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回 周小舟受命赴金陵 张学良驾机飞肤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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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接上回。话说董健吾在西安与一熟人不期而遇，此人名叫张子华，系中共上海地下党员，此番受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及谌小岑的委托准备去陕北。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陈立夫把寻找共产党的任务交给曾养甫后，这位国民党中央执委、铁道部政务次长犯了愁。因为国共两党还处于敌对状态，在西北，蒋介石亲临前线，统率大军对苏区进行“围剿”；在国民党统治区，由于“清党”屠杀，共产党早已处于地下状态。在此情况下，拢共产党，可谓难于上青天，而共产党找不到，如何谈得上打通关系。又如何谈得上与之谈判呢？

曾养甫经过几天考虑后，突然想起了一个人，这就是在他主持的杭州赣浙铁路理事会担任秘书的谌小岑。他认为谌小岑五四时期参加过周恩来领导的天津“觉悟社”，与周有私交，现在一定还有联系，当会知道中共的行踪。于是，他便将寻找共产党的任务交给了谌小岑。

其实，谌小岑早就与周恩来没有联系了。他接受任务后，也毫无办法，想来想去，便给当时在北平任中国大学教授的朋友吕振羽写了一封信。因为吕振羽此时在北平参与了自由职业者大同盟。这个组织主张抗日反蒋，谌小岑便认为它一定是共产党所领导的，吕振羽也一定是共产党员。谌小岑在信中说：“近年以来，东邻欺我太盛，惟有‘姜府’与‘龚府’联姻，方期可同心协力。共谋对策，以保家财。兄如有意作伐，希命驾南来……”信中所用全是隐语“姜府”指国民党蒋介石方面，“龚府”指共产党方面，意即国共两党要合作抗日，以保国家，希共产党方面能为此来南京谈判。

吕振羽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与中共北平市委有联系。由此，中共北平市委和中共北方局很快得知了国民党要求与共产党谈判的信息。于是，中共北方局在请示中央后。即派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偕吕振羽前往南京，秘密接触国民党，探询对方的真正意图。

周小舟带来了中共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名义写给曾养甫和谌小岑的信。信中重申了中共《八一宣言》关于建立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的主张，对于国民党方面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举动表示欢迎。周小舟在与吕振羽商量后，决定首先由吕振羽出面和曾养甫谈，以摸清国民党方面的大概意图。

吕振羽和曾养甫见面时，便将中共的信交给了他。曾养甫读完信，多少有些感动，兴奋地说：“现在正是马克思主义发挥作用的时候了。日本人打进我们家门里面来了，应该大家携手奋斗。”谌小岑也在旁帮腔。因周小舟没有出面，双方只是就一般性问题谈了一些看法。

过了两天，同小舟出面了，他向曾养甫交了一份《八千直言》全文。曾表面上同周谈话很客气，称他为“周同志”，表示希望两党联合抗日能够早日成功。周小舟希望就合作的具体问题进行讨论。他问曾养甫对于共产党所提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有何意见。曾说，这类的问题要向蒋介石请示。又说：“凡是一个政府都是讲求国防的，国民革命军顾名恩义就是抗日的，红军既要抗日，就加人国民革命军好了。”周小舟不以为然，重申了共产党领导人的意见。

事后，曾养甫对吕振羽说：“共产党为什么这样不郑重，派一个小孩子来。”吕振羽对他说：“中共的党员年轻的多，只要能负责解决问题，年轻似乎没有多大关系。”

谈判一时难于进展。

谌小岑担心曾养甫因对周小舟的轻慢而影响谈判，便提出委托张子华前往陕北。周小舟这时不满24岁，实在太年轻了，尽管几个月后他当了毛泽东的秘书，但此时毕竟不能和蒋介石的亲信曾养甫等人乎起平坐。他们想直接找共产党主事的人。于是谌小岑通过担任覃振秘书的历史学家翦伯赞以及左恭等人的关系，找到了中共地下党员张子华，托其到陕北找中共领袖级的人物摸清意图。曾养甫对此极表赞成。张子华临行，带上了国民党元老、司法院副院长覃振的信件。

按下南京城的谈判不表。再说董健吾、张子华两个神秘的人物在西安相遇后，共同商量，决定前去找西北剿总代总司令张学良求助。张学良已背恶名多年，现仍被迫进行内战。他电询南京证实董、张二人所负使命之后，立即派专机将两位特使送抵肤施(延安) 。2月27日晚，两人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受到中共各方面负责人林伯渠、李维汉、吴亮平、袁国平等人的欢迎。

不过他们来得不凑巧，在瓦窑堡留守的中共领袖级人物只剩下博古一人，毛泽东、洛甫、彭德怀等实力人物此时正在山西石楼前线指挥红军东征，周恩来则在陕北前线检查工作。博古分别会见了董、张二人。会见时。董健吾转述他临行前曾见到蒋介石，蒋提出可与共产党谈判合作抗日问题，具体方案可以协商。张子华向博古详细介绍了国民党内部各派对抗日的态度，特别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冯玉祥、孙料、陈诚、张群、于右任、翁文灏等，都主张联共抗日，有与共产党接触谈判的愿望。张子华还出示了国民党要人覃振给林伯渠的信件。信中说：“目前吾人所负之责任日趋严重，而环境日益险恶。唯一认识，就是谁敌谁友；唯一办法，就是一抗一联。此乃千钧一发之时机，不容再误者也。”

3月4日，洛甫、毛泽东、彭德怀复电博古转董健吾，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提出五项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第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第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第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迈进；第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第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之改革。

第二天。董健吾带着这个密件离开瓦窑堡，回宋庆龄处复命。张子华则随博古到山西前线向中共中央报告他同曾养甫接触的情况。中共华北局的王世英向中央报告同扬虎城谈判情况时。也报告了周小舟、吕振羽在南京同曾养甫、谌小岑洽谈的情况。 3月23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建议：对蒋介石和张学良的统战工作应分别同时进行，对蒋介石方面可答应派正式代表到南京谈判。

月底，张于华从前线赶至洛川，假道西安回南京，他带团了林伯渠给覃振、于右任、孔样熙的信件。

在这一段时间里，南京的谈判并没有停止。周小舟往返于天津、南京之间，吕振羽则常驻南京，承担日常工作。吕这时向周小舟提出了入党申请，不久，周小舟即高兴地通知这位学者，党组织已批准他为中共正式党员，委为谈判代表。

周小舟第一次离开南京后，曾养甫向中共提出四点要求：一、停止土地革命；二、停止阶级斗争；三、停止苏维埃运动：四、放弃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吕振羽随即将这些内容书面报告周小舟。

3月， 周小舟二进南京，向吕振羽转达了中共谈判的六项原则：一、开放抗日群众运动，绘予抗日爱国人民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民主权利：二、由各党各派各阶层各军代表联合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三、释放一切抗日爱国政治犯；四、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六、划定地区给南方各省游击队集中训练，待机出发抗日。

针对曾养甫提出的四点要求，周小舟指出：第一，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全部历史过程的必然现象，不可能制造，也无法停止。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只要国民党实行适合工农利益的政策，调整阶级关系，实行暂时阶级休战是可能的。第二，土地革命是孙中山先生的遗训，国民党也有实行孙中山提出的“二五减租”政策的义务。为了团结抗日，除没收汉奸、卖国贼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以外，可考虑暂不没收地主的土地。第三，苏维埃政权是抗日民主政权的典范，现在的问题不是停止苏维埃运动，面是国民党必须承认苏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第四，组成国防政府后，推翻国民政府的问题将不复存在。

吕振羽将这些意见转告曾养甫后，曾表示，这些问题太大。要请示。

在交谈中，曾养甫说：“蒋委员长看了《八一宣言》很生气，说共产党不该骂南京政府卖国。”说到这里，蒋介石的怒气似乎传染到了他身上，发脾气似地说：“共产党有什么了不得？一共不过几万条破烂的枪支……为什么定要这样攻击委员长？历史上，力量就是是非。吕先生，你是历史学家，难道还不明白这样的道理吗？”

吕振羽说：“先生此言不妥。宣传么，那是双方的事情，这边不也在骂共产党是‘共匪’吗？报纸上天天有‘朱毛匪’的字样。不也是事实吗？至于历史上的是非，后人自有公论。共产党的力量也不一定靠它的枪支的好坏和多少。我们相信曾先生一定是爱国的，否则就不会同我们坐在这里谈国共合作抗日的事情不。”

谌小岑赶紧打圆场：“相骂无好口，相打无好手。现在既然进行联合抗日的谈话，过去的事情就不用谈它了。”

事后，谌小岑对曾养甫说，他谈话的态度过于激动，如果这样谈下去，就会愈谈愈远了。曾养甫点头称是，让湛转告吕振羽，谈话应继续进行下去。

这时，红军东征受阻，毛泽东开始考虑正式与蒋接触的问题。阎锡山不给红军让路，硬冲又冲不过去，接下来恐怕要遭到敌人东西夹击，共产党的生存问题更加突出。4月9日晚，身处前线的毛泽东、彭德怀致电洛甫提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在此时机发讨蒋令，策略上把我们自己的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旗职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保存至今的电稿后面有一个注：“此电刚发，接到洛甫来电。所说立场同意。”就在同一个夜晚，周恩来在延安同张学良会谈。

5月初，红军东征胜利回师。5月5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向南京政府和各党派、各团体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呼吁：“以‘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通电没有再提“讨蒋”、“反蒋”的曰号，专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且将旧称“蒋贼”改为“蒋氏”，这一字之改。在全国社会各界产生了巨大反响。

随后，毛泽东找东征中俘获的阎锡山部团长郭登瀛谈话，要他带信给阎锡山，表示红军愿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接着，又派彭雪枫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去太原同阎锡山联络。

他还分别写信给国民党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等，争取和他们实行合作抗日。

他对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倾注了更大的精力。

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开始向四面辐射。

再说董健吾、张子华先后回到南京后，国共两党中断了近十年的关系算是接通了。但是，董健吾带回的只是博古转述的条件，张子华带回的也只是林伯渠写的信函数封，都不能看成共产党对国民党正式的文字依据，国民党方面感到莫衷一是，难以定夺， 对两党之间的秘密谈判觉得不好深入下去。5月份，张子华再人苏区，带回了周恩来邀请曾养甫、谌小岑到陕北共同“商讨大计”的亲笔信。陈立夫等人对此信难断真伪，便去请示蒋介石。蒋介石略一过目，说道：“这是真迹。周恩来写字，总是写得瘦长。他署名时那个‘周’字，总是上瘦下肥。你们就和他们的代表谈吧。”

这番话说得陈立夫等人自叹弗如，暗自擦叹蒋介石的精细。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和东征时与蒋介石共事不过几个月，事情又过去了十来年，而蒋介石居然还能记起周恩来字体的肥瘦，足见其不同凡响。

于是，国民党开始高度重视与中共代表的谈判了。

5月下旬， 红军发起了攻向陕甘宁三省边界的西征战役。战役的目的是扩大红军，使自己更加接近外蒙古和苏联。

在这种情况下，陈立夫、曾养甫征得蒋介石认可后，向中共提出如下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第一，停战自属目前迫切之要求，最好陕北红军经宁夏赴察绥外蒙古之边境。其他游击队，则交由国民革命军改编。第二，国防政府应就现国民政府改编，加人抗日分子，肃清汉奸。第三，对日实行宣战时，全国武装抗日队伍自当统一编制。第四，希望党的领袖来京共负政治上之责任，并促进联俄。

国民党这一方案，看似公允宽容，其实煞费苦心、暗藏玄机。从他们的立场上看，红军虽然在长征中损失惨重，但仍有重返内地的实力。从各方面收集的情报表明，日本将首先对内蒙古和外蒙古不利，让红军主力开至内外蒙古交界地区，首先可使红军进一步远离内地重要的军事地区，继而在日军侵占外蒙古时先与红军冲突，最后必导致苏联的干涉，使日本无暇也无力向南进攻。仅此一端，足见这一方案的厉害。只要达到这一目的，文字上松动一些，在非原则上作些让步，又有何妨？

毛泽东一眼就看出了蒋介石的用心。 6月28日，他通过电报对彭德怀等人说：“满纸联合抗日，实际拒绝我们的条件，希望我们出察绥外蒙边境导火日苏战争。”

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主张继续谈判的。

6月底， 同小舟第三次赴南京，作为中共正式代表，与曾养甫在铁道部办公楼二楼举行秘密谈判。针对国民党所提条件，周小舟提出如下内容的对案：第一，立即发动战争，保卫华北，收复东北失地；第二，在第一条实现的前提了，红军放弃军事行动，国民党军同时停止对苏区的进攻；第三，确认抗战须有统一的领导与指挥，在前面两条实现后，只要有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名称，共产党承认国民党的指导地位；第四，现在无意考虑取消苏维埃组织及红军的提议，但在将来，共产党赞成全中国真正民主的统一。

这样，双方的条件就比较接近了。经过几天的磋商和双方的让步，谈判代表形成了一份《谈话记录草案》，据此，谌小岑起草了一个协议条款，主要内容如下：

(一)国民党为集中民族革命力量，要求集合愿意参加民族革命之一切武装力量，不论党派，在同一目的下，实现指挥与编制之统一。

(二)共产党如同意国民党的主张，应于此时放弃过去政治上一切足以引起国内阶级纠纷之活动，国民党承认苏维埃主要区域在民主政府指挥下作为特别实验区。

(三)国民党在共产党承认全国武装队伍应统一指挥与编制原则时，即行停止围剿，并商定其武装队伍之驻扎区域。

(四)国民党在共产党决意接受国民党上述主张之原则下，执行：

1。抗日民族革命之民主自由，但其限度以不反党国为原则；

2。红军之驻扎区域果商定方式，以双方之同意而决定；

3。 苏维埃政府取消系指苏维埃之独立于中央而言，其地方组织形式可适当保留；

4。 共产党之表示与国民党所负之义务应在同时实行，其实现方式由双方协议后实行之。

尽管谌小岑的条款已较双方拟定的草案偏重了国民党方面的利益，国民党上层领导仍嫌太大度。陈立夫跳灯夜战亲自修改，7月4日正式交到周小舟、吕振羽、张子华手里的文件内容，已经散布着吞并的味道了。周小舟表示，有些内容是共产党无法接受的，对下一步的行动，他将向中共中央请示。

周小舟、吕振羽与曾养甫、谌小岑的南京谈判就此音一段落。显然，两党关系虽已打通，但达成实质性的协定，还有赖于两党更高层人物的接触、进行更高级的谈判。这种高级谈判尚需一定的时间，更需两党相互间深一层的谅解。

回顾这一段谈判的经历，周小舟有一首诗赠给吕振羽：

片衫片履到都门，伫足三年悟死生。
拟向荆卿求匕首，雨花台畔刺赢秦。

南京的谈判按下不表，回头再说周恩来和张学良的谈判。

还在毛泽东与彭德怀率军东征之前，就安排周恩来坐镇陕北，负责后方工作，其中十分重要的是做张学良的工作。这不仅是抗日的需要，也是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解除红军后顾之忧的一项重要部署。因为当时张学良任西北“剿总”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统率着20万大军，布防在陕北苏区边界。在此情况下，共产党同张学良的谈判也许比同蒋介石的谈判还要急迫。

周恩来先派在作战中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一０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回部，向张学良转达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向。同时，高福源被放回，这本身也是共产党有诚意的一种表示。所以，张学良很快就提出愿与共产党的正式代表会晤商谈。

周恩来十分高兴，便派李克农于3月4日在洛川同张学良正式谈判。李克农不辱使命，很快与张学良达成了几项协议，其中一项是：由中共代表请示中央，请毛泽东或周恩来与张学良直接会晤，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地点初步定在肤施 (延安)。时间由中共决定。

李克农汇报后，毛泽东立即电示周恩来：在适当时机会见张学良。同时决定派刘鼎作为中共代表常驻西安。

刘鼎与张学良几次交谈。说得张学良十分高兴，一定要留刘鼎住进他的公馆。这样，二人更可以经常见面，促膝交谈。而话题的中心，便是红军和东北军联合起来，一致抗日。当毛泽东从刘鼎的报告中得知张学良的态度确有转变后，便决定由周恩来作为全权代表赴肤施与张学良会谈，并电示一定要做好安全保卫工作。

在此之前，中共北方局的王世英已在西安同杨虎城进行了密谈。杨虎城是陕西地方“实力派的首领，担任着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主任。他有抗日的要求，过去同共产党和一些党员有过友好关系。共产党员南汉宸1931年当过他的秘书长。1935年11月，正在天津的南汉震委托申伯纯去见杨虎城，告诉他《八一宣言》的内容， 建议双方合作。12月5日，毛泽东、彭德怀派汪锋到西安同杨虎城联系，商谈合作抗日。年底，王世英又经南汉窟介绍去见杨虎城，并同杨达成了合作的初步协议。

这样，中共中央同张学良、杨虎城之间的联络渠道都正式打通了。

4月7日，周恩来和李克农带着电台向肤施进发。当时的肤施。属于东北军的防地。由中共中央驻地瓦窑堡到肤施，途中要经过蟠龙镇和拐崩，约两天路程。由于蒋介石对张学良不放心，这一带到处是蒋介石的暗探，大家都为周恩来的安全担心。劝他多带些人去。周围来笑了笑说：“这是去谈判，又不是去打仗。如果带了很多人马，人家还会相信我们的诚意吗？关云长单刀赴会，都能安然无慈地回来，我看我们带二十几个人足够了。再说，我们也要相信张学良将军嘛！”

这一天，天色阴沉，不一会儿便雨雪交加。周恩来一行马不停蹄，冒着雨雪前行， 于8日下午到达肤施城郊东北的川口村。因电台发生了故障，一时与张学良联络不上。

第二天上午，张学良才得到周恩来到达川口的消息。这时张学良正在洛川、他一面急电驻守肤施的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谁备盛情接待，一面亲自驾机带领王以哲等人飞往肤施。刘鼎也同机前往。

为避开蒋介石的耳目， 9日黄昏时分，周恩来、李克农由高福源引路，悄悄进入肤施，走向谈判地点天主教堂。

周恩来正在教堂门口观赏这座漂亮的建筑物，张学良闻讯出来，立即握住周恩来的手，颇为抱歉地说：“欢迎，欢迎！肤施是我军布防的边境，蒋介石的暗探很多，所以。对周先生不能大张旗鼓地欢迎，请周先生见谅。”

周恩来笑了笑，说：“所以，我们也只能在黑夜里交谈了。不过，肤施林木葱郁，绿水环绕，可是块宝地啊！”

正是：

好事偏需时光磨，干戈何时化玉帛？

欲知谈判详情，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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