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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什么会选中你作卫士、卫士长?
原因是多方面的,也不是一下子能讲清。不过,我认为最初的原因是我不想干。人么,越不易得到的东西就越想得到,对于伟大的人物来说也不例外。我这样比喻也许不恰当,还是讲事情的经过吧。
1947年春节刚过,我被调到周恩来身边当卫士。不久,便撤离延安,开始转战陕北。
大约是8月18日,转战陕北期间最紧张的一天。刘勘的七千旅紧追我们中央机关的几百人,从绥德追到米脂,追到吴堡县,一直把我们追到黄河边。
那几天,天天大暴雨,身上没有干的时候。河水猛涨,汹涌澎湃,十几里外就能听到咆哮声。毛泽东心情很不好。形势严峻还在其次,最使他恼火的是队伍里议论纷纷,说要过黄河了。毛泽东历来说话算数,轻易不许人反对或者改变。他说过:“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当时还没有打败胡宗南,屁股后面有7个旅的追兵,这种情况下过黄河,毛泽东是决不答应的。何况,“毛主席还在陕北”,当时已成为全国军民同国民党蒋介石殊死搏斗的精神支柱。大凡从那时过来的人都记得,只要”毛主席还在陕北”,那么千难万险流血牺牲使全不在话下。当时就是这样。
周恩来策略地指出,横在面前的是霞芦河,不是黄河。过霞芦河不算过黄河。毛泽东仍然心情不好,因为霞芦河在这里入黄河,老百姓叫它“黄河岔“。
最后还是决定过霞芦河,这是形势所迫。敌人已经占了对面山头,子弹在天空上飞,朝泥土里钻,而我们的阻击部队很少,外国有三个连,距离远,随机关队伍行动的只有一个警卫连。毛泽东身边有一个内卫排,排长就是闺长林。若敌人冲过来,作战部队的人数就会是一百多人比几万人。
任弼时组织过河。但过河谈何容易?河水暴涨,轰鸣之声振聋发馈;巨浪一道接一道,铺天盖地!羊皮筏子才一下水,立刻被掀翻,像一片树叶似的,转眼就被疯狂的浪涛卷走吞没了。
前有大水,不可逾越;后有追兵,几万之众。像我这样十多年的老兵遇了这种险境,也不免有些惊慌失措。
毛泽东脸色阴沉,却依然镇定,他伸出两根指头,轻轻夹一夹:“给我拿支烟来。”
声音不大,却像雷声一样从整个队伍隆隆滚过:
“烟,快找烟,德胜同志要抽烟!”
“德胜同志要抽烟!”
“烟!”“烟!”“烟!”……
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使用化名李德胜。他因为有病,戒了一段时间的烟。卫士们不曾准备,连日大雨,人人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去哪儿找烟?
毛泽东在一块大青石上坐下,两根指头依然伸在肩旁沉思着。烟始终不曾插入他的指间,他忽然瞪起眼吼:“烟呢?拿烟来!”
德胜同志发脾气了!队伍上下人人在身上紧急搜索。这时,队尾一阵喧哗,毛泽东的马夫老侯同志被大家众星捧月一样簇拥过来。谢天谢地,他用黄油布保护了烟和火柴,关键时立了大功!
周恩来指挥卫士们打开背包,用一条薄棉被遮护在毛泽东头上。他亲自抓了被子一角,并且用身体挡住斜吹来的风雨。
毛泽东凝思着吸燃了香烟。吸得好深啊,眼睁睁看着火头往上燃。他屏住了呼吸。于是,中央纵队几百人都屏住了呼吸,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紧那只青烟袅袅的香烟,仿佛所有人的命运,甚至整个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都系于那支香烟之上。
枪炮声激烈,浪涛声震耳,毛泽东似乎全然不觉。眉字间出现一道深深的竖纹,片刻,一股烟雾从鼻孔和齿缝间溢出。才溢出一半,又被他猛烈吸回,嘴里发出烟气从齿缝间吸人的咝咝声。
好像只是眨眼的工夫,又像经历了一个世纪那么久。毛泽东手中的烟变成夹不住的烟蒂。他暮地立起身,将烟蒂奋力掼于地下,气壮山河地一声吼:
“不过黄河!”
毛泽东顺看黄河岔向前走去,走得不慌不忙,四平八稳。卫士们抢上前,被他怒声喝退。他一个人走在最前面。走在几万追兵的枪口前,身后跟了中央机关的几百人。不要说敌人乱枪齐射,就是一枪一弹,在这么对面相望的情况下也会造成震撼历史的巨大后果。但是,奇迹发生了。几万敌兵忽然枪炮齐停,仿佛整个世界都惊呆了,变哑了。就那么看着毛泽东大摇大摆从面前走过,走出几百米,走过一个小土岗,渐渐消失了……
“叭勾”......
这声枪响像是走火,又像是向毛泽东致礼。于是,几万迫兵从梦中惊醒,顿时枪炮大作,比当初还要热烈。
转战陕北期间,这种情况发生过三四次。敌人追得狂,打得凶。追上了,看见了,忽然变得文质彬彬,变得温良恭俭让。枪炮不响,甚至人也绕开走。
借用文人一句话:万马齐喑究可哀。
毛泽东不理睬枪炮声,坐下来休息。他唱了几嗓京剧。我记得清,是《空城计》。
休息后,顺山坡上了白龙庙。这是个六八十户人家的村子,在半山坡。山不大,是土山,树极少,缺水。村里有个白龙庙,求雨求水方便。毛泽东带雨上山,老百姓说是真龙下凡。刘勘几万追兵在山下扎营,烟火望不到头。毛泽东就在山上睡了一夜。他睡觉鼾声如雷,大雨整夜未停。
第二天,就是19号,叶子龙和汪东兴找我谈话。那时,中央纵队叫三支队,叶子龙任参谋长,汪东兴任副参谋长。谈话是在村里的窑洞门口。
“给你的工作变动一下,调你到主席身边去当卫士。”叶子龙讲话干脆实际。“因为你过去一直干这工作,有经验。”
“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我们是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定的。”汪东兴讲话注意强调原则和革命道理,“任务既光荣又重要,你不要辜负组织上的信任。”
我低下头没有马上表态。昨天,毛泽东发脾气时,赶走了身边的卫士延永生。我11岁当兵,十来年一直当特务员(即勤务员)、警卫员和卫士,组织上选中我给毛泽东当卫士,本不足怪。可是,与我同年当兵的人有些已经是营、团级干部。
“怎么样,有什么意见吗?”叶子龙完全是习惯性地问了这么一句。天晓得我是怎么回事?我竟接着他的话头说:“不行呀,我不想去,干这个工作于太长了。”
叶子龙和汪东兴始料不及,有些惊诧,有些尴尬。我也感觉到话讲得太满,不妥。便退一步说:“当然,组织决定我服从……”
“服从就好,我相信你会干好。”叶子龙松口气。
“今天你先去,”汪东兴皱着眉头说:“最后怎么办,等我们研究以后再决定。”
于是,我便来到毛泽东身边。一天行车,我就走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毛泽东始终不曾理睬我,甚至不正眼看我一眼。
我多心了:“准是叶子龙和汪东兴限主席汇报了,主席生了我的气。他们是怎么汇报的?我的真实心情他们根本不了解,这两个多嘴的领导!……”
雨一直在下,我们几乎是彼水冲着跌跌撞擅跑下山。山下的小河也发了大水,汪东兴指挥会水的战士架桥。这时。追兵已经上山,山头上枪炮声大作。队伍又有些慌乱。
“我看还有没时间么。毛泽东望望架桥的现场,朝刘参谋吩咐道:“把电台架起来。”
真怪,电台一架,队伍立刻安静了,那种军心浮动的情况再没出现。毛泽东坐在我们用手撑开的棉军被下,审阅全国各战区发来的电报,并且用铅笔写下一道道命令,交刘参谋送电台发向各野战军司令部。
天空响起嗡嗡声,有几架敌机临空,在头顶上盘旋。大家忙劝毛泽东去山脚下隐蔽。毛泽东眼睛不离电文。铅笔头朝云遮雾绕的山上指指:“他不要命吗?我看他比你们乖巧。”
果然,敌机哼哼半天,始终不敢下来,也不投弹,最后没精打彩的飞走了。
浮桥架好了。岸边垫上了土,河里垫了大石头,又将几根粗绳拴在两岸的大石头上,再将对岸村里的门板扛来,铺在石头和绳子上。战士们几人一组,脱剥得赤条条,也站立急流中作“桥墩”。毛泽东走到河边,立住了脚。他望望河中的“桥墩”,显然深受感动,眼圈都湿了。他迅速回头。望着队伍说:“同志们先过。”
“请李德胜同志先过!”几百人的队伍齐声喊。
“请李德胜同志先过!”“桥墩”们也发出呼唤。
毛泽东坚持要同志们先过,岸上水中便响起一阵阵呼喊:“请李德胜同志先过!”虽然只有几百人,可是在山谷中,那喊声便显得惊心动魄,沸人热血。周恩来踏上浮桥,迅速走了一个来回,确信安全后便立在毛泽东身边小声说:“主席,你不过同志们是决不会过的。快上桥吧,时间久了河里的同志们会冻出毛病的。”
“请李德胜同志先过”的喊声始终未停。毛泽东的眼光在河里岸上一扫…这时,只有这一时刻,他才正眼望了我一眼。我的脸腾一下子燃烧起来。与这些呼喊着的同志们相比,我忽然生出一种莫名的羞愧,隐隐还藏了一丝委屈。我简直想跳进黄河。
毕竟没有跳,我紧随毛泽东走上下浮桥,走过了洪水咆哮的急流。
行军一天,夜宿杨家园子。警卫排长闰长林同几名卫士点火烘烤湿衣。毛泽东盘腿坐在炕上,借着油灯的光亮查看军用地图。柴草太湿,只冒烟不起火,窑洞里烟雾腾腾对面看不清人。毛泽东“吭吭”大声咳嗽,闰长林擦着呛出来的泪水喊:“小李,快扶德胜同志出去透透气!”
我也“吭吭”咳个不停,一腿炕上一腿炕下去扶毛泽东:“德胜同志,透透气……等烟散散,再看图吧。”
毛泽东甩开我的手,用铅笔在地图上画了几处符号。然后自己下炕,一边咳,一边扶着墙壁走出窑洞。
雨停了,云散去大半,露出灿烂星光。毛泽东立住脚,迎风深呼吸,用力咳出几口痰,擦擦烟呛出的泪,开始在院子里踱步。他走得慢,为了避开地上的积水,步子时大时小。他明明听到我的脚步声紧跟身后。却不回头看我一眼。看来误会深了……我一阵阵难过。
突然,毛泽东立住了脚,两眼望天,慢条斯理问了一声:“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一愣,立刻环顾左右。没有第三者!一股热血涌上来,毛泽东终于跟我说话了!我迅速振奋起精神,立正回答:“报告,我叫李银桥。”
“李、银、桥,嗯,哪几个字啊?”毛泽东依然望天。
“木子李,金银的银,过河的桥。”
“银桥。为什么不叫金桥?”。
“金子太贵重了,我叫不起。”
“噢呵,你很有自知之明么!”毛泽东转身,终于望住我:“你是哪里人呢?”
“河北省安平县。”
“父母干什么呢?”
“我父亲种地拉脚,农闲倒腾点粮食买卖。母亲操持家务,农忙时节也下地。”
“我们的家庭很相像么。你喜欢父亲还是喜欢母亲?”
“喜欢母亲。我父亲脑子好,多少帐也算不糊涂。可是脾气大,爱喝酒,吃饭他单独吃,他吃饼子我们啃窝头,稍不如意就打人。我母亲心善,对人好,我喜欢母亲。”
“越说越一致了么。你母亲一定信佛。”
“主席怎么知道?”
“你说她心善么,出家人慈悲为怀。”
我目瞪口呆。听惯了政治课,我没想到毛泽东会说出这样的话。同时,我又感到与毛泽东突然近了,紧张和拘束消失许多。我小声问:“您母亲也信佛吗?”
“我喜欢母亲。她也信佛,心地善良。小时候我还跟她一起去庙里烧过香呢。后来我不信了。你磕多少头人民还是受苦。”
“磕头不如造反。”
“好。讲得好!”毛泽东点点头,继续散步。片刻,脚步一停,重新望住我:“怎么样,愿意到我这里工作吗?”
那一刻。我的心脏一定停跳了,竟怔怔地没出一声,接着低下头。怎么回答?种种迹象告诉我,毛泽东一定知道我不想干的情况了。唉,与其说假话落个虚假。不如闭上限睛说真话……
“不愿意。”我小声喃喃。
随之而来的一阵沉默,真难熬啊!我一生再不曾遇过比这更难堪的场面,身体血肉好像都不属于自己了,变成了没有思维的木头。
一声轻咳震动了我的心,恢复了我身上的血液循环。毛泽东打破沉默,话讲得有些吃力:“嗯,你能讲真话,这很好。我喜欢你讲真话。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愿意在这里工作?”
“我干太久了。从38年参军、我一直当特务员,当勤务员。我想到部队去。”
“嗯,三八式,当卫士,进步是慢了些。就这一个原因吗?还有没有别的原因?比如说,在恩来那里当卫士就愿意,来我这里……”
“没有,决没有那个意思!”我叫了起来,并且急出了汗。“我一直想到部队去,我在周恩来那里已经干过一段,他了解我的情况,形势缓和后提出走的要求也容易。如果到主席这里来,怎么好刚来就提出走?”
“你怎么知道我会不放你走?”
“主席……恋旧。”
“什么?恋旧!你听谁说我恋旧?”
“反正我知道。骑过的老马,有好马也不换。穿过的衣物,用过的笔砚茶缸。一用就习惯就有感情,再有了多好的也不换。就比如你手里这根柳木棍,那算什么?不过是孙振国扛行李包袱的木棍子。离了延安他送给主席用,主席一用就再不肯换。掉到山下,宁愿等人捡回来也不肯换根新的。一根木棍子还这样,我可是个大活人呢,主席用惯了还肯放吗?”
“哈哈哈,”毛泽东笑了,“小鬼,什么时候把我研究了一番?嗯。可是我喜欢你呢,想要你来呢。怎么办?总得有一个人妥协。”
“那就只好我妥协了。”
“不能大委屈你,我们双方都作一些妥协。”毛泽东认真地望着我说:“大道理不讲不行。你到我这里来,我们只是分工不同。都是为人民服务。你为我服务也是间接为人民服务。可是,光讲大道理也不行。三八式,当我的卫士,地位够高,职务太低。我给你安个长,作我卫士组的组长。”毛泽东略一沉吟。作个手势:“半年,你帮我半年忙,算是借用,你看行不行?”
“行。”我用力点头。
“好吧,你会找叶子龙谈谈,他对我更有了解。”毛泽东将手轻轻一拂,我便退下。他独自回了窑洞。
后来据传,毛泽东在与我谈话前,已经听说了我不愿干的消息。他当时怔了怔,忽然把手朝外一指,大声说:“你们不要研究别人了,我就要他!”
我嘴里说不愿干,心里也这么想,然而一旦干起来,还是全力以赴。对工作热情负责,是我参加革命后养成的习惯。不懂偷懒,也不去偷懒。我干特务员、勤务员、卫士,有十多年经验,善于察颜观色,善于理解领导意图。来到毛泽东身边,对他的习性很快便熟悉了。要茶、要饭、要书、要笔,甚至是见不见客,他只需递个眼色我就知道该怎么办。有时他刚想到我就替他办了,连眼色都不用递。这种默契配合使毛泽东大力欣赏,几次抚着我手背说::“我们很合得来。你是善于发现规律的人。”
于是,我的预言被证实:毛泽东同我有了感情,舍不得放我走了。
1948年2月,中央前委机关住在杨家沟。一天,我给他送茶,他正在窑洞里踱步,像是思考什么重大事件。我不便惊动他,将茶水轻轻放在桌上,悄然退出。
可是,身后传来毛泽东的召唤:“银桥,你不要走。我要跟你谈谈呢。”
我转回身:“主席有什么事?”。
“今天是19号。”毛泽东搬着指头:“8月到9月,9月到10月。…今天是2月19号,半年,整好半年……”他望住我,迟疑一下,小声试探:“你,还想走吗?”
我垂下头,心里很矛盾。最后还是选择了讲实话:“想走。”
毛泽东显出怅然若失的神情。我有些不安地:“如果主席……”毛泽东作出一个断然的手势,是忍痛割爱的意思吧,说:“不,咱们有约在先。我不食言,你可以走了。”
我没有走。说:“主席已经同意我走,那么,前边订的约算是结束了。如果需要。我们还可以定约。”
毛泽东笑了,说:“好,那好。我们重新定约。半年,你再帮我半年,看我打败胡宗南。”
不久,彭德怀便向毛泽东报捷:宜川战役,歼灭胡宗南五个旅,击毙敌29军军长刘勘。
到1948年8月,毛泽东在西柏坡对我说:“银桥,又到日子了。我想再借用你半年,看我彻底打败蒋介石。”
我说:“主席,不用再借了,我不想走了。我愿意随你一辈子。”
我说的是心里话。三次借用,追随毛泽东左右,目睹他以超人的智慧、毅力引回力量扭转乾坤,那是何等撼人心魄的日夜夜啊?毛泽东的魅力和人格深深吸引了我,感动了我,我心甘情愿去服侍他一辈子。
1953年。我担任了毛泽东的副卫士长。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银桥,当官了,不值班了,可是老不见面也不好吧?我们再定个协议,你一礼拜值两个班,让我经常可以见到你。”我说:“行,就这么定了。”
1956年,我担任了毛泽东的卫士长。仍然坚持一礼拜值两个班,侍候老人家的衣食住行。
1962年,我要离开毛泽东去天津工作了。那天,他照习惯躺在床上办公。床栏上搭条毛毯,毛毯下垫了枕头,就那么靠着批阅文件。我悄悄来到门外,想等他办完公再进去。可是,屋里响起他的召唤:“银桥,你进来。”
毛泽东怎么知道我来了?我想,他一定是用心灵感觉到的。或者是如你们现在习惯说的那个第六感官吧。
我站在毛泽东床前,他用一只手握住我的手,另一只手在我手背上轻抚。就这么无言地守着,谁也不说话。
我先哭了。我一哭,毛泽东立刻也落泪了。我抽泣着说:“当初我不愿来,你借我来,现在我不愿走,你又撵我走。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毛泽东流着泪叹息:“我也舍不得你走啊。我和我的孩子,一年见不上几次面。只有我们是朝夕相处,你们比我的孩子还可亲。可是,我得为你的前途着想,我不能误你的前途。卫士长,地位够高,可也只是团级干部,职务低了。”
“我不嫌低,我不要离开你。”我哭出了声。
毛泽东用手一拉,把我一下子揽入怀中,抱紧我放声大哭:“银桥。我死以后,你每年到我坟前来看看。”他不停地用于拍打我的后背,说不出一句完整话。我怕他哭伤身体,先禁住自己哭,再会劝他。一句话没劝完,我自己早又哭出了声。
几天后,我终于洒泪离开了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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