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章战争中的红色中国

【本文摘自《不可征服的人们》，詹姆斯·贝特兰著，求实出版社1988年3月出版。标题为编者所加。】

我们到达延安时，延安成为“特区”的首府已差不多有8个月了。这个城市开始了它的新生活。人口这时已增加了3倍，达到4万左右；买卖很兴隆，这一点，可以从顺着弯弯曲曲的主要街道上除原有商店外新增设的货摊看出来。街上，身着灰蓝色军装的士兵、军校学员、

新建大学里的男女学生和身穿棉衣或肥大的羊皮袄的陕西老乡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延安虽然不大，但它的确具有首府的气派。从政治意义上来讲，作为在统一战线中影响日益扩大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延安大概可以算得上是中国的第二城市了。我们被安顿在延安“外交部”的“宾馆”内(这恐怕是世界上冠以这种称号而又最朴素无华的建筑了)。这里共有3间客房，环绕着一个小小的庭院。每间房中的床都是用砖砌的炕，炕上铺着灯心草编织的席子。然而，房内十分干净整洁，雪白的墙上挂着人们熟悉的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还贴着一些五颜六色、用好几种外语书写的革命标语。我们一到，门边就站上了武装哨兵，我觉得，这完全是出于友好而照顾这些南方来的代表的“面子”。

我将自己的介绍信交给了“外务委员”吴黎平【吴黎平，又名吴亮平，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本书编者注。】。这个年轻人似乎掌握了一个外交家所需要掌握的各种语言。他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对延安只能给我们提供“简陋的条件”表示歉意，并邀请我去公共食堂同其他代表以及一些官员们一道进餐。

在这里，招待我们吃的是传统的中国菜，那丰盛的菜肴与我曾听到的关于延安食品匮乏的说法大相径庭。

“你们平常吃饭也是这样吗？”我问道。

吴黎平摇摇头，然后悄悄对我说：“当然不是。只有招待客人才如此！只要你们在这里，我们一定尽可能安排最好的伙食——这是中国人待客的习惯。但我们自己不吃这样的菜。”

后来，当我开始对延安的日常生活熟悉起来时，我发现这的确是真的。共产党不是禁欲主义，如果他们能够弄到一些好吃的，也会像任何一个普通中国人一样去品尝一番。但是陕北物质来源极其有限，在延安通常吃的是未经发酵的馒头、小米和白菜，偶尔也吃到一次肉。这里所有的人，包括政府干部，都是吃这样的标准伙食定量，除非有恰当的理由来会餐。

在延安的第一个早晨，碰巧是军政大学举行毕业典礼和开学的日子。我们接到了正式邀请，吴黎平一大早就来找我，让我别忘记了。“毛泽东要讲话，”他告诉我，“他难得像今天这样起这么早。”以前我就听说过毛有开夜车的习惯。他总是深夜办公，常常到接近中午才起床。军政大学是训练部队各级军事、政治干部的学校，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最早的正规机构之一。它最早的固定校址是在江西老苏区首府瑞金。在这之前和后来，红军从江西撤出以后，它一直是随部队转战的一所“流动学校”。可能除了“党校”外，军政大学担负着为中国红军的发展培养领导干部的重任。

现在，军政大学设在一座又大又破的寺庙建筑里。这曾经是一所中学的校址。大门挂满了彩旗和抗日的标语，有几条还是用英文写的，其中一条写着：“欢迎来中国的外国朋友！”并配有一幅插图，画着两个面目可憎的穿着外国服装的人：其中一位头戴礼帽，嘴上叼着雪茄烟；另一位戴着一顶花格帽子，还戴着我想大概是一副眼镜之类的怪玩意儿。“您瞧，大家都在恭候您呢。”当我停住脚步，端详着这幅杰作时，吴黎平淘气地说。

“谢谢！但是，我看你们的这位艺术大师是靠画帝国主义分子的漫画而练出来的。哦，我今天得讲话吗？”

“我们很想请您谈谈，谈点儿国际局势……”在宽敞的院子里，大约有1500名军校学员与教官一排排地盘坐在石板地上。他们的头顶上飘扬着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也飘扬着镰刀和斧头的红旗。这种稀奇的现象可以说是统一战线的一个副产品。讲台上醒目地悬挂着用几种文字——包括世界语(中国革命者对此有特殊的爱好)写的标语。“国际反法西斯侵略和平阵线万岁！”这条主标语使我们很受鼓舞。

会议尚未开始。我们从一群面带微笑的女学员身旁经过来到前面。她们身穿制服、腰束皮带，看上去很干练。有人给我让了条木板凳，还递过来一杯茶。它是用一只破搪瓷杯盛着的。在我身旁，一位个子高高的、身体微微弯曲的人站起来，向我伸出了手。在褪色了的蓝军帽帽檐下，我看到了一双眉头皱起而又敏锐的眼睛。

“毛主席。”吴黎平说。毛泽东已经不是什么神奇的人物了。过去，一些外国作家根据一些传闻，很不负责地把这位最出名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描述成一个头脑疯狂的理想主义者，一个“身患不治之症”的狂热的病人等等。也许是由于听信了有关毛泽东的一些传闻的缘故，同他给我的这个初次印象相比，使我颇觉意外。毛那丰润、没有皱纹的脸庞，依然年轻的体态，像书生似的微微驼着的背，尤其是他那孩子气、顽皮而极有感染力的愉快心情，同我听到的有关他是“铁布尔什维克”和中国红军作战统帅等等传闻相去甚远。

“坐，怎么不坐啊？”毛用很重的、挺悦耳的湖南口音说，“抽烟”，他在敞着怀的棉衣口袋里掏着烟，拿出一包揉皱了的“海盗”牌香烟，说：“散会后我们谈谈。”

这时，开会的军号声响了，学员们笔直地立正站好。掠过一排排热情洋溢的年轻人的面孔，我向小河后那青灰色的悬崖瞥去，那里仍然缭绕着淡淡的晨雾，金光闪烁的宝塔高高耸立着。没有哪个电影导演能够设计出比这更美的革命场景了。在我们的头上，绣有黄色镰刀和斧头的红旗在蓝天中越发显得鲜艳夺目。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男人的声音与姑娘们铜铃般的声音混在一处。自从我到中国以来，这是第一次听到人们高声齐唱《国际歌》。久经考验的军校校长罗瑞卿【抗日战争时期，罗瑞卿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本书编者注】

主持会议，几句开场白过后，便请毛泽东讲话。

毛显然有点舍不得地熄灭了烟头，很随便地走上讲台，他敬了个礼，把帽子往上推了推，然后将手反背在背后，平静而自然地讲了起来。我注意观察这位领袖人物的演说技巧，但他并没有使用什么技巧，相反，毛说话操着乡音，不断表现出农民那种生动的幽默，使用的是连为我们续茶的12岁的“小鬼”都能听懂的直截了当的、实实在在的话语。我知道，对什么人讲什么话是毛泽东的特点。要把毛的那种演说风格以及讲话的语气、方言习语全翻译过来，也许是不可能的；他讲话中的“土话”和“习惯表达方式”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在吴的帮助下，我做的笔记足以把他讲话的中心大意贯穿起来。

“同志们，”他说，“400多年来，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过像今天我们的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这样的生死斗争。正是在这危急的时刻，军政大学第13期学员现在毕业了，新的生活开始了。”

“在学校里面，我们能够做的每一努力，都是直接地有利于这场斗争。在中国虽然有许多武装力量，但在所有这些力量中，只有我们自己的人民革命军队通过过去那种特殊的经历，已做好了抗战的准备。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必须有一个真正的革命纲领！这样一个纲领，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军队都已实现了的。”

“我们至少需要一支具有这种纲领的部队，使它成为一个典范，成为其他军队的榜样。八路军就应当是这样一个模范的军队。我们必须为其他的中国部队树立起一个好的榜样，这不仅要通过我们的英雄主义和纪律，也要通过我们在群众中的工作，通过组织中国人民去进行革命战争……”

“我们也需要一种新的战略。旧的战略意味着军队要有一个能够提供军需和通讯联络的后方。但是，如果我们得到人民的通力合作，那么我们就不需要有这样一个后方。这就是我们的部队能够在晋北打败日本人的原因所在。日本强盗占领的地盘越多，那么，我们工作的天地就越广阔！”

“日军的坦克、大炮和飞机比我们多得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和他们作战。我们希望将来能有我们自己的坦克、大炮和飞机，但没有这些我们照样能战斗。即使我们连步枪也没有，但我们只要有中国群众的通力合作，我们用棍棒和石头同样也能够作战！”

“任何一个军队，不论它装备多么精良，都有自己的弱点。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实战中找出日本军队的弱点，如果我们足智多谋，坚定不移，我们就一定能够一点一点地消灭它。”

毛继续讲这支共产党军队的“三大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记住，”他说，“你们决不可以从农民那里拿走哪怕是一个红薯，只要拿走一个，就会还想拿！这正是一些旧式中国军队的一个弱点。他们总是不尊重老百姓的权益，因此同人民的关系总是不融洽。而没有这样一个紧密的联系，这些军队就不可能有效的作战。”

“让我们记住孙中山先生的遗嘱。他说，余致力革命四十年，然革命尚未成功，原因即在于整个中国人民尚未觉醒。这就是孙文主义精神之精髓，是马克思主义以及任何政党的精髓！现在，我们党以及我们的军队必须有这样两个指导原则：第一，集中我们的军队，用最有效的方法打击敌人；第二，把我们的政治工作深入到中国民众之中，彻底地唤醒他们投身于民族解放斗争和民主革命。”

“为了唤起民众支持我们，我们必须改善他们的生活。我们必须剪除重税，减轻群众的经济负担。中国人民一定要有自己的武装，并组成机动灵活的游击队，配合正规部队。如果这些方面都做好了，我们就能从各个方面来打击敌人。即使日军封锁中国，我们也能够反过来包围日本军队，切断他们的后方，将他们各个击破。“只要我们能组织这样一场群众战争，那么，日本士兵就将很快丧失作战勇气，就会掉转枪口打他们自己的长官。因此，我们现在的任务便是：不允许任何妥协和投降，而要准备持久作战，努力争取全中国人民的完全合作！”

在其他一些人讲话之后，会散了。我们走进隔壁一个庭院里，参加在这里举行的露天宴会。这就是军校校长已经讲过的、边区政府花费了200元钱的宴会。他说这笔钱花得是正当的。(平均每人约两毛钱！)他解释说，毕业生将要奔赴前线，应当为他们饯行。晚上，还将为他们进行专场演出。……我和我的同伴们与毛泽东同坐一张圆桌，还有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洛甫，他架着副眼镜，以前曾教过书。在饭菜上桌之前，毛随意用筷子夹红辣椒，津津有味地“空嘴”吃着。“你们英国人吃这个吗？”他问我。我说不吃。“可惜！湖南人没得【没得，指没有，系湖南方言。——本书编者注。】辣椒不是菜！”

这是一个友好而无拘无束的会餐。军政大学学员的胃口显然很好，不过吃这么辣的菜早就该把他们的胃搞坏了。

毛问了许多关于国际形势的问题。这正值罗斯福总统在芝加哥发表著名“孤立侵略者”的演说之后，英美两国当时似乎有可能采取行动来扼制日本。

“英国的劳工运动情况怎样？”他问我。我给他讲了群众在伦敦的集会以及他们对中国的同情。

“那好，但他们能否促使英国政府采取更为积极的政策呢？”我发现，延安的这些政治领袖们，虽然居住在地理位置偏僻的地方，但对于世界局势的消息却特别灵通。“所有的常规电讯消息我们都可以收到，”洛甫告诉我，“当然，也有日本的军事报告。”毛连续地抽着烟，甚至在吃饭的时候都抽。这一点，以及对辣椒过分的喜爱，似乎是他惟一的缺点：边区政府专门给他搞些香烟，“海盗”牌是他最喜欢的牌子。

吃完之后，我们坐在椅子上，肚子填得满满的——一顿丰盛的中餐之后，人们总有这样的感觉。毛把一张纸拉到跟前。在吴黎平的提示下，用英文在写着什么。“保证付500元钱，”他吩咐我，“100年之后还。”我在他递过来的账单上签了字。毛又拿过去小心折好装进了口袋，然后起身要走。“如果谁真要讨这笔账，”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按照中国的利率，英国的财政部也还不起！”我来延安，正是为了从共产党人那里直接寻找关于这些问题的圆满答案：通过多次深夜的会谈，我从毛泽东这位中共方面最具权威的发言人这里获得了答案。在下面的章节里我将广泛地引述这些谈话。因为，对于在这场举世瞩目的战争爆发后不久的中国总的政治和军事形势，这些谈话都进行了分析。共产党，不论怎样看，都已成为当今中国相当强大、相当重要的一股力量，其影响很可能会日益增长。无论他们将起何种作用，毛泽东都将扮演主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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