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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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一支日军测绘队未经同意闯入了驻在延吉翁声砬子的原吉林省防军第１３旅６３团３营（该营的基本力量原是营长王德林带领的一支绿林队伍，后被延吉道九营统领收编为骑兵第３营，后来虽经多次改编，但其番号一直都是第３营，故人称“老三营”）的驻地测绘地图，并旁若无人地直趋该营炮位窥测。当时带班执勤的班长史忠恒命令战士鸣枪示警，但日军根本不理。这下子可把他惹火了，他当即下令开枪射击，两名日军应声而亡，其余的都吓跑了。

老三营的人打死了日本兵后，吓坏了他们的顶头上司第１３旅旅长吉兴和大汉奸熙恰，他们下令把老三营调到敦化。王德林知道这是要挨收拾了，因此表面上遵令而动，实际上却已经做好了起义的准备。等到了敦化火车站的时候，他突然带着老三营５００多人离开了那里来到延吉小城子，宣布起义抗日，号称“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

中共绥宁中心县委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出了与王德林私交很深的共产党员李延禄（据李说这种友谊始于民国７年时，由于一种特殊的机缘，王对他有一种感恩式的尊重与信任）前往王部。于是，中国共产党在这支旧军队中创建自己的抗日武装的工作也就开始了。

李延禄是在１９３２年２月从延吉出发前往王德林部驻地的，这时救国军成立没几天的时间，可以说来得是挺早的了。

但是，还有人比他来得更早，而且是带着礼物来的。

国民党吉林省党部的代表盖文华等３人给王德林带来的是“自卫军第一路军总指挥”的头衔，虽说是个空衔，但其“正宗”的地位还是挺有吸引力的；

与盖文华带来的礼物相比，抗日将领李杜的代表带来的礼物可实惠多了，那是一张代表着一万块白花花、硬梆梆的现大洋的支票，此外，还有一个团的番号。

除了以上两家代表外，吉东三县的绅商代表也来了。

以上这些人到王德林这里来，可以说是各有各的目的。他们有的要求王接受其改编，有的劝王“自固待机”。而王德林在这些人喋喋不休的劝说面前，就是不表态，只是一个劲地抽烟。暗地里，他在派人四处打听李延禄的行踪。

李延禄到后，王德林带着他见了各方代表。这时的李延禄正是年轻气盛之时，看到那些人便明显地表示出了厌恶感，王一见此情直紧对他说：“庆宾，你先去休息，歇歇再说话。”可是整整一天的工夫，因为那些人总围着王德林转，李延禄也捞不着机会与王深谈。直到当天深夜一点多钟的时候，李延禄待各方代表离去后，才找到了说话的机会。

王德林问：“你什么都知道了，现在你说吧，我该怎么办？”

李并未直接回答王的问题，而是反问道：“你今年五十几了？”

王低沉地说：“五十四了１

李说：“是呀！你已经是五十四岁的人了，难道你还能再活一个五十四岁吗？”见王不语，他接着说：“在今天，你不站出来当岳飞，难道还要当秦桧，给子孙留下一个万世的骂名吗？”

听到这里王再也不能沉默了：“咱们怎么也不能当秦桧呀！咱们一定要抗日，绝不能给子孙留下骂名。可那三个国民党的代表怎么办呢？”

“打发他们走”

“李杜代表说要收编咱们的事怎么办？”

李延禄知道王德林正为此事犯难，他此时兵强马壮，正想独树一帜，李杜要把他收编为一个团，他岂能干？李杜的自卫军此时兵力十分雄厚，装备也比较精良，且占着吉东和北满地区的大片地盘，也得罪不得。所以他想了一下对王德林说：

“李杜要收编咱们，还带来了一万元军饷，这事如果干脆拒绝恐怕不好。但咱老三营就这样变成他的一个团也有点不合适。所以我觉得倒不如收下这一万元军饷，咱们也正需要，再另外为他组建一个团。”

接着，李延禄给他进一步分析了这样做的利害得失，王德林一边喝着酒，一边听着，觉得李延禄讲的都在理。最后，他决定就按李说的办，并请李延禄留下来给他当参谋长兼李杜改编的补充团的团长。

“好！听王德林这样一说，李延禄自然满口应了下来。

王德林又说：“咱这队伍里多数都是大老粗，这样是成不了大事的。你能不能找几个识文断字的秀才来？”

“行！李延禄一听这话就更高兴了，因为这可是安排党员进救国军工作的好机会。

李延禄从各地来投军的青年中精选出了４００多名，组成了３个连（后改为营），又从老三营里挑了有进步思想的史忠恒、李凤山及跟他一起来的共产党员左征、朴重根到补充团当连长、副连长。

不久，共产党员孟泾清（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生）、金大伦（北京大学的学生）、贺剑平等人也来到了补充团，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秘密的党支部，孟泾清任书记，陆续吸收了史忠恒、李凤山、李延平（李延禄的弟弟）为党员。这样，一支由共产党人掌握的队伍便在救国军中悄悄地出现了。

补充团成立后不久便在救国军打敦化时充当主力，接着又在打额穆和蛟河两城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救国军声威大震，补充团自己也有发展。

１９３２年春，救国军收复宁安后，密山县平阳镇小石头河子堡镇苏怀田和好友杨太和、聂海山、姜炮等几个人在共产党员田宝贵的带动下，组织了一支２０多人的抗日队伍，并很快发展到二三百人。同年５月，日军第１０师团东犯，占领汤原、佳木斯等地后，自卫军总司令李杜和护路军总司令丁超败退至密山，使密山境内的兵一下子就多了起来，这些“正规军”一来，苏怀田他们这支民间武装就不太好活动了。于是，田宝贵就对苏怀田说，咱们到兴源镇去找李延禄吧。苏到兴源镇后，向李延禄说明了来意。李延禄很高兴，并经请示王德林后，把他们收编为第２补充团，由李延禄兼任团长，李延平任政委，苏怀田、田宝贵任副团长。这样，救国军内由共产党直接掌握的力量又进一步得了发展。

为了更快地从朝鲜向中国吉东和北满地区运送兵员和物资，日军在占领东满地区后，便着手修建吉会铁路（敦化至图门段）。王德林说：有我王德林在，日本人就别想修成这段铁路！并多次派人破坏和威胁这一铁路的修筑工程，使日本人感到十分恼火。直闹得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一再下令给那一带的日军，要他们迅速恢复吉敦路的“治安”。为此，日军派出了号称有万人之众的天野１５旅团和上田支队前来进剿。

王德林接到那封用火烧掉一角以示“火急”的鸡毛信后，立即召集了手下人商议此事。当下就出现了两种意见：一是以救国军副总指挥孔宪荣为代表的一些人主张要“躲”，还有一种意见就是以参谋长李延禄为代表的人提出来的“打”，而王德林则暂不表态。

救国军里的那些共产党员们为此召开了一次秘密的支部会议。支部书记孟泾清在会上说：“就是他们都拉到山上去了，只剩下我们补充团７００人也要抗日。是不是我们为革命牺牲了，就没有抗日的游击战争了，不是的。还一样有人会继承我们的革命事业。我们依靠的是党和广大的无产阶级、农民群众，我们关里还有百万红军，就是我们牺牲了，我们的革命事业还会继续下去，还会有人继承我们的抗日斗争。最后，我们必将胜利。”关于对救国军内那些人，孟泾清说：“今天，我们还得耐心地争取他们，团结他们，共同抗日，如果他们有些人把队伍拉到山上去当土匪，我们只有７００人，还是要找到有利地势，给敌人一个迎头痛击。”

孟的一番话表明了当时这些共产党人是下定了要打的决心。那怎么打呢？李延禄提出：把队伍拉到镜泊湖山区去。

为了统一内部意见，王德林在棺材脸子村再一次召集高级军事会议。参谋长李延禄便按党支部秘密会议定下的调子，在这次会议上力排众议，主张打。可是王德林却迟迟下不了这个决心。会议开到第三天，当他听到李延禄代表补充团表示：就是只有我们７００人也要打的决心时，他终于下了决心。他说：“你们年轻人决心这样大，我一个５４岁的人啦，不能成功，还能成仁哩！咱们到南湖头去，看看那边的地势再说吧１

等到了南湖头看了地势，又看了李延禄等人制订的作战计划后，王德林最终下了打的决心，并且考虑到补充团的战士们平均每人只有３０发子弹，下令将老三营库存的所有手榴弹用２０匹马往返多次运到了补充团。

这次李延禄为补充团选的阵地——镜泊湖南头的“墙缝”，是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到底好在哪呢？李延禄是这样描述的：

“在我们的阵地上，既没有挖战壕，也没有什么丛林、树木之类的掩护物，我们就隐蔽在光秃秃的临大道的山崖旁边。沿顺这条足有５里长的蜿蜒的山崖线，是些巨大的巉岩，仿佛远古时代给海水冲积的海岸一样。我们的７００名勇士，就依恃这些大块的岩石作掩护，只要是有大块卧牛石，或是巨大的马头石的地方，背后就有我们的勇士，三五成群地潜伏扼守。因为这是些光秃秃的山坡，只是山脚有些岩石，自然敌寇走到这里也会安然无疑。

“山崖对面，可以望见牡丹江上游的支流，江那岸就是一块大盆地似的草甸子，因为放过荒火，烧得溜光。这时候，冰雪刚将融解，青草还没有发芽，望过去直到对面的山上，都是乌黑一片。那边的山脚下，也有一条大道，若是敌军选择那条道走，自然会安安稳稳通过，因为那里没有可以遮蔽的岩石线。而从‘墙缝’，我们所潜伏的阵地上，没有远程射击的炮火，是根本控制不住那条大道的。敌寇要走那条道，需要绕远，需要过江，一般来说，是不会做出那样过于慎重的选择的。

“我们所扼守的，是从敦化直通宁安的咽喉要路。这条路就在巉岩底下，紧靠大江，是条古老的通商道路。”

当一切都布置好了以后，支部书记孟泾清就去县委汇报工作去了。临走前，他对李延禄说：“我们既要在这里坚决和敌人打，还要保持住我们的军队。我们要在战斗中发展我们的力量，不要拚老本，一定要见好就收兵。我个人看，抗日游击战争是长期的！我们补充团是党的珍贵财产呀！关系到整个抗日救国军的巩固和瓦解呀１

孟泾清走后，李延禄和补充团的勇士们便开始了战前焦急的等待，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日本人不走“墙缝”了。其实，他们这种担心似乎是多余的。因为有一个名叫陈文起的人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现在我们上街买东西的时候，经常可以遇到一些和卖主一起设好圈套让你掏腰包的人，他们或者假装买主，营造出一个“抢购”的氛围让你主动上前和他们争相购买；或者拿出什么优惠卡之类的东西让你占上一把“便宜”。北京人管这种人叫“托儿”，东北人则称其为“牵大驴”的，缺乏经验的人是很容易当上一回“蠢驴”的。现在，我们这位陈文起就要当一把“牵驴者”了。

陈文起本是南湖头一带有名的猎户，当他知道救国军要在“墙缝”伏击日军的时候，便跑到队伍上来，想在战斗中露一手他的好枪法。可呆了两天不见动静后，他就在夜里回到他家——瓦房店去探听动静，不想这一去竟被日本人抓住了。

“你的什么的干活？是马胡子吗？”

“不是。打猎的。”

“你的枪呢？”

“没枪。都是借人家的围枪用。”

“前边马胡子的有？”

“没有。”日本人一见他身上都是沾有死野物的血迹，的确是个打猎的；再看看他那股沉静劲，便不再怀疑，他们打心眼里为能找到这个难得的向导而高兴。连忙说：

“你的，前边的带路！前边马胡子的没有，你，好人大大的；前边马胡子的有，你，坏人死了死了的有。明白？”

“明白１陈文起嘴上答应着，心里却已早想好了——“非把这些兔崽子领到墙缝去不可１然后便牵着天野等八千多头“东洋驴”朝“墙缝”走去。此时正是３月２０日的凌晨。

鸡叫头遍的时候，补充团阵地上的哨兵喊了起来：

“什么人？”

“我们是老百姓，给部队送信的１一个姑娘回答道。接着又有一个老头的声音说：“她是我姑娘，我们是找补充团指挥部的。”

老头（后知其名叫史振德）见到李延禄后，告诉他说：陈文起已经牵着“驴”往这边来了，你们快准备打吧。他之所以带着女儿来，是怕部队误会。

“不久，在指挥所用望远镜就可以看到敌寇那红肩章、刺刀和扛枪的臂膀所组成的行列了。他们没有想到，在这些光秃秃的山顶和大块岩石的背后，有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率领的７００勇士，在这里等待着他们；而且是那么突然地一跃而起，手榴弹沿着５里长的狭路同时纷纷下落，到处是爆炸声零乱奔跑的脚步声和临近死亡那瞬间的怆惶的惨叫。在所有这些声音里似乎还有日寇指挥官的命令声，这声音疯狂似的响亮，带着一种意外的惊慌和恐怖。以后，我尽管经过无数次大小战斗，日寇指挥官的疯狂喊声，从来没有一回像这次那么凄厉，印象那么深刻。我感到我们依崖猛攻、猛打的７００名勇士，在敌寇发出的狂呼声中，顿然精力增长百倍，心情豁然开朗，有的竟扔掉了棉衣和帽子，只穿着短褂往外扔手榴弹。”——李延禄在半个世纪后回忆说。

就在补充团打得正来劲的时候，担任堵口子任务的戴凤龄独立营——一支被救国军收编的地主武装，却不顾事先定好的作战计划和命令开溜了，李延禄紧接着就接到了日军在狭路口外停止前进，行动不明的报告。这样一来，补充团就随时可能会遭到日军从背后对其进行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李延禄果断命令补充团：撤！

几天后，当李延禄派人回到“墙缝”察看时，发现日本人在那里留下了三个火葬点，“所有枪支都随同敌人士兵的尸体，全部烧毁了……，我们总计得到了被火烧毁的残枪筒一千五百余件，另外还搜出完整无缺的三八式步枪两千多支。据此可见敌寇伤亡将近四千，最少也在三千六百人以上”。

此一战，补充团付出的代价只有７个人！

需顺便说一下的是，从“墙缝”逃走的那些日军，几天后又在松乙沟落入了李延禄为他们设下的火阵之中，逃出的那３００来人在被共产党员李延青率领的工人游击队消灭了２００来人，天野少将也被打死了。

最后，该说一下那位“牵驴人”陈文起了。

陈文起在枪响后很快就跑到一个石崖后边，但他并没有跑。当被日本人抓来的直车老板子们问他怎么还不快跑时，他却说：“我就这么空手出去呀！我还得弄杆好枪１可是还没等我们这位勇敢的猎手把枪弄到手，日本人就开始到处抓他了。当他被抓住后，他大声说：“我早就没想活，早就想把你们这些兔崽子送到‘墙缝’来了。”气红了眼的日本人把他吊在房梁上。陈文起骂不绝口，最后，日本人挑开了他的胸膛。

后来，人们把他埋在了距“墙缝”不远的地方。

自从补充团成立的那一天起，李延禄和他的同志们可以说是一直在进行着两线作战——一面与日本人面对面的干，另一方面还要时常防备自己同胞从背后打来的冷枪。这些冷枪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李延禄本人，“首席枪手”则是救国军的副总司令孔宪荣。

孔宪荣原来就是王德林的绿林班底，王德林被收编当老三营营长的时候，他是连长。在王德林起义前他已经退休了，等到王德林起义后，他便重归老三营，成为王德林的左右手。

孔宪荣这个人的权力欲和财欲都很强，救国军成立后，他仗着与王德林关系非同一般，竟然明目张胆地进行拉帮扯派和聚敛钱财的活动。李延禄对他这些活动很看不上，进行了抵制和斗争，这自然也就引起了孔对他的不满。在救国军打下兴源镇后，孔宪荣的一个亲信李副官与商人勾结，竟把占战利品总量八分之一的物资给盗卖了。王德林知道此事后，便亲自过问，然后给李副官定下了一个死罪。王德林情知这位李副官是孔宪荣的人，也知道他是在为谁弄钱，所以他虽然为了严肃军纪说了要杀李副官，但却迟迟没有下令杀人。这时，救国军总部的随从参议郭秀庭找到李延禄对他说，所有随总部来到兴源镇的人都已经向王德林求过情了，但谁说也不行。这个面子是总司令留给你的，你去说说吧１

李延禄说：“他吞的那些赃款吐出来了吗？”

郭秀庭说：“那还向哪吐呀？”

李延禄说：“这样的情我不能去求"

王德林见李延禄没去求情，自然也就没了台阶好下，当天就把李副官给毙了。

孔宪荣知道此事后，恨死了李延禄。他先把李延禄从第２１旅借来的迫击炮营扣下了，并杀了这个营的营长，然后便准备杀掉李延禄。

待一切都准备好了之后，孔宪荣在穆棱打电话给在兴源镇的李延禄说：我已经带来第２旅从前方回来了，很想见一见你，请你到穆棱来一下。

李不知其中有诈，接电话后马上就要去穆棱。就在这时，从穆棱又打来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得很急，而且打电话的人也不通名报姓，只告诉李延禄不要去穆棱，还说事关机密，他马上就来兴源镇向他当面说清。

这个人是谁呢？他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呢？等到满腹狐疑的李延禄见到来人时，他说啥也没想到来人会是孔宪荣的侄子小孔。

小孔是中共地下党员，现在孔宪荣处当随从秘书。他一见面就对李说：你不要去穆棱赴约，孔宪荣已经准备好要杀你了！

李问：“他为什么要杀我？是不是为李副官的事？”

小孔说：“还不是两雄不并立呗！孔宪荣常说有你就没有他，有他就没有你１又说，“打天野，人家说能打，咱们说不能打，到底人家带着７００人的补充团去打了，还是大胜。还说你手下的人，又都是识文断字的，长啦，在枪杆子里头还有咱们耍的呀，葫芦里的主药在这里，李副官的事只不过是个引子。”

李说：“我要是不去，那以后在救国军里我们还怎么做工作呢？”

小孔说：“我们会布置，要他来看你啦！只要你不去看他，提防一点儿，就不会有什么儿事儿的。这是我们在第２旅工作的同志们共同决定的，不是我个人意见。”

李说：“那好吧１

两三天后，总部的参谋郭秀庭来了。他对李延禄说：“听说你和耀臣（孔宪荣字）两人误会啦！他让你去穆棱，你不理，是吗？”

李说：“这可不是什么误会。他们在宁安南山开过会，要借机杀我，这是为什么呢？”

郭连忙说：“这是哪里的事呀！你可不要听坏人挑唆呀！要是你不去我叫他到兴源镇来看你怎么样？要是你不放心，叫他单人匹马来看你，好不好？有什么误会当面一解释就完啦！

不见面，怎么一块打日本呀１

李说：“我是不计较个人恩怨的。我们从大局着眼，个人之间的恩怨，实在算不上什么。他要是来兴源镇，我当然是欢迎的。”

第二天，孔宪荣在郭的陪同下来向李解释“误会”了。虽然他受到了李心平气和的接待，但内心里却别提有多别扭了。因此，在这次谋杀失败后，孔并没有死了那份心。不久他又借口让李延禄去看李杜刚给他的一把２０响匣枪，想借口枪走火打死李，只是由于李及早发现了他的“猫腻”才没有得手。

李延禄能躲过从后面打来的冷枪，他是幸运的。但这种运气并不是每个在救国军里工作的共产党员都有的。与他姓名只有一字之差的第１７团团长李延青就没躲过去，他是死在被其收编的红枪会和黄枪会的王大法师和张大法师之手的。

而最惨的则要算是第２补充团的那些共产党员们了。

当时，在穆棱有一个煤矿，矿主是白俄，名叫谢杰斯，所以这个煤矿也就叫谢杰斯煤矿。谢杰斯矿上有一支二百名矿警组成的武装。谢杰斯本人反苏仇共，和日本人有勾结。８月份的时候，第２补充团奉命到谢杰斯煤矿去解除这支白俄武装，没收矿上资财。因为犁树镇有丁超的护路军驻扎，所以他们便先迂回到谢杰斯煤矿的背后，在距矿区近百里的石头河子镇宿营，团部就设在了一个地主家的大院子里。

不知怎么搞的，这一消息被丁超知道了！

原属东北军第２６旅的王之孝团和车子久团奉丁超之命连夜从平阳镇赶到石头河子，包围了补充第２团的驻地。

他们派人对苏怀田、田宝贵二人说：谢杰斯煤矿是在护路军的辖区内，矿主受护路军保护，如果你们救国军的人要在护路军的辖区内活动，就得去和我们丁总司令把话说清楚。苏怀田说：“谢杰斯和日本人有勾结，还非法经营工兵厂，我们是奉王总司令之命来的，既然丁总司令有约，不妨就去谈谈。”

政委李延平和三营长杨太和则说：“哪有你们这样四面包围以后来请人赴约的，不去１

来人说：我们原来也不知道你们是哪部分的，等到了这里以后才知道你们是救国军的人。如果你们不相信我的话，我可以和你们插草为香，对天盟誓。大家都是抗日的队伍吗，不会做出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事的。

这几句话一说，苏怀田便决定带团部的所有人员都去拜访丁超。但杨太和却说啥也不同意，并且在送苏怀田和来人走的时候说：“要是我们的人到时候回不来，你们还不解围，我们就要开枪。”

苏怀田等人一到丁超那里就被抓了起来。几乎于此同时，补充团第１、第２营在王之孝和车子久两团的突然袭击下，被解除了武装。

按丁超的命令，团长苏怀田、副团长田宝贵为首的６名营以上军官被用大铡刀铡死，其余３０多名军官枪毙！

在这次惨案中，第２补充团损失惨重，只有警惕性极高的杨太和带着他的第３营突围脱险而归。

１９３３年元旦前那几天，李延禄他们的日子可太不好过了。

当时，李延禄正带领部队坚守在磨刀石车站附近的两个小山坡上。但就在这时，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了：先是接到铁路工人报告，说敌人已经乘铁甲列车抄了他们的后路，然后便是从广播里听到了有关自卫军第２１旅旅长关庆禄已经在绥芬河投降，李杜和王德林也先后撤到国外去了，丁超则乘专机到长春就任伪满洲国的内务府大臣的消息。

这接二连三传来的坏消息，对于正在与敌人作战的李延禄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他后来回忆说：

“所有这些由敌伪电台广播听到的消息，对我们来说，比听到东来的铁甲车是堵截我们后路的敌人更为意外。我们没有想到那些部队瓦解得这么快。尽管我们精神上已经作了准备，但我们还是感到事情发展得有些使人吃惊。

“我想，当年俄国元帅库图佐夫带着部队在多瑙河作战，听到奥国联盟军所扼守的维也纳大桥失守，拿破仑的主力已经渡过多瑙河的时候也没有我们当时那样吃惊。”

情况变了，怎么办？

李延禄一边组织部队与敌人抗击，一边组织党员开会。会上，所有的党员干部——杨太和、冷寿山、史忠恒、李风山等人都同意李延禄的看法，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抗日救国的大旗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来扛了，这是历史交给我们的责任。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打出自己的旗帜了。

会上统一了意见后，李延禄马上召集骨干、士兵代表会议，宣布：这个队伍从今以后正式归共产党领导了，名称就叫“抗日游击总队”。并宣布了游击总队的领导人：杨太和、李风山、邹风翔、李延平分别任３个团的团长和游击支队的支队长；李延禄、孟泾清、张建东分别任总队长、总队政委和参谋长。

游击总队成立后，虽然暂时成功地摆脱了敌人的追击，但却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为此，李延禄他们决定要分头去找党组织，即：一路由李延禄带领去宁安找，一路由杨太和带着到密山去找。

李延禄他们到宁安后不久便设法与中共宁安县委取得了联系。这时，原属抗日救国军系统的王毓峰部也和史忠恒的第１团会师，并主动提出要和游击总队合并。在这种情况下，李延禄向宁安县委请示，要求将游击总队扩编为游击军。他的这一意见很快便得到批准。这样，李延禄原来的抗日游击总队就改称“抗日救国游击军”了。游击军的领导班子基本上还是游击总队的原班人马，只是增设了一个副参谋长的职务，由化名为陈龙的人（本名为刘汉兴）担任（刘在建国后曾任公安部副部长，１９５８年病逝）。

抗日救国游击军成立后，在绥宁地区打了不少大仗。日本人为了消灭这支颇有战斗力的劲敌，调了大批的部队前来“讨伐”。１９３３年３月３日，一场激烈的战斗在游击军活动的中心地区马家大屯展开了。战斗开始后，敌人一直用飞机、大炮猛轰游击军的阵地，游击军的指战员面对强敌，沉着镇定，对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抗击。

马家大屯战斗结束后，当李延禄带着部队清理战场时，发现在我军烈士的遗体中混有一个日本兵的尸体。李延禄的脸当时就拉下来了，他找到负责打扫战场的别动队队长李光。

“你是怎么搞的，啊？！怎么把他也弄进来了？”李光赶紧说：“这可是个好人。”然后便告诉李延禄说，他在带别动队战士打扫战场时，在一片松林里发现了一辆满载子弹的汽车和一具日本兵的尸体。在附近还发现了一封信，找来一位懂日语的人一看，上面是这样写的：

孟子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从上面这件事中，我们可见亚圣之言之真。

在１９３３年的时候，日伪统治还没有完全在密山这个紧靠中苏边境的地方建立起来，李杜的自卫军退到苏联去以后，其残部散落在密山一带，形成了大大小小８０多支抗日武装。这些队伍成分十分复杂，互相之间协调得也很差，实际上是处于一种群龙无首的状态，这就为游击军到那里活动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条件。

１９３３年７月，李延禄带着游击军来到密山县平阳镇，与已在那里的第一团会师。这时，周围各部的义勇军都慕名前来，表示愿意接受编制和与其进行协同作战。为此，军部在驻地郝家屯召开了义勇军、山林队首领会议。出席者有“赵队长”、“金山”、“常山”、“邱甲长”等人。在这次会上，各路“诸侯”共同商定：坚决打日本、打汉奸、不投降、抗日到底；保护群众利益、从敌人手里夺武器。

在出席会议的人中，李延禄特别见到了那位外号为“赵挑水”的“赵队长”。这是一个山东彪形大汉，从头到脚，一身庄稼人打扮，斜披着一条布料的子弹袋，是个手中不离长枪的人物。他是代表手下那１００多人来开会的，那些人多数都是他的山东老乡。

李延禄问他：“是不是打算和我们一起抗日？”

赵队长说：“你们收编，我们没话说，你们不收编，我们也跟着你们一起打日本。”

李延禄问：“你怎么和‘邱甲长’他们不一样呢？”

赵队长说：“我是干什么出身的，他是干什么的，我是给人家挑水的１

虽然像赵挑水这样的人不少，但是由于受“左”倾关门主义的影响，游击军在收编各支抗日武装的问题上还是迈不开步子。甚至就连“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样的口号也不敢提（直到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吴赤峰来了以后，告诉他们可以提这样的口号，他们才敢这样）讲。同时，由于游击军初到密山，对各方面的情况也不太熟悉，因此吃了不少亏，特别是军部受到了伪军骑兵部队的袭击，损失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吉东局和密山县委及时帮助他们建立党团组织，做思想工作，使队伍稳定了下来。不久，省委巡视员吴赤峰再一次来到了密山。

吴赤峰告诉他们，省委已经做出决定，让他们取消“救国游击军”的名义，改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４军”，游击区也将扩大到虎林、饶河一带，原在虎饶游击区活动的李学福游击队也将划归第４军领导。

１９３３年９月１８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４军正式成立。这实际上是一支以游击军为核心组成的“抗日联军”，各支队伍虽然统一了编制，但平时还是独立活动的，只是作战时才协调行动。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４军成立后，转战密山、勃利、林口、方正各地，同日伪军进行了多次战斗，取得了重大胜利。其中在１９３３年１０月攻打密山县城一仗就得步枪１３０支，短枪４枝，子弹万余发。１９３４年５月，为支援土龙山农民暴动，袭击依兰县日军“讨伐”队，击毙日军大尉３人、中尉和少尉各一人，士兵５０多人。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４军成立后，李延禄和其他领导人仍感到对许多问题不知如何处理是好。例如，在对待义勇军的态度上、在是否要提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问题上（吴赤峰原来也只是说他个人认为可以提）等，都搞不清楚，由于大家对这些问题理解的不一致，所以经常为此争吵。为了解决这些问题，１９３４年２月，李延禄只身入关去寻找党中央，求个正确的“说法”。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他到了关内的不少地方，但却未能找到中央，只好又回到了东北。

李延禄没有找到中央，可中央特派员吴平却找到了他们。１９３４年８月，吴平来到了第４军，根据李延禄向他反映有关“一提抗日周围人力物力就容易调整动，而一提苏维埃革命，许多人就和我们疏远了”的实际情况，吴平建议他们改“东北人民革命军第４军”为“东北抗日同盟军第４军”。

吴平的话说到了李延禄的心坎上了。第二天，他就召集各抗日武装的联席会议，在会上提出改人民革命军为抗日同盟军的建议，大家一致通过了这个提议。在这次会上，中央特派员吴平说：在南满，我们有杨靖宇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１军，吉东有王德泰的第２军，哈东有赵尚志的第３军，你们现在就正式编为东北抗日同盟军第４军。以后，周保中可以在宁安建立第５军，要是谢文东愿意接受我们领导，我们就给他第６军的番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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