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章 毛泽东接人待物有什么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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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接人待物有什么特点？

很有原则、很有人情味。他有自己的一套规矩。做事以理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力只可用于法，用于法则有效；力不可用于私人之交谊，用于私人之交谊则绝对无效。岂惟无效、反动随之矣。”“我党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

毛泽东与同志、朋友、亲人相交，各有不同特色。

党内同志交往，除非久别重逢，毛泽东很少表示出亲热，基本是威严而不拘礼节的。不掩饰好恶，不曲折违心。言简意赅，直接了当。

对于党内同志，毛泽东不搞迎客送客之类礼节。他有躺在床上办公的习惯。我曾观察过，有时国家、政府和军队的主要领导同志来请示汇报工作，他也并不起身，继续批阅文件，有时听了几句汇报，才作个手势：“坐么，坐下说。”

如果毛泽东是坐在沙发上，党内同志来了他也基本不往起站，作个手势让同志们也坐，坐下后有什么事就说什么事，闲语不多。

对于较长时间没见过的老同志，毛泽东要起身迎送握手，但是决不迈步出门坎，除非客人来时他本来是站在屋子外。否则是不出屋的。对于兄弟党的同志也是如此。

记得50年代初，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秘密来北京访问。那天上午，值班室电话铃响了，我抓起听筒，是周恩来总理打来的电话。

“主席起没起床？”周恩来问。

“没有。”我国答。

电话那边略一迟疑，又问：“什么时候睡的？”

“早8点。”

“银桥，你要叫起主席。胡志明来了，有紧急事……”

我来到毛泽东卧室，叫醒他，帮他擦把脸，便跟他来到颐年堂坐等。不到两分钟，周恩来陪胡志明边聊边朝颐年堂走来。我在门口小声说：“主席，来了。”毛泽东立起身，走到门口便停下来，不再多迈一步。多迈一步就出门坎了。他等胡志明迈进门坎，才举臂握手。

胡志明很热情，讲中国话：“身体好吧？”毛泽东点点头：“还行。你住的习惯吧？”两个人就这样寒暄着来到沙发旁坐下。我便将茶水摆好。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送客到门口便停下来。胡志明由周恩来陪同离开颐年堂。

我的记忆中，1948年粟裕从前线赶到城市庄参加军事会议，毛泽东大步迎上，迎出门外，同粟裕握手。那次粟裕显得恭敬、激动、而又热烈。两个人握手时间很长，我听到一声：“……17年了！”不知是17年没见过还是别的什么意思。毛泽东能跑出门去迎接党内同志，所以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毛泽东似乎有意约束自己，不要同某一个或几个重要的党政军负责人发展起超出同志和战友关系的私人情谊。同志关系就是同志关系，尽量避免在同志关系上加杂过于浓厚的个人感情。比如周恩来，合作共事几十年，甚至毛泽东的衣食住行都无时无刻不得到周恩来的直接关心和照料。毛泽东住的房间多数是周恩来选择的。战争年代和非常时期，毛泽东要走的路周恩来常要先走一段看看是否安全，毛泽东吃的饭周恩来时时要过问。他们的情谊应该是非常深厚了，每当关键时刻，毛泽东总是信任地将大权交给周恩来。但是，我在毛泽东身边15年，没听到他对周恩来说过一句超出同志关系的私人感情的话。

这一切，与我们党的历史和现状不无关系。长期武装斗争，各解放区彼此隔绝，不得不各自独立作战、求生存求发展，“山头”不少。正如毛泽东所言：“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毛泽东是全党的领袖，自己不该有亲疏，也不能让其他同志感觉有亲疏。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他在党内同志中没有过多过深的私交。

这一来，又免不了生出一种情况：许多同志，甚至是相当高级的领导干部，见到毛泽东之后都是严肃恭敬，甚至表现出紧张、拘谨，不能畅所欲言。随着毛泽东威望的日益提高，这种状况也变得更加严重。我个人以为，这是60年代未和70年代形成某种程度的“家长制”、“一言堂”的根源之一。

彭德怀和陈毅是比较突出的两个例外。

彭德怀与毛泽东相交，是带了浓厚的朋友味道。说话举止真诚、随便、粗豪，敢笑敢吵敢骂。转战陕北时，全党早已叫惯了“毛主席”。唯独彭德怀偶尔还要直呼一声“老毛”。

他大概是党内改口最晚的一位。他与毛泽东谈话常常手势翻飞，声震屋宇，打机关枪一样。

于是，毛泽东也谈兴勃发，眉飞色舞，完全是老朋友“侃大山”。这种情况持续到庐山会议，彭德怀在山上最后两次“骂娘”。庐山会议结束后，彭德怀再见毛泽东就变得沉默寡言，甚至是拘谨了。

陈毅另有一番特色，每次见到毛泽东，常常脚后跟用力一磕，立正敬礼：“报告主席，陈毅前来报到！”或者是：“主席，我来了。”毛泽东将手一挥：“坐么，坐下说。”于是，陈毅便灿然一笑，“放开了”。他一放开，毛泽东的屋子便热闹起来。他与毛泽东有诗词交往，这属于私交。在党内能与毛泽东建立起深厚私交情谊的，大概也只有陈老总了。他又生性豪放，嗓门粗大，带有诗人那种特有的冲动和热烈的气质，说到高兴处真是手舞足蹈，并且伴随着激情洋溢的哈哈大笑，特别随便，特别富于感染力。陈毅是毛泽东所喜爱的人，70年代毛泽东只参加过一次追悼会，就是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公开社交，比如游泳、跳舞等活动，毛泽东喜欢和青年人在一起，而且人多热闹为好。

私下交往，毛泽东喜欢与老人，特别是被人们称之为“古董”的保守色彩较浓的从旧时代过来的人打交道。他尤其器重一些知名的民主人士。

在私交中，毛泽东是论情论礼。很讲“朋友义气”的。刚进城时，毛泽东就让周恩来陪同，登门拜访了张澜、李济深、沈均懦、郭沫若和陈叔通等。毛泽东对党内同志，迎送不出屋门。对于张澜。李济深、沈钧懦、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等，不但迎送出门，而且亲自搀扶他们上下车，上下台阶，与他们携手搭肩漫步。

毛泽东曾说过：“你们不把我当领袖不行，总是把我当领袖我也受不了。”

有位“蜚声国内外的学者”，“一生经历漫长而坎坷”，我知道报刊说过的这位老先生是毛泽东的湖南同乡。同许多知名的民主人士一样，建国之初他也常来见毛泽东。他随毛泽东沿中南海散步，走在毛泽东稍后半步，腰身是向前躬着，所以头伸在毛泽东的身前，竖着大拇指，仰望毛泽东脸色说：“毛主席呀，你真伟大哪，真伟大……”

毛泽东皱起眉头拂了一下手：“不要这个样子，我们是私交，这个样子不好么。”这位老先生面露郝颜。

可是，议政的时候，这位老先生偏又敢于坚持意见、与毛泽东顶牛了。毛泽东是“吾人惟有主义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之争”，狠狠批了老先生一通。老先生不认错，毛泽东在主义之争上是决不相让，历来是非赢不可。张澜曾经为这位老先生说情。最近看报纸，说周恩来也曾为这位者先生出过力，想托人劝老先生做检查过关。其实，毛泽东也没有将老先生怎么样，就是不再听他的“主义”罢了。因为，“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

毛泽东与党内同志除工作关系，基本无来往。只有陈毅同志是例外，有诗词交往。毛泽东与许多党外民主人士却是私人友谊深厚、交往甚频，而工作往来不多。

毛泽东与章士钊书信往来很多。有次，毛泽东看罢章士钊来信，手指尖在桌上轻轻敲两下，转向我吩咐：“你赶紧上街，买两只鸡，给章士钊送去。”

当时已是晚上七八点钟。我匆匆赶到街上，跑了几家副食店，总算买到了鸡，送到章士钊家里。记得老先生是住一个四合院，房子不怎么样，够破烂。我拎着两只鸡说：“主席送你两只鸡。”章士钊连连点头：“谢谢，谢谢。”我说：“主席看到你的信了。”他举举那两只鸡：“知道了，这是回话。主席身体怎么样？”我说：“很好。”

我有些疑问，两只鸡怎么是回话？章士钊的信上说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当然无法猜到。

回来向毛泽东学舌一遍，毛泽东笑而不语，留给我一个终生猜不透的谜。

这是1955年的事。

就在这一年，何香凝还画了一只老虎，用玻璃框框着，送给了毛泽东。这是一只立虎，毛泽东将画靠墙立住，反复欣赏，像是琢磨什么，良久，对我吩咐一声：“是了，这只老虎应该放东屋。”

我照办了，却始终不明白为何要放东屋？

毛泽东有躺靠床栏办公的习惯。宋庆龄送给毛泽东一只长枕头，很大，但又不是双人枕头。花条布，没套子，很软和，是鸭绒的。由宋庆龄的卫士长隋学芳交给我。毛泽东习惯了乔麦皮枕头，享受不了鸭绒枕头，摆了一段时间便收入储藏室了。

1959年，毛泽东不再任共和国主席职务，退居二线。像是要陶冶性情，休息时便练练书法。这段时间与民主人士来往更多。

黄炎培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毛泽东借来看，说好借一个月。那一个月，毛泽东工作一停便翻开来看，爱不释手。我去倒茶时，常见他看着字迹琢磨，有时又抓起笔来对照着练。

他不是照着摹仿，而是取其所长，取其神韵，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的东西。练到兴头上，吃饭也叫不应。

大约是真迹太贵，黄炎培很不放心，借出一星期便频频打电话询问。电话打到值班室，问主席看完没看完，什么时候还？

卫士尹荆山借倒茶机会，向毛泽东报告：“主席，黄炎培那边又来电话了。”

“嗯？”毛泽东掀起眼皮，淡淡的眉毛开始收拢。

“他们……又催呢。”

“怎么也学会逼债了？不是讲好一个月吗？我是给他数着呢！”毛泽东将手中烟嘴摔到桌上。当时赫鲁晓夫正在逼债，黄炎培有凑热闹之嫌。

“主席，他们，他们不是催要，是问问。就是问问主席还看不看？”

“我看！”毛泽东喝了口茶，重新拿起烟嘴，语气转缓和些，“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们失信。谁失信都不好。”

可是，黄炎培又来电话了，电话一直扛到毛泽东那里。先谈些别的事，未了还是问那本真迹。毛泽东问：“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

那边的回答不得而知。

小尹挖苦：“真有点小家于气。”

我说：“跟主席讨债似的，没深浅。”

毛泽东听了，却愠色全消，换上微笑，说黄炎培“不够朋友够英雄。”

到了一个月，毛泽东将王羲之那本真迹用木板小心翼翼夹好，交卫士小尹：“送还吧，零点前必须送到。”

尹荆山说：“黄老那边已经说过，主席只要还在看，尽管多看几天没关系。”

毛泽东摆摆手：“送去吧，讲好一个月就是一个月，朋友交往要重信义。”

毛泽东对于亲属故旧，更是坚持“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的原则。

那是建国不久，记得是1950年春，毛泽东即对儿子说：“岸英，你回家一趟，代我给你母亲扫墓。带些东西，代我为老太太祝寿。你妈妈是个很贤惠的人，又很有气魄，对我帮助很大。她的父亲杨老先生是个进步人士，对我支助不少……”毛泽东停了片刻，眼睛有些湿润，黯哑地嘟噜一声：“我很怀念……”

毛泽东长期地、经常地从自己工资和稿费中拿出钱来赡养杨老太太，资助生活困难的亲友。但是，又绝不恩赐任何亲友以金饭碗。建国之初，亲友们都抱了很大奢望给他写信，几十封不止，他的回信是很感人的。他给杨开智的回信说：“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

“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他给青少年时的同窗好友毛森品的信说：“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情德，不知以为然否？”

毛泽东所作诗词《蝶恋花》尽人皆知。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便将他与杨开慧、柳直荀及李淑一的特殊关系深厚情谊全部表达出来。江青曾为这首诗词大动肝火，毛泽东当我面说江青“小资产阶级尾巴没割尽，刀子嘴，是非窝”。江青为此一连几天不同毛泽东说一句话。毛泽东与李淑一从建国后未断通信，这样深的关系，可是，李淑一请毛泽东为她说句活，到北京学习时，毛泽东却没有说。他对谁也不改“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的原则。

公私一定要分明。

我跟随毛泽东15年，未见他替一位至亲故友向公家要特殊，却不止一次见他对至亲故友做出特殊举动。

湖南农村一位老太太，是毛泽东家乡的老人，来向毛泽东反映村里的事情。毛泽东一改待客传统，亲自扶老太太上台阶，下台阶。搀扶老太太坐，搀扶老太太起。走台阶时。毛泽东像孝子一般双手扶着老太太嘱咐：“慢点，慢点，老人家慢慢走。”这位老太太依靠着毛泽东，与毛泽东用同一样的节奏喃喃着：“慢点，慢点，我老了，腿脚不行了。”

老太太对于所享受的这份殊荣，毫无受宠若惊，却是受之泰然，理所应当一般！那情景，我至今清晰在目。

就我十几年观察而言，毛泽东还是与我们这些“身边人”单独相处时，最能表现出是普通人。50年代初，毛泽东有次准备接见外宾，是一位友好国家的新任大使来递交国书。

那时递交国书不像现在，递上即可。那时大使要先宣读，国家主席毛泽东要站着听。宣读完国书再递交，很隆重。

隆重自然礼仪多，毛泽东接见前必须先剃须整容。理发员王惠已经上岁数，光头、白须飘然、面孔清瘦，极像电影“少林寺”里的老方丈。只是多戴一副大花镜。他剃了一辈于头，除了再剃几年头，大概不会生出什么其他非份的奢望。

王惠戴上花镜视力也不济，总是歪侧着头，伸长脖子，眯缝着两条细长眼左瞧右瞧。那把剃刀难得一挥。他左手按着毛泽东头顶，侧脸歪头瞄啊瞄，右手慢慢伸出，剃刀停在毛泽东鬓发下沿，像在威胁领袖似的。就那么刀架头上半天不动。连我们都有些忍不住了，才“唰”一下。

毛泽东看一眼手表，说：“你快点。”

“别着急，别着急呀。”王惠像一切上了岁数的人那样唠叨着。换个位置，刀又架到毛泽东头上，在脸鬓另一侧比量着，握刀的手颤个不停，好半天又“刷”一下。接着退后一步，欣赏什么杰作一样端详个没完。

“哎呀，王师傅，你快一点好么？”毛泽东开始烦躁，欠一欠屁股，却被王惠从头顶上按住了。仍然慢声细气说：“叫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不误你去就行么。”

好不容易刮完脸，毛泽东以手擦额，大概是出汗了，便抬屁股想起身，却被王惠及时又按住头：“怎么不听话呢？我叫你不要着急，不会误你……”

“我要你快一点！”毛泽东哭笑不得。

“沉住气，听我的，给你刮干净再去。”王惠说着，居然拿手在毛泽东后脑勺上拍了两下，拍孩子一样随随便便！我们在场的卫士全被这位老先生拍得目瞪口呆！

毛泽东没有发脾气，只无可奈何地叹口长气。王惠得意似地，边为毛泽东刮后颈，边絮絮叨叨“教训”毛泽东：“你是国家主席，主席要有主席的样子。啊，又是我的手艺，剃得不好人家会说王惠不行，王惠也不光彩么……”

在我印象中，王惠是唯一在毛泽东面前富于自尊，从内心到言谈举止都一贯将自己放在与领袖完全平等的政治地位上的伟大而普通的人物。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见到一种喜欢成人之美、助人为乐的“热心肠”。毛泽东就属于这一类爱管别人事的热心肠。

韩桂馨从18岁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工作中，我们接触较多，渐渐熟悉，彼此产生了感情。

转战陕北时，我们只是有好感，并没有想得更多。有一天，毛泽东忽然问我：“你看小韩这个人怎么样？”

我不假思索，随口应道：“不错。”

毛泽东望着我，笑得怪神秘，深有含意：“你们可以多接触，多了解一些么。”

我心里涌起热浪，脸上一下子红了。虽然低下头没有言声，却感觉毛泽东那么知心，可亲近。

于是，毛泽东的声调变得温和而亲呢，像父亲同孩子谈心：“多谈谈，互相多关心，多帮助，那多好。”

来到西柏坡后，生活相对安定，我与小韩接触也多起来，有次散步，毛泽东悄悄问我：“你们谈得怎样啊？”

我赤颜低头，窘笑不语。

“不要封建哟，你们谈我是赞成的。”毛泽东拉住我的手，鼓励地拍拍我的手背。

我又何尝不着急呢？西柏坡男同志多，女同志少。少数女同志是众多男同志竟相瞄准的目标。托人向小韩捎话的男同志不少，而我却不好意思说，更不好意思托人……

终于，我得到一次“突破”的机会。

家乡有来信，给我介绍一个对象。我拿了信去找毛泽东：“主席，你看这事怎么办？”

毛泽东看完信，反问我：“你说怎么办？”

我低头不语。

毛泽东哈哈笑出声：“银桥，你就是太老实，你就不会去问问小韩？她比你文化高，你就要她帮你写回信么！”

我心里顿时一亮，毛泽东就是比我有办法！

“小韩，你看看这封信。”我找到韩桂馨，小心观察她看信的神色。试探着问：“你看怎么办？如果，如果……不合适就推掉吧？”

“那就。那就推掉呗……”她越说越气短，脸孔也越红。我的胆子便大起来，盯紧她说：“你代我写封回信吧？”她低下头，嘴里嘟哝着：“你可真聪明……你也真傻，那么多人找我我都没答应，就等……我就答应……”

我长长舒口气，笑了：“要不然我还傻呢，是主席教我这个聪明办法，他让我请你写回信。”

回到毛泽东身边，我把经过学舌一遍。毛泽东像办成一件善事那么高兴，把我的手一拉：“走，银桥，散步去。”

我们手拉手走到院子里，毛泽东还用另一只手抚摸我的胳膊，轻声说：“谈下去，银桥，继续谈下去。你们都在我身边工作，又都是安平县老乡，走到一起来了，要说缘份这就叫缘份。”

1948年12月，我和韩桂馨写了申请结婚的报告。不到两天时间，各级领导在报告上作满了批示。诸如：“大大好事，甚为赞成”，“完全赞成”，“同意并致祝贺”，“天公作美，十分赞成”，“总支委会同意”等等。这份报告我们珍藏至今。

毛泽东曾亲自帮忙给好几名身边的工作人员解决生活问题。在这方面他又热心，又细心，又讲大道理，又讲实际，还十分富于男子汉气概。

卫士封耀松跳舞认识了一位女文工团员，不久又吹了。毛泽东在专列上听说了，开导说：“你就不该搞个文艺工作者。你一个月40多元钱，怎么养活得起那些活蹦乱跳，花枝招展的女演员？没到共产主义，还得讲些实际么。”

他又借机提醒其他卫士：“你们就以自己的条件找对象，不要打我的旗号。打我的旗号最后是要吃亏的，要吃苦头的。现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找对象还得讲条件，一头热是不行的，双方的条件都要考虑。”

小封大概是不死心，在合肥跳舞又跳上一名女文工团员。毛泽东笑了：“你是不是在搞速胜论呀！”恰好安徽省委书记曾西圣夫妇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便托他们代为了解一下女团员的情况。晚上，曾西圣夫妇来说：“哎呀，不太合适，女方比小封岁数大，快大3岁了。”

“还不算大问题吧？”毛泽东望住封耀松，“女大三，抱金砖。何况人家长得年轻。…”

曾西圣夫妇又说：“她是离过婚的，带者一个小孩。”

毛泽东望住封耀松：“怎么样？小封，给你拖个油瓶行不行啊？要说心里话。”

封耀松早垂下头，尴尬沮丧地摇摇头。

毛泽东对曾西圣夫妇遗憾他说：“我身边几个小伙子都是不错的，总想选择个漂亮些的，方方面面满意些的姑娘。这样一来呢，就有点对不住你们那位女演员了……”

送走曾西圣夫妇，毛泽东用指头捅小封：“速胜论不行吧？也不要有失败主义，还是搞持久战的好。”

上庐山后，毛泽东托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爱人水静帮忙，给封耀松介绍了一个女护士，回京后，毛泽东还多次应封耀松之求，帮他改写情书。封耀松和这名女护士终于成一对。新婚之日，夫妻俩一道请毛泽东吃喜糖。毛泽东接过新娘子剥好的糖块放嘴里，笑着祝福：“好啊，祝你们甜甜蜜蜜，恩恩爱爱，白头到老。”

卫士田云玉开始也找了一名女演员，谈了两年谈吹了。他曾送给女方手表衣料，吹了便追着往回要。毛泽东听说了，便开导他的卫士：“不要一吹就跟人家要东西么，不像个男子汉儿么。”“你不要跟人家要了。人家姑娘跟你好了一场，你就留给人家当个纪念也好么。不要谈不成就反目为仇，要像个男人样子么。”毛泽东听说这名卫士家里生活困难，还让罗秘书从稿费里拿出钱来支援这名卫士。后来，也是毛泽东帮助这名卫士解决了生活问题。

专列女服务员姚淑贤，因为随车出任务，误了约会，而且也没来得及通知男朋友。毛泽东听说了，有些急：“糟糕，他要是等你一晚上见不到人，会有意见的。”姚淑贤说：“不要紧。将来可以解释。”毛泽东不放心，想了想，替姚淑贤写了四句诗。叫她交给男朋友。

那诗小姚现在还珍藏在家里：

静女其妹
俟我于城隅
爱而不见
搔首踌躇

凡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员，我们卫士组都留有名单。因为毛泽东一再交待：“在我这里工作过的人员来看我，一定要报告。我不忙时，就带到我这里。我忙的时候，你们就代我接见。”

1954年秋，中南海西门传达室给我来电话，说有个叫翟作军的同志要求见主席。我忙翻出名册一查，有这个人，便去向毛泽东报告。

毛泽东正在看文件，听了我的报告，他连连点头：“你不认识，我告诉你，他是河南人，是红军干部，细高细高的，你请他进来吧。”

我忙赶到西门。果然是名细高细高的河南人，当时大约40岁左右。我带翟作军来到菊香书屋。

毛泽东从办公桌后立起身，迎过来与翟作军握手，亲切随便：“来了？请坐。怎么样啊，你现在？”

翟作军先敬礼。后握手：“我在空军工作。”

“那好么。你坐，坐下说。”

我送上茶便退出来。毛泽东待客总是一杯清茶。

半小时后，值班室电话铃响了。我来到书房，他们还坐在那里聊着什么。翟作军显然熟悉毛泽东的习惯，一见我进门便自动立起身，告辞说：“主席，我走了。谢谢主席。”

毛泽东送客到门口，在门坎里停住脚。翟作军最后敬一个军礼，便由我送出中南海。

后来毛泽东去武汉时，翟作军又到东湖宾馆去看过毛泽东，仍是谈半小时便告辞。毛泽东还曾给翟作军写过信。类似这样的接见每年都要几次。一般不留吃饭，除非是刚刚离开。

比如李连成，田云玉刚离开主席的那一年，过春节毛泽东接见他们，便留在家里一道吃饭，毛泽东一般不喝酒，那天给离开的卫士敬了一杯酒，自己也干了杯。他的脸立刻红了，深情地望着过去的卫士们说：“欢迎你们常来看我，我会想你们的。”

凡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员，只要来信说生活困难，毛泽东无不解囊相助。他的工资开销计划表上，帮助身边同志是一个专项。有时不够了，就动用稿费。

毛泽东多次说过：“他们帮过我的忙，我不能忘记他们。”

但是，毛泽东不曾帮助身边一个工作人员，“飞黄腾达”去作“大官”。他的临别赠言总少不了这样几句话：“安心搞生产”，“要夹着尾巴作人”，“生活有困难就给我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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