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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值得纪念的日子
毛泽东深知舆论的重要性，在准备讨论政务院组阁的会前，他把上述新闻稿交给周恩来，并风趣地说道：“这是我起草的《关于中苏建交的新闻稿》，呈请周总理审阅。”
周恩来听后笑了，接过毛泽东起草的这则新闻稿以及附录的葛罗米柯的来电认真拜读，他阅后微微地点了点头，说道：“很好！立即交乔木同志，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向中外广为播发。”
“完全正确！”毛泽东猝然间来了情绪，“我们就是要利用和苏联建交的时机，在国际上展开一个强大的外交攻势，争取有更多的国家和我们建交。”“据我估计，随着苏联和我国建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会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
“接着，我们要通过这连续的建交宣传，再争取更多的国家，尤其是和我国为邻的亚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我想，会按照主席的估计发展的。既然和苏联宣布建交，那我国驻苏联第一任大使……”
“王稼祥，是在西柏坡的时候选定的。”毛泽东说罢又问道，“周总理，你这位外交部长什么时候组建外交部啊？”
“快了，”周恩来边说边把一叠文件送呈毛泽东审阅，“这是有关组建外交部的宗旨以及人选。”
毛泽东看罢满意地点了点头。有顷，他又深沉地说道：“近一百年以来，由于当道者昏庸无能，无一不是跪着办外交，搞得丧权辱国。因此，一定要告诫我们在外交战线上工作的同志，从现在起，要挺起胸膛来为国争光！”
正如毛泽东所估计的那样，继苏联与我国建交之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朝鲜、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国家在十月底以前相继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五日发表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电告周恩来外长。由于照顾到欧洲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的决议，中国同南斯拉夫建交暂被搁置。
就这样，我们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不仅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诸国的外交地位，而且也增加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
十月十六日在我国外交史上是值得纪念的日子，苏联派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大使罗申向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递交国书。由于这是第一位大使递交国书，毛泽东十分重视这次接受国书的礼仪。是日，毛泽东身着中山装，在外交部长周恩来、内定的我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等同志的陪同下，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接交国书的仪式。当时，毛泽东双手接过苏联大使罗申递交的国书之后，当即发表了自己亲笔起草的《接受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34、乘坐专列出访苏联
毛泽东在郑重地发表完答词之后，遂与苏联驻华首任大使罗申进行交谈。首先，他指着身边的周恩来介绍道：“贵大使，这位就是我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
罗申曾任苏联驻南京国民政府的大使，是一位能操汉语的中国通，自然知道周恩来在当今中国的地位以及办外交的能力。因此，他紧紧地握住周恩来的手，说道：“久闻总理阁下大名，今日相见，实在幸会。”
周恩来十分了解罗申的底细，不失身份地说道：“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亲如兄弟，不必这样客气。请坐下谈吧！”
毛泽东伸手示意请罗申落座，接着自己才坐在主人的座位上。罗申等周恩来、王稼祥等落座之后，热情地说道：“主席阁下，总理阁下，我们的斯大林同志让我转告贵国，他对中国取得的胜利由衷地高兴。”
毛泽东是一位纵横大家，他自然知道苏联对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作用；自然，他也清楚中国共产党需要斯大林的支持，因此，他很策略地说道：“这胜利不仅有苏联无私的援助，也与斯大林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为此，请贵大使向贵国人民、向斯大林同志转告我最真诚的感谢。”
寒暄过后，周恩来为了使毛泽东尽快访苏，与斯大林进行会晤，他有意地问道：“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正逢斯大林同志七十大寿，不知贵国计划如何为斯大林同志祝寿？”
“据我所知，除举行国庆活动外，还要邀请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元首出席。”
周恩来以大外交家的敏感，抓住了这一重要的话题，他有意地说道：“我们的毛泽东主席早在延安的时候，就为庆祝斯大林同志六十大寿写过文章。这次如能躬逢其盛，代表中国人民向斯大林同志祝贺七十大寿，那将是很有意义的。”
罗申作为外交家，当然也明白毛泽东为斯大林祝寿的政治影响，所以他当即高兴地说：“这也是我们苏联人民的光荣！”
“好，”毛泽东也不失时机地说道，“请贵大使先向贵国政府报告一下，我一旦收到邀请信，将立即动身赴苏联，为斯大林同志祝寿。”
呈交国书的仪式结束之后，毛泽东握住罗申的手说道：“我们将为贵大使在华工作提供一切方便。”
“谢谢主席阁下！我一定把您的盛情转告斯大林同志。”罗申说罢与周恩来、王稼祥等一一握手，乘车离去。
毛泽东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晚九时，乘坐专列出访苏联。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上午，中国代表团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带领下来到克里姆林宫，苏联代表团在斯大林的带领下早已迎候在那里。在签字仪式上，毛泽东、斯大林站在正中间，周恩来和维辛斯基端坐在签字桌本国国旗一旁，分别全权代表两国政府，郑重地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35、从刀光剑影的战场转到经济建设上来
毛泽东一行于二月十七日夜启程回国。由李富春、王稼祥等组成新的代表团，留在苏联继续进行谈判并签订一些单项贸易协定。毛泽东一行在归国途中访问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伊尔库次克、赤塔等城市，与工人、科学家等进行了座谈，了解了许多有关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情况。二十六日，进入国境；二十八日，在长春参观后到达沈阳；稍作休息，遂于三月四日一行返抵北京，受到刘少奇、朱德等人的迎接。
如从十二月六日毛泽东离开北京算起，差两天就三个月了！可以想见，有多少内政外交大事需要他亲自处理啊！虽说摆在毛泽东面前的工作千头万绪，然而他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中央政治局、向中央人民政府报告出访苏联的情况。
毛泽东在讲到中苏缔约的历史意义的时候，他指出：“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是巩固革命胜利的两个基本条件。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中央人民政府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在毛泽东出访苏联近三个月中，依然是在他的直接指挥下，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消灭了残存大陆的国民党的军队，结束了大规模的战争。换言之，未来的军事战场仅仅剩下了进军西藏、解放海南岛、舟山群岛等局部的几个地方。因此，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必须进行战略性的转移：那就是从刀光剑影的战场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说到经济建设已经成为新中国的主战场，在毛泽东看来又包含着如下的内容：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大中城市的经济管理，以及利用苏联贷款和专家，创建国有大型企业等等。为此，毛泽东回国之后，召开有关会议，听取有关同志的意见，在党内形成了共识：昔日，进行革命战争，主战场在农村；今天，进行经济建设，主战场是城市尤其是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所谓党的工作重点向经济战线转移，就是要把握好城市的金融和市场。仅就在上海这半年多以来的较量看，说明要完全、彻底地战胜上海的不法商人，还需要像打淮海战役那样，也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分几个阶段进行。或许解放初期在经济战线上的斗争实在是太复杂了，毛泽东多次提醒战斗在各条战线的同志：经济战线上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更何况躲在台湾的蒋介石贼心不死，靠着高喊反攻大陆过日子呢！
正当毛泽东运筹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战线转移的时候，出乎他所料的是，他收到了一份华北军区的送呈件，略谓：时下军队出现了一些十分严重的倾向，急需纠正：“（一）集中力量搞生产，放松了剿匪任务；（二）工具未准备好，劳动量过度；（三）管理松懈，引起个别人员逃亡；（四）生产动员时片面强调分红，对增加国家财富和减轻人民负担的精神强调不够。”毛泽东看罢感到问题很严重，当即批转全军，要求各部“参考并纠正自己部队中的偏向，是为至要”。
36、必须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
接着，令毛泽东更为震惊的是，他亲自审阅下发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中明确规定：一切部队机关不得经营商业，但是，自从他访问苏联归来之后，“迭据各地报告，某些机关、部队、学校，仍有借口生产，从事商业经营者；亦有不经当地国营贸易机关，而直接在市场抢购大宗物资者；更有不顾政府法令，进行投机活动者”。这件事情不得不使毛泽东暗自思忖：中华人民共和国仅仅成立不到半年，他出访苏联才只有三个月，资产阶级以及封建势力开始侵入了新中国的肌体。这样下去，不要太长的时间，仅军队经商就不但会使人民的军队变质，更为严重的是还会亡党亡国！为此，他召集会议研究对策，遂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名义下发《关于严禁机关部队从事商业经营的指示》。略谓：
（一）国营贸易机关是负责调节供求的统一的领导机关，任何机关、部队、学校不得从事商业经营。过去机关、部队、学校所设商店，应移交给国营贸易机关，收回资金，或自行结束。机关、部队、学校的消费合作社，只能在该机关、部队、学校内部经营消费业务，并须遵守合作法规。
……
（五）对于违反以上各条规定之任何单位，当地政府均有权视其情节轻重，分别予以征购、没收等应得之处分。其关系重大者，可冻结其物资或现金，报请上级处理。……
毛泽东作为一代战略家，他清楚全国向经济战线转移必须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的初期，国内外的敌人千方百计制造事端，采用杀人放火、投毒爆炸等手段，搞得各条战线都时无宁日！为此，他下大力气抓了社会治安这件大事。
也是在毛泽东回国不久，他收到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有关报告：据公安战线上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反动派在从全国溃退前夕，曾有计划地在大陆潜伏政治土匪二百余万，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约六十万。另外，他们还在许多地方预留了所谓“反共救国军”、“忠义军”、“光复军”等反动军事组织，其人数也不下数十万之多。国民党反动派逃到台湾之后，又不断派遣间谍、特务潜入大陆。这些反动势力无孔不入，对新生的人民政权，采取各种方式进行破坏和捣乱，其活动十分猖獗。
毛泽东在战略上向来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因此他看了这份敌情报告之后，曾在一次治安会议上不无藐视地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看起来，蒋家王朝的大厦被我们推倒了，这清理垃圾的工作还蛮困难哟！”
“是啊，我们还是保持冷静的头脑为好。”朱德赞同地说，“据我收到的各地的情报来看，江南数省尤其是主席的家乡无湘不成军的湖南，还有我的家乡天下已平蜀难平的四川，仅散兵游勇、反动的会道门、土匪恶霸，就不下百万人枪！”
“老总，你看，”毛泽东取来一份材料，“这是小平同志发来的电报，是恩来刚刚转给我的。老总家乡的袍哥、土匪还是很有些势力和地盘的。当然，我的家乡湖南尤其是湘西，多少年来都是土匪的天下。”
37、对待人民和朋友却永远是敬重的
就在朱德接读邓小平发来的电报的时候，周恩来严肃地说道：“更为可气的是，蒋介石贼心不死，经常派遣小股部队，打着反攻大陆的旗号，袭扰东南沿海数省，搞得渔民出不了海，百姓也不安心春耕生产。”
恰在这时，哮喘病犯得十分厉害的李克农走了进来。毛泽东一看上气不接下气的李克农，怜爱中带着责备地说：“病得这样厉害，就应该住院治疗嘛！我和恩来不是对你作了专门指示嘛，你怎么还带病坚持工作呢！”
“主席，我能休息吗？”李克农边说边取出两份电文，“这是我们刚刚截获的敌人密谋刺杀陈毅同志、叶剑英同志的情报。”
毛泽东接过这两份电报迅速阅毕，又分转给周恩来、朱德，待周、朱二位看罢电报之后，他十分严肃地说道：“恩来，老总，我们必须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一个文件，要求在全国范围内集中镇压反革命，这对巩固新生的政权是必不可少的措施！”为此，中共中央于三月十八日也就是毛泽东出访苏联回北京的两个星期之后，第一次下达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与此同时，毛泽东一方面电告陈毅、叶剑英二同志，请他们务必注意安全；另一方面要求罗瑞卿、李克农亲自坐镇领导，一定要逮捕由台湾潜入上海和广州的刺客。
毛泽东对待人民的敌人是毫不手软的，可是他对待人民和朋友却永远是敬重的。也就是在他出访苏联回到北京不久，秘书告诉他：早已到京的仇鳌先生打来电话，向他表示问候。他听后很是感叹地说：“没想到解放了还这样的忙，连见老乡长的时间都安排不出来！”
一天，他通知秘书：“找一天晚上，帮我准备一桌地道的湖南风味的饭菜，我要请仇鳌先生。同时，还要借此请几位老乡长来中南海聚谈一次。”
毛泽东曾于八月底电邀仇鳌与程潜等一道北上来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共商国是。这时，仇鳌已经隐居故乡汨罗山村，他给毛泽东回电辞谢：“亦山半肺残躯，老迈无为，愿居林泉，以度余年。”由此可知，他是学着古代圣贤的样子，功成身退，淡泊自守。
程潜回乡之时，毛泽东又致信仇鳌：“纵先生无意职位，亦请先生来京欢叙。”仇鳌见毛泽东的来信情辞恳切，当即决定从故乡林泉中走出。他稍作准备，登车北来。不巧的是，这时的毛泽东正为出访苏联忙得抽不出身来，只好请秘书田家英代表自己，与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一起，去车站欢迎仇鳌先生的到来。
今天，前来中南海赴毛泽东宴会的是三位湘籍老人，他们是符定一、章士钊和仇鳌。按年龄算来，符定一是长者，因此，毛泽东亲自上前搀扶，而章士钊与仇鳌只好交由秘书代劳了。为此，他真诚地说道：“行严老，亦山老，只好委屈你们二位了，按照家乡的规矩，我只能搀扶最为年长的符老了！”
38、想听听你们对国家的意见
仇鳌一见毛泽东那亲切的样子，再一听毛泽东这尊老的话语，真是感动极了！他忍不住地说道：“多年不见，当了主席的润之还是老样子啊！”
“亦山老，这就叫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啊！我毛泽东这辈子是改不了啦。”
毛泽东搀扶着符定一走进餐厅，指着主宾的座位，说道：“符老，您是我过去的老师和校长，我的很多知识就是跟您学的。今天，请您坐上座。”
“这怎么可以呢！”符定一诚惶诚恐地摆着手，“你是一国主席，自应由你坐上座啊！”
“哪有学生坐上座的道理！”毛泽东边说边把符定一扶到上座坐下。接着，他又客气地说：“行严老，亦山老，你们二位当陪客，我坐末席，给你们三位斟酒。”
符定一看着毛泽东为他们三位斟酒，一种说不出的情潮在心底滚动。他沉吟片时，说道：“今天，我们三个老湖南来赴会，吃是次要的，主要是想听听润之谈谈国家大事。”
“我赞成符老的意见。”仇鳌急忙附议，“润之啊，你主讲，我们三个老人听。”
“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章士钊也说道。
“这下可难住我了！说老实话，今天一是见见我的三位老乡长，再就是想听听你们对国家的意见。”毛泽东说。
毛泽东与三位老人争执了一会儿，章士钊打圆场道：“我提议：并行不悖，先由润之讲。”
章士钊的提议得到了符定一和仇鳌的赞同。毛泽东只好少数服从多数，很是感慨地说：“我离开湖南二十多年了，做了一些什么事呢？”他指着自己的头，“把压在中国人头上的三座大山搬掉了，建立了一个新中国。今后，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他指着自己的脚，“就是要解决我们脚下的问题。”
毛泽东这些话在不同的场合讲过不少次了，但对于这三位老人来说却是第一次听说，感到是那样的新鲜。另外，由于毛泽东讲话十分幽默，把三位老人全都逗笑了。接着，毛泽东又讲道：“什么是我们脚下的问题呢？那就是要实现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十个字：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中山先生他解决了吗？”
“没有。”章士钊说道。
“自称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弟子蒋介石呢？”毛泽东问道。
“他是孙先生的叛徒，怎能践行孙先生的主张呢！”仇鳌说。
“你们现在推行的土地改革，不就是在践行孙先生的耕者有其田吗？”符定一说道。
毛泽东微微地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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