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回 蒋介石试探汪精卫 沈雁洋协助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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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国民党“二大”元旦举行开幕仪式，实际工作是从1月4日开始，一直开到19日。

大会278名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了168人。中派代表65人，右派45人。由于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了绝大多数，使会议得以继续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而使西山会议派受到严厉的打击。

大会以汪精卫、谭延岂、邓泽如、丁惟汾、谭平山、经亨颐为主席团成员吴玉章为秘书长。

毛泽东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出席大会，席位为第13号。会前，他被指定为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五位成员之一，并为国民党中央起草了《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严厉批评西山会议派的言论和行为。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一大”以来的宣传工作报告，并参与起草了《宣传决议案》、《党报决议案》等文件。

会议的主角是汪精卫，他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

蒋介石在会上引人注目。在“一大”上，他连正式代表都不是。刚过去两年，这一回她不仅是代表，而且在1月6日下午，向大会作军事状况报告。他以东征凯旋者的姿态，踌躇满志地说：“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统一中国！”蒋介石报告完毕，全场掌声雷动。此时，代表李子锋站了起来。提出一个动议：“请全体代表起立，向蒋同志致敬，勉其始终为党为国奋斗。”

在国民党的历史上，在会议场合向一位并非领袖的人起立致敬、还从来没有过。左派人物詹大悲看不下去，向大会主席团写了一信，要求从大会记录上删去李子锋的动议。不过当时蒋介石风头正劲，俨然成为政治新星，却也由此可见一斑。

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接受总理遗嘱决议案》、《对外政策决议案》以及有关党务、政治、财政、军事、宣传、工运、农运、妇运等决议案。

大会听取了路友于“关于弹劾西山会议审查报告”，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和《处分违犯纪律党员决议案》。把策划西山会义的谢持、邹鲁二人“永远开除党籍”；对于参加西山会议的附和者居正、邵元冲、叶楚他、林森、张继等12人给以警告处分，并限期两个月内具复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若不接受大会警告，是甘心背叛国民党，而与谢持、邹鲁同趋，开除其党籍；戴季陶未得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许可，以个人名义发布《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以致发生不良影响，惹起党内纠纷，大会予以训令，促其猛省，不可再误。

在大会讨论《党务报告决议案》时，黄埔军校代表袁同畴节外生枝，说国民党内所以发生两派纠纷，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务活动而不肯公开造成的。他提出三个解决办法：“ (一) 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时，声明自己是共产党员。(二)共产党员要将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公开。(三)中国国民党员加人共产党时，要得该地党部之许可。以上三样办法，如果办到，其纠纷将不解自解。”

毛泽东当即站起来逐条反驳。关于共产党人的身份，他说：“如果怕声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也决不是真正共产党员了。但是共产党在中国还算是一个秘密组织，与俄国共产党执政可以公开活动，情形不同。在中国共产党一日未取得法律地位，是不能不秘密的。如在上海等地，也要声明，便马上要受枪毙了。”关于共产党的活动，他说：“在共产党的友党中国国民党的势力之下公开是可以的。但在他处，也要公开，就马上要给人解散消灭，这便足以使国民革命中一部分力量受一个重大打击，也于革命前途是不利的。”至于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问题，他这样说“无论何党，党员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实不必有若何的限制。”

张国焘、高语罕、范鸿(吉力)也驳斥了袁同畴的主张。毛泽东和他们三人的发言得到很多代表的赞成。袁同畴势单力孤，无言以对，不得不表示：“本席可以收回前时的提议。”

1月16日下午， 会议送人关键阶段——选举。大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36名，其中汪精卫票数最高，潭延岂、胡汉民、蒋介石次之，内有共产党员谭平山、林伯渠、李大钊、 于树德、吴玉章、杨匏安、恽代英7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4名，其中有共产党员毛泽东、许(更生) (苏)魂、夏曦、韩麟符、董必武、邓颖超6人；中央监察委员12名，其中有共产党员高语罕1名；候补中央监察委员有黄绍(立宏) 、李宗仁等8人。

大会决定续聘鲍罗廷为顾问。

1月22日， 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推举汪精卫、蒋介石、谭延岂、谭平山、林伯渠、 胡汉民、陈公博、甘乃光、杨匏安9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同时，全会决定了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宣传部长江精卫、工人部长胡汉民、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伯渠、商民部长宋于文、青年部长甘乃光、海外部长彭泽民、妇女部长宋庆龄。全会还确定何香凝、戴季陶、毛泽东、邓演达、邓颖超等23人为派驻广东的中央执委和候补执委。中央常委会批准毛泽东继续代理宣传部长，任命周恩来、李富春、朱克靖分别为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军副党代表。

这次会议对于维护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打击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巩固和发展革命成果，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当时谁都可以看出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会上占着绝对优势。出席会议的陈璧君就对她的丈夫汪精卫说：“你看看，这次大会上能办事会说话的，一考查，都是共产党员。”

但是，对这样极为有利的局面，共产党却没有很好地利用。在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对势力正在坐大的国民党新右派基本没有触动。“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了解到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中存在危险。为了排除这种危险，他们准备向新右派 (戴季陶) 作出让步。”会前，即有上海谈判之举。会上，原定“只应有两名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中央”。只是由于出席会议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们强烈反对，才使13名共产党员分别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当时还指示，对国民党右派，也要投他的票。结果，胡汉民、孙科、戴季陶、伍朝枢、萧佛成、吴稚晖、邓泽如、张静江等人分别进人中央执行委员会或监察委员会，造成了右派势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局面。

周恩来后来说：“这是陈独秀右倾视会主义对国民党右派、中派的第一次大让步。”

毛泽东说：“第一个失败的关键是二次代表大会。我主张反击，因我们有三分之一，左派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左派很赞成，结果我们自动退却。”

吴五章也回忆说：“本来我们有条件使进步力量在国民党领导机构中取得优势，但我们却自动地放弃了。事实证明，不进行斗争、幻想以片面的退让换取‘团结’，其结果只会助长右派的气焰。”

当然， 陈独秀、 张国焘不这样看。张国焘后来说，争取孙科等人回广州参加“二大”，孤立了邹鲁、谢持等西山会议派的顽固分子，这些人对孙科等人回广州开会十分恼火，斥之为“对中共的妥协”。自“二大”召开后，“多数国民党人因而改变态度，不再强调广州政府实行共产统治、为中共包办等论调了，大家要求团结一致，共维广州的革命局面，西山会议派的分裂企图，似因此而阻滞了。”

事实是，右派分子并没有改弦更张，他们正在上海筹备自己的“二全大会”，以与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相对抗。等到3月间，他们的会真还开成了。与会者114人，选出了林森、邹鲁、谢待、张继、覃振等25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李敬斋、石青阳、谢英伯等7人为监察委员。 有意思的是，胡汉民在那边被选为中执委，在这边也当上了中执委。会议的中心议题便是“肃清共产分子”。此后，西山会议派便成了公开的待不同政见者，使国民党内左右两派分化更加明朗化。

在“二大”上，收获最大的是蒋介石。他第一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又被选为常务委员。在国民革命军里，他原来只是一个军的军长，此时却当上了国民军的总监。他从“左派军人”，成为“军界领袖”，并成为国民党中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与汪精卫一文一武，并列为国民党两大首脑。当时，广东政界、苏联顾问和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为有汪蒋联盟这样的局面而庆幸，把它看作左派力量团结、实现了“革命专政”的标志。他们哪里知道、巨大的隐患已经埋下。

这时的蒋介石已自然而然地把自己当作政府的保护人，一连串的胜利更助长了这种倨傲情绪。他东征胜利后回到广州时，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舆论界把他捧为“中国的拿破仑”。然而他却不领情，用轻蔑的口吻对何应钦说：“拿破仑算什么？他不是在滑铁卢失败了吗？”汪精卫等左派领袖们渐渐察觉到一丝潜在的威胁，但已经束手无策。

蒋介石从来就看不起汪精卫这些人。在一次伍朝枢作东的宴席上，他对左派进行了冷潮热讽，把他们形容为“一群交头接耳的老太婆”。

伍朝枢是个著名的右派人物。右派这时已对新倔起的蒋介石寄予厚望，暗中策划“联蒋倒汪”的策略。他微笑着倾听蒋介石说话，慢慢地呷着酒。然后，他单刀直入地问：“你打算什么时候动身去莫斯科？”

蒋介石一怔：“谁说我要去莫斯科？”

伍朝枢的神色比蒋更显惊讶：“昨天我请苏联顾问季山嘉吃饭，是他亲口对我说的呀。他说他已经向汪主席提出过，汪主席也十分赞同。”

蒋介石的脸迅速阴沉下来。伍朝枢的话是无法证明的，但他宁信其有，并想到这里面藏有祸心。

当天夜里。他来到西华二巷的汪公馆，见到了汪精卫。汪精卫已经准备上床睡觉了，见蒋介石深夜造访，还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

“汪主席，”蒋介石虽然尽力装得平静，但声音还是显出几分生硬，“眼下东江南路均己统一，我极其疲乏，想作短期的休息，但上海不好去，倒不如去莫斯科，一来可以和苏俄当局接头，二来可以多学些军事知识，你看如何？”

汪精卫一时摸不着头脑，说：“东南两路虽已统一，但还要准备北伐，在这个重要时期。你最好还是不要远去吧！”

“现在是整军时期，我的去留无关紧要，倒不如趁此机会休息休息，恢复一下精神和体力。”

汪精卫上下打量着他，似乎在猜测那颗头颅在想些什么。犹豫了一会儿，勉强地说：“那好吧，你如果真想去莫斯科休息我也不好硬拦你……”

蒋介石的脸色立刻变得相当难看。他霍然起立，冷冷地说：“既然我在这里碍眼，还是识趣些，早走为妙！”说完，转身就走。

汪精卫愕然坐在那里，不知所措。

次日，蒋介石肉国民政府呈请辞去国民革命军总监、军事委员会委员、广州卫戍司令等军职。一些左派人物主张干脆趁此机会废黜这位“中国拿破仑”，免得他在独裁的路上越滑越远，绘党国造成祸患。但汪精卫担心出大乱子，下不了这个决心。他既不批准蒋介石辞职，又不驳回，把这样一件严重的事情柬之高阁。

蒋介石住进了医院。他一会儿读“列宁丛书第五种”，一会儿读印度诗人泰戈尔传记，时不时地圈圈点点，大有“乱中求静，武中习文”之概。

汪精卫闻讯前去探望，向他解释决无排挤他的意思。

“你不必再费口舌了，”蒋介石坚决地说“我意已决，辞职不干了。别人不高兴，我又何必恋栈不走呢？”

汪精卫温和地说：“你到底听了什么谣言，凭空闹出这些隔阂？不妨明明白白说出来，大家辨明真伪。”

“也没什么谣言。我只是疲劳，不愿再作官场上的争斗。”

“大敌当前，前程维艰，革命政府最要紧的是团结。你一辞职，岂不是使政府分裂了吗？”

蒋介石望着对方，说：“你要我不辞职也行，你就让季山嘉回国，我不想和他共事。”

“他是我们请来的客人……”

蒋介石厉声说：“汪主席，不是我说你，革命实权不可落入俄人手里。即使和第三国际联络，也要有个限度，不能丧失自主地位！”

“……”汪精卫低头沉思，终于没有想出合适的话来。

而蒋介石，却在盘算着下一步的行动。

再说国民党“二大”闭幕后，沈雁冰在旅馆整理行装，准备回上海。正在这时，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前来找他，对他说：“你和晖代英同志都得留在广州工作。晖代英到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你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担任秘书。宣传部长由汪精卫兼，但他是国民政府主席，忙不过来，现由毛泽东同志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同志正忙于筹备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难以常去宣传部办公。所以请你去宣传部协助毛泽东同志。”

沈雁冰1923年夏即与毛泽东相识，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现在能为毛泽东做助手，自然十分高兴。

当沈雁冰跟着陈延年派来的人到了东山庙前街38号，才知道这便是毛泽东的住所。这是一幢简陋的中式楼房，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通讯处也设在这里。

毛泽东一见到沈雁冰，就伸出一双大手说：“老朋友，欢迎你！”又指着站在身旁的一个黑脸麻子对他说，“这是萧楚女同志。”沈雁冰早就知道萧楚女是“楚男”，但出乎意料的是，楚女竟是麻面黑脸。

萧楚女人很热情，也很疵谐，与沈雁冰一见如故。他指着室内一张挂着蚊帐的木板床对沈雁冰说：“这是留给你的，我陪伴你。润之、开慧同志和两个孩子住楼上。”

沈雁冰一向口讷，不善言辞，他一边打量房间，一边点点头。

三人坐下后，毛泽东说：“中央宣传部设在旧省议会二楼，离这里稍远。两三天就要开中央常委会，让我列席。那时。我就提出任命你为秘书，请中常委通过。”

“怎么，任命一个秘书也要中常委通过么？”沈雁冰感到奇怪，不禁问道。

“是啊”，毛泽东答道。“部长之下就是秘书。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各个部，像妇女部、青年部，都是如此。”

沈雁冰一所这话，觉得担子不轻，忙说：“我真恐怕不能胜任。”

毛泽东赶紧解释说：“不要紧，萧楚女同志可以暂时帮你处理部务。”接着又说，“《政治周报》过去是我自己编，开慧当助手，现在可要你来编了，开慧帮我做别的事。”

于是，沈雁冰就在楼下住了下来。

当时在中央宣传部所在大楼的左侧空地上，有一个临时播起来的木棚、这就是国民党中央开办的政治讲习班的教室。讲习班的主席是潭延阎、毛泽东、林伯渠、李富春以及程潜、鲁涤平等为理事，毛泽东给这个讲习班讲授农民问题。何香凝讲妇女运动，邓中夏、萧楚女讲工人运动。担任教授的还有汪精卫、朱剑凡、陈公博、高语罕等，沈雁冰留广东工作后，萧楚女便拉他去讲革命文学。

到宣传部办公不久，沈雁冰就参加了一次部务会议。那天汪精卫到会讲了几句话，希望大家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共同努力，依据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政治报告以及各项决议案的内容，展开革命的宣传工作。讲完话，汪精卫就先走了。然后，毛泽东对宣传部的工作提出了具体的意见，指示沈雁冰、萧楚女起草一个宣传大纲，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下发，向全国宣传这次大会的精神。沈雁冰是大作家，萧楚女也是写文章的能手，两人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起草好一份宣传大纲。毛泽东仔细审阅一遍，加上“军队与人民合作”一段，然后对沈雁冰说：“你还是送给汪精卫，请他再看一下。”这个宣传大纲经过中常委会议讨论、修改后下发了。

沈雁冰在处理好宣传部日常事务的同时，还要编辑《政治周报》，撰写政论，到学校讲演，工作很是繁忙。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要秘密前往湘粤边界的韶关，去视察那里的农民运动，向国民党中常委提出“因病请假两周”。因此，中常委会议决定：在毛泽东病假期间，宣传部的部务由沈雁冰代理。

毛泽东和沈雁冰在工作中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茅盾晚年回忆起这段彼事，依然历历在目，如数家珍。

不过他们二人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并没有坚持多久，便被一场突如其来的事变打断了。此事待后再表。

转眼到了3月。 3月间本是冬去春回、万物复苏时节。然而1926年2月间，中国大地上却发生了两件令国民胆战心寒的大事件：一件是发生在北方的“三一八”惨案，一件是两天后发生在南方的“中山舰事件”。

先说“三一八”。在此之前，在日、英、美帝国主义的嗾使下，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国共两党支持的冯玉祥的国民军。紧张的气氛笼罩着北京。黄尘扑面的街市中，只见一辆辆载着伤兵的兵车飞驰而过，一队队国民军急急地往城外开去。

1月12日， 日本帝国主义公开援助同国民军作战的奉系军阀，派出两艘军舰随护奉军闯人大脑口，炮击国民军守军，国民军亦开炮还击。于是日本便以此为借口，在3月16日联合英、美、法、意、荷、比、西等国，打着维护《辛丑条约》的旗号，向段祺瑞政府提出“八国最后通牒”，要求停止国民军在津沽间的军事行动，并撤消防务。他们还气势汹汹地勒令段祺瑞政府在48小时内，即18日正午前作出答复。

消息传来，北京人民愤怒了，纷纷要求执政当局拒绝八国通牒。17日，一场大规模的请愿、示威运动在北京各界，特别是在各个学校里准备着。而在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政府的大楼里，也在紧张地策划着一场血腥的屠杀。

正是：

呜呼三月一十八，民贼杀人如乱麻！

欲知惨案真相，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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