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经验(1)

一、注重调动参战官兵杀敌报国的积极性。

在徐州会战中，中国军队斗志高昂，士气旺盛，上至司令长官，下至普通士兵，皆抱定有敌无我的决心，浴血奋战，视死如归。这种英雄气概和抗战热情，首先来自于为正义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的责任感的充分激发。用张自忠的话说，我们是反侵略战争，我们被日本欺负得活不下去了，要想活就得和他们死拼!李宗仁在《八年抗战敌我优劣之检讨》中指出：“我们是以哀兵作战，为着保家卫国，与入侵强寇火拼。所以抗战初期，士气的悲壮实亘古所未有。语云‘一个拼命，万人难当’，何况我们全国奋起，和敌人拼命。”

其次，高级将领率先垂范，为基层官兵树立了楷模。59军军长张自忠因“七.七”事变后遭舆论误解，几乎无人相信他还能参加民族解放战争。岂料他临危受命，挂帅出征，与庞炳勋捐弃前嫌，合力破敌，打得板垣部队丢盔卸甲，溃退数十里。在台儿庄战斗的最后阶段，第2集团军已伤亡过半，孙连仲以大局为重，对李宗仁表示，死守台儿庄，整个集团军打完为止。122师师长王铭章的表现同样出色，面对强敌的疯狂进攻，他力战不退，死守滕县，终至为国捐躯。高级将领的率先垂范使成千上万的下级官兵备受鼓舞。他们面对强敌，毫无惧色，在民族解放的战场上演出了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据统计，第2集团军和第59军的伤亡均在万人以上，第22集团军伤亡也在8000人以上。其中全排、全连、全营乃至全团战死者，屡见不鲜；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没有留下姓名。

第三，严明奖惩。1938年1月2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向全国发布了一条重要公告，一方面对佟麟阁、赵登禹、郝梦龄等抗日烈士重申褒扬之意，同时将对40余名失职将领的惩处情况公之于众。判处死刑的除放弃雁北天镇的61军军长李服膺外，还有旅长高仰如等8人，第19集团军副总司令香翰屏、师长邓龙光2人记大过一次；第39军军长刘和鼎和师长李松山、周祖晃、徐启明、潘文华、杨国祯以下10人撤职留任，戴罪图功；师长罗霖、巫剑雄、宋希濂、陈万仞以下10人撤职查办。此外，旅长以下受撤职处分的8人、受撤职永不叙用处分者2人、判处有期徒刑10年者1人。以上受惩处者共42人。如此大规模惩处以整肃军纪的做法，在国民党军的历史上是罕见的。如果说这对国民党军队的震动还不够强烈的话，3天之后，即1月24日，山东省政府主席、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第3集团军上将总司令韩复榘以不战而逃的罪名被国民政府军委会高等军法会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的消息，无疑是一个更大的震撼和冲击。以韩氏军阶之高，职任之重，堪称显贵，只要违纪，依然就戮，这对全军将士尤其是高、中级将领自是一个强烈的震慑，从而使战时军纪得以树立，以致许多将领相互告诫：“宁死于战场，不死于国法。”在临沂战场，59军军纪森严，奖惩分明。该军112旅旅长李金镇在临沂战役的第一天因未顶住日军反攻而败退沂河西岸，当即被张自忠军长撤职，另以作战勇猛之李九思团长升充旅长。在第二次临沂战役的最危急时刻，224团第3营营长贺某企图逃跑，被震怒的张自忠就地正法。担任机动攻击任务的汤恩伯，为保存实力，一连数日逡巡瞻顾，按兵不动，后来也是在李宗仁和蒋介石的严厉训令之下，才积极行动起来，终于完成了使命。由上述可见，如果没有严厉的军法、军纪，台儿庄大捷是不可想像的。

第四，无论是“杂牌军”还是正规军，一视同仁。徐州会战中参战部队大部分都是“杂牌军”，李宗仁十分同情“杂牌军”的处境，从不嫌弃他们。他认为，对这些“杂牌军”“若在上者能推心置腹，一视同仁，并晓以国家民族的大义，和军人的天职”，官兵们还是能够“激发良知，服从命令，效命疆场”的。所以，他在同庞炳勋等人谈话时，无不晓以大义，恳切希望他们以国家民族为重，放弃保存实力的做法。他说：过去“我们在内战中搅了20多年……黑白不明，是非不分，败虽不足耻，胜亦不足武。今日天如人愿，让我们这一辈子有一个抗日报国的机会，今后如能为国家民族而战死沙场，才真正死得其所”。与此同时，李宗仁还积极争取蒋介石对“杂牌军”一视同仁，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解决各部队的困难，尤其是枪支、弹药，以解其后顾之忧。当他得知中央军事当局欲将庞炳勋部5个团缩编为4个团，即代庞交涉，请求中央收回成命。结果，蒋介石同意庞部“维持现状”。其后，李得知庞部子弹奇缺，枪支陈旧，又马上为其补充弹药，更换装备。许多将领在同李宗仁共事之后，都满怀感激地说：“带兵数十年，从没遇见如此宽宏大度，关心部下的长官！今后愿意战死沙场，以报司令长官的知遇之恩。”台儿庄战役中，各“杂牌军”英勇赴战，为国效死的表现，使蒋介石都感到惊讶，故对李说：“你居然能指挥“杂牌”部队！”而李宗仁却从“杂牌军”的英勇表现中认识到：“作主帅的人只要大公无私，量材器使，则天下实无不可用之兵。”

二、得到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的有力支持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陈诚在回答记者关于徐州会战胜利的原因时说：“山西境内我方有20万之游击队，遂使敌第5师团之众只能据守同蒲路线，不敢远离铁道一步……故台儿庄之战胜在战略上观察，乃各战场我军努力之总和，不可视为一战区之胜利。”可见，正是由于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正规战与游击战两种作战紧密配合、相互支援，才有徐州会战的胜利。其实，在徐州会战中，中国共产党直接和间接地给予国民党正面战场以大力的支援。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对国民党的军事建议书，建议蒋介石，抗战战略方针以运动战为主，包括阵地战，以游击战为辅。３月上旬，周恩来又和叶剑英在汉口会见奉命到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的白崇禧，就第５战区的对日作战方针提出建议：在津浦线南段，由李品仙、廖磊2个集团军在新四军张云逸部配合下，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淮河流域，威胁日军，使之不敢贸然北上支援由华北南下的日军；同时，在徐州以北必须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白崇禧基本上接受了这一建议。在此期间，周恩来还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身分，赴徐州会见李宗仁，建议他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打一仗。此即台儿庄之战。

八路军以实际行动对徐州会战进行了配合。从战争全局看，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对日军后方构成相当威胁，牵制其一部兵力，这无疑是对台儿庄战役的战略配合。陈诚关于“台儿庄之胜，在战略上观察，乃各战场我军努力之总和，不可视为一战区之胜利”一语虽有些贬低李宗仁的味道，却也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个中实情。从津浦线和鲁南战场的具体情况看，八路军还对台儿庄战役进行了直接配合。李宗仁在赶赴徐州前线时，曾会晤了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要求派兵袭击津浦线，配合对日作战。彭德怀慨然应诺，随后与朱德一起电令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聂荣臻等派出得力部队，“向津浦线袭扰”，“配合津浦北段作战”。3月13日，朱德通过叶剑英转告蒋介石：已“派129师副师长徐向前率该师所属一个旅东出津浦线，配合鲁南主要战线作战。现该部已逾南宫，东进津浦线行动。”该部抵达南宫一带后，一面发动群众，建立起以南宫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一面频频袭击津浦线北段日军，截断其交通，给日军以牵制。台儿庄战斗打响后，八路军其他部队及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武装也四处袭击日军，积极配合友军作战。如鲁南人民武装多次破击临枣铁路、公路，八路军冀鲁边部队则破击津浦线北段，攻克庆云、乐陵县城，有力地策应了友军的作战。

另外，中共苏、鲁、豫、皖特委也与李宗仁建立了良好的统战关系，通过第5战区总动员委员会，协助战区发动群众，组织运输队、担架队、宣传队，为前线运送粮草、抢救伤员，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上述情况来看，徐州会战不仅是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胜利，更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是国共合作的一曲凯歌。

当然，徐州会战也有力地配合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展开。战役期间，日军将2个精锐师集中于津浦线北段，战役之后，又调集约30万兵力合围徐州地区，使其在华北、华中地区的军事实力明显削弱，这就为八路军、新四军分别在华北、华中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并建立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华北、华中敌后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在这一时期的迅速发展壮大，与此不无关系。正如毛泽东曾说过：“日军将华北兵力集中于徐州，华北占领地就出了大空隙，给予游击战争以放手发展的机会。”但敌后战场的开辟及游击战的发展，反过来又牵制大量日军，对正面战场起到了相互支援和相互配合的作用。“整个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所起的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的作用和给予全国正规军和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等，都在战略上配合了正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