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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徐州国民党军要撤逃,毛泽东是有所预料的,在中原野战军门月25日凌晨合围黄维兵团后,毛泽东曾在28日给总前委和中野、华野的电报中提醒道:“须估计到徐州之敌有向两淮或向武汉逃跑的可能。”但逃向哪个方向一时还不能确定,从各方面情况分析,在南下受阻的情况下,徐州敌人或向东南走两淮,或向西南走永城、涡阳、阜阳援黄维就便南撤,都是不无可能的。在种种分析中,从徐州南攻敌之主力邱清泉兵团位于津浦路东这一情况出发,毛泽东和粟裕都估计徐州敌人向两淮撤退的可能性较大。据此,华东野战军在徐州东南方向部署六个纵队,在徐州西南方向部署两个纵队,在固镇、灵壁地区部署三个纵队,以准备应付徐州敌人逃跑。
杜聿明自以为拥有三个兵团,且撤退路线又出乎意料,所以自信此次撤退可以万无一失。可是,他没想到撤退竟变成了大逃亡。首先是过早泄露机密,他在南京时曾费尽心机保守秘密,可是就在他离开南京的当天,就有人通知国民党在徐州的党政部门尽先撤退,致使徐州秩序大乱。
接下来,早被解放军吓破了胆的“国军”已经无法按照杜长官的旨意有条不紊地执行命令了,各兵团抢先行动,掩护部队未能确实执行掩护任务,佯攻部队也没有执行佯攻任务,又因各部队在撤通信线路时,将指挥部电线拆乱,造成尚未开始撤退,指挥部便与各兵团失去电话联络。更令人气恼的是,负责破坏火车站的国防部保密局派在徐州的爆破队张亦东擅自作主,提前半天时间就炸开了。沉闷的爆破声此起彼伏,把尚未撤离的部队官兵急得直跳脚,骂骂咧咧地纷纷上路,再也顾不得什么命令不命令。糟糕的是,机关人员携老带幼,惟一的一条公路上车辆堵塞,人群拥挤,几乎无法前行。
一时间,自徐州至萧县、永城的公路上烟尘滚滚,人声嘈杂,三个兵团的兵力加上徐州地区党政机关以及裹胁的青年学生30万人沿公路蜂拥而下。
连杜聿明的坐车也无法开得动,他本人也只好下车跛着脚,在警卫人员的挽扶下,徒步绕道而行。好不容易才到达萧县附近。这时,见徐州城内火光冲天,杜聿明深怕解放军马上追来,所有部队车辆会全部损失,又赶忙指示参谋人员指挥各部车辆绕道北行。
杜聿明集团倾巢而出,华东野战军闻风而动,身处前沿阵地各纵队一面向上级报告,一面主动展开追击。
此刻,粟裕的心情分外紧张。如果不能追上并且截住杜聿明集团,一旦让其与黄维兵团会合,淮海战役又将是另外一个局面。他急令豫皖苏地方部队控制涡河、沙河渡口,迟滞敌人;一方面电告中央军委和刘陈邓首长,希望在南线支援中野围歼黄维兵团的第13纵归制,从南线北上堵击;同时用电报。电话、骑兵等各种通讯手段通知各纵,火速全速追击。
许多年后,粟裕和夫人楚青谈起淮海战役时,说他最紧张过的第二次,便是这次追击杜聿明集团。“非常危险啊!尽管我们估计到了他们的撤退方向,却没有想到他们撤得这么快。有的纵队又突然失去联络,怎么也找不着了。万一他们二三十万部队撤到淮南,问题就大啦!”
从11月30日晚到12月1 日凌晨,一份份发自前沿的加急电飞向野战军司令部、飞向中央军委。
11月30日,国民党军第2 兵团、第16兵团的佯攻显得十分凶猛,一时间,华野各纵队前线吃紧,阻击异常艰苦。粟裕召集华野领导开会,有人主张把主力放在徐州以东及两淮,以防万一;有人主张图死徐州,不让敌人出来。
听了大家的议论,粟裕分析指出:“敌人放弃徐州的可能性很大。如经连云港海运南逃,船只、码头都有困难,遭我尾追后将背海作战,必将全军覆没,杜聿明不可能这么傻。如走两淮经苏中南逃,该地区河川纵横,不便于大兵团行动;这一带又是我老根据地,敌人必将处处遭伏击,难以脱逃。如沿津浦线西侧绕过山区南下,地形开阔,道路平坦,可与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互相策应,南北对进,既可解黄维兵之围,又可集中兵团防守淮河。这第三种可能才像是一个黄埔高才生的思路。”
真是奇妙,粟裕将敌人的企图分析得如此透彻,与敌人想法如此一致。可惜,杜聿明遇到的是粟裕这样的对手。
12月1 日,各方面的情报都来了:敌人阵地上骤然冷清下来,好像一夜之间都钻到地底下去了。粟裕此刻的心情真是万分紧张,尽管所属各纵队对防止敌人逃窜都作了一些准备,可是没想到敌人跑得这么快!万一他们那二三十万部队撤到淮南,后果将非常严重,整个战局都可能为之改变。
事不宜迟。粟裕立即下达了全线追击的命令。
追击!勇猛追击!绝不能让敌人跑掉!战斗的号令,从西柏坡传到总前委,从野战军传到各纵队。一场大规模的追歼战在中原大地上展开了。一时间,华东野战军11个纵队有的尾追,有的平行追击,有的迂回拦击,分路扑向杜聿明集团,日行百里,昼夜不停,从东面。从北面、从南面、从西面向杜聿明集团包抄堵截而来。追击的脚步震荡着大地,如同千万面战鼓擂响。
杜聿明那30万之众的蠕动速度,同华东野战军风卷残云般的速度是可想而知的。
12月2 日7 时,毛泽东致电粟裕、陈士第、张震、谭震林、王建安并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指出:“敌向西逃,你们应以两个纵队,侧翼兼程西进,赶至敌人先头堵住,方能围击,不要单靠尾追。”
国共双方六七十万大军,在徐西广袤的黄淮平原上,卷起无边无际的烟尘,中间是灰色的,两侧靠后是黄色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土黄色渐渐越过灰色,灰色的面积不断扩大、稀释,被土黄色所浸润,灰色仍然保持着很大一片的纯净,向西南飘动,土黄色紧紧相靠,如地球的板块碰撞出历史的巨响。
杜聿明这里,由于一出发电话联络就中断了,杜聿明的指挥部几乎成了“聋子”,也顾不得许多,只好按原定计划前进。
12月2 日,杜聿明到达孟集附近,杜聿明接到邱清泉。李弥报告,都说在撤退途中部队十分混乱,而且经过好几天的折腾,都非常疲惫,要求休整。孙元良兵团仍未能同他取得联系。孙元良是个老滑头,他不愿受杜聿明的牵制,生怕杜让他的部队担任掩护,所以他几天来不愿与杜的总部联系。
杜聿明正在懊恼间,邱维达的部队转来空军的通报,称发现解放军大部队由滩溪口南北地区向永城前进,潍溪口北距萧县约20公里,西距永红30公里。杜聿明感到“国军”如此混乱,赶到永城恐怕也不是解放军的对手,如果继续行军,又怕与解放军混乱穿插,他们的小部队也会引起“国军”的重大伤亡,而且万一被冲乱了,再休整部队就难了。
于是,杜聿明决定当晚原地休整。
这一决定,为解放军赢得一个晚上的宝贵时间。12月4 日,华野第9 、8 、2 、11、3 、10及冀独1 、3 旅共20万部队,已到达王引河一线,在东西50余华里的宽大正面构筑袋形防御阵地。第1 、4 、12纵、渤纵已到达洪河集以北,并遵照粟裕的命令继续向南压迫。
12月3 日,杜聿明继续向永城撤退,就在这时,蒋介石派空军投下一封给杜聿明的亲笔信,信中写道:“据空军报告,潍溪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弟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如此行动,坐视黄兵团消灭,我们将要亡国灭种,望弟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雕溪口攻击前进,协同蚌埠北进的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
杜聿明对蒋介石的命令十分反感,当初他在南京接受撤退命令时,即表示撤即不能打,打即不能撤。此时,蒋介石却中途变卦,要撤又要打,这样,必然招致全军覆没。如果照原计划撤退到淮河附近,再向解放军攻击,解了黄维之围,尚可将功抵过。但是万一沿途被解放军截击,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又不能照预定计划解黄兵团之围,蒋介石势必迁怒于我,将徐蚌会战失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我,受到军法裁判。战亦死,不战亦死,何去何从?真难啊!杜聿明不想执行蒋介石的这道命令,但又怕承担责任。他犹豫了,晚上他又接到国防部正式命令,其要旨是:据空军侦察,滩溪口、子庄一带西窜之共军不足4 万,贵部应迅速决心于两三日内解决滩溪口、子庄一带之共军,此为对共军各个击破之惟一良机。如再迟延,则各方面之共军必又云集于贵部周围,又处于被动矣,此机万不可失。万勿再向永城前进迂回避战。
杜聿明尽管作此申辩,却没有勇气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只好向蒋介石表示:“职不问情况如何严重,决采取逐次跃进战法,三面掩护,一面攻击,向东南作楔形突击,以与黄维会师。”并请求“加强李延年兵团向北采取积极行动,并饬黄维不断转取攻势,请饬空军积极助战,并空投粮弹”。
杜聿明刚刚作好部署,又见副官递上一份电报记录稿,内容为:“应速决心于两日内立即解决滩溪口、马庄一带匪部(不足4 万)为各个击破之惟一良机。如再迟延,则各方面匪必又云集于弟部周围,又处被动矣!此机万不可失,切勿再作避战迂回之图。弟南下15万众,皆聚集在大吴集周围地区,此最不利,应即分路前进向匪出击,则否臃肿迟延,又将此最不利,应即分路前进向匪出击,否则臃肿迟延,又将坐待被围矣。如需占领永城,可派一有力部队进占,切不可全部进取。根据马庄匪之先头,今晚可先我占领永城,则我军又落后一着。若再用主力攻城是最不上算,此时应决心见匪之主力而歼灭之为惟一急务。”
杜聿明见此,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原来老头子改变决心是在怀疑我“迂回避战”啊!蒋介石谁也信不过,加上国防部郭汝瑰这些人捣鬼,真是有口难辩。罢了,罢了,反正江山是蒋介石的,一切由他去吧!我只能拼此一条老命而已。当即命副官回电蒋介石道:“职于一日离徐,即遵循面示决策,采取积极攻势,无避战迂回之意,因山地隘路,东西南三面均有敌情,为避免被敌截击,故采取现行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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