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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四章 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缅北、滇西反攻
第一节 盟国反攻缅甸的决策
一、中、美、英对反攻缅甸的不同态度
缅甸失守,首先给印度的安全带来严重的威胁。1942年上半年,日军占领了缅甸全境,直接威胁印度东部边境。印度是大英帝国在亚洲殖民统治的心脏,是英国在远东的最后一道防线和最后一块基地,同时也是盟军在东方的战略物资集散地。印度一旦失守,日军可以直趋中东,控制印度洋,切断盟国的海上交通运输线,并与德国、意大利在军事上直接呼应。这将直接增加盟军在北非战场和欧洲战场的压力,影响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能力。
缅甸的失守,对中国战场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滇缅公路被切断,西南的国际交通仅靠飞越高耸的“驼峰”(喜马拉雅山)航线维持,这使中国战场的处境比以往更加艰难。丘吉尔担心:“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15个师,也许会有20个师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66页。]
日军攻占缅甸,还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美国,干扰了美国的太平洋战略。
美国根据“先欧后亚”的战略,在亚洲的目标便是确保通往中国的运输路线畅通无阻,以使“中国军队能逐步采取攻势牵制日军”,“使日军无法进行新的冒险”,[〔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09页。] 进而使“中国成为一个从那里能极大地毁坏日本的作战基地”。[《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2年,中国》,华盛顿1956年版,第139页。]
在此目标中,缅甸作战是在中国建立有效基地的先决条件,也是盟军牵制日军在太平洋行动的必要措施。但是,由于缅甸失陷,美国的战略不能不受到影响。
缅甸的失守,对远东反法西斯战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美、英三国都认为必须反攻缅甸。但在如何反攻、何时反攻缅甸的问题上,三国从不同的利益和战略目的出发,屡争不休,长时间不能统一。
中国方面,太平洋战争爆发,结束了中国在远东单独抗日的局面。蒋介石力图争取英、美等盟国将主要力量放在亚洲太平洋战场,利用英美的对日作战迅速结束抗日战争。但事与愿违,英美实行的是“先欧后亚”战略,将对日作战放在次要地位,仅仅是希望通过一定的援助,维持中国抗战的局面,以牵制和拖住日军。这使蒋介石大失所望。因此他认为,要反攻缅甸就必须中、美、英三国海陆空军全力以赴,否则中国军队不能再冒第二次失败的危险。
美国对反攻缅甸的态度虽然比较积极,但是,“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把欧洲放在首位,对亚洲战场的战略尚未确定。”[〔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戚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31页。] 特别是由于对德作战的限制,美国不可能派出足够的部队参加反攻缅甸的作战,也不可能保证充分供应攻缅作战所必需的各种物资,而只能通过派任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及敦促英印军来发动进攻。
英国方面虽然在“先欧后亚”这一战略基点上与美国一致,甚至更为迫切,但在具体战略问题上则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太平洋地区都与美国存在分歧。英国人普遍认为:“英国本土是一切的枢纽和中心”,即使丢失马来亚和印度,战争仍可以打下去。[《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3、第71页。]
因此,欧洲战场是英国的战略中心。至于缅甸,完全可以等到对日大反攻时再一举收复。而且,丘吉尔根本不赞成美国要将中国作为最后进攻日本的基地,认为盟军完全可以在海上决定性地击败日本,因而拒绝在远东发动大规模的对日作战,同时也反对在反攻缅甸问题上求助于中国。
中、英、美三国的战略目标存在根本分歧,使得反攻缅甸方案迟迟不能最后确定。
二、解放区文化的繁荣
全国抗战爆发后,大批文艺工作者抱着抗日救亡的愿望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在前线和农村参加工作和斗争,使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战文艺运动得到迅速发展。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国民党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国统区的许多文艺工作者也相继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他们的到来,给解放区的文艺工作增强了力量,创作了许多密切反映现实斗争的作品。这对于他们接近工农兵,扭转长期存在的脱离群众、脱离现实的倾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1942年5月2日到5月2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数次到会讲话。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全面而深刻地总结了自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明确指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论述了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在斗争实践中改造世界观的问题;分析了普及与提高、文艺与生活、文艺与革命、继承与借鉴等问题,为发展无产阶级文艺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原则和方针政策,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了文艺领域一系列重大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在中国现代文艺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在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开展了整风运动。经过文艺整风,解放区文艺界出现了一片新气象。首先,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深入各抗日根据地,掀起了群众性文艺运动的高潮。
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参加“抗战文艺工作团”、“西北战地服务团”、“太行山剧团”、“抗战剧社”、“烽火剧团”等,奔赴抗日前线,为前线军民服务,在部队广泛开展了“兵演兵、兵唱兵、兵写兵”的群众性文艺活动。
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还把文艺的种子撒向农村,在他们的帮助下,农村的文艺活动蓬勃发展,农村剧团、秧歌队如雨后春笋。他们运用民歌、小演唱和各种曲艺形式,及时反映现实,紧密配合了抗战和劳动生产。文艺与群众结合以后,解放区便成为新文化的海洋。
其次,取得了文艺创作上的丰硕成果。广大文艺工作者以现实斗争的生活为源泉,创作出许多为广大工农兵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各种文艺作品,在文艺的百花园里,出现了大量新题材、新人物,文艺战线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在这些文艺作品中,反映生产斗争、民族斗争新题材、新主题的作品占据了主要地位,广大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真正取得了主人公的地位。在这些优秀文艺作品中,其代表作主要有: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丁毅等的新歌剧《白毛女》;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的小型秧歌剧《兄妹开荒》;丁玲的长篇报告文学《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艾青的诗作《毛泽东》和《雪里钻》等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解放区的文艺走上了全面繁荣的道路。
解放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教育和新闻出版事业也得到大的发展。各类学校根据教育为劳动人民服务、为抗战服务的精神和教育与生产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学与用结合的原则,对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进一步改革,提高了教学质量。学校数量大幅度增加,陕甘宁边区增设了军政研究院、行政学院、中国医科大学、民族学院、自然科学研究院、延安大学、中央研究院、军事学院等。中、小学校发展迅速,陕甘宁边区中学学生人数1944年比1941年增加24%。各解放区除大力发展干部教育外,中小学教育都有很大发展。
晋察冀北岳区1943年统计,32个县有完全小学46处,初级小学2655处,学生达41586人。晋西北地区1945年7月小学数由上年8月的676所猛增至1096所。太行区1944年一年就增加中学18所。华中解放区1945年5月已有大学1所,中学130余所,初小5500余所。解放区夜校、冬学发展更快。
晋绥解放区1944年冬学已有1000余处,入学人数5万以上。太岳区1945年冬学增至5000所以上,入数达到30万。各解放区都发行了多种报纸,陕甘宁边区有大小报纸48种,华北各根据地出版报纸150余种,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有各类报纸近70余种,华南抗日根据地亦出版若干种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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