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 毛泽民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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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12日，人民公敌蒋介石在上海举起了屠刀，许多革命者成了他的刀下鬼。一时间，上海街头警车齐鸣，巡捕队队，腥风血雨。

白色恐怖笼罩着大上海，大上海在白色恐怖中呻吟。

这是四一二大屠杀后的一天上午。

上海爱而近路春晖里，中共中央所属印刷机构协盛印刷所的门前，一声哨响，哗啦啦来了一队荷枪实弹的巡捕士兵，领头的“包打听”拿着一张传单，抢先进了大门。

这时，一楼的值班师傅刚与毛泽民打完上班招呼，毛泽民臂夹黑皮包噌噌上了楼，他才转过身来去柜台上算账。对巡捕队的到来，他感到非常突然。

“包打听”举起一纸传单：“伙计，这是你们所印的吗？”

“让我仔细瞧瞧！”值班师傅故作镇静地道。

“给！”

值班师傅接过来，一边看传单，一边脚踏柜台内的电铃秘密开关，通知楼上下面有情况。

“你说到底是不是？”“包打听”也不耐烦了：“你这是拖延时间！”

“不，我看不是。我们曾印过一批，不是这样的。”值班师傅解释。

“你们的老板在哪？”“包打听”急问。

“他还没上班呢！”

“你是胡说！”说完就指挥巡捕们：“弟兄们，给我往楼上冲！”

“这要干什么！”值班师傅上前拦阻，他们哪里肯听。

再说，这“包打听”带着巡捕上了二楼。这二楼是印刷车间，机器轰鸣。工人们正在上班，印刷的传单还没有来得及彻底转移，巡捕就追上了二楼。正好逮个正着。于是他们立即下令，严密封锁弄堂口，行人进出都有要接受盘查。同时命令在厂里大搜查。

“你们中间谁是老板？”

工人们面面相觑，谁也不作答。

这时，他们看见工人沈巨章衣冠楚楚，身穿咖啡色的哗叽长袍，外套一件青色马褂，不大像是一个工人的样子。

“给我抓起来！”“包打听”下了令。于是三个巡捕上前，三下五除二，就把沈巨章给五花大绑起来。

“我这是冤枉啊！”沈巨章连喊。

“什么冤枉！”一巡捕说完又把一条脏毛巾塞进沈的嘴里：“我叫你冤枉！”

“向三楼搜！”“包打听”又喊。

一伙巡捕向三楼冲去。

且说毛泽民经理正在三楼办公，他已听到了暗铃的响声，接着又听到了二楼的喊声。于是他翻身跳出窗子，想顺着烟囱下楼，一看楼下有人，忙又顺着烟囱往上爬，一直爬到三楼楼顶。当“包打听”和巡捕冲上三楼时，才觉得这里面像是老板办公室，但是人走屋空。他们搜了半天，也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就又匆匆下了楼。殊不知毛泽民就躲藏在三楼楼顶。

“包打听”心里纳闷，他怀疑抓的不是老板。于是，在他们撤离印刷所时，他多了个心眼：留下两个暗哨监视，其余人员全部撤离。

且说在夕阳西下时，毛泽民也放松了警惕，回家吃饭。刚走出印刷所门外，就被两个暗哨拿下。他们把毛泽民带走，在一家旅店租了一间房子把他关了起来。一天早晚两次审讯。

毛泽民对“包打听”讲：“你们抓我没道理！”

“包打听”道：“你们印共匪的宣传单，是要杀头的！”

毛泽民若无其事的样子，说：“我是商人，我不是共匪。”

“那你们是一家。或者说你们私通。”

毛泽民哈哈笑了：“我是商人，见钱眼开，我得养活工人，谁给我钱多，我就给谁印。人家给我的都是大价钱，又都是现金交易，所以我就干了。”

“你说的倒好。”

“我这个人是讲信誉的，你可以打听一下商界、出版界，我杨某是知名人士。再说我在商界混的年头也不是一年半载的啦。”

“包打听”见实在问不出什么东西来，便算计他身上的钱财了：“你要出去也好，我们可以帮忙，但是得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毛泽民问。

“条件不高，你也能做到。”

“你就尽管说，是不是要钱。”

“这让你说对了。”

“多少？”

对方伸出五个指头：“五万。”

泽民摇了摇头，说：“五万太多，我卖厂也卖不了这个数！”

“那你就准备卖厂吧，这个数不能少！”对方口气也很硬。

泽民说：“我身上的几百块买纸的钱已被你们拿去了，你们还要那么多钱，我怎么拿得出呢。你们要钱，得放我出去。好向亲戚朋友转借。再说，厂里的工人们要吃饭，也需要我回去。实在凑不齐，我卖工厂也得给你们，我杨某是讲信用的，说话算话。”

“包打听”取财心切，只得把他放了。

毛泽民出来后，立即向党中央作了汇报。中央审时度势，认为泽民和印刷厂必须立马转移。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为了蒙蔽敌人，毛泽民便在《新闻报》上登出一则广告，声称要拍卖机器，同时在印刷所门口也张贴拍卖工厂的广告。敌人看了信以为真，认为杨老板在筹集资金，所以放松了对他的监视。

毛泽民借假装卖掉机器的样子，秘密地先把机器转移出去。几天后，“包打听”到印刷所去索取赎金，不但找不到了“杨老板”，而且连机器也无影无踪了，方知上了大当。

后来，毛泽民受中央的指示，到天津创办党的印刷厂，于是便把上海的机器设备，秘密打好包，伪装成其他的货物，通过轮船托运，写上天津ＸＸＸ商号收。这时在上海搞印刷的技术工人也陆续撤到天津。人手不够，毛泽民写信从韶山叫出来的毛远耀、毛特夫，到天津被安排在小白楼附近的先农里24号。经过毛泽民的多方努力，在顺直省委的帮助下，很快印刷机器又轰鸣起来……

此厂取名为“华新印刷厂”。

地址在原来旧英租界广东道，现在的唐山道47号，是一座很像样的洋楼。

由于华新印刷厂的建立，使《向导》、《中国青年》、《红旗》、《北方红旗》、《共产主义ＡＢＣ》等书刊和一些党的文件、通电、传单等，秘密地转移到天津广泛出版发行。

地方变化了，毛泽民也由杨杰改名周韵华，公开身分是华新印刷厂的经理。当时柳直荀同志也在天津，是顺直省委的领导人之一，为掩护省委的工作，他在旧法租界五号路开了一个古董店。柳是经理，泽民是股东。同时毛泽民还兼任顺直省委的财经委员。

在这里毛泽民吸取了上海的经验教训，印刷厂设计得更为巧妙秘密。印刷厂的一边开了个布店，用布裹住纸，掩护印刷需要的纸张；一边搞了个家具维修门市，专门监视外来人员。在印刷厂门厅开设了对外业务，承接信封、信纸、名片、表格、发票、请柬、喜帖等零活。在柜台下面安装了一个电铃脚踏开关，直通印刷车间，只要外面发现可疑人员，营业员脚一踏开关，后楼及地下室马上就采取紧急措施，隐藏党的印刷品，并立即拿出表格、信纸、请柬等之类的东西来印。后来，顺直省委委员李德贵和天津工会主席王藻文叛变，致使顺直省委遭受严重破坏，一些领导同志（如薄一波、刘仁）被捕入狱。然而，印刷厂却安然无恙。恰在此时，上海的情况有所松动，中央来电要毛泽民重回上海工作。泽民和希钧才在天津港乘上南下的轮船，回到革命的大本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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