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写道：“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未起以前当然不发生配合问题，但在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份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毛泽东如是说，那么实际上做得又怎样呢？

《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写道：“自１９３６年东北抗日联军成立以来，特别是１９３７年‘七七’全国抗战爆发之后，东北抗联各军在辽、吉、黑广阔原野展开了大规模游击活动，打击日伪‘讨伐队’，破坏敌人交通与通讯，袭击日伪军事据点，消灭敌人大批有生力量。据不完全统计，从１９３６年１月至１９３７年１２月，抗日联军共击毙伤俘日伪军７３８０人，其中毙伤日军近３０００人。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严重地威胁了敌人的后方的安全，牵制了１０余万日军兵力，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全国抗战。”

既如此，则日本人当然就要想尽办法来对付东北抗联了。急红了眼的日本人为此专门制定了《三年肃正计划》。按照这个计划，日伪当局调集了１０多万兵力，从１９３７年末开始，对活跃在松花江下游一带和东满地区的东北抗日联军进行了长期的、疯狂的、空前的“大讨伐”。这次“大讨伐”不但时间较以往长，兵力比以前多，而且更使出了许多令人难以想象的“损招”。

在军事上，他们采用“篦梳式”、“踩踏式”和堵击、长追、突袭等战术，由南到北，再从北向南反复不断地进行“讨伐”；在经济上，他们采取了十分严厉的封锁措施，制定了“经济犯条例”，实行“粮食统制”和日用品的配给制；在政治上，他们大力开展“思想战”、“宣传战”，派出“宣抚班”、“工作班”，利用金钱、美女、谣言瓦解抗联队伍。

日本人的《三年肃正计划》称：“共匪活动的基础在于贫困饥饿的农民，共匪正在通过农民的支持和参加其活动以扩大势力”，“这些农民主要是组织农民委员会、反日会等群众团体，作为共匪活动的人力、物力基幢，“共匪仍然有顽强的抵抗力，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所以，如果只是采用以上几种办法，那还是不能达到目的的。他们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切断抗联队伍与农民们的联系。这便有了臭名昭著的“集团部落”。

“集团部落”，俗称“归大屯”。这个词在今天听起来已经是有点费解了，下面摘录的是日本人有关“集团部落”的文件中的有关内容，希望它能够有助于读者对于这个陌生的名词的理解。

“为了确立治安，使匪民分离，必须赋予良民以自卫能力，使匪贼不能涂碳和寄生于良民。满洲僻地之农民，大部分是二三家或五六家的小部落，散居在偏僻的地区和山野间，形成了与匪共居的状态。即使较为接近于铁路与城镇的平原地区，也存在着没有集体防卫力量和统治力量的几十户不统一的零散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但得不到现代国民的生活与文明的教育，而且也为匪团提供了自由活动的余地。为了除掉这种不利，就要建设集团部落……

“……因所有的住民都缺乏远大的眼光，尤其有许多人不愿抛弃已经住惯的故宅而不乐于搬到新的部落中去，如果依照个人的要求，那就永远不能实现。因此，认为必要时，将不管如何，必须坚决地进行；但须避免妨害播种时期。”

一个集团部落的户数及其面积：

（１）户数：以８０户至１００户最为适当（收容人员４００～５００），为此，将附近的散在房屋须完全造成无人区。这样在警戒和管制上都能有利。如六、七十户以下的部落，则自卫力量不够充足；若在２００户以上的部落，于统制上也有困难。（２）面积：从已建设的部落来看，按下列标准最为合适。

建设部落的位置及建设次序：

（１）建设位置

１．匪贼时常出没或者是物资供应地点等警备要线；

２．经济资源丰富的地点；

３．易于警戒及自卫的地点；

４．易于供水，且比较干燥的地点。

（２）建设次序

建设部落的次序：首先在部落外围把铁丝网、土墙、水沟等建设起来。先建立对外防御设备，使部落的住民安心之后，再在内建设其家屋，兹举一例如下：

１．铁丝网、土墙及炮台等设备；

２．建设共同建筑物（部落办公室）及临时房子；

３．建设家屋；

４．水井设备及其他附属建筑物。

（五）经费

集团部落之各种工程，是以部落住民的义务劳动来进行的，除主要防护设备及材料费外，其他经费一律不付。

（六）警备要领

为防共匪在建设开始时的破坏，故要在日满军讨伐共匪的同时进行建设，同时在建设中须特别警备，使部落住民能安定；特别是在匪徒严重的地方，需要在日军掩护下进行建设。在集团部落完全建成后，多数入屯者安下家后，即依保甲法组织自卫团，使他们担当警备，此外根据必要再布置治安队或者以满军的一部分来加强警备；如匪情特别险恶时，可叫皇军住屯。并且要完成完备的交通和通信设备，以便在发现匪情时，能及时求得满军的迅速救援。

“总而言之，在建设集团部落时，首先要熟悉匪情及地形与经济资源，并要十分注意住屋的要求而选定其位置，以及根据耕地面积的广狭决定其户数。另外，要根据汇集建设资材的难易，来决定部落建设经费的开支。应在军官宪警指导下，尽量依靠部落住民的自发性来建设，特别在治安不良的地区，作为警备据点而建设集团部落时，需要在皇军直接掩护下进行建设。”

被赶进“集团部落”的老百姓们，实际上就处于日伪的严密监视之下了。日本人在里面安插了不少警察、特务，时刻盯着人们的一举一动；在“集团部落”的周围，还有日本的武装开拓团对“部落”进行监视。谁要是有什么事需要进出“集团部落”，那得有他们开的证明书，就连农民们种地也不能走得出４公里以外。为此，东北老百姓的民谣唱道：

处于困境中的老百姓盼抗联，可是抗联此时比他们的处境还难。原因是很简单的：抗联与老百姓是鱼水关系，日本人把“水”给撤了，“鱼”的日子自然也就不好过了。而日本人在尝到了“集团部落”的甜头之后，便大力推行起来。据《满洲国警察史》记载，１９３６年全东北共有“集团部落”３３６１个，而到了１９３８年时，竟达到了１２５６５个！

“集团部落”以及其他几项措施的并用，便使得抗联战士们被迫走进了寒冷的冬季。

１９３８年初，抗联第１路军的游击区不断缩小，部队损失很大。总司令杨靖宇为了与中共南满省委书记魏拯民共同商讨游击战争的新策略以及开辟新游击区的问题，决定带领军部和直属部队离开桓仁，向辑安老岭地区转移。２月中旬，他们便进入了山岳重叠的老岭地区。当时，日伪当局正在加紧修建通辑铁路——一条专为掠夺东北物资和“围剿”抗联而修建的重要通道。

一进入老岭地区后，杨靖宇便决定要搞他一家伙。目标就是正在紧张施工中的老岭隧道工程。

老岭隧道地处通化、辑安两县的交界处，是通辑铁路上最长的隧道。这里四面环山，又有日本人的重兵守卫，实为一易守难攻之地。

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３日，杨靖宇率５００余名战士从辑安以北的天桥沟出发，第二天拂晓来到了距老岭隧道较近的十一道沟顶。通过侦察发现，在施工现场驻守着日军角田部队和伪满铁警备队，他们每５０米便设一族帐篷。白天，对过往行人一律查，稍有可疑即行逮捕，夜晚则通宵值勤，防守十分严密。所以杨靖宇带着部队在十一道沟足足蹲了一整天，也没有找到出击的机会。

有的战士急了，找到杨靖宇，要求来个硬碰硬，打掉守敌。杨靖宇虽然心里也很急，但他还是说服战士们要耐心等待时机，告诉他们说，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出奇才能制胜。一直等到天黑下来以后，杨靖宇才带着队伍出了十一道沟。他将一部分部队埋伏在沟门，指挥另一部分队伍向老岭隧道工地发起了猛攻。

受到攻击的敌人立即进行了殊死的抵抗和反扑，而杨靖宇的部队则顺势向沟外撤去。敌人一见抗联部队向后撤去，鼓足了劲向前猛追，等追进了十一道沟里的时候才发现中了杨靖宇的埋伏，但这时明白过来已经晚了……

杨靖宇这次成功的袭击，不但使敌人受到了２０万日元的经济损失和被迫停工两个月（敌称其为东边道肃正史上最巨大的一章），而且极大地鼓舞了处于困难时期的抗日军民。此后，杨靖宇又带领战士们时而攻击敌警察署（所），时而捣毁“集团部落”，把那里变成了伪通化省的“第一癌肿地带”。

就在杨靖宇在老岭开辟新游击区的同时，魏拯民正带领第２军活跃于蒙江、金川一带。４月份，他带队进入通化，５月时来到辑安老岭山区五道沟，与杨靖宇会师。

１９３８年５月１１日，中共南满省委和抗联第１路军总部在五道沟密营召开军政干部联席会议。是为第一次老岭会议。

第一次老岭会议主要研究了今后游击活动的方向问题，所做出的决定除了前文说到的第１军向辽西地区远征外，还决定：第２军之第４师和第６师继续在通化地区开展游击活动，第５师在绥宁地区活动，并负责与吉东和北满的抗联部队联系。在人事上，鉴于王德泰已经牺牲，决定由魏拯民兼任第１路军副总司令。

第一次老岭会议结束后，第１路军的游击活动掀起了一个高潮：

——６月１２日，杨靖宇亲自指挥了蚊子沟战斗，一举消灭了号称“满洲剿匪之花”、并且自吹“包打杨靖宇”的伪军索旅的一个营。

６月１９日，第１军教导团和第２师分兵三路，同时进攻通缉铁路土口子隧道、第十一、第十二老岭河桥梁工地和阳岔工程分区，使这一天变成了敌人在“通辑线建设史上用血染成的最悲惨的日子”。

——６月２４日，杨靖宇再袭土口子，解放朝鲜劳工２５０多人，还使抗联队伍里走进了一个名叫福间一夫的日本籍战士。

——６月下旬，金日成任师长的第２军第６师攻克抚松县南岗伪军第３团炮台，歼敌８０人……

１９３８年７月，正当抗联第１路军各部认真贯彻落实第一次老岭会议精神的时候，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抗联第１军第１师师长程斌接受了由本年２月时投敌的１军参谋长安光勋带来的敌“长岛工作班”的劝降书，投敌叛变了！

这件事对于抗联第１路军来说，可是非同小可。因为由于程斌的叛变，第１师已经基本上瓦解了，而且整个第１路军的军事计划也被暴露了。这就逼得杨靖宇他们必须调整战略部署了。于是，便有了第二次老岭会议。

参加第二次老岭会议的杨靖宇、魏拯民等人根据形势的变化，重新研究制定了第一路军的游击活动计划，做出了两项重大决定：

其一是考虑到由于第１军第１师在本溪、桓仁、宽甸一带的游击区已经大部丧失，辑安游击区失去了西南的屏障，成了敌人在通化地区的讨伐重点，因此决定改变原来的部署，取消第１军再一次进行西征的计划，除将一小部分部队在老岭山区进行游击，牵制敌人以外，主力部队向金川县河里地区转移；

其二是撤销原东北抗联第１军和第２军的番号，在第一路军总司令部下，部队编成三个方面军和一个警卫旅。整编后，各部队分区作战。

第二次老岭会议结束后，杨靖宇、魏拯民即开始着手整编部队。那时要整编部队可不像现在，只要下一个文件、发一个指示，大家照章办事就行了。那时许多事必须要杨靖宇等亲自出面才能办成。由于是一边打仗一边进行，所以这一工作一直进行了一年多的时间。

最先进行整编的是原第１、２军的教导团。这两团合在一起后成立了警卫旅，旅长方振声、政委韩仁和，全旅共有５００人。

第１方面军是１９３８年８月在金川县黑瞎子沟在第１军第２师的基础上成立的。曹亚范任指挥，伊俊山任政治部主任。全军约２５０人。

第２方面军是１９３８年１１月在蒙江县南排子由原第２军第６师整编而成。该师师长金日成任指挥，吕伯歧任政治部主任。全军约３５０人。

第３方面军成立得较晚，它是１９３９年９月末才将第２军第４、第５师合编而成立的。指挥陈翰章，副指挥侯国忠。全军约３００多人。

在这段时间里，杨靖宇及其总司令部带着警卫旅活动于金川、蒙江、辑安一带，继续与前来围攻的敌人作战。在艰险的环境中，我们这位“森林之王”充分显示出了其指挥游击战争的高超艺术，带领其部队一次又一次地突破敌人设下的重围。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创造出了在抗联历史上熠熠生辉的著名战例——岔沟突围战。

１９３８年９月，刚刚在通辑公路上的长岗干净彻底地消灭了“满洲剿匪之花”索旅的杨靖宇率部向辑安天桥、老土顶方向转移，然后又从那里经通化、临江县境向金川河里山区开去。

１０月１７日午夜，他们来到了浑江边。部队要马上过江，可是却找不到船。怎么办？杨靖宇把匣枪高高举过头顶，带头走下了冰寒彻骨的江中，战士们立即紧随其后。江心水深浪急，男同志们便架起了个子小的女同志。杨靖宇说：“我人高，个大，条件好，来，我一人架一个。”

过了浑江后，没走出多远，便来到了岔沟。

岔沟，地如其名，是个沟连沟、山连山的大山沟。岔沟的东、西、北三面都是大山，沟里有一条小溪流向南面沟口外的浑江。那里偏僻荒凉、人迹稀疏，仅有的几户人家在杨靖宇他们到来的时候也都锁门闭户——主人们都起早出去收庄稼去了。

天亮后，日本人的飞机来了，飞机飞得很低，低得可以看见上面的“红膏药”。那飞机转了一阵，撒下一把传单，又飞走了。战士们捡来传单，见上面写道：“匪首杨靖宇，我们已摆下铜墙铁壁阵，死活两条路任你眩你若能归顺，封你做东边道都督……”杨靖宇笑道：“啊，东边道都督，好大的官呀！不过要是东边道归了咱们，那他们小日本不是该没道滚蛋了吗！？”

通过飞机侦察，敌人掌握了杨靖宇部的行踪，他们马上调来了１５００多日伪军，将杨靖宇那支只有４００多人的部队团团围住了。杨靖宇发现这一征候后，当即命令部队转移。杨靖宇当年的警卫员黄生发讲述了后来发生的事情：

“队伍刚转移不远，就和敌人碰上了，两下来个碰头，接上了火。既然碰上了头，接上了火，转移不了，就得抢占有利地势，所以司令一面沉着地命令３团作掩护，一面带领大队抢占岔沟制高点。战斗异常激烈，从早上一直进行到下午，我们才抢上了岔沟制高点。敌军如黑锅上的蚂蚁披山盖岭向上几次冲锋，都为我军击溃。敌军官兵死伤无数。我们判断，正面攻击的敌人，是程斌队伍。这些士兵，都是受到相当时间的抗日爱国教育的，追击我们，都是因为枪炮所迫，不得而为。所以司令一面调集２９挺机枪，组成机枪队，以加强火力；一面又从少年铁血队选出２０多个会唱歌的队员，组成宣传队，爬在石砬子上喊口号，唱抗日救国歌。歌声四面回响，悲壮激昂。程斌队终于组织不起攻势了。在这次战斗中，３团是我们占领阵地的最高点，３团阵地如果失守，我们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敌人对３团的阵地攻击也特别猛烈，所以司令对３团也特别关心。这天我一共去３团传达了１３次坚守阵地的命令，３团长也１３次地表示‘坚决守住阵地，人在阵地在’。……

“敌人发动多次冲锋，全被击败，不得不暂时停了下来，团团地把山脚都包围起来。夜降临了，远远近近不时传来几声零散的枪声。激战后的战场，在墨黑的夜幕下，显得格外寂静和神秘。敌军满山遍野燃起火堆取暖，从火堆的层次推断，我们被敌人包围了十来层……

“这天夜里，司令召集了师团干部会议。他说：‘今天的战斗，我们打得很好，敌人伤亡很大，但由于敌强我弱，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应该作长久之计，必须组织突围。’说着司令铺开了地图，‘往什么方向突呢？往东走，不行，敌人已经加大了兵力。从地图上看，西北地势很险恶，突出去后还必须爬上一个大荒草甸子，越过笔陡的大石砬子，从敌人的火堆上也可以判断出来，西北兵力较弱，我们应该使敌人出其不意，从西北打开缺口，突出重围，然后再绕个弯，向东去联络４师。’经过会议充分讨论，一致同意杨司令提出的作战方案。接着进行突围的准备工作。凡是一时用不上的东西，全部都埋起来，轻装突围。还决定由特务连作向导。特务连连长会说日本话。到夜里１１点多钟，我们的准备工作已全部完毕，天也黑滚滚的，正是突围的好时机。我们便一队接着一队，一个跟着一个地往西北移动。离敌人越来越近了，在暗中连敌人坐在火堆旁说话也听得清清楚楚了，大家憋一口气，全军没一点声息，只能听到秋风吹落叶发出沙沙的声音。……前头部队已到了敌人眼前，可敌人还低头烤火呢，有的还抱着枪睡着了，我心里暗暗好笑。司令命令大家先停下来，由特务连先上去。敌人一看有人上来了，先开了几枪，枪一响，特务连连长就喊起日本话来：‘他妈的！打什么？都是自己人。’部分朝鲜族战士也喊起日本话，一时把敌人弄糊涂了，枪也不打了，越走越靠近，两个敌人刚一凑上来看，还没等他们转过脸，连长叭叭就是两枪，打死一个，跑了一个。那个人一路跑一路喊：‘有红军，有……有……有红军……’他这一喊，敌人炸了，里里外外就乱了起来了，有的连枪还没摸着，就被打死了，有些拿起枪不分青红皂白，乒乓乒乓就乱打开了。乘着这个劲，杨司令领着我们一边打一边往外冲，等我们全部队伍冲出重围，都走老远了，还听到敌人乒乓乒乓乱打，听说一直打到第二天大天亮，才知道是自己打了自己……”

岔沟突围后，那些富有想象力的老百姓用一个美丽的传说描述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的这次壮举：那杨司令可不是一般人，那简直就是神仙一般。他有一个小红灯，那可是个宝贝。就说那天晚上吧，鬼子在岔沟那疙瘩把杨司令他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住了，本以为能抓住杨司令和红军呢。可是，他们没想到杨司令这时候把他那个小红灯拿出来了，这个小红灯一亮起来的时候，天上就出现一道长虹。还没等鬼子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红军就骑在长虹上飞出去了。那长虹飞得可快了，连日本子的飞机都追不上影……

早在１９３７年初，中共吉东党组织的负责人在依兰县牡丹江岸四道河子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吉东省委。吉东省委成立后，为了统一吉东地区的抗日行动，做出了将驻在北起松花江右岸，西至哈长线东侧，东到乌苏里江畔这一广大地区内的抗联第４、第５、第７、第８、第１０军联合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２路军的决定。但是这一决定直到年底省委在饶河召开下江特委扩大会议的时候，才得到贯彻落实。周保中、崔石泉分别出任第２路军的总司令和参谋长。

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也成立了一个以大汉奸于琛征为总司令、北部大佐为顾问的“讨伐军”，开始了对松花江下游地区的大规模“讨伐”。这样，第２路军一成立就面临着能否冲破敌人的这次大规模“讨伐”的严峻考验。从１９３８年开始，虽然第２路军在取得了一些反“讨伐”作战的胜利，但由于敌人越来越疯狂的进攻和越来越严密的封锁，使得他们的处境一天比一天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吉东省委决定第２路军的第４军和第５军一部向西部的五常、舒兰一带进行远征，开辟新的游击区。

这次远征一开始就很不顺利。远征部队刚一集结就遭到了敌人的阻击，自７月初部队出发后又受到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他们一路苦战，不久便处于“内无给养、外有追兵”的困难境地。

就在远征部队处于极端困难时刻，发生了一系列的叛变事件：

７月３０日，负责远征军军事政治领导责任的中共吉东省委书记、第５军政治部主任宋一夫借巡岗查哨之机与他的随从副官一起携款叛逃；

９月份，第４军远征部队在五常冲河地区遭敌包围。在部队被打散、６４人被俘的情况下，第４军第１师师长曲成山向敌人举起了双手；

１１月２０日，第４军军长李延平、副军长王光宇与７名队员在珠河县一面坡西南错草顶子宿营，半夜时分，三名叛徒偷出李延平的手枪，开枪打死了李延平，打伤王光宇后逃走。

艰难困苦是冶炼英雄的熔炉。此次远征过程中，虽然叛徒迭出，但更涌现了一批惊天动地的勇士。抗联历史上著名的“八女投江”便是在这一时期发生的。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抗联第５军第１师师长关书范带着１００多名参加西征的指战员折返远征出发地刁翎，以寻找第５军军部。途中，他们露宿在林口县乌斯浑河西岸柞木岗山下老道沟草甸子柳毛丛子里。由于当地的汉奸告密，日本守备队和伪军连夜向他们袭来。

拂晓的时候，关书范组织部队收拾好行装准备到附近的渡口去渡河。但是，当他们来到渡口的时候却发现：野渡无人亦无舟。

“金参谋，你先去试探一下，看看水有多深１关书范向水性较好的金石峰命令道。

金石峰向对岸游去。关书范又对妇女团的人说道：“你们妇女团的人准备好，呆会儿你们跟金参谋先过河。”

这里说的妇女团，原先有３０多人，可是到现在只有指导员冷云等８个人了。听了师长的命令后，她们便向河边走去。

可就在她们准备下河的时候，敌人从后面打过来了！

敌人一来，关书范立即指挥部队一边还击，一边向柞木岗山里退去。而冷云等８人则被敌人的火力隔在了河边。

“姐妹们，打呀！好让大部队撤走１冷云一边喊着，一边带头向敌人猛烈射击。他们的火力果然起到了牵制作用，大部队很快就撤进了柞木岗的山里。

进山后，他们回过头来一看，那８名女战士还据守在河边向敌人射击。关书范立即命令部队返回头来，去接应她们。但是，由于敌人太多了，他们冲了几次都没能冲过去，部队又增加了不少伤亡。在这种情况下，关书范只好下令让部队又撤回了山里。

大部队一撤，敌人立即集中力量来对付河边的８个女战士。他们一边高叫着“活捉这几个娘们１，一边如狼似虎地扑了上来。冷云指挥战士们沉着应战，不断有敌人被打倒。但是，这毕竟是难以持久的。当子弹打光了的时候，她们面前的敌人便开始放心大胆地往前冲了，他们满以为这下子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抓到她们了。可也就在这时候，他们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那８个女战士正互相背扶着毅然决然地走向浪花翻滚的乌斯浑河……

让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们都记住她们的名字吧：冷云、杨贵珍、胡秀芝、安顺福、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

说完了西征的部队，我们再回过头来讲一下留守部队的事。

１９３８年春，第２路军主力西征出发后，在吉东地区坚持斗争的还有第４军留守处（留守处主任为第４军第２师４团政治部主任彭施鲁）、第５军３师及第７、第８军等部队。这些部队在周保中的指挥下，为保卫后方基地，策应主力西征，打破敌人的“讨伐”，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与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著名的十二烈士山战斗就是在此期间内发生的。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８日，第５军第３师８团一连的１４名战士在连长李海峰的带领下，正准备和总指挥部派来的交通副官张凤春一起到蓝棒山的李炮营集中，当他们行至宝清县石灰窑南沟的时候，突然与２００多名日伪军和１００多名伪兴安军骑兵遭遇了。伪兴安军是日本人在伪兴安省专门训练的一支骑兵部队。这支部队的成员个个善于骑射，人人凶狠残暴，烧杀成性，战斗力很强。为了迅速剿灭松花江下游的抗联队伍，他们特地将伪兴安军的３个团调往富锦、宝清一带。

此时，李海峰他们可以继续前行进到山里去，那样他们自己可能安全些，但抗联密营便可能会被敌人发现。李海峰没有进山，而是带领战士们抢占了头道卡子附近的小孤山，与将近２０倍于己而且装备精良的敌人进行了长达一天的鏖战。

稍具军事常识的人就可以想象出这场众寡悬殊的战斗会是多么惨烈。但想象毕竟是虚的，还是让我们来听一下在这场战斗中幸存下来的张凤春说的吧：

“李连长带领小队抢占了前方一座小孤山沉着应战，我们利用小孤山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与４００多敌人鏖战一天，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打得日伪军人仰马翻。在面临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我们活着的人用白雪匆匆掩埋了牺牲的战友后继续战斗。李海峰连长发挥了‘射手之王’的威力，由杨德财给他押子弹，三支连珠枪轮着用，一枪一枪地打，枪响人倒。后来他双腿打断了，就由我和杨德财两人抬着他转移阵地继续战斗，……班路遗指导员和张全富都受了重伤，他两个共同抵挡２０多个日本兵，结果班指导员光荣牺牲，张全富拉响了最后两枚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了；战士小王黑子是依兰人，牺牲时一条腿跪在深雪里，还保持着射击的姿势呢！他只有１８岁……”

日本人见强攻不下之后，便在东山上架起了迫击炮，向小孤山猛烈轰击。临近傍晚的时候，李海峰命令张凤春和另外３个人转移，他自己在掩护张凤春等突围之后，和留下来的战士们把枪摔碎，把零件抛进雪谷中。当敌人再次冲上来时，他们痛骂不止，最终以身殉国。

此一战，李海峰等共击毙击伤日伪军１００多人，攻上山顶后的敌人极为恐慌，只拖走了３０多具同伴的尸体便匆匆离开了那里。

不久，第２路军总部为李海峰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并决定将小孤山命名为“十二烈士山”。后任第５军政治委员、中共道南特委书记的季青饱蘸浓墨，写下了一篇“十二烈士山记”。在这篇记后，有诗赞道：

自从进入１９３８年以后，随着日伪“三江省大讨伐”的开始，活动在松花江下游地区的抗联各军的处境也开始急剧恶化起来。令人痛心、叫人气愤的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

——２月，第１１军七星砬子兵工厂遭敌毒气袭击，胡志刚等５０多名工人、战士牺牲。

——３月，第３军之第３、第４师设在依兰东部山区的密营遭到严重破坏，所储存的给养全部被烧毁；此后不久，第２师师长关化新牺牲。

——４月，第６军第１师师长马德山在萝北南岗的一次伏击战中牺牲。

——５月，曾经拥有１０个师的第３军已经减员过半，不得不缩编为４个师；第９军团长第２师团长李青林、张德金先后叛变，第２师师长王振祥动噎…

形势越来越严峻，人们希望党能拿出个好办法来。１９３８年５、６月间，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在通河连续召开了第７、第８两次常委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张兰生、组织部长魏长魁、宣传部长冯仲云、执行委员李熙山（许享植）。这两次会议在认真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后决定：为了冲破敌人的这个“大讨伐”，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组织北满抗联第３、第６、第９、第１１军的主力部队穿越小兴安岭，向西部的海伦地区进行远征。

按照省常委会议的决定，这次向西远征有第３、第６、第９、第１１军的８００多人参加。他们将在中共北满省委的统一领导下，由张寿篯、金策、魏长魁、冯治纲具体组织下分三批进行远征。

这是一次充满艰辛与危险的远征。

省常委会开完不久，新任第９军政治部主任魏长魁便到依东地区寻找第９军部队，准备带领第一批部队进行远征。可他一到那里就先碰了一个“大钉子”——第９军军长李华堂有意躲着他，并极力阻挠第１师参加远征。这样，魏长魁只好带着第２师的第４、第５团共１００多人和第３军的常有钧部一起踏上程途。

魏长魁带着部队从洪洼出发时，只带了半个月的给养，再加上不断遭到敌人的袭击，所以没多久就陷入了困境。当他们过了呼兰河，向庆城、铁力前进时，在苇子沟遭到敌人的袭击。魏长魁因为在后面照顾病号，不幸被流弹击中，负了重伤。在双腿不能行走，身边又没有人照顾的情况下，艰难地向前爬了好几里路。眼见着队伍越走越远了，归队已经无望，魏长魁为了不泄露党的机密，不为敌人所俘，他在烧毁文件后，毅然自刎殉国。

魏长魁牺牲后，常有钧、郭铁坚带着部队继续远征。６月底，他们在庆城九道岗附近再一次遭敌人包围。突围后，常与郭失去联系。第９军第４团的王团长借口他不属于第３军系统而与常有钧部分开，跑走当胡子去了。不久，常有钧被叛徒杀害。

郭铁坚率第９军第５团６０多名战士从九道岗突围后继续前进。当行至张家湾河附近时，因河水暴涨被围在山上，一连２０多天断炊，只能靠野菜、树皮充饥。洪水退后，郭带队退到山里。就在部队面临着饥饿、疾病严重威胁的时候，他们在一个名叫偏脸子张的地方遇上了一位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张寡妇。这张寡妇丈夫死后带着两个孩子在山边起早贪黑地种了两垧苞米，这是她全家的活命粮。但当她知道抗联战士们因为断炊而无法前行时，便主动将这两地地的苞米送给了他们，使得部队得以脱离险境，继续西征。

１１月份，当郭铁坚带队到达海伦县八道林子的时候，看着身边仅有的那２０来个瘦弱不堪的战士，这位人如其名的汉子禁不住泪流满面。

第二批远征部队有两支：一支是由第６军参谋长冯治纲和第２师师长张传福率领的军部教导队、第２师第１１团、第１师第６团共２００人；一支是由第６军政治部主任金策和第６师师长王明贵、第３军第３师政治部主任侯启刚率领的第３军第３师及第６军第３师第８团、第２师第１２团等３００多人。

８月上旬，冯治纲、张传福率第二批远征部队从萝北县梧桐河畔老等山出发。经一个多月艰苦行军，到达海林东部的道林子。行军途中，第２师师长张传福在指挥部队突围时壮烈牺牲。

８月中旬，金策和王明贵率队从富锦、宝清过松花江在萝北集结完毕。

“９月６日，三江平原阴云密布，细雨连绵。抗联３、６军３００余名西征部队，斗志昂扬地从老等山出发了。”王明贵接着回忆道，“我们为了避开敌人，抢渡梧桐河，走进了沼泽地。战士们随时都有陷进泥潭丧生的危险。途中天气骤然变化，滂沱大雨不停地打在战士们的征衣上。一望无际的开阔地变成了一片汪洋，天水相连给我们行军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路上不能避风雨，大家只有咬紧牙关，互相搀扶，怀着必胜的信念，靠指南针判断方向，一步一步艰难地前进。每人身上携带的４穗苞米全部吃光了，饥饿威胁着我们。……黄昏，幸亏走到一片疙瘩林子，有了露营之地。一部分体弱有病的男同志和几名女同志，住在仅有的两架帐篷里，绝大多数干部、战士身上穿着湿漉漉的衣服，围在篝堆旁进入梦乡。我睡得很晚，考虑部队已经走得很疲劳，又没有粮食充饥，怎样鼓励大家再克服两天困难，尽快走出这片非常危险的沼泽地。

“９月７日，萝北县境内大小河流河水猛涨，沼泽地变成了无边无际的汪洋湖泊，６军的步兵队伍趟着没膝的深水行进更加困难。３军３师的３名战士和６军３师的４名战士倒下了。这些英雄的战士被大水夺走了生命……，中午到了梧桐河东岸，河水水流湍急，给我们渡河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当时，牛和马成了我们泅渡的工具，有的三四个战士骑在马背上，有的战士拽着牛尾巴泅渡过了河。这种渡河方法引起了战士们的一阵笑声，真是苦中有乐啊－…

“９月８日，我们这支西征队伍继续在洪水淹没的沼泽地里行军……，这一天，有六、七名年老体弱的同志，尽管他们以顽强的革命意志支撑着饥饿的身躯坚持西征，但在半路上，他们的心脏还是停止了跳动。战友们不忍心丢下战友的遗体，从１０里、２０里远的沼泽地里趟着水抬出来埋葬在高地上，然后默哀向死难的战友告别。知识分子出身的青年干部徐紫英同志用尽全身气力，背着一名生命垂危的女同志在沼泽地里走了２０多里，终于把她背出来了……

“９月１３日，我们的队伍进入了原始森林地区，步兵、骑兵行军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步兵负荷重，困难更大些，３军３师侯启刚主任主动提出骑兵在后，掩护６军前进。……为了减少途中疾病的发生，我们向各连队提出４点要求：１．充分利用休息时间拢火烤干鞋袜，防止脚烂；２．夜间宿营要拢火，防止受寒风；３．路上多采磨菇野菜，和牛头、牛蹄、牛皮、肠肚交替吃，以节省粮食；４．各连指挥员充分利用休息时间表扬好人好事，增强克服困难的勇气……”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行军，王明贵他们终于在１０月８日到了海伦县白马石与６军西征部队会师了。

第三批远征部队是由北满抗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主任张寿篯和第１１军第１师师长李景荫率领第６军军部教导队和第１１军第１师共１００多人组成的。时任北满抗联总司令部秘书的张中孚用日记为我们录下了这批队伍远征的实况：

１０月２１日

上午８点全体在王把头密营集合，准备出发。出发前，由总政治部主任宣布有关行军纪律上的几项条款。他的讲话，略谓：各位同志，今天是我们西征开始的第一天，我看到很多同志都表现出十分泼辣和勇敢的作风。今天我要讲的话，希望各位充分注意听取，切实加以遵守。

首先第一点要讲的是，各位必须了解此次西征将会有光辉的成绩和历史意义。它是东北反日战线新的大发展的起点，是为了争取发展与扩大民族革命运动的胜利事业。

其次，有关行军纪律的几项条款，希望各位必须无遗漏地牢牢记住并切实遵守。再次，行军时，一切军事计划和命令的行使由第１１师李师长担负全部责任，如若出现不遵守纪律者，或发生其他小问题，统由李师长处理。六军的耿同志（笔者注：指第６军教导队副官耿殿君）任临时参谋长。部队行军分前哨与后卫，前哨负责人是１１军１师的隋团长，由他率１５名担负起这一任务，在一天之内遇有事故发生可当场处理，然后报告。后卫也以１５名组成一小队，由司令部教导队的一分队担任。给养的分配、马匹的管理由孙军需和王正茂负责。行军的日记由总司令部的张秘书担任。行军的卫生由王医官担任。

１０月２８日

天明出发，先沿河前进十数里，之后上岸。冰面有寸厚积雪，不泞不滑正好行军，故速度大增。午后２时过后又转入河道行军，一师的孙军需不慎掉进冰裂缝中，全身像个落汤鸡冻昏了。遂令抬至树林中生起篝火取暖，又因给养不足，早早宿营。本日行程约４０里，此处距方把头密营约十数里。

１０月３０日

天明出发，牛在行军中成为拖累不堪之物，因在后面尚有未到达者，李师长前方等待，大队先行。

今天行程中有大分水岭。在向小分水岭前进的时候，先头部队已经到达解把头的密营，但后卫却落在十数里之外。日暮，道路又不好走，派人出去，先在沟里宿营，已无法全部集合。

１１月２日

因规定的工作未完，到上午１０点方出发，司令部１０时与大队会合，政治委员张寿篯同志检查教导队全体队员是否有违反纪律，很快就发现７名学员烧坏了衣服，当即下令，谓：“你们这种表现不仅破坏了军纪，还无形中帮了敌人，军纪森严，本军难容。”接着，各该队员再三请求，而且表明下列意志：“我们抗日数年，尚未完成任务，由于一时的不谨慎而脱离反日战线是无法忍受的，当然违犯军纪，必须改正。”并且由于全体学员保证今后不再违犯军纪，政委怒容稍稍收敛，每人给予笞打２０的处分。（笔者注：此为当时的一种体罚手段，用竹板打手心或用木棍打屁股。）

１１月７日

停留一天。医官忙碌异常，已经有十数人冻伤了脚，要动手术者５名，其他令用冰水洗脚涂药……

１１月１４日

……去取给养者和３师给养者皆一同返此，什么也没有解决。据杨参谋报告，此次出发与敌人三次遭遇战，所得给养几乎全部损失，只剩马三匹，苞米粒子一半斗多，尚有队员１０名退向何处不明。（笔者注：就在这一天，他们到达汤原东部联军密营。这时天气寒冷，战士们还穿着单衣。为解决冬装，张寿篯令小股部队奔袭了鹤立岗，缴来了一些棉花和布匹和麻线等物。此后，战士们自己动手用了三天时间做了些棉衣，部分又继续前进，等待他们的当然是一天冷似一天的恶劣天气和敌人的围追堵截。）

１９３９年１月２日，已经先期到达海伦八道林子的王明贵收到了张寿篯的信，信中说：我已经率第三批西征部队到达绥棱县的白皮营。要火速送粮，以解燃眉之急！王明贵注意到，张寿篯在这封信上的每一个字旁都画上了圈，以示万分紧急。王明贵立即组织３０匹马，驮着粮食连夜前往白皮营。

第二天，当王明贵等赶到白皮营的时候，简直不忍心去多看一眼正在取暖的战士们：他们个个衣衫褴褛，部分穿棉衣的战士，棉衣全被树枝挂得破烂不堪，露出了棉花；没有棉衣的战士，身上披着棉被；没有帽子，有的头上缠了好几层布。

头发蓬乱、眼窝深陷的张寿篯见到王明贵的第一句话就是：“粮食送来了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长出了一口气说：“这下部队可得救了１

至此，北满抗联各军终于冲破敌人重围，胜利完成了此次西征任务。

有道是“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在组织领导的此次艰苦卓绝的远征的过程中，张寿篯——这位辽阳才子，挥笔写下了文采四溢的《露营之歌》：

读者们可能已经发现，在前面大讲北满抗联各军西征的文字里，竟然没有一处提到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赵尚志的名字。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赵尚志此时正在苏联的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受着监禁！何以如此呢？这话就得说回去了。

自从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以后，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曾经先后派团长刘海涛和省委委员朱新阳过境赴苏，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汇报工作，但是这两个人走了以后便如泥牛入海，音信皆无。１９３７年１１月，赵尚志又专门给苏联远东军区司令布留赫尔将军写了一封信，让交通队长、抗联第６军第２师的代理师长陈绍宾送往苏联。在信中，赵尚志向对方提出了帮助打通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及给予帮助的要求。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的一天，陈绍宾从苏联回去了。他说：他到苏联远东军区见到一个海洛将军，他就把信交了上去，并把请求苏联援助事说了。海洛将军听了以后说：你回去就转告你们的负责人，这样的重要事务要你们的主要领导来才行。

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领导人们立即在连续几天的白天里（夜里是行军的时间）开会，研究去苏联求援的事。据当年曾经参加讨论研究的王明贵回忆说，“根据北满临时省委领导人慎重研究，根据苏方要求推选了赵尚志去苏联交涉求援事宜”。赵尚志到苏联去的具体目的为：

一是要求苏联援助武器、弹药和医药；二是要求苏联提供训练干部的条件——政治、军事教材和训练基地；三是帮助接通与中共中央的关系，传递来往信件。

省委委员们认为，赵尚志此去一定会马到成功——因为他们相信“我们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是全国抗日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保卫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前哨，战争的胜负直接关系着苏联社会主义的和平建设。从邻邦的意义上讲，日本帝国主义是中苏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所以苏联人肯定会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的。正是怀着这种心情，他们送走了赵尚志。临别前，他们商定，一个月后还在赵尚志此次过境的萝北县集结部队，迎接赵尚志和他将从苏联带回来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

但是，他们谁也没有料到：赵尚志过界后，苏联人说：我们这里根本就没有你们说的那个海洛将军！也从来没让什么陈绍宾给你们带过什么口信。你们这些人携枪带炮地闯进苏联境内是违法的，我们不能给你们什么援助？你们也别回去了，到哈巴罗夫斯克去“蹲笆篱子”去吧！

赵尚志走后不久，第６军军长戴鸿滨率５００多名骑兵过江到萝北公义永与第３军９师及６师会合，收缴了公义永自卫团的武器之后，分兵两路：一路由张寿篯率领第６军２师去攻打梧桐河金矿局；一路由戴鸿滨率领攻打萝北县城。

２月３日夜，戴鸿滨带着部队来到了萝北县城东面的一个小村庄里，休息片刻后，便对萝北县城发起了攻击。由于此次攻击出敌不意，他们所以很快就打进了县城，并占领了城里的一些重要地点，肃清了街道上的敌人。但是，由于他们没有手榴弹和重火器，所以在进攻敌人的营垒时，出现了久攻不克的局面。眼看着天一点一点地亮了起来，敌人的援兵也到了，戴鸿滨只好下令让部队撤出了县城。

日本守备队一见他们撤了，坐上汽车就追。这样双方很快就在下一个村庄里打到一起了。两个小时的战斗结束后，双方各有伤亡，戴鸿滨带领部队向东撤到了一个更远的村子里，并在那里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

会议一开始，戴鸿滨首先总结了此次进攻萝北县城的得失，然后便就部队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征求大家意见。

参加会议的干部们心里也都明白，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大家大眼瞪小眼地互相看了一阵后，第３军１师长蔡近葵开腔了：

“我们越过边境，去苏联吧１

“我说去苏联有三点考虑”，看看大家没有接茬，他接着说，“第一，咱们这次打萝北之后，敌人已经发现我们的行踪。而且很快就会出动大批的援军，对我们跟踪追击，而我们自己目前弹药十分缺乏，这样打起仗来不免会有后顾之忧；第二，这次战斗中的二十多名重伤员，如果再这样拖下去是十分危险的，到了苏联可以使他们得到治疗；第三，咱们的赵军长现在正好在苏联，去了以后我们可以找他，一起研究下一步该怎办。”

“咱们现在正处在十分困难的时候，就近过江求援当然是个好办法。但就不知过江后，苏联人会怎么对待我们。”一个团长坐在那里一边抽着烟一边说。

“这个问题嘛，我是这样考虑的”，蔡师长说：“我相信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一定是会支援各国的共产党进行革命运动的，也必然会援助我们进行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等我们得到了苏联的武器、弹药和援助物资之后，再返回北满来进行抗日游击战争，那不是更有力量了吗？”

蔡师长说完后，大家都觉得言之有理。戴鸿滨一见大家都是这个意思，便说道：“如果大伙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那就这么办吧！咱们这次去苏联一定要把赵军长接回来，一起返回北满继续抗战。”

２月初的一天，戴鸿滨带着那支５００人的骑兵部队从冰封的黑龙江上过了边界来到了苏军的一个边防站。他让一个懂俄语的同志上前说明了来意并得到了“稍等一会儿”的回答之后，便和大家一起在那里等候着和苏联老大哥的关切见面了。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前来迎接他们的苏联边防军骑兵部队一见面就先把他们包围起来了。

“你们是什么队伍？干什么来了？”一个苏联军官通过翻译问道，口气冰冷。

“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第３军和第６军的一部分部队，一共有５００多人，到苏联来是想请求得到你们的武器弹药援助，再回东北去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另外，我们还要来接我们３军的赵军长回去，他是前一段时间来苏联接洽事情的。”

戴鸿滨怕人家听不明白，尽量把事情交待得清清楚楚。说完这番话后，他本以为这回苏联人该对他们热情一点了。但没想到他得到的回答却是这样的：

“你们队伍来到苏联边境，首先应该交出所有的武器，然后再谈你们所要谈的事情。”

“他是说要缴我们的枪？”戴鸿滨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他吃惊地问身边的蔡师长。当他确信这是真的以后，顿时就急了。

“交出武器，那可不行１他对那个苏联军官说，“如果你们不相信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你们可以去问我们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代表团现在就在你们的莫斯科，是能够证明的。”

那位苏联军官一点不容通融地说：“无论什么外国军队到苏联境内，按照我们苏联的法律规定，都应该交出他们的武器。这是没有什么好商量的。至于你们所要接洽的事情，请求援助的问题，也只有等到把你们安排下来以后，请示苏联政府才能决定。现在，首先你要下令让你们的人交出手里的武器１

戴鸿滨一看对方一点也不肯让步，而且四周又都是荷枪实弹的苏联士兵包围着，如果再不下令交枪恐怕就不好收拾了。于是，他只好传下命令：“把枪给他们吧１

等戴鸿滨他们交完了枪，苏联人就让他们上了汽车，把他们拉到了一个集体农庄附近的一片空房里住了下来。不久，就有一个苏联红军的军官带着翻译来找戴鸿滨了。

“你们究竟是什么队伍？为什么到苏联来？”那个军官认真地问。

“我们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一部队，有５００多人，为了抗日救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经常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以及满洲国的军队打仗，我们的队伍现在武器弹药都很缺乏，现在不得不到你们这里来请求援助来了……，我们这部分部队是在黑龙江沿岸攻打了日本守备队的据点萝北县城后，由于弹药缺乏，才不得不到苏联来的。我们迫切希望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能支援我们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援助我们急需的弹药，以便我们打击日军，争取解放。我们还请你们能让我们的赵军长和我们一起回到中国去，继续进行抗日战争。另外，我们还想请你帮助我们和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取得联系。”

等戴鸿滨说完后，那个苏联军官说：“你说的事情我都知道了，但我现在不能答复你，这得等我们研究了以后才能答复你。”

过了几天，那个苏联军官又来了，一见面，他答复戴军长两件事：一是关于援助的事，要等和赵尚志会见以后才能决定；二是，关于会见中共代表团的事，这得请示苏共中央有关领导以后才能决定。你们就在这里等着莫斯科的消息好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苏联军官带来了莫斯科的消息。但却不是会见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的事，而是说要把他们送到新疆去！

“到新疆去！？”戴鸿滨说啥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他大声争辩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一部分队伍，在中国东北进行抗日救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离开东北呀！否则我们不但对不起中国共产党，也对不起东北人民，我们恳请苏联政府能让我们的队伍回到东北去１

那个苏联军官一见戴鸿滨急了，便很不高兴地说：“你们来到这里，是在苏联的国土上，就得听苏联政府的指示。我们决不允许你们不遵守这个决定。如果允许你们的队伍返回中国东北，那就一定要通过我们苏联的远东边境，一旦遇到日本军队，就得打起来，这样一来就会引起边境事件，引起日本和苏联的冲突，那就难办了。你们是负不了这个责任的！所以，我们必须把你们送到新疆去。在那里你们也可以参加你们中国的全国抗战嘛１

戴军长一见再争下去也没有什么用了，便对苏联军官说：

“我要见赵尚志军长。”

苏联军官说：“我们可以考虑你的这个要求。”

过几天，苏联人通告戴鸿滨到伯力去见赵尚志。在那里，他和赵尚志及１９３７年过境的祁致中一起开始了为期一年半的“笆篱子”生活。

又过了几天，来了几个苏联警官。他们对蔡师长说：“你们赶快集合起来上汽车，我们送你们到新疆去。”

蔡师长说：“戴军长没回来，我们不能决定走１苏联警官说：“你们到车站就可以见到戴军长了。”结果，等他们到了车站以后，见到的不是戴军长，而是一队苏联红军。那些人把他们“护送”上了火车，去了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