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六章 中国人民反对国民党专政，争取困结抗战、民主建国的斗争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为改善国共关系，争取团结抗战、民主建国的努力

　　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日益临近胜利和国内抗日战争局部反攻阶段的到来，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命运问题再度引起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关注。

　　国民党在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好转的情况下，更多地是考虑自己的统治能否维系下去，担心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会危及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于是，蒋介石集团就乘此机，“来了一个取消中国共产党，而且还来了一个包围边区”，[《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3页。] 掀起新的反并逆流。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及时地揭露并制止了国民党发动内战的企图，为改善国共关系，争取团结抗战，民主建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一、反击国民党的反共逆流

　　抗日战争进入1943年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来看，法西斯德国在苏联红军和盟军的打击下，正节节败退，失败已成定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也开始崩溃，整个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转变;在国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已经渡过了最困难的阶段，进入了恢复与再发展的新阶段，与此同时，在全国抗战的形势下，蒋介石国民政府也逐渐得到强化。从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至1943年8月林森去世，前后五年多的时间，蒋介石身兼国民党总裁、国防最高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等职，通过法律形式完成了集党政军一切大权于一身的集权统治。正在这时，美、英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抗战国际地位的提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利用中国人民的力量，帮助其在太平洋地区战胜日本，以减轻自己对日作战的损失，乃于1943年1月，分别与国民政府签订了《平等新约》，即《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和《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与换文》，宣布取消在华治外法权;同时宣布承认中国为世界上四强之一，应与美、英、苏平起平坐。这空前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当然也抬高了蒋介石的身价。

　　在这一形势面前，国民党顽固派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国际形势空前有利，忧的是解放区共产党的力量空前发展，会冲击其封建独裁统治。

　　为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仍能维持以至扩大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蒋介石集团又密谋策划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了授意陶希圣代笔撰写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是蒋介石集团为发动新的反共逆流作的思想和舆论准备，也是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开始。

　　《中国之命运》一书，对人们关注的抗战问题谈论很少。在全书213页中，只占了12页半。全书的中心是谈内政问题，宣扬买办、封建、法西斯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书中对中华民族、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历史，对所谓“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等一系列问题，均作了歪曲的论述。它是一部比较完整地表达蒋介石专制独裁主义立场、观点及内外政策的书，其攻击的矛头主要指向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同时也攻击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它从理沦上为买办、封建独裁统治辩护，也为发动反共高潮作舆论准备。

　　《中国之命运》在论述中国历史时，大肆赞扬中国封建时代的宗法制度和哲学伦理思想。说封建时代的“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道，上下尊卑、男女长幼之序”，“实为社会生活不变的常理”，家族、保甲、乡社是最完备的社会组织;说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是“经孔子的创导，孟子的阐扬，汉儒的训释，自成为崇高的体系”，“中国古有的人生哲学”，“比之世界上任何派别的哲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4，台北1984年版，第42～43页。]

　　蒋介石利用封建的糟粕作为推行其独裁统治的手段，其目的在于说明蒋介石集团是过去统治集团的继承者。

　　《中国之命运》极力歪曲中国近代的历史。它把“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大害”，“建国失败的主要原因”，只归结为列强与中国间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往昔的命运，是以不平等条约能否取消的这一举，来决定其盛衰荣枯”，单独把废除不平等条约说成“国民革命”的主要任务。蒋介石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把英美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国民政府订立“平等新约”，渲染成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并说中国从此开了“新机运”。但是，中国民族独立的任务是否因此而完成且不说，蒋介石这样说还是另有用心。他接下来在谈“平等新约的意义”时继续写道：“要知道撤废不平等条约，是国民革命初步的成功。回想百年来，全国国民在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以雪耻国强为一致的要求，然而各种的主张，各种的运动，或因见解偏颇而失败了，或因时代错误而消灭了，或因民心背弃而失败了，或因动机不正而淘汰了。……惟我国民革命，其主义出于大公，其动机本于至诚，而精神完全发于民族的正气。所以其中心组织之国民党，乃能兼容并包，以集中整个民族全体国民之中的革命分子。其行动的试炼，乃至五十年以上的无数之艰难困厄，由事实演变证明，而始能内受国民之拥护，外为列强所认识，以达到今日初步的成功。”大肆自我粉饰，自我吹嘘。

　　在这本书里，蒋介石又一次提出了所谓五项“建设”。“心理建设”最重要是“发扬民族固有的精神”，“伦理建设”“以培养救国的道德建设为基础”，“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而使之扩充光大。而其最重要的条目，则为发扬我国民重礼尚义、明廉知耻的德性。”即以忠孝为根本的封建四维八德。

　　“社会建设”把封建时代的乡社说成是“建国的根本”，目的是要强化保甲制度。“政治建设”就是他念念不忘的“训政”，竟公然说道：“要知道我们中国的民主制度，决不以欧美十九世纪个人主义与阶级观念的民主制度为模型。”“经济建设”则是空谈“工业化”和“保障”每个国民的生活生存。

　　蒋介石在书中还大肆攻击共产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说“五四以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他们对于中国文化，都是只求其变而不知其常的。他们对于西洋文化，都是只仿其形迹，而不求其精益以裨益中国的国计民生的”。“至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这些学说和政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的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这样的学说和政派，“以帝国主义者的立场为立场，以帝国主义者的利益为利益，几乎忘其所本，亦不知其所学何为和所为何事。”

　　在攻击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同时，蒋介石极力兜售经其阉割、篡改的假三民主义，说“惟有三民主义”才是抗战的最高指导原则，唯有中国国民党是抗战的最高指导组织，“没有三民主义就没有抗战，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革命。即任何党派，任何力量，离开了三民主义与中国国民党，决不能有助于抗战，有利于民族的复兴事业。”[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4，台北1984年版，第45～46页、第66页。]

　　为此，他呼吁：“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乃是实行革命建国的总指挥部。成年的国民务须加入国民党，青年的国民，只有加入青年团，才可以顾全民族全体的幸福，保障国家整个的利益，策划国家民主永久的安危。”无耻地吹捧“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与国家民族凝为一体的组织”，“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动脉里面的新血轮”。[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4，台北1984年版，第124页。]

　　在这本书的后部分，蒋介石提出了一个中国命运“决定的关头”问题。他说：“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就是操在外国的帝国主义之手。而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就是操在我们全国国民自己的掌上……这是我们中国命运的分水岭，其决定即在此抗战时期，而不出于这二年中。”[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4，台北1984年版，第121页。]

　　公然诬蔑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割据地方”，“破坏抗战”，“妨碍统一”，除了国民党之外，“在这个军政和训政时期之中，无论用何种名义，或何种策略，甚至于组织武力，割据地方，这种行为，不是军阀，至少亦不能不说是封建。”是变相的军阀的新式的封建。“大家如果不肯彻底改变封建军阀的作风，和没有根本放弃武力割据的决心，那就是无论怎样宽大，决不会发生什么效果，亦找不出有什么合理的方法了”。这在实质上是蕴含了他反共反人民的行动计划，为发动新的反共磨擦埋下了伏笔。

　　《中国之命运》集中反映了蒋介石集团在中国命运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是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宣言书。

　　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新的形势下，鉴于“各个国度底内部和国际形势已经变得更其复杂，那末，要由某个国际中心来解决每一个别国度工人运动底各种问题，是会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的。”并估计到各同共产党及其领导干部的成长与政治上的成熟，提议解散国际工人运动的指导中心——共产国际，“解除共产国际各支部因共产国际章程及历届代表大会决议所负的义务。”[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44、446页。]

　　5月2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出《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宣布自5月15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8页。]

　　蒋介石认为，共产国际的解散，是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力量削弱的表现，是反对共产党的大好机会，遂加快了其反共的步伐。

　　6月12日，国民党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复兴社特务头子张涤非，召集西安“文化团体”开会，到会者虽仅9人，不到被邀请团体的1/3，却以大会名义发表通电，叫喊第三国际已经解散，“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趁机扩大反共宣传，当即在中外报刊发布这条电文，并发动全国各地的所谓“民众团体”，要求解散共产党。一时间反井声浪甚嚣尘上，一些御用报刊大叫中共“应放弃共产主义”，“取消陕北‘特区’”，“从新改编各地之‘红军’”，“解散一切非法组织，停止一切非法行动”。1943年7月26日《西京日报》刊登文章《中共应善谋自处之道》，狂叫“中共既系自外生成，今第三国际已告取消，各地支部全行解散，则中共失所秉承，自应乘此机会，宣告解散。”

　　戴笠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制定了《对中共方案》，提出了国民党应把握此有利时机求中共问题的彻底解决，其对策是：以迫使中共将军权、政权交还中央为主要目的：把握中共弱点，以达到政治解决为原则，惟在军事上仍须施极大压力，促其就范;取消边区政治、组织，听候中央处置;派遣政工人员、参谋人员、军队政工人员至该军工作，对其在特定区域以外之部队，相机予以解决;加强军队之准备，以为政治解决之助力;在宣传工作方面强调第三国际之解散，中共再无独立组织之必要，以证明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理论最适合世界潮流;派赴延安组织中央通讯社分社，使消息更加灵通，以适应政治解决之需。

　　随后，蒋介石便加紧军事部署，6月初，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与胡宗南在耀县商定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作战方案，部署兵力，视察阵地。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他按照5月23日曾电呈蒋介石经蒋介石批准的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作战计划，准备分三期逐步进占边区，第一期，划分关中、陇东两区，分别由陶峙岳、范汉杰担任总司令，其主要任务是完成攻防、封锁的准备;第二期，加强关中兵团的实力，恢复关中囊形地带;第三期，在前两期任务完成后，保持重点于咸榆公路，协力恢复关中、陇东全部，一举彻底解决陕甘宁边区的问题。

　　根据蒋介石的反共军事部署，第8战区所属的3个集团军，除原屯集于陕甘宁边区周围的2个集团军外，又从执行河防任务的3个军抽调两个军，进驻洛川、宜川、耀县、三原、旬邑、淳化、彬县、平凉、固原等地。到7月间，布置在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军队，连同原有的2个集团军近50万人，准备分9路闪击延安。随后，国民党军便进行军事挑衅。7月7日，胡宗南部首先炮击边区鄜县柳林区。7月9日，炮击关中分区。在7、8两月，共进行了几十次试探性的挑衅进攻。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危机非常严重，中国抗战面临着十分危险的局面。

　　对国民党准备发动的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大局出发，力争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制止。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

　　各地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7月内先后动员当地舆论，团结一切抗日民众，迅速地开展了强有力的政治宣传攻势。6月14日，延安各界召开庆祝联合国日大会，数万军民参加，发表了致蒋介石电，要求“国共两党团结起来，打击敌人的进攻”，“停止反共内战”。自7月1日起，延安《解放日报》连接发表社论和宣言：7月1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社论，7月2日的《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7月9日的《起来!制止内战!挽救危亡!》社论，7月11日的《全体人民动员起来，把敢于向边区进攻的反动派打出去!》社论，7月12日，毛泽东写的《质问国民党》社论，7月13日，博古写的《在毛泽东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这些社论和宣言，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进行了充分的揭露。7月9日，延安民众3万人举行大会。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主持大会，朱德、刘少奇、贺龙等领导人在大会上讲话，号召边区人民为保卫抗日民主根据地而斗争，要求边区军民严阵以待，给进攻者以迎头痛击。大会向全国发出《关于呼吁团结反对内战通电》，指出“目前国内政治上许多反常事件，我们长久地忍隐不言，以期相忍为国，渡过难关。不料反共分子的欺压毒焰，继长增高，暴行虐政，有加无已。今竟敢冒天下之大不匙，调抗战之将士，肆内战之阴谋;反共第一，抗日第二;一党至上，专制集中;反对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无异盗卖法西斯;放弃团结原则与统一战线原则，无异置民族死地。”呼吁“认清日寇第五纵队的阴谋策动是不利于国家民族的，是帮助日寇侵略的。我们请求蒋委员长与胡副长官，立即命令抗日军队仍返原防，保持团结，避免内战。”[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90～492页。]

　　这次集会还特别请了国民政府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出席。会后，他们给重庆报告了延安作好反击准备的情况，劝阻不宜进攻边区。其他各解放区军民也纷纷集会，发表通电，要求坚决制止国民党的反共军事冒险。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方面还直接向国民党政府进行交涉。7月4日，毛泽东打电报给驻重庆的董必武，让他立即将国民党要发动反共战争的消息“向外间传播，发动制止内战运动，特别通知英美有关人员，同时找张治中、刘为章交涉制止”。[《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页。]

　　同日，朱德致电胡宗南，指责他为何“调兵遣将，准备进攻”边区?7月6日，朱德再电蒋介石、何应钦，指出：“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兵连祸结，则抗战团结之大业势将破坏，而使日寇坐收渔利。”电文历数了自5月以来，边区周围友军，不断向八路军进逼，八路军一再退避的事实，指出边区的形势自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后，“河防大军，纷纷西调，粮弹运输，络绎于途，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大举剿共。”对此形势，“谨电奉陈，敬乞明示方针。”[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69～70页。] 要求蒋介石立即制止进攻边区的反共阴谋。

　　7月6日，陕甘宁边区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致电包围陕甘宁边区的20个国民党将领，呼吁“当此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之际，团结则存，分裂则亡，宋明覆辙，不容重袭。”[《坑战时朝国共合作纪实》下卷、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196页。]

　　中国共产党在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的同时，在军事上也作了相应的准备。各县自卫军枕戈待命，延安所属分区紧急备战，各部队调住前线，第358旅从晋北调往边区南线，第359旅也作了反顽进攻的部署。为了进一步应付内战的爆发，7月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我已调晋西北四个团渡河南开准备作战，晋西北现仅留六个小团，颇为空虚，同时事变有可能发展至两党破裂，我党不能不事先有所筹划。如至那种局面，拟实行前年春季所定计划，从五台、太行抽调十个大团(约两万人)西开应变。”[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73页。]

　　由于中国共产党及时揭露和军事上的充分准备，蒋介石不得不改变计划。7月10日，蒋介石令胡宗南停止进攻陕甘宁边区。11日，蒋、胡均电告朱德说：“无意进攻，纯属误会。”12日，胡宗南下令开始澈退两个军部及一个师。这样，蒋介石集团不得不停止其反共的战争阴谋。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解放区军民反击国民党反共磨擦的同时，对蒋介石公开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鼓吹专制独裁理论，攻击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共中央决定由刘少奇亲自组织领导开展对《中国之命运》的批判，以进一步肃清蒋介石散布的独裁主义思想的影响。参加会议的有陈伯达、艾思奇、范文澜、王学文、何思敬、齐燕铭、陈唯实和吕振羽等。

　　在刘少奇的具体领导下，在1943年的七、八月间，中国共产党以延安的《解放日报》为主要阵地，发表了大量的批判文章，如毛泽东的《质问国民党》，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道路》，艾思奇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范文澜的《谁革命?革谁的命?》，吕振羽的《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驳蒋著〈中国之命运〉》等等。《解放日报》

　　还发表了许多社论，如《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根绝国内的法西斯宣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等等。这些文章和社论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全面批判了国民党的反动思想和政策。

　　中国共产党通过批判《中国之命运》，在理论战线上打退了国民党的进攻，使蒋介石国民党在政治上进一步陷于被动和孤立。在阴谋败露、形势被动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停止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行动。9月13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承认中共问题“为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81页。]

　　在中国共产党有力的反击下，蒋介石不得不派出王世杰、邵力子找董必武会谈，提出双方停止互相刺激，表示无意对边区用兵，主张政治谈判解决问题。中国共产党从对顽固派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出发，于10月6日发出指示：6日起，《解放日报》及新华社一切揭露国民党稿件暂时停止，风平浪静以示缓和。至此，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就彻底地被制止了。

　　二、1944年的国共谈判

　　还在1943年春，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蒋介石就提出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谈判。由于蒋介石是想借共产国际解散之际，企图通过谈判“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所以中国共产党对其提议未予理睬。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制止后，中国共产党鉴于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局的发展，为了团结和集中全国力量抗日，并准备对日反攻，决定继续与国民党谈判。

　　1944年1月16日，毛泽东约见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郭仲容，告以中共拟于周恩来、林伯渠、朱德三人中择一人或三人同行，到重庆会见蒋介石，井同国民党重开谈判。2月2日，国民党中央复电延安，表示同意周、林、朱三人同去重庆。为试探国民党的态度，17日，毛泽东告知郭仲容，决定先派林伯渠为代表与国民党谈判。

　　国民党为准备谈判，由何应钦在3月提出一份《中共问题政治解决办法草案》。其主要内容：关于军令军政问题，要求中共绝对服从军令严守纪律，人事应遵照中央法规办理，参谋及政工人员应由中央派遣，军队教育应遵照中央颁行之教育纲领，教育训令实施，并由中央随时派员检阅;关于第18集团军间题，可准增编为两个军(每军3师每师3团)，不准在编制外另设支队及其他名目，以前所有者应一律取消;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名称改为陕北行政区，行政机构称陕北行政公署，隶属行政院，行署主任由中央简派等等。其核心是所谓的“政令统一”。

　　1944年5月2日，中共谈判代表林伯渠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同时到达西安。5月4日，国共双方代表开始会谈，至11日，先后进行了五次会谈。中共方面提出，以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所作的《关于宪政和团结问题》讲演中提出的五点要求作为谈判的基础。

　　这五点要求是：

　　一、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

　　二、承认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抗日根据地;

　　三、承认中共领导的一切抗日军队;

　　四、恢复新四军番号;

　　五、撤销对各根据地的包围和封锁。

　　国民党代表拒绝了这一要求，提出先谈军事问题和边区问题。林伯渠表示同意。在谈到军事问题时，林伯渠提出，经过7年多的抗战，中共领导的正规军已有477500余人，本应编为47个师，但为问题易于解决，先编6个军18个师。而国民党代表只同意4个军12个师。

　　在谈到边区问题时，林伯渠提出，边区辖区及民主制度不变。国民党代表提出，把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直属行政院，实行国民政府的法令。在第五次会谈时双方商定，将历次会谈双方意见整理成记录，经双方代表签字后各自向中央报告，请两党中央作最后决定。会谈记录凡4项17条，全文为：

　　甲、关于军事者

　　一、第十八集团军暨原属新四军之部队，服从军事委贝会之命令;

　　二、前项部队之编制，最低限度照去年林彪所提出四军十二师之数;

　　三、前项部队经编定后，仍守原地抗战，但须受其所在地区司令长官之指挥，一俟抗战胜利后，应遵照中央命令移动，以守指定集中之防地;

　　四、前项军队改编后，其人事准由其长官依照中央人事法呈报请委;

　　五、前项军队改编后，其军需照中央所属其他部队同样办法，同等待遇。

　　乙、关于陕甘宁边区者

　　一、名称可改称陕北行政区;

　　二、该行政区直属行政院，不属陕西省政府管辖;

　　三、区域以原有地区为范围(附地图)，并由中央派员会同勘定;

　　四、该行政区当实行三民主义，实行抗战建国纲领，实行中央法令，其因地方特殊情形而需要之法令，可呈报中央核定施行;

　　五、该行政区预算，当逐年编呈中央核定;

　　六、该行政区及第十八集团军等部队，经中央编定发给经费后不得发行钞票，其己发之钞票，由财政部妥定办法处理;

　　七、该行政区内，国民党可以去办党办报，并在延安设电台;同时国民党也承认中共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并允许在重庆设电台，以利两党中央交换意见：

　　八、陕甘宁边区现行组织，暂不予变更。

　　丙、关于党的问题

　　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予中共以合法地位，停捕人，停扣书报，开放言论，推进民治，立即释放新四军事件而被捕之人员，及一切在狱之共产党员，如廖承志、张文彬等，并通令保护第十八集团军之军人家属。

　　丁、其他

　　一、中共表示继续忠实实行四项诺言、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并领导建国;国民党表示愿由政治途径公平合理解决两党关系问题;

　　二、撤消陕甘宁边区之军事封锁，现在对于商业交通，即先予便利;

　　三、敌后游击区的军事政治经济问题，服从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一切按有利于抗战的原则去解决。[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中共活动真相(4)，台北1985年版，第258～259页。]

　　显然，中共代表对国民党的要求作了很大的让步。尽管如此，当林伯渠按约首先在记录上签字后，国民党代表却违背前约，拒绝签字[《林伯渠传》，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第298页。]。

　　5月17日，国共双方谈判代表一起飞重庆继续谈判。

　　国民党方面对中共代表来渝谈判作了精心准备。早在2月中共决定先派林伯渠赴重庆谈判时，国民党方面就多次召开会议，商讨制定林伯渠来渝后的对策。梁寒生、吴铁城、张厉生、陈布雷、陈立夫、潘公展，何应钦、徐恩曾等军政要员，多次聚会嘉陵新村4号，研究“关于林伯渠来渝对策”和“对中共政治解决方案”。关于谈判的原则，决定“注重其宣传性，而不期待其成功”，“在大的原则上坚持，俾中外人士易于理解”，“对具体细目表示无不可以商量之态度”。[《林祖涵来渝事件应付之要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月15日，蒋介石就林伯渠来渝与外籍记者赴延安作专门指示：“此次林祖涵之来渝”，“我方应首先提出之最重要者，为军政、军令之统一，中共方面必须遵守。”“我方与之谈判，所持军事与政治之根本要求，两相比较，政治方面可酌予放宽一步，但于军事方面之军政、军令与纪律三者，必须坚持绝对之统一，要求其严格遵守，而不容有丝毫违反”。[《关于外籍记者赴延安及林祖涵束渝之准备注意事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国民党为执行上述方针，同时也为了防止林伯渠到重庆后扩大中共在国际上的影响，制订软化、监视林伯渠的活动计划：

　　(1)即电西安注意林到西安后之活动，并派员随车到渝，注意其在途次之动态与表现。

　　(2)到渝后，借招待之名，指定住所，派宪兵担任警卫，借以监视其行动。

　　(3)发动与林过去有友谊关系之党国元老与之往来，以感动之，设法使其表示愿意脱离延安。

　　(4)派精通外语及有政治修养之干部，充任对林招待，经常随林出入。

　　(5)控制其与外人接近，其与外人谈话，事先予以劝导，发言不得违背国家民族之立场，

　　(6)请其到中政校讲话，摘予发表并予以评论。

　　(7)运用各党派对我抱好感之人士与林谈话，表示劝告中共放弃军权政权以谋国家之统一。”[《林祖涵来渝后我方应付对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甚至在公布谈判的消息问题上，国民党也费了一番苦心：“在商谈已有不成之见端时”，应由国民党中宣部向外公布。“若《新华日报》披露谈商不能成就时，扣留其消息，而先由(国民党)中宣部发布‘如中共以大局为重，此次谈商必有适当之结论’之乐观消息，以混乱《新华日报》之报导。”[《林祖涵来渝事件应付之要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由于国民党没有谈判的诚意，所以当22日林伯渠将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共二十条，交给张治中、王世杰后，他们认为所提条件太多，拒绝转呈蒋介石。中共中央6月3日复电林伯渠、董必武，决定将原提案的二十条改为十二条，小问题改为备忘录。

　　中共十二条的主要内容是：

　　国民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保证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

　　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抗日各党派的合法地位;

　　中共军队应编为16个军47个师，目前至少给5个军16个师的番号;

　　中共军队的防地在抗战期间维持现状;

　　在物资上充分接济八路军和新四军;

　　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地方政府，撤销对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和经济封锁;

　　释放各地的被捕人员等。[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41～343页。]

　　上述各条合情合理合法，但仍遭拒绝。

　　6月5日，张治中、王世杰向林伯渠面交了国民党《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这个《提示案》对于中共提出的有利于抗日和两党合作的要求一字未提，反而要借谈判达到其削弱中共力量的目的。其主要内容：在军事上，规定“第十八集团军及其在各地之一切部队，合共编为4个军10个师，其番号以命令定之。”在根据地政权问题上，规定把陕甘宁边区的名称“定为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构称为陕北行政公署”，实行中央法令，根本没有提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对中共的合法地位等问题也是只字未提。[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中共活动真相(4)，台北1985年版，第269～271页。]

　　这个提示案正如周恩来所揭露的那样，“集中起来就是要我们做三件事：第一，十个师以外的队伍全部限期取消。第二，规定要十个师集中到哪里就必须到哪里。第三，敌后解放区所有的政府一律都交给流亡重庆的省政府接收。”[《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4页。]

　　这样的条件，中共当然无法接受。6月11日，林伯渠写信给张治中、王世杰，指出张、王拒绝中共提案，又不转报国民党中央，只片面要求中共接受国民党的提示案，阻碍了谈判的进行。6月15日，张治中、王世杰复信林伯渠，称已将中共十二条意见转呈国民党中央，但解决办法仍照国民党提示案不能变动，谈判遂成僵局。

　　国民党为隐瞒国共谈判的真相，把未达成协议的责任推到中共身上，于7月26日，由其中央宣传部部长梁寒操出面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国共关系已有改进，并将继续改进”，“政府的观点和共产党的观点事实又无严重分歧”，“根本解决问题的障碍，是在于中共党人一方面宣称他们有意合作，但事实不然，他们所作的事情和他们的说话相反”，并宣称国民党中央“始终以最大诚恳，宽容与忍耐，谋谈判之成功”[《解放日报》，1944年8月13日。]，等等。为了澄清是非，8月12日，周恩来发表了《关于国共谈判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用事实逐条驳斥了梁寒操的种种谬论后严正指出：国共谈判迄今无结果，根本障碍在“国民党统治人士及其政府始终固执其一党统治与拖延实行三民主义的方针”。只有国民党“立即放弃一党独裁政治，立即放弃削弱与消灭异己的方针，立即实行民主政治，并从民主途径中，公平合理的解决国共关系，才能得到效果。”[《解放日报》，1944年8月13日。]

　　9月5日，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中共代表林伯渠、董必武出席了这次会议。中共中央指示林伯渠，要他在作《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时，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另一方面公布国共谈判的文件，使全国人民了解此次谈判的真相。9月15日，林伯渠在参政会上报告了国共谈判4个月来的经过，以及迄今还无结果的原因，提出了挽救危局，准备反攻的办法。他在报告的最后部分正式提出了中共的政治主张：“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备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

　　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以加强全国团结，集中全国人才，集中全国力量，这样一定能够准备配合盟军反攻，将日寇打垮。”[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89页。]

　　林伯渠的报告，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愿望，得到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在继林伯渠的报告之后，张治中代表国民党作了关于谈判经过的报告。至此，国共间的谈判告一段落。

　　这次国共谈判历时半年多，虽然因为国民党顽固地坚持反共立场而未获结果，但通过这一谈判，缓和了因反共军事磨擦而造成的两党关系的紧张，避免了国共的内战与分裂，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后，随着美国政府代表和第三方面民主人士的参加，国共两党的谈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为废除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努力

　　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标志着国共谈判和斗争进入以“建国”为中心的新阶段。

　　1944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走向胜利的一年，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胜利。日本为挽回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利，从4月起，发动了以打通中国东北至越南的大陆交通线为目的的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官兵虽不惜牺牲进行了抵抗，但并未能阻止日军的长驱直入，稳住正面战场的局势。到12月初，在8个月时间内，国民党军队损失兵力数十万，丧失了河南、湖南、广西等省的大部和贵州的一部分，丢掉了140余座城市和数十个飞机场，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使6000万人民沦于日寇统治之下。这次大败退，暴露了国民党军事上的腐败与无能。

　　国民党不但在军事上失利，政治上、经济上的危机也到了无法掩饰的地步。国民党在政治上仍顽固坚持“一党专政”，推行党化政策，所谓“集体入党”、“举手入党”的怪事层出不穷。作为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的重要手段，特务统治和保甲制度被大大强化了。在国统区，特务机构林立，监狱、集中营遍及各地，农村的保甲制度森严。这种封建和独裁的政治制度，使整个国统区呈现出吏治腐败、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局面。因此，随着军事上的溃败，从1944年，全国民主宪政运动重新活跃起来，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挽救国家的危局。

　　在国统区，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再度组织各种团体，开展多种活动，强烈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国民党统治机构，开放党禁，保障人权，走民主建国的道路。1944年1月，民主宪政座谈会在重庆召开，并创办了宣传民主宪政的大型刊物《宪政月刊》。宪政杂志社每月在重庆召开一次宪政座谈会。5月，“民主政团同盟”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与主张》。大后方许多报纸，如重庆的《新蜀报》、成都的《华西日报》、昆明的《云南日报》，西安的《秦凤日报》等，都连续不断发表评论，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弦更张，立即放弃一党专政，实行政治民主，以挽救严重时局，主张“非民主不能动员国力，非民主不能强化团结，非民主不能澄清吏治，非民主不能激扬士气，非民主不能增加外援，非民主不能准备进攻与反攻”。[《中国当前的民主运动》，《华西日报》，1944年5月22日。]

　　为了进一步推动和指导全国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1944年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了《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揭露国民党在抗战结束一年后实行宪政的承诺的虚伪性，并决定“参加此种宪政运动，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周围，达到战胜日寇与建立民主国家之目的。”[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78页。]

　　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大会上作了《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演讲，重申了中共要求修改国民大会选举法和组织法、重选国大代表的主张。

　　在随后举行的国共谈判中，中共鉴于国民党没有谈判的诚意，于9月4日电示林伯渠、董必武等：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的时机已成熟，其方案是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的政治斗争目标。9月15日，林伯渠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三届三次参政会上正式提出了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10月10日，周恩来在《如何解决》的讲演中，进一步阐明了召集各方代表召开紧急国事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

　　第一，各方代表，应由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自己推选，人数应按各方所代表的实际力量比例规定。

　　第二，国事会议应于最近期间召开。

　　第三，在国事会议上，根据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原则，通过切合时宜、挽救危机的施政纲领，以彻底改变现在国民党政府所执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错误政策。

　　第四，在众所公认的共同施政纲领的基础上，成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以代替目前一党专政的政府。

　　第五，联合政府须有权改组统帅部，延纳各主要军队代表加入统帅部，成立联合统帅部，以保证抗战的胜利。

　　第六，联合政府成立后，应即重新着手筹备真正普选的国民大会，准备于最短期间召开，以保证宪政的实施。[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64～365页。]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深得各民主党派、各界人民的拥护，推动了大后方民主运动的高涨。9月19日，《云南日报》发表社论，认为要获得真正的团结和统一，“唯一的途径，就是先实行民主。”

　　《华西日报》在同一天也发表社论说：“抗战若要胜利，必须团结。团结若要坚实扩大，必须民主。”“一切问题靠民主解决，一切危机靠民主克服。”[《解放日报》，1944年10月20日。]

　　在重庆的各界社会人士张澜、沈钧儒、郭沫若、冯玉祥、李济琛、陶行知、柳亚子等纷纷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9月24日，重庆各党各派各界代表500余人，在迁川大礼堂集会，要求彻底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各党各派民主联合政府，并通过了沈钧儒等发起组织民主宪政促进会的提议。10月4日，成都各界2000余人举行国是座谈会，要求取消一党专政，迅速成立联合政府。

　　1944年11月和1945年初，中国共产党先后两次派周恩来与国民党商谈具体实现联合政府问题，但由于国民党的阻挠和破坏，毫无结果。

　　到1945年初，国民党统治区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的民主运动声势越来越大。1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时局宣言，提出诸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权”、“开放党禁”等十项主张。[《新华日报》，1945年1月26日。]

　　2月，重庆文化界300余人，妇女界87人，3月，昆明文化界340多人，4月，成都文化界100余人，先后发表联合宣言，一致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国事会议，建立联合政府的号召。同时，集会的规模越来越大，斗争的形式也发展到示威游行。昆明学生于五四纪念日举行了1万多人的游行示威，喊出了“立刻停止一党专政!”“取消特务组织!”“召开国事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等口号。

　　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为废除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努力，使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为迎接抗战胜利准备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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