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总结，是一种反思。作为党内的理论家胡乔木参加前后两次全党历史总结活动，并且担负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这在中共理论界是绝无仅有的。

1月7日，胡乔木在中宣部的一次碰头会上作了另一个重要发言：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

胡乔木明确地指出，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有些旧的说法需要继续清理。我们应该有足够的理论上的勇气，敢于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要有远见，能够看到我们所处的历史条件将向着什么方向发展，使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适合于历史发展的需要。

胡乔木首先分析了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理论涵义，但是他说，通常讲的政治革命，总是指推翻一个统治阶级，夺取政权。这个口号在“文革”高潮中提出来，它同当时的实践即“夺走资派的权”的实践是联系在一起的，与后来的“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的反动公式也有重要关系。他提出，按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阶级斗争(无论是否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完全可以正确处理的，这种正确处理是否要叫做“继续革命”？今后，这种涵义不清的口号，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可以成为不安定的因素。

在谈到阶级斗争问题时，胡乔木提出了很值得思考的一系列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在什么范围、什么条件下存在？它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或者能不能始终作为动力？它对社会前进究竟起什么作用？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不是也能推动社会前进？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如何？等等。显然，这些问题在当时来说还是很敏感的，提出来希望引起讨论，这确实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深刻的政治识见。

到写历史决议时，胡乔木对此问题认识更深入，更鞭辟入里。毛泽东当时曾对英国人蒙哥马利提出过这么一个口号，说“中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对此，胡乔木写了一段情绪激越的话：

这是什么逻辑？中国有八亿人口，怎么就接下来不斗行吗？假如中国只有八百万人口，是否不斗还可以？因为有了八亿人口，一定要斗掉它一批才行，是不是这样？这种话完全是一种武断。用三段论式也不完全，大前提在什么地方？小前提在什么地方？

当然，胡乔木这时对于一度甚为流行的“左”的概念的剖析，还处于开始阶段。但是，这是一个可贵的开始。中共对于此前一段历史的全面总结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这再一次证明了理论先导的真理性。

以拨乱反正为基本内容的思想解放运动，其积极作用自不待言。但是，运动的连锁反应显然不都是正面的。人们担心，中国会不会出现50年代中期苏联的那种局面，赫鲁晓夫“揭盖子”的潘多拉效应实在让人记忆犹新。

事实上，负面的情况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足以威胁中共命运的两种思潮：一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毛泽东的言论，怀疑甚至否定新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严重地阻碍了拨乱反正；一种是将建国以后乃至中共党的历史说得一团漆黑，产生怀疑毛泽东思想并进而怀疑中共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情绪。随着时间推移，后一种情绪急剧膨胀，并迅速外化为一系列过急行动。一时间，“社会改革”和“思想解放”这两面旗帜，被用来作为一部分人追逐某种政治目标的突破口。

如何消除思想极度混乱的状况，在继续清除“左”的干扰、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基础上，实事求是地总结中共历史尤其是建国以来经验教训，正确评价毛泽东，恢复毛泽东思想本来面目，维护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成为当时化解错综复杂矛盾局面、继续开创正确道路的唯一选择。发动全党总结出的第二份历史决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共中央就考虑在适当时候对建国以来党的历史进行总结，以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

总结，是一种反思。反思就要既面对成就，也要面对错误和教训。这并不是每一个政党都能做出的姿态。中共不止一次地做到了。作为党内的理论家，胡乔木参加前后两次全党历史总结活动，并且担负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这在中共理论界是绝无仅有的。

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有两点将是无法回避的。一个是对于建国30年来功过是非的评价，与此相联系是对毛泽东功过是非的评价。在当时，这样做，不仅需要巨大的勇气，同时还必须具备敏锐的智慧。一位西方学者后来曾称这是“一桩十分危险的政治事业”，他对此作了分析：

这不仅因为，已故的主席的形象在群众的心目中依然是神圣的，而且还因为，对后毛泽东主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来说，不管他们对这位他们长期与之共事的前领导人怀有什么样的个人感情，他们所奉行的政治路线必然要回溯到历史上的毛泽东。毛泽东毕竟是中国革命的列宁和斯大林，尽管他在理论上、实践上和个性上都与这两位俄国领导人有很大的差别。像列宁一样，毛泽东被公认为是革命的领袖和新社会的创始人；像斯大林一样，他在四分之一多的世纪里是革命胜利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统治者。如果像1956年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那样简单地把毛泽东指控为暴君和篡夺者，不但会使人们对中国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合法性产生怀疑，而且也会使人们对产生这个国家的革命道义合法性产生疑问。赫鲁晓夫在1956年谴责斯大林时尚可以乞灵于列宁的权威，而对毛泽东的继续人来说，除了毛泽东本人以外则没有一个中国的列宁可以求助。

不难看出，这位学者的上述分析，形式意义要远大于其内容意义。事实上，邓小平既具有重新评价毛泽东的勇气，也具备重新评价毛泽东的智慧，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危险的事业”。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就语重心长地指出，最近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