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民族利益

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共同的民族利益、共同的民族情感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使国内战争中相互角逐、厮杀了10年的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国民党和共产党逐渐化干戈为玉帛。

国共两党能够实现合作，起作用的还有地缘政治的因素。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中国最重要的地区当属华中（包括今天的华东与华中地区）和华北，这是中国的头等要地，是中国人口最密集、物产最丰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如果失去了这两个地区，中国就不成其为中国了。因此，日寇发动的“华北事变”实际上已触及中国人能够承受的心理底线。

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心地带是华中地区（即长江中下游流域），而华北则是华中的屏障。从地缘政治和国民政府维护其自身统治的角度来说，对于东北的沦陷，国民政府尚可勉强咽下苦果，而华北一旦失去，华中将直接暴露于日寇的虎口之下，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因此，“华北事变”的发生不可避免地激化了中日民族矛盾，并直接危及国民政府的统治地位。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已长征到达陕北。这意味着共产党离开了被国民党视若禁区的核心地带——长江中下游流域，而移往西北一隅；加之长征途中工农红军蒙受极大损失，力量明显削弱，这在客观上减缓了共产党对国民党统治的威胁，缓解了国共矛盾。一方面是日本欲壑难填，步步进逼，危及国民党统治；另一方面则是共产党远走西北，力量减弱，国共矛盾缓解。“两害相权取其轻”，国民政府在此情况下开始考虑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转而着手抗战的准备工作，并通过多种渠道与共产党秘密接触，试图探索联共抗日的可能性。

早在国民党政策转变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呼吁。国民党的政策转变，使国共两党终于坐到了谈判桌前。

尽管国共谈判历尽周折，但“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剿共”战争的血雨腥风终于消散了。随后举行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基本接受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要求，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形成。

中国政治格局的变化尤其是国共合作的趋势，使日本侵略者感到了恐惧。1936年4月17日，日本内阁悍然决定向华北增兵，强化中国驻屯军，并将驻屯军司令官由军部任命改为由天皇直接委任，将驻屯军的一年轮换制改为永驻制。

6月3日，裕仁天皇批准的新的《帝国军队的用兵纲领》中提出“采取先发制人的攻势，谋求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其初期的目标是，占领华北要地和上海附近。8月，日军参谋部制订《1937年度的对华作战计划》中规定：挑起战争以后，在华北地区除“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管辖下的部队外，增加由东北、朝鲜和国内的派遣部队组成河北方面军，“以主力沿平汉铁路地区作战，击溃河北省南部方面之敌，并占领黄河以北的各要地。此时，按需要以一部自津浦铁路方面协助山东方面作战军作战。再根据情况，向山西及绥东方面进行作战。”决定在对华北作战时，除过去的两个集团军(5个师)外，根据情况再增加3个师，必要时还可能在华北5省进行作战。日本还频繁地派出将校幕僚前往中国华北、华中和东北地区进行战略性的现地侦察。

日军增兵华北，是日本军国主义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一个重大步骤。具体地说，日军增兵华北意味着日本已将不战而据我华北的政策，转变为武力夺取华北。日本政策的变化，除了国共合作的原因之外，还在于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殷汝耕的冀东伪政权有着本质的区别，对日本并不俯首贴耳。日军遂将武力夺取华北列入日程。为此，日军在增兵之后，连续两次挑起“丰台事件”，将中国驻军29军挤出战略要地丰台，而将此地完全控制起来。

就在日军增兵华北的前夕，日本国内发生了“二.二六”流血政变，日本军部通过政变取得了对政府的控制权，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正式形成，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步伐随之大大加快了。

1937年3月，70多艘日本军舰驶入中国青岛沿海，以中国为假想敌，进行登陆作战演习；

1937年4月，日本海军派人勘察天津塘沽港口，为向中国输送军队、给养做准备；

1937年5月，关东军一个旅团开进了毗邻河北的热河省，与此同时日军参谋本部次长今井清中将率众多指挥官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参谋旅行演习；

1937年6月，日本贵族近卫文麿组成“举国一致”的新内阁；中国驻屯军则在平津近郊地区不分昼夜地举行实弹演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