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 一路艰辛

毛泽东知道贺子珍分娩后把孩子送掉了，点点头：“你做得对，我们只能这样。”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机动灵活的军事战略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说过：“国民党的士兵有两条腿，我们的战士也有两条腿，可是他们的两条腿，走不过我们的两条腿。”

毛泽东同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大幅度地迂回于云

、贵、川三省的广阔天地之间，终于跳出了数10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

1935年2月20日前后，红军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回师黔北，攻克娄山关，乘胜再次攻占遵义，击溃敌军两个师又8个团，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毛泽东吟就《忆秦娥·娄山关》以抒胸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是娄山关和诗词手迹。一天下午，休养连的队伍来到贵州白苗族的一个村庄，准备翻过一座山峰。怀着孕上路的贺子珍肚子阵阵作痛，她预感到要分娩了。

休养连的连长侯政立即让一些同志停下来，在路边找到一间屋子，把贺子珍扶了进去。连里的医生和护士都留下来为她接生。

休养连的队伍继续前进，后续的部队一支一支地从他们的屋前经过，最后，殿后的部队也走过去了。他们留下了话：敌人正在后面追赶过来，你们必须在下午4时前翻过这座山，否则有被敌人追上的危险。

连里的领导紧张地守候在“产房”外面，一面为贺子珍能否顺利分娩担心，一面计算着时间，考虑如何应付眼前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

所谓“产房”，只不过是一间用单层砖砌成的破旧房子，里面空无一物，没有床，没有锅，也没有灶，连门都没有，只剩一个破门框。

贺子珍只能躺在担架上分娩。同志们张罗着想烧点热水，可是没有柴禾，水井也不知在哪里。时间紧迫，不容许他们从容地去寻找。

贺子珍生下了这个女孩后，担架员便把她从房里抬出来上路了。贺子珍的担架上、衣裤上，还残留着揩抹不掉的斑斑血迹。

前面的路程茫茫，行军途中，连大人都很困难，要把一个婴儿养活几乎是不可能的。处置方法只有一个，就是送给当地的老乡——这是不需要作任何讨论的。

毛泽民的夫人钱希均用一件大衣把女婴裹好，贺子珍用虚弱的手，从身上掏出仅有的四个银元，交给钱希均，说：“把这几块钱带上，交给老乡抚养孩子用吧。”

担架员抬着贺子珍走了没多远，钱希均抱着婴儿又追上来，对贺子珍说：

“你赶快给小孩子起个名字，或者留个什么东西，日后也好相认。”

贺子珍摇了摇头，刚毅地说：

“不用了。革命的后代，就让她留在人民当中吧。孩子将来要是参加革命，我们日后可能相见；如果不参加革命，就让她在人民中间，做个老百姓吧!”

15年后，当贺子珍把惟一留下的女儿送到她爸爸身边，她自己孑然一身度过那漫长的岁月时，她牵肠挂肚地地念起被自己扔下的这个女儿来。她曾设法查访，但没有下落。这时，她才后悔当时没有留下个什么东西，以便日后寻访。

后来，她哀伤地说：“长征路上生的这个女孩子，我都没有看清楚她长个什么样子，也说不清楚具体是在什么地方，送给了什么人家。我也无法知道她今天的死活。后来，毛泽东知道我分娩后，把孩子送掉了。点点头，赞同地说：你做得对，我们只能这样。我们干革命是为了造福下一代，而当时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自己的下一代。”

长征路上，筹粮困难，分娩后的贺子珍，经常吃不饱肚子，当然更谈不上产后营养了。由于条件恶劣，产后的贺子珍得不到护养，结果闹下了病根。

有一次，队伍开进云南一个地方，缴获了一批云南火腿，每人都分到了一份。连里照顾她产后虚弱，给她分了个双份。贺子珍不肯接受这个特殊的照顾，她只留下一份，把另一份退回连部。她恳切地说：

“我没有什么困难，把这些东西拿去给真正有困难的同志吧。”

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把自己那份送来，放在贺子珍的手里，对她说：“你做得对，共产党员应该先人后己。”

贺子珍收下毛泽东送来的那份火腿，并没有一个人吃，而是同连里的同志一起分享了。

贺子珍分娩后不久，另一个女同志也分娩了。但是队伍越往北走，条件越是艰苦。粮食买不到，有时每人每天只分到一点点炒米或炒面。

这个刚生过孩子的女同志，连吃个半饱都做不到。贺子珍便把自己的一份口粮倒出一大半，送给那位女同志，自己找点野菜充饥。那位女同志不忍吃她的口粮，说：

“你拿回去自己吃吧，我不要，你也刚生过孩子。”

贺子珍硬是把口粮倒到那个女同志的碗里：“你一定要吃掉。现在的条件就是这样，没办法，大家一起克服吧!”

休养连指导员董必武见了这个情景，劝那位女同志说：“她让你吃就吃吧，子珍就是这么个人，只要她有一点吃的，都会毫不犹豫地送给别人；只要她有衣服穿，也会毫不犹豫地脱下来，送给同志。你不接受，她还不高兴呢!”

那个女同志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当然，在艰苦的长征路上，贺子珍最关心的还是毛泽东。她知道，毛泽东现在身上的担子很重，身系几万红军战士的安危。因此，她总是尽自己的可能，让他吃得饱些，吃得好些。

红军打了土豪，有时给每个人发一点零用钱。贺子珍舍不得花掉，总是留着，等路过集镇时，为毛泽东买一点好吃的，用饭盒盛着给他送去。

过西康时，红军战士买不到粮食，每人只能分到一点没有长成熟的青稞。这种生的青稞既不好吃，又不易消化，往往怎么吃进去，还怎么排泄出来。可是，即使这样的食物，也不可多得。

有一次，贺子珍同毛泽东坐在一起吃半熟的青稞，毛泽东一面吃，一面低头看文件。贺子珍怕他吃不饱，就把自己碗里的都拨到他的碗里了。毛泽东一点也没有发觉，只是吃完后奇怪地说：“今天的青稞怎么那么多，老也吃不完?”

还有一次，在宿营后，贺子珍发现，她们宿营的床上铺的都是麦糠，一双大眼睛放出异样的光彩。心想，用它做成饼子，可以美美地饱吃一顿呀!几个女同志借来了铁锅，动手做起贴饼子，每人分到几个。贺子珍舍不得吃，全都送给毛泽东了。

毛泽东也舍不得都吃了，又给贺子珍留了一个。

遵义会议后，贺子珍已经不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了，但为了照顾毛泽东，保证他集中精力指挥红军，她总是默默地去做她能做的一切工作。

队伍一宿营，她常常抽空来到毛泽东办公的地方，帮他抄写电报，整理文件。农村的住房十分简陋，每次队伍停下来，为毛泽东准备办公的地方，都很费周折，有时连门板都借不到，只好把两个铁皮文件箱摞起来，铺上那条红毛毯，就权当办公桌了。贺子珍帮助毛泽东抄写东西，再要找个桌子，就更困难了。

在战斗最紧张、最激烈的时刻，毛泽东常常是几天几夜不睡觉。看着毛泽东熬红了双眼，熬瘦了面孔，警卫员急了，他们劝又劝不动，只得把贺子珍请来想办法。

一次，贺子珍被警卫员找来后，拿起煤油灯对毛泽东说：“灯没油了，先歇一歇再干吧!”

“不行呀。我正等着前方的电话。”毛泽东回答说。

“那好办，我来替你守电话，你先去睡一会儿。电话一来，我就喊你。”贺子珍想出了办法。

于是，她代替毛泽东守在电话机旁，让毛泽东安心地闭目养一养神。

为了照顾好毛泽东的生活，贺子珍想了很多办法。衣服破了，她帮助缝补；衣服脏了，她帮助洗涤。

有一次，行军中遇上下雨，毛泽东的衣被都淋湿了，那条红毛毯也湿了。宿营后，贺子珍赶忙生上火，把毛毯烤在上面，又把火盆拉到毛泽东跟前，让他把身上的湿衣服烘烘干。她见毛泽东在看书，就对他说：

“毯子烘在火盆上了，我去整理材料，你看着点。”

毛泽东答应了。

过了一会儿，贺子珍闻到一股东西烧焦的味道，赶忙跑过来一看，毯子已经烧着了，开始冒烟。她喊了起来，毛泽东这才注意到毯子着火了，连他靠近火盆的那条裤腿也烤糊了。他太专心致志了!

贺子珍心里真想抱怨毛泽东一番，可一想他工作总是这个样子，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她只好默默地找来一块布，把毯子烧的窟窿补上了。毛泽东就盖着这条毯子，走完了长征的路。到了陕北后，他们舍不得把这条破毯子丢掉，贺子珍又找老乡用羊毛把窟窿织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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