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芋园问学及对留学的态度

同黎锦熙的交往

长沙浏阳门正街南边有一所很大的公馆，叫李氏芋园，是清代封疆大吏李星沅的产业，不只是房间多，还有一个精巧的园林，有池塘、假山、柳树，树阴下的石凳便于闲坐。经过几十年沧海桑田的变迁，昔日的园林胜景，已经踪影全无，只有芋园这个地名依然存在，不过成为街道的名称了。现在这僻静的小街两侧，大约就是当年李氏芋园的范围吧。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的时候，这里是他星期天常去的地方。杨昌济、黎锦熙、徐特立、方维夏等老师，那时都住在这里。毛泽东、陈昌、蔡和森等人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常来这里讨论，请杨昌济指导，黎锦熙有时也去参加他们的讨论。

学问学问，勤学好问，这是毛泽东自幼遵守的信条；凡遇积学之士或知名人物，尽管不认识，他也不怕冒昧求教问学，这几乎成了一种习惯。可举这样一个例子：1917年春，曾积极帮助过孙中山、黄兴革命的日本志士白浪滔天（宫崎寅藏），来到长沙，参加黄兴改葬的葬礼。毛泽东闻讯即与萧植蕃（萧三）以一师学生的名义，向白浪滔天去信，表示愿见丰采，聆取宏教。这封手书原件竟在异国被保存下来了。信中说：“久钦高谊，觌面无缘，远道闻风，令人兴起。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今将葬矣，波涛万里，又复临穴送棺。高谊贯于日月，精诚动乎鬼神，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植蕃、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见丰采，聆取宏教。”

黎锦熙（邵西）原是湖南省立第四师范的历史教员，后来随学校并入第一师范。他同毛泽东虽有师生之分，年龄才不过大了四岁，又是湘潭同乡，所以很是接近，关系介于师友之间。长沙原来有一家宏文图书社，只不过是间印刷厂，1914年，黎锦熙为它组织了一个编译所，计划编印一套“共和国小学各科教科书”，他与徐特立共编国文。参加宏文社的还有文字学家杨树达、曾运乾等。于是租用了这李氏芋园作编辑人员的住宅。杨昌济的《论语类钞》就由这个书社出版的。当时他们还办了一个《公言》杂志，内容着重于纠正当时的学风，批评教育界闹派别，并以多半篇幅记载欧战和世界大势。因受督军汤芗铭的注意，只办了三期即停刊。

4岁的年龄差距，对于三四十岁以后的人来说是不算一回事的，对于20岁刚出头的人来说，却是颇有关系的，就如同大学里一年级的学生同四年级的学生一样。在22岁的毛泽东看来，26岁的黎锦熙比自己更有学问，更有见识，因而很乐于向他讨教。现在保存下来的黎锦熙日记中，记下了1915年4月到8月，毛泽东多次到芋园的事。这日记居然写得极其简略，没有记下交谈的具体内容，但还是可以看到谈话涉及的方面。他们交换看过各自的日记，谈论的多是“读书方法”；“在校研究科学之术”；“说读史法”；“改造社会事”；“久谈读书法，谓须与校课联贯”；“问小学（旧时称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为“小学”）功夫做法，余谓宜读段注《说文》（指清代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黎锦熙读了严复译的英国哲学家斯宾塞（1820—1903）著的《群学肄言》，极感兴趣，于是向毛推荐，“告以读‘缮性’一篇，以自试其思考力及学识程度。”

那时，正是袁世凯积极准备称帝的时候，这当然是他们关心和谈论的题目。黎锦熙日记里记下了他们阅读《甲寅》月刊的事。《甲寅》是章士钊在日本东京出版的刊物，是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毛对这刊物有兴趣，后来还写信托萧子升设法借阅。1915年5月7日，日本下最后通牒，逼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这也是毛同黎锦熙谈论的内容。

在日记里，黎锦熙记下了他对毛泽东的印象。1915年7月31日，他看了毛的日记之后，记道：“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陈昌），笃行两人略同，皆大可造，宜示之以方也。”1917年8月31日收到毛的信，说他的信“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黎锦熙的日记虽极简略，但我们从毛泽东1915年9月6日给萧子升的一封两千余字的长信中，可以看到他对黎的印象，黎同他谈论的内容以及当时所受于黎的影响。毛当年很厌恶学校课程繁多，妨碍他专心致之的学科。大概是由此向黎求教，如何解决上课与自修的矛盾。黎谈到除博学于文之外，还须具通识之才，并谈到历史、地理之学，以及设体操、图画、音乐、手工等课为美学与技能之学的必要等等。信的开头即写道：“闻黎君邵西好学，乃往询之，其言若合，而条理加详密焉，入手之法，又甚备而完。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自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仆问邵西，学乌乎求？学校浊败，舍之以就深山幽泉，读古论籍，以建其础，效康氏、梁任公之所为，然后下山而涉其新。邵西不谓然，此先后倒置也。盖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若政家、事功家之学，尤贵肆应曲当。”

1915年9月1日，黎锦熙应聘到北京教科书编纂处工作。动身前两天，即8月29日是星期日，毛泽东同王季范、萧子升等人来到芋园，依依送别，那天黎的日记中还记了“谈学颇久”的事。

分别以后，他们还时有书信往来，从1915年11月到1920年6月，毛泽东寄去的6封信，现均保存下来。从这些信中，可以见到毛对故人的关心。袁世凯帝制自为，一些名流失身劝进。毛泽东不希望黎锦熙卷入劝进活动，1915年11月9日写信劝勉说：“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他希望黎早日脱离北京这是非之地：“急归！无恋也。”同时，也表示了自己的渴念：“生平不见良师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黎锦熙在复信中说明了情况，他在京编纂书籍，不过是书生事业，不会受到袁氏笼络。毛泽东在下一封信里表示前一封信里说的，是自己的过虑。君子爱人以德，我们可以从其过虑中看出他对黎真正的爱护和关切。

在以后的几封信中，涉及了时局，涉及了教育，涉及了哲学“大本大源”，涉及了体育，内容十分丰富，是研究当年毛泽东的思想极其重要的材料。从1920年6月7日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年毛泽东虽然开始热切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但仍然保持着广泛的学习兴趣和独特的学习方法。信中说：“我对于学问，尚无专究某一种的意思，想用辐射线的方法，门门涉猎一下，颇觉常识不具，难语专攻；集拢常识，加以条贯，便容易达到深湛。斯宾塞最恨‘国拘’，我觉得学拘也是大弊。”“国拘”是严译《群学肄言》中用的一个术语，大意是为褊狭的国家观念所拘束；“学拘”是毛泽东仿拟“国拘”造出的一个词语，大意当是指学科方面偏爱偏废导致知识的缺陷。他想怎样避免“学拘”的大弊呢？“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希望先生遇有关于言语文字学及佛学两类之书，将书名开示与我。多余的印刷物，并请赐寄。收聚了书，总要划一个时间，从事于此。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只这三科。哲学从现代三大哲学家（按指杜威、罗素、柏格森）起，渐次进于各家；英文最浅近读本每天念一短课；报则逐日细看，剪下好的材料。我外国文还在孩子时代，不能直接看书，我只想于未出国去的两三年内，用我已经得到的国文一种工具，看新出的报、杂志、丛书及各译本，寻获东方及世界学术思想之大纲要目，以为出国研究的基本。”从这里，我们知道当时毛也有过出国留学的想法，后来没有成为事实。那时他的好些朋友（新民学会会员）正启程赴法国勤工俭学，他很热心地为他们奔走筹款，力促其成，甚至送他们到北京、到上海。他自己是不是也出国去呢？比起法国来，他更加向往经过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俄国，他当时在写给新民学会女会员陶毅的信中说：“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不多久，留俄的想法也放弃了。早在1915年9月致萧子升的长信中，毛泽东就谈到，同日本（土疆三岛耳）、德国（土地敌吾二广者耳）相比，研究中国学问之难：“有为人之学，有为国人之学，有为世界人之学。为人之学者，父子夫妇昆弟之道，布帛菽粟之宜也。为国人之学者，明其国历史、地理、政教、艺俗之学也。为世界人之学者，世界观、国际学也。顾为人国人之学易，为吾国人之学难。历史半万载，地方七千里，政教若是其繁邃，人情风俗若是其广复，将恶乎求之？”1920年3月14日致周世钊的信中，毛泽东终于这样写道：“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我觉得暂时在国内研究，有下列几种好处：

1．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

2．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3．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

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它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有工夫能将所刺取的编成一本书，更好。所以我对于上列三条的第一条，认为更属紧要。”

从这信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否出国留学，毛泽东求学的目的是为世界和中国尽一点力。而且，实地的调查研究，以增进对国情的了解，甚至是比读书更为重要些。他还认为，必先对本国文化有所研究，才能更好地学习外国的文化。这些意见今天看来，都是很值得重视的。

关于留学问题的这些观点和议论，毛泽东也受到杨昌济的影响。杨极看重国文和国学知识，认为这关系到中国传统的精神财富。外国语再好，不知道国情，又有何用。他在《劝学篇》中说：“盖能有志，即在国内未尝不可为学也。……余曾留学日本，又曾留学西洋，受益孔多，良堪自幸，然以余自知之明，余即不往西洋，专在日本，亦可以为学；即令不去日本，专在本国，亦未尝不可为学。”

黎锦熙一生从事教学与著述，为有名的语言学家。他珍藏的毛泽东早年给他的六封信、三集《新民学会通信集》以及1920年平民通信社（驱张运动时，毛泽东在北京主办的）的十多份通信稿，于1952年清找出来，后又于20世纪60年代对这些资料作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