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从追随到所谓反对“立三路线”

王明1929年春回国，主要从事宣传工作，写过一些文章。其中一部分是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统治，支持社会主义苏联、国际工人阶级和国内工农革命运动的，但多数是宣传“左”倾思想，为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推波助澜、鸣锣开道的。立三路线形成有一个发展过程，王明追随立三“左”倾冒险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当“立三路线”正式形成而遭到共产国际批评之后，他摇身一变，就成为反对“立三路线”的英雄了。

在园丁米夫精心培育下，执着追求“花中之王”的牡丹性格的王明，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无冕之王”。在王明回国之前，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名义给中共中央打电报，指示中共中央对王明的工作给予妥善安排；对王明回国的车票、船票给予特别关照。据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黄理文回忆，米夫对王明回国特意作了安排，“上火车坐的是头等车厢，两人一个小包间，窗帘拉着，谁也看不见。这在苏联只有中央委员才能享受这种待遇，而中国同志只有瞿秋白等少数政治局委员可以享受这种待遇”。“到海参崴换轮船时，王明坐的是二等舱，而留学生回国大家都坐三等舱”。①王明到上海时，国内革命斗争很需要理论干部。中共中央对王明这样学过理论回国参加实际斗争，寄予了厚望。为使他所学的理论能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准备派他到苏区去工作，了解中国实际，学习革命经验。连护送他去苏区的交通员都已派定。但是，王明怕农村革命根据地环境艰苦，总想留在上海大城市，在党的上层机关抛头露面，真正显露出在城市庭园中生活

①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99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

的牡丹习性。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他的要求，允许他留在上海，然而并没有留他在中央机关，而派他到上海沪西区作中央党报采访员兼送报。7月，王明调任沪东区委宣传干事，兼作《红旗》报通讯员，10月又调任他作《红旗》报的编辑。

王明从回国到1930年1月被捕这段时间，参加过一些基层党的、工人的会议，做过一些工作，但他不主动深入工厂、深入工人了解情况，去做细致的工作，而是躲在秘密机关里看报纸、写文章，总共写了30多篇文章。文章主要宣传共产国际决议和指示，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在错误的东西中，也有他自己的发挥，其特点就是“左”。共产国际的错误部分是“左”，他的发挥比共产国际的“左”还要“左”。王明这些文章中“左”的宣传，集中反映在三个问题上。

第一，形势与党的任务。1928年7、8月间，共产国际六大确定“第三时期”理论，从当年起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进入“第三时期”，“即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国家的反苏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大规模的阶级搏斗的时期”。王明作为会议翻译人员，对此心领神会，回国后写文章，把教条主义宣传国际理论和主观主义的个人发挥结合起来，反复宣传世界战争“终将爆发”。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也作了过高估计，1929年10月26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工人运动的新潮正在高涨，这是革命新浪潮的发动”，“农民运动以及其中的游击战争运动，正在复兴”。信还提出：“我们固然不能够预言全国危机转变到直接革命形势的速度，然而，现在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①王明写文章发挥说：国民党压迫和欺骗群众的政策，“一天天的走向破产”，“直接的武装行动已成为广大劳苦群众所采取的斗争手段，加紧了党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因此，党应当把党员军事化及武装工农的工作立刻实行起来。”他在《第三次暴动与“第四次暴动”》一文中又说：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暴动，还要干个第四次暴动，“反对进攻苏联和反对军阀战争的目前两大革命任务，只有工农大暴动才能完成”。他鼓吹：广州暴动二周年纪念日、反军阀战争周“均迫在日前了，全中国的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积极准备一个伟大的暴动预演——政治总示威”。①这种普遍号召全国范围内的“总政治示威”，否认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为冒险行动提供了依据。

第二，关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他夸大中国民主革命中的社会主义成分，把反对资产阶级同反帝反封建并列。在《两个策略与两个政纲》中提出了我们的政纲：“以无产阶级领导广大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余孽，反对资产阶级，推动革命向前发展，使中国革命不仅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而且使之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在《与一个工人同志的谈话》中，把反资产阶级问题讲得更突出：“我们现在的革命，一定要反对资产阶级；中国资产阶级投降帝国主义，妥协了封建军阀，成为中国反革命的主要力量之一，它们剥削中国工农，压迫中国工农，屠杀中国工农，与帝国主义、买办、地主、军阀、官僚、豪绅一样残酷。现阶段中国革命任务的完成，只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第791、792页。

①《王明言论选辑》第47页。

有在同时彻底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条件下，才能做到。”

王明把资产阶级当成中国革命对象，与此相联系，他也把富农当成革命对象。在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米夫指导下，中共六大制订的《政治决议案》正确提出：“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是不对的，因为这就混乱了农民与地主阶级的主要矛盾。但是并不是说要放弃对于富农半地主的阶级斗争”。六大后的第二年（即1929年），苏联要实行农业集体化，并在集体化运动中解决富农问题。布哈林反对这一政策，于是进一步加紧了反布哈林“右倾”的斗争。米夫不仅故意地反对布哈林右倾，以示在中共六大决议中有关富农问题的表述与已无关，而且要把苏联的消灭富农、反对右倾的政策，不顾地点、条件硬照搬到中国来。米夫等人起草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农民问题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于6月7日发出，要求中共中央“重新审议农民问题”，指出“对待富农的态度这个问题”，“中国同志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并主张没收“富农的地产”。王明看到这封信，如获至宝，大加宣扬。他在《极可注意的两个农民意识问题》一文中，主张坚决地、不动摇地、丝毫不放松地反对富农；不加区别地反对一切富农；谁不赞成反对一切富农，谁就是“农民意识”、“富农意识”；要同时反对资产阶级和富农。王明提出反对所谓“农民意识”，“富农意识”，比“立三路线”时用来批评毛泽东还要早一年。

第三，关于中国革命道理问题，王明坚持城市中心论。他在《广州暴动二周年纪念》的文章中，在叙述了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经验教训后说：“只有中国工农兵群众继续广州暴动的精神，以武装暴动的手段，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打倒帝国主义指挥下的买办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政府，是唯一正确的手段！”所谓“唯一”，是排它的，除城市武装暴动的手段外，就是排斥了毛泽东等开辟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王明在《红旗》报当编辑时，于1930年1月12日，去英租界垃圾桥附近出席由上海工联召开的一次布置年关斗争的会议。会议进行过程中，10多个巡捕突然闯进会场，将王明等20多人（绝大多数是工人）全部逮捕，押入老闸房。到了老闸房，警方当即讯问被捕人员的姓名、住址。王明报了假名，却供出了住址是鸭绿路。这就不能不影响到我党中央在鸭绿路秘密办公机关的安全。

被捕的当天下午4时，“340号”巡捕送糙米饭来，王明等人就同他商议，请他给狱外的人送信，他表示同意。王明随即从被捕的工人中找到铅笔和几张草纸，写了一封信给他的中山大学的同窗好友、当时任中宣部秘书的潘问郁（后来成了叛徒），并对巡捕说按地址送到后给酬劳金14块大洋。他写信的目的，是通报他自己已被捕、关押地点和“简供”，请求营救。他还要巡捕向潘问郁要高介之的住址等。据当时在中宣部资料科工作的邵珍回忆说：

由于组织上通知我们赶快搬家，我不愿意搬家，埋怨了几句。王铁江他们才把这个事情的经过给我讲了。他说：“陈绍禹（即王明）去曹家渡开会，被敌人捉去了。后来他叫个警察送来了一封信，我把信收了。由于咱们机关暴露，所以中央决定咱们机关赶快转移搬家。”搬家前，我把一般的文件材料全烧了，整整烧了一个晚上。①

王明为自己早日获释，让巡捕到中央秘密机关送信，暴露党的秘密机关，严重违背了党的政治纪律。

王明等在老闸捕房关押一段后，于1月22日上午被解送到提篮桥监狱内特犯间。年关即将到来，一些工人难友因过年而想家、怕失业，有的怕引渡到中国的公安机关受酷刑等。在这种情况下，王明做过一些安慰的工作，教他们认字，也讲过一些反帝的道理。但在交谈中，他表示对上海工联会的极大不满，说在那么一个地点举行这样大的会议，文件一大堆，能不被破坏吗？这给工人造成对工联会的不信任感。王明还同一个安徽籍的看守攀谈，并认作了乡亲。

2月4日下午，英租界当局宣布将王明等人引渡到国民党政府的上海警察局，下午7时解到。由于王明穿的是工人服装，个子较矮小，没有引起敌人的特别注意。敌人尚未发现王明的真实身份，警察局让王明“交保释放”。在办手续时，王明的那位安徽乡亲看守，让他随便添了一个名字，就算有了保人，叫他于2月18日上午出狱。

王明出狱那天，在街上行走，正好碰上在安徽农中的老同学王逸常（时任六安、霍山联合县委书记，来上海向中央报告情况）。王逸常回忆这段情景说：“1930年初，有一天，我在路上遇见陈绍禹，他刚从监狱出来。我把他送到了旅馆，给他买了饼干、面包，安排好后我才走的。我只记得他对我说：‘这个监狱有些资产阶级味道。他们看我小个子，看不起我，认为我不像一个革命的共产党员样子，就把我放了’。不久他自己找到了党组织。”①出狱后，王明写了给米夫和中共中央两封信。给米夫的一封信，据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中说：王明这封信诡称在狱中遭到毒打，抱怨中共中央把他丢在脑后。米夫大发雷霆。他在四中全会前给中共中央信中，赞扬陈绍禹的英雄主义和称他是英勇革命者的典范，指责李立三的领导不给陈（指王明——作者注）安排重要职务。”②另一封信，是王明出狱后第三天写给中共中央的，长达29页。信中汇报了一些情况，同时也避重就轻地承认自己有“错误或疏忽”，但又极力为自己开脱。

中共中央没有因王明为开脱自己而不执行政治纪律。中央审查了他被捕的经过和他写给中央的信，查明事实真相后，于1930年3月16日给王明写了一封信，严肃指出他这次被捕“犯了几种重大”错误：其一，供出中央秘密机关的地址，“影响机关安全”，“给一般同志以极坏的影响”；其二，让“巡捕送信到中央秘密机关”，违背了纪律；其三，“躲避自己的错误”，“没有在错误中取得教训，改正自己错误的决心”；其四，指出他所说“‘中央解决你的问题不要给取消派借口’，表现着你完全不接受中央批评的精神”。据此，中共中央决定给王明以党内警告处分，同时希望他能虚心接受批评，勇敢地改正错误。

王明因被捕泄密，不仅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而且被撤换在中央宣传部及《红旗》报的工作职务。他犯的这类错误是不宜在白区做秘密工作，应送到

①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著《王明传》第141页。

①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著《王明传》第142页。

②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59页。

农村革命根据地去锻炼，去学习革命实践经验。党中央本想让他随许继慎、熊寿暄去鄂豫皖根据地工作。李立三鉴于他不愿到农村革命根据地，又考虑到他能耍笔杆、写文章，中央最后决定调他到党领导的最大群众团体——全国总工会工作，任全总党团秘书和《劳动》三日刊编辑。

王明到新的工作岗位后，辜负了党中央对他的期望，不认真地接受教训，改正错误，好好工作，而是满腹牢骚，闷闷不乐，一有机会就发泄。他以米夫为靠山，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公开向党要权、要地位。有关王明这一段情况，当时全总负责人罗章龙有如下回忆：

我们在一起办公。王明到全总宣传部后，一直不好好工作，他认为是被大才小用了。在一个偶然的场合，王明对我说：“想与你谈谈。”我们如约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王明说：“？？东方部派我们回国不是做普通工作，而是要做领导工作的”。他对我反复强调：“我们是共产国际直接派来的，你要认识这一点。”他还对我说：“中国的党自建立以来一贯幼稚，不懂马列。苏区的人更不懂，他们什么也不晓得，一贯右倾，搞富农路线。？？我们要把党从上到下加以改造。”？？我回到全总机关，同志们都来问我，王明找我说些什么，我把王明说的话与大家转述了，同志们听了之后都十分气愤，纷纷要求把王明打发回去。在这种情况下，王明很苦闷。①

王明一方面大有怀才不遇之感，另一方面又急于想出人头地。自己受处分对中央不满，而对李立三鼓吹“左”倾冒险主义，却认为符合共产国际精神，紧迫不舍。4月，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发动中原大战，双方投入兵力100万，后方兵力空虚，对革命发展极为有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领导红军，利用有利形势，分兵以发动群众，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大大发展了革命形势，为大规模的军事反“围剿”打下了坚实基础。但是李立三不是从实际出发，有效地组织进攻，而是鼓吹“左”倾冒险主义，王明也不甘落后，亦步亦趋。

5月15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3卷第4、5期合刊上，同时发表了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和王明的《目前军阀战争与党的任务》两篇文章。两文均以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和各项决议为指导，夸大国内军阀战争危机，宣传“左”倾盲动。可以说，王明这篇文章，是一篇追随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代表作。

当时，李立三已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他的文章代表着中央的观点和主张。他这篇文章14000字，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论革命高潮、怎样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条件等六大部分，通篇充满着“左”倾错误观点，是形成立三路线的理论依据。王明尽管还是《劳动》三日刊的小编辑，但俨然以“党内理论家”自居，发表比李立三文章还长三分之一的大作。他的文章分军阀战争普遍全国、武装夺取政权是变军阀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具体内容、力争实现革命首先在主要数省甚至一省胜利的前途及加紧反右是目前党的最主要任务之一等九大部分，虽然小标题与李立三的有所不同，但都是用“左”倾观点观察、分析中国的形势和革命问题，而且某些方面比李立三文章的“左”倾理论性还要强一些。

①罗章龙《上海东方饭店会议前后》，《新华文摘》1981年第5期。

诚然，李立三与王明的身份不同，阐发的角度不同，论述的侧重也不同，但这两篇文章都是这个时期“左”倾冒险主义的代表作，其主要共同点如下：

李立三和王明都认为，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是国民党统治危机崩溃的表现；（2）他们都认为，国民党统治的危机促使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目前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进；（3）他们认为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任务目前已摆在党的面前，党就应当领导工农群众举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4）他们都认为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条件已经成熟，应当作为党的总战略和总任务。王明提得更具体，“力争革命首先在武汉及其邻近各省胜利的前途加速实现”。这一点，不久被李立三所采纳，并变成了行动口号：“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他们都鼓吹城市中心论，实现以武汉为中心的首先胜利，反对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因为这时毛泽东等已从实践中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成为他们推行城市中心论的主要障碍。所以，他们起劲地反对。特别是李立三反对更烈：“没有中心城市、产业区域，特别铁路海员工厂工人群众的罢工高潮，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政权胜利。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观念。”（6）他们认为右倾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李立三说：“目前主要的危险仍然是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的右倾观念”。王明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说：“现在党内存在有各种右倾倾向，是非常主要的危险”，“加紧反对各种右倾及对右倾采取调和态度的调和倾向，是目前党的主要任务之一”。这是王明掌握党权后把“立三‘左’倾路线”当作右倾来批的一条依据。

以上六点，是李立三、王明文章中的共同观点和‘左’的主张（6月，李立三又把王明调回中宣部任秘书）。当然，也有非原则的表述不同，李立三文章中把革命高潮同直接革命形势混为一谈，大谈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所谓“辩证关系”。王明文章未涉及这两个观点，尔后这竟然成为王明与李立三争论的重点，成为王明反“立三路线”时的资本。

此时，博古等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到上海，与王明汇合，在上海又进行宗派活动。

那么，王明为什么又一下子变成所谓反“立三路线”的英雄？事出有因，是事先知道共产国际态度的变化，便正式进行了“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

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从根本上讲，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就是在共产国际“左”的思想指导下发生的。但是，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在某些方面又超出了共产国际所能允许的范围，比如他主张近期内发动全国暴动，是共产国际所不同意的。首先是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的代表罗伯特，反对6月11日《决议》。尽管中共中央再三要求，共产国际一直不批准这个决议。共产国际这些动向已为王明所获悉。当得知中央将于7月9日召开政治讨论会后，就与博古一起，邀集王稼祥、何子述先开串联会。王明说，大家都是中山大学的老同学，交换交换回国以来的见闻和感想。在谈论中，逐渐把话题集中到6月11日的决议上，大家都谈了对决议的意见。王明最后说：“今天的交谈很好，对李立三他们那一套，凡是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漠然置之，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过几天，中央机关要召开一个政治讨论会，大家都可以也应该去谈谈意见，为了维护马列主义和国际路线，这是非常必要的。”①王明搞这么一次串联会，目的在于动员大家作好准备到会上发难，造成一个反对《决议》的声势。

在中央机关政治讨论会上，李立三主持会议，说明讨论会是如何进一步贯彻《决议》的问题。话音刚落，既懂理论又了解实际情况的何孟雄立即发言，反对《决议》中的“左”倾冒险。王明以为时机已到，随即催促博古、何子述、王稼祥接连发言，对决议提意见。接着，王明长篇发言，慷慨陈词，就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问题、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问题、一省与几省的政权和反右倾问题，对李立三的“报告”和《决议》的一些提法提出批评，并指责李立三犯了躲在“左”倾词句之下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的错误，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

李立三急切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在会上就给王明等人扣上“右派”、“小组织者”等帽子，企图把他们压下去。向忠发还宣布给王明以撤销中宣部秘书等一切工作的处分。但是，王明并没有被李立三、向忠发的高压所吓住，因为他有共产国际米夫的支持。第二天，他给中央写了信，重申政治讨论会上发表的意见。

标志“立三路线”的6月11日《决议》和王明“反对李立三路线”给中央这封信，两相对照，可以看出：两者都“左”，总的方面是一致的，在基本问题上王明不可能“反对李立三路线”，并多次称《决议》及其报告人是“非常正确的”、“我完全同意”等；两者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区别，对有些问题王明的观点和主张比李立三更“左”，他是站在更“左”的立场上反对“左”；王明不同意“把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混为一谈”，这是对的，但这是照搬斯大林的；两者在具体提法上有时有些不同，但王明不是通过讨论纠正李立三“左”的错误，而是找借口反对李立三，为自己上台打开通路。

政治讨论会后，李立三实行家长制，以中共中央名义给王明“留党察看六个月”处分，给博古等“严重警告”处分，并决定他们分别下放，调王明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博右暂留全总机关等。这说明，王明与李立三较量第一回合暂时受挫。王明从中也看到自身还不具备推倒李立三的力量，于是在受处分后再次给中央写信，声称：“我虽对中央这一决议有不同意见，但坚决拥护它”。实际上，王明在等待时机，准备新的较量。

从6月11日《决议》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之间，王明很少在党刊党报上发表文章，仅查到的两篇——《什么是“流氓”与“匪”？》、《“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还是“没收一切土地”》，都没有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的内容。倒是他被调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后又转到省总行委工作期间，他对“左”倾盲动极感兴趣，很积极地投入编写快报、起草传单、印刷标语等工作，获得部门负责人的好评。

一直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共产国际再次来信批评“立三路线”时，王明、博古又重新活跃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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