长时间脱离老游击区行军作战，并且要越过敌重兵云集的地区是困难的，因而遭受重大挫折是不可避免的。

　　第2军转战南满东满

　　为策应第1军主力西征，王德泰和魏拯民率第1路军第2军军部和第4、第6师及第1军第2师，在抚松、临江、长白等地开展游击战争。1936年8月至12月，第2、第4、第6师密切配合，先后取得攻打抚松县城、进攻安图东清沟和伏击长白七道沟等战斗的胜利，击毙敌第2军管区日军上校石川隆吉和中校河村。在大碱场突围和七道沟伏击战中，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和第2师师长曹国安先后壮烈牺牲。当年底，第2军一部于抚松小汤河村宿营时，突遭伪军600余人包围。王德泰军长沉着指挥，采取正面反击与侧后迂回相结合的战术，终将进攻的伪军打退。

　　这次战斗虽然毙伤敌70余人，但部队受到重大损失，第1路军副总司令兼第2军军长王德泰不幸牺牲。王德泰是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的创始人之一，为坚持和发展东南满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作出了贡献。

　　王德泰牺牲后，魏拯民继续指挥第2军第4、第6师和第1军第2师在长白山区坚持游击战争。

　　1937年1～4月，第4、第6师在抚松、长白、临江、安图等地袭击、伏击敌人。仅长白鲤明水、临江六道沟、安图大沙河三次战斗，即歼灭日伪军340余人，缴机枪3挺，长短枪230多支。在大沙河战斗中，第4师政委周树东不幸阵亡。

　　5、6月间，魏拯民指挥军部和第2、第4师各一部，利用打入敌营的人员作内应，一举攻克临江县庙岭据点，歼灭伪军1个营，缴获迫击炮1门，轻、重机枪4挺，步枪100多支，以及大批弹药、给养。6月下旬，敌从朝鲜境内调来日军第19师约2000人，企图“围剿”长白县境的第2军。第2军以第4、第6师为主，第2师一部配合，设伏于长白县十三道沟间山峰，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与来敌展开激战，歼其一部。

　　抗联第1路军从编成至1937年7月初近一年时间里，与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近百次，歼灭日伪军数千人，游击区扩展到十几个县，部队发展到1万余人，政治影响不断扩大，严重威胁着日本在东满和南满的殖民统治，日军惊呼抗联是满洲“治安之癌”。[〔日〕岸信介主编：《啊!满洲》，第402页。]

　　二、中共吉东省委建立，东北抗联第4、第5、第7军编成，吉东地区抗日游击战争进入新阶段

　　(一)东北抗联第5、第4、第7军先后编成，中共吉东省委建立

　　吉东系指松花江右岸，乌苏里江左岸，牡丹江流域和中东铁路东段道北、道南20余县。活动在这一地区的人民革命军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统一军队建制的指示和中共吉东特委的要求，从1936年春开始陆续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5、第4、第7军。

　　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1936年2月，活跃在绥宁地区的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军长周保中，副军长柴世荣，参谋长张建东，政治部主任胡仁，辖两个师，7个团和1个教导队，约3000人，建制如下：

　　第1师

　　师长：李荆璞　副师长：姜振荣　参谋长：张镇华　 政治部主任：关书范(后叛变)

　　第2师

　　师长：傅显明　参谋长：陈翰章　 政治部主任：李光林

　　军教导队

　　1937年以后，第5军又增编第3师，师长李文彬，政治部主任王效明，辖3个团。

　　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1936年3月，活跃在密山、勃利、穆棱和虎(林)饶(河)地区的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军长李延禄(1936年李奉调入关，由李延平代理，1937年正式接任军长)，参谋长胡伦，政治部主任黄玉清，辖3个师，7个团，1600余人，建制如下：

　　第1师：师长 李延平(兼)　 政治部主任：黄玉清(兼)

　　第2师：师长 郑鲁岩　参谋长 崔石泉　 政治部主任：崔荣华

　　第3师：师长 李天柱　政治部主任：邓化南

　　1936年7月，第4军又将在富锦南部山区活动的原自卫军第2旅余部编为第4师，师长刘振国，政治部主任朴德山。11月，上级决定在第4军第2师的基础上成立抗联第7军。于是第4军又以原第5团为基础，组建了新的第2师，师长李天柱;以原第3师第7团为基础，成立了第3师，师长官显庭。此时，全军已达2100余人。

　　东北抗日联军第7军第7军的前身是1933年6月成立的饶河反日游击队。1934年2月，该游击队改为饶河民众反日游击大队。1935年9月，编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4军为第4团。1936年3月，扩编成第4军第2师。同年11月，为适应虎林、饶河地区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需要，中共吉东组织决定将该师扩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7军，陈荣久任军长，崔石泉任参谋长，下辖3个师，3个团，共700余人，序列如下：

　　第1师：师长 陈荣久(兼)

　　第2师：师长 李学福　 参谋长：金铎

　　第3师：师长 景乐亭　 参谋长：阎敬山　 政治部主任：金铁宇

　　中共吉东省委成立

　　1936年中共吉东特委遭敌破坏后，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先后成立了中共下江特委、道北特委和道南特委，分别领导吉东十余县党的工作。随着吉东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联各军的成立，中共吉东组织于1937年3月10日在依兰县四道河子(现为林口县)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在上述三个特委的基础上，成立中共吉东省委，负责领导整个吉东地区的抗日斗争和抗联各军。省委由宋一夫、周保中等8名委员组成，宋一夫为书记。会议还对今后抗日救亡运动和游击战争的策略作出了相应的决议，提出在“坚守实力不损条件下，尽可能推展进攻的活动。”[刘文新：《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4页。]

　　(二)吉东地区抗联各军抗日游击战争步入新阶段

　　抗联第5军主力转战中东铁路南北，取得大盘道、前刁翎、依兰战斗的重大胜利为了打击敌人，发展抗日力量，抗联第5军成立后，即决定军部率3个团留在宁安老区坚持斗争，军主力第1、第2师开往日伪统治比较薄弱的中东铁路东段南北地区，开辟新的游击区。

　　1936年2月，军主力从宁安地区出发，向中东路以北的穆棱、密山、依兰方向转移，第2师为先遣队，第1师主力跟迸。2月下旬，由额穆地区向镜泊湖方向转移的第1师部队，进至东京城莲华泡地区时，突然遭到驻东京城日军和伪军一部的围攻。师长李荆璞指挥部队与敌激战，毙伤日军林田中校以下官兵90余人后，突出重围。3月间，第2师师长傅显明率师主力北进至密儿县黄泥子时，被一支日伪军包围，在突围中傅显明师长壮烈牺牲，由王光字接任师长，继续指挥部队北上。随后，军主力向道北转移过程中，又多次与日伪军警激战，颠覆敌火车一列，击毙日军少校以下官兵30多名，缴获步枪200多支，轻机枪4挺。

　　10月，军主力第1、第2师相继进到中东铁路以北林口地区。

　　为策应和掩护军主力北移而留在宁安老区的部队，在周保中指挥下，先后取得宁安三道河子、卧龙屯和烟筒沟等战斗的胜利。9月初，为摆脱敌人进攻，周保中率军部及第5军和第2军第2师各一部，从宁安西区向道北转移。转移途中于9月24日在宁安泉眼头召开第2、第5军干部会议，决定在宁安地区建立第5军留守处，以第5军政治部主任张中华任主任，领导第2军第2师和第5军留守部队，坚持中东路以南老区的游击战争。

　　10月，第5军军部亦到达道北林口地区，并在头道河子建立了军部临时办事处。此后，军部和第1师以刁翎为中心，活动于牡丹江下游地区;第2师则活动于依兰以东、宝清和富锦地区。在此期间，第5军还和松花江下游的抗联第3、第4、第6、第7军及其它抗日武装沟通了联系。在相互协同作战中，多次挫败日伪军进攻，拔除许多敌军据点。

　　1937年春，第5军军部和第1、第2师先后集结于以刁翎游击根据地为中心的牡丹江下游地区，开展较大规模的游击战，进行了大盘道、前刁翎和依兰几次较大的战斗。1月下旬，日军驻后刁翎步兵300多人，强征当地居民爬犁(亦称雪橇)200多张，准备撤往林口。第5军闻讯后，决定在大盘道北面设伏，歼灭这股敌人，第5军伏击部队于1月28日晨4时进入预伏地域。13时，当日军乘坐爬犁闯入伏击圈时，预伏部队立即开火，激战至16时，终将360余名日军消灭，缴获全部物资和武器弹药。大盘道战斗的胜利，曾使驻刁翎的日伪军一度不敢出扰。2月1日，第5军又乘驻刁翎日伪军恐慌动摇之机，以军部和第2师主力夜袭前刁翎屯，歼灭伪军一个营。3月中旬，活动在松花江下游地区的抗联第3、第4、第5、第8和第9军各一部，决定联合攻打依兰县城，推举周保中为总指挥。

　　19日，联军各部分别进入依兰县城周围阵地。

　　20日凌晨2时发起攻击。在城里伪军内部地下工作人员策应下，联军一部首先从城西北门突破。接着，其他各部分别从东、西、南门攻入。激战至晨6时许，城区大部被联军攻占。与此同时，联军另一部在新卡伦西北地域，重创了从双河镇驰援依兰的400多名日军。7时，联军在向城西、城南撤退中，诱敌出击，又歼其一部。依兰战斗，共消灭日军300余名，伪军数十名，缴获轻机枪10挺，步枪320多支，弹药和其它军用物资一部。联军伤亡80余人。

　　1937年3月，在中共吉东组织召开扩大会议并成立吉东省委的同时，第5军也健全了各级党组织，加强了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军设军党委，书记周保中，师设党委或工作委员会，团及军直属单位和军部各处设特支，连设支部，连以下设小组。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以连队党支部为核心进行。为了筹办该军及下江地区第3、第8、第9等军的军需给养，1937年还先后成立了牡丹江、依东和下江等办事处。

　　吉东党组织扩大会议后，第5军调整了军事行动部署：军部率第1师以勃利、依兰、方正为中心，进出中东铁路沿线，并恢复原绥宁游击区的工作;第2师主力继续在松花江下游依东、桦川、富锦、宝清、同江等地开展游击活动，建立后方基地，并与第4、第7军取得联系;第2师第5团，坚持原地活动，保持同第3、第6军的联系。

　　5月，为与南满第1路军沟通联络，第5军又将配属该军的第2军第2师第5团扩编成独立旅，执行南进联络任务。随后各部按计划行动。五六月间，军直和第1、第2师先后分别在三道通江、桦树底子和土龙山等地与日伪军警激战，取得多次胜利。7月，驻宁安三道河伪森林警察大队长李文彬率部150人，击毙日本指导官后携械反正，被编成第5军警卫旅，李文彬任旅长。

　　抗联第4军开辟富锦、宝清新游击区，协同第3军远征铁力、海伦刚刚编成的抗联第4军，根据中共勃利县委召开的第4军和第3军第4师联席会议精神，决定东征富锦、宝清，打破敌人的“讨伐”，开辟新的游击区。

　　1936年6月20日，第4军代军长李延平率军部和第7团及第3军第4师主力向富锦、宝清地区东征;第4军政治部主任黄玉清率第1团仍留勃利老区活动。李延平率部进到富锦以后，一面积极开展群众工作，一面打击日伪军和反动地主武装。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和战斗，第4军在室清、富锦一带开辟了新的游击区，并在宝清李金围子西南的大叶子沟沟里修建了密营和被服厂。与此同时，抗联第4军第1师一部还参加了第3军远征铁力、海伦。

　　在近5个月中，进行大小战斗10余次，歼灭日伪军300余人。

　　1937年春，第4军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在第3军的帮助下进行了整顿，部队数量虽未增加，但质量有了提高，为迎接新的战斗任务作了准备。

　　抗联第7军扩大虎(林)饶(河)游击根据地，开辟同(江)富(锦)新游击区抗联第7军成立后，曾与抗联第3、第4、第5军密切配合，积极打击敌人。

　　1937年3月，陈荣久军长率领150余人，在饶河县西北大顶山北部天津班进行统战工作时，被日伪军300多人包围。陈军长指挥部队英勇奋战，毙伤日军饶河参事官大穗久雄以下40余人，伪军几十人。部队虽然突出重围，但损失严重，军长陈荣久英勇牺牲。陈荣久是抗联第7军创建人之一，在扩大抗日队伍，指挥部队对日作战方面成绩显著，被誉为“魁武将军”。陈军长牺牲后，第7军在暴马顶子召开军中共代表会议，决定由崔石泉任军党委书记、代理军长。原第1、第2师合并为第1师，李学福任师长;原第5团扩编为第2师，邹其昌任师长，云鹤英任政治部主任;原第3师景乐亭仍任师长，李一平任政治部主任。会议还决定加强党的领导，在部队中反对不良倾向，开展反奸细斗争，并加强各反日山林队的工作。

　　第7军在军党代会后，从各方面加强工作。经过小南河各民众武装团体、山林队联席会议以后，各山林队和红枪会相继投奔或接受第7军的领导。第7军收编了数支山林队，并经过思想组织整顿，战斗力有了加强。

　　1937年4月下旬，崔石泉率第7军一部配合其它抗日武装共300余人，分四路攻击西林子警察署和伪军据点，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和其它军需物资，解决了收编部队的补给问题。尔后，第7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崔石泉率领军部和第2师及收编部队在虎饶地区活动;另一路由李学福率领第1师和第3师到同江、富锦一带游击。崔石泉率队在虎林地区活动期间，积极联合当地山林队，成立了虎饶反日游击指挥部，并收编了部分抗日武装。李学福率部进入同江、富锦之后，时而化整为零发动群众，时而化零为整打击敌人。

　　5月15日，李学福所率部队在二龙山第三牌附近与500余日伪军遭遇，毙敌50余人，并接应伪军一部反正。6月间，该部由富锦进抵二道林子时，又与日军900余人遭遇。经一天激战，毙敌150余人后安全转移。第7军在当地人民群众和山林队配合下，经过几个月的连续作战，不仅打破了日伪军的“讨伐”，而且在战斗中壮大了自己，全军发展到880余人，扩大了虎、饶老游击区，开辟了富、同新游击区。

　　三、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成立，东北抗联第3、第6军编成，北满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高涨

　　(一)东北抗联第3、第6军编成，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成立

　　1936年1月下旬，会师汤原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和汤原抗日游击总队以及东北民众军、救国军等各军领导人赵尚志、李延禄、夏云杰、张寿篯、谢文东、李华堂、冯治纲等，在汤原吉兴沟举行了东北反日联合军军政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八一宣言”和“六三”指示信的精神，决定组织东北反日联合临时政府，成立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推选赵尚志为总司令，张寿篯为总政治部主任，李华堂为副总司令。会议还通过了《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军政扩大会议决议》。会后，谢文东、李华堂部与第3军分开活动，第4军于2月上旬返回延寿、方正地区。这次会议上成立的“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不能包括一、二、五、七军”，[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给周保中同志并五军诸同志信》，1937年2月10日。]它实际上是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在统一指挥北满军事行动，统筹安排给养，培养和调配干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根据汤原吉兴沟会议精神，为贯彻“八一宣言”和军队统一建制的原则，中共领导的北满各抗日武装先后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1936年8月1日，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为基础，正式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军长赵尚志，政治部主任冯仲云，辖10个师，共6000人，建制如下：

　　第1师：师长 刘海涛　 政治部主任：李熙山

　　第2师：师长 关化新　政治部主任：吴兴才

　　第3师：师长 张连科　政治部主任：吴景才

　　第4师：师长 郝贵林　 政治部主任：

　　第5师：师长 景永安　政治部主任：蔡近葵

　　第6师：师长 张光迪　治部主任：兰志渊(后叛变)

　　第7师：师长 于海云(后叛变) 政治部主任：张德

　　第8师：师长 考凤林(后叛变)　 政治部主任

　　第9师：师长 李振远　政治部主任：雷炎

　　政治保安师：师长 常有钩

　　东北抗日联军第6军1936年9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6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6军，夏云杰为军长，张寿篯代理政治部主任，冯治纲为参谋长，辖7个团。1937年2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决定对第6军进行整编，任命戴鸿宾为军长，兰志渊(后叛变)为政治部主任，冯治纲为参谋长，并将7个团扩编成4个师12个团，建制如下：

　　第1师：师长 马德山　 政治部主任：徐光海

　　第2师：师长 张传福(陈绍宾代) 政治部主任：张兴德

　　第3师师长周云峰(后叛变) 政治部主任：周云峰(兼)

　　第4师：师长 戴鸿宾(兼) 政治部主任：吴玉光

　　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成立

　　随着北满地区抗联第3、第6军和其他抗日武装的不断壮大及游击区的不断扩展，给北满地区的党组织提出了加强统一领导的要求。为适应这一新的形势，中共珠河、汤原中心县委和第3、第6军党委，于1936年9月18日在汤原县帽儿山北坡召开联席会议(简称珠汤联席会议)。会上讨论了政治、军事、组织等重大问题，并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决定，成立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选举赵尚志、冯仲云、张寿篯等15人为执行委员，赵尚志为执委会主席。省委常委由3人组成，冯仲云任书记。会议还要求第3、第6军相互配合，突破日军以宾(县)、木(兰)、通(河)、汤(原)、依(兰)5县为中心的秋季大“讨伐”，开辟以龙江腹地为中心的新的游击区域。

　　(二)北满地区抗联各军抗日游击战争蓬勃发展

　　抗联第3军驰骋在松花江两岸广大地区，游击区扩展到北满30余县抗联第3军编成后，军部率第5、第6、第7、第9师，在松花江北岸的汤原、通河、木兰、巴彦、东兴、铁力、庆城(庆安)、绥棱、海伦、通北、龙门、奇克(逊克)、佛山(保兴)等县活动;第1、第2、第3、第8师，活动于松花江南岸的宾县、延寿、珠河、方正、林口、苇河、五常、阿城、双城县境;第4师和以后成立的第10师，在牡丹江东北的依兰、桦川、勃利、宝清、富锦、绥滨、萝北、密山、虎林、饶河等县游击。

　　1936年冬，北满日伪根据关东军《治安肃正纲要》的规定，动员伪三江省全部军事力量，进行冬季大“讨伐”，妄图聚歼该地区的抗联第3军和其它抗日部队。据此，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第一、第二次常委会议决定，根据敌强我弱的特点，“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略战术”，“避开敌人大部队的正面进攻，迂回到敌人防守薄弱的地区去打击敌人，开辟新的游击区域”，[刘枫：《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2页。] 以粉碎敌人的企图。

　　按照这一精神，第3军决定以主力西征小兴安岭一带的铁力、海伦、龙门，然后插入黑嫩平原，开展游击战争。第3军参加西征的部队有第1、第2、第3、第6、第9师主力和第5军第1师、第4军第1师一部。这些部队经过艰苦转战，于11月以前先后到达铁力地区。

　　同年11月，第3军军长赵尚志又亲率一支500余人的骑兵部队(由军直部队和第1、第5师各一部混合编成)，从汤原出发西征。西征部队采取声东击西战术，巧妙地摆脱了敌人，于12月间抵达铁力地区，同先期到达该地的各部会合。

　　此时，日军已侦知第3军的意图，组织了一支近千人的“讨伐”队，乘坐马爬犁，对西征部队前堵后追。

　　赵尚志决定率军部和第5、第6师各一部由铁力转向西北前进，把敌人引进深山，寻机歼灭之。一天，第3军部队进到通北县附近一个叫“冰趟子”的狭窄山沟，赵尚志决心利用山沟两侧的山林设伏，歼灭尾追之敌。经两日部署准备之后，日军700多人果然闯入预伏阵地。第3军伏击部队立即对敌展开包围攻击，经过反复争夺，共歼灭日军300余人，其余敌人仓惶退去。冰趟子战斗后，赵尚志留下第6师一部在海伦、铁力一带坚持斗争，自己率军部和第1师一部继续北上，挺进通北、龙门。北进途中，远征部队又在龙门附近的炭窑设伏，一举歼灭日军町田少校以下21人。

　　龙门战斗后，日军在空中用飞机追踪轰炸，在地面调步兵加紧堵截，远征部队伤亡较大。部队到达逊河附近露营时，仅剩百余人。由于过度疲劳和麻痹大意，夹遭敌人包围、袭击，又损失过半。余部在赵尚志率领下，忍饥挨饿，杀战马当食，以橡籽充饥，历尽千辛万苦，行程1000余公里，于1937年春末返回汤原后方根据地。

　　在第3军主力西征期间，留守汤原地区的第1、第5师和军直各一部，分头出击，策应军主力西征。军直和第1师留守部队先后袭击林口、金满沟和小道沟之日伪军，并协同第5军攻占了依兰县城。第5师一部于1936年12月1日曾攻克伪国境线上军事重镇佛山(今保兴)县城，震动了萝北和绥滨的敌人。

　　自1936年9月到1937年4月，抗联第3军部队驰骋北满几十县，纵横数千里，与日伪军作战100余次，毙伤俘敌1000余人，攻占城镇20多座，打破了日军以汤原等五县为中心的大“讨伐”，开辟了铁力、海伦等新游击区，为开展黑嫩平原的游击战争创造了条件。

　　抗联第6军转战下江各地，开辟依兰、桦川、富锦新游击区第6军刚刚编成，便在第3军协同下，以汤原为根据地，开辟依兰、桦川、富锦新游击区。

　　1936年秋，根据北满临时省委第一、第二次常委会议决定，第6军主力在军长夏云杰和参谋长冯志纲率领下，从汤原出发，越过松花江，进到依兰、桦川等县开展游击活动。经过几个月艰苦征战，入冬以后，南下部队返回了汤原游击根据地。

　　同年11月23日，第6军一部在汤原西北部活动时，遭敌袭击，军长夏云杰身负重伤，不幸牺牲。夏云杰是抗联第6军的创始人，对建立汤原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展松花江下游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夏云杰牺牲后，第6军于1937年2月，在集贤县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提名，决定由戴鸿宾继任军长，兰志渊任政治部主任，并在原7个团的基础上，将部队扩编成4个师12个团。4月间，又增编了第5师，师长刘振声，政治部主任高玉声，辖4个团。正当第6军进行扩编之时，日伪军集中3000余人开始了对该军的春季“讨伐”。为避免损失，第6军决定以师为单位向外线转移，军部及第4师留在汤原地区坚持斗争。

　　各部在转移中，冲破敌军的堵截，先后取得了火龙沟、夹信子、暖泉子、葫芦信子和三道乌隆等战斗的胜利，并在桦川、富锦一带开辟了新的游击区。

　　与此同时，留在汤原老区坚持斗争的部队，在冯志纲的率领下，取得了夜袭汤原县城的胜利。5月18日夜，第6军留守部队在汤原抗日救国会会员的接应下，首先从汤原城东北角突入城内。尔后分三路向纵深发展：一路直插伪县公署，并阻击日军守备队的反扑;一路解除北门伪警察武装，并以部分兵力控制退路;一路打开监狱和仓库，解救被关押的同胞，获取军用物资。拂晓以前攻城部队顺利撤出，并打退了日军的反扑和尾追。此战全歼城内伪警察和伪守备队，击毙日本参事官，俘伪副县长以下数十人，缴迫击炮3门，轻机枪3挺，步枪60余支，救出被关押的干部和群众70余人。这一胜利轰动了北满，鼓舞了下江军民，沉重打击了日伪军。

　　第3、第6军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巩固与扩大了北满游击根据地，使松花江沿岸10余县联成一片，在根据地内普遍建立了抗日救国会、妇女会、儿童团以及农民自卫武装。仅依兰、汤原两县就有抗日救国会会员35万人，珠河县有农民自卫队员6000余人，各项工作实际上都在救国会的领导之下进行。

　　1936年三四月间，在汤原还召开了工、农、商、学、兵代表会议，成立了下江人民政府，使根据地建设日趋完善。

　　四、东北抗日联军第8、第9、第10、第11军的建立

　　东北抗日联军除了上述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7个军以外，还有一些与中共有统战关系的抗日部队，在抗日胜利形势的鼓舞下，经过中共组织的工作，于1936年夏至1937年秋，先后加入了抗联的行列。这些抗日武装力量，尽管与中共直接领导的7个军不同，但他们在抗日这个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并且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加强这些部队的建设，中共还向这些新建立的军派出了党代表(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干部。但由于这些部队成份比较复杂，而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在这些部队中又比较薄弱，以致有的部队的改编只是形式和名称的改变。在胜利的形势下，他们能够同共产党站在一起打击日本侵略者;当遇到艰苦困难特别是挫折时，往往经不起考验，甚至发生怀疑、动摇，以至走向反面。

　　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

　　1934年3月，依兰县土龙山农民反日暴动后，以谢文东、景振卿为首组成民众救国军。同年10月，民众救国军失败，余部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帮助下重整队伍。1936年9月，该部在抗联第5军党委直接指导下，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军长谢文东(后叛变)，政治部主任刘曙华，副军长滕松柏(后叛变)，参谋长于光世。部队由原来的4个团扩编成两个师，后来又扩成6个师，约2000人。该军编成后，在依兰、方正、延寿、勃利等地开展游击活动，配合活动于上述地区的抗联各军作战。

　　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

　　1932年8月，原吉林自卫军李杜部营长李华堂在自卫军失败后，于小土城子收编地方武装组成“中国自卫军吉林混成旅第二支队”。

　　1934年末，该支队在日伪军“讨伐”中受到重大损失，仅剩五六十人。后在人民革命军第3军的帮助下，重新整编了队伍。

　　1937年1月，继抗联第8军成立之后，该支队根据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的决定，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军长李华堂(后叛变)，参谋长李向阳，所属部队编成3个师，8个团，共800余人，后发展到2000余人。第9军开始在汤原汤旺河沟里一带活动，后由于日伪军的压迫而移到松花江南岸，转战于依兰、方正、勃利等地。

　　东北抗日联军第10军

　　该军的前身是宋德林山林队余部汪雅臣为首的反日山林队“双龙”队。

　　1936年初，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将“双龙”队收编，改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8军，汪雅臣任军长，王维宇任参谋长。1936年冬，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决定将该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0军，军长汪雅臣，政治部主任王维字，副军长齐云禄(后叛变)，辖10多个团，1000余人。该军在五常、苇河、舒兰一带活动，曾配合抗联第3军作战。

　　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

　　该军的前身是1933年6月依兰县驼腰岭金矿起义工人组成的反日山林队“明山队”，队长祁宝堂(祁致中)。

　　1936年5月，在人民革命军第3军和中共勃利县委的帮助下，将“明山”队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独立师，祁致中任师长，富振声任政治部主任，辖7个团1个游击队共400余人，后改编成3个旅9个团，约800人，主要在勃利、富锦、桦川一带活动。

　　1937年6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扩大会议曾作出将该独立师扩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的决定，因当时缺乏领导干部而未编成。直到同年10月，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才在富锦正式编成，军长祁致中，政治部主任金正国，参谋长白云峰(后投敌)。辖1个师，3个旅，9个团，1500余人。第11军编成后，主要活动于依兰、桦川、富锦、集贤一带。

　　1936年2月到1937年7月，是东北抗日联军迅速发展也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达到高潮的时期。到1937年秋，东北抗日联军已建成11个军，共3万余人，并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游击区，游击区扩展到70余县。

　　东北抗联在北起小兴安岭山麓，南至长白山、鸭绿江畔，西起辽河，东到乌苏里江的广大地区内，纵横驰骋，同日伪军警作战数千次，挫败和打破了敌人上百次“讨伐”，歼了大量日伪军，粉碎了日军消灭抗联、摧毁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企图，威胁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殖民统治，牵制了大量侵华兵力，推动了关内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推迟了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进程，鼓舞了阿比西尼亚和西班牙等欧非国家人民反对德、意法西斯侵略与干涉的斗争。

　　东北抗联消灭敌人的数字，据周保中当时概算，1931年到1937年期间，共歼敌103500人。日本陆军省公布的1931年到1935年期间日军伤亡是：战死4200人，伤、病者171300人。关东军头目从本庄繁到植田谦吉都曾为日军的重大“牺牲”感到“最为遗憾”。

　　日军更为苦恼的是虽然付出了“很大牺牲，但治安没有好转”，抗日部队“日益发展活跃”，使日军日夜不得安宁。据日伪统计，1932年到1937年6年中，抗日部队共出动131423次，达21058011人次。若按年计算，1932年共出动377万多人次，1937年则增加到1035万多人次。[伪满治安部编：《满洲国警察史》，第321页。] 再以月计算，1936年7月一个月就出动20万人次，日军死伤达900余人。[1936年伪联华社长春电讯。]

　　伪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无可奈何地承认：“根据我的观察，对于能不能预计在短期内把满洲国治安恢复到平静时期这一问题，很遗憾，我只能回答一个否字。”[《世界历史20·现代5》，第280页。]

　　东北抗日联军和抗日游击战争所以能如此迅速发展，除了国内国际等客观因素外，从主观指导上讲，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这支部队确立了为全民族的解放利益而战的思想，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因而大得民心，拥军、支军已成为广大群众的行动。连日本关东军参谋部也不得不承认：民众对抗日部队的“认识是极为良好的”，这也是“从来在讨伐上得不到效果的最大原因”。[关东军参谋部：《关于昭和十年秋季治安肃正工作概况》，1935年12月。]

　　其次，执行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籍贯、队头，不记旧宿怨，只要抗战，大家都联合起来”的原则下，争取和团结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从而推动了抗日武装和抗日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

　　第三，各地中共组织把工作重点逐步转向农村，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各种群众抗日组织和游击根据地，给游击战争的发展提供了群众基础和后方基地。

　　第四，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不死守一地，不打硬仗，而是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战略战术。诸如：避敌锋芒，击敌弱点;声东击西，内外线结合;诱敌深入，寻机制敌等等，有效地打破了优势敌人的“讨伐”，保存和发展了抗日武装力量。

　　五、朝鲜、日本人民支持和参加中国东北的抗日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朝、日人民的共同敌人，在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侵占中国东北的斗争中，得到了朝鲜人民和日本人民的同情和支援，许多朝鲜优秀儿女和日本革命者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一)朝鲜人民积极参加东北抗日运动，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

　　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就有许多不堪忍受日本残暴殖民统治的朝鲜人民，纷纷渡过鸭绿江、图们江来到中国东北地区，有的就已在本国或中国东北边境参加了反日斗争。“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朝鲜人民，纷纷参加东北的抗日群众运动和抗日游击队，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共同打击敌人。在这些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金日成等所创建和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这支部队在中朝两国人民亲密团结和合作下，到处打击敌人，不断壮大自己。

　　1934年至1935年间，他们井与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1600多次，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另据日本所发表的数字，从1931年9月到1936年7月，这支部队同日伪军作战23928次，毙伤日伪军警4321人，俘虏日伪军警18114人，缴获武器3179件。对推动中国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朝鲜人民的反日斗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霸占中国东北的武装斗争中，许多朝鲜的优秀儿女用鲜血和生命支援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们在战斗中同中国兄弟结成了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这种为争取祖国独立和民族解放而团结战斗的友情，在杨靖字所写的一首《中韩民众联合抗日歌》中，已充分地表达出来了。这首歌词写道：

　　热血沸腾，杀声冲天，民族联合钟，壮夫断臂，争先恐后，共夺万年灯!

　　旌旗以至，势同破竹，虏焰自息影。阵容强化，战线巩固，优点早造定。

　　联合呀!中韩民众!本赤诚，互相间。誓杀到敌人大本营!勇冲锋![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56页。]

　　中朝两个被压迫民族在长期反对共同敌人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战斗友谊是牢不可破的。中朝人民正是凭着这种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打败了共同的敌人，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二)日本人民和关东军士兵的反战活动

　　“九·一八”事变发生前的两个月，日本共产党就号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奋战展开斗争”。[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中文版，第142页。]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当时的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就立即揭露日本侵略计划的反动实质，并号召全党“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不要染指中国”。在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下，日本工人、农民相继开展大规模的反战斗争。各阶层人民先后走上街头，集会讲演，散发传单，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罪行。日本无产阶级还呼吁世界无产阶级起来开展反战斗争。为了加强反战斗争，日本共产党于1932年7月成立了中央军事部，9月创办了面向士兵的机关报《士兵之友》，在军营和军舰上进行发展基层组织的活动。

　　日本无产者、工人活动家片山潜发起的世界反战大会，于1932年8月17日至29日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举行。来自25个国家的不同政党和劳动团体的2244名代表出席了会议。片山潜参加大会并发表了演说。在演说中，他历数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的罪行，热情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和广大群众以游击战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在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野坂参三和山本悬藏联名发表了《给日本共产主义者的信》，指出现在日本斗争的主要敌人是“法西斯军部”，“日本共产党当前的任务是把全体劳动人民统一起来，反对军部、反动和战争。”[〔日〕井上清等：《日本近代史》下册，商务印务馆，1972年版，第595页。]

　　在中国东北抗日战场上，许多日本士兵目睹     日本法西斯的种种暴行，激起了正义感和自责心，推动着反战运动在关东军内部发展。有的拒绝将枪口对准中国人民，有的暗地援助抗日力量，有的想尽办法投奔到抗日队伍中去。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日本共产党员伊田助男，就是一个杰出的代表。为了反对日本侵略，支援中国人民，伊田助男在1933年日军鳖刚村一旅对吉东马家大屯一带游击队进行“讨伐”期间，将10万发子弹用卡车运送到嘎牙河下游大肚子川沟一片隐蔽的森林里，准备送给反日游击队。由于未找到游击队，伊田最后遗书自尽。该遗书写道：

　　亲爱的中国游击队同志们：

　　我看到你们撒在山沟里的宣传品，知道你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你们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我很想和你们会面，同去打倒共同的敌人;但我被法西斯的恶兽包围着，走投无路。我决心自杀了。我把我运来的十万发子弹赠送贵军。它藏在北面的松林里，请你们瞄准日本法西斯军射击。我虽身死，但革命精神长存。祝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

关东军间岛日本辎重队日本共产党员 伊田助男

1933年3月30日 [《星火燎原》第4辑，第422—123页。]

　　游击队员们看过这份遗书后，无不敬佩伊田助男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表示要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后来，这件事一直传到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赞扬。

　　伊田助男事件轰动了日本关东军。事后，日本特务机关在鳖刚村一旅进行大搜捕，并将该旅调往延吉解散，所部官兵被送到各地“矫正思想”。但是醒悟了的日本士兵，并不因为日本当局的镇压而停止反战活动，类似伊田助男的人和事仍不时出现。这些事例表明，许多日本士兵是不愿为日本法西斯卖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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