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内迁及遭受轰炸所受损失

日本在占领区，以武力为后盾，日伪积极推行奴化教育，为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服务，对中国的教育事业造成巨大的破坏和摧残，成为中国教育史上黑暗的一页。日本在海外的殖民教育和奴化教育，是其对外侵略扩张罪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建立“大日本帝国”长远国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比军事侵略更深层次的侵略。其危害更是不可忽视的。

一殖民奴化教育体制的建立

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对中国原有教育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实施奴化教育。伪满洲国在国务院下，先由民生部下设教育司，后改设文教部，作为掌管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先后任文教部长官的有郑孝胥等人，但实权在日人次长手里。

1937年七七事变后，将殖民奴化教育推行到关内。首先，在各级伪政权中普遍设立了教育行政领导机构。1937年12月，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老牌亲日汉奸汤尔和出任教育总长。1940年11月，汤病死后，周作人、苏体仁、苏刚、王克敏等先后充任此职。1938年3月，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教育部长先后为陈则民、顾澄、赵正平。1940年3月，汪精卫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教育部由赵正平、樊仲云、戴英夫、李圣五等出掌部务。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积极推行教育制度改革，大力模仿欧美先进的教育制度，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全国教育行政机构初步建立。大中小学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更为科学合理，崇尚科学文化知识渐成风气。1937年7月，日军大举侵华，中国文化教育事业较为发达的江浙等地尽入敌手。占领区内一切原有教育行政机关被彻底出线。各级各类学校或为日军焚毁，或为日军占用。日本占领当局在沦陷区摧毁教育行政机关和学校的同时，大力破坏中国教育体制，大肆推行奴化教育。

日伪统治我国东北的初期，教育政策的着重点，是废除中国原有的教学秩序、内容和教材，代之以日伪的课程设置和教材，并竭力散布殖民主义的教育观点。德富正敬在他1940年出版的《满洲建国读本》中狂妄的宣称，“以大和民族的优秀的国民性和它的文化作为中心，结合土著民族固有的文化，建设新的大陆文化”。伪满教育司长田村敏雄在他1940年出版的《满洲建国在文化上的意义》一书中更为露骨地说：“新满洲国的文化的真髓，实际上是日本的文化。换句话说，是大陆版的日本文化建设。”王承礼主编：《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440页。

1实行“新学制”，全面降低文化水准。

日伪于1937年在东北开始实行“新学制”，并逐渐推广到关内。该学制的特点：

（1）缩短学制。在小学教育阶段，仍采用四二制，头四年初小改为“国民学校”，后二年高小改为“国民优级学校”。中学教育缩短为四年制，改名为“国民高等学校”。在高等教育阶段，改为三年制，全部学程13年，比当时日本国内的学制缩短了整整5年。缩短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学习年限，实际上是限制了中国青年学习文化科学知识。

（2）中等教育职业化。“新学制”废除普通六年制中学，改为分科的四年制中学。男子国民高等学校（中学）分为农科、商科、工科、水产科、矿科等。以1940年的统计为例，在160所中学里，农科占102所、商科34所、工科22所、水产科2所。可见，日本统治者实行中学职业教育，就是将教育任务定位于培养专供日本殖民主义者驱使的初等技术人才。学校的课程以理科为主。伪满文教部次长田中义男曾说：“满洲国的教育内容是以实业教育为主。”中小学“却偏重于古代的课程，但是以六经为主，因为惟其六经才能使他们做圣人”。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文化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074页。

文化知识各科，尽量压缩减少，所占学时极少，却大量增加为日本侵略者卖命的“勤劳奉仕”、“实务终日实习”、“体炼终日训练”及军训等内容。

日伪控制的高等教育尽量压缩能培育爱国精神的专业和科目。以东北为例，专科以上学校计大学13所，学院8所，养成所3个，共23校；其中公立者计20校，私立者3所；医、工、农、师范科多，而少文科、理科，其为施行殖民地奴化教育，更无疑义。

（3）学科混合，加强殖民思想教育。由于害怕学生可以从地理、历史等科目中感到祖国的存在，敌伪将小学历史、地理、自然等科混合成为所谓“国民科”。后来干脆取消“国民科”，改为奴化训练的“建国建设”课。中学除灌输奴化思想的“国民道德”课外，还将历史地理合为“地历”课。后“国民道德”也改为“建国精神”。所谓的“建国精神”，讲的不外是“日满一心一德”、“中日亲邦”、“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东西。取消原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党义课”，代之以宣传封建道德的“修身”。

（4）在大学中，实行“日满共学制”。日本学生利用特权大量入学，占总学生数的55%以上，中国学生只占39%。充分反映了伪满教育的殖民性。建国大学兼收日、韩、台、满（中国）、蒙、俄中学毕业生。日生必修汉语，其他学生必修日语。实施混合教育，以养成其所谓“建国精神”，用心至为恶毒。根据伪满有关方面统计，1943年各大学在校学生只有6000余人，教员1000人，而日本学生竟占了55%。伪满总务长官星野直树在《教育之再认识》（1940年版）一书中得意扬扬地说，在中国东北日本人教育的普及程度高过日本国内。他还说，在东北的“所有的日本人都要上大学”，“在满洲国的日本人应该注意的事，是一方面要保持作为日本人的自尊心，同时还应该认识到满洲国是自己创造的，自己乃是它的最后负责人。”王承礼主编：《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440页

降低东北民众所受教育修有学问的水准，是日伪控制教育的目标之一。田村敏雄认为，“在满洲，对于全体的观念尚未彻底，也没有推爱报国的观念，试观社会的意识状态，愈是受过教育修有学问，推爱及物、谢恩天地的观念也愈见浅薄。”［日］田村敏雄：《教育与经济》，载《建国教育》第5卷第12号。

2在学校系统外，还设有进行特殊奴化教育的机构。

如伪满设立的王道书院、建国大学、大同大学等。建国大学和大同学院，直隶伪满洲国的国务院，不归“民生部”（即文教部）管辖。它们是专以培植高级汉奸的高等学府，同时又是制造种种殖民主义舆论的中心。日伪还特设了“大陆科学院”。建国大学成立于1938年5月，修业六年。在前期3年中，有所谓“精神训练”、“军事训练”、“武道训练”和“作业训练”。在后3年中，分为政治、经济、文教三科，但“神道及皇道”、“武道及武术论”、“民族协和论”、“东亚联合及国际团体论”等课程则在必修之列。凡入学者一律公费，毕业后无条件地任为高等官。可以说，这完全是日本一手操揽的学校，1941年有日本教官71人，日本人以外的教官只有9人。该校设有大学院和研究院。研究院的教育内容，基本集中于所谓“建国精神”的研究。它有“建国精神研究班”、“日本精神研究班”、“国土研究班”、“东亚及世界秩序研究班”、“皇学研究班”及“共产主义批判研究班”等。［日］山根幸夫：《“满洲”建国大学与日本》，载《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4期。所谓研究院，专门从事炮制殖民理论。一是用“独立的新国家”的谬论，来掩盖日本殖民统治的傀儡性；二是用所谓“新国家”实现了“王道乐土”、“五族共和”的“政治理想”，来掩盖日军刺刀林立的血腥统治；三是用“日满不可分的关系”，来为日本侵略者吞并中国东北制造理论依据。这些颠倒黑白的谬论，就是要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要东北青年忘记自己的祖国。

在社会教育方面，在华北地区，日本占领者利用其控制的新民会，面向社会推行以“反共兴亚”为重心的教育。新民会在省、市、县占领区各地普遍设立新民学校、通俗讲习所、新民教育馆、新民茶社、新民问事处等组织机构，并广泛利用电台、电影、标语、集会进行汉奸宣传。从上到下，从学校到社会，建立一个广泛深入的汉奸教育体系。

在华中，除官方教育机构外，汪伪政权运用大民会，以及名目繁多的民间教育团体，如中国教育建设协会等挂着民间协会招牌的奴化教育机构，以贯彻“和平反共建国”为己任。

在河南郑州，日伪设立“中原自治学院”，挑选各县青年，强迫受训，3个月后分送各县，担任教育、宣传等汉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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