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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当局内窜建立“根据地”的企图遭到惨重的失败后，仍不甘心失败。
蒋介石依恃台湾与美国签定的“防务协定”，企图改变战术与我抗衡。
既然“小的”行不通，那么干脆来“大的”，于是制订出了“以大吃小，速进速退”的战术。
所谓“以大吃小”，即动用几倍或数十倍优势兵力，在其海、空军的协同下，突然袭击我军防御力量薄弱的海岸突出部分或沿海岛屿，力争歼灭我军守岛小分队，一俟我军大部队赶往增援，便迅速撤离，这种“打了就跑”的战术，一直延用到第二年在进犯我东山岛遭到惨败后方才停止。
为了统一指挥浙东所有岛屿之敌，蒋介石于1951年9月17日亲自召见了反共老手胡宗南。
蒋介石破例为自己的下级倒了一杯茶，背着手在室内踱着步子，一言不发。
胡宗南猜不透蒋介石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药，试探地问：“委员长找我有……”。
蒋介石没有正面回答他，反问道：“寿山，你是一个爱说真话的人，这些年来，我被那些说假话的骗子坑害不浅，丢了江山社稷，困守这小小的台湾岛，现在，我很想听听真话，哪怕半句也行……”
胡宗南受宠若惊地从沙发上弹起来，“叭”地一个立正，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
蒋介石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说：“寿山，以你之见，这浙东诸岛还能否守住。”
胡宗南知道蒋介石素有爱听虚言的习惯，但他觉得现在站在自己面前的“总统”，似乎与以前的蒋介石不一样，于是他说：“委员长既然信得过我，那我只好直说了。以我之愚见，我军虽然退守台湾孤岛，但孤岛并不孤。”
“说下去。”蒋介石鼓励地说。
“说它不孤，根据有三点：第一，强大的联合国部队正在朝鲜战场上与共军决战，这是对委员长‘反攻大陆’方针的最大支援；第二，有美军的第7舰队帮助我们守卫台湾岛，再加上中美‘防务协定’，台湾就等于进了保险箱，万无一失了。这最后一点嘛……”
胡宗南突然收住话，用眼睛的余光瞟了蒋介石一眼。
“说吧，说吧。”蒋介石催促道。
“这最后一点嘛，是这样的，”胡宗南清了清嗓子说，“现在，浙东诸岛仍然为我军掌握，这些大大小小的岛屿，既是拱卫台湾本岛的门户，又是反攻大陆的前沿基地。有了这些岛屿，民国的失地就不愁夺不回来。只是……
只是目下守岛部队编制混乱，缺乏统一而正确的指挥，恐怕后果堪忧啊！“胡宗南说出这最后一句话，光秃的额头上冒出细细的汗珠。蒋介石要的正是胡宗南的这最后一句话。于是，他以不容商量的口吻命令道：“知我者东昌也。大敌当前，为了党国之大计，从今天起，我任命你为‘浙江人民反共游击队’总指挥兼省主席，钟常青少将作你的副手。以后，浙江诸岛的防务就由你全权负责了。“
胡宗南知道自己又上了蒋介石设下的圈套，但又不便于立即解脱，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了委任。
胡宗南是浙江镇海人。3岁时，随其父迁居浙江孝丰城西十里鹤鹿溪。
年轻时，当过小学教员。因好赌博，负债累累。后得在上海开毛竹行的孝丰同乡的资助，到广东投考黄埔军校，因为身材矮小，口试时被淘汰，经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凯特许参加考试，才得录取。从此成了“天子门生”——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
胡在黄埔第一期毕业后，参加北伐，在胡公冕部担任营长。1930年驻防开封时，曾和冷欣、萧洒、马志超、陈质平、王六木等人秘密组织“三民主义大侠团”，对政治抱有很大野心。
蒋介石用人唯亲，胡宗南是浙江人，又是“天子门生”黄埔第一期，以后又是黄埔系的秘密组织“复兴社”的领导骨干，“十三太保”之一。因而成了蒋介石亲信黄埔系中天字第一号的人物。
胡宗南带兵，很少打过好仗，而却官运亨通，先后从第1师师长爬上第1军军长；1937年升任第17军团军团长；后又升任34集团军总司令；抗战中期曾任驻西安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升任西安绥靖主任，统辖29、34、38三个集团军，直辖部队有第1军、16军、22军、27军、30军、36军、38军、40军、66军、90军，共40多个师，拥兵45万人。控制着陕、甘、宁、青各省的“国统区”，成为西北地区国民党最高统治者，被称为“西北王”。他以重兵布防数千里，把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包围封锁得密不透风。
当时胡宗南气焰十分嚣张，阿谀者为之造谣，说什么在洛阳掘出一方古碑，碑上刻有诗句“一轮古月照中华”，应在“胡”字上。胡宗南从此变得更为骄傲，野心也就更大。他在西安兼任中央军校第7分校主任，该校校址在王曲青龙岭，传说青龙岭是后汉光武帝刘秀兴隆发迹之地，胡宗南也想在这个地方“兴隆发迹”，故把青龙岭改名为“兴龙岭”；把青龙脚的皇甫村，改名为“黄埔村”；把终南山改为“宗南山”，梦寐以求继承蒋介石“黄埔起家”的衣钵。
陈诚、胡宗南、戴笠是蒋介石门下的“三鼎甲”。而陈诚、胡宗南、汤恩伯又分别统率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各四、五十万大军，是蒋介石的命根子。
胡宗南一心想继承蒋介石的衣钵，以实现其野心，因此秘密组织了一个以他本人为核心的“铁血救国团”。其中主要骨干有赵龙文（西安绥靖公署秘书长，陇南行署主任）、李铁军（29集团军总司令）、李文（34集团军总司令）、罗烈（8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参谋长、第1军军长）、袁朴（第16军军长）、罗泽阙（第37军军长）、盛文（第2军军长、8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参谋长）、李正先（第16军军长）、许良玉（第78师师长）、陈鞠旅（第94师师长）、钟松（第36师师长、36军军长）、李日基（第76军军长）、李振西（第38军军长）、王应尊（第28师师长）、廖昂（第76师师长）、何文鼎（第17师师长）、王微（8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机要室主任，与胡宗南为孝丰小同乡）、程开椿（补给司令）等人。
胡宗南以这个组织为核心，笼络收罗了一批人，给以高参、参议等名义为他效劳。又以“黄、浙、陆、一”为用人标准，即集团军总司令都是黄埔一期同学；军长都是黄埔一、二、三期或陆大将官班毕业生；师参谋主任以上都是陆大本科或陆大将官班毕业生；各军师司令部的幕僚长，大都是浙江人和第1师、第1军的老部下。
胡宗南用人，极善玩弄权术。1932年，胡宗南升任第1师师长。第1师独立旅团长周士冕，克扣军饷，盗卖军用物资，搞得官兵满肚怨气，人言啧啧。周士冕为了压制官兵，召集全团官兵训话，命令原地坐下，故意问营连长：“对团部的经理（指管理军需业务的人）有意见吗？”按国民党部队的传统习惯是不敢有人提什么意见的，但冷不防营长张新站起来回答：“有！”
周士冕立刻厉声责问：“有什么？”张新激于一时气愤，便大声回答：“团部克扣军饷，变卖士兵短裤。”周士冕怒火冲天，骂一声“混蛋！”张新也怒不可遏，举起拳头猛击他一拳，所有营连长都被吓得目瞪口呆，坐在地上的士兵却都站了起来，不由得喊“打得好！”“做得对！”周士冕见事不妙，盛怒之下，悻悻而去。
随即胡宗南把张新押解到安庆师部，单独禁闭在他住的司令部楼下，傍晚，师部中校参谋胡受谦拿着胡宗南的命令，来到禁闭室宣读：“张新在全团官兵集合之际，有意侮辱直属长官，蛮横不法，开国民革命军未有之先例，为了整饬纲纪，着即……。”读到这里，就没有读下去。张新着急地问：“着即什么？撤职？还是枪毙？“胡参谋还是呆着不说，最后说了一句：“反正你自己明白。”事后知道，下面四个字是：”着即枪决“，他没有念下去，就走了。
过了些日子，胡部开赴甘肃天水，张新被押解到武昌留守处，禁闭了40天，后便开释了。先置人于死地，后又加恩开释，都是胡宗南网罗死党的权术。开释后，他命张新押解辎重去天水。胡见到他，便以罕见的温和态度说：“有勇无谋，不成大器呀！”
胡宗南笼络部下，收买死党的手段，有时是很奇特的。在胡宗南的部队中，有徐保其人，是有名的赌棍，后在解放战争宝鸡战役中被击毙。徐当团长时，有一次他亲自到师部领了全团的军饷，一夜之间，输得精光，早晨陵陇亮时回到团部，军需主任前来请团长把钱交给他发饷，徐保说：“叫值日官把队伍集合起来，今天团长亲自发饷。”军需主任带了官兵名册，跟随团长准备去发的，一到集合场，徐保对全团官兵讲话，先说道：“这个月的饷，团长领来了！”士兵听到团长亲自发饷，喜形于色，徐保嬉皮笑脸地说下去：“它妈的，我们全团运气不好，昨天晚上团长统统把钱输光了。弟兄们，不要急，团长今晚再去把钱翻回来，明天全团发双饷，好不好？”全团官兵一下子被他搞得糊涂了，竟齐声答应“好！”就这样过了关。
事情很快被胡宗南知道了，胡立即把徐保找去，气呼呼地对徐说：“徐保，我问你一个问题。”徐保站着不敢作声。胡拍桌问道：“古来名将，谁是赌棍出身？你答复！”徐瞠目结舌，答不上来。胡哼了两声，就一脸怒气走出去了，直到天黑才回来，见徐保还是站立原地，丝毫未动，胡不觉暗喜，呵责道：“答不出吗？没有用的东西，去向经理处再领全团一个月的饷，下次不得胡来！”徐保这才笑嘻嘻地走了。可想而知，徐保对于胡宗南，能不五体投地？
在国民党内部，各派系集团之间明争斗门，是人所共知的。他们各怀鬼胎，遇有机会，立即短兵相接，互相拆台。1940年秋，正当抗日战争中期，胡宗南不谈抗日，专事反共，招兵买马，安坐大西北。当时胡宗南在西安王曲主办的中央军校第7分校，便是他培养反共下级军官的大本营，巧立名目，到处招收所谓“学生总队”、“入伍生团”，人数多达10000余人，大大超过了中央军校总校学员人数，胡宗南自认为“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其时，白崇禧是军训部长，有权管7分校。白崇禧突然带了一批考核官亲临西安，对7分校招考来的学员进行甄别。胡宗南一时手忙脚乱，一面亲自出马，为白崇禧接风洗尘，一面差人连夜组织人员，冒名顶替，巡回代考。白崇禧耍了一个花枪，规定所有学员，要对照片入考，这一下把胡宗南的部署打乱了。
胡宗南又派人到西安把各中学的学生拉来应试，想应付过关；白崇禧知道了又下令既考学科，又考术科。胡宗南没有预料到这一着，那些临时拉来的学生在操场上大出洋相，一不懂口令，二不懂步法，三不懂枪法，笑话百出。
白崇禧站在检阅台上，风言风语，挖苦这些学员“乱七（7分校）八糟，糊（胡）里糊（胡）涂！”甄别考试的结果，被淘汰了2000多人，白下令遣散。
这一来，白崇禧给胡宗南制造了一些麻烦，被淘汰的学员，集结游行示威。
游行队伍冲进了7分校校本部，捣毁了大礼堂，然后向西安进发，西安为之戒严。
最后，这批被淘汰的学员，仍由胡宗南全部收容，补发了7分校的毕业证书，由胡宗南一一分发安置在部队里工作，才算罢休。
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未尝直接参加对日抗战者，只胡宗南一人。
在抗战中，胡宗南的部队只打过两次仗：第一次是在1938年秋，那时候郑州吃紧，蒋特命胡宗南（时任第17军团长）派出最坚强的3个师，由李铁军指挥，防守郑州作战，只打了3天，损失重大，郑州宣告失守，不得不退到陕西去整训。
事后胡召集各级将领在王曲七分校举行检讨会，当李铁军报告作战经过后，胡就上台说：“国家养兵，伤财费时，可是我们只守郑州3天，便失败了，惭愧惭愧！”说完扬长而去。
胡宗南部第二次对日作战，那是1944年3月间爆发的“豫中战役”，是时他派出刘戡兵团，交给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指挥，在石陵南北集结，准备侧击渑池向洛阳及洛宁之敌。其后因郾师失守，刘戡腹背受敌，就逐渐南移，不战而退。其后他在韩城施家滩一带与敌周旋了三四个月，又撤回陕西整训去了。
在上述两次作战中，胡宗南均未参加指挥，他只拨出部队，交由别人调度。
此外他对“一。二八”抗战，卢沟桥事变，“八。一三”淞沪战役，以及武汉会战，均未参与其事。在八年抗战中，国民党高级将领像他这样置身事外，诚不多见。
抗战以前，在国民党统治下，形成了“地盘割据”的局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央系统下，又形成了“人事割据”的现象。当时在军事方面，分为何应钦、陈诚，胡宗南三个系统。这三大集团对于干部培养、任用和升降，各有一套特别的作法，宛如一个“独立王国”，互不相犯，而胡宗南的割据局面尤为严整，非何陈两系所能企及。当时胡宗南运用下列办法，来达到其“人事割据”的目的。
（一）设置机构胡宗南在西安附近王曲设立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自兼主任，所属各级则依其地位的高低，轮流派充主任、大队长、中队长等职，凡经过“七分校”熏陶后，就算受了他的洗礼了，可以变成他的嫡系干部，这是他造成个人系统的独特作法。
（二）支配人事胡宗南用了两个人，来支配全部人事调整工作：第一个是保定九期和陆大九期毕业的于达，此人替他专管将官人事，后来荐他到中央去，任铨叙厅长和国防部第一厅长，管理全国军队人事，给他以很大方便；此外他用黄埔二期毕业的林树人（浙江人）来替他拉人，以壮大自己声势。
在抗战期间，蒋往往把一些作过战的残破部队，交给胡宗南整训，他就利用这个时机，把大小干部一齐换光，而补派以自己的心腹，所以他自己的力量就一天天地强大起来。人们谈笑他是“补给司令”，因为经他整训的部队，一到前方又给敌人轻易地吃掉了，非“补给”而何？！
在胡宗南一生中，以进攻延安为他引为自豪的得意之作。1947年春，胡宗南奉蒋命令集中所部23万人进攻陕北延安，而解放军陕甘宁边区只有2万余人。所以他占领延安以后，就连电告捷，大大庆祝一番。但毛泽东主动放弃延安，系作战略上的撤退，后来他们以一小部兵力诱胡部主力进至安塞，而将主力埋伏在延安东北的青化砭地区，结果就在该处把胡宗南的李纪云旅全部歼灭。
人们无一不知胡宗南有“西北王”之称，他的兵力以陕西为核心，南至川北，西抵甘肃新疆，像一弧形地带包围着陕甘宁边区。可是这个“独立王国”，不多几时，便像海上浪花一样的永远消灭了。
首先是他奉蒋命派34集团军李文到北平协助傅作义作战，随后北平和平解决，李文集团也自动放下武器了。
继之，蒋介石下野，又于7月中由台北飞往广州，就商李宗仁部署西南军事，这时蒋密令胡宗南率领34个正规师和7个补训处的兵力全部共40万人，由陕南退入四川，企图固守云贵川三省。由于他的部队毫无战意，并且计划欠周，秩序不好，他们一路退，解放军一路在后面猛打穷追，因之损兵折将，溃乱不堪，到川西平原时已经所余无几了。最后，蒋看到大势不妙，就命令胡宗南集中残部两个军，交由罗烈指挥，在西康一带打游击战，可是这一点仅存的本钱，无需多少时候，也被消灭得干干净净了。
除了“人事割据”以外，在经济方面，胡宗南也有他自己的“独立王国”。
在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建立了师级“军需独立”的制度，但胡宗南并不依照中央办法，他把全部经费集中到自己手里，然后叫各级部队长按其兵额多少，照实领饷，不得浮报分文，这一笔剩余饷项的数目是很大的，悉由他饱入私囊，所以胡宗南有“第二中央”之称。
当胡宗南由西北撤退期间，他不断以飞机、卡车从西安运送大量黄金到重庆，一部经港运往台湾，另一部则运到香港存放，交由他的交际秘书徐先麟负责运用，徐后来在大道中开了一家进出口行，又为胡宗南赚进了一大笔钱。
徐先麟，湖北人，随胡服务多年，为胡最亲信的心腹干部，他生得一表人才，交际手腕也很来得，特别他的太太也很漂亮，有西安“第一美人”之称，随时出入胡氏私人寓所，不受任何限制，所以韵事频传，遐迩闻知，徐先麟所以得到胡宗南特别青垂，或与此不无关系。
当胡在西安时，为一方重镇所寄，通常大员过境，必作例行拜访，而胡先偕同徐先麟回拜，或徐先麟个人代表回拜。此外又令徐酒肉征逐，以示拉拢，因此胡氏友好以及胡军部下，无一不知有徐先麟其人。他得胡氏宠遇，一至于此。
徐先麟到香港后，等于胡宗南在香港的办事处长，举凡由大陆逃出来的胡部人员，通通由他负责接济，如罗烈、盛文，李文等当年到香港时，也都由他代表送钱，并作有关交通上的安排。1956年间，连徐本人也到台湾去了。
国民党逃出大陆以后，凡由大陆逃得香港来的军官，不是个个可以申请获准入台，更不是个个入台以后可能有工作岗位，但属于胡宗南的部将，则无一不能入台，并且在入台以后，人人都有适当的安置。现在胡宗南的部下都集中在台北延平路，一切待遇逾于常人。
当胡宗南任台中区防守司令时，钟松是他的副司令。后者亦黄埔一期毕业生，也是浙江人氏。当年曾在刘戡底下当师长，以作战失利被彭德怀俘虏，后者把他释放回去，并要他说服刘戡一同起义，刘一怒之下，就把他扣留了，并电胡应将钟松枪毙，可是胡却令刘把钟解到总部去处理。刘不禁对钟破口大骂道：“好在你是浙江人，不然我老早把你枪毙了。”胡偏私徇情，于此可见。
胡宗南年逾不惑尚未成婚，军中曾传他是阴阳人；又有人说，他所以迟婚，是因为迷恋他的寡嫂。他的嫡亲哥哥早死，遗孀生得很美，胡宗南遂把她移来上海，金屋藏娇，以前他每年都到上海和他嫂嫂盘桓一二个月，行踪诡秘，无人能知其沪寓住址。他所以迟迟结婚，不过系于寡嫂之情耳。
上述传言无从考证，但胡宗南当时“巧计拒婚”，确实是轰动一时的新闻。
抗战后期，胡宗南自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威势显赫。但四十未娶，一直是蒋介石的一件心事。蒋本想将孔家二小姐许给胡宗南，又考虑到此举关系重大，不便由最高统帅出面，万一失败，再也没有回旋余地了。于是便嘱意蒋夫人尽其所能，代为撮合。
此孔二小姐乃怪女子也。常低胸短裤，驰骋于重庆十字街头，粉腿外露，路人侧目。此人曾暗恋杨啸天的大公子，后者自德国留学归来后，与张文白的千金论嫁娶，订婚之日，双方贺客盈门，极一时之盛事。可是当天大公子忽然失踪，随且渺无踪影。后安然归来，才知道杨公子在孔二小姐手枪威胁下同行出走，并被软禁了好些日子。
胡宗南对于这位小姐的德行早已有耳闻，所以当蒋夫人提及婚事时，辄期期艾艾，不作任何表示。后来宋美龄等得不耐烦了，就索性把胡宗南从西安召回来，设宴为他们两人介绍，并强其结伴出游，以增进双方情感。胡宗南以夫人命不可违，紧张寻恩应付之方，沉思片刻，豁然开朗，不禁暗呼道：“有了有了！”随与开怀畅饮，尽欢而散。
第二天，胡宗南走访孔二小姐，倡议偕游南温泉，她闻言满怀高兴，盛装而出。不料胡当日驾来的乃是一部军用吉普，而他又开得很快，只见马路上风沙滚滚，迎面而来；车身上下震荡，平空跳起。小姐忙以双手紧握车沿，一路前仰后合，震得她头昏眼花，腰酸骨痛。小姐哪里遭过这份罪，很不好受。
到了途中，忽然吉普车“啪啪”两声响，原来是汽油用完了，而附近又无油站，胡宗南遂挽小姐下车，步行前进。时方盛暑，烈日当空，小姐穿高跟鞋，一步一蹶，香汗涔涔，气息喘喘，后来她实在走不动了，就在一间路旁饭馆坐下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们在这歇一下罢！”
胡宗南饥肠辘辘，不禁食欲大动，便劝小姐在那间饭馆共同进餐，小姐见到苍蝇朋飞，结集食物上面，恶心不已。而胡宗南则边食边赞，说：“此美味也，小姐幸勿错过，我们在行军时，有这样东西可吃，已属幸运。”事后，小姐知受胡宗南捉弄，曾在蒋夫人面前哭诉一场，而婚事也就如此告吹了。
胡宗南，阴阳人？迷恋寡妇？非也！只不过未遇意中之人！未多久，胡宗南光棍生涯便被叶霞娣打破了……
叶霞娣何许人？戴笠心上人？胡宗南的衷情人？
戴笠又名戴春风，字雨农，浙江江山县硖口镇保安村人，黄埔六期学员，蒋氏宠臣，是位享有中国特工王之称的大特务头子。
胡宗南结识戴笠始于杭州西湖的一次奇遇。当时正值炎夏酷暑，戴笠每隔一天，必要去完成一个“功课”，这就是到杭州西湖里洗澡，兼把自己身上唯一的一套夏衣脱下来在水里洗净，然后放到湖边的草地上晾晒。等衣服干了，他再上岸穿起来，去逛大街，串门子访朋友。他的一双白帆布鞋每次穿脏后，也是先在湖里洗一次，然后花上一个铜板，买点白粉涂抹上去，又像新的一样。虽如此，他却颇为得意地对朋友夸口：“我的衣服只有一套，鞋子只有一双，却比别人穿得干净。”
这一天，戴笠照例又去灵隐寺入口处附近的湖滨完成洗澡的“功课”。
阵风不时从湖面上吹过，戴笠怕晾在湖边的衣服被风刮跑，特地在上面压了几块小石子，又裸身退回湖中。当时湖滨游人尚少，戴笠又是利用中午天气炎热、游人不多的时机洗澡，可说是万无一失。偏巧这天来了一群小学生，从湖滨经过，其中有几个调皮的。竟将压在衣服上的石子捡起掷向湖中，眼看衣服被风吹起在草地上翻滚，戴笠不禁在湖里大声喊叫起来，可是身子却不能出水，极为狼狈。
这一窘况被学生队伍中一位带队的青年教师发觉，他重新捡起几块石子把衣服铺平压好，并与泡在水中急红了脸的戴笠相视一笑，飘然而去。戴笠见此情景，立即趁四周无人，从水中窜出，穿起衣服，尾随学生队伍到休息的地方，与那个青年教师攀谈起来。
通过交谈，戴笠方知那个青年教师名叫胡宗南，字寿山，是浙江孝丰县鹤落溪村人。1919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吴兴中学，毕业后受聘于孝丰县立高等小学任教。这天是带着班里的学生到杭州旅行游览的。胡宗南当时的境遇虽强于戴笠，但因其祖籍是浙江镇海人，属钱塘江以东的客籍过江人，在学校里受到本地员工的排挤，心情郁闷，有寄人篱下、怀才不遇之感，戴笠则本是落魄之人，两个人同病相邻，一见倾心，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从此，开始了胡戴长达25年的生死之交。戴一生中结交过许多权贵和朋友，但相交最深、保持时间最长的当数与胡宗南的交往。戴自己也承认，胡宗南是他平生唯一知己。
1929年春，戴笠为了结束“跑单帮”的特务生涯筹备了三极无线电学校，为自己培养可用之材。招来了不少在校学生和社会青年，叶霞娣就是其中的一个。
主考官戴笠目测时就把这个上海小姐瞄上了，见她年纪虽小，长得却很乖巧，身子虽瘦弱，姿色却不差；举止轻曼，稚嫩而可爱；口齿伶俐，说一口动听的上海话。她是一家纱厂的包身工，因不堪老板的苛刻、虐待和繁重的劳动，来这里碰运气，她读过几天女子中学，成绩也蛮好，只因父亲死后母亲改嫁，无依无靠停了学，进了厂……
戴笠相信自己的眼力，别看这小妞现在单薄瘦小，不久会出脱成一块好料，大有培养前途。她被录取了。
戴笠对叶霞娣特别好，常给叶霞娣一些特殊任务，能经常在自己跟前身后亲手调教培养，还给予一些特别照顾，让她感到温暖、亲切，把自己当作亲人。这是戴笠的感情投资，是他抛出的诱饵，让天真无邪的少女在不知不觉中上钩，成为盘中餐，心甘情愿地投入感情的罗网，成为囊中之物。
叶霞娣在戴笠的关照、优待下，渐渐长得苗务隽秀，婷婷窈窕成了无线电学校的校花，校内教职员工都知道她是戴笠内定的人，谁也不敢惹，爱而远之。背地里干脆称她为戴笠的“包身工”。一个初夏之夜，晚熟、天真可爱、老实单纯的叶霞娣真正成了戴笠的“包身工”，戴笠也终于有了一个自己占有的、满意的女人。
在无数个交欢之夜后的又一个夜里，叶霞娣拱在戴笠宽厚的怀里，嘤嘤地辍泣起来。戴笠莫名其妙，便捏着他常捏的脸蛋，轻声细语地问道：“小乖乖，你该高兴才是，哭什么鼻子呀？”
“你就娶了我吧。”叶霞娣抽泣着说，“好多同学和教官背地里尽说，我受不了。”
“让他们说去好了。我把你转移个地方不就行啦。”戴笠安慰她说：“娶，我是一定要娶你的，但现在还不行。”
“为什么不行？你说，说呀！”戴霞娣擦着戴笠的胸脯撒娇。
“全是为了你。”戴笠说，“你还太年轻，我要让你继续读书求知，进一步培养你。做我的太太，不能没有文化知识，不能不懂交际礼仪，不能不具风度气质。相信我的话，我是真的爱你，要娶你的。”
戴笠的确没骗叶霞娣，没几天，就把她送到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家中学习礼节和交际应酬，并公开跟她同居。后来送到杭州警校特训班培训，毕业后直接送到美国留学。3年后，叶霞娣喝了一肚皮洋墨水，镀了一身金，光彩夺目地回国。
戴笠不想把这位“洋”美人放在身边搅在特务堆中，便在金陵大学给叶霞娣谋得教授一职，昔日上海的“包身工”，一下跻身于高级知识分子的行列，成为南京名牌大学的女教授。叶霞娣以自己的聪颖才智、温文尔雅的品性和留学镀金修炼出来的超凡脱俗的风度与气质，使那些科班出身的堂堂正正的教授们逊色。
戴笠也志得意满。叶霞娣是他的杰作，是完完全全按他的意愿塑造的，因此，视其为掌上明珠，爱她为心头之肉，只要有机会，戴笠便去金陵大学与叶霞娣幽会，学校为叶霞娣配备的单门独院的僻静小楼，也为戴笠提供方便行事的场所。
经过大洋彼岸的阳光、海水沐浴，经过美国文明的陶冶的叶霞娣，由封闭型转为开放型，与其说去了不少土腥气，平增了许多洋味，不如说初在上海被动的羞羞答答的偷情，终于南京主动出击让戴招架不住跪地求饶。于是戴笠便有了东方女子不到西方泡一泡，只能算不完全的半个女人的感慨。也许叶霞娣美国“一泡”，才真正达到“性成熟”的完美阶段。
戴笠原指望，打发走南京鸡鹅巷窝里的发妻便与叶霞娣结为伉俪，建个美满的家庭，正儿八经地生男育女。他未曾料到的这一切都是在为他人作嫁衣裳，自己的可人儿日后变成了别人的如意夫人。
1946年初，胡宗南来到了南京。他是从西北来参加蒋介石主持的军事会议的。
会后，饱餐了西北高原风寒的胡宗南，决意在金陵逗留三两日，享享江南三月春色。戴笠得知，理当作东相陪，款待这位打由杭州结识的亲如兄弟手兄的高朋，便派车把胡宗南接到明孝陵。
胡宗南一下车，戴笠就几步跨过去与其拥抱，亲热个没完。过了好一会儿才携手沿陵道走去。不出几步，胡宗南突然停下，问戴笠道：
“雨农（戴笠字），今日游山就你我两个大男人？没人相伴？”
“寿山（胡宗南），你还不知道，我那位毛夫人是拿不出台面的嘛！”
戴笠摊摊手，做出无可奈何的模样回话说。
“雨农，别在我面前装穷叫苦。”胡宗南不依不饶，顶住戴笠的肋骨说，“能拿出台面的为何不拿出来，窝藏着干什么？”
“寿山是说……”
“我是说，该拿出来透透空气，照照阳光，别久藏不露，发了霉生了锈啊！
你看，这阳春三月的钟山多美，美中不足是缺个美人儿同游。雨农，你要是舍不得。我也就此止步。“
“那，我马上派车去接。”
“你应该亲自跑一趟才对。”
“遵敬不如从命，我听寿山兄的，雨农去也。”
戴笠坐车下山接叶霞娣去了。胡宗南信步在朱元璋墓地游玩。他心情很好，兴致很高。从黄埔毕业后，官运亨通，一步一个台阶，步步登高，前途无量。这次军事会议上，“委座”当着众将领夸奖了他，很得蒋介石器重。
他深知西北要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委座”把他摆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可见责任之重大，决心返西安后要大干一番，以证明他胡宗南可不是等闲之辈。
此时的胡宗南脱下让人生畏的戎装，换上一套毕挺的藏青色西装，着一双柔韧闪亮的尖头皮鞋，神清气爽，风度翩翩，像一位学者名士，显得格外高雅。胡宗南着意的一番修饰装扮，是别有用意的，俗语说醉翁之意不在酒，他逗留金陵游钟山，实意是为一个可人的佼佼美人。
在西安，胡宗南已闻戴笠独占二美，享不尽的艳美之福，羡慕已久，又听其一飘洋过海，留学美国，更是惊慕不已。后得知其业已回国，成为金陵大学教授，便已跃跃欲试，这次是有备而来。盘衡夺其所爱。
不远处传来两声清亮的车鸣，车门启处，一位可人儿便伫立眼前，藏青色的丝绒旗袍勾勒出苗条优美的身姿，云髻高挽，显得淡雅端庄。一付金丝边眼镜架在秀美、挺直的鼻梁上，映衬出秀丽的脸庞。梦里寻她千百度，得来全不费功夫，戴笠身边的这位女士不正是自己千思万想的梦中之人吗？
胡宗南挺挺身子，潇洒地迎上前去，刻意抹去军人脸色板滞的表情，显得温情脉脉。
一个文质彬彬具有十足学者风度的胡宗南出现在叶霞娣眼中，使她颇感意外，在她的想象中，胡宗南应是一个五大三粗的赳赳武士，眼前的他相去甚远，与其说令她颇感意外，不如说让她倾心爱慕。相形之下，戴笠的那张马脸便更加见绌了。
未等戴笠介绍，二人的手便握在一起了。
“不知我该怎么称呼为好？”
“就叫我霞娣好了。”
“霞娣，宗南见到你十分高兴。”
“我也是十分高兴。”
“我们一起走走好吗？”
“好的。”
叶霞娣挽起胡宗南的胳膊朝陵园深处走去。戴笠跟在后面，心情不得而知。
胡宗南游性很浓，叶霞娣兴致更高，只是戴笠怏怏的，一副舍命陪君子的模样。
钟山同游，胡、叶一见钟情，互相倾慕。在回程的车上，胡宗南开门见山向戴笠提出要纳娶叶霞娣为妻，戴碍于若干年的厚谊，不好回绝，推说只要叶霞娣点头即可。他希望叶霞娣感他情深恩重，加以拒绝。岂知在叶霞娣来看，胡宗南是个军人，前途无量，且风度翩翩，气度不凡；而戴笠的特务事业风险难测，加之貌不出众，与胡宗南比起来，不如万一。天平自然而然地倾向胡宗南。便点头应允，戴笠万没想到，叶霞娣会弃他而去，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就这样，钟山一日游，戴笠赔了“夫人”，叶霞娣南京易主。第三天，胡宗南便携了戴笠的馈赠，春风得意飞回西安。
1946年，蒋介石一手撕毁“双十协定”，发动了反人民内战。1947年3月，胡宗南纠集了20余万兵力，向陕甘宁解放区重点进攻。3月13日，胡宗南部署15个旅分兵两路，向延安进犯。
当时，曾领受过胡宗南“恩释”的张新是整编24旅旅长，胡以张旅为先锋，决定先进攻马栏囊形地带，缩短碉堡封锁线，向解放区进犯。一出封锁线，进入解放区，本来预料可能有一场大战，却没有料到部队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解放区军民早已坚壁清野，走得一干二净，到处一片寂静。军到马栏，扑了个空。
胡宗南电话里询问，张答：“部队已占领了马栏，一无所获。”心中极为惶惑。
胡宗南当时意图控制边区两翼，急速进犯延安，令张旅和48旅何奇部两个整编旅转攻陇东庆阳。进入庆阳，立足未定，胡又令急速进兵延安，千里跋涉，疲于奔命。退出庆阳，张旅和何旅兵分两路，相辅而行，当晚何旅宿营于赤城西华池。
到了半夜里，突然好似天崩地裂一般，中国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赤城，全歼了何奇的48旅。胡宗南进攻延安两个精锐旅，就被消灭了一个——何奇的48整编旅，剩下张新旅。胡宗南在电话上命张新旅火速驰援。张部已经急行军180里，半夜得到这命令，只得又急行军全力赴援，深夜仓促渡河，淹死160余人。部队未到赤城，又见何旅败兵抱头鼠窜，纷纷逃命而来。赶到赤城，解放军不见了，但却找到了何奇的尸体。胡宗南电话问：“救出何奇没有？”张答：“总算完成任务，赶到赤城，找到何奇，是死的，不是活的。”胡宗南硬着头皮说：“不要紧，不过是老虎头上拔了一根毛。”命张旅连夜火速进取延安。
这时，先锋变成了后队，先头部队，已经进入延安。
不多久，胡宗南部队占领了延安，受到国民党政府颁给的“河图勋章”，并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胡得意忘形，在西安和戴笠介绍的女特务叶霞娣结婚了。
胡宗南部队侵占延安不久，西北人民解放军以小部兵力，诱敌深入，把胡宗南5个旅吸住在安塞，而解放军主力集结在延安东北青化砭。当胡宗南部整编27师31旅向青化砭进犯时，西北人民解放军于3月25日，一举歼灭其旅部及一个团共3000余人，旅长李纪云被活捉。胡宗南的指挥部获悉解放军的主力在延安的东北地区，3月25日，胡的主力由安塞转头，东迸沿延榆公路，推进到清涧。
到清涧的部队有整编76师（师长廖昂）和整编24旅，两个司令部的前方人员（师旅部人员大部分留守在西安），24旅所属70团2个营（其中两个连已派往守护清涧至延安北段的运输线，另一个营驻在延长、延川），一个炮兵营、一个辎重营。旅属71团（团长方振东）已被刘戡拉去，72团（团长高宪岗）驻守瓦窑堡。孤军深入兵力分散，时刻处于被歼灭的威胁之中。
在清涧时，屡次接到胡宗南“死守”的电令。廖昂成天坐镇在城内十分坚固的窑洞中，用牌九卜卦，问吉凶祸福，廖打听到清涧城内有个黄翰林，家藏古书很多，就派人强索了一部分古籍，满载两卡车，派武装押运到西安；以后又转运到四川老家去了。
清涧是陕北的一个中等县城，约有人口2万左右，但此时的清涧，却是一个空城，街上什么东西都没有，连小菜也弄不到，只能靠西安运来的罐头食品和火腿佐餐。胡部在街上贴了一些胡宗南亲提的标语：“分来的田地继续有效”、“交易不征税”、“按户慰问”、“计口救济”，却没有看见老百姓回城；准备了几万块所谓“救济金”也无处可发。
清涧城防，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阵地坚固，粮弹充足，加上地形易守难攻，所以解放军反攻战斗开始前5天，虽然打得激烈，守军总以为可以坚守，所以，既不向胡宗南告急，也不讨救兵，只在电话上告诉胡宗南“万无一失”。但是隔了3天，前沿阵地一一失守，随即陷入四面楚歌。
两天后清涧就解放了。
4月14日，胡宗南部整编15师135旅由瓦窑堡向蟠龙南进中，全部4700余人被歼于瓦窑堡以南羊马河。135旅代旅长麦宗禹被俘。
胡宗南部以为解放军主力已转移到绥德地区，胡宗南又急忙集结了9个旅约5万人，由蟠龙青化砭向绥德挺进，5月2日占领绥德。解放军主力突然向驻在蟠龙的167旅旅部及一个团发动猛烈进攻，全歼该旅6700余人，生俘旅长李昆岗。
当胡宗南在绥德扑空，发现解放军主力袭击蟠龙补给站，5月5日，又放弃绥德，主力南援，回到蟠龙，却又受到解放军的伏击，损失惨重。胡宗南被解放军运用“蘑菇战术”牵着鼻子走，陷入陕北人民战争的汪洋中，疲于奔命，进退维谷，被动挨打。直到8月15日，整编29军军长刘戡，率领7个旅由延安再度进驻绥德，企图夹击西北人民解放军于绥德、米脂地区。当整编36师进驻米脂地区沙家店时，8月15日即全部被歼于沙家店，被击毙生俘6000余人。刘戡残部落荒南逃。西北人民解放军经过七战七捷，共歼胡宗南部3万余人。1948年4月22日延安解放了。
至此，胡宗南进犯延安重点进攻计划，也被彻底地粉碎了。
1949年5月20日，胡宗南的老巢西安解放。胡宗南和他的部队，西窜宝鸡，联合马鸿逵，企图反扑咸阳，被解放军迎头痛击，7月14日宝鸡解放了；胡宗南部逃窜汉中，人民解放军一野主力转向西北，与胡部对峙于秦岭。
为了争取胡宗南起义投诚，中共西北局拟了份文件，胡宗南的老上司胡公冕写了封信，交由被俘自新的张新带给胡宗南。
张新在陕南襄城被军统特务查获，囚解到汉中。胡宗南知道后，便在半夜里传张新到汉台问话。一见面，胡开口便问：“你回来了吗？”
张新开门见山地回答：“不是我要回来，是中共西北局派我来的。”
“派你来干什么？”
“你大概会知道的，我只要见到你面，就算完成了任务。”“为什么？
是谁派你来的？“
“是胡公冕先生要我专程赶来的，鞋底里有文件，有信，内容我不知道，请你拆开来看。”
胡宗南一愣，追问：“胡公冕在哪里？”
张新答：“我动身还在西安招待所。”
“胡公冕有什么话吗？”
“他只交代我，只要把信送到，见到你的面，就好了。”胡接过鞋子，走进卧室，随即又出来。
张新先开口说：“惭愧得很，清涧之役，我没有完成胡先生交给我的任务……“
胡宗南马上站了起来，摇头说：“不谈这些。”张新随即转了话题：“我是你的老部下，此番来看看老长官近况如何。说实话，我希望今后能够经常在一起。”
张新是话中有意，胡宗南强笑一下，又说：“你谈谈共产党的战略战术吧！”
两人畅谈了两个小时，胡宗南才让张新回去休息。隔了一天，还是后半夜，胡宗南第二次传见张新，地点仍在汉台。胡宗南客气地让张新坐，然后摸着张新的手和背，问他冷不冷，伙食好不好，睡眠好不好。
张新回答说：“谢谢胡先生对我的关心。”并且问了一句：“胡先生决心下了没有？”
胡宗南笑了笑，问：“八路军还在秦岭以北吗？彭德怀已去打兰州了吗？”
张新说：“是的，如果解放军跟踪南下，我们就不能再在汉中见面了。”
胡又问：“你不怕共产党整你吗？”
张新答：“既往不咎。”并且谈了一些共产党政策的实际体胡宗南故作镇静，爱听不听，忽而站起，忽而坐下，有时擦擦脸，有时哼哈几声。谈了两个钟头，仍然没有结论。事隔两天，胡宗南第三次传见张新，时间、地点和前二次相同。
胡宗南请他坐下，态度更加和蔼问：“彭德怀身体好吗？”
“彭老总很好，抗战时期你们不是谈过话吗？也算老朋友了吧！”
胡又问：“赵寿山在那边，可得意吗？”
“弃暗投明，人民总是欢迎的。”
“那边怎样称呼我的？”
“称你胡宗南。”
胡笑道：“不是叫我胡匪吗？”
“你站过来，那就称你胡将军了。不过也有人评论，称你是半个军阀。”
胡显露怒色：“我哪半个是军阀。”
张新说：“不要说你是军阀，连我也是小军阀。”
一番解释之后，胡感到有些新鲜。
胡宗南沉默了一会儿，问张新：“那边对文天祥这样的人，认为好不好？”
张新立即听出话中有因，便说：“文天祥，从历史上看，不向异族屈服，为民族尽节，当然是好的，所以人民尊他为民族英雄；但你我做的，尽是对不起人民的事，我们不可能变成文天祥。”
这一下可刺痛了胡宗南，他浓眉竖立，狠狠地盯了张新两眼，用郑重的语调问：“士为知己者死。你想到校长没有？”
说到这，胡一时感情冲动，躺倒在沙发上掩面而泣。
从此，胡宗南再未传见张新。他整天在屋里踱来踱去，夜间睡觉不脱衣，不脱鞋，也不盖被，日夜不安。
此时，蒋介石在重庆，征集了400辆汽车，接运胡宗南部队，胡宗南只调了一个军、二个团到了重庆。
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顾祝同仓皇向西逃至成都。胡宗南主力向西昌逃窜，蒋介石坚持胡宗南死守成都。争议未决，解放军已由贵阳经毕节、沪州、宜宾，挺进乐山、蒲江、邛崃，截断了胡宗南军队南窜的去路。
胡宗南部在成都附近的30万人，几乎全部被歼，仅留数千残部，逃到西昌。
胡宗南、罗烈、丁德隆、周士冕，由成都乘飞机仓皇逃往海南岛三亚机场。
蒋介石以其擅自撤逃，派顾祝同查办，顾碍于情面，劝胡飞回西昌，继续为蒋卖命，作最后的垂死挣扎。不久，胡宗南的残部在西昌最后被彻底消灭。
胡再逃海南转飞台湾。
1950年3月27日凌晨1点左右，在中国西南边陲小城西蛙，一架运输机在隆隆马达声中忽匆匆升向了黑沉沉的夜空，向南面的海南岛飞去。
这是国民党政府在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三年多的内战遭到彻底失败以后，最后一架逃离大陆的运输机。机上载着国民党政府最后一位逃离中国大陆的军政大员——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长官胡宗南上将，以及他的同僚与部属贺国光（西康省政府主席）、赵龙文（胡的秘书长）等人，总共不过十数人。
胡宗南被失败的阴云笼罩着，感到精疲力尽，心力交瘁。54岁的他仿佛一下子衰老了。看着迅速远去的西昌灯火，胡宗南痛苦地认识到，他惨淡经营20余年的庞大军事集团彻底覆灭了，他的“西北王”、“西南王”的美梦也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而完全破灭。
胡宗南所乘飞机于27日中午飞抵海口机场。这时的海南岛也已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了。
胡宗南在海南岛逗留了7天，于4月4日飞抵台南，仅住一宿，第二天即飞往台北。在这里，刚刚“复职”不久的“总统”蒋介石没有召见他；刚刚“就职”不久的“行政院长”陈诚也没有召见他。
早在3月27日，即胡宗南从西昌逃抵海南的那天，台北政府当局就明令撤消“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免去胡宗南“副长官代行长官职务”，调胡任“总统府”
战略顾问。这是个有名无实的虚职。同时，胡宗南在台南设立的“西南军政长官办事处”至此亦奉令办理结束，电台通讯人员改拨“联勤总部通讯署”接管。
其他官兵或他调或遣散。胡宗南这时真正成了一个“光杆司令”，没有兵马，没有部属，没有地盘，也没有权力。这是他自1924年春投军黄埔、1924年底从军校毕业带兵打仗以后，二十多年来第一次经历的狼狈、空虚、寂寞……
胡宗南在台北匆匆办完应办的例行公事后，即携夫人叶霞娣与刚呀呀学语的幼子，避往台湾岛最东部的花莲海滨。花莲是著名的风景区，背靠青绿的群山，面临辽阔的太平洋，海涛起伏，海风轻拂，远离市尘，环境清幽——胡宗南在这时十分需要这样一个地方，一来逃避以败将身份出现在台北公开场合的尴尬与羞愧，二来休整一下自己十分疲惫的身体，清理一下自己十分混乱濒于崩溃的头脑。
胡宗南虽远离了台北，但台北政府中有许多人却不愿放过他。
台湾政府当局从1950年开始，就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场“检举共谍”与“整肃失职高级军政官员”的运动，除在民间大肆抓捕嫌疑人员外，还将整肃的矛头指向一些军政大员：早在1949年春在大陆被捕的前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被送交军法审判；到台湾后担任副参谋总长要职的吴石与第四兵站总监陈宝全于1950年春以“通共罪”被捕押；在这同时，胡宗南的黄埔一期同学、担任过6兵团司令与福州绥署副主任的李延年与第73军军长李天霞，因失守平潭岛，被蒋介石以“擅自撤退，有亏职守”下令扣押，交付军法审判多次，行将判决……一时间，台湾岛上，杀气腾腾，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比之李延年、李天霞，胡宗南的“失职”行为更为严重。他丢掉了西北，又丢掉了西南，还丢掉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个军事集团，胡部数十万大军全军覆没，胡宗南几乎是只身逃离大陆。这不能不使蒋介石与国民党的当权派们震惊与恼恨。胡宗南本人不知，当他于1950年3月下旬在西南的最后一个落脚点西昌即将失守，他与几千残兵败将走投无路之时，在台湾的蒋介石因憎恨胡的战守无能、丧师失地以至全军覆没，竟下令坚决不准胡宗南回台。蒋要胡与西昌共存亡，或死或俘，听其自然。蒋介石对胡宗南二十余年的宠信早付之东流，一去不返。
蒋介石要严惩胡宗南。当此之时，胡宗南的好友、时任台湾“副参谋总长”的郭寄峤出来为胡说情，一再坚请，甚至向蒋介石直言说：“这一名大将给敌人做俘虏，既违反了战争利益，也违反指挥道德。”由于郭寄峤的坚持，蒋介石才默许派飞机到西昌接胡宗南。
胡宗南虽然逃回了台湾。但是，他在当时台湾当局掀起的“整肃”浪潮中，却不能安然无事了。
1950年5月11日，胡宗南躲到花莲海滨约一月余，他突然得到了一则信息：
台湾当局的最高监察机关——“监察院”中，有40多名监察委员联名对他提出了弹劾，语句激烈，声势吓人……
领衔对胡宗南提出弹劾案的，是72岁高龄的陕西省籍监察委员李梦彪。
李梦彪，字啸风，陕西洵阳人，生于1879年，清末贡生，后入陕西高等学堂，秘密参加同盟会。从高等学堂毕业后，他放弃赴日本留学的机会，远赴新疆，矢志营边，投效新疆将军长庚的部下，在山炮队当兵，后转往伊犁，曾写万言书，陈述经边要务，为长庚将军所赏识，被拔擢为参谋处谋略股委员。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李策动伊犁军民响应，建立革命政权。李在新成立的伊犁革命军中任军政司司长。不久，李回到陕西家乡，弃政从教，任新成立的三秦公学教员。
1913年6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李在陕西参加讨袁斗争，失败后出走日本，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返国后在上海、陕西从事反袁世凯的活动。1916年6月袁世凯帝制失败后病故，李梦彪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1917年3月曾任陕西省政务厅厅长，一度代理陕西省长职务。以后他久居西安，无意仕进。抗战前后，膺选陕西省参议员、副议长。
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宪政，李当选为中央“监察院”的监察委员。多年来，李梦彪以“革命先进”、“宿儒耆老”的资格，庄正自持，在陕西乃至国民党中央各界，颇负清望。胡宗南在西安坐镇主持军政十余年，对李梦彪也很尊重。
在陕西的地方上层人士中，除王宗山、刘梦材等外，李梦彪也一直是胡看重的人物之一。
据李梦彪对人言，早在1949年秋、冬间，当胡宗南率所部大军，因在陕西关中连战连败，形势危急，遂不战而放弃西安，退保汉中；未及三月，又由汉中向四川败退时，李梦彪也正以“监察委员”的身份，于1949年10月随李宗仁、阎锡山为首的“国民政府”，由广州逃抵重庆。李梦彪接触到好多位从陕西家乡逃出来的陕西地方人士与政府官员，得知了许多胡宗南部在陕北、关中与陕南作战、逃跑、弃守、失职的详情，听到许多对胡宗南的指责与谩骂，乃激于“义愤”和“职责所在”，即刻草拟了一份对胡宗南的弹劾书，准备提交刚迁至重庆的监察院院会。当时，有几位朋友劝他说，胡宗南正率领重兵入川作战，是当时国民党政权护卫四川乃至西南的最重要的军事力量，如于此时对胡提出弹劾案，恐对兵心士气发生不良影响。李梦彪几经考虑，深以为是，因而隐忍未发。
然而，未过两月，胡宗南部匆匆入川的20多万大军便在川西平原上陷入解放军的重围之中，几乎未经大的作战，胡部几个兵团便投降的投降，起义的起义，少数死硬到底的部队与解放军一接触便迅速瓦解，最后落得全军覆灭的下场。川康地区与整个大西南迅速失守，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最后一支部队、最后一块地盘，连同他们的最后一点希望，统统烟消云散了。
在惊慌失措中侥幸逃离大陆涌进台湾的西北、西南各省籍的国民党的一些军政大员与地方人士，以及“监察委员”们，都不约而同地将西北、西南丧师失地的罪责推到胡宗南身上。因为胡宗南手握重兵数十万，先主持西安军政，后又主持川康军政，却未能挽狂澜于既倒，尽守土之责。监察委员们对胡宗南尤深为不满与痛愤，酝酿弹劾之议又起。当此之时，李梦彪又一马当先，乃重拟弹劾书，准备提交监察院院会。监察院中其他委员一时闻风响应签署者共达50多人。
“监察院”是国民党政府五院之一，是最高的监察机关，有一定的权威性。
在当时从大陆逃至台湾的“监察委员”共有60多人。现在参加联署弹劾胡宗南的监察委员竟多达50余人，若不加以限制，则将来恐怕连审查案子的人都难找到。
于是，监察委员们经过协调，把已经在弹劾文中签署者劝退十几位，提案的人数共留46人，由李梦彪领衔提出。
李梦彪等46名“监察委员”对胡宗南的弹劾文，于1950年5月26日正式提交“监察院”院会。经院会推派委员刘永济等11人审查成立，旋即按法定程序，将此案送由“行政院”交“国防部”军法机关审理；同时移付“司法院公务员惩诫委员在这同时，李梦彪等人还将弹劾文油印了数十份，分别投寄到台湾与香港的各报刊杂志登载，广造舆论。一时间报刊喧腾，沸沸扬扬，颇为轰动。
一股压人的气势向胡宗南袭来。
这份弹劾文，案由为：“胡宗南丧师失地，贻误军国，依法提出弹劾，以肃纪纲，而振军威。”全文洋洋数千言，引证详尽，议论警辟铿锵有力。
据识者言，这是历年来“监察院”弹劾案中难得一见的好文章，也是自1948年“行宪”以来签署监察委员人数最多的两弹劾案之一。另一案是在此案稍前提出的弹劾赴美不肯回台的“代总统”李宗仁。因而弹劾胡宗南文一经公开刊载，人们争相传诵，再加上当时台湾岛上人心惶惶，此案因而得到朝野的广泛关注。
弹劾文首先对台湾当局在整肃失职军政大员中，空言“切实查照办理，以振纪纲，而挽颓风”表示不满，说：“乃观其措施，除将李延年交付军法外，而对于受任最重、统军最多、莅事最久，措置乖方、贻误军国最巨之胡宗南，一无处分，殊深诧异。”
接着，弹劾文列举了胡宗南自1932年底率部进驻陕甘以来所享有的日益增大的权力与种种优厚的待遇：查胡宗南以师长进驻陕甘，洊至专阃，地位不为不高；畀以防共戡乱保卫西北之事权，责任不为不重；军政大权，一手操持，大小军官，由其委任，倚畀不为不专；关中控制延绥，绾毂陇蜀，俯视中原，有若建瓴，形势不为不要；平时养兵四十五万，部队不为不多；新式武装当全国三分之一（各仓库所储其数尤多），配备不为不精；国家所给饷项，未欠丝毫，地方供应粮秣，十足输纳，加之临时征而又征，借而又借，军需不为不裕……用民不为不劳；自驻军西北，以至放弃，将近二十年，莅事不为不久。夫胡宗南受如此之重任，据如此之形势，有如此之兵力，苟能措置有方，保此雄藩，岂惟作西北之长城，抑且为国家之柱石。
弹劾文然后笔锋一转，揭露了胡宗南自1949年以来在西北、西南连连战败、丧师失地的种种败迹：从1949年5月18日不战而弃西安；到不愿配合青宁甘马家军反攻咸阳，而使关中尽失；再到不救兰州，丢陕南，逃四川，成都被围，全军覆没，西昌挣扎，只落得只身逃台……文中责问：国家岁靡巨饷，为胡宗南所养之数十万大军，今皆何在？所畀予之重地，节节放弃，以至于寸土无存，丧师失地，事实昭然，全国之人，共见共闻，何庸更问其他。
弹劾文最后指出：窃以为胡宗南者，自上尉连长，不三数年洊升少将师长，又不数年位至兼圻，军政大权，操于其手者十余年之久，受国家特殊之优遇，居军事特殊之地位，自当不同于凡众。失败之后，无待人言，应向政府自请议处…
…乃竟不闻其有此也。……胡宗南应负重大之罪责，已定于弃成都、飞三亚之前；重以在西昌之措施，适足以促西昌之速亡。事实俱在，焉能为讳。……除丑类而奠神州，奈何使纪纲不立？为国家前途计，理合依法，提出弹劾……
1950年5月11日，胡宗南在花莲海滨得知自己遭弹劾的信息。在当时台湾岛一片“整肃”声中，他感到此事非同小可，立即由花莲赶回台北。
当时胡宗南在台北还没有自己的寓所。他到台北后暂时借住在锦州街汤恩伯的家中。
胡宗南认真阅读了李梦彪等人提出的对他的弹劾文。他感到沉重，感到恐惧，又感到委屈，心潮起伏难以平静……
平心而论，弹劾文所说的胡宗南升迁之迅速与失败之惨痛，都属事实。
追究国民党军在西北、西南的最终失败，作为战区司令长官的胡宗南自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监察委员”们对其弹劾与要求惩处也是理所当然。
胡宗南出身黄埔军校，实际只受初等军事教育约6个月。以后他一直带兵打仗，既缺乏高等军事学识与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更没有担任方面军统帅的胆识与军事才能。再加上他性格粗疏、好大喜功、浮躁浅薄等致命弱点，使他在与解放军的数年作战中，出现了许多严重的指挥失误与用人不当，造成了多次战役的失败。对胡宗南的才能，中共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早就作过评价：志大才疏。国民党内的一些有识之士，如笔名为“马五先生”的雷啸岑，也曾对胡作过较为中肯的评价：“胡之为人，悃幅无华，忠于职守，对人亦无强悍骄倨之态。惟才识平凡，缺乏干略，以之为奉命行事的偏稗之将则可，赋以冲繁辟难、遣犬投艰的方面大员之任，则绠短汲深，踬蹶可俟，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实际上，胡宗南在西北与西南的失败，主要的不应是他个人的责任，而是国民党整个党政军的责任与失败。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与党政军队伍全面反动与迅速腐化的形势下，面对着生机勃勃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超而又强劲的打击，国民党对中国二十多年的统治如冰山崩塌，作为一个地区一个方面指挥官的胡宗南，他的最终失败自然是无可避免的。
至于说胡宗南不忠于蒋介石，那更是冤枉了他。胡受蒋介石的赏识与破格提拔，一直感激涕零。胡又深受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影响，对蒋介石可谓是“愚忠”
到底，几十年来奔走于蒋介石的鞍前马后，竭忠竭智竭力，作出了许多牺牲。
他在川康的最后惨败，不是由于他不忠于蒋介石，而是由于他太迷信太服从蒋介石了，连封建社会里“将在外而君命有所不受”的信条他也不敢实行，事事、时时、处处都要请示与服从千里万里以外的蒋介石，屈服于蒋介石的不切实际的“川西决战”计划，以至于连失战机，使所部20万大军在川西既不能死守成都，又不能及早转移，终于陷入重围，全面失败。因此胡宗南部的失败责任，首先是蒋介石，其次才是胡宗南承担。要追究责任，首先应追究蒋介石。
但是，在专制政治的条件下，从来是只有臣错而没有君错的。蒋介石在逃抵台湾后不久，在1950年3月1日，便宣布复“总统”职，统揽台湾党政军大权；在这同时，为了稳定住台湾局势，也为了推卸责任，执法立威，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场“肃清共谍”与严励惩处“失职高级官员”的运动。1950年6月，台湾当局连连宣判对高级将领的严励惩处：6月9日，副参谋总长吴石与第4兵站总监陈宝全以“通共罪”被枪毙；6月14日，第6兵团司令官李延年与第73军军长李天霞被控在平潭战役不力，各被处以有期徒刑12年与8年；6月16日，原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又因“通共罪”被处决胡宗南遭到“监察院”的弹劾，不言而喻，在当时是有着很大的风险与压力的。而且，“胡案”循例由“监察院”转送“行政院”，发交“国防部军法处”审办。当时的新任“行政院长”是陈诚，“国防部”因部长俞大维未到任，实际也由陈诚主持。过去胡宗南因军队派系与权利之争，一直与陈诚不和。现在陈诚大权在握，胡却元职无权遭弹劾待审，胡会不会遭到陈的报复呢？
台湾朝野上下也都关注着“弹胡案”的进展与结果：胡宗南会不会成为“李延年第二”呢？
对胡宗南的弹劾案传开后，台湾各界议论不一，有赞成者，也有反对者，还有更多的默然静观者。这是中国政坛官场多年一贯的老例。而弹劾的最终能否成功，在专制政治的条件下，关键是最高独裁者的态度。
但蒋介石一开始是不便于立即表态的。“弹胡案”也必须经过例行的法定程序，哪怕它是一种虚假的装饰。
胡宗南由于他的身份与性格，面对弹劾案，也强作镇静，摆出一副高姿态。
当他的好友与部属提出招待记者、制造反击舆论或联名上书蒋介石“辨明是非”时，胡却表示不赞同。他说：“事实真相总有大白的一天，不用我去答辩。目下，我们不必和人家争论长短，打笔墨官司。我只求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对任何毁谤或责难，我既不生气，也不介怀。”胡宗南在那些日子里，在台北确也深居简出，未尝公开出面活动或辩解。识者谓之保持了应有的“大将风度”。
这段期间，有位姓卜的记者与胡宗南两次会谈后，如此透露胡当时心境：在一座教堂背后，车子刚停在一座洋房前，大门便打开了，这是汤恩伯的台北寓所，汤那时正住在远离台北叫做莺歌的一个乡下，这房子便借给胡用了。我走进会客室，没有坐定，胡非常亲切地把我和另两位陪客邀进餐厅。
灯光不太亮，但餐厅有十张宴席桌大，蓝布窗帘拉得紧紧的。胡有一张红得发光的胖脸，厚实，浓眉而两角上翘，发不茂密，一个属于短小的身躯。白衬衫，下面是一条军服裤子。
“我不喝酒的，今天也敬先生一杯！”说着衬衫袖子卷着的粗胳膊向后一倾，他的肥手中的玻璃杯已一饮而空了。
酒是白兰地，菜很简单。谈话的主题，集中在他的挥军从西安到成都，双流撒退，以及功罪问题。
他承认从大陆上撤退是一种失败，各方缺少配合也是造成这种失败重要原因之一，但他自信对中共作战有权宝贵的经验，还是有把握的。他很激动的眼眶中闪着泪光，说：“我当然要负责，失地战败，一个军人只有以死谢国，我决心不出来了。
我的部下，我的参谋长对我说：即使你死了，对国家有什么益处，这是最愚蠢的行动，使敌人哈哈笑的行动；留得有用之身，再谋报效国家，以赎前愆，这是最正确也是最贤明的一条路。我来负责，代替你在这里收残部，徐图再起，你可放心罢！他们甚至用自杀来劝我上飞机。我仔细寻思，他们的话很有道理，我悲怆地离开了他们。“
他抢着要替一个客人盛饭，客人固辞着，侍役走来接过碗去。
“一个当事人，是不应该考虑到功罪问题的，这个问题该留给同时代的人议论，留给历史家去做定评。当事人不只问他能不能作最善的努力？有没有作最善的努力！”
他的眉毛攒挤在一起，显示出他的倔强而睥睨一切的性格。
“历史上的功罪，往往也不尽可靠，今天我们不是还读到许多翻案文章吗？了解那个时代背景，客观环境，才足以臧否人物，衡断是非。不过近代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真实的报道，可以直接诉诸于大众，功罪不难有一个准绳，较诸过去之寻求信史方便而又翔实得多。“
这次餐叙，胡的目的很简单：使人明白他转战千里而又不得不只身出走的原委，一也；听听人们的意见（对各方面的），二也；他无需人替他的行径来一篇辩白，因为他无论如何固执地相信一般舆论不会影响他的未来，更不致伤害到他。
胡宗南说得冠冕堂皇，事实却不尽然如此。胡本人虽未公开出面活动与辩解，胡的许多友好僚属却为之分头奔走。他们的第一种方法就是想釜底抽薪，劝促李梦彪等人撤销原案。当时刚从大陆逃来台湾的“监察院”，条件简陋，在台北博爱路植物园附近，借了某机关一幢平房，暂供部分监委住宿。
72岁的李梦彪与他的儿子分住其中的两间小屋，一向门庭冷落。可是自弹胡案一出，李梦彪的住宅顿时热闹起来。胡宗南的友好僚属通过各种办法，请动一些与李梦彪能扯上关系的大小人物，都来李处奔走说项。但李梦彪不为所动，且不胜烦，就写了一张纸条，贴在进门的墙上，上书：“贵客光临，如有为胡宗南作说客者，请缄尊口，以免鄙人开罪。”这样一来，胡宗南那些友人僚属想釜底抽薪、撤销原案的路子便没有走通。
于是，胡宗南的友人与僚属便走第二条路子。他们企图以民意代表对民意代表，发动“国大代表”与“立法委员”，联名上书“总统”蒋介石与“行政院长”陈诚，为胡宗南申辩洗刷开脱，以抵销监察院的弹劾效力。经过一番活动，他们没有能说动“国大代表‘’，却说动了一些”立法委员“。结果，在1950年5月底6月初，由一位颇有声誉的上海滩上著名的律师江一平领衔，声称有张鸿烈、刘暨、许绍棣、旺楚克、白如初等108位”立法委员“署名，联合上书蒋介石与陈诚，反驳李梦彪等弹劾文中对胡宗南的指责，为胡宗南申辩，为胡宗南评功摆好。
江一平，系浙江余杭县人，胡宗南的同乡，早年先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东吴大学求学，毕业后长期在上海执行律师职务。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他曾为被捕爱国学生辩护，赢得声誉。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江成为中国法学界的著名人士，除执行律师职务外，还任各大学法律系教授。抗战期间任国民参政会参议员，1948年又当选为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1949年初他曾被指定任冈村宁次的辩护律师，不久去台湾。江一平既有“社会声望”，又懂得法律，能言善辩，由他领衔上书，确是恰当的人选。
江一平等人的联合陈情书，针对李梦彪弹劾文中对胡宗南的种种指责，备言胡宗南一生革命、苦心孤诣、“忠党忠国”、“拥护领袖”等功劳，尤其重点列数了胡宗南在1949年5月弃守西安后转战陕南、撤军川康的艰难与业绩：胡氏以孤军四应，转战数省，仍遵命令，扼守陕南。原拟加以整编，即顺江南下，直捣武汉荆宜，予匪以心脏打击；使此策果行，则胜败之数，仍未可知。乃因华中弃守，匪氛四溢，川湘各省，迭失名城，川滇将领，复多携贰，彼时钧座亲莅成渝，力谋挽救，政府遂有调胡部援川之令。胡师忠国忠党，是其天性，拥护领袖，尤出至诚，此时遂不得不移江汉之师，赶成渝之急……凛凛大义，甘蹈危机。律以郭汾阳浑瑊之尊重朝廷，岳忠武吴玠之倡导忠义，其心其志，未可以成败之迹论之。……
陈情书为胡宗南鸣冤叫屈：……其间失地丧师，叛国降匪者，何可胜数？在全国鼎沸之日，大陆糜烂之中，独以数千里赴援之胡宗南部，则责以制胜出奇，全师保地，揆之情势，宁有可能？……
陈情书最后要求台湾当局：为国家爱惜人才，为将士树立风气，如胡宗南者，实宜仰荷体察，力于培成，免其议处，并畀以新命，责这是一篇妙文。它妙就妙在将胡宗南这个败军之将，美化成一员忠勇奋发、功勋卓著的有功之臣。它对胡宗南在近一年间，从西安败退汉中，从汉中败退四川，从四川又败退西昌，最后只身狼狈逃回台湾的历史，作了概括的叙述，其中，战功是虚假的，甚至是捏造的，而将胡宗南比之郭子仪、岳飞等历史名人，更是不伦不类；但所说胡宗南对蒋介石的忠心，在失败形势下的拼命挣扎与不可避免的最终失败，倒是真实的。
据说，江一平等人的这篇陈情书，出自胡宗南的密友与部属赵龙文的手笔。
撇开内容不议，仅从文字角度看，却也写得生动有力，因而在台湾也传诵一时。
但不久人们就发现，这篇江一平领衔的陈情书，声称有108位“立法委员“联署，声势超过了李梦彪弹劾文署名的46人。可是在报刊上登出来的名字却只有37位。接着就有列名其中的彭善承、莫萱元、骆启运、赵公鲁、龚舜恒、徐君佩、李天民、白如初等8位”立法委员“投书报刊，公开声明，否认列名。
据说尚有碍于情面，不便公开发表者。
江一平等人为胡宗南辩护的陈情书在台湾报刊上公开发表后，随即引起李梦彪与江一平的一番公开论战。双方舌枪唇剑，各擅胜场。最后李梦彪撰文讥讽江一平说：“我根据法律立言，江先主不以法律答复……为爱护江先生起见，不愿闻人呼江先生为海派律师也。”寥寥数语，颇形挖苦，并触摸到了江一平的痛处。江一平无语以对，戛然而止，论战遂告结束。
在江一平与李梦彪论战期间，胡宗南本人也在旧日僚属盛文、罗絮人等的参助下，草拟了一篇详细的自辩书，于1950年8月16日提交台湾“国防部”。
台湾“国防部军法处”自1950年6月开始，对弹胡案进行司法询查。他们传讯了在台的胡宗南旧部的有关人员以及陕西、甘肃、四川逃来台湾的一些官吏士绅，对有关事项进行核实对证与分析。这些被询查人员出于各种原因，多提供了有利于胡宗南的证词。
但决定弹胡案最后结果的关键，是蒋介石的态度。在弹胡案发生后，蒋介石一方面气愤，憎恨胡宗南的丧师失地有辱所命，但同时又感到胡宗南跟随自己20余年，无比的忠顺，征战西北，苦多于甜……现在台湾正是多事之时，像胡宗南这样兵败逃台的将领不在少数，对他们需安抚才能安定军心，稳定局面。经权衡利弊，蒋介石最后决定放胡宗南过关。不久“国防部军法处”就弹胡案作出判决，宣布“李梦彪弹劾胡宗南各项，均与事实相反，不能成立，认定胡”自无若何刑责，足资论究。……应予不付军法会审。“
在这同时，“司法院公务员惩诫委员会”也申复：认为胡宗南从西安撤至四川，再撤至西昌，“历经战斗，并未处置乖方，应免议处。”
轰动一时的弹胡案乃告落幕。
胡宗南以败军之将，不但逃过了一场政治风波，不久还得到蒋介石的再一次重用。
1951年9月18日，即蒋介石召见后的第二天，胡宗南便奉蒋委员长的旨意，把浙江沿海诸岛的杂牌军纳入突击大队和一个海上游击纵队，并从台湾先后增调四个军官战斗团和几艘军舰。总兵力达12000多人。
为了给浙江沿海诸岛守军打气，胡宗南亲自拟发了一份电各驻岛国军同仁：
悉共军近日有攻打我浙江沿海诸岛之意图，望众官兵齐心协力，同守自己之世界。
为党国效劳。坚守者，将大赏。
胡宗南9月19日胡宗南不愧为是一名反共的老手，上任伊始，他与副官钟常青亲临浙江沿海诸岛巡视，犒劳守岛官兵。有的士兵手捧着胡宗南从蒋介石那里“特批”的大洋，感激涕零地喊：“胡主席万岁！”
胡宗南听了，心里比吃蜜还甜。
1952年春天，大陆上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部队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编。蒋介石认为共产党被政治问题搞得晕头转向，自顾不暇，正是“光复大陆”的难得良机，于是秘密电告“胡主席”：抓住战机，寻隙出击，严惩共军，为党国效力。
蒋中正3月20日胡宗南得到蒋委员长的如此器重，不觉精神大振，连夜召开了守岛敌军头目会议，部署秘密的“袭共”计划。3月28日，黑沉沉的夜幕把大海遮盖得严严实实，天上下着毛毛细雨，这正是隐蔽出击的好时机。胡宗南命令吕谓洋、王枢两位上校指挥官，率领1000多名“反共救国军”，在夜幕的掩护下分乘23艘机帆船、9艘海军舰艇，向我海门镇东北岸10余里的白沙山岛守军发起突然袭击。
我守军警卫连3排哨兵吕洪书听到头门山方向有马达声，迅速向值班排长徐忠报告。徐忠听到敌情报告后，立即命令7班加强巡逻，9班进入阵地，同时，立即向连长顾展宏请示处置。此时，大海正在涨潮，敌海军舰船趁涨潮之机向我阵地疯狂地开火射击，顿时，白沙山岛上火光四起，土石飞迸。
在密集的火力掩护下，敌人像一群发了疯的野兽，声嘶力竭地叫喊声，从一艘艘舰船上涌下来，纷纷登上岛岸，向我守岛部队开枪射击。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7班大部伤亡，其中一个江苏籍的战士身上中了30多发子弹。排长徐忠在与敌人抵近射击中，一连打死3个敌人后，头部中弹壮烈牺牲。
登陆之敌见我防御阵地失去抵抗能力，又集中兵力向纵深攻击。连长顾展宏立即命令2排投入战斗，激战半个小时，渐渐感到力量不支，退到147.5高地，依托有势地形进行顽强抗击。
战斗打响后不久，我62师师长孙云汉得知敌人登陆白沙山，迅速命令就近的该师海防大队长齐德胜和陈超政委派部队火速支持；同时疾速通报给驻海门的华东军区海军炮艇大队长陈雪江和台州军分区机帆船大队长戴玉生，让他们派舰船支援白沙山战斗。
陈雪江和戴玉生接到命令后，分别率领各自的舰、船大队全速向白沙山海面疾驶而去。但由于气象恶劣，能见度极低，双双迷失了方向，急得两位指挥员双眼直冒火星。
战斗一直打到天亮。停泊在白沙岛附近海面上的敌军舰船，将几十门火炮同时对准我125高地，进行反复轰炸。登陆的敌人依恃着炮火的支援，向我坚守的高地发起轮番冲击。这时，我前来支援的陆军先头部队因受到敌炮火的拦阻，一时难以发挥作用。
战斗打到29日8时30分，我186团2营从上盘涉水上岛增援。我海军炮舰第二次赶来白沙山海面，与敌舰船展开了激烈的炮战。敌指挥员吕谓洋、王枢见我炮艇火力猛烈，2艘机帆船被我炮艇当场击沉，深感两面受到夹击，形势不妙，他一面指挥着敌军对我炮艇进行抵抗，一面命令登陆部队撤逃。
撤逃中，我海军炮艇以火力进行追击，敌1艘机帆船中弹起火，炮艇又向其连开数炮，终于将其击沉。这次战斗，进犯的国民党军在损失200余人后逃走。
但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1952年6月10日，胡宗南又亲率1200余人进犯浙江温岭县的黄焦岛，守岛解放军1个连，扼守要点，激战18小时，后又在增援部队的配合下，将未及上船逃跑的国民党军全部歼灭。此次战斗，我军伤亡46人，歼灭胡宗南部310人。
1952年10月19日，我人民解放军主动出击，以1个加强步兵营和1个炮兵营的兵力经4个小时的航渡，登上国民党军袭占的南澎岛，6个小时的激战后，全歼岛上敌军118人，击毙其少将指挥官，收复南澎岛。
1952年12月14日，1000多国民党军袭击福建漳浦县的六鳌半岛，其时在六鳌镇的解放军只有1个边防排，他们英勇抗击了十几倍于己的国民党军的袭击，歼灭其100余人，并配合援军进行追击，打得来犯者仓皇逃窜。
但是，国民党军这种“以大吃小”的突然袭击，也曾有几次得手。他们在1952年先后袭击福建莆田县湄洲岛、南日岛和浙江平阳县乌岩、雾城时，都使解放军的驻守部队和当地人民群众遭受一定损失，其中尤以窜犯南日岛最为著名。
1952年10月11日，驻金门岛的国民党军第14师和75师各两个团及海匪突击大队，共9000人，分乘舰艇、机帆船，在8架飞机掩护下，第三次窜犯南日岛。
南日岛是福建省东部莆田县的一个较大的岛，东西长约14公里，两端最宽处在7公里左右，中间最窄处只有700米。南日岛东部起伏较大，有大乔山和九重山、笔架山、猪母山，海拔都在130米以上，山势陡峭，地形险要，易守难攻。
岛西部则是平缓的山丘、土坡，平均海拔40多米，最高处的山边村后山才80多米。
南日岛面积约80平方公里，有60多个村庄，万余居民。
南日岛为莆田县第9区，区政府设在岛西部的南日村。
10月10日，金门国民党军称“为庆祝国庆，举行陆海空军大演习”。
10月11日凌晨，10艘登陆舰和十几条机帆船在夜幕中驶离了金门料罗湾，编队向南航行。大亮时接近南日海面，发现1只渔船，3艘登陆舰集中火力射击，渔船被命中，桅杆顷刻倒下，有人被抛上半空，1艘国民党军登陆舰又朝渔船撞击，将其撞为碎片，几个落海渔民也被撞死。
上午9点多钟，国民党军在万湖、土地坪、岩下村和东户、西户一线登陆，人民解放军1个连依托有利地形顽强阻击，激战终日，大部壮烈牺牲。
11日下午2时后，大陆增援部队2个营先后赶到，强行登岛，前仆后继。某部2营试图在后埕头登陆，遭敌人火力封锁，被迫退回。只有1个排飘至坑口，登陆成功，但与海匪部队遭遇，在众多敌人围攻下，除8人被俘外全部阵亡。某部陆战营2个连在坑口白沙洋强行登陆，上陆后仅剩1个连的兵力，敌军先以撤退引诱我军深入，后将我军包围于草埔村地区，机枪手李忠志在全排战友阵亡情况下，冲入敌群，拉响了手榴弹。某部5连副连长荆玉珍在战友全部牺牲自己又两处负伤的情况下，只身奋战两个小时，打退国民党军5次冲击，最后壮烈牺牲。
12日晚9时，某部副参谋长石洪贞率1个营的兵力在坑口后埕头登陆，随即遭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围攻，13日凌晨，双方展开肉搏，天亮时，我登陆战士大部牺牲。
在南日岛上我军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的同时，大陆一边的莆田至石城正抢修运兵的公路，数万人昼夜奋战，三天里抢修通了60公里的公路，但渡海增援的部队一直遭受国民党军炮舰和飞机的火力阻击，众多木船被击沉，上岛增援的兵力少且分散，被国民党军各个击破。
袭击南日岛的国民党军在围攻我守岛和增援部队的同时，大肆抢劫岛上居民，破坏我地方政权组织，岛上的敌特和地霸管制分子也跳出来，为国民党军带路，指认我干部党员，围攻群众积极分子。南日岛鸡飞狗跳，混乱不堪。
战后统计，南日岛区公所干部亡5人，被俘15人；公安队亡3人；损失驳壳枪6支，步枪8支，手枪12支，大米800斤，税款160万元（建国初的人民币，100元相当于1元）；区委会、区政府、妇代会公章，县公安局通行证500张以及民兵党团员统计表全部被劫；人民群众损失鸡633只，鸭11只，猪324头，黄牛3头，衣服660件，粮食2835斤，门板75块，棺材12口，羊10只，还有11名群众被杀害，43人受伤，5人被掳往台湾。
此战，我人民解放军共损失1300多人。
13日夜里，国民党军全部撤退。
国民党军“以大吃小”窜犯活动的几次得逞，使蒋介石集团一度得意忘形。他们在1952年12月召开的有美国第7舰队司令参加的“战略会议”上，宣称1953年将是他们的“反攻年”，将继续进行“具规模”的反攻作战。
但是，人民解放军沿海各军区根据总参谋部的指示，认真吸取经验教训，严密注视敌情，扎实做好反袭扰准备工作，使蒋介石集团的“反攻年”变成了“失败年”。
1953年5月29日，人民解放军某部一举攻占了羊屿、鸡山和大、小鹿山等4个岛屿，歼灭国民党守军230多人，生俘“浙江人民反共突击军”42纵队少将司令何卓权。这4个岛屿位于温州湾的出海口，地位十分重要，在浙江大陆解放后的3年间，解放军与国民党军曾数度争夺这4个小岛。我攻占4岛后，蒋介石十分恼怒，命胡宗南“务必夺回”。
1953年6月19日，胡宗南乘“阳”字号驱逐舰，亲率国民党军官战斗团1600余人，在17艘军舰的掩护下，向我60师野炮排的羊屿守军及公安17师50团3营9连两个排驻守的大小鹿山实施突然袭击。
我守岛部队在来势凶猛的强敌面前，个个怀着血战到底的决心，他们依托堑壕，用步枪、机关枪和迫击炮对敌人进行了反击。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先后打退了登陆敌人的10多次进攻。由于敌火力太强，反扑一次比一次凶猛，守岛分队尽管奋勇拼杀，但伤亡严重，再加上天气酷热，部队无水喝，无饭吃，绝大部分壮烈牺牲。
战场的形势对我极为不利。
在这紧要关头，我前来支援的海军温台巡逻艇大队1、2中队8艘舰艇和陆军60师的一个营及时赶到。海军舟山基地战舰大队的“临沂”、“遵义”2艘炮艇也随后而至。
敌人见我舰艇突然出现在战场上，慌忙转调舰头，以炮火进行拦阻射击。
我艇利用夜幕向敌舰逼近攻击，一发发炮弹像雨点似的落在敌人的舰船上。
舰船上的敌人眼看着快到嘴的胜利即将化成泡影，岂肯甘心，便以密集的炮火进行垂死的抵抗。
激烈的近战中，我冲在前面的一艘登陆艇的驾驶面中弹，艇首的大门被炸坏，钢缆被打断。操舵手的手臂、耳朵受伤，接着右腿又被炸断。他从舵舱的地板上慢慢爬起来，忍着钻心的剧痛，将胸死死地压在舵轮上，使艇保持航向。
此时，514、515两艇冒着蝗虫般的枪炮弹，全速冲近敌岸，在100米处，以猛烈火力压制敌人，使受阻的登陆部队迅速登上敌滩头阵地。
居高临下的敌人，见我军已经登陆，向登陆部队猛投手榴弹，压得我军抬不起头来，情势非常危急。陈立富立即命令舰艇用炮火顺着山坡往山顶急袭。艇炮打到哪里，登陆部队就冲到哪里，一直用火力伴随掩护登陆部队攻上山顶。
遭我艇炮打击的岛上之敌，他们向大陈岛守敌拍去了求援的电报。不一会儿，三艘气势汹汹的敌般，从积谷山以东的海面上驶来。早已埋伏在那里的2中队炮艇，见敌舰进入了埋伏地，主动出击迎敌，激战10多分钟，敌三舰两伤，遂调头朝大陈方向拼命逃去。
在攻打浙东诸岛的战斗中，60师的部队与陈立富的炮艇中队多次协同作战，配合十分默契。该师的指战员每当一接到渡海作战任务，就提出要与海军的“老伙伴”（指陈立富的炮艇中队）搭档，再也不像开始时那样轻视小炮艇了。
为了配合大、小鹿山岛的登陆、抗登陆作战，巩固已开辟的温台航线，“瑞金”、“临沂”、“淮阴”、“遵义”、“兴国”5舰先后在渔山岛海面和三门湾海域进行巡逻和护航。
《海军史》对1953年海军在东海海域进行的50多次作战的战果作了详细的介绍：歼敌1300余名，击沉敌舰船16艘，重创敌舰8艘，艇船2艘，俘获敌舰船26艘。通过这一系列的战斗，国民党军队被迫紧缩外围的兵力，退守主要岛屿。
胡宗南这个老牌上将遭我军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后，他的反攻大陆的美梦像肥皂沫一样破灭了，自感羞愧，提出辞呈，蒋介石气得破口大骂：“娘西匹，无能之辈！”于是，抓起一支毛笔，在胡宗南的辞呈上写下了“同意”两个大字。
蒋介石撂下毛笔，转念一想，胡宗南虽然在指挥浙东诸岛反共中吃了败仗，但他毕竟还是一个反共的功臣。于是，他派长子蒋经国到大陈，把灰溜溜的胡宗南迎回台湾，算是给了他一点面子。
此后，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西北王”，在外界眼中是颇有点神秘的。
他很少接见记者，不对记者发表谈话，更拒绝记者摄影。于是，他的照片、意见或主张，很少在报纸上刊载。此外，他还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很少与人家相周旋……人们和他之间似乎隔了一层幔幛，幔幛彼方人物形象模糊，像庐山在云雾中，自然越发觉得神秘起来。对于这一点，台湾那位与胡宗南相交颇深的记者卜氏曾认为，从胡行动谈吐，以及他左右的泄露，知道他之多少有点有意如此，大概不出下面3个原因：
一、他自视很高，既不满意于当时满朝文武欺民盗世，炫惑弄权，独行特立的性格便格外强烈地自然表现出来；
二、他是军人，军人以服从领袖命令为天职，除在职务上隶属关系中述说必要的主张意见外，没有对众扬言喋喋不休的必要；
三、他有他专心致志的工作，无谓的不说，开会，应酬，只是耗损精力，浪费时间；他了解人类心理，他企图用工作表现“不见其人”来扩大并加深人们对于他的印象。
卜发表这些看法后没几天的一个下午，他又应约单独采访胡宗南。
侍者把卜直接带进餐室，餐桌上早又摆好香烟水果，还有两只高脚玻璃杯。
胡从楼上走下来，他是在睡午觉中被叫醒的。
卜和他面对面。胡始终保持着那份矜持，即使说笑中。卜日后说，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是相当微妙的，它的深浅是被决定于无数的因素，小到一种气氛也会影响到距离，素昧生平的一个新闻记者和一个退职将领的两次晤谈，不可能有更深度的彼此认识。何况再加上彼此若干程度的保留。
胡宗南始终采取让卜多获得一些的态势，但也处处设防；而卜因职业养成的惯性，自然也不放松发掘探取的机会。结果，彼此都说得很多，局面既不像他在举行一个记者招待会，也不像作时事分析演讲，从未一面倒。
据卜报道，反攻大陆这一机会到来，胡是绝不放过的，他必须尽他的军人职守，另一方面也有一股消雪前耻补赎前愆的强烈情绪。他告诉卜，他的个人计划，研究对大陆作战成为他目前主要课程。
然而，朝鲜战争结束后，国际局势对台湾不利，台湾内部各方面也极不安定。
胡宗南的“军事反攻”只有梦里常温了。
1962年2月13日下午，一生倔强，并顽固地坚持“反攻大陆”的胡宗南，似乎预感到什么，他对去探望他的罗烈唏嘘地说：“冷梅兄，哼……国家需要我们，反攻大陆需要我们，但！……如今我竟病倒在床上……唉……！”
连声的叹息，接着两行热泪夺眶而出。20多年来，这是罗烈第一次看到胡落泪，但谁想到这也是最后一次了呢！
14日上午，64岁的胡宗南在台北近郊荣民医院因心脏病去世。据跟随胡宗南二十多年的参谋长罗烈说，胡一生自律甚严，生活刻苦，再加患有多年的血液脂肪过多症和糖尿症，因遵医嘱，禁食富于脂肪和蛋白质的食物，平素仅以蔬菜佐餐，致营养不良，体质日衰。胡宗南是2月7日（即农历初三）
在家中洗澡后，突感不适，经内科名医诊断认为病情复杂，在家人及亲友的劝促后，乃即送荣民医院治疗。罗烈说：自胡住院后，蒋介石也曾于12日亲莅医院询问胡的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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