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北平附近的芦沟桥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妄想一举灭亡中国。当时在南京淮海中路一个小食品厂里学徒的我，并未及时听到战争爆发的消息，无从知道日本军残忍成性，也没有想到那场战争带给中华民族的将是多么深重的灾难，更没有想到战争将迫使我改变自己一生的道路。

　　我是南京六合新篁乡人。1936年底，我同村的一个堂兄林长华在南京淮海中路128号学徒满师。这样，老板许少兴便要带另一个徒弟，替代他做食品厂里的下手活。1937年5月，经林长华的母亲（我的伯母）林徐氏说合，许老板同意收留我到该食品厂学徒三年。

　　我是第一次来到南京，各方面都很生疏，街道的方位向南向北都分辩不清，自己又不识字，心里好害怕的。林长华看到我土里土气，担心我上街过远了“迷途难返”，便把我带到大门口，指着深蓝色底板上印有白字的门牌对我说：“上面的四个字是‘淮海中路’，中间是洋码子‘128’号，下面是‘第一百二十八号’。南京不像乡下见村认路。城里许多街道一个样，不容易辩认。认不得路时问淮海中路。记住巷口挂的‘许记食品厂’的牌子。”他还向我介绍了许老板的为人、家情，要求我应遵守学徒规矩。

　　许少兴是招郎的上门女婿，随其岳父姓。岳父死后便由他撑门立户，当家作主。他的岳母和老婆都特矮小。当时他约30开外，生有一儿一女，约在8—10岁之间。此外，许还有一个亲姨娘——沈老太太孤身一人住在中华门里的长乐街上，有些事也要他照应。

　　许记食品厂实际上是个小作坊，仅雇有一个广东人陈师傅，由他带领林长华做些面包、蛋糕、饼干之类的食品。128号并没有店门面，前三间供他家五口人和一个老妈子住宿，后院一边连接的几间做厂房、厨房，堆放面粉、油、糖、鸡蛋之类的原材料，有一间供师徒住宿。厂房里有一个砖砌的烘烤炉，一个长长的案板，好几口用来发面的大缸。连接厂房的外一间面向小巷，专门用来包装食品。小店主或小贩经小巷从这里把新鲜的食品提走。此外，院角落处还有一个堆放煤炭、黄泥、煤球、蜂窝煤之类的小棚子，我常在棚子里做煤球和制作蜂窝煤，差事极若。

　　许记食品厂收我做徒弟，计划升林长华为二师傅，增做糕点之类的食品，并打算在太平路开设一个门面，扩大营销业务，既搞批发也做零售生意。但就在筹划得差不多的时候，日本侵略军在芦沟桥发生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我们听说“北方又打起仗来了！”但我们认为与已无关，谁也未引起注意，天天仍围着烘烤炉转，十天才有一次休息。

　　许老板的姨娘孤身一人，年已近70。和许老太太虽不是亲姐妹却胜过亲姐妹，常会到许家来做客。每次回去，许老太太都要她带些食品，总要我送她到中华门里的长乐街上的家里。她虽一人，却住着前后两进很宽畅的房子。据林长华说：沈家原在中华路上开有一个南货店，雇佣一个师傅，带一个徒弟，家业底子很厚。只因儿子抽鸦片，孙子得病暴死，媳妇一气上吊自尽了。随后儿子又死于肺病，仅留下她孤身老人。现在尚有挨近中华路边的街中有几间房子租给他人居住，其中就有一个挑皮匠担子的李老头。我每回去长乐街时都要帮沈老太太将前屋、中院、后屋、厨房等打扫干净，碗厨、饭桌、板凳也都用湿抹布抹净；有时还要帮她在中华门米店买回一袋大米，供她食用。

　　这天下午，我把一袋子大米倒在她的米缸里，当即要求返回淮海中路。她看到我脚上的一双布鞋绽了线，便把她小孙子穿的一双力士鞋送给我穿。我谢过后便提着那双力士鞋往回赶路。当我走出长乐路口拐上中华路时，看到李老头坐在皮匠担子边等生意。沈老太太曾经当面介绍过：他也是江北人，是个孤老头，已年近60岁了。家乡人亲家乡人，我每次路过他身边时都要打个招呼。这次才走到他身边，忽见从中华门方向开过来一支武装整齐的国民党军队。一队队官兵步伐整齐，姿态威武，唱着军歌向北走去。

　　那雄壮的歌声振奋人心，招引来许多路人止步站在人行道上观看。有人说：这支队伍到下关坐火车，开到上海去；上海又要打仗了！有人说“是一个师”，也有人说“不止，最少是一个军”。

　　我只感到惊奇，羡慕那些官兵步伐整齐如一，唱的歌子是同一个声音；机关枪、步枪都是一样的；马拉的大炮更是令我惊讶，打起仗来一定是天下无敌的。待队伍过完了，李老头问我“怕不怕”？我回答说“怕”。他认为这些兵都是“老良子”，打起仗来本事可大了，到哪里去都会打胜仗。我问他“南京也会打仗吗？”他肯定地说“不会。”他忽然看到我脚上的布鞋绽了线，便热情地催我脱下来让他修补。我很感激地坐在一个小凳子上脱下布鞋，一边等他补鞋一边听他讲故事。

　　他说：“小伢子家没有见过大世面。你不知道鬼子的眼睛是碧绿的，一出太阳就看不见东西了，也分不清南北。所以，鬼子在东三省打了好几年都打不过来。因为中国兵晚上躲起来，鬼子找也找不到。太阳一出，中国兵就撵上去，用大刀砍鬼子头。那些鬼子都看不见路，只好睡在地上打滚，有的滚下高坎跌死了，多数滚到大海里淹死了。”他的意思是说“不要怕，鬼子不可能打到南京来”。他看到我们听得很认真的，又说：“城墙这么高，鬼子又不是孙悟空，绝对爬不上来。”他尽量鼓励我不用怕，边说边把绽线的布鞋缀好了。我也没有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儿放在心上，谢了“李公公”，及时回到许记食品厂，每天仍是做那些繁重的杂活。

　　那时，民间很少有人看到报纸，更无广播可听，时事消息只能从道听途说中略知一二，与已无关的事都是心不在焉，东耳朵进，西耳朵出。到了八月初我们才确知日本鬼子很厉害，在北平进攻中国部队，一仗打得很激烈，双方都死了很多人。北平到底离南京有多远？广东师傅说“有两千多里。要走两个月才能到南京。”许老板担心做坏了面包、蛋糕，要我们别怕，说道：“鬼子在东三省打了好几年，后来又到上海打，都没有打赢。上海离南京有六七百里路。对南京没有影响。”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我们，眼前又感觉不到战争对我们有什么威胁，精神上一点也不紧张，每天仍是围着面包炉有条不紊地干着自己该干的活计。

　　但是，“八·一三”那天，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与“一·二八”战争不同，第三天日机便飞临南京上空狂轰滥炸。每次飞来十多架，恐吓式地扰乱社会、威胁市民、动摇人心、破坏民用设施，使人对日军产生恐惧心理。

　　随着上海的难民相继涌到南京，日军对南京加紧空袭。有时一天飞来好几次，夜间又接着空袭。那时国民政府腐败无能，内藏亲日派，潜伏在南京大大小小的汉奸很多。夜间空袭时，地面上的汉奸便发射讯号弹指示目标，与天上的日机紧密配合。人口密集地区和交通要道，遭日机轰炸的尤为厉害，死伤的平民特别多。 　在南京评事街被日机炸死的三个儿童

　　9月25日那天轰炸得最为残酷。自上午9时半至下午4时半，日机先后5次共95架次侵入南京上空，共投炸弹500枚，炸死炸伤平民600余人。当时下关难民收容所亦不幸中弹，被炸死者在百人以上。前往观看者只见残骸满地，碎尸血衣惨不忍睹；芦棚大火熊熊，浓烟直冲九霄。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广播电台都中弹，被迫停水、停电、停播，给居民生活上造成极大困难。中央医院亦遭到日机的攻击，住院病人和医护人员亦有少量的伤亡。法国大使馆附近亦有两颗500磅重的炸弹落下，幸未曾爆炸，否则办公楼将被炸倒，亦会造成人员伤亡。法国政府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但日本竟然置之不理，继续派出飞机轰炸南京。 日机轰炸后南京繁华街区一片废墟。

　　　

　　至此，市民们才恍然大悟，显得异常惊慌。随着国民政府迁都至武汉消息的传出，大公司、大商店老板纷纷协带妻儿逃往长江上游，大部分市民逃往江北江南乡下，暂避日机的狂轰滥炸。许少兴看到面包、蛋糕、点心的销路锐减，存货一天多似一天，又估计到形势将会越发严重下去，家里人又处在危险之中，便动员陈师傅和林长华暂时回家躲避日机的轰炸，待南京市面平稳后再回南京，重操旧艺。他又辞去老妈子，决定留下我照顾他岳母、姨娘和看守食品厂。开始时我很不愿意。但许老板又提到《保证书》上的规定：学徒三年，一切都要按老板说的去做；徒弟违约要按天数付给老板的伙食费。我只好勉强顺从了。于是，许老板便带着妻子和一儿一女到江北林长华家里去躲避日机轰炸去了。

　　当时我还不知道做饭的老妈子也被辞掉。等许老板他们走后，仅过三天，她也背起包袱回安徽和县老家去了。

　　那年我仅13岁，不懂什么世事，对于战场上的形势更一无所知，哪里知晓日本鬼子杀人放火的残酷性，仍按许老板的嘱咐：隔一天去长乐街看望沈老太太一次。她似乎什么也无所谓，厨房房檐上被猫踩落下几片瓦，也要我搬梯子将瓦添上去，盖严塞紧，防止再落下来。我提出要她到淮海中路去住，她再三不肯，看得出她很留念这份祖传下来的家产。说心里话我也非常害怕，又很想家，因有《保证书》在许老板手里，真正要算伙食钱又拿不出，只好硬着头皮等下去。同时，我那天返回淮海中路时，又听到李老头说：三下南唐时，金陵被围困一年多也未被打进城来；现在的城墙这么高，鬼子的眼睛又见不得太阳，肯定不要紧，怕什么呢？我也信以为真了。

　　此刻，战场上的形势对中国很不利。11月4日，日军在上海东南方向的杭州湾登陆，企图包围我上海守军。中央军随即被迫从上海总退却。日军紧追不舍，直向南京方向追击过来。南京城里的难民和伤病兵一天比一天多。许老太太看到他们流浪在街头巷尾凄凄惨惨，挨冻受饿；又听他们说：日本鬼子残忍歹毒，沿途烧杀奸淫抢掠，无所不为。她心里又为在江北的女儿女婿一家担忧。12月6日上午，经和沈老太太商定：要我到江北去跑一趟，把南京的真实情况告诉她女儿女婿；又嘱咐我：万一我不能及时返回南京，一定要她女婿从速返回，商量“要事”。中午饭后，我便到花牌楼附近的科巷去找我二姐林秀英1约她一同回家去算了。

　　林秀英，生于1919年8月，是双胞胎，又先生母胎，故小名叫大桂子（其妹小桂子仅活一年便夭折）。她在1936年中秋节之夜离家，到南京当女佣；次年正月返回家探亲，回南京时她告诉我：她在科巷××号。当时我不识字，又忘记了门牌号码。到许记学徒后我曾抽空去找过她几次，均因忘记了门牌号数而未找到。9月25日日机大轰炸后，许老板已带妻儿去了江北，因担心我二姐的人身安全，我又到科巷去挨门挨户询问。有一个老太婆告诉我：她在公共厕所倒马桶时，双方交谈中得知有一六合姑娘叫林秀英的，好象东家住在靠近太平路。我又像大海里捞针一样挨门询问，终未查到一丝线索。傍晚很丧气地返回许记。当夜，我做了长梦：我二姐林秀英反反复复活灵活显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12月7日早饭后，我经和平门出城，心急如焚似的奔向燕子矶。在经过砖瓦厂边的公路上，我眼睛忽然一亮，看到前面不远有一个打大辫子身穿短打的大姑娘，尤其看到辫根子处紧扎着一圈又一圈的红头绳，头脑中出现我二姐细嫩微红的脸蛋。想到这里忍耐不住，当即加快步伐追赶，上前一把抓住她挎着小包袱的右胳膀，欢天喜地的说：“二姐姐，你把我急坏，今天终于找到你了。”

　　她用左手拿过小包袱，右胳膀一挥挣脱我的一只手，转过脸来气愤地问道：“谁是你的二姐姐？”我一看，她一脸大麻子，在用右虎口擦去她刘海下的汗珠子时，我又看到她脑门上像皱纹荷叶一样难看，使我连连吃惊。她又教训我说：“小伢子，这么莽撞？若是别人，非甩你两个耳光不可”。我连连道歉，像根木段子一样站在那里灰心丧气，眼睁睁地看着她向燕子矶方向走去。我慢吞吞地紧随其后，在燕子矶坐上木帆船到通江集下船，徒步40余里，当天下午回到家里。妈妈见到我很高兴，得知我未找到二姐又哭了起来。我又及时的找到许老板，把许老太太的嘱咐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许老板向我问了一些其他情况，当场并未说什么。谁知仅仅只隔三天，许老板向我提出：要我和他一道同去南京取物，同去同回，仅有两天时间就返回来了。我妈坚持不肯放我走，但给我当保人的伯母却帮许老板说话，结果我于12月11日又跟随许老板回到淮海中路128号。此时，南京城里已经隐隐约约听到城外的炮声了。许老板的心情很紧张，和他岳母简单地交谈后，当即领着我赶到长乐街沈老太太的家里。他们在房里进行了密谈，取出一只约30斤的皮箱，我饿着肚子扛着皮箱，快步跟随许老板回到许记家里吃晚饭。当晚，从许老板和他岳母的谈话中得知：他已和他姨娘谈妥：万一世道再紧，外面穿起旧衣服，带上钱和衣、被，二位老太太同去难民区避难；有可能的话就返回来看看家；世道一稳定就迅速返回家里，同时写信寄去江北，把南京城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他。许老板也表示：只要世道一安定，他很快地就返回南京。

　　南京城里已经停电停火。许老太太心情很沉重，再三念叨着家里还堆多少面粉、白糖、汤油（做桃酥用的）；存放的面包、饼干被老鼠糟蹋得一塌糊涂。许老板也不忍心，只好对他岳母又进行细致的安慰。

　　南京的东边和南边都已炮声隆隆。1937年12月12日，我们天不亮就吃饱油炒饭。许老板提起他家一只小皮箱，我便用毛竹扁担的一头穿进皮箱的提环，拗起背在肩上跟随许老板赶路。街上许多市民打早涌出，背被子的，提包袱的，拖儿带女的络绎不绝，边走边骂声不绝。我们经和平门出城，路上逃向燕子矶的人成群结队，谈论着从燕子矶可以逃到江北去等事。但是当我们来到燕子矶江边上时，看到滞留在江滩上成千上万的难民因无船过不了江。他们唉声叹气，责怪中央军不顾人民的死活，把船都控制到隐蔽地方去了。许老板很有心计，见到没有希望从燕子矶过江，便毫不犹豫地领着我，匆匆忙忙地赶到下游的巴斗山，只见江边上停着两只小木帆船，而要过江的却有好几百人。船价暴涨，由原来的30个铜板涨到两元（约合600个铜板）。一只平常只能坐20个人小船，一下子涌上四、五十个人。许老板很大方，一出手给了船老板五块响当当的现洋，要求带我二人过江。船老板推辞一气后收下他三块现洋，却只肯带他一人过江。我又哭又闹，要求同船过得江去。船老板却要退钱，连许老板都不肯带了。许老板看到我那样又不忍心，站在跳板上递给我两张“中国农业银行”纸币说：“你拿着这两块钱等下一班船。万一没有船，你就返回城去。小伢子家，中央军又不会抓你的差，不要紧的。”船老板又一再催促，待许老板挤进船舱便抽掉跳板，另一个船工便猛撑一篙子，在众人咒骂声中那只木帆船顺流而下，像弦的箭一样飞速驶向江北岸的通江集。

　　站在江边上的好几百人都抱怨唐生智。其中又有人说：中央军已派人到江北抓船去了，不会再有船来。也有人说：大批的船只被中央军控制在三汊河、下关和鱼雷营备用；再多一些船只也会被他们一一抓去，不会让我们老百姓过江。许多人愤愤不平的离去了。

　　我不知所措，跟随上百人站在江边上盼望能有船来。约摸过了半个多小时，忽然听到江北那边传来几声枪响。有人断定是中央军在强行抓船。至此人人便纷纷离去。我又怕又无可奈何，被迫按许老板的吩咐，跟随几个大人往燕子矶方向返回，指望从那里坐船到江中心的八卦洲去。但是，当我们来到燕子矶时，乌龙山炮台响起了雷鸣般的炮声，宣告封江了！后来得知，此刻三艘日舰已出现在栖霞山江面，是我炮兵炮轰敌人所致。

　　燕子矶的江滩上和街里的难民在增多，其中也夹有平民打扮的散兵。已是枯水季节，宽大的江滩上站着黑压压难民在等船盼船，想从这里渡江去，逃了一条生命。但是听说从早上到现在连一条船影子都未见到。人们纷纷议论叫苦连天，也有人愤慨地骂道：“唐生智说话不算数，坚守南京三个月，与南京共存亡，完全是骗老百姓的！”看到从燕子矶过江到八卦洲已经无望，我只好往城里赶路。迎面仍有很多难民陆陆续续地向燕子矶涌去。他们全然不知在燕子矶的难民已有好几万人了，像积水不畅那样被滞留过不了江啊！

　　下午2点钟左右，我赶到和平门时，守军还在试关城门。当我和一些难民在第三道城门洞里慌慌张张交错而过时，看到守城的官兵们正忙着往城墙头上抬运“水机关”，即马克沁重机枪。但没有丝毫军事知识的我，并未去猜测日本兵已距和平门不很远了。在下坡的路上我听到中华门外隆隆的炮声，然而我又想起李老头的话：“鬼子的眼睛是碧绿的，一出太阳就看不见东西了……城墙这么高，鬼子又不是孙悟空，绝对爬不上来。”我想着走着来到中央路上，迎面看到许多难民成群结队地走向和平门，估计也是逃往燕子矶去的。到达鼓楼便听到中山门以南隆隆的炮声，似乎比昨天的炮声有所减弱了。经过新街口，看到一些市民拖儿带女，哭哭啼啼地走进难民区里。放眼看去，一片凄凄惶惶，令人心酸。

　　到了淮海中路128号后，当晚我又奉许老太太之命，摸黑赶到长乐街，劝说沈老太太带上钱、被子和换洗衣服，明天打早去淮海中路和我们同住在一块，或者同去难民区避难，以免时时刻刻惶惶不安、担惊受怕。但沈老太太仍然犹疑不决。

　　日寇野心勃勃地试图灭亡中国，因而进攻南京的攻势极猛，恨不得一口吞下南京全城。鉴于南京是国民政府的所在地，生死存亡，关系重大。因此我爱国部队在城外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给予敌人以迎头痛击，击毙了大量日本兵，阻滞了日寇进城的速度。市民们听到一些胜利的消息，都寄希望于爱国部队——击退日本兵的进攻，保卫住南京的城池，保卫住市民们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但是，形势突然变化，市民们的希望一夜之间便全部落空了。1937年12月12日下午2时，唐生智召开军长会议，下达“停止抵抗，撤离南京”的命令。命令迅速传达到师、团、营、连。整个守军紧急作出撤离南京的准备，城外我方的枪炮声突然停息下来。不知内情的市民、难民们还以为击退了日本兵的进攻，紧张的心情宽松了一些，却万万没有想到：日本兵借着中国部队作撤离南京准备之机，已经攻占中华门以西一段城墙，磨刀霍霍，正准备向南京市民和难民下毒手了。

　　南京市人民世世代代都要牢牢记住这一天——1937年12月13日这个大悲痛的日子——侵华日军不顾国际法的约束，对南京市民、难民们展开了残无人道的大屠杀。这一天上午，日军未经攻城战斗，摆开杀气腾腾的战斗队形从光华门、雨花门、中华门侵入南京城里，划定区域，明确任务。刹时刻机关枪声、步枪声、手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相互交织，一阵紧似一阵，日本军有计划有组织地把我市民、难民、散兵、伤兵、病兵当作战斗对象进行攻击，倾刻间街头巷尾、居民门口一个一个活人被无故打死，血肉狼藉，尸体纵横，伤者惨叫，呼天喊地。而追上来的日本兵惨无人性，不管是活人还是死人都一一补刺一刀，决不饶过一个活人。

　　这时我正在劝说沈老太太快些动身。昨天晚上，她听我讲了所见到的那些险情，仍然心神不定。我又向她讲了和平门试关城门和一些难民走进难民区的事，她才慢慢吞吞地在灯光下捡好一包衣服。我从房门外还看到她从箱子里取出一些现洋，反复的数了又数，恋恋不舍地放在包袱里，试着提提后放在自己的床上。又过了好一会问我吃饱了没有，得到我肯定的答复才要我到另一个房间里去睡觉。早上起来，她要我帮她捆好被子，连同大、小包袱都提来放在正厅的桌子上。本来锁起门来就可以走的，但她又想到晚上为我煮的饭没有吃完，说吃过早饭再走也不迟。她舍不得离开这个生活多年的家，更留念这份祖传的家产。犹豫中突然听到中华路方向响起的阵阵枪声，越来越近，又见几个市民惊慌地从她家的大门外向西跑过去，精神上也紧张起来了，急忙从后进穿过天井和前进，跑出大门外想向惊慌的人们问出什么事了。就在她跨出门槛的时候，一颗子弹正中她的头部，顿见鲜血从她的太阳穴处流出，两手张开似乎想抓住什么似的，挣扎中倒在门槛上死去。这是我亲眼看到被日本兵无缘无故打死的第一位老人。她很善良，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南京，却在1937年12月13日上午，被侵华日军打死在她的家门口了。正在我被吓得六神无主惊哭不已时，为送给沈老太太刚上好棉鞋的李老头气喘嘘嘘地跑进来躲藏，一把抓住我拖到后进，断断续续地说：“不……得了啦！日本兵……进了城，见到中国人……就开枪，许多人和沈老太太一样……被打死了！”我说：“不是说鬼子的眼睛碧绿……”在李老头对我解释的时候，几个日本兵快速从沈家大门外向西追过来，边开着枪追杀刚跑过去的老百姓。后面上来的一个日本兵用刺刀拨动一下沈老太太的尸体，又补刺一刀才走。

　　见此情景我又被吓哭了。李老头对我又劝又吓。因怕招来鬼子，我才止住哭声问道：“沈老太太被打死了怎么得了？许老板一定不会饶我。”他说：“街上被打死的人很多很多。沈老太太又不是你打死的。别怕，许老板也不怪你。我们不能在这里等死，快同我一道去难民区吧。”我们说话间突然有一个日本兵端着枪闯进门来，照准我开了一枪，子弹头把我右肩膀头上的棉袄撕开了一个口子，露出了陈旧的棉花。我当即被吓懵了。李老头惊慌地催促我说：“有什么要紧的快拿上，要快！”我慌忙提起沈老太太的小包袱，才转向迈开一步，又听一声枪响，子弹头穿过小包袱的底部，小包袱在我手上逛荡一下，随即一块块白花花的现洋哗哗地落在地上。我正准备弯腰捡现洋时，李老头抓住我的一只手在枪声中拖着神志模糊的我冲出了沈家的后门，随即我们汇入了躲避鬼子追杀的人流，在炸耳的枪声中跨过一具一具尸体，跑过一条条街巷，拼死往难民区里逃命。

　　由外国人划定的难民区在新街口西北，东起中山路，南起汉中路，北止山西路，西止西康路。李老头在南京挑皮匠担子十多年，对主要的街巷都很稔熟。从长乐街往难民区里逃命全靠他领路。只要有松一口气的机会，他就会停下来告诉我这是什么街、什么巷，我们该往哪里走比较近。 日军攻占中山陵

　　好在当时大街上家家关门闭户，而在小巷里却有不少人家门户洞开，大概主人想观察外面的情况，仍有一些站在门里伸头向外张望。日本兵在后面追杀我们，或者前进的路上又遇到堵截要杀死我们的日本兵，我们便利用时间差，从小巷里的这家跑到那家，从这条街跑进那条巷，跑跑躲躲，躲一会趁有机会又往难民区里跑。沿途我们看到好几条街上大火冲天。条条街巷里都躺有被日本鬼子杀死的中国人的尸体。不少人家看门守家的人已被杀害，不时还看到儿童和妇女被奸后杀害的惨状。评事街上一具女尸怀里抱着婴尸，鲜血从皮革店门口的石阶上流到石阶下；另有两具男尸横躺在石阶上，鲜血从鹅卵石缝中流到街心里，令人胆颤心惊。

　　李老头在不住的叹息中想带我和另外三个人跨过一桥，再横越建邺路，准备抄近进入难民区。恰巧此刻建邺路东边又响起枪声，估计又是日本兵从白下路过来追杀老百姓，决不能横越建邺路去送死了。但往西逃命又无小巷，返回去将会离难民区越去越远，更不能站在街心里等死。于是，晕头转向的我们被迫沿河南小巷又慌乱地向东逃跑。

　　李老头和我从沈老太太家跑出，此刻途中到底跑过几条街几条巷都茫然无知，到底看到过多少具尸体也说不上来。我们本想通过中华路过内桥，但到了小巷的出口处又听到中华路上的枪声，只好打消此一念头，又迅速沿小巷返回，躲在一家空无一人的大屋子缓一口气。此时我才感到口干舌燥，拧开自来水龙头想喝水，无水出来。找到一口缸里有存水，我拿起小瓢舀起一瓢水咕咚咚喝起。他们每人都喝了一些水。我们站在这家的院子里静听，四面不远处都断断续续地传来枪声。大伙儿都认为直接横越小河和白下路，经洪武路直奔中山东路，再向西到难民区去的路最近，特别是巷子小也就比较安全。

　　时近傍晚，我们提心吊胆地走出这家大门，站在河堤下隔河向北看去，白下路上的中国银行五层大楼底部有好几个窗口往外冒出黑烟，估计才被鬼子纵火不久。好在此刻白下路、洪武路、中华路方向都没有枪声，大家都断定是逃向难民区的机会。但是，当我们横越快要干涸的河底时，冷不防内桥顶上射来密集的枪弹，其中两个人中弹被打死。李老头不顾死活地领着我们快步如飞地冲上河堤跑上了白下路。我远远看到中国银行的墙脚下躺有好几具尸体，丝毫也不敢迟疑一步，快步钻进洪武路口。往日菜市场上拥挤的人群已不见踪影，只有好几具尸体躺在街心伴随着空荡荡的一些肉案子。我们正向北往前赶路时，发现前面有好几个人也向北走。李老头催我加快步伐，说道：“这就不要紧了，一定能够安稳地到达难民区里。”我提出要去看看许老太太，也好把沈老太太被鬼子打死告诉她。然而还未等李老头说出可否时，前面不远处突然响起“嗄公！嗄公”炸耳的枪声，无疑又有鬼子了。枪声中只见二男二女调头向我们这边跑来。我惊哭着紧紧跟随李老头和一个中年人调头猛跑一气，在枪声中拐进闺奁营小巷，迅速钻进一家大门。后跟进来的一个矮子很机灵，反身关上大门，又插上了门闩。

　　这家的房屋很宽畅，三开间，两厢两进，中间是小天井，后院半边是厨房，看来是个富有的人家。主人在市府任职，随着“迁都”带着老婆孩子已去汉口，独自留下老父亲在家守门。老先生头戴礼帽，身穿长袍，脚蹬棉鞋，已备足了四个月的米、煤、油和盐，以为中央军可以守住南京三个月，英美亦会出面干涉，日本也不敢蛮横到底，定会和中国签定停战协定，仍退回上海，南京必然安然无恙。

　　我们四人中的矮子是从秣陵关方向带着老婆、儿子、女儿前天才逃进城里，到难民区里没有找到住处，返回到马道街临时住在一个熟人家里。因为看到鬼子搜街打死了好多人，只好带着老婆和孩子往外跑，老婆在中华路上已被鬼子打死，惊慌中15岁的儿子和13岁的女儿被冲散，生死不明。矮子讲着讲着哭了起来，估计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很难留下一条活命。另一个中年男人是从句容方向带着老婆孩子前几天逃进中山门里，因没有县里发的“难民证”，又没有熟人证明他的身份，所以难民区里拒不收留。他们曾经逃到下关，那里的人很多很多，因没有找到住处又返回城里。他们在外面吃尽了苦头，再往哪里逃已无指望，今天上午想冒死返回家去。但是，他们走到西华门却遇到杀气腾腾的鬼子，老婆孩子计三个人当场被打死，只身沿中山东路狂逃，后来又钻进小巷，晕头转向地跑过几条小巷，本想跟着熟悉街巷的人经洪武路逃进难民区去，可是又遇上万恶的鬼子。他们途中所看到的烧杀情况与我们所见大同小异，都认为鬼子已下定决心要把南京城里城外所有的老百姓斩尽杀绝，不留一个活人。

　　老先生听了外面惨状，却说了他的不同看法，认为日本人也是人，不会那么不讲理，特别是不会不问清是什么人就把人打死。你们不该跑，站住让日本人检查，他们认定你不是中国兵，也就不会把你无缘无故地打死；你一跑，他们认定你是中国兵，就会开枪。那个中年人不同意老先生的看法，说他在家里就听说鬼子要霸占中国地盘，中国人不服，所以鬼子见到中国人就开枪打死。我这才逃离家乡，本想往乡下逃命，可乡下到处都是铺天盖地的鬼子，被鬼子打死的人很多。我有儿有女，好死总是不如赖活着，只有逃进南京城一条活路。今天的事实正说明日本要霸占中国土地，果真见到中国人就开枪一一打死，我的儿子才11岁，女儿才9岁，日本鬼子都不肯饶过他们啊！他说着说着就断肠似的痛哭不止，令我们心里都很难过。老先生心也软了，很同情我们不幸的遭遇，拿出锅巴要我们就着冷水充饥。

　　天黑了下来，外面仍断断续续传来枪声。

　　　1937年12月19日，松井石根（坐者）等人在南京清凉山观察市里情况。

　　我们的心情难以平静，站在后院里观察周围的火情。不远处的中国银行那边显出红光，似乎是在内部闷烧，火势并不怎么旺盛；城南、城东和城北三个方向的火光已把空中的云彩映红，惟有西北角处暂时无火情。我们认定那就是难民区所在地的方向，都想能插翅飞进难民区去该有多好。大家想到德国人、美国人真好，在南京遭受浩劫时还设个难民区保护中国人；唯有日本人是世界上十恶不赦的大坏蛋，在南京制造了千古难平的民族仇恨。

　　我一开始时非常惊怕，毫无主张，跟着李老头边跑边哭，还记挂着许老板不会饶我。李老头边跑边劝我，鼓励我，又给我作解释，说两个人在一块逃难总比一个人逃命要好，可以互相仗胆，互相照顾。后来，我沿途看到许许多多被鬼子打死中国人的尸体，神经逐渐麻木了，又觉得不听李老头的话早被鬼子打死，惟有跟着他逃难才有活命。但一遇险情我又怕又哭，以为再也见不到妈妈和姐姐了。李老头一劝说我又鼓起了勇气，惟一的指望是逃进难民区里去，寻求德国人、美国人的保护。

　　当时，估计路上肯定不会顺利，就怕鬼子在每一个巷口都会设哨，又藏在黑暗处借助火光看到我们一举一动，而我们却看不到他们，危险性很大，因而我们不敢冒然去乱闯。老先生担心我们挨冻，特意拿出一床被子铺在一张空床上，要求我们将就一些。我们谢过之后四个人便和衣横躺在床上过夜，打算天亮后再往难民区里逃命。

　　第二天早上，老先生要到大门外去出恭，我也跟在他身后去解大便。他才跨出大门槛走了两三步，巷口处射来子弹便把他打死在家门口了。见此情景我大吃一惊，把伸出大门槛上的一只脚急忙地收缩回来。正在我惊恐无措时，一个持枪的鬼子飞快地闯进门来，见到我便凶神恶煞似地叽哩咕噜说些什么，又踢我一脚，皮鞋尖踢在我的左胯上，疼痛难忍，立刻哭出声来。正在那鬼子拔出带血的剌刀往枪口上安装时，我的一股热尿不自主地流在裤筒里，以为这一下非死在鬼子手里了。恰在这时，一个身穿旗袍、手提包袱的少女慌慌张张地一步跨进门来，见到门里有一个鬼子，惊叫一声“我的妈呀”，慌忙转身想往外跑。那个日本鬼子就弃开我，像饿虎扑羊一样一把抓住那少女的衣领。趁着那少女哭着挣扎时，我猛醒过来，飞速穿过天井，跑进后进。我们四人谁也不敢去搭救那个少女，只见又有两个持枪的鬼子闯进大门。因怕他们到后进来杀死我们，我们四人便惶恐地跑出后门，翻过后院的墙头，跳进狭窄的小巷，弯来弯去找到出口，又转上闺奁营小巷的中段，已知洪武路那头决不能去，只好加快步伐向东逃命。

　　此处距淮海中路不远，我已知闺奁营东去是娃娃桥，向南拐弯经观音巷是白下路。而闺奁营和娃娃桥相接处往北拐弯便是火瓦巷，去淮海中路已经很近了。但是，经过观音巷与闺奁营构成的丁字路口时，看到地上横七竖八的躺着好几具尸体，鲜血顺着鹅卵石缝流在路面上。有一具尸体被击碎脑壳，脑浆飞溅在墙上，腥味刺鼻，我直打寒颤。原来观音巷中有一栋楼里住有鬼子，门岗见到有人经过此处便开枪射杀。正对观音巷的一根电线杆上留有许多弹痕，擦过的弹头把木皮击飞，留下一道道口子。经过这里的人只要稍慢一下脚步必死无疑。我们四人又惊又怕，在枪声中快步如飞地跑过巷口，跑不多远便拐进火瓦巷，才敢放慢脚步。才走到塘边上，我们看到迎面跑来五个人，有两人中弹倒下了。其中一个壮年骂声不绝，想用胳膊肘子支撑起身子回头看看杀人的强盗，却未能如愿，尸体终于滚下了塘坎。矮子迟疑了一下，也中弹惨叫着倒了下去。李老头领着我和那个中年人调脸就跑，随即跟随另两个人跑进娃娃桥小巷。另一个老头却盲目地只身跑进闺奁营小巷去了。我的头皮变得麻木了，经过大观园（现是南京监狱）门口时，看到该旅馆的楼房正在大火中落架，热气流带着灰烬直冲云霄。我们五人丝毫也不敢放慢脚步，一口气越过小拱桥冲上了太平路，抬头一看便被惊呆了——

　　近处躺着一具具尸体，北面的太平北路北端，南面的四象桥，东面隔着太平路的马府街都有大火，浓烟滚滚，而且火势还在蔓延，在扩展，走过去不被鬼子打死也要被火烧死。而且南面白下路十字路口处的鬼子在放枪，射杀零零星星逃命者。正在我们犹豫观望时，南面的鬼子发现了我们，紧随机枪声响，那个从句容逃出来的中年男子倒了下去，喊着“快跑”的另一个人也中弹被打死。余生的李老头，我和另一个人被迫茫然地调脸返回娃娃桥小巷。但是，我们才越过小拱桥，刚才盲目跑进闺奁营去的那个老头在枪声中又迎面向我们跑来。看来又处绝境：四方八方都是杀人的强盗，无处可逃，必死无疑。可是野兽都有避死就生的本能，人有思维和理想，那怕是有一线生的希望都不能放过。心慌意乱的我们紧紧跟随两个男人钻进眼前的一家深宅的大门，又跟随原来藏在门里的一个麻子一直跑进第三进，飞快地爬上厅堂壁板后面的一个楼阁。麻脸男子待我们五人都爬上了楼阁，神速地把木楼梯抽上楼阁，关严楼阁的木门，转脸屏住气从壁板缝里观察前厅，天井和厅堂里的动静。

　　紧跟着老头之后闯进来10多个日本兵，个个手上持有寒光闪闪的刺刀。鬼子挨个看着左边的那个房门，但都未进去，却集中用枪托捣砸右边的那个紧闭的房门；不一会房门被砸烂，从房间里拖出刚才躲进去的那个老头。几个日本兵一涌而上，围着老头乱打乱踢。老头脸上连连中拳，眼睛，鼻子都流出鲜血。最后一个日本兵一刺刀捅进老头的胸膛。那老头的惨叫声刺入肺腑。

　　我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不忍再往下看。

　　待日本兵从这家房间里拿出几床被子走后，麻子告诉我们：他是回民，姓马，家住武定门里的城墙脚下，祖祖代代种菜谋生。昨天十点多钟，他听到城外和附近都没有枪声便到菜地去拔菜。然而才低头拔起一棵青菜，突然听到家门口有枪声，急忙往回跑，只见老父亲被打死在家门口场上，吓得他浑身打颤；又看到他老婆在堂屋里正和一个要强奸她的鬼子扭打在一起，他14岁的儿子已被鬼子用刺刀刺倒在地，连声惨叫不止。他浑身冒冷汗，一个箭步跳进大门，拿出门后的一把锄头，照准鬼子的头就是一下。却万万未曾想到击在鬼子的“铁帽子”上，嚓的一声响未伤到鬼子。那鬼子急忙松开他老婆想到大门边取枪，却被他惨叫的儿子死死地拖住了一条腿。而后他和老婆都感到鬼子不会放过他们，是死是活定要一拼，于是他们壮壮胆像打狗一样将那个鬼子处死。他老婆心都要碎了，抱起死去的儿子惨哭，喊怨叫屈。但是，铁路上又有两个鬼子向他家这边走来，急忙拉住他老婆跑出大门。跑不多远老婆又中弹死去，他含恨扔下老婆的尸体向北逃命。然而他飓在不远处越过铁路，转脸一看家里的房子燃起大火。他昨天晚上逃到娃娃桥，看到这楼阁上比较安全，就躲在这里等候机会再逃。

　　麻子哭了一会又告诉我们：这户主人已逃到安徽去了，只留下一个50多岁守门的女人，昨天遭十多个鬼子轮奸，晚上还艰难地摸到前面关上大门。他很同情那女人的遭遇，要她和他一道躲在楼阁子上，女人却不肯。今天早上，又有三个鬼子砸开大门，像狗一样轮流奸污她。最后一个鬼子站在床沿前强行行奸后，残无人道地用刺刀捅进了她的下身，女人无力地呻吟着死去。

　　刚才，麻子想到大门口看看动静，却看到我们一伙跑进这家深宅。幸亏有这个楼阁，否则我们全死在鬼子的刺刀下了。

　　于是，我们从楼阁子爬到那房间的天花板上，从楼板缝里看到楼下房间里床上一具女尸——女尸上身穿一件敞开怀的卫生衣，赤裸的下身两条腿耷拉在床沿上，腹部已被从阴户破开，一团肠子挂在她的裆下，双腿间的地板上有一滩黑血，令人毛骨悚然。

　　我们大伙儿谈起无论如何不能在这个地方等死，一定要逃到难民区。此刻，我们都把难民区视为在南京惟一的天堂，只有逃到那里去才有活命。麻子认为所有的大街上都去不得，盲目乱闯危险性很大。各条小巷里家家户户的大门都开着，未打开的门因鬼子搜查抢东西，或找女人奸污，都被轰开了。只有利用时间差从这家跑到那家，躲躲跑跑，遇到个把鬼子先下手为强。你不打死他，他一定会打死你的，只有打死他才能保住自己命，看准了机会就往难民区里逃。

　　就这样我们五人又趁机小心翼翼地转悠到火瓦巷来了，在“何济公寓所”围墙外一个小巷深宅里，又看到一个老头随着一个30多岁的女人躲藏在堆杂物的房间里，很黑，不易被人发现。据老头介绍：女人是本巷贾先生之妻。她男人在国民政府里工作，已带着儿子逃到汉口去了。昨天，鬼子从她家里把她搜出来，看到她生得漂亮，硬要带到兵营里去奸污。走到塘边上，她含恨跳塘自杀。但又被鬼子从水里拉上岸来，死拖硬拉将她拖进本巷一个烧饼店里毒打，10多个鬼子剥光她的衣服轮奸了她。鬼子们离去后她的腿已无法行走，又想上吊寻死。老头劝她忍住气活下去。由于湿棉衣不能再穿，便把她架到这里，睡在黑屋中被窝里躲藏。

　　老头住在白下路上的观音巷口，儿子媳妇带着四个孩子已逃往江北。他和老伴都认为已经年纪大了，鬼子来了也不要紧。万万未想到鬼子十分歹毒。昨天上午，他和老伴听到内桥边的枪声，便站在门口向那边细看，只见鬼子边向他们开枪边向他们跑了过来。他们被吓得直打哆嗦，赶紧跑进家关上大门。两个鬼子砸开他家的大门，见到他老伴迎面就是一枪，当场将她打死；他迅速躲进房间，钻进房床下才未被鬼子搜到。下午时分，他通过观音巷逃到火瓦巷，发现了正准备上吊的贾太太，急忙上前劝说和安慰。

　　老头咬牙切齿地咒骂着日本鬼子，劝我们快去逃命。

　　我们个个都为自己的性命担忧，总想快些逃进难民区去。这一带的路我很熟悉，便领着他们从背街悄悄地溜到淮海中路南侧的一个小巷子里。我要求李老头千万跟我去看看许老太太，生死也好向许老板有个交代。因窥视到淮海中路上座北朝南的金昌里几栋洋房里都住有鬼子，几匹大洋马就拴在围墙的大门口，持枪的鬼子从门口进进出出，看样子正处在搜杀老百姓的紧张状态。而许家的大门就在金昌里的斜对面，根本不能经大门而入。所以李老头劝我不要老鼠去啃猫鼻子，自己送死。但我仍领着李老头等人从后门进到许记食品厂里，逐屋细看：面粉、白糖、汤油、食盐等被抢一空；我的破被子和破衣服被扔在地上。李老头看到我收拾地上的破衣服很急，催我快走。我仍将早上尿湿的内裤子换了下来。许家的前屋每一个房间里都被翻得乱七八糟，细软全被抢光。而许老太太的去向却无从知晓。

　　我又向李老头要求，带着他去科巷找我二姐。他气愤地责怪我真不懂事，你自己的命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想去找你二姐。恐怕她早被打死了。我哭，他又很同情的劝我，鼓励我。

　　天快黑的时分，我们本想向西经洪武路直接进入难民区。但眼前没有与淮海中路平行向西的小巷，同时也怕被金昌里楼上的鬼子发现，故被迫绕道到淮海中路东段。在一家小店的后院里，从一个老头的口里得知：许老太太昨天下午和邻居数人已经逃进了难民区。至此我才放心下来。然而我心中仍惦记着我二姐林秀英的人身安全。

　　当晚，我们五人摸黑，借助远处的火光，试探着一步一步向北来，打算从中山东路向西到新街口直接进入难民区里。又发现路上有巡逻的鬼子，被迫横越中山东路，在枪声中又有两人被打死。麻子、李老头和我心里早已划算好了，听到枪声拿出吃奶的力气快步狂跑，钻进碑亭巷小跑一气。估计身后没有鬼子追杀才拐进一个小巷，见有一线灯火迅速跑进这家躲藏。我的一颗心惶惶跳得剧烈，想到不知何处才是逃命的尽头，随时随地都有被鬼子打死的可能，伤心的又抽泣不停。李老头又怪我又劝我，麻子又鼓励我，我才停止抽泣。

　　这家宅深三进，也躲藏着好几个逃命的人。刚才一个警察点蜡烛换便衣才有灯光。我们向他们谈了逃命中所见的惨状。从他们口中我们得知：南京城里已经涌进来好几万日本兵，小营一带、国民政府、西华门的中央饭店、新街口的国货银行、交通银行、外交部、铁道部，四面八方都住有鬼子，到处追杀中国人。

　　换上便衣的警察掌握的情况更多，判断的也令人信服。他告诉我们：国民政府上空已升起太阳旗，各城门楼上也都挂上了太阳旗，这些都标明中华民国的国耻和中华民族的仇恨；中山门里尸体成堆，都是日本兵把俘虏和难民赶到城墙脚下，全都用机枪扫射杀害；各城门，各要道都有日本兵把守，见到中国人不问是青年还是老人还是小孩，不分青红皂白地就开枪打死，城里城外被日本兵杀死的中国人不计其数；中山北路，中央路上被日本兵杀死的人最多，尸体成堆，血顺沟淌，尸体密集的地段人都无处下脚。凡是女人，不问老少，都遭鬼子强奸轮奸，发泄兽欲后又将女人就地杀死。日本兵见到值钱的东西就抢，连香炉、蜡烛台、热水瓶都要抢去，抢后就放火烧房子，毁掉抢掠现场。你们现在看到的火光都是日本兵放的火，城南、城东、城北都火光冲天。难民区已被鬼子封锁，见到中国人往难民区里跑就开枪打死，一个也不放进去。要想活命，只有逃出城去。

　　大伙哀叹好久，有熟悉南京城里城外道路的人提议从玄武门旁边的城墙上跳入玄武湖水中，游水逃到和平门外。走一步是一步，在城外巡回的余地广阔，逃生的希望比较大。但又有人担心，从玄武湖游水上岸，穿着湿棉衣逃命，天太冷，不被鬼子打死也将被冻死。大伙儿一想也对，又畏难起来。那个刚穿上便衣的警察又说：“你们想要活命，只有千方百计地逃出城外去。城外被鬼子打死的人一定很多很多，你们不要怕鬼，可以跟死人换棉衣穿。到了这个时候，不要计较那些了。”李老头觉得这样做不得，活在世上也要欠“阴债”。但想到别无他路可选，磨蹭好久仍随大伙儿选择跳湖逃生之路。

　　当晚，我们一行七八个人，或明或暗的月光下，在冷枪声中横越了珠江路，转弯抹角，走过一条又一条小巷，提心吊胆的来到中央路上。借助月光和下关方向冲天的火光，看到路面上成片的尸体，一下子便把我吓得呆如木鸡，眼前尸体挨尸体，两边店门外也横七竖八的躺着尸体，血腥味刺鼻，催人恶心想吐。我心惊胆战，一迈开脚步便被一具尸体绊倒，扑在好几具尸体上，吓得我哆哆嗦嗦不敢动弹。幸亏李老头将我拉起来跟着他们继续逃命。

　　我们都壮胆绕过一具具尸体，向北走不多远，迎面遇到十多个同样是逃命的人。一问才晓得玄武门旁边上不了城墙，城门口有鬼子更不敢接近；挨近和平门一段坡路可以上城墙，但城墙上有鬼子岗哨，不时用手电筒光圈搜索目标，万不可挨近。于是我们一起转向鸡鸣寺，从城墙倒塌处攀上城墙。我们遇到的那伙人想得周到，做了充分准备，带有两捆很长的粗麻绳。我们把粗绳捆在小树上，一个一个系下城去，一路上小小心心，踩着玄武湖边冻土，在天蒙蒙亮时逃到太平门外来了。

　　我们都以为城外比城里安全，再不会有鬼子追杀我们，可以舒舒服服地松一口气。其实也一样糟糕，同样随时随地有被日本兵杀害的危险。

　　太平门外城墙下不远处躺着一片成堆的尸体，从衣着上看有中国军人也有老百姓，肯定是被日本兵集体残杀的。我们小心翼翼地边走边看，细致观察正前方，从一条沟壑中爬上公路，路边两边躺着一具具尸体，到处都是丢弃的钢盔，子弹袋，水壶等。冷不防太平门城墙上响起了炸耳的机枪声，当场有八九个人被打死打伤，我不顾一切的甩开两条腿，紧跟李老头和麻子狂跑。到底跑了多远自己也弄不清楚，只觉得身后的枪声不再响了，又见到路边有一口水塘，三个人不约而同地跑到塘边用手搿水喝足。这时才想起还是前天晚上，在闺奁营老先生家里吃的锅巴，肚里早已空空，四肢无力了。

　　刚才在我们身后跑得较慢的七八个又赶上来了，我们当即也跟着他们向前赶路，总觉得离南京城越远越安全。走着走着，在太子坟对面的公路坎下发现一只行军锅，麻子走下坎打开一看，原来是小半锅饭。听说是饭，我第一个跑到锅边，抓起冻饭就吃。有的人听说是饭连脚步也不肯停，直管自己赶路。麻子也吃了不少，只有我和李老头伸长脖子往肚里吞咽那带冰冻渣子的冷饭。随后我们又加快步伐追上那伙人。约模9点钟时分，我们来到蒋王庙小街。当地的老百姓告诉我们：昨天和前天都有鬼子到蒋王庙搜散兵和老百姓，街头上山沟里还可以看到尸体。鬼子曾在紫金山上乱开枪，几只獐子被枪声赶出树林均死在鬼子手中了。晚上，他们都回太平门去了。鬼子随时都会来蒋王庙，很危险。此处不能久呆。北去的尧化门早被鬼子占领，东去的岔路口也有鬼子把守。昨天下午，有八九个人从尧化门处过铁路，大部分被打死，只有一个人逃了回来，夜间才偷越过去了。因此，在当地一个老头指引下，我们只好迅速爬上紫金山北坡——延伸到蒋王庙附近山岭上的马尾松林，等待天黑再去逃命。

　　就在这个树林里我们和83军掉队的罗参谋2，亲眼遥看到大汉奸高冠吾在蒋王庙诱杀大批俘虏的现场。这个狗汉奸的重大罪恶多少年来都未被揭露出来。抗战胜利后我在南京见到了罗参谋，他应该算是一个难得的爱国军人。他为了刺杀曾经担任过敌伪南京市长和江苏、安徽、江西省长的高冠吾，曾冒险追到合肥和南昌，但因受条件限制都未能得手。

　　当时约有近千名教导总队和83军掉队官兵与部队失去了联络。这些官兵都是在夜间突围时因天黑未能跟上部队，便分散藏在蒋王庙街外的山沟里、柴草中和紫金山脚下树林中，处境危险，十分艰难。但这近千名散兵都是老兵，训练有素。特别是教导总队军士营的官兵，曾多次与日军作战，知道敌军对中国战俘一概杀掉的政策，故不肯轻易放下手中的武器向敌人投降。昨天，约有一百多个日本兵到这一带搜索，有一部分军人特别是十多个伤兵因躲避不及都死在敌人的枪弹之中了。因而他们大多数用各种办法避战和敌人周旋，已经躲过了一个难关，都在等待时机逃离南京。

　　日寇也曾派飞机在这一带盘旋侦察，认定在此部分散兵活动的余地仍很宽广，地形又很复杂，有利他们隐蔽。他们虽分散但仍具有相当强的战斗力，比整体防守阵地的官兵更难对付。上上策是利用中国兵相信美国人会偏袒他们的心理，使用高冠吾出面诱降，此乃是兵家之计谋也。

　　中午时分，当时任日伪南京督办的高冠吾偕同汉奸们十多人，分乘三辆打着美国星条旗的小汽车从太平门驶出，一路鸣着汽车喇叭，耀武扬威地来到蒋王庙小街。冒充美国使馆工作人员，在街外招来散兵代表“谈判”，向散兵代表诈称：“只要散兵们自愿放下手中的武器，美国使馆将出面与日军交涉，保证所有人的人身安全，负责用汽车送进城里难民区避难。爱国者也不用担心，度过眼前的难关，将来再去报效祖国。不愿去难民区的也可以，分发路费，回家为民。”

　　散兵们一经脱离了长官的指挥心里很不踏实，考虑到眼前危险的处境，将来的去向多多少少地又符合自己的心愿，轻信了汉奸的欺骗。代表们迅速回到散兵中传达“美国使馆的好心好意”，约有500多人到指定地缴出枪弹，坐在一个邻近的山沟里等待汽车来接他们。

　　教导总队的班长吴炳生3缴枪后有点半信半疑，疑疑惑惑地坐在散兵群中观望，担心“美国使者”不及时派汽车来，更怕“美国使者”与日军交涉破裂，日军派兵来将他们全部杀害。罗参谋也曾到蒋王庙参与“谈判”，心里想来想去总是有所顾忌。他又不认识高冠吾，想到南京保卫战中国部队处于劣势，战败已成定局；美国使馆事先未与日方取得保证，此刻单方面在战火中出面保护中国军人，其举动很为蹊跷，可信的程度太小了；同时他又想到撤退时曾经明确布置，一旦谁掉队了便各自为战，设法与鬼子脱离接触，直奔安徽宁国找83军归队。但他又不敢出面阻止那些散兵缴出枪弹。因而他决定不向日军缴出枪械为宜，又回到马尾松林中注视着山下的动态和情况变化。

　　三辆小轿车返回太平门后，未令缴出枪弹者等候多久，一个中队的日本兵分乘五辆卡车从太平门驶出，十分钟后赶到蒋王庙。迅速占领山头，旋风般架起轻、重机枪，夹以三八步枪，猛烈地向俘虏群开火，弹头象雨点般地向俘虏们身上泼去。

　　吴炳生看到日本兵抢占山头，又旋风般对准他们架起轻、重机枪，意识到了上当受骗，枪声一响便就地倒在身边的沟里装死。紧随着他倒下有两具尸体倒在他身上，虽受压而又不敢动弹，希望以此作掩护，逃出生命。

　　另有几个勇敢者突然醒悟，冒着日军密集的枪弹呼喊着前仆后继，冲了出去。其余均在惊叫声中被日本兵打死。

　　面对成片散兵的尸体，日本兵又排成横队，见尸一一补刺一刀。有呻吟者还要用刺刀拨动伤者的身子，连刺几刀致死。日本兵的一把刺刀透过一具尸体刺穿吴炳生的外胯肌，未刺到致命处，而他忍受剧痛未敢喊叫。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待日本兵在邻近的一个山沟里运走枪弹后，他便从尸堆里爬起来，又用绑腿包扎好自己的伤口，想着逃出地狱的办法。

　　15日晚上，天变阴了，天上漂着流动的云层，未圆的月亮不时从云缝中露出。紫金山北面一带长满山柴的丘陵时隐时显，很有利我们去逃命。我们估计日本兵此时不可能出来，周围三四十人分成好几股，各自商议逃命的途径。其中最担心的是渡江地点和有无船只的问题。

　　罗参谋和另外三个当官模样的军人都带有短枪，他们记下了这笔仇恨，在天才黑的时候便下山去了。

　　我们这一伙有十二三人。李老头和麻子对这一带的道路一无所知，计划跟随他人从尧化门之东横越铁路，借助南京城里和下关方向的火光，往北偏东方向直达江边。他们认为为了赚黑钱，总会有一些胆大者星夜架船到这一带偷渡。

　　天黑后，我们抓紧时间悄悄地下得山来，谁也不敢到蒋王庙小街寻问情况，从其街外横越公路，沿着小路向北走。我心里很害怕，担心天黑跟不上，哀求李老头一定要带我逃到江北去。李老头也要我放心，要求我紧紧跟着他走。

　　谁知道在尧化门之东横越铁路时被日本兵发现，枪声一响我看到麻子倒了下去，他还轻声喊着“快跑，快跑！”惊慌中我没有看清是不是李老头，紧跟着几个人狂跑，一口气向西跑出一二里路。待停下来看看南京城里和下关方向火光构成的轮廓，判定此时自己的位置，认为危险性更大，于是5个人一行又向北偏东方向赶路。

　　我失去了李老头的依靠，心里更加害怕。但又不敢哭。好在他们看我可怜，要我跟着他们赶路。这一夜到底走了多少路谁也不清楚，天快亮时来到乌龙山下游，距炮台约七、八里处。当即睡在深草丛中等待天黑，盼望夜间江北有船来偷渡。

　　到了下午，我们发现不远处也有十多个人躲在草丛里，估计也是在此等船的。派人去打听，果然如此。并告诉我们：昨天夜间有三条帆船来到这里。每人要两块钱的船钱，有一百多人渡到江北去了。有钱赚，估计今夜还会有船来到这一带。

　　谁知这一夜，我们等到天亮却未见一条船来。大伙觉得距乌龙山炮台不远，恐有鬼子到此搜查，便三五成群地顺着江边往下游走。也是走走躲躲。上午曾有一架日机到这里低空盘旋。我们都趴在草里不敢动。这一带仍是丘陵，很少见到村庄。到了下午我们这五个人才走出十多里路，却遇到十多个带枪的中国兵。吴炳生一拐一拐的也在其中。

　　接着又飞来两架日机盘旋侦察。吴炳生等断定日机已发现了他们，明天定会派兵到这一带搜杀中国人，无论如何今天晚上要渡过江去。一个当官模样的人问清我的情况后说：“小孩，来到这里就不要怕。只要有船，我们就会带你过江。”

　　就在士兵们和我谈话的时候，与我同来的另三个人摸不清士兵们的用意，更担心此处没有船来便悄悄地离去。第四者是个老头，看到当兵的对我很是和气，也就没有离开。他和我跟着吴炳生等向下游又走出二、三里，便来到一个小村庄，村头和村里都躺有农民的尸体；4户人家的房子被烧3家，另一家的瓦房中了几发炮弹，墙倒梁塌，好在没有起火，碎瓦堆在梁柱之间。在不远处的碾场上有2个被枪击穿的牛头，其颈和腿全被割去；2条牛身仍在，牛血已变黑，牛的肠肚也已露出体外。

　　吴炳生等人在山草里找到一口袋米，又在烧毁的房子灰里扒出一口锅，煮了一锅饭，吃后便着手拆下倒塌房屋的梁柱。本想及时搬到江边的，因傍晚看到几只飘着太阳旗的汽艇从下游驶向南京方向，而且那些日本兵都是杀人狂，不时用机枪扫射两岸被他们所发现的中国人。据到江边观察的士兵回来介绍：江面上不断有尸体向下游漂去，远处看到的一个个黑点估计也是漂浮的尸体。因此等到天黑，我们才把拆下的梁柱搬到江边，放在水里，作为向江北泅渡的工具。

　　那个老头向士兵们介绍江中流水和江北岸的情况，还讲了抱住梁柱泅渡的要领。他被那个当官模样的人看中，作为领渡人先下了刺骨的江水，借助或明或暗的月光，在江水里作泅渡示范。士兵们在此情况下都知道枪弹的重要性，把子弹袋捆在梁柱上，套上枪带皮带，并用绑腿绑牢。

　　我和吴炳生共用一个“驼梁”作泅渡工具。他绑好步枪和子弹袋，我们协同把“驼梁”推下水，下到冰冷刺骨的水中，我们浑身打颤，上牙敲得下牙格格响。在他催促下他和我各骑在“驼子”的脚下，手抱“驼梁”，“驼颈”往上翘起，挥动两腿，奋力向江北泅渡。江中心一浪紧跟一浪，一时被浪峰托起，随之又跌下浪谷，那浪花像瓢泼的大雨一样从头顶上落下，打得脸皮麻酥酥的。有时又被迎面击起的浪花钻进鼻孔，呛得连打喷嚏，引起咳嗽。过了江心，吴炳生又催我用劲。此时双手和整个上身都已冻麻木了，唯有两条腿不停顿地在水里挥动，到底经过多长时间和游了多远，我俩都一概不知。好在江滩上有几个打捞从上游漂流下来木器的人。我们距岸丈把远时被一个壮年人一钩子挂住，缓缓地拖到岸边。吴炳生从“驼子”上取下枪弹，面向江中喊几声同伙的名字。见没有回音，便要一个农民领着他去找保长。

　　此处属六合县最南端的玉带洲。我上岸未走出几步便昏倒在地，幸被一个姓刘的老农民救起，在他家吃住四天，又帮我烘干棉袄和单衣、裤。临别时我掏出身上仅有的2元钱相谢却遭拒收。我跪在地上连连叩头，感谢他老人家的救命之恩。待我回到家里，我妈得知我逃命的险恶情况而为我高兴；但得知我二姐不知去向，认定已被日本鬼子杀害，便伤心地大哭起来。我随后大病一场，一个多月后，十个脚趾盖全部脱落，两个小脚趾盖再也未长出来，留下终身残疾。

　　注释：

　　1林秀英，女，1919年农历八月生（后来因婚姻问题有可能隐瞒年龄），是双胞胎，小名叫大桂子（其妹一岁多时夭折）。她于1936年6月到南京在一家当小保姆。南京大屠杀后一直无书信回家。村里人都认为她已被日本兵杀害无疑。1970年秋天，上海“清理阶级队伍”时曾有一男一女到我家乡调查林秀英的社会关系，得知我家是贫农，军属，我又立过大功，复员转业后在党委部门工作，取证后便离去。得知我二姐仍在人世，我先后6次到上海市公安局查户口寻找，只因五个年龄段内同名有数千人之多，从中选择相近条件的数十名上门相认，均不是而使我失望。1994年，当时接待调查人员的四星大队长罗加和告诉我：林秀英居住在上海长宁区，是编织工，因儿子要“接合”进领导而来调查。但此时我双目近乎失明，已无法前往上海寻找。看来南京大屠杀给我留下又一终身遗憾。

　　1罗参谋失散后未去找部队，却留在南京与他人合伙赶马车谋生。后来他认出敌伪南京市长就是1937年12月15日下午在蒋王庙诱杀俘虏的高冠吾，并于40年夏天在朝天宫之东的南京大学（临时的）门口行刺未遂。但对敌人惊动很大，日军曾紧闭城门三天三夜，进行了严密搜查。

　　2吴炳生：上岸后，当地保长安排他在村中一间学屋里住宿，并供他吃饭。还有一位土郎中用草药帮他医治好伤口。后来他在瓜埠镇附近一个姓杨的人家做帮工。抗战胜利后便返回原籍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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