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4 “黄洋界上炮声隆”

一九二八年八月三十日，是决定井冈山红色根据地生死存亡的日子。在一口气占领了井冈山北麓山下的永新、莲花、宁冈三座县城之后，探知井冈山空虚，湘赣两省“会剿”部队联手，调集了四个团，黑压压地从北面朝井冈山涌来。消息传来，三十一团一营的两个连于八月二十九日急行军上山，守卫井冈山。

井冈山有五大哨口，即黄洋界、八面山、双马石、朱砂冲、桐木岭。敌军集结在黄洋界哨口下面。这样，红军把黄洋界之外的四个哨口交给王佐部队把守，把三十一团一营那两个连，调到黄洋界。黄洋界海拔一千三百四十三米，两山对峙，中间只有一条羊肠小道。正面，山岩陡峭。站在黄洋界，一眼可以望见山脚下的小村庄。四个团的敌军，正聚集在那里，而上面的红军，只有两个连!三十一团团长朱云卿和党代表何挺颖亲自在哨口指挥。朱云卿才二十一岁，何挺颖二十三岁，一个是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生，一个在上海大学受过培训。红军的弹药很少，每人才三至五发子弹。朱云卿和何挺颖一商量，想出几条妙计：

第一，动员山上军民，每人至少削二十枚竹钉。这种竹钉，本是当地“老表”用来打野兽的。井冈山翠竹遍野，有的是竹子。“老表”们用竹子削成尖尖的竹钉，用火烤过，用陈尿泡过，又锋利又有毒，野兽踩上去，脚会长脓腐烂。眼下，在黄洋界上山的二十里山路上，撒满这种竹钉，令人望而生畏，成了一道特殊的防线。

第二，把山上的树木砍下来，堆在路口，设置障碍，又是一道防线。

第三，在必经之路上挖了壕沟，又是一道障碍。

第四，加固哨口已有的工事。

第五，动员男女老少上黄洋界，作为“疑兵”。战斗时听口令，或者在铁桶里放鞭炮，冒充机枪声；或者呐喊“冲呀”、“杀呀”，以壮声势，使敌人摸不透山上到底有多少兵。贺子珍、伍若兰都参加了这支呐喊的“疑兵”。

如此布置停当，红军便“恭候”在黄洋界哨口。

八月的天气，江西如同火炉，井冈山上却如深秋。八月三十日清晨，云雾弥漫。待旭日升起，云散雾消，便看见山下的羊肠小道上，蠕动着一连串黑点。敌兵开始向山上发起进攻了。小道只容得单人独行，敌兵以“鱼贯式”长蛇阵前进。一边往上面走，一边乒乒乓乓放枪。山上却沉默着。朱云卿在等待着敌军进入射程范围。子弹是那么的少，一颗子弹要当两颗用。他把第一连布置在阵地上，另一个连第三连后备待命。

敌军在机枪掩护下前进。终于进入射程范围，朱团长这才喊了一声“打”，枪声和鞭炮声混合在一起，敌人弄不清楚山上到底有多少兵。敌军不断地逼近，一次又一次发起冲击。从上午打到中午，打到下午，还在那里发起冲击。这时，红军的枪声变得稀少，子弹已所剩无几，只得不断往下滚石头。在这关键的时候，连长谭希同、班长刘荣辉和贺敏学等人，把一门迫击炮扛了上来。这门迫击炮有毛病，本来放在茨坪的军械所修理。战斗急用，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便扛上黄洋界。这门炮，一共只有三发炮弹。下午四时光景，架好了炮。第一发，哑炮。第二发，还是打不响。眼看着，只剩最后一发炮弹了。突然，山上一声巨响，迫击炮“发言”了!炮弹不偏不倚，竟命中敌军指挥所。山上一片欢呼，冲杀声响成一片；山下乱作一团，仓皇夺路逃跑。当夜色笼罩井冈山，红军们已饿得肚子咕咕叫，因为在清早雾散前吃过一顿早餐后，还没吃过饭呢。他们未敢撤离阵地，生怕敌军夜袭或明日再度发起进攻。翌日雾消，山下竟空无人影——敌军已连夜撤退了!敌军撤退的原因，全然在于那一声炮响。他们知道，红军的四个团中，只有战斗力最强的二十八团才有炮。那一声炮响，表明二十八团已经赶到山上，还是赶紧溜吧!两个连打退四个团，顿时在井冈山传为美谈。会哼几句京戏的，用《空城计》中诸葛亮的唱腔，填上新词，编了一曲《空山计》：

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忽听得山下人马乱纷纷，举目抬头来观看，原来是蒋介石发来的兵。一来是，农民斗争经验少；二来是，二十八团离开了永新。你既得宁冈茅坪多侥幸，为何又来侵占我的五井?你既来就把山来进，为何山下扎大营?你莫左思右想心腹不定，我这里内无埋伏，外无救兵。你来!来!来!我准备着南瓜红米，红米南瓜，犒赏你的众三军。你来!来!来!请你到井冈山上谈谈革命。这段《空山计》，竟成了红军中的保留节目。毛泽东得知此事，在一九二八年秋写下《西江月·井冈山》一词：

山下旌旗在望，
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

毛泽东的词，是黄洋界那次传奇式的保卫战的生动写照。

在千钧一发之际，井冈山总算保住了，红军的“老家”总算保住了。

毛泽东在八月二十三日，终于在桂东县城与朱德再度会合，决定重返井冈山。毛泽东把杜修经、龚楚留在当地，组成湘南特委。九月十三日，红军攻克遂川县城，当场击毙了那叛变的营长袁崇全。“八月失败”，使毛泽东部队蒙受沉重的损失。毛泽东后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透露了他对杜修经这样的“钦差大臣”的恼怒：“希望你们派人来，但不要派不懂事的学生娃子像杜修经这样的人来。”杜修经此人后来在一九二九年冬因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而脱离党。解放后，担任湖南常德师范专科学校副校长。一九八五年八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当选湖南省政协常委。步入暮年，杜修经回忆往事，对他“不懂事”时所犯下的严重错误，心情依然是沉重的：正当革命胜利向前发展的时候，我却破坏了这一事业，造成了井冈山斗争的“八月失败”，使年轻的红军损失一半，边界政权尽失，被杀之人，被焚之屋，难以数计，几毁中国革命的根基，其错误是非常严重的!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在人民革命战争胜利的凯歌声中，重忆“八月失败”的经过及其先后，我仍是内疚之深，寝食不安！杜修经：《八月失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杨开明对“八月失败”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后来，在一九二九年一月，他代表前委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随后任湘鄂赣特派员。年底，他在汉口被捕，在狱中坚持不吐实言。一九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他被押往湖南长沙市识字岭刑场。行刑前，他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何键”、“中国共产党万岁”。当刺刀刺进他的腰部，他仍高呼口号，直至刺刀刺进他的口中，鲜血涌喷，这才离开人世。黄洋界的智守者朱云卿、何挺颖，原本都是很有希望的将才。但是何挺颖一九二九年初便战死于上余县，时年二十有四。朱云卿在一九三○年八月升任红一方面军军参谋长。翌年五月因病被送往江西吉安东固后方医院治疗，被国民党特务发现而杀害，死时也是二十四岁，跟何挺颖一样。

那位一口气跑了一百二十里，送毛泽东的急信到酃县的江华，后来成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法庭的庭长。当时江华是中共湖南茶陵县委书记。江华记得，他送信到酃县的一个大庙里，军委书记陈毅正在主持会议，他把毛泽东的信交给了陈毅。江华曾回忆：

我记得在全国解放后，一九五八年的时候，有一次毛泽东同志与我谈起这次失败的事，我曾说，对“八月失败”的详情不了解，当时陈毅同志是军委书记，是否他应负责?毛泽东同志讲，陈毅同志有做检讨，事先写了信给他，事后也写了信给他，不能怪他。

江华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起调任红四军前委秘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