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大声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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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元帅为新四军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陈毅不仅在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代军长，同刘少奇等人领导部队整训，早在编组红军游击队为新四军时，陈毅不畏艰险，赴湘赣、皖浙赣等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指示。

那是一种生与死的考验。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以后，陈毅在赣粤边界坚持游击战争，那是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1937年10月以后，陈毅根据中央指示，在江西省南昌、吉安等地组建红军游击队接洽处、通讯处，主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奔赴湘赣边、赣东北等游击区，动员游击队下山改编。

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

几年来，国民党反动派总是千方百计地要消灭红军游击队，现在遇到一个改编的新问题，有的游击队担心上反动军队的当，不肯下山。当陈毅派人上山进行说服动员时，不少人竟被当作“叛徒”杀害。

陈毅接到通报，十分焦急，决定亲自去说服他们下山改编。谁知一到山上，陈毅也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险些被杀。

那是1937年11月中旬，陈毅坐着一顶轿子，来到湘赣边的九龙山游击区。在山上，陈毅对湘赣边游击队参谋长段焕竟和政治部主任刘培善说，“七·七事变”以后，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的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号召共产党员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站在斗争的最前线。陈毅还逐条解释了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说明党中央指示要国共合作，一致对外，游击队要有计划有步骤地下山。

听到陈毅这番话，大家都觉得有理。但是，一想起国共合作，有的人马上想到了三年艰难的游击战争，想到了反动军队残酷的“围剿”；有人还想起了“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那是在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叛变，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

突然，一个人说：“蒋介石做梦都想消灭游击队，我们怎么可能和他合作？”

另一个人说：“你们看，山下就是国民党军队，我们怎么能轻易下山？”

是呀，中共湘赣省委还来信说，没有省委的指示，不能下山改编。

大家七嘴八舌，不但听不进陈毅的耐心劝告，还怀疑陈毅可能不是党代表，是“叛徒”。

九龙山上，作出了一个错误决定，把陈毅送到省委，请省委书记谭余保处理。

一天，陈毅被送到甘子山，这是中共湘赣临时省委住地。

突然，陈毅被捆了起来。

当省委几个人研究对陈毅的处理时，绑在竹棚子一边的陈毅听得清清楚楚，厉声说：“不能杀，杀掉我，你们要犯大错误!这句话，把对方镇住了，他们不得不改变主意。

第二天，陈毅被带到树林里进行公审。看到面前坐着的许多游击队员，陈毅想，这正是宣传党的政策的好机会，他用回答问题的方式又把国共合作、游击队改编等问题讲得清清楚楚。

一些游击队员被说服了，他们对谭余保说：“把陈毅关押几天，看看山下的敌人有什么动静。”

谭余保也感到怀疑陈毅是“叛徒”未必妥当，但是他想起不久前一名自称是湘鄂赣边区党委的交通员来到九龙山，走后不久就遭到敌人的“围剿”，使游击队蒙受了损失的教训，又不敢轻易相信陈毅。

数天后，九龙山下的国民党军队撤退了。

谭余保左思右想，派了一名交通员到吉安去了解情况。

当时，吉安已经成立了新四军通讯处。当这名交通员把从吉安取回的中共中央告全党同志书和证明陈毅是党代表的公函送到谭余保面前时，谭余保一阵激动，连声说：“我鲁莽，险些误了大事。”谭余保一边说，一边给陈毅松绑。

陈毅说：“你是个坚决的老革命，是个好同志。”

回到南昌，陈毅听到有人提出要与国民党“合作到底”，又对大家说，我们不能麻痹，搞不好，“合作”就会变成“活捉”。这是多么深刻的比喻。

陈毅上九龙山时，项英在延安。12月13日，项英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了三年来坚持游击战争的情况，中共中央当即作出了《关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指出：“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

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陈毅、张鼎丞、曾山、黄道为委员，项英担任分会主席，陈毅担任副主席。

毛泽东对早期新四军组建曾提出明确设想，即：“军暂驻武汉，南昌、福州设办事处。”

根据毛泽东的要求，叶挺再次来到武汉，住在汉口太和街26号。叶挺的住址被称为“新四军筹备处”或“办事处”。这里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不远，以前是日租界。随着形势的发展，这里的日本人纷纷回国，房门都贴上了封条。一个多月前，叶挺途经武汉时，亲自带人开锁启封，为新四军的组建工作安排了一个活动地点。

叶挺再次到武汉，太和街26号显得十分活跃。新四军办事处的工作刚刚展开，朱克靖、吴振邦等许多叶挺的故旧、部属纷纷赶到汉口，参加新四军的筹备工作，叶挺的一些亲属也应邀陆续赶到汉口。

12月23日，叶挺迎接了两批战友。一批是延安派出的干部，在新四军参谋处长赖传珠率领下乘火车到达武汉，叶挺带领他们在汉口太和街23号住下后，让他们启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给的新四军关防，开展有关公务。另一批人由项英率领。项英离开延安以后，途经西安，乘飞机到达武汉。

项英穿一身八路军制服，叶挺穿一身便衣。当时，新四军办事处的许多干部都穿着便衣。

赖传珠的工作进展很快。12月24日，赖传珠即向叶挺和项英汇报了新四军军部现有干部和工作布置情况。

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叶挺和项英一起，会见了军部的全体干部，并就当时的形势和新四军面临的任务发表演说。

那几天，叶挺兴致很高。元旦将近，叶挺说：“这是新四军成立后的第一个新年，我们要在德租界味腴别墅宴请全体干部。另外，延安来的干部每人发8元大洋。”短短几句话，表现出叶挺对新四军这支革命力量的无限深情。当时，新四军的经费很紧张，叶挺任新四军军长时，何应钦只批准发给5万元“开办费”。

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也在德租界味腴别墅设宴答谢。

但是，在新四军组建过程中，国民党顽固派不时发难，制造了不少麻烦。正如周恩来所说：还是“交涉困难”。

元旦过后，周恩来直接找到蒋介石，要求蒋介石发给枪枝。

蒋介石怒气冲冲地说：“现在，连坏枪也发不出了。”

宋美龄在一旁微笑，说：“来了新枪再发吧!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由汉口移至南昌。这时候，新四军全体干部都穿上了深灰色的制式服装，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武装力量中，又出现了一支强大的正规军。

然而，新四军的组建工作仍然很艰难，尤其是关于新四军干部任免问题和经费问题，叶挺等人同蒋介石的斗争更为复杂。

干部任免是新四军建设的一个重大问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军长以后，中共中央对新四军的编制和各级军官配备提出了具体方案，但国民党方面迟迟不予答复，毛泽东向叶挺提出的“两师四旅八团”式编制也未能实现。经过多次要求，何应钦才以军政部长的名义“核定”，批准新四军“编为第一、二、三、四共四个游击支队”，并“准予照委”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分任一、二、三、四支队司令。

看到这个“核定”，叶挺心头涌起一股怒火，怎么不提对项英副军长、张云逸参谋长和周子昆副参谋长的任职呢？蒋介石要搞什么名堂？

对于经费，何应钦等人也耍阴谋。起初，叶挺等人经过详细预算，提出每月经费为16．6万元，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眼睛一眯，整整勾掉了10万余元，只批准每月各种费用为6．5万元。

更为荒唐的是，当新四军要求发给1万套棉军衣时，国民党方面竟说：“新四军打游击，不需要军衣”。

周恩来一眼看穿了国民党方面的阴谋。1月20日，他同彭德怀一起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说：“蒋对人、枪、钱都抓得紧，不愿我军扩大，不肯发枪加钱。”

人、枪、钱，蒋介石看作命根子。

周恩来利用各种机会同何应钦交涉。叶挺去找陈诚。陈诚尽管在前线作战失利，却又被蒋介石委任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武汉卫戍总司令兼湖北省主席等职务。叶挺还去找顾祝同。当时，新四军所在地归顾祝同管辖。

经过一次又一次艰难的工作，项英、张云逸、周子昆等人的任职命令终于获准发布，新四军每月的经费也增加到9万元。

2月上旬，新四军军部发布命令，江南各游击队到皖南歙县的岩寺集结整编，江北各游击队分别在湖北黄安（今红安）七里坪和河南省确山县的竹沟集结改编。全军一共编为4个支队。

第1支队由陈毅任司令员，傅秋涛任副司令员，胡发坚任参谋长，下辖第1、第2团。第1团由湘赣边的游击队改编，团长由傅秋涛兼任，副团长是江渭清。第2团由湘赣边、粤赣边、赣东北的游击队改编，团长是张正坤，副团长是刘培善。全支队共2300多人。

第2支队由张鼎丞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罗忠毅为参谋长，下辖第3、第4团。第3团由闽赣边的游击队改编，团长黄火星，副团长邱金声。第4团由闽西、闽南和浙南等游击队改编，团长卢胜，副团长叶道之。全支队共1800多人。

第3支队由张云逸兼任司令员，谭震林为副司令员，赵凌波任参谋长，下辖第5、第6团。第5团由闽北游击队改编，团长饶守坤，副团长曾昭铭。第6团由闽东游击队改编，团长叶飞，副团长吴焜。全支队共2100多人。

第4支队由高敬亭任司令员，林维先任参谋长，下辖第7、第8、第9团和手枪团。第7团由鄂豫皖边区游击队改编，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第8团由豫南区游击队改编，团长周骏鸡。第9团团长顾士多，手枪团团长詹化雨，这两个团是从第7、第8团抽调合编的。全队共3100多人。

此外，湖南和闽南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军部特务营，一共980多人。

新四军改编之初，全军共有10300多人，各种枪6200多支（挺）。

红军游击队的改编，标志着一支新的革命力量的诞生，一个新时期的开始。2月11日凌晨，当参谋处长赖传珠一行来到南昌牛行车站迎接叶挺时，叶挺神采奕奕，好一副北伐名将风度。当叶挺走进焕然一新的军长办公室，看到赖传珠等人已经整理好的各部队下山集结情况和有关统计图册时，喜上眉梢，眼前浮现出千军万马在抗日战场上奋勇搏杀的情景……

然而，新四军的发展是艰难的，叶挺等人面临的已不是军官的“核定”和每月经费，而是一场更为艰巨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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