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章 “文化大革命”拾零（下）

这些人的罪行

我们这些走资派被斗数年，翻来覆去，无非是工作中那点事情，还基本上是上级布置下来的。反“封资修”，反什么呀？反旧剧，反古代和现代文学，反上大学……一般老百姓真也找不出我们什么罪过来斗了。谁反对共产党？许多人没法，就从历史上去找反过共的人。说来说去，把历史上曾与国民党稍有瓜葛的人都拉出来斗，很有意思。凡历史上确查不出认识一个国民党的人，都“解放”较早，而沾一点国民党的，就拉扯不休，以致最后不是斗“走资派”，而是斗的所谓“国民党”、“叛徒”，斗得很热闹了。罪最大的刘少奇，被说成在长沙时代就抱着什么“四书”当叛徒出了狱，在满洲省委已叛变咬出多少人——当然全是胡说。可是骂得比他的“封资修”罪行还厉害。元帅中挨斗最苦的是贺龙，以至于不给水喝，只好喝屋檐滴下的水，加给他的罪名是那一回跟国民党私通了。我们文艺界死得最苦的莫过田汉、邵荃麟，全都被捏造为投降过国民党。邵荃麟病倒不能大小便，干在裤子上，他们也不准医治一下。各个单位造反派照方炮制，都大抓“叛徒”。我们单位也照样。我略举一些我单位内部的人为例：

一个许觉民，被说成叛徒。理由是他请假离桂林到上海后，没找到关系，跟几个同志改换招牌，自己挣几个钱维持生活书店，遂被定为“奸商”并“反党”。一个王士菁，中学毕业时按国民党规章履行过入三青团手续，这自然是反动党团员混入我党内。还有个蒋路，罪名也一样。一个黄爱，因在《毛泽东选集》上胡画胡批过，定为现行反革命。一个赵少侯，在日本统治时参加过新民会，是老牌汉奸。牛汉原来就是胡风分子，又加上当学生时参加过革命组织，是反革命混入革命内部。向云休在重庆参加过妇女指导委员会，原系国民党组织，又加入什么“一六九”，不知何团体，肯定应定为特务。程代熙曾在孔令俊（孔二小姐）单位做职员，显然系国民党嫡系反革命。谢恩洁作为共青团员曾被捕，后又在国民党的机关工作，这就是叛徒。刘岚山曾被国民党关押在五台山集中营，出来时被列名于“劝共党青年脱党书”，当然是叛徒。程穗曾参加过国民党区分部任监察员，这不仅是国民党，而且是特务。刘敏如在日本统治时期当过两面村长，这就是日本一面的汉奸。萧乾本系老右派，罪恶重重，还加上叛徒。陆耿圣这个老党员也是假的，因为她在被日本拘捕时写过一句“我是良民”，即是叛徒。丁玉坤是公勤人员，因在国民党时当过警察，也是反动党团。马义民的罪状类似。董恒山原是个京剧小生演员，过去在旧社会混的时候，曾参加过民社党，以便混碗饭吃，这一次就打成了反动党团成员。冯雪峰本来早打成右派兼“封资修”还不够，这时又拉出他在上饶时被国民党捏造登报的姓名，指为叛徒。周汝昌抗战结束国民党部队回到天津时，曾参加欢迎，写了篇《箪壶迎师记》，自然成了反动党派的奴才。陆浮在南洋被人诬指为出卖，后来公安部已经平反，造反派却仍按老账算。黄肃秋因姓名雷同被弄错，后来已弄清，也还要说那错案是对的……诸如此类，记不胜记。包括我，也差一点给算到叛徒里面。因为1938年我受党派遣去襄阳，后我外祖父前往襄阳，把我叫回武汉。这时造反派们查得我离襄期间凑巧与我一起工作的刘同志被捕了，他们就说是我出卖的。我不肯屈服，举出证据，刘同志被捕时我早已离襄到武汉，那晚上台儿庄大捷游行，还碰见过张光年、于光远二人，可以作证。我的辩解才算起了作用。

这种干法，哪个人都能胡拉乱扯两句。除了这大批“叛徒”之外，还有许多“阶级异己分子”。张健无罪，只因查出婆家是地主，便被揪出。郭凤兰只因丈夫自己拿钱办了个缝纫学校，便夫妻俩一同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杨立平只因丈夫重病不能教书，回父母家养病，而父母是地主，就此打成“异己分子”……数一数，仅我一社，只要解放前在20岁上的人，如此揪出的竟达半数，还没有数完。

这是为什么？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为了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吗？为什么打了这许多不相干的人？而且其中主要的，如刘少奇、贺龙案，都是毛主席过问的吧？这事情我想出了一点门道。大致，毛主席所要反对的是资本主义，是封资修；可是，首先我国人民与封建关系很密，说反封，实际上反不了。不让唱京戏，不让学古代文学，已经反不下去，再多的更说不清。要反资本主义，说句实话，我国群众的思想还没有达到资本主义的水平。一定要反，不知道反什么才对。要不，就不上大学吧，不念外国书吧，不穿漂亮衣服吧，小姑娘都穿上军服……别的就不太清楚了。毛主席再三号召反，群众只好想：大概要反的就是反共的，一切与共产党不一气的。群众不太了解什么资产阶级文化，却知道人必须听共产党的，而且在五六十年前就得人人早有觉悟，紧跟共产党，不紧跟不行。什么历史背景，大家不懂。那就拼命打反共的，由此造成了这么多的叛徒、反共党团、阶级异己分子。有些命运不佳挨了整的人，只好哀叹自己命不济。那个挨了整的演员董恒山，就曾当面对我说：“你多好啊。头一样你历史清白，他们除了思想，还能揪什么？”这话使人思之失笑。反对走资派，本来是为了搞思想，闹了半天，群众还觉得思想问题并不甚重要。换言之，反对资本主义，不走资产阶级道路，在群众头脑里，并不占重要地位，这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就连什么《红灯记》《芦荡火种》《海港》等等，不是也只知反叛徒，未见哪个戏深入讨论一番反对走资派的重要性吗？

就连我自己也是一样。用此眼光看文学作品，就看不出应当重视的作品来。这是题外话。

群众花了很大力气，打反革命、打叛徒，打了半天，稍有头脑的人自然逐渐发现：凡是年龄稍大，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就不可能与那个社会毫无关系。我们一个出版社，竟打出这么多人，整个社会的局面就可想而知了。那样越打越多，必然只能把这个社会砸掉。

连我家的老保姆赵贵芳，听说在讲“成份”，也说：“从前给闺女找主，自己再穷，都得想法找家里有两间房子二亩地的，谁把闺女给老花子（京话叫化子）去？”于是审查来审查去，才逐步把老头、老太太们“解放”了。而事实上，革命群众在干校所受的待遇，也与被打成反革命的相差并不太远。同样下田劳动，同样不许回北京，同样要把家属接到干校去。革命群众的积极性，日渐低落。

跟我们一起下来的不少“革命群众”，渐渐由于自己身受的待遇而有点觉悟。但是仍有人一定想从别人身上找出“反革命”来，以证明自己的革命性。那一年，从北京忽然传来所谓“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政治传闻。这个组织名称既奇，其组织目标也怪，谁也说不清。只传说是“为了反革命的”，那么反了革命之后要干什么呢？谁也说不出。后来他们大反起“五一六”来，我才明白，原来不是反别人，就是他们造反派自己反自己。实际是造反派的这一派打造反派的另一派，互相揪咬，越咬越多，到最后把年轻的造反派差不多全打成了“五一六”。证据罪行，什么也没有。也是一个个上台去坦白交代：“我参加了反动的‘五一六’。”还说有介绍人、有宣誓、有上级，描写得和共产党的组织一样。他们斗这些“五一六”，比斗我们走资派还厉害。有半夜里打的，打得附近老百姓都来提出抗议。有三天不准睡觉（审讯人轮流睡觉），逼问口供的，逼得那个“五一六”头昏眼花，头上一点水掉下来，竟以为是要拉出去砍头，跳起来就大叫。这个人就是造反派里边写文章批判我印少了《毛泽东论文艺》的陈×。“原来你也有今日！”一开始我心里觉得痛快。但是不久我就看到，这样荒谬的造反加造反，实在只能使这个国家走进无底深渊。他们无论哪一派，所搞的一切全都是胡扯，把这些胡扯作为国家大计捧出来，只能使人齿冷。后来，在我已经被“解放”当了连指导员之后，上级叫我仔细审查这些“五一六”案。当时“五一六”最大的“黑窝”实际上是造反派最大的黑窝，就是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红卫兵联队”。杨述就是被他们那里的吴×ד揪”出来的。这时，我们单位的一些人，要我亲征哲学社会科学部，去清查“五一六”案。我已初步看了一些材料，一看便知那些“资料”全是捏造的，张三和李四对不上，根本不值一顾。我当然不能说这不值得查，也不愿趁此时机向那些造反派报复，只能说这里不能分身，推诿了，没有去。

这“五一六”的案子又是从何而起的呢？也可以分析一下。这基本上是一些年龄较轻，揪不出多少历史问题的人。我们单位的“五一六”全体都是大学生。为什么要揪他们？因为想揪出更多的罪犯，想揪出更多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而找不到什么思想根据，于是创造了这个胡说八道的“五一六”组织。竟然也风靡一时，害苦了多少年轻的干部，乱闹了一场，最后结果全是假的。这番“革命”，当然不会不引起这些“五一六”的深思。觉得冤枉，觉得糊里糊涂响应“大革命”号召，原来是上了一回当。到最后我们单位的一个“五一六”向我忏悔，说现在才知道什么是整人，什么是挨整，以后不干了。另一个“五一六”在全体会上流了泪，表示自己过去乱打老干部是完全错误的，向全体老同志道歉。

年老的走资派和叛徒，年轻些的“五一六”，结果都是如此。那最年轻的，最早动手打人的学生们呢？他们一开始是到处挨门挨户斗争，被学生打死者，听说甚多，我不能统计。知道的有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卞仲云同志，无故死于女学生之手。罪状没有，只因她是个领导。还知道分司厅中学的一个、育英中学的陈沅芷一个。大学校长知道高芸生被逼死。这些十六七岁的孩子，一时竟成了凶神恶煞，无人敢惹。开口闭口：“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他们更不懂什么是资本主义文化，反正学校里念的都是，都不要。于是，先是把学校一律改名“抗大”，每日只出门造反，在家斗老师，不再上课。后来学校一律关门，学生们全国去跑。然后大学“恢复”了，要高小毕业生去升大学，叫做“打倒反动学术权威”……这些不必赘述。只说这些胡闹了二三年的学生们，最后结果是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全体赶到北大荒、云南边境、内蒙古、陕北边区……种地去了。书，就是你想读也不让读了。孩子们在农村里受够了苦，才慢慢明白了自己那样对待父母和师长是错了。明白自己把青春白白扔掉，是难以挽回了。这一群“文化大革命”新一代，后来大多数都成了没有文化的人。有一些在农村里苦读，回来补十年的课，终归差得多。有些人把自己的苦写成小说，如梁晓声、阿城、张抗抗、史铁生、叶辛……现在已经成名。但是，他们的小说里，都只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见一个老实写出当年自己十六七岁时究竟是怎样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的，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做无知的。

所有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的一切委屈，都归之于“四人帮”，这够了吗？我看是还不够。

还有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的人，就是军队干部。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一开始就当军宣队，后来又当各级领导，可谓一直走红运，受崇拜了，但是后来也因林彪的垮台，而垮台。北京却仍然长时期以军队统治我们文化部门，但是到最后也结束了。这一段留待后面再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