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章 中国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

　　第一节 相持阶段到来前后的国际环境

　　中国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前后，正是国际局势急剧恶化的时期。在欧洲，德意法西斯疯狂扩张，英法美等国却一味地妥协让步，终于导致欧洲战争的爆发。在远东，英法美为了应付欧洲危机，奉行一条对日本的绥靖政策。苏联有与西方各国携手遏止法西斯侵略扩张的强烈愿望，但是在西方一些国家一再拒绝集体安全政策的情况下，也以避免战争，维护自身安全力首要任务。

　　这种状况使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处于一种极端不利的地位，也给中国人民的抗战带来不利影响。

　　一、慕尼黑协定与欧洲战争爆发

　　1937年秋，资本主义世界爆发新的经济危机，日本法西斯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以及英美等国对此所抱的“中立”态度，刺激了德意在欧洲的新冒险。

　　1937年11月5日，德国召开了有三军总司令参加的秘密会议——霍斯巴霍会议。会上希特勒提出了今后新的扩张目标是“在欧洲大陆的心脏地带取得成就”，“第一个目标必须是同时推翻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特尔福德·泰勒：《慕尼黑——和平的代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471～472页。]

　　1938年2月，德国开始着手实现这一计划，向奥地利提出了一系列无理的要求。3月11日，德军越境进入奥地利。13日，德国宣布奥地利并入德国。

　　英国的默许态度早在1937年11月就已明确，英国枢密大臣哈利法克斯向希特勒表示：欧洲秩序的改变，“也许是注定要发生的。在这些问题中有但泽问题、奥地利问题和捷克斯洛伐克问题。英国希望看到，任何改变都必须通过和平演变进行。”[特尔福德·泰勒：《慕尼黑——和平的代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486页。]

　　1938年4月2日，英国正式承认奥地利并入德国。法国与美国也相继宣布承认。

　　紧接着，德国又将千头转向捷克斯洛伐克。1938年3月28日，希特勒宣布，要在不久之后解决苏台德问题。5月30日，他又规定，必须在10月1日前实施武力解决捷克问题的“绿色方案”。9月3日，希特勒命令公开进行对捷克的战争准备。

　　面对捷克危机，英国首相张伯伦早有定见：“我们无法帮助捷克斯洛代克——它可能成为同德国开战的一个借口。……因此我放弃了对捷克斯洛伐克提供保证的想法，也不想在法国履行它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义务方面向法国人提供保证。”[特尔福德·泰勒：《慕尼黑——和平的代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974页。]

　　法国虽然与捷克斯洛伐克有同盟关系，但并无履行义务的决心，尤其在英国一再要其谨慎从事，不要指望英国支持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为了摆脱捷克斯洛伐克这个“烫手的土豆”，英法两国一面不断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施加压力，迫其向德国让步，一面频繁示意德国，请求举行首脑会晤，探求和平解决的办法。9月15日、22日、28日，张伯伦不惜屈尊三次飞往德国，并向希特勒许诺：“你完全可以不战而立即得到一切主要的东西。”[特尔福德·泰勒：《慕尼黑——和平的代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974页。]

　　1938年9月29日至30日，德、意、英、法四国首脑在排除当事者捷克斯洛伐克和与捷克问题有切身利害关系的苏联的情况下，在慕尼黑召开会议，达成了出卖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的《慕尼黑协定》。其中规定：捷克斯洛伐克将苏台德地区及其一切附属设施和物资无偿移交给德国。协定的附件规定：英、法、德、意共同保证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领土不受侵犯。

　　英法在慕尼黑的妥协不但没有带来欧洲的稳定和“一代人的和平”，相反，却使欧洲分崩离析，战争提前到来。慕尼黑会议引起了欧洲国际关系的大混乱。各个中小国家在心理上受到极大震撼，它们深深感到英、法不足恃，原有的欧洲秩序已经摇摇欲坠，因此，纷纷修订自己的外交政策。

　　1939年2月24日，匈牙利参加了《反共协定》。罗马尼亚则表示，“既不偏向轴心国，也不偏向西方”。另有一些国家则借机强行解决与邻国的领土纠纷。

　　慕尼黑会议及其结局从根本上动摇了苏联对英、法等国长期抱有的期望。自30年代初东西方战争策源地形成以来，苏联一直奉行联合英、法，共同对付德、日、意法西斯侵略扩张的集体安全政策，然而，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期间，苏联发现自己虽为欧洲大国之一，却被排除干事关欧洲前途的国际会议之外。严酷的现实迫使苏联不得不考虑调整自己的政策。

　　1939年3月10日，斯大林在苏共第18次党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申明苏联的对外政策为：“执行维护和平和加强同所有国家的事务联系”，“保持谨慎态度，不让那些惯于从中渔利的战争挑拨者把我国卷入冲突中去。”[军事科学院编：《斯大林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215页。]

　　按照这一中立自保的政策，1939年8月，苏联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慕尼黑的又一后果是进一步鼓励了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冒险。1938年10月21日，刚刚获得苏台德地区的希特勒又为德国指定了新的扩张目标，他命令部队准备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地区，并对立陶宛的默默尔地区提出领土要求。10月20日，德国外长向波兰大使提出，把但泽归还德国，并在波兰领土上建立一个走廊，使但泽与东普鲁士连结起来。

　　1939年3月16日，德军开进捷克斯洛伐克，宣布将《慕尼黑协定》中并不包括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并入德国。3月23日，希特勒亲乘“德意志号”战舰占领了默默尔地区。4月3日，希特勒批准了入侵波兰的《白色方案》。

　　4月7日，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

　　德、意新一轮的扩张把英、法逼进了死胡同，迫使它们不得不在三四月间先后对波兰、罗马尼亚、希腊、比利时、荷兰、土耳其等国提供安全保证，形成了事实上的军事联盟。与此相对应，希特勒于4月28日宣布废除1935年的英德海军协定和1934年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又于5月22日与意大利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结成了所谓“钢铁同盟”。至此，欧洲形成了两大对立的政治、军事集团。

　　1939年8月23日，德国在完成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避免东西两线作战的部署后，于1939年9月1日发动了侵略波兰的战争。9月3日，英法两国对德宣战，欧洲战争正式爆发。

　　二、英美策划远东慕尼黑

　　自1938年起，急剧恶化的欧洲局势对远东的影响是巨大的。英美等西方国家虽然不甘心丧失自己在中国的既得权益，屡有抗议日本乃至有限援助中国抗战的表示。但是实现对日妥协，却是这一时期英美远东政策的主流。

　　1938年9月的欧洲慕尼黑协定，鼓励了日本在远东的扩张。1938年11月3日，日本公然发表“东亚新秩序”的声明，明确宣布要以日本的“新秩序”取代英美为主的东亚旧秩序。

　　11月8日，外相有田八郎向美国大使表示，“今当东亚天地正展开新的形势之际，仍以事变前适用的观念乃至原则来衡量现在及将来的事态，不仅不能给解决当前问题带来任何办法，而且不能有助于确立东亚的持久和平。”

　　12月29日，有田又对外国记者团声称：“将来第三国在中国的经济活动，应在三国(指“日满华同盟”——著者)新体制的国际和经济自主所能允许的必要限度内，且必须不享有政治特权。”[〔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131页。]

　　面对日本的新挑战，英美等国面临三种选择：

　　其一，大力援助中国，积极介入中日战争，以实力对抗日本，保全自己的在华利益。但是，英美等国不愿承担与日本全面交恶的风险，尤其在欧洲危机的情况下，更担心因此而削弱它们在欧洲的地位，促使日本加速靠拢德、意。

　　其二，与日本全面妥协，承认其扩张要求，以稳定远东，集中力量于欧洲。

　　但是，这不仅意味着英美等国在华利益丧失殆尽，而且会危及其在整个亚太地区的根本利益和战略地位，因此很难为英美所接受。既不愿对抗，又不甘心放弃既得利益，于是就只能选择第三种折衷的政策，即利用中国的抗战来挫折日本的扩张锋芒，使其知难而止，在合适的时机，以中国的利益为代价，换取日本让步，实现双方有条件的妥协，从而保全西方国家在华的基本利益。“东亚新秩序”出笼后，英美的反应强烈。1938年12月30日，美国对日本提交了措辞强硬的抗议，申明“门户开放”原则不容某一方面片面取消，反对“新秩序的内容和条件。”[《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38～1939)》，波士顿，1939年版，第246～251页。]

　　英国继美国之后，也于1939年1月14日照会日本，表示“既不接受，也不承认日本用武力在中国造成的局势”。[《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38～1939)》，波士顿，1939年版，第253页。]

　　在频繁交涉、抗议的同时，英美感到有必要对中国抗战给予适当援助，以免因中国的崩溃而丧失制约日本的筹码，才首次决定对华贷款。这些贷款不仅迟迟难产，而且附加了许多限制条件，如借款对象不能是中国政府，必须由民间机构出面，借款不能用于购买军火，借款必须是商业信贷的方式等等。英美在援华问题上的这种态度，无非是要维护其“中立”立场和正常的对日关系。

　　英美对日本的侵华行动，虽有抗议表示，但举措相当谨慎。日本工业对外依赖性最大，美英是其主要的贸易对象。

　　1939年1月，美国驻日大使格鲁指出：日本对美英法三国的出口贸易占其总出口的70%，其收入全部用于购买工业原料。尽管各国都了解日本这一弱点，中国也屡屡提请英美各国实施对日本禁运，以削弱日本的战争力量。

　　但英美等国却不敢触动这一敏感的神经。它们不顾中国及世界舆论的反对，竭力维持与日本的贸易关系。

　　1937年至1939年，美国对日本出口了价值7.16亿美元的各类物资，为同期对华出口值1.41亿美元的5倍多!1938年，日本从美国获得的各类战略物资竟占其总进口量的45～91%。由此可见，英美等国所维护的与日本的经济关系对中国抗战造成的危害远甚于它们对华的有限援助。至于英美等国在中日战争问题上所奉行的双重性政策的目的，其外交官员有过明确地表白。武汉失守之际，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给外交大臣的报告中声称，英国要“对交战双方维持友好关系……以便在和平谈判及以后时期我们能尽到适当的作用”。“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拖延时间，期待双方终至完全精疲力尽，允许我们帮助实现这个悲惨冲突的合理解决”。[吴东之：《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55页。]

　　1938年10月后，日本被迫停止了对中国的战略进攻，开始改变侵华方针，着重从政治上诱降中国。英美等国视此为与日本达成妥协的良机。

　　1938年11月1日，英国向日本表示，愿意就中日和平问题进行斡旋。[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64年版，第547页。]

　　1939年1月10日，法国新任驻华大使高思默在赴任前与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进行了一次谈话，透露了他的使命。他说：鉴于欧洲和远东局势，通过对远东特别关心的国家之间的合作，使目前的中日冲突得以有效而公正解决的紧迫性正在加剧，其时机似乎就要到来。[《顾维钧回忆录》(3)，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37页。]

　　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菜热指出：欧美列强对结束中日冲突终于发挥作用的时刻就要到来，特别是英国此刻要正式表态，日本也在探索同样的道路，“我们将在远东与英国采取同样的行动。”[《顾维钧回忆录》(3)，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39.340页。]

　　英美两国也分别向日本表示，如果日本建议修改九国公约，他们愿意参加为此而召开的国际会议。为了促成中日停战，英国外交官员分别在中、日两国进行游说。驻日大使克莱琪向日本首相表示：如果日本同意缔结和平协定，英国政府愿意承担使中国方面停止一切排日活动的责任。[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64年版，第547页。]

　　1939年5月，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向蒋介石提出具体建议：放弃满洲，中日实行合作，取缔反日活动，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等。西方各国酝酿的“远东国际会议”虽然未能实现，但是在它们谋求缓和与日本关系的行动中，确实存在牺牲中国利益的内容。针对国际投降主义者的阴谋，毛泽东曾尖锐地指出：“我们坚决地斥责那些认为太平洋会议并非东方慕尼黑的无稽之谈。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东方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国际投降主义者“纵容日本侵略中国，自己‘坐山观虎斗’，以待时机一到，就策动所谓太平洋调停会议，借收渔人之利。”[《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572页。]

　　1939年7月15日，英日在东京开始谈判。

　　24日，双方签署了《有田——克莱琪协定》，规定：英国“完全承认”日本造成的“中国之实际局势”;承认日本在其占领区内享有“特殊之要求”;允诺“凡有阻止日军或有利于日军之敌人之行动与因素”，英国“均无意加以赞助”。[《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43页。]

　　《有田——克莱琪协定》实际上是英国在东方放任侵略，纵容掠夺战争的又一丑行，是“东方慕尼黑”阴谋活动的严重步骤。

　　欧战爆发后，英美等国更加急于对日妥协。1940年4月12日夜，德国即将席卷北欧前夕，英、美、法三国大使一齐会见蒋介石，再次劝告中国“及时对日媾和”。英国大使说：“目前英、法要全力对付德国，无暇顾及中国。英、法不愿使中国灭亡，所以再三劝告采取对日和平方针。日本方面在英、法、美的监视下，也决不会提出过苛的要求。……对中国方面来说，也会使巨大的损失减到最低限度，如加紧建设，不难恢复到战前状态。”法国大使说：“上次本人奉本国政府之命，会同英国大使劝告应与日本媾和，但未见成效，……现在法国面临着欧洲危急，在不得已时为了维持法属印支的安宁，停止滇越铁路的运输也未可知。若走其他路线则代价太大。因此中国要想避免巨大的损失，只能与日本和解。”否则，“将来万一元人支持而继续抗战的话，将不可避免地蒙受更大的打击。”美国大使说：“我代表本国政府向贵国进行忠诚的劝告，即日停止战争，在英、美、法三国援助下和日本进行谈判。”[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185～186页。]

　　1940年6月，德国入侵法国之后，日本在德、意支持下要求英、法封锁滇缅、滇越运输，实行对华禁运。6月19日，法国封闭了滇越铁路;7月15日，英国屈服于日本压力，同意封锁滇缅公路三个月。中国西南的国际通道因此而封闭。

　　总之，中国抗战相侍阶段到来前后，由于欧洲危机的加深，英美等国急于实现对日妥协，它们奉行了牺牲中国利益，换取日本让步的政策。这一政策是慕尼黑绥靖政策在远东的翻版，它使中国人民的抗战面临严重的威胁，迎合了日本急于通过政略和谋略来摆脱困境的侵华战略的需要。

　　三、苏联的远东政策

　　1938年9月的慕尼黑协定，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欧洲战争，对苏联的对外政策造成了极大冲击。苏联放弃了坚持多年的集体安全政策，转而采取了一条以避免战争、维护自身安全为主的外交路线。这个外交路线对苏联远东政策的影响在于，进一步加强了延缓苏日战争、避免东西两线作战的基本考虑。

　　1938年10月以后，苏联继续贯彻积极援助中国抗战，使之能够长期牵制日本的政策。1938年两次对华贷款1亿美元，1939年后继续向中国提供信用贷款，以便中国购买各类军用物资。当然，苏联对中国抗战的各种援助有其自身的打算。1940年12月，斯大林对即将赴任驻华武官的崔可夫指示说，“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苏]崔可夫：《在华使命》，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6页。]

　　尽管如此，苏联的对华援助仍然非常可贵，通过支援中国抗战也确实达到了束缚日本发动侵苏战争手脚的目的。

　　苏联远东政策的另一个方面是如何对待日本。

　　1938年以后。苏联为避免德日的两面夹击，迫切希望远东苏日关系的稳定。1938年4月4日，苏联政府建议日本政府通过谈判解决一切争端。这一建议不但未得到响应，日本反而于当年夏和1939年春夏之间，在张鼓峰和诺门坎地区两次对苏武装挑衅。苏联利用日军主力久困中国战场之机，坚决反击日军。特别是在诺门坎战役中，苏军重创了日本关东军，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实力。日本迫于中日战争的困扰，也产生了暂时稳定日苏关系的意向。

　　1939年12月31日，苏日双方经过谈判，签订了《苏日协议》。根据协议，日本向苏联付清了背着中国买卖中东路的最后一笔欠款，苏联同意将苏日渔业协定延长到1940年12月31日。

　　1940年1月1日，苏联《真理报》在题为《关于1939年12月31日苏日协议》一文中表示，苏联政府和舆论界十分重视苏日关系的正常化，苏联方面愿意促进它的实现。3月底，苏联政府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指出：“日本毕竟应该理解，苏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它的利益受到侵犯。只有这样理解，日苏关系才可能圆满地发展下去。”[苏]C·A·戈尼昂斯基等：《外交史》第4卷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中译本，1980年版，第203页。]

　　在苏联政府的不断努力下，1941年4月13日，苏日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条约规定双方“维护彼此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并在另一方处于第三者一国或数国的军事行动的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在整个冲突期间严守中立。此外，在签署的共同宣言中公开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303～304页。]

　　1938年以后，苏联在欧洲动荡、自身面临战争威胁的情况下，谋求缓和苏日矛盾的各种努力，对牵制日军的对苏战争冒险，避免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而且，在此期间苏联也未停止对中国的援助。

　　但是，苏联对日缓和关系的一些举动，尤其是《苏日中立条约》对中国的消极作用是明显的。特别是苏日双方互相保证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这是严重损害中国东北和外蒙古领土主权的行为。对日本来说，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对北方苏联的顾虑，增强了南进的决心。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枢密院答询时声称，在冲击美英，冷却中苏关系这一点上，中立条约“对我有利”。[日]深井英五：《枢密院重要议事备忘录》，岩波书店，1953年版，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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