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对于“左”倾错误对东北抗联的影响，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７年出版的、由邓小平同志题写书名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一书，在前言中写道：

“……这时（１９３２～１９３３年左右，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刚刚兴起并取得初步胜利的时候——笔者注）中央机关仍在推行王明‘左’倾政策。１９３２年６月召开的‘北方会议’，不顾东北人民抗日救国的迫切要求，规定包括东北在内的北方各省和南方革命根据地一样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红军。会议还着重反对所谓‘北方特殊论’、‘北方落后论’，打击那些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会后，坚持抗日斗争正确方向的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同志被调离领导岗位；省委和一些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坚持援助义勇军和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力量的正确主张和实际工作，都被斥为‘机会主义’。这样，就使满洲党的领导和实际工作落后于客观实际，不仅丧失了抗日义勇军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而且使反日游击队的发展也受到了不利影响。”

当年，“左”倾路线确实吓走了不想和我们党一起抗日的关东汉。

透过下面几段文字，我们就可以想见“左”倾路线当年是何等吓人了。

延吉县委书记小李子，因为开展团结原东北军地方抗日集团势力，如李杜、王德林等人共同抗日，而被斥为搞“上层勾结”，被视为右倾，被开除党籍；有一个名叫邓吉生的党员，本人工作表现很好，可他的哥哥却是一名伪甲长，尽管那位伪甲长在邓吉生的影响下在暗地里为我们作了不少工作，到头来邓吉生还是因为这一社会关系而被开除了党籍；我同盟军某部看到反日山林队“平日军”有一支镜面匣子和一支新套筒枪，就给缴了过来；有一个私塾先生，是我们的一个做地下工作的党员，工作做得较有成效，自己的党员身份也没有暴露，但吉东局却要求他带领全家上队，这位同志有点不太同意，于是立即就被开除了党籍，使一个在群众中比较有威望、工作有成绩的人从此消沉下去了。

在延吉县王隅沟游击根据地，刚建立起苏维埃政权的时候，便提出了“没收地主富农财产”的口号。这一口号一提出，不但吓走了那里的地主富农，而且不少中农也被吓跑了。使这个原来有两三千人的地方只剩下了一小半。东满地区的党组织在处理抗日游击队与其他反日部队的关系上，无视其在反日斗争中的积极作用，反而过分强调他们反日的不坚决性，纪律不好等消极因素，甚至把救国军看成是国民党亲日派，把山林队一律视为胡子，并时常与其发生冲突，缴他们的枪。在处理根据地（当时自称赤区）与敌占区（当时称其为白区）群众的关系上，也犯有严重的关门主义错误，一些人敌视“白区”的一切，不允许“赤区”与“白区”的群众互相来往和做生意。凡是从“白区”来的人都可能被当做奸细抓起来拷问。这样一来，人为地造成了“赤区”与“白区”群众间的对立和游击队的孤立。

像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太多了。在以上这几个例子中，那些党员就这样被开除了党籍，由此可以很自然地想见会有多少党外人员被拒之于千里之外了。

１９３３年５月３１日，杨靖宇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也专门提出了这个问题。

“……但自‘九·一八事变’迄今不能更大的推动起抗日战争，完成南满反日民族革命任务，最主要的原因是得不到党正确的领导和我们党工作的薄弱。红军游击队放弃反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任务，如唐聚五、殿臣、三江好、兰司令、毛团甚至最坏的东江好等部下群众在成份上，铁路、煤矿、造船、缫丝、伐木、雇农等工人、农民占大多数，但结果还是遭受部分的失败，便是被国民党胡子来出卖，如国民党毛团长过去投降，胡子头殿臣、东江好的投降等，这充分地说明国民党胡子头……另一方面充分地说明该广大抗日的群众因得不到党的正确领导，以至遭受以上打击。我们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过去只是积极地怎样扩大自己的组织，对国民党胡子头领导下的武装团体不但不去领导他们怎样夺取下层群众和领导权，且时常地尖锐对立起来，以至红军游击队虽英勇，时时战胜敌人，给日本帝国主义很大的打击，处处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但以党的领导和工作上的薄弱，队伍又陷于孤立状态，不能更大的推动起反日民族革命战争。”

东北虽然和当时的党中央天各一方，但与中央却一直保持着联系，执行着中央的有关指示（当然，这会不可避免地要有些“时间差”）。所以，满洲省委的同志们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从各种不同的渠道来接收中央发来的指示。１９３３年３、４月间，吉东局书记孙广英亲自将一份来自莫斯科的密信送交给中共满洲省委。代理省委书记魏维凡、组织部长何成湘和满洲工会职委书记老曹等人用药水将信涂出后，一封题为《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的指示信便显现出来了。

全信分为４个部分，分别是：

一、日本占据满洲后的一般情况

二、满洲反日游击运动的性质和前途

三、我们党在满洲的任务

四、我们党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巩固和发展是满洲群众斗争胜利的基础

既然是中央的来信那就快让大家阅读、研究吧！那年月还没有复印机，只能是靠人来复写，再传阅。经过传阅，这些有着极为敏感的政治嗅觉的省委委员们就有人看出问题来了。

第一个问题就是，这封信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不少人说，这是假的。理由有二：其一，这信来路不对——既然是中央来信，那就应该来自上海，怎么会来自莫斯科呢？我们和中央并没有失去联系，而且经常有交通来往；其二，这封信的内容不对——信里讲的与中央以前的文件精神不一致。

持此论者还专门把信中的一些段落读给大家听：

“我们党应该十分清楚了解和巩固反日群众斗争的领导，是自己手里的任务，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现在阶段上的基本任务之一。……在满洲群众运动发展的阶段上，我们总策略方针，是一方面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力量，共同地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另一方面准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及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的基础，准备满洲苏维埃胜利的前途。共产国际第１２次全会在这个策略基础上所提出的总政治口号——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民族叛徒的财产，总同盟抵制日本帝国主义及满洲国，扩大广大群众的游击运动，反对日本侵略者，建立选举的民众革命政权，——这些口号毫无疑义地，将得到满洲和全国广大人民热烈拥护和同情。然而实现这些总的政治口号的成功，首先要靠着我们党正确的和灵活的实行‘特殊的’全民族的反帝国主义，而首先便是反日的统一战线，并且要靠着夺取和保证无产阶级在这一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第一，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坚持和保存自己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即无产阶级的政党自由的和不留情的批评和揭穿统一战线内部中的一切不彻底、动尧叛变、变节、投降的企图和事实。坚决的无情的反对右倾分子，反对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策略，反对投降和做资产阶级尾巴的企图和趋势。但同时要和‘左’倾关门主义，及在政策的实际工作中想跳过现在阶段的企图和趋势宣布无情的战争，因为这可过早的破坏和完全不可能造成现在所规定的必须的统一战线。并且这在客观上实际上是在帮助日本帝国主义。

第二，在实际执行统一战线的策略时，必须具体的注意的计算到客观的环境和主观的因素，须分别地对付各种不同的对象。

第三，必须牢记着下层统一战线，是我们活动的基矗任何的上层统一战线都只有在我们能够抓紧巩固的下层统一战线和上层处于下层的革命情绪威胁之下的时候，才可能和有用，只有这样的分别对付和执行下层统一战线，才能使满洲的工人阶级和革命运动，能够得着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统一战线的策略的效果。

第四，必须慎重这一点：即是，如果无产阶级在一定的场合和条件之下，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当这部分人还用武装的方法与帝国主义斗争的时候，那么这不仅表明共同的反帝国主义斗争，而且特别地表明为着争取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来，而用特殊的方式与资产阶级奋斗……

“在两条战线上无情的斗争，首先是反对右倾（对满洲的形势估计不足），对游击和罢工斗争采取取消的态度，不相信群众的力量，为着与其他阶级统一战线，而失去我们党独立的政治面目，对国民党有幻想等等——这是主要的危险。同时要反对各种的‘左倾’（如对游击队抱关门主义的态度，对反日及反其他帝国主义的统一民族革命战线估计得不够，李立三路线残余），必须成为一切行动及其指导的基矗……”

这里边的一些话明显与过去中央发来的指示不是一个调子嘛！不是假的是什么？

有人说这封信是真的。理由也有两条：其一是这个文件的内容比较符合满洲的实际情况，中央代表团驻在第三国际，中央驻国际的代表团与上海的中央联系还是比较很密切的，如果代表团在国际领导机关的指示和帮助下，根据东北的实际情况起草指示后与中央交换意见再以中央的名义发下来，并不是什么违反原则的事；其二是送来文件的老孙同志把这封信是怎么从莫斯科捎过来的，又是怎么交到吉东局的过程讲得清清楚楚，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地方。所以，可以相信这封信是真的，而不是任何方面为了制造混乱或搞什么政治阴谋的产物。

经过大家这么一讨论，信的真假问题就解决了——大家认为这信是真的。既然信是真的，那就执行吧！这样，第二个问题就又来了——如何执行这个文件？是全面执行，还是部分执行？

以×××同志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在南满磐石、海龙地区，群众基础比较好，红军３２军的旗帜既然已经打出来了，在群众中有很大影响，因此，在那里还是要搞红军、搞苏维埃，其他地方搞人民革命军和人民革命政府。但魏维凡、老曹，省委职工部长金伯阳，省委民族委员会书记李泽民及省军委书记老季等人认为，中央这个文件的指示精神，是决定东北革命运动战略方针的。指示信里没有说明可以保留红军３２军和仍然可以搞苏维埃。相反，指示中倒是明确指出在东北为了反满抗日，应该进行统一战线，发展抗日罢工，领导农民反日反伪满斗争，建立人民革命军、人民政府。这是一整套反日反伪满的战略任务，应该全部贯彻执行，而不应该只是部分地执行。

到底怎么办？当然还要通过开会来解决——共产党的许多事情都是通过这种办法来解决的。这是一种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好方法，也是共产党多年来一直坚持使用的一种有特色的工作方法。

１９３３年５月中旬，中共满洲省委召开了有党团省委主要负责人，哈尔滨市委、奉天特委、吉东局、珠河中心县委负责同志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在这次会上，大家认真地讨论了中央来信，统一了认识。最后，大家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对满洲党这一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正确的指示”，一致通过了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并号召满洲全党同志以布尔什维克的战斗精神转变党的路线，为中央所赋予他们的任务而斗争，为胜利的领导满洲革命而斗争。

在决议中，中共满洲省委认真检查了过去贯彻“北方会议”精神所犯的错误，指出：“北方会议对满洲没具体的估计，对于民族革命战争统一战线估计的不足，过早的提出在满洲建立苏维埃与红军，笼统的没收一切地主豪绅的土地的‘左’倾路线……，省委……扩大了‘北方会议’对满洲‘左’的路线，许多地方党部则是更‘左’的扩大了省委机会主义路线（汤原、珠河）。省委在一般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对满洲“特殊”论方面完全否认了满洲的具体的特殊情形，否认了满洲的党与群众没有１９２５年～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及苏维埃运动的直接经验，不了解满洲反帝民族解放运动现在阶段上阶段相互关系及其配置的特殊情形。没有看到在这种特殊情况之下很大部分有产阶级（资产阶级、地主、军官）为了维持剥削者的利益，在广大民众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高涨及其军队中的士兵和大部分军官反日情绪威迫之下而进行着反日斗争的作用，错误地了解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傀儡作用，而与国民党一样的看待。在这样的错误认识之下，便不能运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便不能不对广大的反日群众实行关门主义。事实上不能不在蓬勃发展着的游击运动方面，在几十万反日游击队方面表现党的无能及束手无策，而采取了过早地在满洲建立苏维埃与红军，毫不迟疑地没收一切豪绅地主的错误路线。”

认识到以往的错误还只是改弦更张走上正确的道路的前提，这次省委扩大会议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满洲反日游击运动党的策略方针和党的具体任务——在目前东北反日民族解放运动的现阶段上，必须执行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方针，开展广大群众的日常政治、经济斗争，争取和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建立东北的人民革命军与选举的民众政府。

“中央来信中把东北的反日武装分成以下４种：第一种是“纯由吉林军部队所组织者，其领导属于张学良部下的各将领（马占山、李杜、丁超、苏炳文、朱霁青等），他们服从国民党的指挥而依靠地主阶级和富农，这一些人，在帝国主义（美国）影响下，同时在广大民众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及其自己的军队中士兵和一大部分军官反日情绪威胁之下，而全为着自己的利益，才实行抗日战争，然而他们却仇视工农的各种带群众性质的革命运动……；第二种游击队伍，如王德林这一部队，不是大部的旧吉林军，而大部分是农民小资产阶级，甚至工人的反日义勇军，国民党的影响较小，有一时期在某种程度内允许我们党反帝国主义及革命煽动的自由……；第三种游击队，是各种农民的游击队（大刀会、红枪会、自卫团），其中有工人、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参加，其成分多数是农民，因为他们的政治成熟不够及军事技术的弱点，一部分（现在仍然是大多数）还在地主富农及旧吉林军的影响和指挥之下，而不能使自己的运动走上真正的革命的轨道，而且有时候简直被反动的领袖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了。一部分是在革命分子的领导之下，他们对本阶级弟兄的态度极好，然而未能找到正确的彻底的真正的革命的方法和道路。第四种游击队，即赤色游击队，这是我们党领导下的工人农民革命兵士及其他革命分子的队伍，它执行我们党对满洲问题纲领中彻底的反帝要求。它是一切游击队中最先进最革命最大战斗的队伍。这队伍在自己进一步的发展中，有可能动员千百万群众在自己的周围，而不仅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不仅与满洲政府，而且与国民党政府做胜利的斗争，但是可惜我们的组织及其影响过于薄弱，所以虽然党、苏维埃、赤色游击队的本身政治影响不断地增加，然而赤色游击队，直到现在不但还不是满洲整个反日游击运动的领导者和左右一切的力量，而且未成为这运动的基本力量。”

据此，中共满洲省委在决议中写道：“虽然我们的游击队没有成为左右一切的力量，然而假使能运用正确的策略，如像中央所指示的分别对待各种游击队的下层统一战线以及某些游击队的上层统一战线，并且某些游击队能与之进行反帝联盟的形式。只要合乎下列条件：（１）坚决反日；（２）不侵犯劳苦群众利益，能予民众以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示威、游行等自由）；（３）不反对共产党，准许共产党以绝对活动的自由。我们的赤色游击队可以与之建立抗日联合军指挥部的组织，进行反日的战斗，保证我们的党在里面绝对的领导，便利我们赤色游击队顺利地向前发展，争得赤色游击队在反帝运动中的领导权。任何游击队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实行下层统一战线，订立反日作战的协定。”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中央指示信给中共满洲省委工作指导思想上带来的转变，尽管这种转变还有些不尽人意之处，但其所具有的意义却是十分重大的。对此，魏维凡（１９３２年７月—１９３３年１０月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代理省委书记）后来回忆说：

“‘中央来信’的精神，主要是肯定了东北的特点，规定了反日反伪满的统一战线方针，决定在东北不搞红军、苏维埃，而是建立人民革命军和人民革命政府。这个指示，为我们指出了新的奋斗目标，较之北方会议的决议，显然是比较合乎东北的实际情况，给我们工作的转变以必要的依据，也给东北的同志以兴奋。其深远影响，成为以后党在东北建立起来声势浩大的抗日联军的政治基矗”

中央来信指示无疑为中共满洲省委及全体党员指出了一条走出认识上和运动中的误区之路！

但是，笔者在这里使用虚拟语气给我们的读者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当时中央不向东北发出这封指示信或者这封信指示到不了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人的手里，或满洲省委领导认为其是假的而拒之不执行，那东北反日斗争又该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

如果你感到无法回答或觉得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意思的话，那么，当你看到魏维凡的下述回忆后可能会有些新的想法，“中央指示信”仍然存在很多重大的问题，因此给以后东北党在领导革命运动中以不良影响：

“首先，‘中央指示信’没有指出东北党过去执行的是‘左’倾冒险主义，而只是根据东北的一些情况，提出一些必要的转变。没有提出反对北方会议后在东北执行的‘左’倾冒险主义，也就不可能肃清‘左’倾冒险主义行动。因而我们在东北依然以大城市为进攻中心，依然以组织对日罢工为主要任务。省委领导机关依旧摆在强大敌人统治的城市之一哈尔滨，所有工作人员，既没有固定职业，又没有合法身份作掩护，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在城市工作中，根本不懂得如何利用机会进行合法斗争。而我们老是满足于贴标语、散传单的工作方式。满洲省委编印的‘满洲红旗’经常到处散发。呼海铁路沿线，常常动员全线同志和赤色群众，一夜晚把我们省委的标语、传单都贴出去，究竟有多大实际意义？只是暴露党的力量，给群众以赤色恐怖（一个时期，因为我们那样办，敌人经常命令停车，搜查每个乘客，老百姓因此不敢坐呼海路的火车）之感！也充分表现我们‘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愚蠢和幼稚得很！

“第二，‘指示信’指出了反日反满统一战线，我们党领导的武装队伍可以和各方面的抗日武装订立攻守同盟，这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可是对东北的各个抗日阶级、阶层，没有规定争取团结的政策，对瓦解敌人，特别是对伪满军政人员的争取瓦解工作没有提。就满洲省委所有负责同志当时讲，都没有能力解决如此重大的问题。我们面对着各种各样的抗日武装队伍，只能提出与之订立攻守同盟，再也找不出任何政策依据。我们面对着伪满洲国各级军政人员的动尧不满，谁也不敢设想争取他们……”

读到这里，你可能会问：难道满洲省委的领导们真的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吗？到底是什么使他们丧失了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呢？

读到这里，笔者不由得想起了在那几十年后某些人提出的“两个凡是”及那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

指导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活的灵魂，毛泽东他老人家也说共产党最讲“认真”二字，但做到这一点为什么就这么难呢？

革命导师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但是，如果我们不先解放自己的思想能解放全人类吗？

笔者深信那些长眠于黑土地上的先烈们及他们幸存下来的战友们对这一点的感触会比我们深切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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