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回 蒋介石举起合并旗 汪精卫发出卖国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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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周恩来撤离武汉、抵达长沙后，适逢蒋介石《告全国军民书》公开发表。他和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说：“蒋宣言今早发表，内容甚好，不妥处已改掉……蒋日前来长沙并转南昌，现回衡山，表示坚决主张宣战，冯(玉祥)、白(崇禧)、唐(生智)均赞助。”

11月1日至旧， 军事委员会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检讨武汉作战经过。周恩来出席会议， 并在发言中强调游击战的问题。8日，他又到衡山见蒋介石，商谈今后抗战的军事方案。蒋介石明白他的一班文臣武将没有多少懂游击战争的，便对周恩来说：“游击战固然好，但要先行训练。这样吧，请你写一个具体方案，方案出来，就可速办游击干部训练班。”

11月10日，日军由武汉南下，湖南北部的门户岳阳沦陷，长沙告急。聚集在长沙的各军政机关纷纷撤退。12日，国民党军政要员已先后离开长沙。周恩来、叶剑英在安排完八路军办事处、三厅工作人员摄离后，已到深夜12点。周叫副官打电话给陈诚办公室询问敌情，陈诚回答：“风平浪静，日军还在洞庭湖。”已经十分劳累的周、叶决定在长沙城内的八路军办事处再住一夜，明天早上去湘潭。

次日凌晨两点多，周、叶刚睡下不久，突然城内到处起火，住所附近也被点着，烈焰立刻把天空映得通红。随从人员急忙冲进二楼的卧室，把他们叫醒，拉了就走。这时火已迅速蔓延到院子里，大门已被烈焰封住，他们只好转向屋侧，从火中冲出。走到街上回头一看，大火已把他们原来所住的二楼吞没了。街上一片火海，一片慌乱，一片嚎哭之声。他们沿湘江步行，走出城外，遇到郭沫若等乘坐的卡车。周恩来浓眉紧锁，怒不可遏，又拉着这辆卡车返回长沙，探看一下究竟。到离长沙不远的一段高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长沙全城笼罩在熊熊火光和滚滚浓烟里。周恩来立刻作出判断：“看来，敌人是没有进长沙的。假如敌人进了长沙，那一定要穷追的，不会全没有动静。”

后来才知道引起这场大火的原因。原来12日上午，蒋介石侍从室传渝省主席张治中：“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张指示军警负责人作了部署。不料执行人员误信了日军已迫近长沙的谣传，仓促间不经请示批准，也没有放空袭警报，就竞相放起火来。张治中在梦中惊醒时，火势已蔓延开来，电话线路不通，无法挽回局势，只能独自唏嘘不已。

消息传出，全国一片责难之声。

16日，蒋介石驱车来到长沙。当他走上劫后余生的最高点——中天阁，俯瞰全城，发现几天前的繁华街道此刻已变成瓦砾场的时候，顿时面红耳赤，头上筋络暴突，嘴里哼哼叽叽。随行人员见状，暗自思忖：委员长要杀人了。

果然，蒋介石下令逮捕直接纵火的长沙警备司令丰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和警察局长文重孚。判决前，张治中曾力保丰悌免于一死，但他的政敌陈诚不肯放过。审判长钱大钩不想得罪任何一方，于是上报蒋介石。丰悌本是黄埔一期学生，曾任蒋介石侍从室二组组长，颇受宠爱。然而蒋知道民怨难平，责任难担，因而在判决书上批道：“疏鲁怠情，玩忽职守，渎职殃民，一律枪决。”18日早晨，新任长沙警备司令俞济时遵令将三人处死。

张治中自知闯下大祸，十分焦急。这时，周恩来前去看望这位老朋友，既指出其责任所在，又温言加以劝慰。张随即将以国民党中宣部和军委会政治部名义发布的《长沙大火真相说明》稿送请周恩来审阅。

周恩来一面指示《新华日报》批评“焦土抗战”的方针，一面宇斟句酌地修改这份文稿，特别是对起火原因做了中肯的分析，除指出负责人误信谣言、准备不周、临时躁动外，还加上了“自卫民众激于义愤，以为敌寇将至，自焚其屋”等字句。

张治中看过周恩来修改后的文稿，激动得良久未能置词。他由衷地感激，认为正当各方责难纷纷、一些人落井下石之际，中共要人周恩来能对他持谅解态度，实在难得，令他终生铭感不忘。

蒋介石宣布对张治中“革职留任”。

从武汉失守开始，中日战争呈现了长期对路的状态。正面战场，已在武汉周围和长江两岸形成相互对垒的局面，日军已无力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达到迅速灭华的目的， 国民党军队元气大伤， 一时也无力组织反击；敌后战场上，因日军采取“治安警备”的策略，无力量在广大的地区发动“大扫荡”肃清八路军，也呈僵持局面。

11月25日至28日，蒋介石召集南乐军事会议，讨论抗战新阶段的战略方针。到会的有高级将领300多人， 周恩来和叶剑英也出席了。 白崇禧在会上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十分推崇，建议蒋介石读一读，并说要全国人民都看看，蒋介石不置可否。会议决定在南岳举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要中共派干部去教游击战。这件事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南岳训练班的主任由蒋介石兼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周恩来也担任了这个班的国际问题讲师。他后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说：“中央军最重要，但最难接近，最难工作……南岳训练班较洛砌山更有成绩。这几乎是我们接近中央军官最好的机会，只可惜人去少了。因为人去多，不仅可以扩大我们影响，而且可以培养我们自己的知名干部。”

蒋介石这时虽还表示愿意继续抗战，但对他来说，抗战有如爬山，爬到这里，他开始停步，不想再往上爬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在敌后的迅猛发展，使他忧心忡忡，如芒在背。日本政府又向他伸出诱降之手，内部求和之声日高。于是，他越来越多地在考虑如何对付共产党了。

12月3日， 周恩来经衡阳到达桂林。八路军刚在这里建立了驻桂林办事处，由吴莫如、李克农先后担任处长。这是经过周恩来同白崇禧商谈后得到他同意而建立的。

6日晚， 蒋介石在桂林主动约见周恩来。蒋住在桂林行营，这里窗明几净，几支蜡烛闪着柔和的光。他想布置个谈雅宜人的气氛，在这样的气氛中会见他的老相识和老对手。

侍从们通报后，蒋介石主动迎到院中，握着周恩来的手，非常热情地说：“恩来，快进屋，咱们好好谈谈。”

宾主坐定，略事寒瞳，蒋介石便切入正题，正式提出了他的“溶共政策”。他对周恩来说：“恩来呀，跨党的办法讨论后大家都不赞成。以前共产党跨党加入国民党，并没持久，已经可以证明了。现在，你们共产党既然信了三民主义，最好还是与国民党合并成一个组织，这样力量可以加倍嘛。”

周恩来一时不知蒋的用意，只是作出洗耳恭听的样子。

蒋介石兴奋起来了：“恩来，如果这种办法可以谈，我可以在西安召开华北西北将领会议后，约毛泽东面谈解决。”

谈了近一年，又回到吞并的老路上去了。周恩来淡淡笑着。仍未说话。

蒋介石接着说：“如果全体合并一时做不到，可否以一部分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大家都害怕你们搞什么革命转变呀！上次合作，把大家都搞怕了。”

周恩来不再沉默了，他敛起笑容，说道：“我们相信三民主义，可不仅仅因为它是抗日的出路，而且因为它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国民党员却未必都如此想，所以国共终究是两党。跨党是为了取得信任，但我们也不强求。如果认为时机末到，还可以采用其他办法。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面退出共产党，这不可能，也做不到。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不仅是失节、失信仰，于国民党也有害而无益。”

周恩来的答复使蒋介石大失所望。他快快地说：“如果你考虑合并事不可能，就不必电约毛泽东到西安会谈了。”

但蒋介石这个念头并没有立刻打消。12月12日，他在重庆又约见代表中国共产党前来参加国民参政会的王明、博古、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等继续洽谈。他说：“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或者共产党仍然保存自己的党；我也赞成；但是跨党办法绝对办不到。”

王明等人纷纷陈述共产党关于建立各党联盟的主张。蒋介石听得不耐烦，变得异常激动，站了起来，伴着手势说道：“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至死也不变！”

几位共产党人面面相觑，一时不知如何答对。

蒋介石缓和了一下口气：“我就不明白，既然都信奉三民主义，为什么不能合并到国民党里来？比如各位，完全可以到国民党里来作强有力的骨干嘛，为国家民族共同努力嘛，何必要保留那个共产党员的名义呢？”说着，特意看一眼吴玉章，“你是老同盟会的，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

吴玉章说：“如果允许跨党，我当然愿意再加入国民党，如果只有退出共产党才能加入国民党，那我宁愿保留共产党的党籍，因为当初加入共产党是我慎重的选择。”

其他几人也同蒋介石争辩起来。

博古说：“那么，我们只好独立存在，共同发展了。”

蒋介石“哼”了一声，说：“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发展也不行，因为民众也是国民党的，如果共产党在民众中发展，冲突也是不可免的。”

董必武生气地说：“谁能在民众中发展，那要看他是否和民众站在一起，是否代表民众。”

王明提到三青团问题，蒋介石回答：“三民主义青年团章程如果革命需要，当然可以修改，不过这纯属枝节问题。根本问题不解决，一切均无意义。”

林伯渠问道：“是不是可以采取另外的形式合作呢？”蒋众石斩针截铁地回答：“其他方式均无用。我们当然可以再谈，但是，根本问题不解决，一切都无意义！这么说吧，如果不取消共产党，我死不瞑目！”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还有什么回旋的余地？五六个小时过去了，双方不欢而散。

正在这时，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人人切齿的事件：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主席、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作了遗臭万年的汉奸。

话要从头说起。

却说日本近卫内阁发出不以国民政府为和平对手的声明之后， 于1938年6月17日，由陆军部制定了一套旨在“导致蒋政权垮台和蒋下野”的谋略计划。

这套多方笼络、瓦解、争取的计划，各工作都冠以动物名称作代号，五光十色，有如一个动物园：

起用唐绍仪、吴佩孚、靳云鹏等“第一流人物”为鸟工作，加强临时、维新两政权及其与蒋政权合并为鸠工作，在蒋政权内及民众间掀起反蒋运动为鹰工作，离间蒋政权将领及政客为鹭工作，酿成蒋政权内部的和平空气为鹫工作，酿成建立西南政权的趋势为鸢工作。

使蒋政权内“杂牌号”瓦解归顺为兽工作，其中包括宋哲元等(狐工作)，旧韩复榘军(粟鼠工作)，旧东北军(狗工作)，阎锡山军(狸工作)，石友三军(猫工作)，刘建绪军(鹿工作)，徐源泉军(牛工作)，其他请求归倾的军队和武装团体(兔工作)。

6月18日， “中国通”、日本特务总头目土肥原贤二被调至大本营，委其开展起用“第一流人物”的“鸟工儿”。土肥原对唐绍仪、靳云鹏、吴佩孚这些曾在中国近代史上风云一时的人物是熟悉的。他曾成功地使宣统皇帝溥仪从天津出关弄出一个“满洲国”，日本政府自然对他再创奇迹寄予原望，而土肥原也自我感觉成竹在胸、事在必成。他们当时还没把汪精卫放在眼里。

土肥原最先选择的目标是唐绍仪。唐早年留美，清末历任待郎、巡抚、尚书等职，1912年出任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1934年从中央监察委员职位上退下，寓居上海。士肥原和唐绍仪商量好条件后，唐便派了女儿去武汉游说上层人物。蒋介石知道唐绍仪和日本人讲的条件中有逼他下野一条后， 十分恼怒。9月20日，唐绍仪被扮作古董商的特务在六国饭店用利斧劈死。日本人对此评价为“巨星坠地”。蒋介石为了掩饰，又是发讣告，又是拨巨款厚葬。

土肥原无奈，去天津找靳云鹏。靳云鹏更干脆，声称“礼佛有年，无心向世”，一口谢绝了。

最后， 土肥原又去找吴佩孚。 “秀才将军”吴佩孚1927年被革命军打败后，1930年寓居北京。他是北洋军阀中强有力的人物，日本曾出版过他的传记，在日本颇有些知名度。吴佩孚做了寓公后常称：“我的势力还在华北，只要我一声令下，仍可大军云集。”但是，他不想受日本人摆布。他说：“你想拉我上贼船，你要我投降，日本小鬼子的把戏，哪样瞒得过我？我吴某不是三岁两岁的小孩子，由你们摆布！”还提出要成立30万人的军队由自己指挥，日军撤出，才能就职。气得土肥原发誓：“把这家伙干掉！”第二年，吴佩孚果然死于日本医生之手。

就在土肥原的工作屡屡受挫之际，日本大本营开始注意到了早巳望穿秋水的汪精卫。

早在抗战前，汪精卫就奉行媚日政策。抗战爆发后，他更到处散布抗战必败的论调，和他的亲信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等人组成“低调俱乐部”，攻击坚持抗战是大家陪着蒋介石一人跳火炕。

1938年10月21日，汪精卫在他的重庆公馆里正襟危坐，侃侃面谈。他对面的路透社记者则笔走龙蛇，飞快地记录。

“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以接受之，为讨论基础，否则无调停余地。一切视日方所提出之条件而定……”

汪精卫的这篇谈话，立即掀起轩然大波。共产党姑且不论，以陈诚为首的抗战强硬派也向汪精卫发起猛烈攻击。当然，支持者也不乏其人。

10月22日，梅思平飞抵重庆，告诉汪精卫：“日本希望你脱离重庆，另组政府，谈判和平条件。”

5日后，武汉陷落，汪精卫心旌摇曳。

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修改了1月16日的第一次近卫声明，变“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为“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要求国民党放弃抗日容共政策，更换人事组织，还是坚持要蒋介石下台。

11月16日，汪精卫与蒋介石一起吃饭，以退为进，当面向蒋介石提出：“使国家民族濒于灭亡，国民党贾无旁贷，我等应迅速联抉辞职，以谢罪于天下。”

蒋介石立即反驳：“我等若是辞职，究竟谁来负政治上的责任？”

两人争论得面红耳赤。蒋介石一怒之下，拂袖而去，把汪精卫晾在一边。

11月20日，汪精卫密派高宗武和梅思平在上海和日方谈好了条件：在日华共同排斥共产主义的前提下，中方承认日本军队驻扎，承认满洲国等。

汪精卫自觉以自己的力量难以战胜蒋介石，决心出走，借日本人的力量收拾蒋介石。日本人也正在等着汪精卫出逃。

12月8日， 蒋介石提前从桂林回重庆，汪精卫这一天没走成。第二天，汪只好硬着头皮参加在重庆开的第一次首脑会议。

12月18日，汪精卫准备在蒋介石飞西安开军事会议时出逃。谁知这天西安天气不好，蒋介石没走，改在重庆向中央委员训话。汪精卫怕日久生变，冒险于这一天飞到了昆明。同行者有他的老婆陈璧君以及曾仲鸣、何文杰、陈常焘等人。临走前，汪给蒋介石留下一封信，上面有两句莫名其妙的话：“今后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

12月19日，汪精卫一行从昆明飞抵河内。

蒋介石对汪精卫的出逃十分震怒。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此事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恤一切，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是岂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惜之至！惟望其自觉回头耳！”

日本首相近卫文磨闻讯，大喜过望，立即于12月22日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开篇便说：“日本政府……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进而具体地阐述了“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实际上就是灭亡中国的条件。

12月24日，蒋介石从西安回到重庆，当天即对顾问端纳说；“请你通知英、美两国大使馆，汪精卫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平。中国不但没想到和日本谈和，并且在准备作大规模的抵抗。”

26日，蒋介石在中央党部发表了洋洋数千言的长篇演讲。他说：“在日寇咄咄逼人、决心亡华的狠毒用心之下，中国只有抗战求生，不能妥协求存。如果我们还要想在虎颔之下苟求余生，想以和平妥协的方法求得独立平等的生存；那就无异于痴人说梦。精神已经屈服，就将万劫觉沦，锁链已经套上，百世不能解脱……我们真不明白敌人何以失去理智到这种地步？世办上岂有七千万人口的民族，而可以消灭一个五千年历史、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大国？岂有一个有主义的革命政府而可以轻易受人威协，以至放弃其革命救国的使命？因此，中国只要守定立场，认定目标，立定决心，愈艰苦愈坚强，愈持久愈奋勇，全国一心，必获最后胜利！”

身着军装的蒋介石走出会场，立即被记者们围住了。

一个女记者问道：“汪主席离渝到了河内，是不是投降日本人呀？”

蒋介石微微一怔，旋即以轻松的口吻答道：“汪此次离渝而赴河内实为转地疗养，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昧。此行不仅与军事委员会无关，即于中央与国民政府亦皆无关系。”

不料三天后，在河内“休养”的汪精卫发来了一份“艳电”，口气大得吓人，要求国民政府根据22日近卫声明，在承认满洲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基础上，与日本交换政府意见，以期恢复和平。

1939年元旦，国民党中执委常委会作出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撤销汪的一切职务。各党派、团体、部队纷纷发出通电，各地群众纷纷集会，愤怒声讨汪精卫。

汪精卫叛逃一事，即使蒋介石感到两党合作的重要，又给了他一个启示：信仰乃立党之要旨，信仰的不同解释，必致大乱。因此，他认为在信仰问题上再也不能向共产党让出一步。

12月底，彭德怀奉中共中央之命赴重庆面见蒋介石，请蒋从根本上解决华北指挥关系、增加八路军军饷等问题。蒋颇为冷淡，什么问题也没有答复。

周恩来也奉中共中央之命去见蒋介石。他对蒋说：“近一个时期，各地都出现了反共捉人的事，我们认为问题很严重，需要校长出面讲几句话。这种现象不予制止，于两党合作不利，于国家也不利。”

“有这种事吗？”蒋介石反问道，“这恐怕是一些偶然事件，不足为怪，这么大个国家，出点事也是正常的吧！汪兆铭投降了日本，谁事先能想得到？”

周恩来列举了几起包围八路军、活埋共产党员一类的事件。然后说：“校长，去年8月3日，你在西安亲口告诉我，宣侠父是你下令抓的，这事恐怕不是偶然吧？宣侠父几个月来毫无音讯，该不会已经死了吧？”

宣侠父两个月前已被秘密处决，但蒋介石没有这样回答。他铁青着脸说：“宣侠父是我的学生，却不听我的话，这还了得，给他一个教训也是应该的吧？至于宣侠父是死是活，我能管那么细吗？恩来呀，你我见面应该谈两党合并的大事，这才是党国需要亟待解决的事情嘛。”

周恩来摇摇头：“还可以商量别的办法，你上次说的合并办法是不可行的。”蒋介石两手一摊，说：“根本问题不解决，不仅敌人造谣，下级也常感不安，影响上级意志。”

话外之音十分明白：合并问题不解决，下面再闹出反共事件就不可避免，我也没有办法。

周恩来悻悻而归。

这时，蒋介石已在准备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了。汪精卫叛变，国民党自然要开个大型的会议，统一一下思想认识。同时，他准备从这次全会开始改变对共产党的策略。

1月20日晚， 也就是国民党五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蒋介石再次约见周恩来。

正是：

虽有指墙花影动，切莫疑是玉人来。

要知蒋、周如何会谈，请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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