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相忍为党却被剥夺最后的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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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反对罗明路线的矛头，实际上是指向毛泽东的，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公开地点名批判毛泽东？这不是他们不想这样做，而是因为毛泽东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共产国际执委会有过一个干预此事的电报：“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这样，才使毛泽东有可能继续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但步履艰难，既要做工作，又要受批判。

1933年6月，毛泽东出席由博古主持的第二次宁都会议。这是一次中共中央局会议，主要总结前段工作。毛泽东仍然坚持积极防御路线，发言认为，第一次宁都会议确定红军主力北上，击破敌军一面、粉碎敌军于“进剿”合围之前的“积极进攻路线”并未实现；而第四次反“围剿”仍然采取“诱敌深入”、运用大兵团伏击战所取得的胜利；于是对第一次宁都会议提出批评，对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提出申诉。毛泽东这种不怕压力、坚持原则的斗争，为当场好多人所折服。但是，博古在最后作结论中，重申第一次宁都会议是正确的，并说没有前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这样，毛泽东有根有据的批评和正确的申诉又一次被否定了，仍然处在挨批的位置上，心情十分沉重。

但是，毛泽东是个党性极强的人，相忍为党，在许可范围内抵制过“左”倾政策，尽量做好工作，把“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当时，中央苏区面临着国民党越来越严密的经济封锁，使得根据地人民生产的稻谷、花生、大豆等农产品卖不出去，价格一跌再跌，而食盐、布匹、煤油、西药等工业品奇缺，价格一涨再涨，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生活和红军的给养。临时中央一些“左”的经济政策更是雪上加霜，经济状况严重恶化。毛泽东主持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工作，先从健全各级政府机构着手，设立各级国民经济部，同时设立调查统计局、粮食调剂局、合作社指导委员会、国营企业局和对外贸易处等。7月20日，毛泽东、项英等签发中央政府通告，强调指出：“革命战争的猛烈发展，要求苏维埃采取坚决的政策，去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抵制好商的残酷剥削，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群众生活得到进一步的改良，使革命战争得到更加充实的物质上的力量。这一重大任务是迫切摆在整个苏维埃与广大工农群众的面前。”①

为广泛动员群众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全面部署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工作，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召开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北部11县经济建设大会。这是以前苏区从来没有举行过的。

毛泽东在《关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中阐明，经济建设的目的是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也是为着改善群众的生活。同时，他尖锐地批评指出：

过去有些同志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谁要谈到经济建设就被骂为右倾。同时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也没有经济建设的可能，要等战争胜利了，才能进行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只有在和平的安静的环境中才能进行，目前是谈不到的。同志们，这些意见是对的吗？

①《中央政府通告第二号》，1933年7月20日。

不对的。？？有这种意见的人，也常说服从战争，不知道取消经济建设去服从战争，不是服从了战争，而是实际上削弱与影响了战争。

他要求各级政府切实把经济建设工作抓起来，动员群众加入到经济战线上来。指出：

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使之出口卖得高价，同时又从白区用低价买得盐、布进来，分配给苏区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削，使苏区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苏维埃财政收入，使革命战争的物质基础确切建立起来。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是革命战争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他明确提出，要迅速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是不行的，并强调要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

这两次经济建设大会召开后，在各级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中央苏区出现了蓬蓬勃勃的群众性经济建设热潮，各项建设工作逐步发展起来，尤其是农业发展较快，1933年，全苏区农业生产平均增产一成半，红军给养有了保证；1934年，农业生产也是大丰收。

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是当时苏区经济工作的一项严重任务。当事人回忆说：“毛泽东同志很重视这项工作，号召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发展对外贸易，把粮食、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输出到白区去，卖得适当的价线，从白区购买必需品，如食盐、布匹过来，分配给人民，打破敌人的封锁。”①毛泽东等采取了许多符合实际情况的灵活政策：奖励私人商业经营各种必需的商品；对某些日用品和必需品实行减税；鼓励国统区的商人到苏区来做生意；从苏区秘密派人到国统区开设商店和采购站等。由于这些措施得力，沟通了中央苏区和国统区之间的商品流通，活跃和发展了苏区经济，在相当程度上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

此外，财政、金融、手工业、兵工厂、邮电、交通、医药、卫生等事业

都有一定的发展。毛泽东对政权建设也投入了巨大精力。一苏大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的性质“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手段的国家”。1933年8月9日，毛泽东。项英等发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选举运动的训令。指出：这次选举是从乡苏、市苏一直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完全实行改选，“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参加政权、巩固政权的伟大运动”。要充分发动群众，要采取切实措施便于选民发表意见，要把选民意见集中起来，在此基础上开好区、县、省三级苏维埃代表大会。并在同一天，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颁布《苏维埃暂行选举法》，对选举工作的原则和办法作出详细的规定。

9月6日，为了发动选举运动，毛泽东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南部十八县选举运动会议，作了《今年的选举》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挤死同革命势力

①王贤选、何之苟《中央苏区反经济封锁的片断回忆》，《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版，第353页。

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苏区的工农群众已经夺取了政权，我们要时时刻刻保护这个政权，发展这个政权，使之能尽快打击内外反革命势力、增进工农生活福利的重大作用。要使之能尽这种作用，就要用选举的方法，把大批最觉悟最先进最积极的分子选进苏维埃去，而把旧人员中那些不中用的分子淘汰出来，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这样，中央根据地的选举运动便热烈地开展起来，在9、10月间达到高潮，11月上旬基本完成。中央苏区内，共有80％以上的选民参加了选举。

一切苏维埃政权工作的实际执行，主要在乡这一级。为此，毛泽东于11月中、下旬，率领中央政府检查团先后到江西省兴国长338冈乡、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进行实地调查，总结典型经验，来推动全局工作。随后，他写出了《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工作》和《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等两篇调查报告，并把它们作为“乡苏工作的模范”材料印发给第二次全苏大会。

毛泽东在领导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同时，又领导开展以反对封建残余势力为目标的查田运动。这是根据临时中央的要求进行的，他们想通过查田运动全面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土地政策。所以，毛泽东的工作显得特别艰难，既要抵制“左”的土地政策，又要把漏划的真正的地主、富农查出来。

当时，中央苏区的土地状况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长期处于“围剿”和反“围剿”的拉锯式作战中，各地的土地改革工作发展不平衡：不少地区工作做得好，群众发动比较充分，土地已得到合理分配；有些地区因为工作比较匆忙，只靠少数人来做，而没有充分发动群众，也没有把什么是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向他们分析清楚，因而在划分阶级成份和分配土地中存在不尽适当的地方；还有少数地区，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政权和群众团体被一些改换面目的封建势力代理人把持，土地问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另一方面，临时中央已在中央苏区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又试图通过查田运动来全面推行这种“左”的土地政策。1933年2月1日，毛泽东还在福建长汀时，由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部发出第二号训令，就号召苏区会昌、石城等县8月“重新分田”和“查田”，“限2月内全县田园，必须彻底分好，要使豪绅地主分不到一寸土地，富农分不到一点好田”。

毛泽东回到瑞金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后，对查田运动采取经过调查、进行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的做法。3月，他就派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副部长王观澜带工作队到瑞金叶坪乡做试点工作。6月1日，毛泽东、项英等发布临时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要求在中央苏区内普遍地深入地开展查田运动。责成各级政府主席用最大注意去领导整个查田运动。”“查田运动中，要坚决执行阶级路线。以农村中工人阶级为领导，依靠着贫农，坚固联合中农，向着封建半封建势力作坚决的进攻。”训令特别强调发动并依靠群众的问题：“一切调查地主富农成份，通过这些成份，没收这些成份的土地财产，均要经过尽可能多数群众的同意与参加。”当然，训令中也有不得不说的“富农则分比较坏的劳动份地”等话。第二天，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特地指出：“党和苏维埃政权过去对于土地问题解决的不正确路线（如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等），在许多区域中，土地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由此可见，毛泽东当时工作是何等的困难。

为了指导查田运动，毛泽东于6月17日到22日在叶坪主持召开瑞金、会昌、长汀等8县的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6月下旬，又在叶坪召开8县贫农团代表大会。接着，江西、粤赣、福建等省也分别召开所属各县的查田运动大会，深入动员，并作出行动部署。这样，查田运动就开展了起来。

当查田运动在面上推开时，毛泽东十分注意区别不同情况，进行分类指导：在新发展区域，中心问题是建立革命政权和没收分配土地；在斗争深入区域，中心问题是改良土地，发展生产；在斗争落后区域，也就是介于上述两种阶段时，中心问题是查田查阶级。七八月间，查田运动已全面展开，取得很大的成绩，土地分配状况得到改善，农民生产积极性普遍提高，有力地支援了前线的革命战争。但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主要是侵犯中农利益和把富农当地主对待。不少地方把富农的家产全部没收了。

针对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在8月间发表了《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他肯定了查田运动取得的成绩，特别介绍了瑞金王田区的试点经验；同时指出：“侵犯中农的倾向是最严重的危险”，是“‘左’的机会主义倾向”；“要在党内团内开展思想斗争，反对任何党员团员侵犯中农利益、违犯联合中农策略的思想和行为”。

为着解决这个问题，纠正和防止实际工作中发生的偏向，10月间，临时中央政府批准毛泽东6月下旬所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并通过由他主持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同时加以公布。前一篇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怎样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作出明确规定，以纠正土地斗争中发生的偏向。后一篇对土地斗争中提出的一系列政策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包括关于劳动与附带劳动的区别，地主与富农的区别，富农与富裕中农的区别，富裕中农与其他中农的区别，还有贫民、知识分子、游民无产者问题，地主、富农兼商人等二十个问题。决定指出，劳动是区别富农与地主的主要标准；富裕中农是中农的一部分，它同富农不同的地方在于其剥削收入不超过全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地主、富农兼商人的，其商业及与商业相连的财产不没收等。

这两个文件，是同“左”倾教条主义斗争的结果，具有原则上的明确性和实际工作中的可操作性。发表以后，实际工作发生了很大转变。胜利县原来划定的地主、富农有2116家，10月间根据两个文件进行复查后，有1300多家改为中农和贫农。会昌县乌迳区，由富农改划为中农的有35家，改划为贫农的有4家，由地主改划为富农的有18家。

毛泽东恢复工作继续挨批，相忍为党，在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期间，在“左”倾中央许可的范围内，领导中央苏区人民进行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和查田运动，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相当程度地打破了国民党经济封锁，改善了中央苏区人民的生活，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有力地支持了前线的革命战争。

但是，在博古等“左”倾教条主义者看来，这些成就并非他们“进攻路线”的产物，而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产物。特别使他们难以容忍的是查田运动，他们提出：“必须坚决打击以纠正过去‘左’的倾向为借口，而停止查田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这一切，显然都是针对毛泽东的主张来说的，他又一次要大难临头了。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提议的由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这样，毛泽东最后一个实际领导职务也被排除掉了。博古他们，并不因此而罢休，还要继续地“无情打击”、“残酷斗争”。

中华苏维埃二大后，第二届人民委员会发布第一号训令，继续批判、指责毛泽东。训令提出：“在继续开展查田运动中，必须坚决反对拿‘算阶级’来代替查阶级，拿百分数的计算代替阶级斗争”。训令规定：“在暴动后查田运动前已经决定的地主与富农，不论有何证据不得翻案。已翻案者作为无效。”并且指出，“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的主要危害。”这样，使查田运动中的“左”的错误又进一步发展起来，扩大了打击面，增加中央苏区内的社会混乱。

与此同时，博古等继续批“邓、毛、谢、古”，并升级为追查所谓的“小组织派别活动”矛头对着毛泽东。博古对江西省委负责人说：“毛泽覃、谢维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这就使许多人有了顾忌，不敢接近毛泽东。为了不牵连或少牵连别人，毛泽东也很少再和别人谈话。

毛泽东连遭厄运，他的亲属都因受株连而遭到打击。长期管文件的贺子珍，改去当收发。毛泽罩一直挨批，被撤职，要追查他的“反党活动”，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被免去红二十四师代理师长职务，到红军大学学习。贺子珍的妹妹、毛泽覃的爱人贺怡，被撤掉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到中央党校接受批判。贺怡想不通，有时到贺子珍家里来诉苦，说到伤心处，不禁泪下。静静地听着的毛泽东伤感地说：“他们整你们，都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呀！”①毛泽东后来对外国朋友讲起过他这段异常艰难的逆境：

“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尿。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在这种逆境中，毛泽东也能找到自我平衡，抓紧一切时间，阅读马列主义著作，总结革命经验。他在1957年曾经感慨地同曾志谈起过：

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实行红色割据的论断，开展‘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和采取迂回打圈战术，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1932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②

博古、李德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形势越来越糟。他们拒谏饰非，倭

①《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175页。

②《缅怀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401、402页。

过于人，并想把毛泽东以养病为名送莫斯科。

博古不懂军事，完全依靠德国人李德（由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工作的）负责指挥作战。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采取“积极进攻路线”，提出要进行“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御敌于国门之外”。

这时，出现了一个对红军打破“围剿”很有利的“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蒋介石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前线抽调九个师人闽讨伐十九路军。毛泽东向中共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聘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是，博古和李德继续把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这些中间力量看成“最危险的敌人”，拒绝采纳毛泽东的这个建议。结果，孤立无援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下很快失败，红军也因错失时机而无法打破“围剿”。

既无党政权又无军权的毛泽东，一直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立党为公，同“左”倾冒险主义作不懈的斗争，凡出席会议就发表意见，即使自己意见被否定也不屈服，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组织上服从，意见上保留”。但是，这一些使博古、李德很难办，战况越来越危急，于是，主张把毛泽东当作有病送苏联休养。

博古等派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土地部长高自立赴莫斯科准备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向代表团王明等报告了国内情况。高自立在报告中转达了博古的口信：毛泽东“大事有错，小事没有错的”；毛泽东“想到苏联养病”。其实，毛泽东当时没有病，只不过是编一个借口，把他送出国外而已。这要威胁到王明在共产国际的地位，所以他插话说：毛泽东“能抓得大事”；“这大的人物来”，安全“谁保险”。吴亮平回忆道：“后来一次中央会议讨论苏区财经问题，我参加了，毛泽东同志没有参加。在会议讨论完毕时，博古同志读了一份共产国际的来电，说在现在这样的情形下，苏区离不开毛泽东，所以不同意毛泽东同志去苏联养病。”①博古、李德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想不让毛泽东同党中央一道长征。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利，尤其是广昌保卫战的严重失败，中央苏区北大门被打破，这危及到整个中央根据地的安全。心系全党和中央红军的毛泽东，再也不能在家里闲着了，于是向党中央提出到南线视察。党中央在同意毛泽东去南线会昌视察并指导工作的同时，立即组织一支监视小分队前往，要他们随时报告毛的活动。

4月下旬，毛泽东携带几个随员前往南线，视察并指导工作。毛泽东等前脚去，监视小分队后脚就跟来。他坐冷板凳3个月后又得到一次工作机会，心情还是愉快的。先到粤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会昌县文武坝，会见省委书记刘晓、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毛泽东明确地向他们指出：我们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善于利用粤军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粉碎敌人的“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同时，也要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要

①吴亮平《为真理而斗争的一生》，《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55页。

“听其言，观其行”。毛泽东在省军区的支持下，把监视小分队调作他用（后来，分队长受到处分）。当得知防守南大门的红二十二师同优势敌军作战后被退出筠门岭，正在总结战斗失败的教训时，毛泽东立刻打电话给该师政委方强说：你们是新部队，敌人那么多，打了那么久，敌人才前进了那么点，这就是胜利！现在应该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打游击，袭扰、牵制敌人。整训中要总结经验，是何道理挡不住敌人？是何道理不能大量消灭敌人？总之，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击敌人弱点，消灭敌人一部。最后还指出：对“反水”的群众决不要打枪，但要放纸枪（即传单、标语），帮助地方党和政府多做群众工作，争取群众，教育群众，孤立和打击反革命分子。红二十二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出具体布置。这以后，粤军一直停留在筠门岭，没有再前进一步。军事上，在南线出现了比较稳定的局面。

在地方工作上，毛泽东又出席粤赣省委召集的各级干部会议。他在听取干部的情况报告后指出：要深入开展查田运动；扩大白军工作，消除赤白对立；恢复钨砂的生产与输出，保护商人的正当利益；组织余粮大米出口，在白区购买布匹、食盐；整顿地方武装组织，清洗混入队伍的不纯分子，准备保卫胜利果实；做好扩红工作，完成扩红任务等。

经过一段时间调查研究，毛泽东指导刘晓、何长工等制定了南线的作战计划和工作部署。他说：总的要摆正“打”与“和”的关系，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我们不能按本本主义先生们那套洋办法，什么以碉堡对碉堡，集中对集中，这叫以卵击石。农村是海洋，我们红军好比鱼，广大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要爱护民力，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兵民一心是我们胜利的本钱。①毛泽东身处南线会昌，最关心的仍是中央苏区的全局。那时，中革军委准备将红七军团南调，加强南线防御。他同粤赣省委、省军区负责人研究后，在6月22日致电周恩来报告南线状况：“敌虽企图进占南坑、站塘，但仍持谨慎态度”，“因此判断是渐进，不是突然”；提出“目前我军对西岸联防队及协白军的，应是声东击西，出其不意，黑夜接近，拂晓攻击，包其一部，打其援队”；建议红七军团可不南调，军团长寻淮洲“以在瑞金待机为宜”。②周恩来接受了这个建议。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南线工作了两个多月，取得了南线相对稳定的局面，这同北线接连严重受挫形成了鲜明对照。一天清晨，毛泽东带着几个战士登上会昌城外的岚山岭，远望南方，写下了《清平乐·会昌》：

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
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

①何长工《难忘的岁月》，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129、130页。

②《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29页。

更加郁郁葱葱。

何长工和潘汉年10月初根据周恩来的部署，同陈济棠初次进行了3天谈判，达成了“就地停战”、“必要时可以互相借路”等五项协议，为以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顺利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二道封锁线开辟了道路。

6月下旬，毛泽东从会昌回瑞金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讨论红军在作战不利形势下的对策。实际上，中央书记处5月间已向共产国际请示，准备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共产国际也已复电同意，可是在这次会上对此并没有传达。毛泽东从国民党军力配置的全局出发，发言时提出：在内线作战陷于不利的状况下，中央红军应该转移到外线作战；至于转移的方向，中央红军已不宜向东北，可以往西，“向另一方面改取战略进攻，而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到湖南而消灭之”。会议没有接受这个主张，只是决定派红七军团6000多人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派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创立新的苏区。但由于转到外线去的兵力单薄，没有能起到吸引国民党军从中央苏区调出的作用。

前线战局越来越不利，东线和北线都被突破，西线也更加困难，打破敌军“围剿”已不可能，只剩下战略大转移一条路了。毛泽东心急如焚，向中央书记处要求到赣南省去视察，这正符合博古、李德最后排毛的心意，于是获得了同意。9月中旬，他带着秘书、医生和警卫班抵至赣南省委、省军区所在地于都。

这时，中共中央已着手准备西征到湘鄂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没有向毛泽东透露。博古、李德已决定不带瞿秋白、毛泽覃、何叔衡走，也还曾想不带毛泽东走。担任李德俄文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

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①

这大概是党心、军心、民心所向，中国共产党不该断送在王明、博古、李德这班人的手上吧！

①《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一）》，《中共党史资料》第1辑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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