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回 能进善退被动变主动 一让再让有利化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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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蒋介石目送走最后一批奉命而去的军官：很快，全城军警子弹上膛，刺刀出鞘，穿梭而行，影影绰绰，一片杀气腾腾而又神秘莫测的景象。

蒋介石似有倦意，便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片刻：经理处处长徐俘俯身轻声问：“校长，您是否休息一会儿？”蒋介石睁开眼睛，摇摇头，然后站起来说：“我现在到造币厂去，那里隐蔽些。你坚守在这里，密切注视其他军和叶挺独立团的动静，有情况随时打电话报告……”

时间过了零时， 实际已是3月20日凌晨，细雨霏霏。李之龙和新婚妻子在甜梦中被叩门声惊醒，急忙披衣走出客厅。在昏暗的灯光下，他看见一群士兵已经冲了进来。为首的一名军官大声问道：“你是李之龙吗？”

“你们是什么人？”李之龙镇静地反问。

“海军学校欧阳格校长奉蒋校长命令来逮捕你！”

李之龙大吃一惊，以为一定是发生了什么误会。但那些人不容他分辨，粗暴地推来搡去，然后捆起来押走。

过了几条大街，李之龙被押到第一军经理处。徐俘坐在桌子后面审问他：“你是李之龙吗？”李之龙厉声问道“你们为什么捉我？”

徐桴冷笑一声：“为什么抓你你还不清楚吗？校长既然下令抓你，你就该想想有什么对不起校长的事！”

李之龙有所省悟。这时，因走私被撤职的蒋介石的把兄弟陈肇英露面了，他望着李之龙，想到自己既报了公仇又泄了私愤，心里十分得意。他狞笑着说：“嘿嘿，李之龙，好一个局长大人，你也有今天哪！”又转过脸来吩咐士兵：“校长命令，把这个王八蛋再捆紧些，看他还嘴硬不嘴硬！来，上！”

李之龙被绑得病人骨髓、脸色灰白。

前面已经说过， 周恩来对蒋介石是有警觉的。3月19日，周恩来又一次通过张大雷，向苏共中央使团团长布勃诺夫报告：“看来右派现在准备采取行动了，现在的形势与谋杀廖仲恺前的形势相仿，到处是谣言和传单。”

新来乍到的布勃诺夫，同样未曾重视周恩来发出的讯号。

毛泽东也“预感到要出事了”。当中山舰、宝璧舰驶向黄埔时，毛泽东问过李之龙，李之龙答：“这是校长的命令。”

19日夜，第一军各部奉命“枕戈待旦”。毛泽东闻讯，提醒陈延年注意这一异常动向。陈刚从上海回到广州。他答复毛泽东道：“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只能提高警惕，静观其变。”

毛泽东对沈雁冰说：“莫非再来个廖仲恺事件？”

果然，周恩来、毛泽东的预感应验了。

事件发生的当天上午，周恩来接到包惠僧报告事件经过的电话，忧心如焚，当即带领几个士兵从东山驱车直奔黄华路造预厂。惠东升带领部队守在大门口，当即缴了周恩来卫士的武器。他看到周恩来走进大门后，恶狠狠地对东征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马文车说：“我看性周的，进得来，就出不去了！”

马文车狞笑一声：“哼，说不定是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蒋介石没有料到周恩来知道他在这里，更想不到周恩来会直接来找他。他装出笑脸，正想同局思来寒喧几句，只见周恩来面带怒气，单刀直入地责问：“你解释一下夜里发生的一连串的事情是什么原因！”

蒋介石故作镇静地说：“这个么，李之龙和中山舰有叛变的嫌疑，幸亏发现得早，逮捕了李之龙，解除了中山舰的武装。”

“证据何在？”

“正在查证，总会弄清楚的。”

“为什么要抓一军的共产党员？”

“不是抓，只是集中看管起来。这样做，也是为了他们的安全，免得有什么不利于他们的举动。”

周恩来剑眉一挑，目光扫过蒋介石那有几分慌乱的面孔，问道：“既是为了他们的安全，又何必捆绑起来呢？这是否蓄意制造事端，破坏国共合作？”

蒋介石脸上忽红忽白。他装作生气的样子，向手下的人喝道：“谁叫捆他们的？岂有此理！”

蒋介石这时还不敢贸然对周恩来下毒手，只好叫惠东升把武器送还周恩来的卫士，令马文车送周恩来出门。

毛泽东对事态的发展同样十分关注。

19日深夜，杨开慧带着孩子已在楼上睡了，毛泽东和沈雁冰还在议论形势。正在这时，宣传部图书馆的一位工友前来告知，李之龙已被抓走，街上军警神出鬼没。毛泽东对沈雁冰说“现在是查有实据了。”当即吩咐工友去打听陈延年的情况。工友回来说，他在文远楼附近见到了陈延年的秘书，秘书说陈延年到苏联顾问团住处去了。

毛泽东当即决定去苏联顾问团那里。沈雁冰关切地说：“路上戒严了，怕不安全，我陪你去。”毛泽东点点头。

二人来到顾问团住处阳近，见有许多士兵。有两个士兵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毛泽东坦然自若：“我是中央委员、宣传部长。”又指着沈雁冰，“这是我的秘书。

“请进，请进。”士兵陪笑放行。

沈雁冰留在传达室，毛泽东独自进了里边灯火通明的会议室。

毛泽东从会议室出来时，满脸怒容。沈雁冰自然不便多问。两人回到家中，毛泽东的神色已经平静了。沈雁冰问：“究竟是怎么回事？”

毛泽东缓缓说道：“据陈延年说，蒋介石不仅逮捕了李之龙，还把第一军的共产党员统统逮捕，关进一间屋子，扬言第一军中不要共产党员。据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说，蒋介石还要赶走苏联军事顾问团。”

沈雁冰急忙问：“那怎么办呢？”毛泽东轻轻吐出一团烟，说：“这几天我正在思考，我们对蒋介石要强硬。蒋介面本来是陈其美的部下，虽然在日本学过一点军事，却在上海进交易所当经纪人搞投机，当时戴季陶和蒋介石是一伙，穿的是连裆裤子。蒋介石此番也是投机。我们示弱，他就得步进步；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沈雁冰点点头。毛泽东又点燃一支烟：“我对陈延年和季山嘉说。我们应当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驻防肇庆的是叶挺的独立团。目前就广州一隅而言，蒋介石的武力占优势，他有王柏龄一个师的兵力，还有吴铁城手下的武装警察。然而就两广而言，蒋介石这点兵力居于劣势。第一军中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都是要革命的，蒋的面目一旦暴露，第一军会反对他。况且，他和第二军谭延阎、第三军朱焙德、第四军李济深、第五军李福林，都是面和心不和，李济深和蒋还有宿怨。二大以后，又升蒋介石为军事总监，乎空在各军之上又来一个人管制他们，他们更加不服气。因此，我们可以争取他们，至少使他们中立。我对陈延年他们说，中央执、监委员到肇庆以后，就开会通电讨蒋，指责他违反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广西的李宗仁本来和蒋有矛盾，再加上李济深，这两股力量很大，可能为我所用。我们摆开这么一个阵势、蒋便无能为力。”

毛泽东一气讲完，沈雁冰兴奋起来：“这个分析很有道理！结果如何呢？”

毛泽东叹了一口气：“陈延年先是站在我一边，可是季山嘉这些苏联顾问却反对。他们以纯粹的军事观点看问题，认为夏要打仗，肇庆一地的财力要支付一个独立团的费用，必然不够，而广州的税收比肇庆多十倍。假使其他各军袖手旁观。蒋介石的兵力对付独立团就绰绰有余。况且独立团只有手头的弹药，无法补充。而蒋介石刚收到苏联运来的大批弹药，就这点而言，独立团不能坚持到一个星期。季山嘉这样一反对，陈延年也犹豫起来。我再三跟他们辩论。没有效果，最后决定请示党中央。”

沈雁冰一时无言，过了一会儿问道：“你料想结果将会如何？”

毛泽东思索了一下，说：“这要看中央的决策如何。如决定对蒋让步，那么最好的结果，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大概要全部撤走了。重要之点不在此，在于蒋介石从此更加趾高气扬，在于国民党右派会加强活动，对我们挑衅。”

两人相视良久，默默无言。

随后，毛泽东又到第二军酗党代表李富春家里了解情况，正好碰上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也在那里。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我在富春家遇毛，毛问各军力量，主张反击……我听了毛的话找季山嘉。他说不能破裂。”

这时，蒋介石向共产党提出两个条件：第一，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第二。不退出的要交名单。

周恩来赶紧和陈延年、聂荣臻、黄锦辉等人一起商讨对策。周恩来对情况做了分析：“现在国民革命军6个军中，只有第一军是直属蒋介石指挥的，其他5个军都不会听他的， 有的还想乘机搞掉蒋介石。而在第一军的3个师中，有两个师的党代表是共产党员，9个团的党代表，我们占了7个，团长中金佛庄、郭俊是共产党员，营以下各级军官和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也不少，至于同情左派的革命力量就更大了。第一军又是以黄埔军校教导团为底子的，党的传统影响很大，我们是完全有能力反击蒋介石的。”

大家都同意周恩来的分析，但又觉得存在一个问题：即使是把蒋介石搞下台，其他几个军长同样是些军阀，只要革命侵犯到他们的利益，他们也会反共反人民的。这样，岂不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吗？

组织纪律观念颇强的周恩来说：“究竟怎么处理我们不能擅自作主，要由党中央决定。”

这时的毛泽东、周恩来都还不是中共的决策人，他们可以陈述自己的见解。但最后的行动必须听命于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

过了几天。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发来了指令：“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更不能让第二军、第三军和蒋介石军队之间发生冲突。”对蒋介石，“我们现在应该全力援救他，将他从陷人的深渊中拔出来。”

同时， 中共中央接受了蒋介石的条件。于是，已暴露身份的250多名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其中39人退出共产党)，周恩来也被免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为此，陈延年气得大骂他的父亲陈独秀：“老糊涂！混蛋！”

再说这时的汪精卫，早巳没了还手之力。那天周恩来从造币厂出来后，即去找了汪精卫。事件发生时，汪精卫正在家里养病，当他从蒋介石打来的电话中得知消息时，气得将话筒摔在地上。他经这一刺激，病情加重、面色苍白地躺在客厅的一张帆布床上。见周恩来进门，他强打精神坐起来，气喘吁吁地说：“我是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军校党代表，蒋介石有何权力在首都宣布戒严、调动军队、发动事变？事前一点也不报告我，这不是造反吗……”汪精卫对蒋介石目无主席的“僭越”行为大为震怒，无奈话未说完，禁不住一阵头晕，倒在帆布床上。周恩来本想和他商量对策，见此情景，不免皱起眉头：汪主席这种弱不禁风的体质和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怎么能斗得过蒋介石？”

果然，汪精卫自称“受惊”，“心脏不宁，目眩头晕，不能视事”，提出“暂时休息”，于3月25日突然“失踪”了。

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后，帝国主义者异口同声地一致欢呼、恭贺，大肆宣扬。香港总督金文泰，在西商会议上喜气洋洋地说：“报告诸位一个好消息，就是20日广州政治上已上轨道了。”与会者纷纷喝彩狂欢，高呼万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宣传工具——香港、上海、天津等处的中、英文报纸，都以显著的位置、醒目蒋介石的消息，给蒋介石以表扬和鼓励。美联社惊喜地发出这样的消息：“蒋介石借伍朝枢等诸名人力助，在广州变制成功。”东方通讯社以赞赏的口气在香港报道说：“20日对于共产党之非常手段，乃蒋介石部下孙文主义学会派拥蒋氏而施行者。”

国民党右派们闻事变之讯， 无不欢呼雀跃，手舞足蹈。西山会议派3月19日在上海举行所谓国民党“二大”时，还专门致电“训勉”蒋介石，夸奖蒋此举“功在党国”，鼓励他努力“清理党籍”。

然而蒋介石害怕了。事前，他虽然经过反复思考，一环扣一环，安排得天衣无缝，但他清楚自己的处境是“单枪匹马，前虎后狼，孤孳颠危”，一旦遭到中共、左派和其他军事将领的联合打击，确是胜败难卜，说不定会陷于灭顶之灾。这场军事冒险和政治赌博虽然成功了，他却惶惶不可终日，急于摆脱前后夹击的境地，重塑自己的左派形象。

3月22日， 蒋介石对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发表训话说：“前星期发生一件事，我想大家都想要赶紧明白的，便是中山舰无故移动的事。该舰刚才修整好，忽然开到黄埔来。当19日正午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打电话给我，说中山舰可否开回广州。当时我并不知道中山舰已经开来了黄埔，我就问他是谁的命令开去的。他答的话，是很含糊的，答不出所以然。我当时就很奇怪，我就说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后来我研究中山舰为什么开来黄埔？究竟有什么作用？我当事出之后问他竟和昨日的话完全不同。他又说是教育长酌命令，又说是校长的命令。我要他拿命令来看，他说是电话。后来中山舰当夜开回省城，通宵不熄火，戒备甚严，我料他必有不法的行动，所以即派了兵登舰监视。这件事，是否是不利于我们黄埔，或不利于政府和本党，现在还没有调查的确。但社会上一般不明了的人，有很多的猜疑，很多的谣言。李之龙他自家说是个共产党的党员。他是本校第一期学生。但是这回事情，现在尚未审问明白，即使他如果有罪，也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不能牵涉到团体的身上。李之龙这种行为，如对于本校和本校长有不利，或者是有什么阴谋，我倒以为不是本校的悲观，并且是件很可乐观的事情。因为我教学生的方针，是要他来监督我的，并且是要他来革命的。如果我学生之中，有来革我命的学生了，那我教育方针可以说是达到了。并且我本人自己也可以借此来反省我果有违反三民主义的地方没有？我是否已立在被革命的地位没有？这些事，都是于校长革命事业上是有限大的益处的。所以对于此案只有乐观：“

3月25日， 急于为自己寻找退路的蒋介石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递交“自请处分”的呈文，说：“惟此事起于仓猝，其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但深夜之际，稍纵即逝，临肌处决，实非得已，应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而肃纪律。”

随后，蒋介石宣布中山舰事件是一场“误会”。并声称：“3月18日中山舰案，是与中国共产党本部没有关系的。 我绝不承认3月13日那天的事件，共产党有什么阴谋在内。”接着，又演出了一场愿打愿挨的“苦肉计”：免去王柏龄的师长职务，责令陈肇英离开广州，免去吴铁城师长职务并送虎门要塞监禁，对欧阳格、陈策、徐桴等人也作了相应的处理，同时释放了李之龙等被捕的共产党人。

蒋介石受到了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的赞扬。4月3日，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文章，称“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

4月5日，陈独秀派张国焘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广州解决国共纠纷。在区委紧急会议上，张国焘蛮横压制陈延年、周恩来的意见，传达了中央关于处理“三二０”事件的基本方针，并说：“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政治形势，决定采取妥协的政策，要求同志们一致遵行，对蒋介石应表示让步，同志们对外的言论和行动不可再有参差。”

会后，张国焘由周恩来陪同，乘船抵黄埔岛与蒋介石晤谈。张和颜悦色地说：“我是代表中共中央特来看望蒋先生的，希望彼此仍然精诚无间地合作，使广东的局面更加稳定，进而达到全国统一的革命愿望。”

蒋介石也颇为客气，他说：“我非常赞同张先生的意见。国民党内要求限制共产党的呼声甚高，我一直在顶着。如今误会已经消除，我当更加竭尽全力维护两党团结。”

张国焘接着提出两个具体问题：“外间都希望蒋先生能与汪先生继续合作，未知蒋先生对此有何意见？黄埔学生中的共产党员，一向是爱戴和服从蒋先生的，但在‘三二０’事件上被驱逐，希望蒋先生要善待这批人员。”

蒋介石沉默良久。对第一个问题含糊其词，没有说死；对第二个问题，他表示：“黄埔的中共党员，都是我的好学生，我素来爱护他们，今后也一定重用他们。”

随后，张国焘又与谭延岂进行了晤谈。

蒋介石利用陈独秀的妥协和汪精卫的软弱，很快改变了事变后曾出现的被动局面，再次获得主动、稳操胜券。于是，他决心继续扩大战果。他说中山舰事件的发生实在是因为中共在这两年里“发展太快”，以致引起军队中国民党人的疑惧和不满。为了找到“消除误会的具体办法”，他要求“军队中的共产主义分子应暂时退出军队”，宣布解散黄埔军校中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另组“黄埔同学会”，他自任会长。

为了表示将履行“重用共产党员”的许诺，蒋介石将被迫撤离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的200多名军队干部和政工人员集中起来， 在广州大佛寺举办了一个特别政治训练班，由周恩来任主任，答应结业后分到其他部队中工作。

4月29日， 回国述职的鲍罗廷返回广州，首先在黄埔岛与蒋介石进行会晤。蒋介石急于从苏联手中拿到大量的武器装备，一见面即肉麻地吹捧鲍罗廷：“现在总理不在了， 听鲍先生的话就是听总理的话，早在3月21日，我就希望鲍先生速回广州。”这时，季山嘉已被赶回国内，鲍罗廷是按照斯大林的指示，急忙赶回广州修补因季山嘉与蒋介石关系恶化所造成的裂痕的。他听了蒋介石的话，得知蒋没有与苏联彻底分裂的意向，心情顿时畅快了许多，说：“从前，苏联援助土耳其革命，很多顾问同志都被杀害了。这次中山舰事件，不过是个小误会，撤走几个顾问而已，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接着鲍罗廷代表共产党与蒋介石谈判，达成三项协议：(一)共产党接受蒋介石的建议，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活动；(二)蒋介石同意共产党的主张，采取反对右派的措施；(三)共产党支持蒋介石北伐。

表面上看，双方各有承诺，实际上只是蒋介石要求共产党这样那样，而“反对右派”云云，只是空话一句，蒋介石从未采取任何切实行动，不仅如此，而且后来与右派们打得火热。

至此蒋介石一箭三雕的目的完全达到了——打击了共产党，赶跑了季山嘉，挤垮了汪精卫。同时，又保住了“联俄”、“联共”的左派形象。

这时他又开始策划新的举动。

正是：

戏法人人都会变，玄机不露是高手。

欲细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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