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读《盛世危言》

13岁到15岁时，毛泽东辍学在家，一边劳动，一边还是努力找书读。他同斯诺谈话时，两次提到《盛世危言》给予他的影响。

“我13岁时，终于离开了私塾，开始在地里进行长时间的劳动，给雇工们当助手，白天干一个整劳力的活，晚上替我父亲记账。尽管这样，我还是能够继续学习，贪婪地阅读我能够找到的除了经书以外的一切书籍。这使我父亲很烦恼，他要我熟读经书，尤其是他在一次诉讼失败之后，更是这样了。当时他的对手在法庭上引用了一句很合适的经书上的话，他因此而败诉。我经常在深夜把我的房间的窗户遮起，好让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读这本书。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

“《盛世危言》激起我恢复学业的愿望。同时，对地里的劳动也感到厌倦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口角，最后我从家里出走。”

得到复学的准许后，毛泽东到另外两处私塾又读了一年，然后去湘乡东山小学。

《盛世危言》作者郑观应（1842—1921），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是甲午战争以前，早期具有改良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于1862年写成《救时揭要》，后增订改名《易言》刊行，至1893年再经增补修订，定名《盛世危言》，随即出版。各种版本翻刻发行达10多万本，是当年影响极大的讲西学新法的书，以至能够传到韶山这样闭塞的山村来。此书在戊戌变法前几年，曾由总理衙门印两千部，分发众大臣阅看，影响更腾播朝野。湘军有名将领彭玉麟1884年为此书写的序言中，这样介绍作者：“少倜傥有奇志，尚气节。庚申（1860年）之变，目击时艰，遂弃举业，学西人语言文字，隐于商，日与西人游，足迹半天下，考究各国政治得失利病，凡有关于安内攘外之说者，随手笔录，积年累月，成若干篇，皆时务切要之言。”所谓“隐于商”，是作“洋商”和“官商”。郑观应一生不做官，曾任英商宝顺、太古洋行买办，后历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会办、汉阳铁厂和粤汉铁路公司总办等职，自己还创办过贸易、航运等企业，是一个极精明能干的商业资本家。他的洋务经历和熟悉西方情况，以及强烈的爱国精神，使他完全不同于那些洋务官僚，有自己对国事的独到见解。他在《盛世危言》自序中说：

“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末而忘本，求其洞见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应虽不敏，幼读书史，长业贸迁，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移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

由此可见，郑观应是以实行君主立宪体制，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当作“富强之本”的；同魏源等人专讲“师夷长技”的观点有区别，更不同于洋务派官僚的“遗其体而求其用”，只重“船坚炮利”的主张。然而，郑观应仍自称“涉足孔孟之道，究心欧美西学”，“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主以中学，辅以西学”。总之，不敢摆脱孔孟纲常人伦的本体，仍是一个“圣之时者也”的人物。他的改良主张，经过戊戌变法失败后，也早已宣告“此路不通”。不过，对于孤处山村的少年毛泽东来说，这本一二十年前出版的书，确是顿开茅塞的新鲜读物，尤其作者的教育救国思想激发了他“要恢复学业的愿望”。

郑观应认为中国要富强，要做到“船坚炮利”，必须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以培养人才，书中特别重视教育：“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夫泰西诸国、富强之基，根于工艺，而工艺之学不能不赖于读书”。“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书中“学校”、“西学”、“考试”、“日报”、“教养”、“女教”、“技艺”等篇，都是有关教育的，以大量的篇幅介绍西方和日本的教育体制和课程设置，如“各国最重格致之学，英国格致会颇多，获益甚大，讲求格致新法者约十万人”。“尝考日本自其王公大臣出洋游历，返国后，即广设大小学堂”。“泰西女学与男丁并重”。

郑观应后来有《盛世危言续编》等著作问世，影响已逐渐减小。他晚年多病，几十年的哮喘痼疾使他求助于道教养生术，练气功之外，还问乩求丹，终堕左道，甘心受骗。致友人书说：“既不能兼善天下，又不能独善其身，故欲借修仙以求偿救世之宏愿。”著书无用，转而求神，入世入道，方式不同，但目的一样，正如他自己诗中所说：“三著《危言》祝太平，心存救济利名轻，贾生痛哭终无补，九转丹成问上清。”①

郑观应一百多年前提出的这个“教育救国”问题，新中国成立40多年之后，并未完全解决。我们现在还是要坚持贯彻“教育为立国之本”的方针；治穷还是先要治愚，贫困地区首先要多办学校。

唤起少年毛泽东的爱国精神和“一定的政治觉悟”的书，除了《盛世危言》外，这时他还读了一本小册子《列强瓜分之危险》。这本书介绍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以及对越南、缅甸宗主权丧失的情景。他读过之后，回忆说：“甚至现在我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这里还可以附带说一件事，同少年毛泽东的思想变化有关。毛的母亲是虔诚的佛教徒，长年吃斋念佛。“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因此自幼年始，毛泽东也曾迷信过神佛，并且同母亲一道，想将不信佛的父亲“转变过来”。他自己的彻底转变，同韶山私塾来了一位新派教员李漱清有关。这位“过激派”极力反对迷信，劝人把庙宇改为学堂。毛泽东由此受到很大启发：“我钦佩他，并且赞成他的意见。”李漱清在大革命时期到广州，同毛泽东共过事，全国解放后，他们还有过书信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