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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是个记仇的人，尽管他从未承认过这一点。
在美国历史上，杜鲁门不是什么闪光的人物。他是20世纪内唯一一位从未上过大学的美国总统，曾经在老家密苏里做了11年的农夫，因此他的政敌们把他称作“密苏里农夫”。杜鲁门相貌平平，高度近视，以性情暴躁、说话辛辣粗鲁闻名。据说有一次，他在讲话中将别人的政见称作“一堆马粪”，事后有人提醒第一夫人，请她今后多“美化”一下总统的语言，总统夫人听后说：“天哪！我足足用了25年的时间才把他的语言美化到今天的程度。”
杜鲁门第一次入主白宫纯属侥幸，因为罗斯福在第32届总统的位置上只执政了4个月就病故了。但令杜鲁门闹心的是，大选前，他的对手，年轻的共和党人杜威一直在民意测验中遥遥领先。他没有料到，远在中国的蒋介石居然也横插一杠子，为了讨好杜威，为未来做打算，特派陈立夫到美国，以巨款助杜威竞选。蒋介石甚至还委托驻美大使向杜威颁授了一枚勋章，以表明对他极力反共、无条件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感激之情。蒋介石的“精彩表演”把杜鲁门气得七窍生烟。可以想像，杜鲁门这位粗鲁的“密苏里农夫”私下里会骂出什么脏话。
最后选举结果出人意料，杜威落败，杜鲁门胜出。目瞪口呆的蒋介石急忙遣使试图修复关系，但是，杜鲁门可没那么大度。选举结果出来不久，耿耿于怀的杜鲁门就宣布召回驻华美国军事顾问团，拒绝向国民党提供新的援助，宋美龄亲自到华盛顿求援也无济于事。这位尊贵的第一夫人处处碰壁、受尽冷眼，与她1942至1943年访美受到热烈欢迎的情景形成强烈反差。甚至在她到美国的第二天，杜鲁门就在记者招待会上再次重申拒绝继续援蒋，给了宋美龄一个难堪。1949年1月21日，在国民党内部一片“蒋不下台，美援不来”的呼声中，蒋介石只好以“因故不能视事”的名义宣告“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凑巧的是，这一天也是杜鲁门第二任期开始的日子。
这还不算完。在蒋介石罢免赴美治病的“代总统”李宗仁，自行复职“总统”之后，杜鲁门仍于1950年3月20日在白宫宴请李宗仁，并以“总统”称呼。当新闻记者专门就此事询问时，杜鲁门毫不含糊地回答：“我以总统身份请他，我就应称呼他为‘总统’。”而当记者问他对蒋介石如何称呼时，他回答：“我和蒋介石尚无往来！”可见他对蒋介石的厌恶之深！
当然，失去民心的蒋介石政权，在内战中屡战屡败，仅3年时间就彻底垮台了。这倒怪不得杜鲁门与蒋介石的私人恩怨。随着巨额的美援化为泡影，美国政府对蒋介石也逐渐失去了信心,决心让他在海岛上自生自灭了。
失去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事实，而美国政界、军界也普遍认为，即使美国再给蒋介石集团以军事援助，蒋介石也难以保住台湾。台湾落入共产党之手只是个时间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当局调整了远东战略，确定了美国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岛屿防御图。1950年1月12日，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美国新闻俱乐部发表的演说中，宣布了这个岛屿防御圈的范围。他说：“我们的防御半径沿阿留申群岛至日本，然后延续到琉球群岛。……从琉球群岛延至菲律宾群岛”。
很明显，美国将朝鲜和台湾都划在了这个防御圈之外。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中，再次明确了这一立场。他指出，根据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如台湾，归还中国。其后的波茨坦公告宣称，开罗宣言条款应即执行。美国是这一公告的签字国。日本投降时，台湾已归还中国。“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现在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同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解释杜鲁门这一声明时说：“当台湾被当作中国的一个省份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曾对此提出过任何法律上的疑难。此举经认为是符合各项约定的。”
美国关于台湾的以上表明以及美国远东防御圈的公开，在美国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发表演说，大骂艾奇逊“对共产党心慈手软”，是丢失中国大陆的罪魁祸首，现在又要抛弃台湾！他还危言耸听地宣称：“美国国务院一大半的人是共产主义分子！”此后，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国内肆虐横行。国会的右翼反共分子展开了对“共产党颠覆活动”的调查，将主要矛头指向杜鲁门政府特别是国务院，掀起了一股政治迫害狂潮，搞得美国政坛乌烟瘴气，人人自危。
以后的事实表明，麦卡锡们无疑冤枉了杜鲁门政府。无论是杜鲁门，还是艾奇逊，都不会大发善心，放弃用武力干涉远东局势、维护美国利益的可能性。
杜鲁门政府以维护美国的利益为己任，根据形势的变化调整美国政策，不会也不可能受到“亲华”或者“亲苏”的情绪干扰。冷战开始后，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其意识形态都是以反苏、反共作为出发点的。美国在第一、第二两次世界大战中大发战争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跃而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强国，充当资本主义世界的“领袖”，推行霸权主义的全球侵略扩张政策，在国际上称王称霸，不可一世。它把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看成是世界安全的主要威胁，对共产主义采取全球遏制战略。因此，美国虽然将朝鲜半岛和台湾划在了其军事战略范围的圈外。但是，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领袖”和霸主，美国并不是也没有抛弃南朝鲜和台湾的国民党当局而放任不管。
杜鲁门和艾奇逊唯恐遭到误解，都对自己的声明进行了解释。杜鲁门批准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2号文件——《美国在亚洲的地位》中规定：岛屿防御圈，是“美国在亚洲必须保持的最低限度的最起码的地位”。它“将使美国能够控制一些交通要道，那是战略开发亚洲的重要地区所必须的”。这条岛屿防御圈，不仅要作为美国的“第一道防御线，而且要成为第一道进攻线，（美国）将从这条线寻求缩小共产主义控制的地区”。艾奇逊1950年1月12日在美国新闻俱乐部发表的演说中，对他所划到圈外地区的安全，特意作了说明，他说：
就太平洋其他地区的军事安全而言，必须讲明，谁也表示不能担保这些地区不受军事进攻。……如果发生这种进攻……开始一定要依靠受到进攻的人民起来抵抗，然后依靠整个文明世界根据联合国宪章所承担的义务。到目前为止，决心保护自己独立、抵抗外来侵略的人民所依赖的联合国，一直表明它并不是一根脆弱的芦苇。
这说明，美国的岛屿防御圈战略，并不意味着放弃朝鲜和台湾，而是等待时机，随时准备寻找借口，实施直接军事入侵。
美国人还在这些声明中大玩文字游戏，为美国日后在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留下了伏笔。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宣传指示中明确规定，对台湾“应称为‘福摩萨’”，这是明显的殖民主义称呼；杜鲁门在声明中，讲到“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时，根据军方的要求，特别在此句的前边加了“现在”一词作为限制；艾奇逊在对杜鲁门声明所做的解释中说，“现在”一词，“只不过是有鉴于一种事实，即万一不幸我们在远东的部队遭到攻击，美国必须完全有自由在任何地区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以保它自己的安全。”
在中国和苏联于1950年2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之后，美国军方和国务院慌了手脚，强烈要求对杜鲁门1月5日关于台湾问题所作的声明进行修改。参谋长联席会议一直主张给予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以必要的军事援助。作为反共的急先锋，远东盟军司令麦克阿瑟更是急不可耐地跳出来声称，台湾应是美国的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麦克阿瑟认为，如果台湾落在共产党手里并能为苏联所用，那就等于给了敌人相当于数十艘航空母舰组成的舰队，就是给美国在冲绳和菲律宾的基地“将上一军”。因此，他主张“绝不能让台湾落入共产党手中”。
美国国务院的迪安·腊斯克（就是划定三八线的那位迪安·腊斯克上校）和约翰·杜勒斯等，也为麦克阿瑟的主张摇旗呐喊，主张在台湾迅速采取“激烈而强硬的立场”，建议美国政府以宣布台湾“中立化”的形式，出动军队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使之不落入共产党人之手。
事实上，到1950年6月，美国武装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和对台湾实施军事占领的决心已定，只是在等待时机。麦克阿瑟狂妄地声称：如果人民解放军发起解放台湾的作战，他将火速赶赴战地指挥反击作战，“使他们遇到惨败，从而使这场战斗成为世界上决定性的战斗之一”。他说：“我每个夜晚都祈祷红色中国能这样做——我常常是跪下来在那里祈祷。”当然，用不着“跪下来”祈祷，他马上就要去指挥一场使他晚节不保，身败名裂的战争了。战场并不在台湾，而遭到“惨败”结局的，也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1950年，相信世界上没有哪位政治人物比在海岛上的蒋介石更为处境尴尬的。60多万残兵和几百万难民跟他一起仓皇逃到台湾，小小的台湾人口暴增，顿时物价飞涨，百物奇缺。美国的几次声明使蒋介石雪上加霜，而解放军在4月用木船攻占海南岛的消息更令他心惊胆战。美国要“弃台”，而解放军进攻台湾已经指日可待了！
在凄风冷雨中的台湾岛，没有人相信蒋介石“一年准备，两年生息，三年反攻”的鬼话，甚至连蒋介石自己也不相信。人心已经崩溃了，怀里揣着金条的高官显贵们纷纷逃到美国去做“寓公”，一级上将刘峙竟跑到菲律宾去当了华文小学教师！号称60万的部队大多是丧失斗志的散兵游勇，由于缺粮少衣，个个饥肠辘辘，衣衫褴褛。可以想像，凭这支军纪败坏，士气低落的残兵，如何抵挡解放军的得胜之师？当时的情况正如美国“第28号命令”所说的：“大家都预料该岛将陷落”，国民党“在那里将和其他地方一样容易被攻破”。台湾《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承认台湾“已到了空前未有的危险时期”。
台湾前途一片漆黑，除了向上帝祈祷，以求出现扭转命运的奇迹外，已别无它途。甚至连蒋介石本人都信誓旦旦地定了“杀身成仁”的决心，准备在其统治最后灭亡时“选择最有意义的死”。
1950年，中国共产党已把解放台湾、彻底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作为夺取全国胜利的既定方针，1950年4月、5月，解放军分别解放海南岛和舟山群岛，揭开了最后统一中国的序幕。此时，人民解放军已在华南各地修建军用机场30个，400架战斗机已进入战斗状态。在福州、厦门、汕头等港口，大量登陆艇及船只已进入起航准备，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已经完全就绪，横渡台湾海峡的作战计划在毛泽东的脑海中已经成熟，现在需要关注的仅仅是军事上的准备和气象资料。到了7月，名将粟裕将负责指挥50万攻台大军，乘台湾海峡风平浪静之时，越海投入战斗。此时，只等毛泽东一声令下，渡海作战，台湾与大陆的统一就在旦夕之间。
全中国即将彻底解放的前景看好，令毛泽东的心情也前所未有地舒畅起来。他神采奕奕，精力充沛地投入建国后的繁忙而紧张的恢复建设工作中，操着风趣的湖南乡音向人民描绘中国明天的蓝图，他说：“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但是，作为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毛泽东舒畅的心情中还是有一块小小的阴影。他多少预感到，在远东北部与中国相邻的朝鲜半岛上，战争的态势也许不可避免。而这场战争，会不会打乱了中国共产党统一祖国的历史进程呢？
进入1950年6月的朝鲜半岛开始燥热不安起来，苏、美撤军后，短短几个月内，双方冲突不断，在3月3日至10日仅1周之内，在三八线上就有18次武装冲突事件，但到了5月，军事冲突却突然之间迅速减少了。这仿佛是暴风雨前夕的宁静。
年迈的李承晚“北进统一”朝鲜的企图在1950年之前就变得非常热切了。在美国的支持下，他一次次拒绝北朝鲜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美军在撤离之前向李承晚政权提供了价值达1.1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其中包括10万件轻武器，5,000万发子弹，2,000具火箭筒，4万多辆各种运载工具以及各种火炮。美军还扩宽了仁川到汉城、汉城到釜山以及经过金浦机场和横断三八线的战备公路，扩大了以金浦机场为中心的飞行基地，并花费巨大的资金改造了仁川、浦项、丽水等港口，在木浦、墨湖等地修建了海军基地。在重要地区修筑半永久性军事设施的同时，还沿着三八线构筑了几百公里的战壕和交通壕。
1947年夏天，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将军视察南朝鲜，把南朝鲜的扩军计划推向高潮。美国的这些支持使李承晚腰杆硬了一些，但离他“北进”的要求还差的很远。李承晚计划在两年内，建立起一支15万人的“国防军”。他颁布的兵役法规定，凡是17岁到60岁的有劳动能力的南朝鲜男人，都在服兵役的范围之内。为此他向美国既要钱又要物，胃口之大令杜鲁门总统感觉到了“过分”。
1949年，李承晚认为他的准备已大致成熟，扬言“南北分裂是必须用战争来解决的”。10月，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又说：“要不流血，统一独立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使实现了也不会长久。”10月31日，他在美国“圣福尔”号巡洋舰上发表演说，表示“南北分裂是必须用战争来解决的”。为了防止发动战争后“后院”起火，李承晚对南朝鲜人民游击队和爱国人士进行了大规模的“讨伐”，南朝鲜遭到屠杀的人数超过10万。到了1950年，李承晚进入了“北进统一”的最后准备阶段。2月，他率领军界的高级官员前往东京，当面向麦克阿瑟汇报他的进攻计划，听取麦克阿瑟在军事上的“具体指示”。4月，集结在三八线附近的5个师得到了直属炮兵和其他技术兵种的加强。
敌人在磨刀霍霍，经过长期战争磨练的金日成当然不会束手待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面对日益激化的斗争形势，同样也积极地进行了战争准备，并且在着重考虑采取“武装统一”这一决策了。据俄罗斯公布的朝鲜战争档案记载，促使金日成作此考虑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南朝鲜反动派不同意和平统一；在苏美联合委员会工作期间和在随后的联合国大会上，解决朝鲜问题的尝试没有获得成功；建立包括左派、中间派和一部分南朝鲜右派政党的由南北方代表组成的祖国阵线也不能保证用和平方法统一国家；南朝鲜反动派拒绝了祖国阵线关于和平统一的号召”。由此可以看出，金日成和北朝鲜最终决定采取武装统一的方法，也是迫不得已的事。
对于南朝鲜的战争准备，金日成高度警觉美国和南朝鲜的勾结动向，同时也忧心忡忡。因为这个时候，手上能够作战的部队只有武器装备不足的三个师，而在李承晚的身后是拥有美式装备的六个师。在毛泽东访问苏联前夕，1949年3月，金日成也来到了苏联莫斯科，直接向斯大林提出了北朝鲜的安全问题。金日成向斯大林提出请求缔结《朝苏友好互助条约》，并要求苏联给予北朝鲜军事援助。斯大林答应给予北朝鲜必要的军事援助，但出于对美国干涉的担忧，没有明确具体的答复。
1949年5月，在北平西山的“双清”别墅，毛泽东秘密地接见了金日成的特使。特使向毛泽东介绍了朝鲜半岛一触即发的战争局势之后，毛泽东表示他同意金日成在信中的看法，朝鲜半岛的冲突在所难免。“对你们来说，持久战是不利的，因为即使美国不干涉，也会唆使日本向南朝鲜提供战争的援助。”毛泽东这样分析，“你们没有必要担心，中国和苏联站在你们一边。一旦情况需要，中国会派军队与你们一起并肩作战。”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向金日成表示，如果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可以出兵参战。但对于目前的朝鲜局势，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希望看见战争立即爆发，原因一是国际形势不允许；二是中国共产党还不能有效地支持北朝鲜。而“一旦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任务，情况就不同了”。
朝鲜革命者与中国革命有着长期的历史渊源，解放战争时期，几万在东北的朝鲜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仅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就编有两个以朝鲜同志为主体的独立师。毛泽东曾亲口评价：“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灿烂的五星红旗上，染有朝鲜革命烈士的鲜血。”说中朝两国、两党是鲜血凝成的友谊，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就一点都不过分。为了帮助北朝鲜的防御，毛泽东甚至把人民解放军中的两个朝鲜师移交给了金日成。早在1949年5月，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主任金一访问中国，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会谈，代表朝鲜劳动党中央请求中共中央允许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由朝鲜人组成的部队返回朝鲜。毛泽东同意了这一请求。此后，根据中朝两党的协议，驻中国东北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中由朝鲜人组成的2个师，于1949年7月返回朝鲜，编入了人民军。另一个师于1950年春返回朝鲜，编入人民军。
在金日成的特使秘密访问北平后，苏联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和对待毛泽东不同，斯大林一开始对以金日成为首的北朝鲜领导人就十分信任，这显然是由于金日成的苏联背景以及曾经在苏联远东军中作过战。面对南朝鲜的进攻态势，金日成曾反复向斯大林表示：作为朝鲜的共产党人，统一祖国，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自己的当然责任；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受到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鼓舞，这种意愿将更加强烈，希望斯大林能理解这一点。但是斯大林依旧对朝鲜半岛一旦爆发战争的后果感到担忧，理由是“美国在中国失败后，可能会更加直接地干预朝鲜事务”。那么一旦北朝鲜置身于战争，不但在军事上不占优势，还会在政治上让“美国有了武装干涉朝鲜的借口”。
就在这时，艾奇逊国务卿把那个将朝鲜和台湾划在防卫范围之外的美国远东防御圈计划摆在了全世界的面前。金日成立即再次向苏联方面提出自己的计划。这次斯大林不能不考虑了。朝鲜半岛作为“插向日本的匕首”，对于苏联在远东与美国、日本抗衡将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况且，金日成并没有直接要求苏联出兵助战，他仅仅需要武器装备和政治上的支持。至于美国可能的干涉，既然艾奇逊说得那么明白，担心也许是不必要的了。
1950年1月8日，斯大林向苏联驻北朝鲜大使发了一封电报，表示他同意向金日成提供援助。3月30日，金日成再次秘密访问莫斯科。双方达成协议，苏联将对北朝鲜给予援助，但是以有偿方式进行的：北朝鲜以9吨黄金、40吨白银和1.5万吨其他矿石，换取苏联价值1.38亿卢布的武器装备。金日成还汇报了北朝鲜一旦面临南朝鲜的战争威胁时完整的作战准备计划，斯大林对此表示很满意。最后，斯大林告诉金日成：应该把计划通报给毛泽东。
赫鲁晓夫曾对这段历史有一段回忆，这些文字经常被西方历史学家认为是金日成和斯大林密谋攻击南朝鲜的证据。赫鲁晓夫回忆说：金日成在1949年年底及以后的时间里，曾跟斯大林讨论过北朝鲜的进攻计划。“北朝鲜人想用刺刀尖捅一下南朝鲜。金日成说，这一捅会在南朝鲜内部引发一次爆炸”，那将导致李承晚下台。赫鲁晓夫说，这个主意引起了斯大林的兴趣，不过斯大林告诉金日成要好好想一想，回头拿出一个具体方案。过了一段时间后，金日成带着方案回来了。此时斯大林又迟疑起来，原因是美国可能会干预。斯大林征询毛泽东的意见，毛做了肯定的回答，并认为美国不会干预朝鲜的内部问题。
在赫鲁晓夫绘声绘色的回忆中，有很多东西如果不能称之为胡说八道，至少也是信口开河。他对战争过程本身的记忆事实上存有错误。这一点连他自己也承认：“我对朝鲜战争的记忆是不完全的，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事实上在1949年底调到莫斯科前，赫鲁晓夫并不是苏共政治局的核心成员，根本无权接触绝密决策。他怎么会对斯大林与金日成的谈话了解得如此清楚？至于他说在进攻之前斯大林曾经征询过毛泽东的意见。连美国人都认为：“事实上，红色中国人在征服台湾之前，不可能有任何理由鼓励他们在远东冒险。如果不是朝鲜战争的干扰，共产党人也许在1950年夏天就对台湾岛发动了进攻。因此，如果问及中国人的意见，十有八九将会是否定的。”
不过，中国的确并非对朝鲜战争的爆发事先一无所知。1950年5月13日，在距朝鲜战争爆发只有一个月多一点的时候，金日成确实到达北京，向毛泽东透露军事准备的计划。当时，新中国在北朝鲜还没有派驻大使，也没有军事观察人员，毛泽东对金日成所做的一切了解甚少。此时，毛泽东已经知道了苏联将给予金日成一定的军事援助。
此时，解放军进攻台湾的许多技术问题正在解决，军事准备工作进展十分顺利。即使在朝鲜战争爆发的情况下，最迟到1951年，解放台湾的条件也应该基本具备了。但是，毛泽东还是有一个担心，那就是朝鲜战争一旦爆发，美国政府很可能改变对台湾的政策。如果真是这样，后果就很难设想了。既然有这样一个担忧，对于金日成的军事计划，中国自然不能表示不同意见。
到1949年8月，朝鲜人民军总兵力为8万余人，其中陆军拥有5个步兵师、1个步兵旅、1个机械化旅、2个炮兵团，空军拥有各种飞机74架。除由中国返回的2个师之外，陆军部队全部装备苏式武器，执行苏军编制。另有警备部队4.1万余人。
在美国的帮助下，到1950年6月，南朝鲜军队从寥寥数千人的警察部队猛增到15万多人的规模，其中陆军9.8万余人，编为8个步兵师，另有海岸警卫队6,145人，空军1,965人，警察4.8万余人。装备了大量火炮、军用车辆。
美国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团长威廉·罗伯特准将，将南朝鲜军吹嘘为“亚洲之雄”。1950年6月20日，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4天前，他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汇报朝鲜局势时断言：“南朝鲜军队完全经得住北朝鲜人施加的任何压力。”被蒙在鼓里的布莱德雷则回答说：“我对他的话深信不疑，对我们没有必要为朝鲜担忧而感到如释重负。”
随着羽翼的逐渐丰满，南朝鲜政府踌躇满志，对“北进”的胜利充满信心。美国和南朝鲜双方曾多次召开“高级将校会议”。详细地讨论了“有关完成战斗准备的问题”和“北伐计划”，并调整部署，将陆军部队8个师分为两个梯队，第一梯队在三八线沿线展开5个师，组成两个战斗司令部，并配备了陆军总部直属的炮兵部队和技术兵种部队，主力集中于开城、汉城和议政府地区。第二梯队展开3个师，集中于汉城附近。
17日，距离战争开始还剩7天，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外交顾问杜勒斯“纯属巧合”地出现在三八线上的战壕里，举起望远镜眺望朝鲜北方。在留下的照片中，杜勒斯头戴礼帽，眼镜反射出阴沉的白光，双手正在面前一幅据说是南朝鲜的“北进统一”计划上指指划划，活脱脱一副战争贩子模样。这幅被北朝鲜作为罪证的照片流传到整个世界。
不仅如此，被称为“大韩民国”的教父、极端反共的杜勒斯还在19日访问汉城并发表演讲：“你们处于自由世界的最前线。你们的形势既充满危险又激动人心。你们面临着一种新的危险，这危险来自共产主义的苏联，它那冷酷的怀抱笼住了三八线以北的朝鲜人民……同时它还用恐怖主义、欺骗宣传，渗透和颠覆性煽动来削弱和诋毁新的大韩民国。”最后，这位“大韩民国”的教父还信誓旦旦地保证：“你们并不是孤立的。只要你们继续担负起自己为实现人类自由而应负的责任。”
南、北朝鲜之间的磨擦不断发生，朝鲜的上空阴云密布，杜勒斯对南朝鲜的访问更加剧了紧张局势。
同样也是在19日，距离战争开始还剩6天，金日成再次建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和南朝鲜的国会联合起来，建立单一的全朝鲜的立法机关，以便统一祖国。这一提议遭到南朝鲜方面再次拒绝。这与杜勒斯在南朝鲜国会疯狂诋毁北朝鲜形成了鲜明对比。
1950年6月24日是个寻常的周末。对于准备寻欢作乐的南朝鲜和美国顾问团的官兵们来说，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在傍晚时分，静静的天空开始下起了淅沥沥的小雨，到深夜，变成了滂沱大雨。朝鲜的梅雨季节来临了。
“狼来了”的喊声太平常了，流言和警报太频繁，这应该又是一个太平无事的周末之夜，至少被搞得十分厌倦的南朝鲜前线指挥官们这么认为。他们放心地前往汉城的司令部庆祝军官俱乐部的隆重开业，从乡村招募来的士兵们已放假15天去帮助收割庄稼，这使南朝鲜的防线一下子损失了1/3的力量。
军官俱乐部也有许多美国人出席，其中的重要人物是美国大使约翰·穆乔，在南朝鲜他是唯一敢和李承晚随便开玩笑的人，此时正在舞会上大显身手。
在东京，远东司令部最高军事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美国大使馆内睡得正香。至少在日本，无人有胆打扰他的睡眠。而被他轻蔑地称呼为“密苏里农夫”的上司杜鲁门，正在中午时分的华盛顿，为应付国会无穷无尽的攻击忙得焦头烂额。
凌晨4时，乌云笼罩着汉城，从三八线以北传来一种轻微而神秘的隆隆之声，坦克和卡车正在缓缓驶向最后的攻击阵地。据南朝鲜事后得到的情报认为，此时北朝鲜7个师8万名部队已经成功完成了向三八线边界开进的隐秘调动。突然间，600门火炮和约1,000门迫击炮吐出火舌，无数炮弹在三八线上空划过，映红了黑漆漆的夜空。
1950年6月25日拂晓，朝鲜战争爆发了。
不少历史学家至今还在争论关于南、北朝鲜到底是“谁打的第一枪”的问题，虽然涉及朝鲜战争的各国战争档案还没有完全解密，但是继续在“谁打的第一枪”问题上纠缠是毫无意义的。朝鲜战争爆发的性质是解决民族内部统一问题的内战，因为是内战，谁先打谁，那是他们国内的事情，别人无权说三道四。当然朝鲜战争也是具有国际背景的内战，爆发的根源是美苏两个大国在日本战败后对朝鲜的分割占领而导致的南北朝鲜分裂。没有美国的迪安·腊斯克上校在朝鲜版图上随意画出的三八线，就不会有这场发生在远东的战争。
68号绝密文件与“共产主义扩张”阴谋论
美国当地时间6月24日晚9时左右，正是礼拜六晚上，白宫接到汉城请求派兵支援的紧急电报。
艾奇逊在周末躲到了他在马里兰州哈伍德农场的家中，最近以麦卡锡为首的共和党右派对他的指责令他穷于应付，他想回到家乡来好好睡个觉。晚上，他桌子上的白色电话响了。这是美国驻汉城大使约翰·穆乔的越洋电话，电话的内容是：朝鲜战争爆发。艾奇逊第一个反应是派人去和联合国秘书长赖依联系，第二个反应是，向正在度周末的总统通报。
和艾奇逊一样，杜鲁门也没有在白宫度这个周末。国会的共和党人，以及华盛顿潮湿的天气，都让他心烦意乱。他决定到他的密苏里老家过几天身边没有国会议员吵嚷声的日子，顺便干点农活，这比频频出席那些政治活动更让这个农夫心情舒畅。
“我打算为农场的住房造一道围栅——此举绝对没有政治目的，”杜鲁门临上专机时对国务院礼宾司司长伍德沃德说，“让那些政客们见鬼去吧！”
杜鲁门回到家乡，吃过晚饭，一家人在图书室里谈天说地。这时，电话铃响了，杜鲁门女儿玛格丽特接了电话，她说：“爸爸，是迪安·艾奇逊，说是有重要事情。”
“总统先生，我有极其重大的消息要告诉你，北朝鲜人已经入侵了南朝鲜。”
“我必须赶回首都。”杜鲁门说。
艾奇逊认为没有必要，“冒险夜航大可不必，这样会引起全国的恐慌。”他说：“我们是否应当要求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一次特别会议，宣布韩国遭到侵略。”
杜鲁门在电话里同意艾奇逊的安排。放下电话筒，杜鲁门冲动地对玛格丽特说：“这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序幕。这场进攻是由俄国人怂恿的，必须以牙还牙。我得出的结论是，唯独实力是俄国独裁统治者唯一懂得的语言。我们必须以实力为基础给予迎头痛击并击败他们。”杜鲁门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度过了一个多梦的夜晚，第二天一早便飞回华盛顿。
第二天，像狩猎般蹲守在总统农场周围的记者们发现，总统上飞机时衣冠不整，神色慌乱，两个总统的随行人员仅仅晚到了几分钟，总统便把他们扔在跑道上不管了。
东京，美国大使馆内麦克阿瑟的卧室中，电话铃声唤醒了他。
听到三八线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消息后，他有“一种恶梦般的可怕感觉”。这不禁唤起了他对1941年同样一个星期天早晨的可怕回忆，日本人进攻菲律宾的消息在同样的时间唤起了他，最后他从巴丹仓皇逃命，险些当了日本人的俘虏。“正是同样的战争警报的可怕消息，又在我的耳边响起，我这么告诉自己，不会重演了！我还是睡觉和做梦。”
过了一会儿，在办公室，参谋长阿尔蒙德少将请示：“将军，有什么命令吗？”
此刻，麦克阿瑟恢复了他那一贯妄自尊大的神态，嘴里叼着烟斗，满不在乎地说：“这大概只是一次武力侦察……对付这点小事对我来说真是小菜一碟。”
在“独立”号总统专机上，杜鲁门望着窗外的阵阵浮云，大脑在飞快地思索着，“如果容忍共产党人以武力侵入大韩民国，而不遭到自由世界的反对，那么就没有哪一个小国会有勇气抵抗来自较为强大的共产主义邻邦的威胁和侵略，如果不对这种侵略行动加以制止，那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正如由于类似的事件而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想到这里，杜鲁门吩咐飞机上的无线电报务员发给艾奇逊一封电报，叫艾奇逊和军政要员到布莱尔大厦参加晚餐会。
杜鲁门此时作出这样的逻辑判断是丝毫不奇怪的。这与他主导下的美国安全战略紧密相关。
1949年9月3日，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极大地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改变了国际社会两大阵营力量的对比。这两件大事联系在一起，促使美国调整了安全战略。根据杜鲁门的指令，由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共同组成了联合小组，分析了新的国际政治、军事局势，从外交和军事方面重新审议了美国的安全战略，于1950年4月7日向杜鲁门提交了一个报告。这就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
《第68号文件》指出：在美国领导的“自由世界”和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将存在着长期对抗。美国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苏联的挑战，而且还有那些动摇新老殖民主义政权的、土生土长的民族主义运动”，“共产主义在(世界)任何地方的胜利，都意味着美国的相应失败”。认为，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力量中心和反对“苏联扩张”的堡垒，拥有“世界上任何单独一国所没有的最大军事潜力。然而对照苏联，美国的军事弱点在于现有的力量和人员在数量上处于劣势”。苏联的武装部队数量已经远远超过美国，原子弹储备也在迅速增加，如果再加上热核武器，将大大加重对美国的损害。“为了保证美国任何报复性打击的有效性，进一步增强我们原子武器的数量和威力是必要的”，而且“大幅度增强常规空中、地面和海上的力量，以及加强防空和民防力量计划，也是很有必要的”。美国及其盟国“如果没有占优势的、随时都能动员的联合军事力量，‘遏制’政策就只不过是一个唬人的讹诈政策”。
这个文件的基本含义，就是以军事实力支持“遏制”政策，并强调进攻性。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斗争，把纯属内政事务的国家、民族统一运动，把代表社会进步的民族民主革命，都视为对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挑战，对自由世界的“侵犯”，美国都要迅速做出最激烈的反应，直至进行武装干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称：“从本质上讲，《第68号文件》是一个号召武装起来的响亮的动员令，目的是剔除我们冷战方针中顾此失彼的矛盾现象。从此以后，我们将以军事实力来支持遏制政策。”
杜鲁门完全接受了《第68号文件》的逻辑推理方式与所确定的安全战略。因此，在朝鲜战争爆发之时，性格狭隘、独断和自信的杜鲁门，就这样按照“冷战”的思维分析着朝鲜战争的起因和后果，并一意孤行地作出了干涉朝鲜的决定。
1950年6月2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有“第一江山”之称的平壤。
同往常一样，这是个平静的星期天早晨。夜来的风雨已经停止，整洁平整的大道并没有多少积水，大同江两岸的垂柳随风摇曳，沐浴在黎明的薄雾里。商店正打开窗门准备开业，街道和公园里已经开始出现休假的人民军官兵和市民的身影。整个平壤沉浸在平静而安详的和平景象中，谁能料到，几个月后美国空中强盗将把这个美丽的“第一江山”化为一片废墟。
上午9时许，广播中突然传来朝鲜内务省发布第一条有关三八线战斗情况的新闻，街道上的市民们纷纷驻足凝听。这条新闻说：
南朝鲜伪政府的所谓国防军，于6月25日拂晓，在全三八线地区向三八线以北开始了出其不意的进攻。
……
现在共和国警备队，正展开着激烈的防御战来抵抗敌人。共和国警备队已击退从襄阳方面侵入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敌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已指令共和国内务省警告南朝鲜当局，假若南朝鲜伪政府当局不立即停止对三八线以北地域的冒险的战争行为时，则即采取决定的办法压制敌人，同时敌人须负因这一冒险的战争行为而引起严重后果的一切责任。
当天，先后召开了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内阁的非常会议，金日成在会上研究了形势，讨论了采取各种对策的问题。接着召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内阁首相金日成被推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会议还决定：整个国家的工作进入战时体制。
6月26日，金日成发表广播讲话，他说：“全体朝鲜人民如不愿重新沦为外来帝国主义者的奴隶，就必须一致奋起投入打倒和粉碎李承晚卖国‘政权’及其军队的救国斗争。我们将不惜任何牺牲，一定要争取最后胜利！”
具有反帝、爱国革命传统的朝鲜人民动员起来了。整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燃起了史无前例的捍卫自由与独立的全民族抗战的熊熊烈火。朝鲜人民军在金日成的号召和指挥下，展开英勇作战，奋起杀敌。
布莱尔大厦是位于华盛顿的一幢老式建筑，是一家通常供贵宾下榻的豪华饭店。内部装饰非常考究，古朴典雅，具有19世纪的风格。在白宫修缮期间，杜鲁门一家居住在布莱尔大厦，这座大厦坐落在白宫以西，仅隔一个街区。当时美国最高级决策会议经常在这里召开。
杜鲁门乘坐专机赴华盛顿途中，发出一份电报，要求艾奇逊以及高级军官和外交顾问于当晚在布莱尔大厦举行战略会议，策划对朝鲜的战争行动。
会议在一片紧张的气氛中开始。杜鲁门首先请迪安·艾奇逊宣读国务院收到的美国驻朝鲜汉城的大使发来的第一个报告：
根据朝鲜军队的报告，北朝鲜的部队今天清晨已向大韩民国领域的好几个据点进犯。……北朝鲜部队以坦克为前锋据称已向春川逼近。江陵地区的战斗详情不明，但似乎北朝鲜部队已将公路切断。我今天上午正在同朝鲜军事顾问团的顾问们和朝鲜的官员们进行会商，研究当前的局势。
从进攻的性质和发动这次进攻的方式看来，这似乎是对大韩民国的一场全面攻击。
布莱德雷将军接着宣读他前一天刚从远东返回带来的麦克阿瑟的一份备忘录。麦克阿瑟急切呼吁杜鲁门改变关于美国不承担保卫台湾的政策，并要求对台湾实施军援。
听完宣读后杜鲁门脸色不佳，这是总统和国务院的事情，身为远东地区美军司令的麦克阿瑟有什么权力说三道四！
看到总统的脸色，艾奇逊赶紧第一个发言说：“美国当前不应该和蒋介石靠的太近，不能把朝鲜问题和台湾问题拉在一起，应重点解决朝鲜问题。”
杜鲁门点头同意这种看法，他说：“给麦克阿瑟的指示要尽可能详尽具体，以免他借题发挥，随意扩大行使职权。”
身为国防部长的约翰逊早已尝够了麦克阿瑟的独断专行，他立即表示支持：“不要让麦克阿瑟行使总统的权力。他这个人爱火上加油，借题发挥，把事态扩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最后，杜鲁门敲定如下的指示和命令：“……速给李承晚部队提供武器弹药和给养。……美国驻远东空军和海军支援李承晚部队。……美国第7舰队开进台湾海峡。”
杜鲁门宣布上述命令后，又补充说：“美国空军必须立即制定摧毁苏联远东全部空军的计划。”
会议结束时，杜鲁门指示与会者要守口如瓶，不得向新闻界透露，哪怕背景介绍也不准。
1950年6月，美国陆军总兵力在经过二战后的裁减，只剩下少得可怜的59.1万人，共10个作战师。大约36万人驻在美国本土。其他23万人驻扎海外。其中，驻远东15万人，驻欧洲8万人(驻在西德)。美国步兵的力量如此单薄，但是美国总统杜鲁门还是决心要大干一场。从6月25日星期日朝鲜内战爆发到6月30日星期五共六天时间内，美国采取了三大步骤。
第一，对朝鲜人民军实施海空军袭击，直接支援李承晚部队作战。
第二，对朝鲜北部地区实施空袭。
第三，美军向战场投入地面作战部队。
至此，朝鲜内战的性质发生了转变，变成了美帝国主义进行侵略、朝鲜人民进行反侵略的战争。
美国人约瑟夫·格登在他所著的《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中，对美国朝鲜战争决策有过这样一段评价，倒是十分贴切：
朝鲜战争——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军事和外交战略的转折点，它标志美国第一次试图通过诉诸武力来阻止共产主义军事扩张的冒险行动，而且是这类冒险行动的漫长路上的第一步；果不其然，就在朝鲜战争刚开始两个月，美国就给在印度支那的法国人送去了第一批军事援助，以资助其与当地的起义者作战；后来这场起义演变成了越南战争。无论结果如何，美国在以后的10年中，把国家的资源，加上声望名誉，越来越多地投到东南亚、欧洲、非洲、拉丁美洲。这就是美国企图以强大军事力量来主宰世界的开端；为了保持这种力量，即使在“和平年代”里也要消耗美国联邦政府年度预算的一半，并使美国的无数儿女在世界最遥远的地方枕戈待旦。 这位学者说出了美国政府至今仍不承认的一些实话。
就这样，冲动暴躁的杜鲁门和谨慎寡断的艾奇逊这对最不可思议的政治搭档先不论后果地行动起来，鲁莽轻率地做出重大决策，把美国拖进了朝鲜战争。
战争在三八线上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朝鲜人民军的反击下，南朝鲜军队的防线很快便崩溃了。
根据北朝鲜方面的资料，战争爆发之后，朝鲜人民军的“第1次战役的基本任务是从西北和北方，从东南和南方迂回汉城，把三八线的敌人同掩护横城、原州、利川和水原西南及南方地区的敌人分割开来，然后在汉城地区围歼敌人基本主力，解放汉城及其他汉江以北各城镇”。特别提出“……中线进攻的联合部队更要加快进攻速度，在敌人加强汉城防御以前……”，这表明开战后夺取汉城是主要任务。接下来，“我军在汉城附近围歼敌军主力之后，迅速解放釜山。为此，要在汉城北面把主力（第1军）做弧形配置，对汉城实施向心攻击的同时，以第2军主力突破春川正面，令其一部进至汉城东南方地区切断南朝鲜军队主力的退路。但是根据情况，也可命令第2军主力向大邱或大田方向挺进，把敌人围在小白山脉。另外，还可以派出一部兵力沿东海岸公路突进，迅速占领釜山。”
以上是人民军队这一作战计划的要点，而其前提是，美军不介入，南朝鲜军队的南部集团都投入汉城附近，而且预计作战为期2～3周即要结束。
在朝鲜半岛西端的一块60多公里的地带，集中了人民军大多数T－34坦克和半数的部队。这里将沿着议政府走廊发动对汉城的主攻，这是一条自古以来夺取汉城的路线。首当其冲的攻击目标是盛产朝鲜人参的古都开城。人民军第6师（原解放军166师）作为攻击开城的主力，师长方虎山制订了一个巧妙的计划，以一个团对开城正面发起进攻，同时悄悄地重新铺设很久以前就拆毁的通向开城的铁路路轨，另一个团的步兵们则登上一列长长的火车准备对开城发动奇袭。
进攻开始了。在开城西北端，一名唯一在前线的美国顾问约瑟夫·达里哥上尉在拂晓时被惊醒，弹片击中了他的房子。他拉上短裤，手里提着鞋子和衬衣，狼狈不堪地冲下楼，跳上吉普车逃命去了。在抵达开城市中心时，他惊愕地看见从车站一长列火车上下来的将近一个团的人民军士兵。吓呆了的上尉猛踩油门，一溜烟地向汉城方向逃去，总算捡了一条命。
据守开城的南朝鲜12团在内外夹击下自然全军覆没，只有团长带着两个连逃出了包围圈。开城立即被人民军攻占。在整个前线，南朝鲜军队的很多士兵们刚刚被炮声惊醒，在一片混乱中，加上通讯联络不畅，很多孤立的部队只好各自为战。
在美军顾问团和南朝鲜军司令部，绰号“胖子”、体重达136公斤的总参谋长蔡秉德少将揉着朦胧的睡眼，嘟囔地下令已从汉城开往大田路上的第2师，配合驻扎在议政府的第7师发起攻击。可笑的是，第7师师长刘载兴准将甚至不知道自己的部队在何处，因为这个星期天早晨他的部队有1/3放假了。他有两个团在前线，约4,000人，第3个团在汉城以南。情况紧急，他手头只有约1/4的部队去阻挡朝鲜人民军。他想起刚刚一个星期之前在三八线上见到杜勒斯先生，向他保证将有大批的美国援助。但现在炮弹打到头顶上了，他妈的美国援助又在哪儿呢？
尽管三八线上几乎所有地区都大雨倾盆，但在汉城仅有小雨偶然淅沥。南朝鲜军队第1师师长，年仅29岁的白善烨上校（后来成为南朝鲜的国防部长），是南朝鲜少数几名得到美国人高度评价的军官，他迅速赶到汉山——临津江南岸的一个村庄的防御阵地。1师第11和第13团此时都已在临津江北岸苦战。
与此同时，在东线，北朝鲜第3和第4步兵师在第105装甲旅的坦克支援下，正沿着两条大道向南直扑距汉城仅32公里的议政府。南朝鲜第7师第1团已在首次攻击中被重创，关键阵地已失守，如得不到立刻增援将很快全军覆没。
南朝鲜军第1师第13团遭到人民军的猛烈炮击，仍在坚守。该团没有反坦克武器。美国人留下的仅仅只是5.99厘米的小型火箭筒，打在苏制T－34坦克上像乒乓球一样弹了下来，毫无作用。虽然少数南朝鲜士兵采取了“神风特攻队”式的自杀攻击，带着高爆炸药连自己一起冲入坦克履带之下，或者带着炸药包、爆破筒向前冲，有的还跳上坦克顶部企图打开顶盖扔手榴弹。但几乎没有坦克被摧毁，只稍稍减缓了人民军的前进速度。
人民军在突破三八线所使用的苏制T－34坦克，对取得第一阶段边境会战的胜利带来了重大影响，甚至起到了“秘密武器”的作用。
著名的苏制T－34坦克于1940年定型，是公认的现代坦克先驱，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优秀的坦克之一。在苏德战场上的莫斯科保卫战中一举成名，成为令德军胆寒的“莫斯科保卫神”。在二战后，苏军对其进行了改进，主炮从76毫米换装成85毫米的线膛炮，炮塔前部装甲加厚到90毫米，防护力和火力有了质的提高，同它的最初型号已不能同日而语。朝鲜人民军装备了150辆这种坦克，编成一个装甲旅和一个独立装甲团。二战中苏军一次战役就动用数千辆坦克，相比之下，150辆坦克在数量上少得可笑。但战前没有人想到，就是这150辆坦克，在战争初期的朝鲜战场上横冲直撞，所向披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战局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南朝鲜方面，由于美国军事顾问们的愚蠢，使南朝鲜军队面对这些“钢铁怪兽”时不知所措，无能为力。由于朝鲜2/3的地区都是山地，美国人认为“把那些巨大褶皱展开的面积足以覆盖整个地球”，是“世界上最不适宜大兵团作战的少数地区之一”。驻朝鲜的美军顾问团就判断“韩国的地形不适于使用坦克”。但南朝鲜方面从多次边境纠纷和秘密情报中了解了北朝鲜军队的实力。而且似乎也查明了北朝鲜的坦克是T－34。因此，为了对抗T－34，1949年10月，南朝鲜向美国军事顾问团提出了提供93辆M－26坦克（3个营）的请求。但是，顾问团回答：“你们国家的地形、道路网特别是桥梁不适于使用坦克……北朝鲜的坦克是旧日军的，不必担心。”而没有答应这个请求。因此，在人民军的坦克攻击下，南朝鲜军既没有足够的反坦克武器，又拿不出一辆坦克进行反击，很快被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
在东豆川，得到数十门火炮和坦克支援的人民军16团在团长崔仁德上校的率领下一举突破了南朝鲜军第3团的防线，在开战后的4个小时中推进了8公里，随队的苏联顾问激动地大叫：“你们这些家伙比苏军还快！”
直通汉城的“议政府走廊”宽度为500米左右，是名副其实的“走廊”，在多山的朝鲜这已经是最适合坦克进攻的地段了。人民军主力第3师和109坦克团在这里向汉城发动冲击，仅仅用一天时间就突入南朝鲜军纵深10公里，当天夜间就进到通往汉城最关键的包川公路。
在整个战线上，南朝鲜军几乎都一击即溃，仅有东线的第6师在春川暂时顶住了人民军2师的进攻。这主要因为该师师长金钟五上校在开战前已有警觉，下令所有官兵禁止外出休假，因而齐装满员进入阵地，提前作好了作战准备。
春川是个美丽的山城，号称“朝鲜的京都”，地形易守难攻，特别对使用坦克攻击不利。人民军2师只好使用步兵轮番冲击。南朝鲜军利用城市周围山头上的钢筋混凝土工事死守不退，在春川坚守了两天。人民军只好将已经南进30公里的第7师调回来夹击春川。最终虽然攻下了春川，但南朝鲜军第6师却逃出包围圈，还掩护了向原州退却的第８师。此次战斗之后，作为边境作战中唯一的闪光点，南朝鲜第６师得到了“春川的磐石”的绰号，被誉为“显赫的６师”。由于没有吃掉南朝鲜军第6师，人民军并没有圆满完成“进至汉城南侧，包围南朝鲜军队主力”的任务。
在东海岸，朝鲜人民军第5师沿着海岸公路迅速挺进，在游击队的配合下，切断了南朝鲜军第8师的退路并将其分割成数段，在三天的战斗中彻底击溃了第8师，打开了整个东海岸公路，已没有部队阻止人民军向釜山挺进。
在25日早晨的汉城，虽然气氛不同寻常，但被炮声惊醒了的市民们得知的官方消息却是：
“北朝鲜军队今日拂晓从三八线全线开始南进。我军立即与敌交战，正将其击退中”。
被官方自欺欺人的消息蒙蔽的市民们并不知道，此刻南朝鲜军总司令部里正乱成一锅粥，蔡秉德将军不顾美国顾问团和其他军官的反对，坚持在议政府发动反击。
南朝鲜军第7师在司令部的严令下，向攻击议政府的人民军第3、4师发动自取灭亡的反击，虽然一开始在东豆川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人民军的坦克突破南朝鲜军第5团的阵地，进入议政府市区，完全切断南朝鲜军第7师的退路。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南朝鲜军第7师很快被击溃，议政府完全被人民军占领。得知这个消息后，肥头大耳的蔡秉德目瞪口呆，颓然地倒在座椅上，现在没有什么能阻止人民军攻占汉城了。
26日拂晓，汉城街头到处是从前线退下来的溃兵、伤员和难民。士兵们向市民们描述：“坦克！坦克！可怕的坦克开过来了，我们没有坦克！”乐观的空气一扫而光，南朝鲜军大败的消息不胫而走，汉城陷入了一片恐慌中，长期受到歪曲宣传而极度“恐共”的市民们纷纷加入街头难民的行列。
此时，在汉城城内总统官邸兰宫，老态龙钟的李承晚呆呆地坐在办公室，他刚刚接到国防部的报告，内容是：汉城即将失守！
这怎么可能呢？沮丧的李承晚不禁想起开战前吹下的牛皮：“战争一旦爆发，便立即占领平壤，在短时间内统一北方全境。”而现在，他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笑柄。
突然，人民军的雅克战斗机扫射兰宫附近地区，嗒嗒嗒……枪声震耳，李承晚惊恐万状，看来这里是住不得了。
美国驻南朝鲜大使穆乔尽管心中也恐惧不安，但仍然强作镇静，四处给南朝鲜官员们打气。他第一个来到了李承晚的官邸。对于这个胆小的总统他是了解的，现在第一件事情就是稳住李承晚，如果总统第一个跑了，则会大大降低南朝鲜的军心士气，那前线的崩溃就会更快了。
面对惊恐不安的李承晚，穆乔说：“贵国军队在开战后表现十分英勇，打得相当不错。据我所知，现在还没有哪支部队放弃抵抗。”
面对穆乔的夸大其词，心中有数的李承晚正盘算着逃跑的借口。突然灵机一动说：“我不是关心个人的安危，我在汉城，共军进城，等于束手就擒。如果我被俘，那么我毕生奋斗谋求朝鲜独立的理想就会成为泡影。”
穆乔心中大骂“这只老狐狸”，但嘴上却告诫说：“如果你立刻离开汉城，消息一传开，就不会有一个南朝鲜士兵继续抵抗了。整个南朝鲜陆军将不战而垮。”
“难道我一走就都会知道吗？可以封锁消息嘛。”李承晚说。
被这种厚颜无耻的回答惊呆了的穆乔说：“好吧，总统先生，你自己拿主意，但是我待在这里不走。”
似乎被穆乔坚定的态度打动，李承晚勉强提起精神，答应他暂时不逃出汉城。
其后发生的事情让美国大使开了眼界：27日凌晨，李承晚的随从搞到两趟专列。李承晚和他的随从以及眷属们悄悄地乘车向南溜之大吉，完全没和穆乔打一声招呼。气急败坏但也无可奈何的穆乔则在回忆录中记载了南朝鲜总统的光辉业绩：“接下来几个月我都没有忘记李承晚为我做的好事，那就是我离开汉城之前他就先跑了。”
让李承晚略感到不那么脸红的是，他还不是唯一逃跑的军政要员。第一个开溜的是他的参谋长蔡秉德将军，他于27日，在未给美军顾问团任何通知的情况下，就把陆军司令部迁到了始兴里（汉城以南９公里）的步兵学校里。在美国顾问团的劝说下，才很不情愿地重新回到汉城，但这对战局已经于事无补了。
汉城的门户——议政府被人民军攻占后，大批南朝鲜军潮水般地涌向汉城，在汉城的伦敦《每日快报》记者西德尼·史密斯传神地描绘了这一情景：
“我看见一些卡车上的高级指挥官坐在士兵们中间，戴着雪白的手套，一只手握着佩剑，另一只手擎着树枝作雨伞。离奇的现象到处可见：一些南朝鲜人在前线骑着军马逃跑，牲口被枪炮声吓得挣脱缰绳或者扬蹄跺脚；韩国士兵用枪逼着老百姓脱下衣服，穿在自己身上遮住军服，以便混杂在逃难的人流之中，军官则站在一边无动于衷。”
正当南朝鲜军队溃不成军，军政要员慌忙逃窜，丑态百出之际，他们的靠山——美国并没有如想像中的那样抛弃了他们，而正在为军事干涉朝鲜策划一系列阴谋，首要的就是要取得出兵的“合法性”。
为了取得干涉朝鲜的合法性，美国决心利用联合国这个幌子，扯虎皮作大旗，在联合国通过出兵朝鲜的决议，将一次不得人心的武装侵略粉饰成维护“国际和平”的“警察”行为。杜鲁门在密苏里州独立城的家中就已经批准了艾奇逊把朝鲜问题提交安理会，这下美国负责联合国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翰·希克森开始忙碌起来了，他和美国驻联合国副代表欧内斯特·格罗斯（常任代表奥斯汀参议员正在度周末，无法联系）商议之后，便决定撇开一切循规蹈矩的途径，直接向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家里挂电话，向他通报朝鲜录⑸昝髁嗣拦慕ㄒ椤?/p>
《联合国宪章》第27条规定，联合国做出的任何决议至少需要有7个理事国的同意票，其中必须包括5个常任理事国在内。也就是说，5个常任理事国对联合国的决议有一票否决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支持国民党集团继续占据中国在联合国及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故中华人民共和国缺席。苏联为抗议美国这一行径，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合法席位，从1950年1月起拒绝出席安理会会议，故也缺席。希克森和格罗斯估计苏联代表雅克夫·马立克来不及返回安理会，因为他向国内请示到批准需要时间，认为这正是美国钻空子的大好时机，如果马立克返回安理会，势必会毫不犹豫地行使否决权阻止安理会采取任何行动。
事不宜迟。凌晨2时30分，希克森用电话向格罗斯口述了提交安理会的议案，并告诉他将由国务院的律师坐飞机携往纽约，送达安理会总部。与此同时，安理会的其他成员国均收到内容相似的电报，通知他们美国要求召开特别会议，督促他们迅速请求本国政府表态。
美国当地时间6月25日下午2时，安理会的紧急会议开始了，苏联代表雅克夫·马立克的位子果然是空的，格罗斯喜上眉梢，松了一口气。主持会议的是一贯以美国马首是瞻的联合国秘书长、挪威人特里格夫·赖伊。
美国的提案企图把侵略的帽子戴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头上，但法国、埃及、挪威、印度等国不同意这样的提法，会议吵吵嚷嚷四个小时，最后以九比零票、一票弃权通过的决议中，把“武装侵略”改为“对大韩民国的武装进攻”，“断定‘北朝鲜’构成了对和平的威胁”，请求“联合国朝鲜委员会”尽快地提出关于局势的建议，号召“各会员国对联合国执行本决议给予一切帮助”。
对于艾奇逊来说，尽管这个决议不太合他的胃口，但还是为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政造出了舆论。他开始同杜鲁门琢磨着下一步如何让联合国为其行动开一张“合法”的依据。但是，他不知道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差一点使苏联代表马立克返回安理会行使否决权。
事情是这样的：6月27日，苏联驻联合国的外交官在长岛的斯德哥尔摩饭店举行了一次私人午餐会，应邀出席的赖伊坐在美国代表格罗斯与马立克之间，在喝过咖啡吃过甜食后，赖伊告诉马立克说，他同其他外交官将赶回安理会举行会议讨论朝鲜问题。他问：“您去吗？我认为贵国的利益是要求您出席的。”格罗斯闻听此言，脸色霎时变白了，他知道马立克如果到会，毫无疑问会投否决票，这样美国精心策划的阴谋就会毁于一旦。他故意咳嗽了两下，赖伊没有理会，当他想用脚在桌子下碰碰赖伊示意别再扯下去的时候。而马立克却莫名其妙地摇摇头说：“不，我不去。”格罗斯长嘘了一口气，惊魂未定，便拉着赖伊离开了饭店。在路上，他颇为气愤地对赖伊说：“如果他接受了您的邀请，后果会怎样呢？”赖伊此时才恍然大悟。
6月27日下午3时许，安理会再次开会，否决了南斯拉夫代表提出的调解朝鲜交战双方和解的提案，根据美国提案，以7票对1票（南斯拉夫投反对票，埃及和印度弃权）又通过一项决议，决议中说：“必须用紧急的军事措施来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建议联合国各会员国“向大韩民国供给为击退武装进攻并恢复该地区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必须的援助”。
杜鲁门决计借朝鲜战争大做文章，越来越胆大妄为。6月30日，他下令将美国驻日本的地面部队投入侵朝战争。接着，他又于7月7日下达了全国征兵令，决定扩充美国的战斗部队63万人，使美国的陆海空三军总额达到200多万人，准备以更大的力量进行侵朝战争。同一天，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又通过了一个非法决议：授权美国指挥下的统一司令部使用参加干涉朝鲜的各国部队，由美国指派指挥这些部队的司令官，并授权该司令部使用联合国的旗帜。杜鲁门见这个决议通过更加大喜过望，遂指示参谋长联席会议给东京的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发电，任命他为“联合国军”总司令。
随后，杜鲁门举行自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记者紧追不舍地问他美国出兵朝鲜的性质：“总统先生，据您的解释，这是联合国采取的一次警察行动，对吗？”
杜鲁门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无边眼镜说：“是的，完全是这样的。”这样，美国不得人心的行动落了个“警察行动”的诨名。
从6月25日到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就朝鲜问题连续通过的三个决议都是非法的。说它非法依据有二：一是在5个常任理事国中中国合法代表和苏联代表空缺的情况下通过决议，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第27条规定；二是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关于不得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内部事务的原则。这样的非法决议给美国及其伙伴侵略朝鲜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因此也在联合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性组织的历史上，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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