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亦称《前汉书》，班固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主要记述了上起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实。固字孟坚，后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汉书》，是《二十四史》“前四史”之一，也是毛泽东终生研读的一部大著作。

        赞开创，一代雄主汉武帝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前87年），西汉第六代皇帝，16岁即皇帝位，在位54年之久。毛泽东在其著名词作《沁园春•雪》中，把他与秦始皇并列，称“秦皇汉武”。汉武帝上承“文景之治”，下启“昭宣之治”，在西汉王朝是唯一可与高祖刘邦比肩的帝王，成为典型的中兴之主，开拓之君。

       纵看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汉武帝不愧是大有作为的一代帝王。他在开疆拓土、促进民族融合、形成大一统的大中华版图方面，留下了自己的深深足迹。在政治上，他采纳大臣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使诸侯得以将邑户分封子弟为列侯，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且诸侯王及列侯在封地上仅得衣食租税，不得临事治民。这样，一举消除了诸侯王拥地过多、尾大不掉的隐患，削枝强干，加强了中央集权。在文化上，他采纳著名大儒董仲舒的建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表彰“六经”。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文章歌赋，为一时之盛。他尊儒术但不废法家，常用酷吏，执法严苛，“外儒内法”的统治术影响了此后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在军事上，他一改高祖刘邦以来对北方匈奴采取的“和亲”政策及金币笼络，采取主动出击、挫其锐气的战略方针，连续发动了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由卫青、霍去病等一代战将领军，打败了强悍的匈奴骑兵，收复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占据河西走廊，先后设立朔方、五原、酒泉、武威、张掖、敦煌等郡。他又以军事和外交两手，征服了闵越、南越、东瓯和西南夷，在那里设郡治民，使现今的福建、广东、四川西南等地归于汉朝的有效管理之下。他还派张骞出使西域，加强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联系。在经济上，他长期实行治水勉农政策，在关中一带修建了许多水利工程，并亲自指挥治理黄河水患。为弥补常年征战带来的财政亏空，采纳桑弘羊等人的建议，实行盐铁专卖等经济措施，使财政状况有所改善。

       但是，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汉武帝在位长达50余年，期间连年用兵，民众徭役相继，苛税重重；他迷信神仙，重用方士，为求长生不老的“仙药”，大兴土木，兴建宫观楼台，百姓不堪其苦；由于朝廷迷信盛行，酿成“巫蛊之祸”，使朝政元气大伤；喜好到处巡游观瞻，耗费了大量的民力财力。到汉武帝晚年，大汉王朝已“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农民起义接连爆发。此时的汉武帝有所醒悟，终于萌生悔意，发布了著名的“轮台罪己诏”，检讨了自己的种种失误，提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即将政策的重点转到减轻人民负担、恢复民力上来。

       纵观汉武帝的一生，他对民族的功绩远大于他的过失。但是在一些传统史家眼里，往往对他的“穷兵黩武”“好大喜功”谈论得多，而对他的开疆拓土评价不足，对他英气勃发、横扫宇内的一生缺乏总体的、客观的评价。对此，毛泽东是相当不满的。1956年2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务院各部委工作汇报时，有感而发，又讲到好大喜功问题。他说：“好大喜功好像是坏事,历来骂汉武帝好大喜功,可不名誉哩。木船变轮船,马车变汽车、火车,都是好大喜功,不加区别地说好大喜功都不好是不妥当的。” 1957年，他在和新闻界负责人吴冷西谈话时，深刻指出：“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在这里，毛泽东既充分肯定由汉武帝的“雄才大略”造就了“鼎盛之世”，又中肯地指出了他“奢侈”“黩武”、迷信“方士”的错误，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大师一贯倡导的“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最能体现毛泽东坚持用“两点论”评价历史人物的事例，莫过于他对“大奸臣”王莽的评价。王莽是西汉灭亡到东汉建立的过渡性人物。他于公元8年篡汉建立新朝，在位16年。班固在《汉书•王莽传》中声讨王莽的罪行：“滔天虐民，穷凶极恶……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据《汉书》记载，王莽为了实现政治野心，以过人的心计、坚忍的意志，韬光养晦，恭敬谦让，沽名钓誉。一旦时机来临，便毫不犹豫地篡汉自立，留下了千古骂名。毛泽东对王莽的政治野心家本质、对他“影帝”级的作秀当然是嗤之以鼻的。但是，毛泽东评价历史人物向来不以个人好恶、不以成败论英雄。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两点论”知人论世，便常有出人意料的警言，惊世骇俗的评论。1926年，他在广东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农民问题》等教程。根据学员笔记，毛泽东当时对王莽就有这样的评价：“王莽：汉时一般做史的人—范晔、班固、班昭等—因为他们吃的是汉朝的饭，要给汉王朝说几句好话，把王莽说的怎样坏。其实王莽也不是怎么了不得的一个坏人。我们现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平诚恳的态度来研究的。均田制是王莽时倡的，可见他注意到农民问题了……以后地主阶级见王莽所行的政策，诸多不利于己，欲寻一代表本身利益之人，取而代之。而刘秀遂于是时起来了，倡人心思汉，以迷惑一般人之耳目。刘秀卒得胜利，此盖因王莽所代表者农民利益耳。刘秀则代表地主阶级之利益，故能得最后胜利。”毛泽东的这番话，肯定了王莽较早注意农民问题，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农民利益，完全突破了传统史学的观念，给人以耳目一新、振聋发聩之感。

        鄙平庸，守成之君不可取

       毛泽东个性刚毅，崇尚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早年他便在读书笔记中写道：“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世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毛泽东这种喜竞争、喜变化、喜开创的独特个性，直接影响了他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品评。例如他读《汉书》，对“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汉高祖刘邦，对征伐四方、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青眼有加，评价颇高，但对史家一致首肯的文景二帝，却与众议相左，评价一般。

       汉文帝刘恒（公元前203年—前157年），为汉高祖刘邦与簿姬所生，在位23年；汉景帝刘启（公元前189年—前141年），为汉文帝中子，在位16年。文帝、景帝前后执政近40年，史称“文景之治”。这也是我国封建王朝第一个著名的“盛世”。 汉高祖刘邦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实行“顺民之情、与民休息”的政策，在位7年，百废俱兴，老百姓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文帝、景帝继位后，继续推崇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坚定地执行刘邦制定的既定政策，对内，“轻徭薄赋”“修德省刑”，尽量减轻人民负担；对外，继续实行和亲政策以求边境稳定，即使匈奴背约来犯，亦不发兵深入，以免耗费财力民力，烦苦百姓。文帝、景帝自奉甚严，他们俭省节约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文帝、景帝“无为而治”的结果是，到汉武帝即位时，“太仓之粟溢出仓外，府库之钱年久索断”，呈现一片太平盛世景象。但文帝、景帝在总体上给人的印象又有些循规蹈矩，求稳怕乱，甚至守成多于创新，继承重于发展，在治国的实践上也出了不少问题。例如：对同姓诸侯的坐大过于忍让，节制不力，优柔寡断，导致“七国之乱”的暴发；对匈奴的和亲政策治标不治本，苟安于一时，边患时有发生。但传统史家往往只留意文帝、景帝治国成功的一面而大加赞誉，对他们的墨守成规、封闭保守却视而不见。对此，一生力主开拓创新的毛泽东是大不以为然的。

       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在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及有关领导谈话时，结合他读汉朝的历史，谈到了对文帝、景帝的评价，强调指出：“历史上不是提什么‘文景之治’吗？实际上文帝、景帝只是守成，是维持会，庸碌无能。”同年6月13日，毛泽东在与胡乔木、吴冷西等人的谈话时又重提他4月10日与原《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的内容，说：“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毛泽东的上述两次谈话，主要是谈《人民日报》的工作，说要政治家办报，不要书生办报，进而对汉代的几个皇帝作了一番评论。从毛泽东这些“随机”的评论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读史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约束、总能见人所未见，不喜平庸保守、总是鼓励蓬勃进取的伟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

       毛泽东读《汉书》，不喜欢平庸守成之君，对“败家”之主的批评更是入木三分。汉元帝刘奭（公元前76年—前33年），西汉第九代皇帝，在位16年。《汉书》称他“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刌节度，穷极幼眇”，是位多才多艺的皇帝。《汉书》记载，刘奭不仅精通文艺，还柔仁好儒。被立为太子后，看到父亲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心里难过，便向父亲进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听了很不高兴，愤然作色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知子莫若父，以后的历史不幸为宣帝所言中，西汉由盛转衰自元帝始。元帝登基后，抛弃了“霸王道杂之”（即“外儒内法”，王道、霸道并用）的治国之术，热衷儒术，以《诗经》和儒学治国，不分良莠，重用儒生和宦官，使得朝政腐败，赋役繁重，社会动荡，加之自然灾害频发，西汉王朝自此走了下坡路。毛泽东在上述1957年4月10日、6月13日两次谈话，均提到了汉元帝，他说：“从元帝开始，（西汉）每况愈下。元帝‘牵制文意’，优游不断……到了哀（帝）平（帝），更是腐败。”“前汉自元帝始就每况愈下了。元帝好儒学，摈斥名、法，抛弃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优柔寡断，是非不分，贤佞并进，君权旁落。他父亲骂他‘乱我家者，太子也’”。 十年后，1966年3月18日在杭州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又提起这个话题：“汉元帝用《诗经》治国，‘儒学’治国。汉元帝的老子是汉宣帝，对他说汉朝要亡到你的手啊！班固说他优柔寡断。”

       毛泽东曾颇为幽默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过：中国历史上有三岁的皇帝，但没有过三岁的娃娃拉着车满街跑，六岁也不行。你说当皇帝与拉车哪个难啊？“当皇帝”的不如“拉车”的，真是莫大的讽刺！不要以为这仅是句玩笑。其实这真实地反映出一个经天纬地的伟人，对普通劳动者由衷的尊重，和对汉元帝一类无真才实学、仅靠“血统”当皇帝的祸国之君的极度鄙夷。汉元帝满腹诗书，但毫无治国经验又听不进不同意见，最终成了西汉王朝衰落的罪人，毛泽东对他的点评发人深省。

        重年少，贾生才调世无伦

       贾谊（公元前201年—前168年），河南洛阳人，西汉文帝时有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史学家。他18岁时，就以能诵诗书属文闻名于世。20多岁时，汉文帝召其为博士。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凡说到年轻才俊，便时常提及贾谊，誉为秦汉专家，“英俊天才”。1958年4月27日，毛泽东写信给他的秘书田家英，建议他：“如有时间，可一读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鵩鸟》二赋不阅。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有兴趣，可给一阅。”

       《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是贾谊为国家长治久安提出的政治谋策。当时，从汉高祖到汉文帝，已历近40年，政治比较稳定，经济有很大发展，社会繁荣。但贾谊却居安思危，从歌舞升平中看到潜伏的种种危机。他不屑当朝权贵一味鼓吹“天下已安已治矣”等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做法，斥之为“非愚则谀”。他的《治安策》开宗明义，认为：“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流露出一个爱国者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忧虑和关注。所谓“可为痛哭者一”，是指当时异性诸侯虽去，但同姓诸侯趋强，相继发生了淮南王、济北王之乱，如果听任同姓诸侯坐大，则后患无穷。解决办法就是“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即削小诸侯领地，削弱诸侯权力。因为诸侯“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便于皇帝统治。所谓“可为流涕者二”，是指匈奴为患，边界长期不宁；皇帝在边界问题上求和心切，不敢碰硬。他建议加强对少数民族的威慑力，严惩里通外族的官员。所谓“可为长叹息者六”，是指世风日趋奢靡，人民贫困，潜伏着不安定因素；亡秦的暴戾之气未能彻底涤荡；对太子的教育和为君之道未予重视。他建议制定礼仪、纲纪、法度，使上下有所遵循。《治安策》的上述分析，紧密结合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有的放矢，切中时弊，而且有理有据，文笔朴素犀利，感情中肯真挚，说理层层深入，有很强的说服力。所以毛泽东认为《治安策》不愧为“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但是，由于当朝权贵和老臣们的嫉妒反对，贾谊的正确主张并未被号称“明君”的汉文帝采纳，反而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而发生在汉景帝时期的“吴楚七国之乱”，及汉武帝时期不得不大举讨伐匈奴，都证明了贾谊非同凡响的政治远见。

     贾谊的另一篇政论文《过秦论》也为毛泽东所欣赏。文章把秦亡的主要原因归结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就是说：秦始皇打天下，可以凭暴力取得成功；但得天下后，就应适应形势变化，顺应人民的意愿，施行仁政。可惜秦始皇没有看到这一点，依然是严刑峻法，推行强权暴力，就难免丧失人心，导致灭亡。毛泽东对这句话十分赞同，他在一本《旧唐书•朱敬则传》中的天头上，原文照搬，批注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可见，毛泽东对贾谊卓越政治见解的熟悉和推崇。此文将政论性与文学性融为一炉，逻辑严谨，笔力雄健，气势奔放，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鲁迅先生曾将《过秦论》和《治安策》等文章称作“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深远。”毛泽东与鲁迅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后来，汉文帝任命贾谊为其幼子梁怀王刘揖的太傅。不巧的是，汉文帝十一年，刘揖入朝，不幸坠马而死。贾谊自认为“为傅无状”，不满33岁就在忧郁自责中离世。毛泽一生极为推崇那些目光高远、勇于革新开创、又有真才实学的年轻人。英才早逝，毛泽东十分惋惜，专门写了两首以贾谊为题的诗：

《七绝•贾谊》

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
梁王坠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七律•贾谊》

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
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
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
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

       专为古代一位才高遭忌的青年俊杰写下两首悼亡诗，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

       毛泽东读史，还特别留意一些历史杰出人物的人生经历，从中发现人才成长的规律。比如在《汉书•卫青霍去病传》中，他特别圈划了卫青为“侯（平阳侯曹寿）家人，少时归其父，父使牧羊。民母（嫡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为兄弟数”。在《公孙弘传》中，在弘“少时为狱吏，有罪，免。家贫，牧豕海上”等文字旁画上了圈。卫青是汉武帝时讨伐匈奴的大功臣，官拜大将军；公孙弘是汉武帝时期的丞相，也颇有建树。而他们却都出身微贱，早年不是放羊就是牧猪。毛泽东对那些出身显贵却才能低下、贵为皇帝却糊涂得要命的人不值一哂；但对像卫青、公孙弘这类起自平民历尽磨难的人才却十分重视。他曾说过：“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是他深入观察社会受到的深刻启迪，也是他细心读史的心声。

        崇大节，沉勇有方赵充国

       赵充国（公元前137—前52年），字翁孙，陇西（今甘肃天水）人，《汉书》称他“沉勇有大节”，是历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三朝的著名将领和重臣。他在抗击匈奴入侵、召降西羌方面，功勋显赫，任后将军，封营平侯。

       公元前61年，居住在今青海湖一带的西羌各部起兵反汉。76岁的赵充国自告奋勇率兵平叛。经过实地调查和分析，赵充国决定采取擒贼先擒王的策略，先集中兵力，击破兵力最强的先零羌，而对罕羌和开羌实行招抚分化的策略。汉宣帝把赵充国的计划交付大臣们讨论，开始大多数人表示反对，认为应先弱后强，先打罕羌和开羌，然后再与先零羌决战。汉宣帝觉得众议有理，便下诏切责赵充国，要他改变计划。但赵充国认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真正忠诚的将领应根据前线实情便宜行事，不必拘泥于君命。他上书汉宣帝，一面谢罪一面痛陈用兵的利害。他分析到，先零羌与罕羌、开羌本有仇怨，其结约是临时的、不牢靠的。此时如果先打罕羌、开羌，先零羌必然施德于罕羌、开羌，坚其约而和其党。如此一来，仗就难打了。反之，如果先击破先零羌，罕羌、开羌见盟主已败，就会不战而胜。赵充国上书是六月戊申，到七月甲寅，宣帝肯定他计划的玺书送达。毛泽东读此，批了“七天”二字，可见他读得仔细。以后的战局果如赵充国所料，先零羌被击败，罕羌、开羌归降。此时，羌人投降的已有万余。赵充国分析，先零羌受此重创，必将一蹶不振。于是他上书汉宣帝，建议撤走骑兵，实行屯田，建议共有12条，称“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其中，主张戍边的士兵，平时垦荒种田，战时出征，这样既可克服运输困难，解决军粮问题，又能节省国家开支，以逸待劳，战胜入侵之敌。因此，“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但就在赵充国罢兵屯田的奏折正要送出，便接到汉宣帝要他继续进军的诏令。儿子劝他按皇帝的旨意办，不要固持己见冒风险。他不但不听，还斥责儿子对皇帝不忠。结果奏折送上去后，立即遭到汉宣帝拒绝。赵充国不计个人安危，继续上奏，反复申述意见。双方信函交驰，经历了好几个回合。起初，公卿们赞同赵充国意见的不到三分之一，后来升到十分之五，最后竟达到十分之八。先前反对他的人都心服口服，丞相魏相也说：“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画军册，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汉宣帝这才接受了赵充国的意见。果然，屯田第二年，西羌各部落便土崩瓦解了。赵充国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一次又一次向汉宣帝申述意见，不但有犯言直谏的勇气，更讲究方式方法，条分缕析，把理由讲得清楚明晰，使人最终能够接受。毛泽东对此十分欣赏。他在读《赵充国传》时，许多地方加了旁圈，天头上画着三个大圈的地方有19处之多。在丞相魏相说的“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12个字旁边他都画了圈。在12个字的天头上，批注了“说服力强之效”6个大字。在“说服力强”4字旁边还画了三个大圈。

       20世纪50年代后期，有一次毛泽东接见老朋友、历史学家周谷城时，对周说：赵充国“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他的主张在开始时，赞成的人不过十分之一二，反对的人达十之八九。但是后来，逐渐被人接受了，赞成的人达十之八九，反对的却只十分之一二。”还说：真理要人接受，总要有一个过程，但要坚持。无论在过去历史上，或现在。当时周谷城正参加关于逻辑学的大讨论，其学术观点受到批评，属于少数派。毛泽东希望他积极参加百家争鸣，学习赵充国的精神，既坚持真理，又善于说理，在争鸣中完善逻辑学科。其实，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就经常遇到自己正确的主张不被接受、处于少数地位、经过顽强坚持和耐心说服，才统一了全党认识，领导革命取得胜利。这也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古为今用，是毛泽东读史坚持的一贯原则。他读《汉书》十分注重从中发现、汲取有生命力的知识，应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比较突出的事例是他对“实事求是”一词的发掘、改造、引申和运用。“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自《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修德好古，实事求是”。毛泽东1938年10月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实事求是”这个概念。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1941年5月，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作了科学的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非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941年12月底，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党校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既是党校的校训，又是全党的党训。经过延安整风，“实事求是”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决定性作用。

       （此文原载：《党史博采》杂志2018年第5期）

       作者：原解放军《总后勤部后勤杂志社》主编，大校军衔，军队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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