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回 重庆兴兵未战即退 延安整风再掀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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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6月28日，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和林彪、孔原等100多人，乘卡车离开重庆。南方局的工作由董必武主持。

7月2日，胡宗南电令各部于10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待命行动。

7月4日，毛泽东急电董必武：“蒋介石调集二十余师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战事有在数日内爆发的可能，形势极度紧张。请立即将上述情况向外传播，发动制止内战运动。特别通知英、美有关人员，同时找张治中、刘斐交涉制止，愈快愈好。”

6日， 朱德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名义发以万万火急电报给蒋介石和何应钦、徐永昌，要求下令撤兵。同日，萧劲光分电国民党方四个军长、十四个师长，呼吁制止内战。当晚，毛泽东再电董必武：“办事处一切秘密文件速即烧掉，以防突然查抄。”

就在这一天，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这样一条新闻：西安各文化团体曾于第三国际解散后举行座谈会，讨论国际局势，并经决议联名电延安毛泽东先生，促其自觉，及时解散共党组织，放弃边区割据。这条消息，无异于军事行动前的政治宣传战。

7日， 毛泽东告知彭德怀：“不得已时恐须一战。”这天下午，胡宗南部的几发炮弹已落在关中分区八路军驻军的前沿阵地8日， 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宣传攻势，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国民党可能的进攻。

9日，延安各界3万余人举行抗战六周年纪念大会，紧急动员全边区人民制止内战，保卫边区，并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正巧这一天，周恩来、林彪一行到达西安。毛泽东急电林、周：“请与胡谈后速来延，胡提意见勿与争辩，只说回延安会商，一切可以和平解决。判断彼方计划是陈兵边境，迫我作城下之盟，否则进击。我已进行全边区党政军民总动员，准备自卫。”同日，毛泽东决定从速抽调14个团支援边区。

在这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再次犹豫了。他没想到这次军事进逼的计划会这么快地泄露，他更没想到毛泽东竟能如此迅速地作出各方面的准备。眼下，已不能达到通过军事进逼迫使中共作原则让步的目的了。延安动员大会一开，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等地也纷纷开会，发表通电；国民党元老、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续范亭通电全国，呼吁制止内战；中国民主政团致函蒋介石，正告他“正应共同抗战，共同建国，以力求政治民主化，经济民主化，而达到将来世界之大同，尚何凭借武力以内争之有”？在这种沸沸扬扬的舆论中，如仍按计划发动进攻，政府威信和个人威信岂不损失太大？而且中共已有充分准备，其必拼死一搏，短时间内岂能解决问题？这两天，美、英、苏三国大使轮番前来表示反对中国内战，看来事情复杂了。

蒋介石经过再三权衡， 于7月10日电令胡宗南取消进攻延安的计划。次日，蒋介石、 胡宗南复朱德6日电，声明中央绝无进攻的意思。12日，胡宗南下令开始撤退一个师及两个军部。

周恩来、 林彪在西安停留5天，先后拜会了胡宗南、熊斌、邓宝珊等要人，于了月16日回到延安。

乘蒋介石犹豫之机，中共中央决定发动一场强大的政治攻势。

7月12日，毛泽东亲自撰写的《质问国民党》在《解放日报》以社论形式发表，向国民党提出一连串的质问，警告它必须立即撤退进犯边区的反共军队，纠正一切错误。

第二天，毛泽东又亲自撰写这样内容的新闻稿：“英、美人士对中国政治黑暗，和蒋介石将英、美援助不用在前线打日本而用在补充后方部队，不大满意。最近熊式辉在纽约、华盛顿、伦敦的招待会上，都在这些方面受到英、美人士的质询。”

同日，毛泽东电示董必武：“现在内战危机或可避免，延安民众大会通电已于9日用万万火急电发蒋、 胡及各方要人，故你处仍应密印散发，表示共产国际解散后我方之强硬态度，借以击退国民党之无耻反共宣传。”

7月18日，中共的宣传战火力开始指向蒋介石四个月前出版的《中国之命运》。这一天， 《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今年3月，大后方出版了一本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经典’。这本‘经典’的中心思想，一句话说完，就是要在两年内解决中国共产党，以便实行法西斯主义。”

19日。毛泽东改定陈伯达作为理论家的成名之作《评＜中国之命运＞》，致信博古、 陆定一： “陈伯达文章看过改过，送上请阅，请在今日或明日发表，以约5000字登在社论地位，其余接登第四版，一天登完。以两天或三天广播之，并请广播两次。另印一小册子，亦请在日内印出，印一万五千份。”

21日，陈伯达的这一长文见报了。毛泽东喜不自禁，继续精心运作。他代中宣部起草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告区党委电，指出：“各地收到此文后，除在当地报纸上发表外，应即印成小册子。一切干部均须细读，加以讨论。一切学校定为必修之教本。一切地方应注意散布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应乘此机会作一次对党内党外的广大宣传，切匆放过此种机会。”

这还不算，毛泽东又电示在重庆的董必武：“本日公布陈伯达驳斥蒋着《中国之命运》一书，以便在中国人民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之封建的买办的中国法西斯体系，并巩固我党自己和影响美、英各国，各小党派，各地方乃至文化界各方面。”要求南方局印译为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发。

这就是毛泽东的气魄和风格！凡事不做则已，做则做够，做足，做到位，做到底。比较起来，蒋介石四个月前虽曾通令全国各界通读他的《中国之命运》，但运作得颇为粗糙，其宣传的广度、深度和力度都与中共的宣传战不可同日而语，其成效自然也有不小的距离。

这样一来，陈伯达这位毛泽东的秘书立即名噪全中国，甚至名播全世界。此后，陈伯达又写过一些轰动一时的文章，从而奠定了“中共一支笔”、“天才理论家”的地位，直至在“文革”中当上操持生杀大权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并进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第四号人物，再后来则被毛泽东亲手打倒，最后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名主犯受到审判。这是后话，不提。

再说陈伯达的文章发表后，延安又相继推出了历史学家范文澜的《谁革命？革谁的命？》与《袁世凯再版》，吕振羽的《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哲学家艾思奇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等文章。犹如一排排重型炮弹，一齐射向蒋介石以《中国之命运》为代表作的理论体系。

7月25日，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倒台。

8月16日， 回到延安一个月的周恩来针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 ， 撰写了《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的报告提纲，从哲学思想、伦理观、民族观、国家观、战争观、政党观、经济思想等方面对蒋介石进行了全面系统、淋漓尽致的剖析。

8月22日， 毛泽东在董必武报来的《质问国民党》等文发表后的反映材料上，不无得意地写道：“过去宣传总是不痛不痒，唯独此次打到了痛处，故能动员群众压倒反动派气势。”

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发表《国共两党抗战成绩之比较》、《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两个重要文件。新华社评论道：“蒋先生在其所着《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曾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今观此二项材料，究竟有如蒋先生所说呢？还是相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凡属国人，必须明辨之矣。”

在这段时间里，美军参谋长马歇尔电询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情况如何？并劝蒋介石“勿用武力”。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史迪威向蒋介石提出一份备忘录，以强烈的语气要求将胡宗南等部调往山西抗日，否则美军将停止援助。气得蒋介石大骂史迪威“必受共匪所主使”，是对他的“干涉”和“威胁”。

蒋介石深感处境不妙，只好倔旗息鼓，鸣金收兵。他下令停止关于取消中共的宣传， 并授意胡宗南停止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9月13日，他在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上不得不再次公开表示：“中共问题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因此应该以政治方法来解决。”

然而，蒋的部下体味不出他的难处，使这次反共高潮留下层层余波。9月22日，董必武在重庆参政会会场因反对何应钦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攻击，受到CC分子的起哄围攻。董必武愤然退出会议，以示抗议。5天后，刚刚归顺蒋介石不久的盛世才，在新疆杀害了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和毛泽东的胞弟毛泽民。

10月5日，蒋介石派王世杰去找董必武，商谈寻求缓和双方冲突的办法。当日，毛泽东下令： “从10月6日起，解放日报及新华社一切揭露国民党稿件暂时停止，风平浪静，以示缓和。”

11月12日，在宪政实施筹备会开幕时，蒋介石遇到了董必武。机会难得，蒋介石主动向中共表示友好。

蒋介石说：“上月你和王世杰有过接触，事情还是谈一谈的好。这些事应该由恩来出面，如请他再来重庆，什么都好谈些。”

董必武答道：“我上次向王世杰先生谈了，首先国民党得退兵撤围，使延安免除封锁， 与外界恢复联系，才能重开谈判。如果边区周围的军事状况不能恢复到6月份以前，恐怕谁谈都谈不出什么结果。”

蒋介石说：“这点请你放心，我可以人格担保，决不会在国内动武的。我说了要政治解决嘛，你们可以提条件嘛。”

事情就是这么变化多端。年初时毛泽东对谈判很热，蒋介石却很冷；如今蒋介石热了，毛泽东却又冷了。11月13日，毛泽东在董必武的报告电上批示：“拟答：周三年在渝无事可做，在国民党未真想合理解决问题以前，不拟出来，各事可经董谈判，如至真能合理解决问题时，周可以出来。”两天后，果将此意电告董必武。

毛泽东作出这样的批示，不仅表明他对国共谈判失去了兴趣，同时也对周恩来三年来的艰苦谈判及其他工作作了某种程度的否定。这也从侧面透示出，周恩来这时的日子不太好过。

周恩来、 林彪一行是7月16日抵达延安的，当时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未德、任粥时、叶剑英、张闻天等人的欢迎。阔别三年，使周恩来对延安的生机勃勃的新景象感到震掠和欣喜。他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会上说：“我这三年在外，做的事实在太少了。可是在这三年中间，国际的国内的变化，我们党的进步，却特别的多，特别的大，我们在外边也看得格外分明。”

他来到延安前夕，刘少奇、王稼祥已经率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周恩来未用这个概念，但在欢迎会上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我们党22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这时，延安的整风学习已经基本结束，转入了审查干部阶段。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总学委会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的康生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使这个运动离开了正常的审查干部工作的轨道。 7月15日，他在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长篇报告。他宣布，从4月中旬以来，已有450人“坦白”了他们是国民党特务或日本特务。他强调：“这次大会是在国民党反共高潮这样紧急时期的会议，是军事动员时期的会议。”他声称边区内部暗藏着大批的坏人，特务多如中毛，要把这些失足者“抢救”出来，号召“以坚决的革命精神去进行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

随后，延安各机关、学校普遍地开展抢救运动，除中央领导人以外，几乎人人都被卷入到大揭发、大检举、大坦白热潮之中，造成浓厚的恐怖气氛，出现严重的逼供信现象。 光是一个2500人的中央党校，就挖出来250个“特务”。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员更是普遍地成为被怀疑的对象。康生等人在中央机关一些单位逼供出了所谓“红旗党”(意为伪装红旗的假共产党)，遂认定甘肃、四川、河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陕西等十多个省的地下党都是国民党特务控制的“红旗党”。

周恩来正好这时候回到延安。这些省的地下党组织都是由周恩来领导的，康生却说它们都是“红旗党”。作为一向机敏过人的政治家的周恩来，当然明白康生这么做，矛头是针对他的。他当然也明白，康生说这番话是有来头的，要不然，康生吃了豹子胆，也不敢狂妄若此。可是，毛泽东为什么默许康生搞这种诽谤呢？周恩来迷惑起来。

好在毛泽东不久即发现了“抢救运动” 的严重偏差，作出了审干的9条规定，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提”的政策。虽然事实上肃反扩大化的恐怖气氛和逼供信现象仍持续了不短的时间才得以纠正，但随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迅速退潮，使中共中央有可能集中力量组织党的高级干部转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从9月7日起，中共中央接连召开政治局会议，再度讨论历史问题，主要批评王明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和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王明自1941年10月13日躺进中央医院以后，陆续有中央领导人前去探望。见了毛泽东、任粥时等，王明表示愿意接受批评，诚心检讨；面对王稼祥、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人，则每每大吐苦水。他见王稼样时说：“毛这个人太厉害，眶眺必报，现在整我们，你过去也反对过他，你也跑不了的。”见周恩来说：“现在整风不过刚刚开始，你我错误一样的，一定会整到你头上去的。”见博古说：“这次是整你我的，不过不用担心，那边 (指莫斯科) 的方式我是知道的。”见张闻天说：“洛甫老兄，这次主要是整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的，尤其是整你的。因为曼努伊斯基说你是我党的理论家，毛听了这话大发脾气。你的教条比我多，我自己不过是因为太不懂人情世故了，什么话都随便说。”

这些话传到毛泽东耳中，他别提有多么恼怒和激愤了。他在笔记中，以极为情绪化的语言宣泄出他对王明深恶痛绝的心情：“王明诸人不但没有起码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就连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知识也都没有，所以他们写起文章来，就特别显得幼稚可笑。”“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这批人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家里有成雄的马克思主义出卖，装磺美丽，自卖自夸，只此一家，并无分店，如有假冒，概不承认。直到被人戳穿西洋镜，才发现其宝号里面尽是些假马克思，或死马克思，臭马克思，连半个真马克思，活马克思，香马克思也没有，可是受骗的人已不知有几千几万，其亦可谓惨也已矣！”“我们老爷是一条最可怜的小虫，任何世事一窍不通，只知中头不对马嘴地搬运马克思、 列宁、 斯大林，搬运共产国际。”指责王明等人“篡党、篡军、篡政”，“真是所谓不识人间有羞耻事”！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再讨论历史问题时，毛泽东第一次坦率地说出了他多年来对王明不满的两大原因：第一是他的正确意见长期被压抑，党的工作不断受到不应有的巨大损失；第二是无论在江西，还是在延安，王明宗派到处篡党夺权，即使在六中全会以后，延安实际上仍是诸侯割据，一国三公的局面，时至今日，王明一面养病，一面还做破坏活动，向一些同志讲怪话，批评中央不对，党仍存在发生破裂的可能。因为，现在的中央并不是六大选举的，而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举的，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只剩下6人，其中只有毛和刘两人是受“左”倾路线排挤打击的，其余多是拥护王明宗派的。 也就是说， 王明宗派长期控制了中央码头，并且打着“国际”旗号，用马列的招牌，欺骗了党十多年。要清算他们的罪恶，需要一个相当困难的过程。当然，毛泽东表示，即使在内战时期，错误路线的代表也是王明，而博古、张闻天是执行者和发挥者。

毛泽东表明态度之后，一些发言者干脆断言，王明是“身在毛营心在蒋”。陈伯达说：“王明的心始终都是放在国民党身上，而不是放在共产党身上的，他实际上可以说与共产党是两条心，对共产党是仇恨的，有许多反共言论，他的理论根本就是叛徒的理论。 ” 康生的发言同样尖锐，他指责王明的投降主义是有系统的，“他的投降主义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有一套与毛主席对立的路线，他根本上已经成了买办封建法西斯的代言人。”

在断断续续两个多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最主要的检讨者是博古、张闻天和周恩来。其中，周恩来的发言最长，从11月15日起，断续讲了5天。他从欧洲回国讲起，着重谈了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到这次整风前的情况，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既批评了王明，也检查了自己在斗争中的失误和不足，同时认为“我的本质还忠厚，诚实，耐心和热情”，并说他始终尊重中央，特别是近四年来，他实行的路线同中央是完全一致的。他说：“做了二十年以上的工作，就根本没有这样反省过。经过这几年的实践，我对毛泽东的领导确实心悦诚服地信服。”

11月29日，中央书记处委托李富春找仍在休养中的王明谈话，要求他主动检讨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以供会议讨论。王明看出大势已去，众叛亲离，只好让妻子孟庆树代笔，表示：“一切问题都以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为决定。”并声称：“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

12月下旬，中共中央就王明错误作出正式决议，在就此下发的有关指示中称：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路线，自四中全会篡党开始，至五中全会达到顶点，使白区损失十分之十。苏区及红军损失十分之九。这一错误路线虽经遵义会议开始克服， 但在1937年12月会议至1938年9月六中全会期间，这个宗派又利用长江局进行其反党活动，并且王明本人长期地坚持其错误路线，反而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是违背共产国际方针的。

对王明问题定性最重的，是这样一段话：王明的投降主义。实质上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表，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无中阶级队伍中的反映，是帮助国民党、瓦解共产党的腐蚀剂。

与此相辅相成的，是几乎所有中央政治局的重要成员，包括刘少奇、周恩来、任粥时、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凯丰等，都公开发表文章或讲话，竭诚地表达对毛泽东的敬佩与拥戴。“延安沉浸在对毛的一片赞扬和歌颂声中，每天都有歌颂毛的诗歌和文章。”(韩素音语)应该说，毛泽东的崇高威望是在实践中形成的，他的战友和同事对他的称颂也是发自内心的。至于刘少奇这位首先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的人最后竟被扣上“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那是他本人及其他所有人都始料不及的。

再说1943年12月底，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根据从重庆和延安的俄国人那里得来的情报，心情焦虑地以个人的名义致电毛泽东，请他不要减少对日军的军事行动；不要放弃与国民党的合作政策；不要指控周恩来和王明执行了共产国际建议的统一战线政策而开展对他们的斗争，应把他们留在党内并尽量利用他们为党工作；不要在党的干部中造成对苏联的不信任情绪；尤其不要相信康生，因为康生所实行的清除党内敌对分子的办法正在帮助敌人从内部瓦解共产党，为国民党效劳。

1944年1月2日，毛泽东从苏联红军情报总局驻延安联络员伏拉基米洛夫那里看到了这封电报。他当即挥笔写了一个复电稿，要伏拉基米洛夫译好后发回去。复电直言不讳，称：

一、我们并没有削弱对日斗争。相反，1943年八路军在十处地方实行了积极的对日作战。因此，在1940年和1942年失去的一些地区又夺回来了。八路军现在的人数达到了50万。1943年的对日斗争是在坚决的指挥之下的。

二、我们与国民党的合作方针没有任何变化，1943年了月出现了紧张危险的局面。国民党准备对边区发动进攻。由于我们采取了有效措施，避免了冲突的发生。1944年还可能发生同样的紧张局势，但我们会用我们的政策来努力避免军事冲突。

三、我们与周恩来的关系是好的，我们毫无把他开除出党的打算。周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

四、王明一直在从事各种反党活动。对此，所有高级干部都已经得到了通报，但我们没有告诉一般党员，更没有通知非党群众。在党的高级干部中讨论王明错误后，大家更加团结一致。

五、我向您保证并且可以担保，中国共产党热爱并且深深地尊敬斯大林同志和苏联。我们对在这里的所有苏联同志，如伏拉基米洛夫、阿洛夫、雷玛、尤金和塞洛夫等，都有很好的印象。

六、在我看来，王明是不可靠的。他以前在上海被捕过。几个人都谈起，他在监狱中承认了自己的党员身份，后来才被释放的。也有一些同志谈到了他与米夫的可疑关系。王明进行了很多反党活动。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他的部门并不负责审查干部。他们只调查证据确凿的特务。我们审查干部的工作是全面的和慎重的。

然而，这封电报刚一发出，毛泽东就不安起来。第二天，他急忙找到伏拉基米洛夫，询问电报是否发走了。他说对季老的电报想了很多，前面的复电可能不十分妥当。他特别解释了对国民党的策略，强调他不是不要合作；对王明错误，不再提王明“反党”和政治上可疑的问题。

5日， 毛泽东再次向伏拉基米洛夫谈到电报问题。可见这一问题一直在他头脑中盘旋。

7日上午， 毛泽东又一次来到伏拉基米洛夫的窑洞，说他感谢季老在中国问题上所给予的关注。当着伏拉基米洛夫的面，他又起草了一封电报，要求转给季米特洛夫。电报说：

作为对1月2日电报中我所表明的观点的补充，今天我愿意再一次向您报告如下：我真诚地感谢您给予我的指示。我将深入地研究它，高度地重视它，并据此采取措施。

关于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正在实行合作的政策。我保证，对国民党的情况将会在1944年得到改善。关于党内问题，我们的方针旨在团结。这一方针也同样适用于王明。由于在1943年下半年针对党内形势做了工作，党的团结相当地改善了。

我请求您冷静下来。所有您的想法，所有您的感情，都深深地打动了我，因为我的想法和感情实际上是一样的。

这封电报发出，毛泽东才松了一口气。看来，一向以强硬、果断和气魄宏大著称的毛泽东，有时还是谨慎小心的。

正是：

近忧缘自无远虑，
十年河东又河西。
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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