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回 两党喜聚五羊城 一人擅离黄埔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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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月20日。 是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在孙中山主持下，国共两党的精英，同处于广东高等师范学院那座有着高高塔楼的礼堂内，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 共产党员有23人，其中包括李大钊、谭平山、林祖涵(伯渠)、张国焘、瞿秋白、毛泽东、李隆郅(克三)等著名人物。李大创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谭平山代表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工作报告。

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的身份亲自担任大会主席。大会主席团除李大钊外，还有胡汉民、汪精卫、林森和谢持。党务审查委员会由潭平山、廖仲恺、瞿秋自、王法勤等9人组成。 《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由廖仲恺、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等19人组成。宣传问题审查委员会由胡汉民、李大创、白云梯等9人组成。

当孙中山和中共领袖李大钊并排定进会场的时候，历史便永久地定格了。这个极具象征意义曲场面。被摄人镜头，也被载入了史册。

孙中山在开幕词中，宣布此次国民党改组要做两件事：第一，把国民党组织成一个有力量的政党；第二，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

1月23日， 大会通过由鲍罗廷起草、瞿秋白翻译、汪精卫润色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确立了联饿、 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c新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虽然不完全相同，但基本原见是相同的。因而，新三民主义就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大会进行中，宣言审查委员会曾将宣言“对外政策”项下的收回租界、收回海关、取消领事裁判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具体内容删去。孙中山得知后十分生气，在大会上说：“现在是拿出鲜明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来唤起民众为中国的自由独立而奋斗脑时代了。不如此是一个无目的无意义的革命，将永久不会成功。”这个主张被通过后，孙中山又说：“假如不通过这点，那么大会就毫无意义。我们有此宣言，决不能又蹈从前之覆辙，做到中间，又来妥协。以后应当把妥协调和的手段一概打消。”

廖仲恺以喜悦的心情发言，对宣言给予很高的评价：“本席对此宣言有三种见解：第一层，本党之宣言及政纲，是革命的性质，实行打破一切军阀官僚，铲除一切发展的障碍，并且表现本党做事的精神，不可与普通的一般宣言同论。第二层，我国从前许多政党，都有洋洋大文发表，其实皆满纸空谈，一无价值，绝对不如本党此次之宣言，丝毫不假借，完全依照主义而实行。第三层，此次本党既发表切实之宣言，实将本党置于几何学之定点上。有了定点，才能前进，才能发展，如太阳升天园一向上发扬光大。此宣言不但代表本党大会诺君的意思，并且代表全国人民的要求。嗣后无论如何，必须以此宣言为奋斗进行之标准，努力前进！”

通过宣言还算顺利。接下来一场激烈的争论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1月24日、当章程审查委员会召开讨论会时，上海国民党代表何世帧首先发难。他提出：“章程中应有加人国民党即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文。”他的意思很清楚。共产党人如果保留共产党党籍，就不能加人国民党。这一意见一提出，就遭到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代表的反对。因此，何的动议未被列入大会议程。

不过这件事给共产党代表敲了警钟。25日，李大钊召集参加“一大”的共产党员开会，商讨应付办法。大家一致认为，何世祯的意见不是孤立的，它反映了国民党内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如果不解决，将会危及国共两党的合作，因此，共产党在这一问题上不能让步。最后大家商定，由李大创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大会发表声明，公开阐明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的宗旨，表明共产党人的意见和主张。

28日，国民党“一大”举行全体会议，讨论章程草案。章程草案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人国民党，成为跨党党员，这是国共合作在组织形式上的表现。但在讨论中。广州代表方瑞麟首先提出：“党章应明文规定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一呼群应，立即得到十余人的附议，引起会场激烈辩论。

李大铡即席发言，严肃地说：“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事业而来，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来。我们对于本党实座负着二重的责任，一种是本党党员普遍的责任，一种是为本党联络世界的革命运动以图共进的责任。——

会场一片肃静。

李大钊理直气壮地宣布：“我们人本党的时候，自己先从理论上、事实上作过详密的研究；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太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我们既参加了本党，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倘有不执行本党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宜受中党的惩戒。那种随意猜疑防制的行为，是本党发展的障害，必须明揭而扫除之！”

一篇发言义正词严，坦城磊落，使到会代表为之动容。多数人不再议论了。只有汪伟藩、黄季陆站出来发言，反驳李大创的跨党主张。廖仲恺见他们纠缠不休，挺身而出表示完全同意李大钊的声明。他说：“吾人第一要问，我们的党是什么党，是不是国民党？第二要问，我们的党是否有主义的，是否要革命的？如果对于我们的主义能服膺，革命能彻底，则一切皆可不发生问题。且加人本党的人，我们只认他个人的加入，不认他团体的加入，只要问加入的人，是否诚意来革命的，此外即不必多问。此次彼等之加人，是本党一个新生命。诸君如果不以为然，请先闭目静想，其意何居，彼等亦不是来拖累我们的，是与我们同做国民革命工夫的。请大家思之，重思之。”

善于投机的戴季陶一改过去态度，登台发言：“对于章程审查报告认为满足，主张维持第一次审查报告、第二次审查结果修正案及章程原案。”

汪精卫也表示支持共产党人的意见。他说：“只有民族主义者不赞成民权主义或民生主义之理，断没有主张民生主义者不赞成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之理，亦没有赞成民生主义者不赞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理。”

一看大会气氛有利于共产党的主张，坐在39号座位的毛泽东趁机发言：“主席，主席！三十九号发言，本席主张停止讨论，即付表决。

结果、方瑞麟的提案被轻易否决了。大会达成一致意见：“党员不得加入他党，不必用明文规定于章程，惟声明纪律可也。”

大会上，一些国民党中的右派分子提出了在国民党中央设立研究部的提案，规定研究部的职责是对于政治、经济、社会请问题进行研究，国民党中央对于一些重大问题，非经研究部研究后不得执行、这实际上是要用研究部取代中央决策极，排除国共合作的中央领导权。此案一提出，毛泽东即表示反对。他说：“此案根中意思是把实行与研究分开，但本党为革命党，不能如此。”

共产党员夏曦接着发言：“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本党最高机关。此外不能另有组织。”

一些国民党人也赞同共产党人的主张。戴季陶说：“不必在形式上另有研究部，只要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其可能中行之可耳。”

于是，设立研究部的提案又被否决了。

2口日， 大会在是否通过“请采比例选举制为大会政纲之一”的方案时，再次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所谓比例选举制，是西方国家选举制度之一。它根据各政党在全国所得选票在选票总数中的比例，来分配其议员席位的名额。很明显，这是为了限制共产党人进入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各级领导机关，让一些国民党右派人物能取得领导权。提案人黄季陆发言说：“比例选举制，可以打破现在选举的流弊，因为现在选举制总是以多数压服少数，而比例选举制则各能如其势力以发展，毫无冲突之处。”他的意图是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势力占了上风的形势下保护右派的地位。他的提案，当即得到一些人的附和。

共产党人再次起来反驳。

毛泽东说：“比例选举制虽为社会党所赞成，但当其未成功时，固是如此。若成功后，即不尽然。此制很有害于革命之本身。盖以自由给予反对党，革命事业便十分危险。现时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有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摈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固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派以机会也。本席根本反对此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

多数代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主持会议的戴季陶只好提出：“本席曾有见于本案之不能仓猝表决，放主保留作为明年大会时必须提出之议案。”这样，大会没有接受黄季陆“比例选举”的提案。

毛泽东在会上的表现，受到孙中山和一些国民党人士的赏识和注意。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时，孙中山亲自拟了一个候选人名单，交讨大会表决，其中就有毛泽东。

1月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圆满结束。孙中山在闭幕词中高兴地说：“这次大会是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重新来改组国民党的全体。”大会选出的新的领导机构采取委员制，孙中山被继续推举为党的总理。选出中央执行委员24人：胡汉民、汪精卫、张人杰、廖仲恺、李烈钩、居正、戴季陶、林森、柏文蔚、丁惟汾、石瑛、邹鲁、谭延岂、查振、谭平山、石青阳、熊克武、李大钊、恩克巴图、王法勤、于右任、杨希闵、叶楚伦、于树德，其中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三人为共产党员。候补委员17人中，有共产党员林伯渠、沈定一、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于方舟、韩麟符等7人。

值得注意的是，这中间没有蒋介石的位置。

第二天，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成立。孙中山主持召开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会议推定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为常务委员，处理日常事务。确定各部长人选：组织部长潭平山、宣传部长戴季陶、青年部长邹鲁、工人部长廖仲恺、农民部长林祖涵、妇女部长曾理、军事部长许崇智。并决定派遣中央委员分赴上海、北京、汉口等特别区，组织执行部，指导当地党务。

国共两党经过两年的频繁接触与艰苦谈判，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了。

喜讯传出，广州市民载歌载舞，全国各地奔走相告。

正在大会开会期间，列宁逝世了。噩耗传来，国共两党同声哀悼这位关心中国革命、主张国共携手的精神导师。大会决定：一、电唁苏联致哀；二、广泛宣传列宁生平之事业；三、休会三日，以示悼念。

1月25日，孙中队在大会上发表题为《革命党精神在党员全体，不在领袖个人》的演说。他说：“俄国革命奇功伟绩，真是世界革命上前所未有。由革命观察点看起来，列宁是一个革命之大成功者，是一个革命中的圣人，是一个革命中最好的模范。吾党要把党基巩固起来，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机关，和俄国的革命党一样。”

26日，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京学生联合会、青年国民惧乐部、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等四团体一千多人集会，遥祭列宁逝世。高君宇在会上报告列宁生平。会议通过了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苏联的议案。

那位曾留学苏联的著名诗人蒋光慈1月22日写下的充满激情的文字， 颇能代表当时人们的心声：

今日听到列宁病故的消息，不禁为人类解放运动一哭！历史上本来不少伟大的人们，但是列宁对于人类所建立的功业却空前无比。列宁的早死乃人类历史的羞辱，我焉得不哭！

喂！呼喇喇陨落了一颖伟大的红星！喂！阴惨惨熄灭了一盏光亮的明灯！哎哟！我要痛哭了！我要悲惨地哀歌了！我的列宁！俄罗斯劳农的列宁！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列宁！全人类解放运动的列宁！哎！列宁你死了！你真的死了！好不教我心灵痛苦，好不教我泅满衣襟！列宁死了，列宁抛弃了我们而永逝！但是，朋友们啊！—死的是列宁的肉体，活的还是列宁的主义；列宁虽死了，列宁的心灵永化在无产阶级的心灵里。倘若我们是列宁的学生啊，且收抬眼泪，挺起胸膛，继续列宁的未竟之志。

且说在国民党改组之时，孙中山的脑海里正酝酿着另一件大事：他要建立一支忠于革命的武装，而这需从建立培养干部的学校开始。早在两年前，马林在桂林就向他提过创办军官学校的建议，共产党对他在军阀间“联甲倒乙”进行过批评，建议他仿效苏联，建立革命军队。对此。孙中山很有兴趣。如今，改组大局已定，建立军官学校也便提到了议程。

1月24日， 正在国民党“一大”进行之时，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命令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任蒋介石为筹委会委员长。王柏龄、邓演达、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端、宋荣昌为委员。28日，指定位于广州黄埔岛上的广东陆军学校与广州海军学校原址作为校舍，故一般称为黄埔军校。

蒋介石在“一大”未选进中央领导机构，只被任命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属的军事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孙中山对他不重视。实际上，孙中山对他是十分信任和看重的、孙中山是想让这位学过军事的将才发挥自己的优势，专心筹办军校，不必因党务分心。然而蒋介石不这样看，他当然对办军校有兴趣，但他更希望过问军政大计， 参与决策。 他感到孙中山不理解他，使他受了委屈，故而“终日不安，如坐针毡”，常发“天下事，惟有求请己为足恃”之叹。2月8日他召开了一次校务筹备会议，10日分配各省区招收学生名额，21日就向孙中山提出辞职，未等批准，就擅自离开，回到奉化。

关于蒋介石辞职的情况，详知其事的叶剑英30年后回忆说：

中山先生决定办黄埔后，便叫蒋介石负责筹备工作。我那时是第二师的参谋长，廖仲恺先生邀我参加黄埔军校的筹备工作，于是我就暂时离开第二师参加了筹各处工作。当黄埔军校的校舍已快修好，上海正进行招生考试。广州也进行招生的时候，有一天，蒋的英文秘书王登云突然召集筹备人员说：蒋先生已决定黄埔军校不办了，筹备处马上解散。当场还宣布了每个人发多少遣散费。那时候，筹备处的人多是蒋介石请来的。听了后便想散伙。可是我与邓演达坚决反对，另一部分也表示了怀疑。因此，决定问廖仲恺先生的意见。可是那天适逢廖先生去象山县开农民协会去了，我们便等他回来。三四天后，廖先生回来了，他对我们说：“应该了解，办黄埔军校是党要办的。而且一定要办成。你们中间有不少是蒋先生邀请来的，你们应该以君子爱人以德的态度帮助蒋先生。如果党要办，蒋先生不要办，或因此办不成，蒋先生要开罪于党，将来他如想回来再参加革命，怕也很困难了。所以筹备工作要照常进行。”那一次是蒋因个人闹意见，悄悄去了上海，后来中山表示要请别人，他才回到黄埔来。当时真正懂得中山先生建军思想的是廖仲恺先生。而不是蒋介石。

孙中山将建立自己的革命军队的希望，完全放在创办军官学校上面，军校已经开始筹备， 蒋介石却突然擅自离职，使孙中山焦急万分。2月23日，孙中山委派廖仲恺代理筹备委员会委员长。25日，派邓演达专程面请蒋介石回粤。26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又以公文的形式致函蒋介石，通知他的辞职报售总理没有批准。29日，孙中山亲自打电报给蒋介石：“军官学校，以兄担任。故遂开办。现在筹备既着手进行，经费亦有着落。军官及学生远方来者逾数百人，多为慕兄主持校务，不匝使热诚倾向者失望而去。且兄在职，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误！”

但是，这些都没有请动蒋介石的“大驾”。

3月2日，蒋介石给孙中山写了一封长信，解释自己辞职离粤的原因是：“受人妒忌排挤，积成嫌隙，由来者渐，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信中重提陈炯明叛变时，是自己和孙中山“共患难同生死”，请孙中山回忆他过去“常有陈逆必叛之语”，因此今后应该更相信他。他说孙中山所依靠的“所谓忠者贤者，及其可靠者，皆不过趋炎附势、依阿馅谀之徒”，实为含沙射影地攻击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他声称“若夫赤忱耿耿，蹈白刃而愿牺牲，无难不从，无患不共，如英士(陈其美)与中正者，恐无其他之人矣”。他要求孙中山“无论将来新势力扩张至如何地步，皆不能抹杀比旧日之系统，何况新势力尚未扩张，且其成败犹在不可知之数。岂能置旧系统于不顾”。并向孙中山提出任命胡汉民为广东省长，使之成为国民党的“中坚之力量” 。 他希望孙中山像当年对陈其美那样“深信”他和重用他，不但要让他“专心办学”，而且要让他过问“军事政治”，这样。“今日之局势，必能有进而无退”、否则“中正虽奉命回粤，难图寸效”。

蒋介石的这封长信，已不同于过去给孙中山的任何函电。他伊然以有功之臣和惟一可以重托的人自居，在表面上的恭顺中，已流露出对孙中山的许多不满甚至责难，并以种种条件相要挟。

正是：

一本万利吃不尽，抬高自己贬别人。

究竟中山先生接信后如何处置。且听下回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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