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章 繁忙的晚年外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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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斯诺被毛泽东请上了天安门。很可惜，斯诺在中国的新闻竟没能引起尼克松注意。

进入70年代，毛泽东虽已步入暮年，但是他的思维仍然非常活跃。他反复思考和忧虑的是：中国的国际安全以及国际关系。

在1972年内，他和周恩来—两位中国的巨人，他们在古稀之年以惊人的胆略携手打开了冰冻多年的中美、中日关系之门。这一英明之举，使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　变化，掀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上新的篇章，也在他们合作史上写下了闪光的一页。

中美、中日外交关系的确立，迅速改变了世界格局。为中国后来的对外开放跨出了关键一步。

长期以来，孤立和遏制中国，一直是美国在亚洲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重要内容。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他意识到不改变这种政策，美国就无法摆脱在亚洲的困境。美国要有效地对付苏联，也必须改变过去的反华政策。他立即指示基辛格“探索同中国人民和解的可能性”。

同年3月，尼克松在访问法国时对戴高乐说：无论困难多么大，他决心要同中国进行“对话”。不久，又正式请求戴高乐把美国谋求同中国对话的设想转告中国政府，接着又分别要求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把他的想法转告中国领导人。

从中国方面看，自中苏关系破裂之后，苏联已成为对中国安全和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为了中国的自身安全和利益，毛泽东和周恩来也作出决策，争取改善中美关系。

1970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照例举行盛大庆祝活动。当一个高鼻子外国人和他的妻子走出电梯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迎了上去，用他那有力的手，握住了这个老外的手，说：“欢迎你，斯诺同志。”

当斯诺知道他是第一个被邀请上天安门的美国人时，他很兴奋，说：“我真是第一个被邀请上天安门的美国人吗?”

周恩来肯定地点了点头。

斯诺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记者，要不是充满好奇心，当年他会到陕北红色的土地上去吗?

今天，他登上天安门，依然是那个充满好奇心的记者，他对这座东方城楼上的一切都觉得新鲜，甚至觉得眼睛都不够用了。

“毛主席叫我请您来，您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周恩来的声音响在耳边。

斯诺也很动感情地说：“当年我穿过封锁线去找红军，第一个见到的红军领导人就是您。”

回忆起往事自然都很高兴。斯诺还记起，当时周恩来用英语和他交谈，他很吃惊。

周恩来也回忆起当时给这位外国记者安排的采访路线，说那时没有汽车，只有一匹马给他骑。

“当年您安排我见毛主席，采访红军，这在西方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今天我上天安门，也是……”

周恩来以政治家的语气说：“在中美关系相互隔绝的情况下，你三次访问中国，今天还上天安门参加我们的国庆活动，这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情。”

“我又有独家新闻了？！”斯诺显得很兴奋。

这时，电梯又一次打开，毛泽东的身影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周恩来和斯诺迎上前去。此时，毛泽东已经步入老年，和斯诺印象中的毛泽东有了很大的变化。

“主席，您看谁来了?”周恩来用他那特有的江苏口音普通话说。

毛泽东显然已经认出了斯诺，他笑了，说：“斯诺先生，老天保佑，我们又见面了。”

斯诺感到，毛泽东虽然老了，但他说话还是像当年一样地有趣。他把自己的妻子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热情地和他们握手，对他们表示欢迎。

周恩来又向林彪介绍斯诺，他对斯诺说：“这是林副主席。”

斯诺和林彪认识，在延安时他采访过这个著名的红军将领，所以他说：“林彪将军，我们又见面了。”

林彪说：“斯诺先生，你是毛主席请来的，我们热烈欢迎你!”

天安门广场上的庆祝活动开始了。“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声浪此起彼伏，使斯诺感到茫然。

毛泽东把他叫了过来，让他站在了天安门的正中央，翻译冀朝铸正好站在了他们身后。摄影记者杜修贤急忙抢下了这个镜头。

第二天，经周恩来总理精心安排的这张照片发表在了中国的各大报上。

毛泽东把斯诺请到天安门上的用意，许多人都不甚清楚，就连当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忽略了这一重要情况。事后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我们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转弯抹角，以至于使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10月1日，中国国庆节那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请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游行，而且照了相，这是史无前例的。哪一个美国人也没有享受过这么大的荣誉。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斯诺后来自己谈论这一事件时指出：‘凡是中国领导人公开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毛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国关系，但是这在当时真是一种远见卓识。我们在关键时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事情做得过分微妙，反而达不到通信联络的目的。”

的确是这样，毛泽东是要用这样一种方式，向美国总统传递这样的信息—中美关系要解冻了。

这不仅是在天安门上作了一个象征，而且是和斯诺明明白白地说了。这在1970年12月18日的谈话中已经是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毛泽东说：“中美会谈15年谈了136次。我不感兴趣了，尼克松也不感兴趣了，要当面谈。”

“主席愿见他吗?”斯诺问。

“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要跟尼克松解决。我愿跟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

“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悄悄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当做旅行者也行，当做总统来也行。我看我们不会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自我批评……”

这应该是很明确的了吧!

可惜的是，毛泽东的这个明白无误的信息，并没有能转告到尼克松那里……

毛泽东和周恩来巧妙地利用小球推动大球，打了一个漂亮的“近台抢攻”。这次尼克松没糊涂，派了高级顾问基辛格前往中国。

1971年4月6日深夜，中南海毛泽东住所的书房里还亮着灯。柔和的台灯光洒在大写字台桌面上，桌上放着一份请示报告。这是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打来的关于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

报告是4月3日打的。此时，在日本名古屋，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正在紧张地进行着。在比赛期间，中国邀请了若干个国家的球队在归国途中来北京打球。一些美国队员很想来中国。碰巧，在他们动身去日本之前，美国政府完全取消了美国人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方面的限制。美国运动员向中国运动员表示了他们的兴趣。

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地。

周恩来在午夜前来这里，向他汇报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传来的信息。还谈起了美国国务院3月15日宣布取消对持美国护照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

当周恩来汇报外交部和体委的负责人讨论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分歧时，毛泽东沉默了!他深思着，他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决策。

1970年，曾有两个重要的法国人到过中国。第一个是计划部长安德烈·贝当古，第二个是戴高乐政权时的总理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为戴高乐将军访华做好了安排，这次访问本来是准备在当年进行的。戴高乐如来中国访问，将在促成中美认真交谈方面起关键的作用。然而，戴高乐却去世了。他的死使这一点未能实现。毛泽东还给戴高乐夫人发去了对这位将军的唁电，这是自从罗斯福去世以来他对非共产党政治家的惟一的一次赞扬。

想到这儿，毛泽东精神为之一振。

让美国乒乓球队打头阵有何不可?它将为尼克松或是他的特使来北京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这是打开中美关系局面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毛泽东丝毫没有睡意，就像烽火岁月的时代沉浸在大战前夕的兴奋之中一样。4月的北京天亮得早，屋外响着呼呼的风声，天边已经渗出几抹宣纸一般的白色。他毅然作出决定：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中国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把美国惊呆了，把世界轰动了，成了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

尼克松得知消息后喜出望外，马上批准美国乒乓球队接受邀请。

4月14日下午2时半，周恩来面带微笑地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周恩来与美国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后，坐在斯廷霍文团长旁边的沙发上，作了讲话：

“你们作为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第一个美国代表团，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尽管中国和美国目前还没有外交关系，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与支持。”

周恩来略略提高了声音说：“欢迎你们!”

坐在周恩来身边的斯廷霍文马上说：“我们也希望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

周恩来立即作了肯定的回答：“可以去!”

美国代表团的成员立刻报以热烈的鼓掌。

乒乓球运动是中国体育运动的强项，被视为是中国的国球，多次参加国际比赛，拿回来的冠军最多，连外国人也惊叹：这个小球简直就是为中国人发明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巧妙地利用小球推动大球，真可谓以长克短，打了一个漂亮的“近台抢攻”。

虽然尼克松对中国的这一板有些措手不及，但他却为这一板叫绝、叫好。

这一回该轮到美国人出击了，他们也不含糊，为了寻求打开美中关系的大门，总统尼克松派最得力的高级顾问基辛格前往中国。

1971年7月9日12时15分，基辛格完成了这次历史性的飞行，出现在北京南苑机场的停机坪上。来迎接他的，是被毛泽东称为“遇大事不糊涂”、“此人有文化”的叶剑英元帅。此时，他是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他的身后是很有外交风度的黄大使和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

来迎接基辛格的车子是中国最高级的轿车“红旗”。这种车子最明显的标志是前面的一面有机玻璃制作的红旗。基辛格面色冷峻，毫不犹豫地坐上了“红旗”车。

一路绿灯。

他们很快来到了作为国宾馆的钓鱼台6号楼。完全是中国式的建筑，从里到外充满了东方情调。

叶剑英举行的欢迎宴会是相当丰盛的。基辛格曾经以“中国通”而著称于世，却不会使用中国筷子。他对那两根用竹木或是象牙制作的棍儿有一种本能的排斥。但他不能不承认，中国菜正像毛泽东说的，是“中国对人类的一大贡献”。但基辛格此时的兴趣却没有放在中国菜上，他急于想见周恩来，因为，见到中国的总理才能知道自己此行的成果能有多大。很快，他被告知，周恩来要到他住的6号楼来和他举行会谈。

站在楼门口的基辛格看到周恩来的车子停下之后，周恩来从车内走了出来。这位七亿人口大国的总理给人的印象总是那样神采奕奕。他似乎没有疲劳的时候。

他快步走到了基辛格的面前，用他那受过伤的右手和基辛格伸过来的手相握，并使劲抖动了几下。

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道：“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二十多年来的第一次握手。”

基辛格很有分寸地点点头，并幽默地补充了一句：“遗憾的是这是不能马上公开报道的握手。否则，全世界都会震惊。”

由于基辛格所处的地位和身份，决定了他必将把历史性握手和震惊世界的新闻留给总统尼克松。

1971年7月15日，一个震惊世界的公告随着电波传向世界各地。它的公布人一个是周恩来总理，另一个是尼克松特使基辛格。这是基辛格秘密来华和周恩来几次会谈后产生的公告。

公告全文不过200来字，从起草到达成协议也不过只有几十个小时，可花费了相当大的气力。为了准确表达双方的意思，避免“谁先主动”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抠，一句话一句话地磨，已经不是在咬文嚼字了，而是在咬撇嚼捺，负责起草公告的黄华和章文晋，几乎到了把公告嚼碎了还能倒背如流的程度，才算基本定下来。可是最后定稿时，周恩来还在一遍遍地仔细琢磨措辞，考虑尼克松要求来华，我们才邀请，他们美国的面子难看，就将“要求”去掉，加上“获悉”，使这句话变成“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这一改动，基辛格喜出望外，拍手称好。当即就爽快地同意在他秘密离开中国的第四天，即15日同时由中美两国向外界宣布这个公告。

继这个惊天动地的公告后，全世界的注意力都转向中国和美国之间，翘首等待美国总统把手伸过太平洋的时刻。

周恩来不卑不亢，面带笑容，等待着这只从太平洋彼岸伸过来的手，就在双方即将握住手的刹那间，杜修贤当机立断，率先按响了快门。

1972年2月21日清晨。窗外的天色还没有亮透，灰蒙蒙的，中南海参加接待的工作人员便早早起身，开始忙碌起来。

尼克松访华的日子，不仅是中美史上的大事，也是摄影记者的大事。永恒的瞬间将系在摄影师的食指上，真可谓弹指千钧!

北京的早春二月，寒气依然逼人，空旷的机场上卷过一阵阵寒风。大街上和往常一样安静。但是细心的人们还是从街头橱窗的报纸上，看到了尼克松即将来华的消息。

机场上一百多名记者，站在人工搭的架子上，耐心等待着历史经过长期准备后形成的伟大瞬间。

上午11点，尼克松的专机出现在北京机场上空。

候机厅旁的小休息室里，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已等候多时。天上银色的飞机扯着尖锐的呼啸，发出颤震的轰鸣，降落在主跑道上。这时周恩来率先走出大厅门，站在分支跑道边。跑道两边插着彩旗，陆海空三军仪仗队穿着大衣笔直地站在凛冽的寒风中。

一会儿，飞机像辆硕大的车子，高展双翼，飞快地从主跑道驶上分支跑道，越跑越慢，最后停在离人群二三十米远的地方。哗……哗，记者们一阵骚乱，只听见照机机、摄影机的碰挤声。飞机还未停稳，所有的机子却已贴稳在眼眶上了!

记者们屏息静气，紧张地等待大洋两岸历史性的握手!

舱门打开，第一个出现在门口的是满面笑容的尼克松，紧跟身后的是他的夫人。尼克松身着灰色的呢大衣，夫人则如一团火，鲜红鲜红的……

尼克松步子很快，他一会儿挥手，一会儿鼓掌，一只脚刚落平地，手就笔直地伸向二三米开外的周恩来。

周恩来不卑不亢，面带笑容，等待着这只从太平洋彼岸伸过来的手。就在双方即将握住手的刹那间，新华社摄影记者杜修贤当机立断，一锤定音，率先按响了快门。随后一百多部机子发出爆豆般的脆响。

“不卑不亢”是这次的接待方针。为了能体现这一方针，杜修贤琢磨了不少日子，才周密细致地捕捉到这个难得的瞬间。

按照惯例，每次活动后两小时内，要将照片送给周恩来审阅。摄影记者选了一张握上手的，又选了一张没握上手的照片送审。周恩来拿着照片反复比较，最后拿出那张由杜修贤拍摄的没有握上手的照片，交给新华社发表。

尼克松到达北京的当天，毛泽东就在他的“游泳池”住宅会见了尼克松和夫人，以及全体随同官员。

在这一个月前，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回来后，一直重病缠身，精神情绪都不好。

开始会谈时，毛泽东的动作显得迟缓，表情也呆板。可是谈了一会儿，毛泽东的情绪渐渐高涨起来，红晕淡淡漫上了苍白的脸颊，他一会儿将手高高扬起，一会儿又笔直落下，这忽上忽下的大幅度动作，使美国客人消除了紧张情绪，也受到了这个愉快气氛的感染，话也多了，快乐诙谐的会谈中还夹杂着争辩。

一番寒暄之后，毛泽东风趣地对尼克松说：“今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一个难题，要我们谈的问题限制在哲学方面。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谈。”

基辛格急忙说：“我过去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文选。”

毛泽东摆了摆手，“我那些东西算不得什么。”

尼克松称赞说：“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中国，改变了世界。”

“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毛泽东吸了一口烟，接着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蒋委员长，他可不赞成。他说我们是‘赤匪’。其实我们跟他做朋友的时间比你们长得多。”

尼克松问：“蒋介石称主席为‘赤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

毛泽东笑了笑。周恩来在一旁替毛泽东回答了尼克松：“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有时在报纸上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

毛泽东又转向基辛格，“你跑中国跑出了名了嘛!头一次来公告发表以后，全世界都震惊了。”随即，毛泽东又转过身来指着基辛格对尼克松幽默地说：“他不像个特务。”

尼克松明白毛泽东是指基辛格秘密访华的保密工作做得好。他笑着说：“只有他能够在行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几次，来北京一次，而没有人知道—两三个漂亮的姑娘除外。”

基辛格红了脸解释说：“她们不知道，我是利用她们做掩护的。”

毛泽东笑问：“这么说，你们常常利用你们的姑娘啊?”

尼克松赶忙指着基辛格申辩说：“他的姑娘，不是我的。如果我利用姑娘做掩护，麻烦可就大了。”

“特别是大选的时候。”周恩来风趣地补上一句，引得大家都哈哈大笑。

尼克松想与毛泽东谈台湾、越南、朝鲜、日本、苏联等问题。毛泽东打断尼克松的话说：“那些问题我不感兴趣，”他用手指了指周恩来，“那是他的事。”

毛泽东接着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我们两个国家不存在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所以我们两家怪得很，过去22年总是谈不拢，现在从打乒乓球起不到10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算起两年多了。”

毛泽东吸了吸烟，把烟头拧灭在烟灰缸中，说：“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是死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我们就打乒乓球。”

毛泽东最后说：“你们下午还有事，谈到这里差不多了吧。”

之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与尼克松举行了一次大范围的会谈。

谈到将要发表的《联合公报》，尼克松说：“像这样一次举世瞩目的首脑会议，通常的做法是开几天会，经过讨论，发现意见的分歧，然后，发表一篇含糊其词的公报，把问题全部遮盖起来。”

周恩来说：“如果我们那样做，就会欺骗人民，而且也欺骗自己。”

尼克松说：“当国与国的会议不影响世界前途时，这样做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注目，并且会对我们在太平洋乃至全世界的朋友产生持续多年的影响。对这样的会谈，如果我们也那样做，那将是不负责任的。”

显然，尼克松同意了周恩来去年10月间同基辛格会谈时提出的关于《联合公报》的构想。

周恩来和尼克松又谈起了当年杜勒斯拒绝和他握手的话题。周恩来这是要试探一下尼克松的态度和决心，看看他现在是否还坚持过去所持的观点。

周恩来说：“正像你今天下午对毛主席说的，我们今天握了手，可是，杜勒斯当年不想这样做。”

尼克松说：“据说你也不愿意同他握手啊!”

周恩来说：“不一定，我本来是会握手的。”

“那好，让我们握手吧!”尼克松站了起来，隔着长条桌子和周恩来又握了一次手。

周恩来很有趣地谈道：“杜勒斯的副手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先生想搞不同的做法，可是他不想违反杜勒斯定下的规矩，所以他只好用右手拿了一杯咖啡。因为一般不用左手握手，他就用左手摇了我的手臂。”

周恩来一边说，一边形象地打着手势，在场的人都被逗得大笑起来。

周恩来自己也笑了起来。他接着对尼克松说：“不过那个时候我们不能怪你们，因为国际上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铁板一块，西方国家也是铁板一块。现在我们知道情况不是这样。”

2月22日，周恩来总理、尼克松总统继续举行会谈。

美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基辛格博士等，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乔冠华等。

尽管双方在台湾问题上有较大的分歧，这些分歧也将不可避免地要在联合公报中反映出来，但双方也都谨慎地注意，尽量不让这些分歧危害刚刚建立起来的中美新关系。

在尼克松提出了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力量逐步减少直到全部撤出的承诺后，考虑照顾美国方面国内的政治困难，周恩来从大处着眼，代表中国政府也作了一定的妥协。他没有要求美方立即承诺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没有要求美军立即全部撤出台湾，允许美军在一定时期内逐步撤离。因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次会谈就解决一切问题。试图毕其功于一役，显然是不现实的。

2月26日凌晨，经过几天的反复磋商，中美双方终于谈定了《联合公报》。这个公报是周恩来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一个结晶。

26日上午，周恩来陪同尼克松和夫人前往杭州参观访问。下午，又陪尼克松夫妇游览了风景秀丽的西湖。

2月27日，周恩来陪尼克松夫妇从杭州飞往上海。在上海，中美双方正式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又称《上海公报》)，并予以公布。至此，中美高级会晤已圆满结束。

晚上，中国方面为尼克松举行最后的宴会。在轻松舒缓的乐曲声中，周恩来与尼克松频频举杯，一周来的紧张情绪也怡然退尽。

尼克松端起酒杯，走到麦克风前，作了这次访问中从未有过的即席讲话。他说：“《联合公报》将成为明天全世界的头条新闻。但是，我们在公报中说的话，不如我们在今后的几年要做的事那么重要。我们要建造一座跨越一万六千英里和二十二年敌对情绪的桥梁。可以说，公报是搭起了这座通向未来的桥梁……”

2月28日上午，周恩来把将离开中国回国的尼克松一行送到了上海虹桥机场。在临上飞机前，尼克松握住周恩来的手，说：“这确实是一次愉快的访问，我希望有朝一日有机会再来上海。”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夫人一行，结束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1972年2月28日乘专机离开上海回国。

中美关系的改变，震动了世界，也促进了中日关系的改善。中日两国政府经过多次接触后，1972年9月25日至29日，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问中国。27日，毛泽东接见了田中。周恩来和田中进行了会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声明宣布：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中美、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是毛泽东晚年作出的新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从此大大地提高了，西方世界封锁中国长达二十多年的铁幕被打破了。在此前后，同中国恢复和建立外交关系的还有意大利、联邦德国等四十一个国家。一个崭新的外交格局出现了。

尼克松说：毛泽东在“这一周改变了世界”。毛泽东听到后，也说了一句：“是尼克松改变了世界吗?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这两句话，一句是唯心主义的，一句是唯物主义的。然而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却这样地认为，是毛泽东、周恩来把握了历史的时机，拨正了航向，改变了中美的关系、中日的关系，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尼克松为适应这种形势，也迈出了惊人的一步，作出了他应有的贡献。

基辛格刚走，中国便收到了联大以多数票通过接纳中国，并驱台的特大喜讯。毛泽东说：要去。为什么不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

当基辛格第二次访问中国时，远在美国的联合国总部却发生了一件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意想不到的事。

1971年10月26日上午9时，周恩来把即将离京返美的基辛格送至钓鱼台的楼门口，然后由乔冠华送基辛格前往机场。在大红旗轿车里，乔冠华笑问基辛格：“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吗?”

基辛格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看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合国。”

乔冠华故意以一种急切的神态问：“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去?”

基辛格说：“估计明年差不多。待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你们就能进去了。”

其实，在基辛格快要离开钓鱼台的时候，周恩来抽空告诉了乔冠华中国已进入了联大的消息。为了不使基辛格难堪，周恩来没有把这一消息告诉他。

基辛格乘坐的“空军一号”刚刚从北京起飞，电讯员便收到了来自美国的电讯稿：联大刚才已以76票对35票通过接纳中国，并驱逐台湾。

周恩来稍事休息以后，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外交部党组及有关人员讨论联大问题。主要是讨论派不派人出席正在纽约召开的26届联大。国民党的代表已经带着他的3个顾问悄悄地收拾文件包离开了联大会场，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联大的席位已经空出来了，我们去不去?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已经发来电报，请我国派代表团去出席联大，我们去不去?

在当时的特定情景下，“左”的阴云还笼罩在中国大地上。那时，对联合国这个机构的认识也不能不带上“左”的色彩。当时，一般人认为联合国大会是资产阶级讲坛，是受美苏两大国操纵的，认为这不是民主的讲坛，不能真正为受压迫民族与受压迫人民讲话的。当时，外交部党组经过商量，决定不去，准备回一个电报给吴丹秘书长，感谢他的邀请。

当天下午，正在大会堂讨论去不去的时候，毛主席给周总理来电话，询问此事。周恩来汇报了讨论的情况，及外交部党组的意见。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另一个就是恢复联大席位。”

周恩来说：“我们刚才曾经考虑先让熊向晖带人去摸一摸情况。”

毛泽东说：“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让乔老爷作团长，熊向晖可以作代表或是副团长，开完了大会还可以回来。”毛泽东十分赏识乔冠华的才气。早在抗战初期，乔冠华留学德国回到香港，以写国际时评为工作。那时二次大战刚拉开序幕，欧洲战争迭起，乔写的国际时评，分析有理有据，文笔优美动情，且有的文章甚有预见。比如他的文章曾预见马其诺防线守不住、巴黎政府会向德国投降。后来，事态发展果然如此。乔冠华以此名震香港。苏联和芬兰的战争爆发后，乔冠华写了一篇题为《从东线到西线》的国际时评，揭露有人借此推波助澜，煽动反苏。毛泽东在延安读了此文后赞扬说：这篇文章，“能顶战场上几个坦克师”。

毛泽东非常重视这次联合国大会，在他的提议下，中国派出了最强大的阵容。

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即将出席本届联大的消息发布后，国外新闻界一致认为，这是中国“可能派出的最合适的人选”。经毛泽东明确指示与点将，代表团的组团工作在高度紧张、繁忙中进行。这是中国第一次到联大向全世界亮相，组团工作由周恩来亲自主持，代表团人员都报经毛泽东主席亲自审定。还经毛主席同意，委派高梁带领一支由五人组成的先遣队赶去纽约打前站。当高梁率领先遣队到达美国时，引起的轰动与关注，就好像外星来客一样，西方各大报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加以报道。

乔冠华连续数夜赶写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稿。他一边喝茅台酒，一边凝思挥毫写就，最后送毛泽东、周恩来审定。乔冠华书写这篇发言稿时，特别感到扬眉吐气，心情振奋。他在1951年，曾经跟伍修权一起代表中国去纽约参加联大。那时美国操纵的联大指责我们侵略，伍修权、乔冠华是代表中国去控诉的。这次，事隔20年，乔冠华又去联大，是以常任理事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去向全世界发言的。他的声音将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声音。

代表团动身赴联大的前一天晚上，全团成员乔冠华、黄华、符浩、熊向晖等，集中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等候毛泽东接见。晚8时整，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来了。毛泽东指示说：“这次送代表团的规模要扩大、规格要提高。到了联合国，要采取阿庆嫂(当时京剧样板戏《沙家浜》中的女主角)的方针，不卑不亢，不要怕说错，当然要搞调查研究，但不能什么都调查好后再说。”

毛泽东的话，给第一次代表新中国作为常任理事国登上联大讲坛发言的乔冠华壮了胆，特别是毛泽东讲“不要怕说错”，给了他大胆说话和相机行事的权力和勇气，他信心大大提高了。

20天后，以乔冠华、黄华为正副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抵达纽约，中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走进了联合国会场，坐在了自己国家的席位上面。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吴丹高兴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已经变成现实，中国加入到联合国之后，可以促进联合国更好地解决国际问题，最终会促进一些国际争端的解决。”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标志着中国对外关系史上一个新时期的开始。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同时，也是由于长期贯彻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反对霸权，维护正义，紧紧团结第三世界朋友的结果。

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为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对外活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正式提出来的。

赞比亚1964年10月24日正式宣布独立成立共和国后，周恩来就与国家主席刘少奇联名致电祝贺该国独立，祝贺卡翁达就任赞比亚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并派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何英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参加赞比亚独立庆典，两国于10月29日达成建立外交关系的协议。

中国与赞比亚建交后，中国方面马上在卢萨卡开设了大使馆，但是，赞比亚方面却一直没有在北京开设大使馆，连个代表也没有，更没有派过政府要员访问中国。卡翁达对赞比亚同中国的接触保持着慎重的态度。美国等西方国家见有机可乘，更极力破坏中国与赞比亚的友好关系，诱使卡翁达阻止中国援建坦赞铁路。为此，美国宣布帮助赞比亚改建一条连接坦桑尼亚与赞比亚的公路，宣称要以公路替代坦赞铁路。

为进一步向赞比亚施加压力，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指使南非殖民主义者对赞比亚进行经济封锁，卡翁达听从尼雷尔的劝告，开始向中国寻求帮助。

卡翁达是非洲著名政治家，是一贯支持非洲解放事业的热心人，被称为非洲民族运动的元老人物，但是由于修建坦赞铁路实在非同小可，他又面临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沉重压力，下决心并不容易，但他被周恩来的人品和魅力折服了，在等待、观望和比较了10个月之后，1967年6月21日终于来到中国访问。

卡翁达是“文化大革命”以来访问中国的第一位非洲国家元首。毛泽东在林彪、周恩来的陪同下与其在人民大会堂愉快会见。

毛泽东手指间夹着香烟满面春风问道：“赞比亚有代表机构在这里吗?”

周恩来衷心佩服毛泽东善于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从而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占据主动地位。毛泽东一句话就轻而易举把卡翁达置于被动地位，这正是卡翁达感到对中国最理亏的地方，但卡翁达也非等闲之辈，马上稳住阵脚巧妙地回答：“我们很快就要派代办来。”

毛泽东见好即收，关切地询问坦赞铁路的情况，周恩来对答如流：“坦桑尼亚已经确定由我们帮助勘察，1965年底就勘察完了，写出了勘察报告，送给了尼雷尔总统。”

1972年9月，赞比亚副总统迈因扎·乔纳率领的赞比亚友好代表团访华，受到周恩来的热情接待，与其进行了三次友好会谈。乔纳询问中国对越南战争前途的看法。周恩来分析道：“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尼克松为了大选把越南战争停下来；另一种可能是继续打下去。”

乔纳提到国际上有所谓美国“体面撤走”的说法，不知中国的看法如何。

周恩来回答说：“全部撤走，才是最体面的事。戴高乐撤出阿尔及利亚并没有丢面子。尼克松说，如果美军从南越撤走，与美国订有条约的国家会产生连锁反应，但是，这些条约原来是为了包围中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而这个包围已不存在了。社会主义国家不是铁板一块，帝国主义国家不是铁板一块，第三世界不是铁板一块。整个世界都在动荡，旧秩序维持不了，事物都在发展。”

1974年2月21日，卡翁达偕夫人二次访华来到北京，这是在中国甚至世界外交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次访问。22日下午，在中南海，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与卡翁达进行亲切的会见，毛泽东发表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重要谈话。

毛泽东说：“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第三世界人口多呀!”

卡翁达对此完全赞成：“对。”

毛泽东友好地发问：“谁是第一世界?”

卡翁达很快作答：“我想应该是那些剥削者和帝国主义者的世界。”

毛泽东显然对此回答感到满意，又提出第二个问题：“第二世界呢?”

卡翁达的回答是：“是那些已经变为修正主义分子的人。”

毛泽东认为卡翁达说对了一部分，他提出自己思考已久的想法：“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

卡翁达欣然赞同：“我同意主席先生的分析。”

毛泽东对他这个战略思想简练地予以解释说：

“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你看这个解释好不好?”

卡翁达由衷地称赞道：“主席先生，你的分析很确切，十分准确。”

毛泽东谦虚地征求意见说：“研究一下吧。”

卡翁达以非洲著名政治家的眼光马上做出评价：“我想不用研究，我们的意见就可以取得一致，因为在我看来，这个分析已经很确切了。”

毛泽东强调道：“第三世界人口很多。”

卡翁达迅即表态：“确实如此。”

毛泽东满怀豪情地大发宏论：“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在与卡翁达的几次会谈中，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这个战略思想做出系统的阐述：毛泽东提出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观点：第一世界是美苏两个具有最强军事和经济实力、在世界范围推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第三世界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第二世界指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周恩来以其丰富的外交经验，回顾了二次世界大战后中间地带的历史演变过程，进一步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他对卡翁达说：

“祸根还是从第一世界来的，两霸争夺世界；第二世界是中间派，是从第二中间地带演变而来的；第三世界主要就是亚非拉。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两个超级大国。”

毛泽东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他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特点及变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果。他并不完全根据过去以社会性质划分世界，而是以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来划分的。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般是把世界划分为：社会主义阵营、帝国主义阵营、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后来，由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先后独立与解放，把它们称为民族解放民族独立运动的国家。由于这些国家民族独立解放任务的完成，再用原来划分方法就不合适了。同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当时的苏联，在毛泽东看来已变成修正主义统治的国家了。再用原来的划分方法和提法更不合适了。再加上世界局势从70年代起，已逐渐地向多极化方向发展。毛泽东思考了很长时间后，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

但是，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使他不可能对这个思想作系统的全面的论述。而作系统的、完整的、全面的论述的是邓小平。

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作的发言中，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邓小平的发言得到了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和拥护。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为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对外活动奠定了理论基础。联合世界上发展中的国家，争取第二世界的国家，反对第一世界国家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中国外交政策中贯彻的一条统一战线。这是团结多数、反对少数的一条正确的路线。

伊梅尔达文雅地将手背伸到毛泽东的胸前，毛泽东从容地托起这只手搁在嘴边轻轻地吻了一下。凝聚昔日辉煌的老照片勾起了毛泽东对往事的回忆。

进入7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都已进入晚年时期，疾病缠绕着他们。毛泽东的身体已力不从心；周恩来在1972年5月的体检中发现有早期的癌症症状。但是，他们为了改变中国的面貌，改变世界的形势，让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坚持不懈地与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平等交往。

1974年9月，北京的气候慢慢转凉，火辣辣的太阳换上了温和的面孔。

还未和我国建交的菲律宾共和国的总统马科斯派他的夫人和儿子来中国访问。总理这时刚刚动了手术，身体还很虚弱，他在医院里会见了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

江青又一次像吞了兴奋剂，情绪空前高涨。马科斯夫人在京期间，江青喧宾夺主，总是抢在李先念、邓小平前面讲话。甚至擅自做主带马科斯夫人去天津小靳庄访问，这是原来接待计划里没有的项目。

江青有时用极复杂的眼光打量雍容华贵面容美丽的马科斯夫人。酸酸的嫉妒，还有蔑视的傲气在瞳仁里交织在一起。摄影记者杜修贤有心拍一张照片，无奈江青不允许。她和伊梅尔达单独谈话时，不准他们在旁边拍摄，理由是，拍摄的响动总是打断她谈话的思路，使她不能集中精力。他们只好提着机子站在一边，眼睁睁望着江青“出戏”的镜头从指尖失去。

马科斯夫人提出要去长沙拜会毛泽东。杜修贤挎相机随同拍摄采访。

已经9月了，长沙的气候还很闷热。毛泽东住在郊区的别墅里，环境优美、宁静。去的那天天气不太好，阴沉沉的。

从照片上看，马科斯总统相貌有点像我们中国广东人。他的夫人却天生丽质，听说她是菲律宾的第一美人。已经40岁的人了，却打扮得像20多岁的人。

毛泽东的客厅比游泳池的书房要大些，里面没有那么多的书。

毛泽东站在客厅的门口迎接客人。马科斯夫人先上前和毛泽东握手，然后转身介绍她的儿子。毛泽东用惊喜的目光打量光彩夺目的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文雅地将手背直伸到毛泽东的胸前，毛泽东的脸上随即浮现出幽默的笑容。此时的毛泽东以惊人的反应，那超越既定之规的天性促使他从容地托起这只手搁在嘴边轻轻地吻了一下，潇洒自如行了这个“洋人”的礼节。夫人笑着对毛泽东说：“我很荣幸。”

杜修贤被毛泽东这个意外的举止搞蒙了，竟没反应过来，这个镜头本也可以拍摄的，但一愣怔，这个潇洒的镜头几乎没人注意就永远地结束了。杜修贤当时遗憾极了，这几年老一套的外交礼规，把他的思想和视野都搞得僵化陈腐起来，这么动情的镜头却丢了。

了解毛泽东的人都知道，毛泽东不仅仅诙谐幽默，还有诗人的潇洒，所以这个瞬间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他以前的工作人员常讲主席的趣事。就他本人的战地爱情浪漫曲不谈，他在百忙中帮着身边的工作人员牵线搭桥找对象，甚至帮文化不高的卫士写情书，参谋着叫卫士去赢得姑娘的芳心……

在杜修贤的记忆里，暮年的毛泽东在这个潇洒瞬间后，再没有出现过奇迹。他的身体沿着自然规律的轨道迅速地下滑。而他的威望随着人们的爱戴、人们的仰慕迅速走向世界。

80多岁的老人，而且是重病在身的老人，还要不分白天黑夜忙于会见外宾。杜修贤他们有时都看着心痛，现在都说那时的中国人对毛泽东的热爱近似一种迷信，那么外国人眼里的毛泽东何尝不是如此呢？毛泽东在世界人民心中有着不可估量的地位和魅力。

毛泽东对自己的苍老、病态是十分清楚的，因为他会见外宾的新闻照片，杜修贤都要给他亲自审阅后才发表。他一直想在爱戴他的人民面前保持一种完美的形象。一旦照片上出现苍老和病态，他就“以守为攻”，宁愿不上镜头也不想破坏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1974年11月6日，主席会见了加蓬总统邦戈。事后杜修贤将照片送给他的秘书，让她转给主席审阅。秘书告诉杜修贤，以后不要再发主席和外宾的合影照片，这是主席本人的意思。

以后毛泽东不再让杜修贤拍摄他和外宾站立的合影。他的心思杜修贤理解，因为从镜头里看到久病的人和健康的人站在一起合影，反差对比更加鲜明强烈。

毛泽东也在争取维护自己形象不受侵害的权利！

这年底，南斯拉夫的客人走进毛泽东温暖的书房里，似乎给沉静的空气里注入了活跃的生机，毛泽东显得非常高兴，讲话又多又快，可是难懂的湖南话和口齿不清让翻译为难，只好求助于毛泽东身边工作的秘书，秘书仔细地听辨后又告诉翻译，翻译再翻给外宾。

毛泽东虽然讲话不清，但头脑和听力还是很好的。他表达的意思，秘书理会对了，便笑着点头；如果没听懂，他就会烦躁地直打手势，反复地重复这句话，直到秘书听懂为止。

会谈往往就是在这么有趣也很困难之中进行的。最后客人告辞时，毛泽东仍不忘风趣地说：“我的双腿不让我走了，要我和上帝见面。再见！我不能送你们到门口了。”

客人这时都衷心地祝福毛泽东身体健康！

毛泽东生了重病以后，与外宾会见时，他爱和客人谈起“上帝”。像告诉秘密似地告诉客人：“我和上帝有个约会！”那神秘开心的表情真像是生活中一个甜蜜的约会在等着他去光临一般。

他说得很从容自然，而工作人员在一边听得心里苦苦的—和谁约会都不能和上帝约会呀！

客人离去后，杜修贤在过厅里收拾摄影箱。张秘书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他的身后，一声不吭盯着他收拾东西。杜修贤觉得有趣就逗她：“怎么？不放心啊，怕我带窃听器？”

“文化大革命”时期杜修贤的罪名之一就是带窃听器潜伏在中央领导人身边。

“扑哧”—小张笑了，说：“让你多喘几口气，不感谢还倒打一钉耙，姓猪哇！”

张秘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好几年了。有一次总理将杜修贤找去，告诉他：“张秘书在外地照顾主席，不能回家照顾家人。你逢年过节时带她的家人到公园去玩玩，让她安心在主席身边工作。”

总理说这话时，已经患重病住在医院里，可他惦念着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家人。

因为这个缘故，杜修贤和张秘书一直比较熟悉，说话也就随便。他见她心事重重的模样，就问她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主席身体一直不好，这你知道。他的眼睛现在糟糕透了，几乎什么都看不见，看字用放大镜都吃力。昨天我进他的房间，看见他在看照片，问他，他不说。我看了一眼那张照片，好像是以前照的，他挺爱看的。我想跟你找找，有没有主席年轻时的照片，找来给他看看……”

毛泽东晚年是十分孤独的，他和江青不和，和孩子们又不能自由往来，最后连视力也下降了，常常一个人枯坐度日。可是红墙外头的人们谁能知晓和体谅毛泽东晚年的孤独？谁能想像到一个名扬四海如“不落太阳”的伟人，个人生活竟如此痛楚苦恼。

杜修贤颇同情小张，“你们也真不容易呀！要照顾主席，又要对付那个人的胡搅蛮缠。别理那么多，专心照顾好主席。”

“那个人”指江青，小张会意地点点头。

“我们摄影部正在收集整理毛主席的照片，要出一本主席的影集画册，已经将黑白照片全部印染成彩色照片了。正好将照片拿来给主席看看，让他也选一选。”

“真的！可快点拿来呀。”

过了几天，杜修贤从汽车里拖出一个大盒子，张秘书连忙从他手里接过大盒子。

“小心点小心点……全是照片哪！”

到过厅，小张打开盒子一看，“好家伙，满满一盒子。”

“这里有188张20英寸的彩色照片，从1936年到今年的都有。你打个收条给我，记住！一张不能少哇。”

张秘书高兴地把照片搬进书房里。

转眼，到隆冬寒季。这个季节一般没有外宾来访。

杜修贤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安心地坐下来整理照片。可是电话铃声又打乱了他的工作日程。是张秘书的电话，她叫杜修贤来一下游泳池，要开个碰头会。

杜修贤带着一身寒气走进主席的住宅，一看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和张秘书已经等在那里了。

“照片主席看过了，提出这两张要换。”张耀祠拿起沙发茶几上的两张照片给他看。一张是游泳的，一张是在书房里的。

“不错，这两张人物姿态是不太好，摄影部也提出要换这两张。我这次又带几张给主席选选。”

说着杜修贤将一个牛皮纸口袋交给张秘书。

他问小张：“主席看了照片都说什么了？”

“当然高兴啦！连饭也不吃，津津有味地一张一张地看，这些照片大，他看得清楚，就讲给我们听，他老人家的记性可真好！很久以前的事情都记得清清楚楚。特别是这张……”小张低头在一堆照片里抽出一张吴印咸在延安抗大为毛泽东拍摄的一张照片。

画面上毛泽东站在窑洞前的空地上，神情激昂地正在讲课，他双手比画着，好像要论证什么观点。脸上充满了自信和深沉，裤子膝盖摞着两个醒目的方形补丁，那是艰苦和坚忍的象征。

“主席见这张直叫好，反复看了几遍。他看见年轻时的照片就高兴，唉……人一老就怀旧。他还老看这一张……”

也是一张陕北时的照片。毛泽东骑着马，身后是江青，也骑着马，因为年代太久了，画面有些灰，不太清晰。

杜修贤心里一沉，岁月给毛泽东留下了什么？怀念还是沉思？

后来毛泽东留下了这套照片，并同意出版这本记载他革命一生足迹的画册。

在送审单上，他重重地深深地缓缓地画了个圈。这个圈画在他光辉灿烂而又艰苦卓越漫长岁月的尽头，像人生的句号。

影集在他去世后的第三个月，也是他83岁诞辰日，正式向海内外发行。

虽然毛泽东没有能看见这本唤起他强烈情感和美好回忆的影集，但这里面浓缩着他的气魄，他的才智，他的热望，他的情感，还有他的不幸……也许正是这些才构成了他完整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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