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忧国忧民的“时事通”

在闭塞的乡村没有机会接触到报纸，毛泽东一到长沙，就被报纸所吸引住了。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的报纸，是同盟会员于右任办的《民立报》。这是清末鼓吹革命的著名报刊之一。在这上面，他看到了3月29日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报道，湖南人黄兴领导的这一次起义有七十二位烈士殉难，他们的英雄气概使毛泽东激动不已。

辛亥革命爆发，毛泽东弃学投军，一个月的饷银是七元，伙食用去两元，再除去一些别的开销，剩下的钱就都用来订阅报纸。回忆这段生活时，他对斯诺说：“我成了一个好读报纸的人。”从此，读报如同读书一样，成为他一生的嗜好。“不读书，不看报”，后来成了他责备某个很不惬意的部属的特定用语。当时鼓吹革命的报纸中有一张《湘江日报》，常议论“社会主义”，他就是在这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这引起了他很大的兴趣，于是同一些同学和士兵讨论起社会主义来。

在长沙定王台省立图书馆自学半年的时间里，他在那里不但可以看到各种新书，也可以阅览北京、上海、长沙出版的各种报纸。图书馆的墙上悬挂着一幅很大的《世界坤舆大地图》，这对他阅读报纸有很大的便利，看到中外新闻报道中提到的地名，他可以从地图上去找寻，知道这新闻发生在什么地方。联系地图来读报，后来也成了他的习惯。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的信中，详谈各种学科的学习方法，谈到地理科时，主张以地图为中心，同时还和阅读报章杂志联系了起来。信中说：“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研究之法，地图为要。地图之用，手填最切。地理，采通识之最多者也。报章杂志皆归之。报章杂志言教育，而地理有教育之篇；报章杂志言风俗，而地理有风俗之章；政治军事产业交通宗教等等，无一不在地理范围之内，今之学者多不解此，泛泛然阅报章杂志，而不知其所归，此所谓无系统者也。”从读报要看地图，进而着重地理之学，这大概也是促使他阅读《读史方舆纪要》这部大书的原因。此书偏重于军事地理，专论山川险隘，攻守形势，据历史事迹以推断得失成败的原因。这些对他后来的戎马生涯是大有益处的。

当时的同学周世钊回忆说：

“第一师范学校学生自习室的西头有一间可以容几十个人同时看报的阅报室。湖南、上海、北京等地的几种重要报纸，每天都被安置在报架上面。来这里看报的学生很多，而毛泽东每天必到，一看就是一两个钟头，并注意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变化。

“他常用饭后、课余和空堂时间去看报。看的特别认真、仔细；有时一张报纸可以看上一个多钟头；有时把地图带到阅报室，看看报纸，又看看地图；有时把报纸上面所载各国城市、港口、山岳、江河的中文名称，译成英文。他对同学说，这是一举三得的事，就是明了时事，熟悉地理、学习英文。第一师范的同学大家称他是‘时事通’。如果有不明了的时事问题，找他一谈就解决了；如果在自习室、运动场找他不见，常常在阅报室可以找到他。晚饭后，星期天，他喜欢和同学们谈时事，他分析世界的政治、军事形势，是那么详尽，那么明晰，是那么有根有据！特别是谈到列强如何侵略中国，中国为什么被侵略而不能抵抗，青年对救国应负的责任时，同学们的情绪，随着他有感情、有鼓动力的谈话，时而兴奋，时而激昂，时而愤怒！”①

周世钊所谈确是可靠的信史。当时长沙出版的几家报纸，毛泽东也都是仔细阅读的，1916年7月25日致萧子升信写到这一情况：“湘城报纸近无虑七八家。《大公报》（按：湖南人办的民间报纸）殊有精神，以仄于篇幅，不能多载新闻。《湖南公报》纯系抄录，然新闻为多。近日海上诸名流演说，如孙中山之地方自治等，长哉万言，殊可益智。《湖南公报》载之，而《大公报》不见。又如《时报》著名访员之通函，该报亦向不录，为可惜也。此数日载有天坛宪法草案原稿，此可摘下，而议会之议事录，亦可注意焉。”

同学萧植藩（萧三）回忆说：

“那是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年代。毛泽东就好像是给同学们作每周以来国际国内的军事政治的时事报告：奥国的太子怎样在塞尔维亚被杀死，德国威廉第二怎样出兵，德俄、德法、德英如何宣战，凡尔登如何难攻，英法如何联盟，美国如何‘参战’发财，日本如何趁火打劫，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②

这里说的“二十一条”，是指日本政府为了独占中国提出的一项无理要求。日本政府看到当时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方酣，西方列强卷入战争，无力顾及亚洲事务，同时袁世凯正准备称帝，需要得到日本对帝制的支持，日政府以为要挟中国的时机已到，于是以解决中日间的悬案为名，向中国提出一系列的侵犯中国主权和利益的无理要求。这些要求共计二十一条，内容包括日本在山东、东三省南部和东部以及内蒙古的特殊权利；把已有日资渗入的汉冶萍公司变成中日合办的企业；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让与或租借与他国；聘日本人为中国政府的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中日合办警察，合办军械厂；给与日本一些铁路的建造权、一些矿山的投资优先权，等等。总之，这简直是战胜国对战败国提出的条件，日本几乎把中国看成独占的殖民地。袁世凯政府一方面害怕日本，同时也害怕让步太多会激起国人的反对，因此谈判的进展很慢。1915年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5月9日，袁世凯政府屈辱地接受了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反抗，以为奇耻大辱。第一师范教员石广权愤而将此事始末及日本侵华数十年史实，并灭亡朝鲜惨状、越南亡国惨状等，写成7篇文章，附录有中日贸易比较，辑成一书，由学校学生集资刊印，书名《明耻篇》。毛泽东读了这书，十分激动，他在书的后面写了跋语：“此文为第一师范教习石润山先生作。先生名广权，宝庆人。当中日交涉解决之顷，举校愤激，先生尤痛慨，至辍寝忘食。同学等集资刊印此篇，先生则为序其端而编次之云云。《救国刍言》亦先生作。”

在封面上，毛泽东写下了四句题词，表示了报国仇雪国耻的决心：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6月25日，他寄了一本给友人湘生，信中说：“又《明耻篇》一本，本校辑发。于中日交涉，颇得其概。阅之终篇，亦可得新知于万一也。”

1915年9月，黎锦熙到北京教育部任教科书编纂处负责人。由于筹安会为首者乃湖南湘潭人杨度，毛泽东担心黎受杨的笼络，于11月9日写信给黎，信中以史迹为鉴，恺切陈词：“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如足下之事，乃至崇之业。然彼方以术愚人，今反进以智人之术，其可合邪？收揽名士政策，日起日巧，有自欲用天下之志者，乃反为人所用欤！元凯臣舜，服善也；扬刘臣莽，附势也。辨夫今之为舜欤抑莽欤者，则所以自处明矣！北京如冶炉，所过必化，弟闻人言，辄用心悸。”后来得黎的复信，知道原委后，于1916年12月9日复信道歉：“去冬曾上一函，所言多不是，得书解责，中心服之。前之所言，诚自知其不当。……事务之官，固不同乘权借势之选，而兄之所处，不过编书，犹是书生事业，并事务官而无之，于进退之义何有，此弟之甚妄言也。”

辛亥革命之后，军阀混战，南北对峙，湖南当军事之冲。北洋军阀盘踞湖南以制两广，南方军阀则以湖南为北进枢纽。十多年中，南北军队来来去去，湖南战祸兵灾几无宁日，学校常成为驻兵之所。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时，亲身经历了军阀混战多次蹂躏。这种兵连祸结、民不聊生的局势，自然使他更加关心时事，议论政局。

1916年5月29日，曾经最热衷劝进的湖南督军汤芗铭，宣布湖南“独立”，并电促袁世凯引退，袁阅电昏厥，几天后死去，世称此举为“送终汤”。黔桂湘联军旋即进入长沙，将汤芗铭逼走。6月26日，学校放暑假，第一师范内驻有广西部队，毛泽东离校返家乡，夜宿银田寺，当晚给萧子升写信，述一路见闻：“近城之处，驻有桂军（按指广西督军陆荣廷宣布反袁独立后的入湘部队），招摇道途，侧目而横睨，与诸无赖集博通衢大街，逻卒熟视不敢问。证以校内所见，信乎两粤赌风之重也。七里铺、姜畲一带，有所谓护国军二股：一苏鸣鹄所部，约千二百人；一赵某所部，数略同。联手成群，猬居饭店，吃饭不偿值，无不怨之。细询其人殊觉可怜，盖盼望给资遣散而不得者也。其官长亦居饭铺，榜其门曰某官，所张檄告，介乎通不通之间焉。”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接任大总统，宣布恢复民国元年约法，重行召集国会，段祺瑞任内阁总理，控制北京政权。于是南方的军务院于7月15日宣布撤销。毛泽东这时对政局的看法近似梁启超，赞成拿办筹安会8名帝制要犯，但是颇厌恶南北分裂局面，尤惧内乱不已，因而反对种种暴力行为，希望大局早日安定，认为北京政府统一全国是可行的。7月18日致萧子升信中，表示了对汤芗铭的同情，认为汤在湖南3年，以严刑峻法为治，秩序整肃，治军也纪律严明，此次“筹划独立，尤具苦心。”“湖南问题，弟向持汤督不可去，其被逐也，颇为冤之，今现象益紊也。”此信很是为汤辩解，却不去注意汤芗铭督湘3年，斩杀党人政敌、无辜百姓达17000余人，被湖南人称为“汤屠”的事实，同当时舆论颇不相同。这大约是因为青年毛泽东此种对时局的看法，包括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尚未摆脱梁启超等人的影响。当年维新派包括康梁和严复等，同孙中山革命派的分歧，不仅在帝制问题上，如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也根本不同，他们害怕法国大革命那种暴力革命，长期“内乱不已”的局势。当年毛泽东显然也持有类似的看法。对汤芗铭的看法，他后来有了改变。1920年，他签了名的宣言《湘人控张敬尧十大罪》说：“前督汤芗铭屠戮人民，搜刮财物，湘民久已含愤莫伸。”（这个《宣言》如不是他的手笔，至少是他参加起草的）这就同当时舆论一致了。

7月25日致萧子升长信约3000字，继续议论时局：“十二日由湘潭发一函，十八日由校发一函，皆详述时事。”接着谈及南方各省省长易人，多护国军方面的，如蔡锷督蜀等，认为中央“可谓善于调处者矣”。“前书言湘人取门罗主义，举刘① 以便其私，不幸言中矣”。“本省人作本省官，其害甚大，在湖南尤有特别情形，前车不远，即在辛亥。今兹目前之祸，又显而易见，倾侧、构陷、钻营之风大竞。”下面列举政府机关、各县知事及学校校长之人事争夺：“几何不如俗人所云‘打开脑壳’乎”。社会上且有以“帝制嫌疑”为名，于是“暴徒乘机报复”。“弟昔曾与璋兄（即萧三）书，言杀机一起，报复未已，法兰西之祸，最为可惧，不谓此次竞演此恶剧。又湘之独立，至昨日始取消，盖事事称怪焉。”这封信的后半部论述欧洲战场、美国国内政局和有关国际形势，特别谈到本月发生的“日俄协约”，关于满蒙权益的分掠。忧国之心，跃然纸上。请看，对于日本既定侵华政策，说得何等痛切：“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只有磨励以待日本。吾之内情，彼尽知之，而吾人有不知者；彼之内状，吾人寡有知者焉。吾愿足下看书报，注意东事，祈共勉之，谓可乎？”一个还在读书的学生，于国事如此忧虑，一种担当天下兴亡的强烈责任感，使他预感到同日本“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20年后是1937年，何等巧合的预言。此信今天读来，仍不能不令人感佩。

毛泽东这种细读报纸，畅论时事的习惯，随着思想政治水平提高后，对时局剖析精辟、深具远见的言论，到了1919年7月间主办《湘江评论》时，就得到最好的发挥了。《湘江评论》周刊只出了四期，《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及种种评论，引起省内外的广泛注意。四期共刊由他执笔的大小文章约四十篇，长者近万言，短的不过几句话。三十几篇短文都是议论时事的，其中二十多篇议论巴黎和约和国际局势，《各国的罢工风潮》长达3000余字。《德意志人沉痛的签约》长达七八千字，从1919年5月7日德国代表到达巴黎始，到6月28日和约签订止，详述其间强暴易位，折冲挣扎，德国虽举国鼎沸，终于因兵临城下，不得不屈辱签约的全过程，至今读来，还使人感到这是一页何等沉重而动人心魄的历史。由于深知“德国为日尔曼民族，在历史上早蜚声誉，有一种倔强的特质”；“晚近为尼采、菲希特、康德、泡尔生等‘向上的’‘活动的’哲学所陶铸”；“为世界最富于‘高’的精神的民族。惟‘高’的精神，最能排倒一切困苦”；还由于俄国和东欧的革命形势，毛泽东在文章结尾这样预言道：

“1919年以前，世界最高的强权在德国，1919年后，世界最高的强权在法国、英国和美国。”“1919年以后没有战争，就是阶级战争。阶级战争的结果，就是东欧诸国主义的成功，即是社会党人的成功。我们不要轻看了以后的德人。我们不要重看了现在和会高视阔步的伟人先生们，他们不能旰食的日子快要到哩！他们总有一天会要头痛！

“然则这回的和会，‘其能五稔’（按即五年），尚靠不定。如若真以‘德俄和约’、‘德罗和约’的例来推测，恐怕就是早晚的问题。无知的克勒满沙老头子①，还抱着那灰黄色的厚册②，以为签了字在上面，就可当作阿尔卑斯山一样的稳固，可怜的很呵！”

学生时代就这样关注时事，对国内外政局的发展能作这样透辟的分析，甚至作出有如预言家的判断，这不仅要有丰富的历史、政治知识，尤须具有热烈的爱国精神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志，才能做到。在青年毛泽东身上，充分反映了这一高贵的政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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