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5回 周恩来迎进李宗仁 毛泽东派出章士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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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李宗仁一行抵达上海的当天晚上，周恩来在文化俱乐部设宴招待。

入席前，李宗仁见到了陈毅副总理。陈毅握住李宗仁的手，说：“第一次国共合作， 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当时北伐军一共有8个军长。现在李德邻先生回来，我们就有4个军长在祖国大陆了。”

李宗仁当然明白， 这4个军长是：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六军军长程潜、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和第八军军长唐生智。于是，他连连点头，说：“是的，是的！”

入席后，有几位解放军将领过来向李宗仁敬酒。周恩来笑着说：“德邻先生，你们从前是打过仗的啊。现在你回来了，大家欢迎你。”

对此，李宗仁又是无限感慨，他添酒回敬，一饮而尽。

19日上午10时，一辆小车载着李宗仁和程思远来到上海文化俱乐部，面见周恩来。这是周恩来安排的，主要是对李宗仁在政治上作一些交代。其实，有关精神，周恩来已通过程思远向李宗仁交代过。 而且，在7月13日，李宗仁从苏黎世机场启程的那天，周恩来又预先将原国民党参加北平和谈的在京的代表、原桂系将领及其他一些在京的国民党部队起义将领张治中、傅作义、章士钊、邵力子、黄绍闳、刘斐、屈武、李蒸等人召至中南海，向他们通报了李宗仁就要回国的消息，阐明了中央对李宗仁归国的“四可”、“四不可”等项政策。现在，他要当面向李宗仁交代清楚。 从10时20分到13时许，周恩来和李宗仁的谈话持续了近3个小时，在一些根本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谈话开始，周恩来便风趣地说：“现在，台湾在到处打听李先生的消息，但所有的消息都是不准确的、错误的。国民党方面一切都落后，情报也落后了。对李先生的安全，我们最担心的是台湾方面。蒋介石是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的。”

他又说：“美国对李先生有胡思乱想，不至于整李先生，美国是实用主义。美国千方百计寻通中国的线索，可能把李先生也作为一条线索。尽管李先生的思想转变了，美国还是要胡思乱想的。但李先生不要怕它，美国不仅对在过美国的人抱有幻想，对大陆也有幻想。”

其后，周恩来就中美关系、“第三势力”及台湾问题等一一与李宗仁进行了坦率的交谈。

关于“第三势力”问题，周恩来说：“李先生在声明中对第三势力两条出路的意见是对的，或者投降人民，或者投降反动派。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蒋介石，也不赞成共产党。”

按照事先的安排，即将飞往北京的李宗仁，要在机场发表一个声明，对于这个声明，周恩来已经看过，并表示了同意。

李宗仁说： “我在即将发表的声明中， 会讲到，我一度在海外参加推动所谓‘第三势力’运动，是一误再误。”

周恩来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第三势力活动肯定是没有前途！但是还有一部分人要搞，同时必然附于一种外力。不论靠美国靠日本，都必然要失败。”

“当然，当然！”李宗仁点头赞许。

谈到台湾问题，周恩来说：“对蒋介石，我没有李先生清楚，但我和蒋介石在过去的几个重要历史时期曾在一起，所以我对蒋介石了解比较深，此人没有一句真话，不以信待人，不可信。在东征的时候，关于孙中山去世的那封信，在东征胜利以后拿给蒋看，蒋当时痛哭流涕，一副极为伤心的样子。什么事也不干，关在房子里写祭文，这是做样子给我们看的。其实，他的祭文写得最糟糕，只讲友谊感情，不讲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张。”

继而，周思来又讲到：“蒋介石不可信，但台湾保存在蒋手里还是比让美国霸占去好。”

李宗仁马上点头，表示同意。

周恩来接着说：“蒋介石的看家本领就是军队。南越的吴庭艳和蒋介石来往很亲密，蒋曾告吴，美国不可靠，军队要千万掌握在自己手里。因此蒋在世以前，军队是要保持的。‘台湾独立’、‘两个中国’，蒋介石是不会同意的。陈辞修一死，没有人能和蒋说上话。蒋也79岁了，余年不多，但是即使蒋死了，美国进来，台湾也不乏有民族气节的人起来，重整局面。总还有爱国人士起来，英雄是时势造成的。”

李宗仁说：“实现祖国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对，美国把台湾看成不沉的航空母舰，但台湾和航空母舰毕竟不一样。”

说到这儿，周恩来稍一停顿，强调说：“李先生对台湾问题可以不干预。”

这话过去曾由程思远转达过。李宗仁理解周恩来的用意，如果自己回国后出面来干预台湾问题，会使台湾问题复杂化。既然蒋介石不许搞“台湾独立”和“两个中国”，说明蒋尚有爱国之心，自己也可借以自慰了。于是，李宗仁说：“我是衷心地祈祷蒋介石活到百年。”

周恩来说：“你希望蒋活到百年，是出于爱国之心。但蒋是不会相信的，他以为你讲的这些话，是为了取得他的部下。”

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李宗仁，他一时默然无语。

说完蒋介石，周恩来又讲到去世不久的陈诚，说：“陈辞修是爱国的人，他坚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可惜他身体不好……他临终时有遗嘱，台湾当局在修改后发表，他夫人反对，说要么就不发表，要发表必须原文发表。”旋即说了一遍陈诚的遗嘱。

李宗仁说：“总理，这次回来，就再也不走了。宗仁愿将有生之年，报效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对反帝爱国事业有所贡献。”

周恩来含笑说道：“李先生说回来不再出去了，但是‘四大自由’还是要讲的。1963年11月，我曾请程思远先生转达了‘四可’的内容。现在，我们还要重申来去自由。来去自由，不单是你的问题，还有你太太的问题，你太太可以去香港。去年我曾向罗隆基、章伯钧宣布，你们现在想出去，我们欢送，在外边住不惯，还可以回来。”

李宗仁听周恩来讲到了他夫人郭德洁，马上反应说：“郭德洁要找个女同志把她好好训练训练。她出言无状，不知高低。对我多少年来，总是闹别扭，我说东，她说西；我说对，她偏说错。我干了大半辈子军队，总还算打过几个胜仗，她说，如果她指挥军队，仗比我打得漂亮……”

周恩来哈哈大笑起来，其他在场的人也禁不住笑着。周恩来边笑边说：“照你这样说，李夫人是个好内助嘛！”

其实，周恩来心里明白李宗仁为什么要这样说郭德洁。

那是6月27日， 李宗仁在瑞士时，中国驻瑞士参赞会晤李宗仁，谈话期间，郭德洁的态度显得傲慢，说了对宋庆龄不礼貌的话。李宗仁借此机会说郭德洁，显然是想圆这个场。

周恩来想到了这一层，接过话头说：“女士也有很杰出的，孙夫人就很了不起，她和中山先生生活过10年，中山先生死后，单独生活了40年，并且发展了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孙夫人的文章从来都是自己写的，用英文写那么好的文章，国内还找不到第二个。孙夫人的精神很好，政治上有见解，有骨气，有能力，真是国之瑰宝。”

李宗仁听周恩来这么一说，知道误会已经消除，便释然了。

7月20日上午， 周恩来同李宗仁夫妇等一起乘车到了上海虹桥机场。周恩来对李宗仁说：“我先飞20分钟，我在北京欢迎你们！”

11时，李宗仁偕夫人郭德洁飞抵北京。他走出机能，看到机场上彩旗猎猎，人群攒动，面对如此热烈的欢迎场面，百感交集，两行热乎乎的老泪忍不住夺眶而出。

他擦着泪水，走下舷梯。周恩来总理和北京市长彭真首先走上前去握手欢迎。接着还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陈叔通，国务院副总理贺龙、陈毅、罗瑞卿，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冰、高崇民、李四光、沈雁冰、许德珩，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傅作义、蔡廷锴，以及副总参谋长王新亭等陆海空三军将领。

欢迎的人群中，还有李宗仁所熟识的国民党进步人士和当年参加北平和谈的代表团成员：王昆仑、朱蕴山、卢汉、刘仲容、邵力子、刘斐、屈武……及他的旧部杜章明、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等，还有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共112人。

在人群中，他一眼就看到了40多年的桂系老友黄绍闳。他走到黄绍闳身前时，意外地喊出了声：“季宽兄……”激动之下，二人紧紧拥抱在一起。最早新桂系李、白、黄为首，共同统一了广西，以后黄曾投向蒋，而与李、白有合有分，但私人友情始终保持良好；最后，黄作为南京的和谈代表，力劝李宗仁在和平条款上签字，而李却错估形势，错失良机。在他与黄绍闳紧紧拥抱的瞬间，已经无声地表达了自己的惭愧和悔恨。

引人注目的还有李宗仁和爱新觉罗·博仪的见面。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和旧中国的最后一任代总统，在新中国的开国总理面前，富于戏剧性地握手了。周恩来看着溥仪对李宗仁说：“博仪先生新生了。你看他50多岁了，不像吧？”溥仪望着李宗仁说：“李先生，欢迎你回到我们祖国的怀抱里来。”

李宗仁又和溥仪紧紧地握了一次手。

在机场大厅的欢迎仪式上， 在一座毛泽东半身塑像前， 李宗仁郑重地宣读了《归国声明》：

……16年来，我以海外戴罪之身，感于我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之下，高举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坚决奋斗，使国家蒸蒸日上，并且在最近已经连续成功地爆炸了两颗原子弹。这都是我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凡是在海外的中国人，除少数顽固派外，都深深为此感到荣幸。我本人尤为兴奋，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欲对一切有关爱国反帝事业有所贡献。今后自誓有生之日，即是报效祖国之年，耿耿此心，天日可表……

当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欢迎李宗仁夫妇。此后，刘少奇、未德、邓小平等党政领导人和张治中、邵力子、黄绍闳等诸多熟人旧部，纷纷会见或宴请，目不暇接，使李宗仁感到从未有过的兴奋。

7月26日上午， 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在刘仲容的陪同下，正在北京东郊参观国棉二厂时，突然接到通知说，毛泽东主席正在中南海等待接见李宗仁。李宗仁到京后，一直盼望着与毛泽东见面，一接此消息，十分激动，立即前往。

车从新华门人中南海，毛泽东正在一个游泳池的休息室里等候着。李宗仁一行下车后，沿着游泳池往前走。毛泽东从休息室迎上来，握住李宗仁的手说：“你们回来了，很好，欢迎你们！”

毛泽东同程思远握手时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

程思远一时不知所措。

大家刚刚坐定，毛泽东就以浓重的湖南口音对李宗仁说：“嘿！嘿！德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见李宗仁愣了，接着说，“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叫我们做‘匪’，还叫祖国大陆做‘匪区’，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

程恩远连忙替李宗仁答道：“我们搭上这一条船，已登彼岸。”

“是的，登了彼岸。”在座的彭真跟着说。

毛泽东和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李宗仁对毛泽东说：“这一次回到祖国怀抱，受到政府和人民热情欢迎，首先应向主席表示由衷的感谢。几天来我们在北京地区参观访问，亲眼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果，感触颇深。我们为祖国的日益强大而感到十分高兴。”

毛泽东说：“祖国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要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接着李宗仁谈到海外的许多人都渴望回到祖国来。

毛泽东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

随后，毛泽东邀彭真、程思远、刘仲容等下水游泳。毛泽东时而仰泳，时而侧泳，从容不迫，随心所欲。程思远游到他身边时，他说：“你游得不错嘛！”

程思远说：“跟不上主席啊！”

移时，毛泽东上岸晒太阳，让程思远坐到他身边，问其在海外的情况。程思远说：“海外也有很多人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笑着问：“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饭吗？”

程思远茫然不知所对。

毛泽东徐徐说道：“靠总结经验。”

下午1时许， 李宗仁一行来到了毛泽东的丰泽园住所，彼此又谈了一会儿。李宗仁深以台湾问题久悬不决为虑。对此，毛泽东说：“李德邻先生，不要急，台湾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来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后来，毛泽东又问程恩远：“你的名字为什么叫程思远？”

程思远答道：“因为对自己的前程总应当想得远大一点，所以才回来跟毛主席、共产党。”

毛泽东点头，笑着，又问：“你有别字吗？”

“没有。”

“那好，”毛泽东马上说，“我来给你取个别字。中国古代的大散文家韩愈，字退之。现在我给你取个别字，叫近之。远近的近，之乎者也的之。之者，共产党也。近之，从今而后靠近中国共产党。你看如何？”

程思远立刻表示感谢，说：“这是主席给我最大的光荣。”

随后，毛泽东盛宴款待李宗仁一行。

此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就铺天盖地而来。

郭德洁1965年3月21日因乳腺癌去世。 死后不久即被某些人诬陷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高级战略特务”，其接头人是王光美，借此为打倒刘少奇夫妇和陷害周恩来制造舆论。

1965年8月， 黄绍闳因受迫害，自杀身亡。刘斐、陈此生、刘仲容、黄琪翔等李宗仁熟识的人均受到冲击。

周恩来忧心如焚， 急忙于8月30日夜里拟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里面包括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章士钊、张治中、邵力子、傅作义、程潜等，自然也包括了李宗仁。

国庆节，毛泽东邀请李宗仁上天安门，故意站在城楼中间热情地握着他的手，大声说：“请多保重身体，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

李宗仁得到特殊保护，自然感到莫大的安慰。但他对这场运动是无法理解的，尤其是看到连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贺龙、罗瑞卿等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都纷纷被打倒，更感到困惑不解。他对程思远说：“林彪和江青勾结在一起，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得出来，这断非国家之福！”

这年12月，当年桂系的二号人物白崇禧死在台北松山路寓所的地板上。尸体周身发绿，睡衣和床单都被撕得稀烂，表明他死前十分痛苦。而且，死因不明。

又过了两年， 李宗仁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1969年1月30日午夜，他因患直肠癌在北京病逝，享年78岁。

在弥留之际，他口授了一封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再次表示感谢之意。信中说：“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怀抱。”

却说“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共产党对台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遭到严重破坏，中国大陆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已经少得可怜，更狠难听到关于国共两党和谈或是和平统一祖国的口号了。这一状况直到70年代初期才出现新的转机，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中日关系的改善，这些重大事件使台湾当局的处境急转直下，其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形势对中国共产党十分有利，因此，毛泽东、周恩来又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973年5月中旬的一天， 一架中国民航的专机从北京飞来，破天荒地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那时候，在香港有台湾的班机通航，而中国民航尚未开航。这架中国民航专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架在香港降落的中国大陆飞机。这架中国政府派来的专机上搭乘的不是中共要员，而是前国共和谈中作为南京政府代表的章士创一家人。这件事本身，就成了一个向台湾发出的强大的和谈信号，顿时轰动丁香港。章士创虽称是来探亲——探望他在港的第三夫人殷德贞，但在他到达香港的头几天，港、澳的中英文报纸在以极大的篇幅报道他抵港消息的时候，无不进行种种猜测，大都认为章士钊此行带有同台湾和谈使命。

章士钊已经91岁高龄，他是在专门的医生护士及亲属陪同下，乘着轮椅被人抬下飞机舷梯的。中国古话说“九十不出门”，他以老病之躯赴港，当然绝非仅为探视小夫人而来，而是另有打算，报界的猜度并没有错，他确实肩负着促进国共和谈的使命。

章士钊字行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有影响的政治活动家和学者。他一生跨越了满清、民国与新中国三个历史时代，经历极为丰富，在思想、政治上走过曲折复杂的道路。他在武昌求学时，与黄兴同住一室，成为莫逆之交。他加入过蔡元培、章太炎的爱国学社，与邹容是同窗好友。他还策划过刺杀路经上海的广西巡抚王之春的行动，并为此坐过大牢。他曾经编译日本人宫崎寅藏所着介绍孙中山革命事迹的书《三十三年之梦》。在编译中，因一时笔误，将孙先生的真名“孙文”与假名“中山樵”的两个字连缀成文，写做“孙中山”。后来该书出版，这个名字也随着传开，久而久之，竟成了孙先生的正式名字。

章士钊经杨度介绍，在东京结识了孙中山，常在一起共议天下大事，颇为投机。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以为章士创必是该会的积极成员，不料他竞不愿人会。结义兄弟章太炎苦劝，他也不为所动。章太炎知道章士钊对同盟会员吴弱男女士甚为倾慕，乃生出一计，请吴弱男出面动员章士钊入会。不料久久没有结果，吴弱男却通过此番接触成了章士钊的情侣，后来二人在英国结了婚。孙中山后来谈及此事时，开玩笑说：“同盟会与章行严的关系，真乃‘赔了夫人又折兵’。”

章士钊赞成过资产阶级代议制，又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他接近过袁世凯，又参加了反袁、讨袁斗争。他投靠段祺瑞，推行复古倒退政策，但又设法营救过共产党领袖李大钊，还曾出庭为陈独秀辩护，数千言辩护词震惊法庭，并轰动一时，被上海的大学选为法学系教材。他当过北洋军阀政府的司法总长、教育总长，也当过新中国的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抗战期间，他坚持民族气节，面对威逼利诱，严词拒绝加入汪伪政府。他先是避难香港，而后来到重庆，在重庆结识殷德贞，是为他的第三位夫人。

章士钊作为学者，一生从事著述，有专着20余部、论文数百篇、诗词数千首传世，特别是对逻辑学和柳宗元文章的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晚年的力作《柳文指要》由于得到毛泽东的关照，得以在1971年出版。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周恩来曾将此书赠给尼克松一套，作为纪念。

以章士钊如此丰富而独特的资历，作为促进国共两党和谈的代表，是最合适不过了。

他在1949中的北平和谈中，已经当过南京政府的代表。谈判破裂后，他和其他代表一样，拒绝再回国民党阵营。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赴香港，继续为促进国共合作做了大量工作，可惜“文化大革命”中把它中断了。

这次章士钊年过90还不辞辛劳来港， 是想在中断了8年之后，在大陆与台湾之间架设起新的和平的桥梁。 他女儿章含之在谈起父亲最后的香港之行时， 曾说：“到了最终那几年，父亲常常谈到他见不到国共和谈、祖国统一是他一大遗憾。我感到他一生最后一个愿望是台湾的回归。”

章士钊身边的莫夫人于19了0年病故后， 他内心异常孤独，而他又是一个从不虚度岁月的人。于是，从1972年下半年开始，他多次向身边的人谈起去香港再为国家的统一大业尽他最后一份力的念头。 另外，殷夫人在香港，已阔别9年之久，自然也希望一晤。他要女儿向周恩来汇报。

章含之报告后，周恩来说：“与台湾方面的对话，行老去是再适合不过了。但是，行老已92高龄，恐怕身体己不允许作此长途旅行了。”

章含之向父亲转达后，此事一度作罢，章士钊也只是作为遗憾而谈起。

1973年春天，毛泽东在一次会见外宾后突然提到章士钊希望去香港促成国共和谈的事，并问章含之：“行老还有没有这个念头？”

章含之说：“有是有，老人常念四，不过总理和我都觉得他年龄太大了，恐怕去不了。”

毛泽东想了一下，说：“我们如果准备得好一点，是不是还可以去呢？譬如说派个专机送去？”

章含之转告了父亲，章士钊很高兴，说毛泽东懂得他的想法。于是，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章士钊启程赴港了。

正是：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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